福阿德·马塔尔：我想提几个阿以冲突方面的问题：
第一，您是怎样看待这场冲突的?
第二，苏联与美国之间有什么不同?它们都认为应该让以色列继续存在下去。苏联甚至拒绝向阿拉伯人提供进攻性武器，如此一来阿拉伯就与以色列势均力敌、旗鼓相当了。
第三，戴维营协议难道没有任何积极之处吗?
第四，萨达特总统的行动令您感到惊讶吗?您认为是什么原因促使萨达特总统拒绝所有制止他继续单独媾和的建议的?
第五，您认为采取什么样的战略才能达成中东危机的公正解决?
第六，您认为建立一个在目前能为绝大多数巴勒斯坦人接受的巴勒斯坦国能给本地区带来稳定吗?
第七，巴格达最高级会议是新的谅解的一部分，您在举行这次会议中发挥了什么作用?在会上您所表现出来的灵活性是出于策略性的考虑还是出于信仰?
萨达姆·侯赛因总统：巴格达最高级会议既表现出了坚定性又表现出了灵活性。之所以坚定是因为我们不能像有些人本来就希望的那样对萨达特的行为保持沉默，即不能容忍他那样做；是因为我们反对这种做法并将据此作出建设性的努力。我们对那些摇摆不定的人说，倘若我们不团结起来反对萨达特的做法，最终我们之间就会发生内哄，就会分裂，必然是一部分人支持萨达特，另一部分人反对萨达特，不存在中间道路。这就是坚定的鲜明的立场。然而我们也是灵活的，我们希望找到一种能使所有人都能接受的起码的一致立场。达不到这一点就是背叛。如果巴格达最高级会议只有灵活性或者只有坚定性，它就根本不可能通过它所作的决议。
其次， 我们来谈谈美国和苏联的立场。 事实是， 从总体上讲两国都要求 “以色列” 从被占领土上撤走， 保障该地区所有国家边界的安全。然而，苏联对敌人撤军的立场是鲜明的，考虑得比美国周全。毕竟今天我们使用的是苏联武器，敌人所用的是美国武器。
苏联的立场是灵活的， 它并不要求敌人从1967年6月5日占领的领土上撤走。然而，犹太复国主义实体抓住被占领土不放对苏联毫无益处，相反美国则可以从犹太复国主义实体保留其在1967 年占领的领土中获得战略性利益。 从而， 出于各自的打算和战略考虑，苏联站到了阿拉伯人一边，美国站到了犹太复国主义实体一边。苏联和美国都坚持阿拉伯人的权利不应该超出恢复全部被占领土(这是苏联的立场)或大部分被占领土(这是美国立场)之外，条件是阿拉伯人要承认“以色列”在1967年6月5日之前占领的领土上作为一个国家存在的权利， 这包括1948年及此前的阿拉伯巴勒斯坦的土地。
阿拉伯人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来预防苏联把阿拉伯运动及其进展看成是与苏联的战略针锋相对呢?
这得取决于阿拉伯领导人，取决于政治因素和国际因素。我们认为，正在迅速成长的阿拉伯的才能和力量可以使苏联的态度以及欧洲人民和其他地区人民的态度向好的方面转变，这里当然也包括能够摆脱犹太复国主义的压力并不为其利益效劳的美国人民。
福阿德·马塔尔：关于戴维营协议呢?它们难道就没有一点积极之处吗?萨达特总统的做法让您感到吃惊吗?巴勒斯坦各派中大多数同意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这一点你也赞同吗?
萨达姆·侯赛因总统：戴维营协议怎么会有积极之处呢?
福阿德·马塔尔：它使一些人原形毕露了。而这些人以前您曾把他们喻为坚定分子，还把他们当作在阿拉伯革命中为争取巴勒斯坦解放共同战斗的伙伴。
萨达姆·侯赛因总统：失败就是失败，不可能又是胜利，这就是我们看不到戴维营协议有什么积极之处的理由。背叛的结果，遭难的还是叛变者自己。正因为如此， 所以我们提出警告， 在这方面不能灵活， 而灵活性恰好是阿拉伯人心态的一个特点。
譬如说，在1971年萨达特未能采取这一行动，因为那时冒的风险太大。他现在所做的——人称为具有“灵活性” 的东西——是经过精心策划的， 得到了美国和犹太复国主义者以及有些人的帮助。对这一情况他们事先是了解的。有些人则是因为估计错误或其他原因受骗上当了，使我感到惊讶的是萨达特的行为而不是结果。我们都清楚，在戴维营会议之前和他访问耶路撒冷之前，他的表现就已经异样了。他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是他以前在阿拉伯斗争中表现虚伪和左右摇摆的必然结果。这些受到了美国人、犹太复国主义者和其他一些人的欢迎，得到了另外一些人的谅解。还有一些人则把它们说成是灵活性的表现，而相反有人却把我们的立场说成是僵化刻板，政治上不够成熟。
我们早就明白，这类事情总有一天会发生。
地区的稳定不能单靠建立巴勒斯坦国来实现。只有整个阿拉伯民族得到了解放，才能实现真正的稳定。那时的阿拉伯民族将是一个充满自信的民族，它将不再受外国人的摆布，将积极开发自身的所有能力，以保卫主权和权利，不需要再去求助于其他民族的救助或支援。
福阿德·马塔尔：有几个有关阿拉伯的统一和谅解的问题想问您。
第一，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达到所有阿拉伯国家都感到有与其他阿拉伯国家统一的需要的阶段?
第二，摆在我们与统一之间的障碍是什么?是因为缺乏信任还是怕失去自身的独立性?
第三，您不认为只要存在着少数民族问题阿拉伯民族就不可能统一吗?在实现完全统一之前是否可以采取中间过渡措施?
第四，您对阿拉伯的统一感到乐观吗?它在什么时候， 什么情况下才能实现?您是主张灵活的， 那么为了达成谅解除了统一就没有其他路子可走了吗?
第五，您如何解释这一现象：传统政权与革命政权关系不十分融洽，相反与其他政权倒相处得不错?
萨达姆·侯赛因总统：反动的和右翼的阿拉伯人，尽管在贯彻他们的原则时做法不尽相同，可是计划和路线却是一个。这是他们之间关系比较稳定的原因。
他们有着同样的利益关系，都抱着同样的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观点。而进步政权正处于建立双重生活方式的过程之中，其中部分是以原有的传统为基础，部分是以新的法律以及能为人民所接受的新的生活道路为基础。反动政权追求的目标要比进步政权追求的目标现实一些。许多进步政权发现，对它们的存在的最大挑战是来自于其他所谓的“进步”政权。由此我们看到分歧演化成公开冲突，而不是求同存异。其中的原因很多，主要是总体上思想行为不够成熟，目光短浅，同时又缺乏自信。还可以加上一点，那就是国际潮流的影响，它在当前既影响着进步政权，又影响着反动政权。 只要我们大家都认识到， 在我们这个地区，各种进步运动(只要不受外来势力的影响)都有用武之地，不存在一个蚕食另一个的危险时，事情就会办得更好一些，成效会更加明显一些。倘若大家都能对阿拉伯的共同行动有足够的认识，我们是可以为阿拉伯的行动，为所有民族的和进步的政权及组织之间的合作找到广阔的领域的。
再来谈谈统一问题。在20年前我们认为，统一可以通过制订一个共同的宪法来实现，它是一种政治行为，就如同1958年埃及与叙利亚的统一那样。今天，我们这些为统一进行战斗和斗争的人看法就与先前截然不同了。我们认为它是一个光荣的目标，为能够实现最终目标——完全统一，第一步我们将首先努力争取在两个或更多一些的阿拉伯地区之间建立一个受宪法制约的政治联盟。这只有在采用共同的宪法和共同的政策的情况下才能实现。我们还试图采取其他能使我们接近统一的办法，如我们认为建立经济联系可能有助于促进统一，但它本身并不是统一。问题在于：
人们不是把眼睛盯着未来，忽略了为当前做些实事，就是只考虑当前的利益，采取阿拉伯协调组织的形式，他们认为这就是统一。
无论阿拉伯人之间建立什么样的联系，我们都不能贬低它们的重要性，它们都有可能促成在宪法基础上和政治基础上的统一。然而我们不能因此而认为这些步骤必然会导致统一，因为有时候它们并不是以统一为其目标的。在1958年后，在一个阿拉伯地区与另一个阿拉伯地区之间的合作常常被说成是统一或联盟，这是不正确的。这方面我可以举出好多例子来：
叙利亚、埃及和利比亚之间的统一；埃及与利比亚之间的统一；在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时代埃及与北也门的统一；叙利亚与约旦之间也谈过统一。只有当阿拉伯人认为联合重要时他们才会这样做；只有当他们意识到为了在社会中产生真正的效果必须联合时他们才会这样做。阿拉伯人对统一的信仰和信念将促使他们去实现最终目标，他们始终牢记着这样一点：
必须自强不息。
福阿德·马塔尔：在通向革命的年代里，首先列入议事日程的是民主。人们相信，一旦由同志掌握政权，民主就会得到广泛的实施。然而，后来民主概念发生了变化，问题也就不存在了。您是否认为民主的概念不适用于阿拉伯世界?或者对民主您另有一个切实的定义?如您这样一个参加斗争已达20年之久的领导人——一半时间是在搞革命，另一半时间是在执政，您或许不能确定一个为复兴所特有的民主概念吗?
萨达姆·侯赛因总统：我认为，我们能够在伊拉克建立一个可以在阿拉伯民族中仿效的民主形式。假如我们没有能力这样做，我信仰复兴有什么用处?我们党何必在整个阿拉伯民族中开展斗争?但是如果你问我西方民主是否适用于阿拉伯民族，我的答复是不适用。让我们回顾一下历史上早期的阿拉伯穆斯林时代。他们的民主从未采用过西方的模式，他们解决问题是靠协商，而不是靠议会。正因为如此，我们对民主的理解应该建立在我们民族以及我们党的特殊性的基础上。民主必然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变化，但是它必须考虑公民的合法的政治权利，以及他在民族建设中的作用，连同他与党的关系。我们不能机械地照搬他人的民主，不论西方的也好，东方的也好，那样做对我们有百害而无一利，甚至会带来破坏性后果。
我们这个社会不如人家发达，怎么能以非常先进的社会作为模式呢?
那么，把发达的民主引入传统社会的正确途径是什么呢?它就是1968年7月30日以来我们在各个阶段所做的，如果今天你问一下伊拉克人民“阿布·杜洛夫”是谁，他们会立即回答“他是农民协会总联合会的负责人卡里姆·贾萨姆”。卡里姆·贾萨姆是农民的儿子，本人也是农民，一位几乎不识字的伊拉克人居然成了复兴社会党中的头面人物，成了几百万农民的领袖。如果在革命运动中没有民主，他怎么可能在他与农民的关系中居于领导地位呢?这就是人民意志的积极体现，它是在1968年7月30日以后才开始出现的。当然它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
目前我们还没有直接在宪法一级实施民主。迄今，与宪法有关的一些大政方针仍然由革命指挥委员会这个机构来决定。然而，目前人民正在讨论自治区民族议会和立法议会草案，它将会确保人民代表参与大政方针的制定，参与民族的比较重大政策的制定。
我们并不认为自由的民主经验适用于我们的社会，因为它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社会基础上的，并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的背景与我们不同。我们主要是建立在革命的基础上的。譬如说：依照西方的概念，社会必须推行自由经济， 甚至不惜牺牲其他的自由， 然而，我们不能把经济与社会生活割裂开来。
福阿德·马塔尔：对于阿拉伯的人权问题，您了解的情况比大多数人多些，因为您在少年时代就饱经了社会的沧桑，历尽了磨难；因为随之而来的恰恰又是一个艰难困苦的阶段；又因为您愿意为反对一个无视人权的政权作出牺牲，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就是因为这一点，我希望您能谈谈阿拉伯人起码的人权是什么?最高的人权是什么?在什么情况下阿拉伯人能享受到他的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在伊拉克，阿拉伯人已获得了哪些权利?还有哪些尚未取得?怎样才能取得?
萨达姆·侯赛因总统：首先我们必须认定，人权问题是动态的，不是静态的。如果我们回过头去看一下阿拉伯伊斯兰早先的历史(我对此一直很重视)，我们不难发现阿拉伯的权利概念不是固定不变的，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概念。从先知的降临到由他弟子统治的整个时期，直至最后出现衰退，这一时期里权利的概念各不相同。权利随着新情况的出现而变化，但总是建立在原则基础上的。甚至在起初，神圣的法典也是建立在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条件和情况基础上的。
这就是为什么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先后按此顺序出现的原因。这是主的旨意，先知及其弟子们则是依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执行的……原先一直宣扬的伊斯兰教使用的手段难道只有一种吗?它是否也利用知识、教育和剑来征服别人呢?答案是众所周知的。穆斯林阿拉伯人两者都用：古兰经和剑。但是以后他们难道还如同刚开始时那样猛烈地依靠剑吗?先知穆罕默德在伊斯兰诞生后11年仍像头几年那样总是用剑解决问题吗?回答是否定的。因此，我们说人权取决于时间、条件和当时的状况。它们与革命及其原则始终是并行的。譬如说，今天的人权概念就不同于4年前，因为在过去的12年中革命取得了巨大的进展。
然而，人权的基本原则并没有变：一个人生来就是自由的，然而并不是只有他个人有自由；他必须考虑社会的权利以及他人的自由和权利。人与社会的利益是相互关联的。我们对人权的看法不同于资本主义。后者的人权是建立在这样一种假设的基础上的：
个人与社会享有同样的自由和利益……人权离开社会的权利只能是建立在自私自利的基础上的。这样，美国人能一边在其他社会杀人放火，一边侈谈苏联的人权问题。 同时， 我们发现共产社会也在谈论人权问题，但是他们都限于自己的国土上，在其他国家的领土上则破坏人权。
我们必须始终记住我们的历史，尽管我不希望这样做单纯为了模仿，每一个阿拉伯人必须从我们的遗产中，从我们的过去吸取经验和教训。我们民族的有些子孙，起初对我们的历史，对它的伟大和深远抱有坚定的信念，可是后来他们发现自己无法沿着祖先的路子朝下走时又决定抛开历史。这种做法显然是错误的。
福阿德·马塔尔：昨天我同您的孩子在一起呆了一会儿，看到了他们是怎样生活的，了解了您与他们之间的关系。当我同您的大儿子阿迪谈话时我发现他穿着一身军装，他正在学习使用武器，尽管他年纪还小。于是我向他提了个普通问题：你长大了打算干什么?您的儿子说， 他希望成为一名核科学家。 他的答案使我想起了早先准备向您提的问题，即伊拉克有意生产核弹吗?
萨达姆·侯赛因总统：科学必须建立在牢固的基础上，我不认为在一个不发达的游牧社会里核武器可以用于和平的和科学的目的。光有钱并不意味着一个国家就拥有了为和平的目的正确使用核武器的钥匙。
使用这类武器要有自身的条件、环境和需要，不能与生活、社会、国际政治等其他因素割裂开来，也不能与国家利益或人民要求过美好生活的愿望割裂开来。
可是，我想，倘若你随便问世界上哪个人：他是否想拥有一枚核弹?他会告诉你：想。 核弹可不是小孩的玩具。它是负有重大责任的，尽管它或许不是这样。而如果你问吉布提、印度、迪拜、尼泊尔或者日本——这些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都参加了专门条约——它们会告诉你，核弹最终会成为一种负担。然而毫无疑问， 在我们的基本纲领中， 我们对和平利用核能， 即在科学和技术上应用核能，予以极大的重视。
福阿德·马塔尔：您认为在本世纪的最后25年里力量的轴心和极在什么地方?您将采取什么战略来应付可能出现的力量均势?您是否曾考虑过今后在苏联人、阿拉伯人和欧洲人之间结成一个联盟或者建立一个能够解决原由美国负责的某些问题的阿拉伯—欧洲—日本联盟?
萨达姆·侯赛因总统：在1975年我们就同我们的驻外大使讨论过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认为在今后20年里有哪些国家会在世界事务中起特殊影响。这些国家是独立于两大集团的。两大集团从自身利益出发，不是在它们中间制造分裂就是把它们拉到一起。它们中间有日本、欧洲和阿拉伯民族。讨论还涉及到可能导致我们聚合或分裂的各种情况。这自然是与利益的战略性变化密切关联的。而战略性变化又是根据需要产生的。所以在今天我们无法谈论两个磁极中的任何一个。 我们要补充的是， 迄今在中国与阿拉伯民族之间，或在日本与阿拉伯民族之间，不存在任何妨碍它们联合的矛盾，尽管它们之间或许存在着某些分歧。这也适用于所有大国以及绝大部分较小的国家，不过是在各自的基础上。
福阿德·马塔尔：您是否认为，两个超级大国如此稳定决不可能遭到譬如说如同大不列颠经受的那种溃败?伟大的大不列颠在1956年联合法国、以色列对埃及发动侵略后就不再是那么伟大了。假如在特殊情况下今后在美国身上也发生类似情况，那么一个超级大国是否可能单独统治整个世界呢?
萨达姆·侯赛因总统：一个大国企图靠自身力量来统治世界，我看是做不到的。这类情况在世界历史上没有发生过，现在也不会发生。
福阿德·马塔尔：倘若在冷战时期您正好在责任岗位上，您会怎么做?
萨达姆·侯赛因总统：我无法推测以前我会做什么。然而我可以说，造成阿拉伯迟迟不能统一的原因在于许多国际冲突在阿拉伯这块土地上进行。当然，这不是唯一的原因。应该希望最终通过阿拉伯的成熟和壮大来解决所有的问题。
福阿德·马塔尔：众所周知，您认为与世界上所有集团进行合作是完全必要的，但这里不包括美国。
这是为什么?您是否认为像以色列那样只依靠一个集团符合阿拉伯人利益?
萨达姆·侯赛因总统：我们并不反对在政治上结盟。为一个明确的目标结成临时性同盟，这在先知穆罕默德时期早已有过。我全面了解美国的力量和能力，我不反对与这个民族建立体面的关系，如果它能为我们的利益服务而不纯粹为了自身目的来剥削我们这一地区的话。若想建立这样一种关系，一个统一的民族要比分裂的民族优越得多。当我们谈到今天的美国时，我们认为既不可能使这个国家成为朋友，更不可能使它成为盟友，因为它现在与犹太复国主义实体结成了同盟。美国反对我们的民族并处处危害它。如果我们另有他图，岂不犯傻。最后，如果美国最终决定为自己的利益而不为他人的利益服务了，我们会同它合作的。
我们反对与一个国家结盟，只与一个国家结盟。
只有当这个国家接受阿拉伯民族的统一并感到这个统一能保障它的利益和战略时这才有可能。然而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样一个国家至今没有，今后也不可能有。
福阿德·马塔尔：您对法国另眼相看。似乎您预计到法国今后会起更大的作用。我的看法对吗?
萨达姆·侯赛因：我认为，直到今天法国一直是按照戴高乐的纲领行事的，这或许是出于信念，或许是出于需要。它要求实现欧洲的统一，脱离美国。某些法国人则走得更远，这可以从一些戴高乐主义和非戴高乐主义者发表的讲话中显示出来。他们认为殖民主义不能为他们的利益服务，但是应该与第三世界国家发展工业关系、经济关系。我们赞成这一点，因为我们赞成开展能为我们的经济和利益服务的贸易往来，只要这种往来建立在相互守信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这就是我们支持法国政策的原因。法国政策是信奉上述那些原则的。其他欧洲国家最终会尾随其后，因为法国对欧洲及其国际政治有较大的影响，是有份量的。所以我们对法国的态度和对其他欧洲国家的态度就有一定的差别。
福阿德·马塔尔：戴高乐主义看上去好像是复兴主义的法国版。
萨达姆·侯赛因总统：我不想去寻找它们之间的共同之处。但是我发现在他们的政策与我们的政策之间有一座桥。
福阿德·马塔尔：法国能满足伊拉克所追求的经济和军事目标吗?
萨达姆·侯赛因总统：当然满足不了。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福阿德·马塔尔：新关系一旦破裂就难以破镜重圆。譬如说：叙利亚和埃及，分手后再也没能重新联合起来，虽然他们已为此竭尽全力。现在复兴社会党的情况也是一样。 分在了两个国家， 分成了两个运动，尽管曾试图恢复统一，却都不果而终。您认为叙利亚——埃及联邦是自发的吗?是大势所趋，还是出自信仰?有办法来挽救吗?复兴社会党能重新统一吗?还是将继续分裂下去?
萨达姆·侯赛因总统：根据我们对叙利亚——埃及联邦的研究，依照党的领导人、非复兴主义的政治思想家和在建立联邦中起过作用的领导人的分析，建立联邦的原因显然有以下几点：双方都抱有良好的意愿，都怀有民族主义的感情，都希望有一个广阔的前景。但是没有从实际出发，这就是联邦最后瓦解的原因。发生这件事时没有人认真设法去制止它，所采取的戏剧性措施，与阿拉伯统一的概念根本不沾边。
关于你提到的两个复兴社会党统一的问题，我不认为叙利亚那个是复兴社会党。我可以肯定叙利亚方面也会这么说伊拉克的复兴社会党。然而对叙利亚党的权力基础我们从来没有说三道四过，对那里的各级组织存在的毛病也从来没有评头品足。当人民认识到分裂和腐败不会给他们带来好处时，统一就会再次占上风。
福阿德·马塔尔：经过21年，伊拉克又恢复了议会活动，其原因是什么?您能肯定政治生活不会导致与复兴社会党所理解的政治工作概念发生矛盾?
萨达姆·侯赛因总统：是革命的发展和各级贯彻纲领的情况促使我们恢复议会活动的。人民已经觉醒，认识到了他们的权利和义务。我们知道，今天采取这样一种步骤有利于推动革命向前发展。
福阿德·马塔尔：您经常事先连招呼也不打就跑到老百姓家中喝茶吃饭。能否说您这是受了阿拉伯古老传统的影响?
萨达姆·侯赛因总统：你听我说，我为光辉灿烂的阿拉伯历史感到自豪，就像对我是穆斯林阿拉伯领导人之一一样。我努力从我们辉煌的过去吸取有益的东西。希望步前人的后尘并不是什么耻辱。尽管我也知道，我们离他们取得的业绩相去甚远。然而我千方百计给我们的人民以教育和引导，不是泛泛地通过我们的历史，而是通过我们对复兴以及它的人道主义的展望。
福阿德·马塔尔：我注意到，您在某种程度上似乎崇尚古巴经验和古巴革命的灵活性。对美国在古巴领土上保留军事基地一事， 古巴表现得极灵活。 您原谅了这件事，尽管它与古巴的独立主权是格格不入的， 您从来不允许这类情况在伊拉克出现， 你也未恢复与美国的外交关系。 对于古巴的经验， 你最赞赏的是哪个方面?您希望以他们为榜样开展扫盲运动吗?
萨达姆·侯赛因总统：在我的答复中，我一贯强调人类的所有经验都是重要的。我为古巴革命感到骄傲。我只是钦佩它， 钦佩它的领导人， 尤其是费德尔·卡斯特罗，除此之外别无其他。这就是伊拉克和古巴关系特殊的原因。然而我们不想变成古巴共产党，也不希望古巴人变成复兴主义者。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经验。我们互相交流经验，交换意见和观点，但不试图去互相模仿。
我们的扫盲计划不是受了古巴的影响才制定的。
它是建立在我们自己的历史的基础上的，是复兴纲领中的一部分。在早先伊斯兰的号召中主要的关心是什么?不就是《古兰经》某章节中的第一句话“你奉造物主的名念吧” ?是我们的历史和遗产教给了我们许多东西。
对于古巴革命，我们最赞赏最钦佩的是：这场革命是古巴人民自己发动的，贯穿着古巴的精神，是建立在现实主义观点和古巴自身利益基础之上的。这是它能够立于不败之地的原因。它的经验为第三世界一切革命所借鉴，我们也是其中一部分。当这些革命都是由本民族进行的时，彼此之间必然十分相似。从来没有别的民族发动过伊拉克革命或古巴革命，把它们作为礼物奉送给两个民族中的任何一个。
福阿德·马塔尔：但是，在阿拉伯民族中革命的发展和社会主义的推行并没有造成生动活泼的气氛。
而像古巴或者世界上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情况就全然不同，那里的老百姓似乎比较安定，比较满意，这是什么原因?我知道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并不富裕，收入有限。
萨达姆·侯赛因总统：阿拉伯民族中有哪一部分是在真正地、 认真地推行社会主义?甚至在我们这个国家里，也还仅仅是进行尝试，试图通过制订一个明确的纲领、 采取一些坚定的措施来推行社会主义。
至于其他阿拉伯国家，社会主义采用了另外一种形式，国有化的形式和由国家全面控制某些经济活动的形式，而不是在社会生活方面推行全面的改革。
社会主义不能把自己限制在一种形式上，它必须以一个新的发达的社会为基础，在这个社会里，占主导地位的是正义和民主，而不是为社会主义而推行社会主义。
你对我们伊拉克社会怎么看?是一个幸福的社会吗?你，作为一个阿拉伯人，曾同它接触过，你发现它为自身的经历感到痛苦和烦恼了吗?我们的社会为自己的经历感到自豪。不论是采用社会主义还是采用其他方式，通向幸福之路总是由人民来选择的。迄今伊拉克社会靠它的经历得到了幸福。我们打算让它一年比一年更幸福，同时避免走人民不愿走的路。如果我们的人民认为社会主义的形式比其他形式好，我们将尊重他们的意见，认真予以考虑，即使这意味着得对起初的计划作重大调整，我们也在所不辞。
福阿德·马塔尔：复兴的原则已经存在35年了，您不认为现在该是对这些原则，尤其是伊斯兰的观点进行评价的时候了?我们现在是生活在伊斯兰觉醒之中，或者说生活在伊斯兰“复兴”的状态之中，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 这后面的原因或许是因为70年代的一代人饱经了民族主义失败之苦。复兴社会党一直强调实行非宗教主义的重要性。 有人说， 有您的领导， 这是伊斯兰“复兴”的大好机会，有可能把民族复兴似乎未能吸引过去的一代阿拉伯人吸引过来。对这种看法，我想您完全能够作出分析。
萨达姆·侯赛因总统：党对宗教问题的观点不仅仅是建立在它从伊斯兰教中得到的启示基础上的。在信教与不信教方面它并不是中立的。党是支持信教的，我们说在信教与不信教之间不持中立态度，是指复兴主义者可以像其他所有信教者一样像自己希望的那样享有信仰自由。他们可以作祈祷、斋戒，向真主履行宗教义务。他们同他们的宗教有着直接的关系，而那些用科学观点看待生活的人则可能站在信教与不信教的边缘上， 甚至对生活持唯物主义的观点。 但是，虽然我们可能受到宗教及其律法的启示，我们却不会按宗教的那一套办法来处理世事。在1400 年后的今天， 宗教已经开拓了许多新的路子， 有了新的含义、 新的处事方式、新的流派，我们不相信依靠宗教能解决社会生活问题，因为它不可能为阿拉伯民族服务。它只会促使民族分裂成各个不同的地区，分成许多小派别和分枝，在伊朗革命爆发以前我们曾讨论过这个问题。 事后发现我们的预言是正确的：在信教者中间， 对处理每日宗教事务的观点就各不相同。在这里我们想指出的是，我们与宗教的关系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宗教的主要原则和经验教训中得到启示；二是我们像所有普通公民一样信仰不受掌权人物的干预。正因为如此，我想没有必要再去分析复兴社会党对宗教的态度。
然而，有些青年人使宗教带上了政治色彩。他们利用宗教作武器，开展反腐败政权的斗争，而不是利用复兴来作为实现他们目标的途径，因此我们有必要停下来分析一下其中的原因。我们大家的目的都是相同的。复兴的活动范围并没有任何限制，相反它正在延伸。这些年轻人的宗教运动也是一样。它们值得我们注意，倒不是因为我们害怕它们，而是因为它们与复兴有类似之处，它们是反对腐败、不公正、教派主义和反动活动的。至于它们能否成功——实际上它们还没有成功过——则是另外一码事。
我们信仰宗教，它始终存在于我们日常的生活之中，存在于我们的党内。因此我们没有发现在年轻人与我们之间有什么矛盾。他们的斗争常常是严格保密的，是反对不公正的，是不接受外来援助的，是为了阿拉伯民族统一大业的。但是我们还是认为，复兴社会党所走的道路才是消除不公正行为的最佳途径，因为党有比较丰富的经验，更有能力给阿拉伯社会带来幸福。在我们的斗争中，在宗教及其原则和传统的格局内寻找一条建设更加美好的社会的途径与清除腐败同样重要。
我们完全恪守伊斯兰的旨意，因为我们是来自宗教社会的人，但是信仰方式是不受国家干预的，因为每个人都按照他所信仰的宗教，他所属于的教派以及他的习惯行事的。
我们对我们的想法和我们的纲领是满意的，尽管还不是完全满意，我们感到满意是因为伊拉克地区在执行党的原则过程中选择了正确的道路；因为我们发现复兴主义者正在与腐败和不公正行为作不懈的斗争。不管阿拉伯世界哪个地方，只要需要，他们就会为扞卫光荣的事业赴汤蹈火。
伊朗革命从其爆发到现在有多久了?11 个月。考虑到事态发展了吗?考虑到实际情况和需要了吗?如果没有，它就必须对可能导致产生新流派甚至新派别的每一种情况作出解释。我们认为，如果伊朗革命仍沿着目前的路子发展下去，它就有可能与什叶派决裂，变成一个新派别。这就是我们的党及其早先的领导人那样看待阿拉伯社会的原因。他们认为复兴才是正确的道路，这也是我们对事物的看法。我们不依靠宗教来处理社会生活问题。但是我们通过信仰把我们与宗教联系在一起，但也考虑到了信仰的自由。倘若阿拉伯世界是一个民族，信仰一种宗教，问题解决起来就容易多了。然而，它受到了新的敌对思潮的包围，它们企图利用阿拉伯民族的弱点阻挠它的发展。我们确实认为，复兴之路将把民族从危难之中拯救出来，为阿拉伯民族创造出一个没有腐败，没有不公正行为的新文明，使幸福与正义遍及全民族。
至于你前面提到的宗教觉醒问题，我想指出的是，我们的年轻人并非第一次利用伊斯兰的原则作为启示(他们的号召是否取得了成功则是另一回事)，揭杆而起反对不公正的行为。譬如，穆斯林兄弟会曾利用宗教信仰作为武器抗击在埃及的英国人， 在40年代和50 年代阿拉伯民族内宗教运动风起云涌。例如在1958年7月革命之前在伊拉克年轻人中间就是这种情况。
对目前的宗教觉醒可以这样解释：因为今天在阿拉伯世界腐败现象到处泛滥，甚于以往任何时候。有些政府本身就是腐败的典型。清真寺的存在为这些运动的崛起提供了巨大的帮助。因为清真寺是神圣的场所，那里是绝对禁止袭击和冲击的，虽然有些统治者无视这一点。清真寺，如果我能如此说的话，它是利用斗争的宗教倾向开展地下活动最理想的大本营。不论哪个年轻人，只要他响应伊斯兰的号召并在反腐败的斗争中时刻准备为此献身，我们都为他高兴，并寄予深切同情，以前这类事情仅在埃及和阿尔及利亚发生过，今天更加广泛了。然而，复兴主义者将为扞卫同样的事业而战斗并随时准备为它献身。
福阿德·马塔尔：您刚才提到的宗教运动，开始出现是为了反对殖民主义，而目前的宗教觉醒是强烈反对统治者在公共方面和私人方面滥用财富和行为不轨的。在伊朗，在阿亚图拉和宗教学者看来问题可能是属于宗教性质的，但在普通公民看来它是属于民族性质的。
萨达姆·侯赛因总统：目前伊朗腐败现象十分猖獗，它不只存在于国王及其近臣之中，而且也存在于伊朗社会的许多阶层之中。这主要出于伊朗自身的民族原因和社会原因。在伊朗国王垮台之前，伊朗社会是腐败的典型，伊朗这个国家腐败现象充斥社会，贫困现象和阶级差别随处可见，这在其他所有伊斯兰国家中都是罕见的。
福阿德·马塔尔：1980年4月1日，一名伊朗血统的伊拉克青年在穆斯坦西里亚大学朝人群里投了一颗炸弹，炸死了许多伊拉克人和阿拉伯人，革命指挥委员会塔雷克·阿齐兹也当场被炸伤。事隔两天，当人们为在第一次事件中丧生的人送葬时又有一颗炸弹飞进了送葬的队伍里。您当时处理这两件事的方式使人感到您是在动员人民与伊朗对抗。您去医院探望了伤号， 同每一个人进行了交谈， 我说得对吗?如果是对的，您是否考虑过这样一个事实：许多阿拉伯势力为您同伊朗对抗异常高兴，因为这必然会削弱伊拉克的力量?
在最近11年里， 您向海湾国家表示了您的亲善态度，尽管您本来是可以把这一地区的地图改动一下的，对您与伊朗的关系，海湾地区的统治者们到底抱什么态度?他们是站在您这一边还是严守中立?您是否就伊朗称霸的危险性及对付其称霸的措施同他们磋商过?
萨达姆·侯赛因总统：阿拉伯人似乎并不了解伊拉克革命使伊拉克公民的心理发生了深刻变化。 伊拉克人民是随和的，但同时又是倔强的。随和是因为他们易动感情，基于同样原因，他们又很倔强。这就是他们在新纪元的头几年曾表现过短暂的忠诚的原因。
他们要么就是这样要么就是那样，从来不搞中庸。他们要么是坚定的支持者，要么是不共戴天的敌人。我们的人民向一个政权——1968年7月17日政权——表示忠诚并在掌权12 年后仍忠诚不贰，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这证明他们对这个政权的感情是非常深厚的，任何人都会动感情，或许会对一位统治者表现敬仰之意。统治者的音容笑貌可能会使他们感到高兴；他的言谈举止，某些决定或别的一些东西，甚至是言词，都可能讨得他们的欢心，所以这些都可能促使他们对他表示信任。 但他们仍在小心翼翼地等待着未来的命运。但是当信任经历12 年的考验逐步达到目前这种程度时，它变得那么的深切、稳定和可靠。
从某种程度上讲，这是异乎寻常的。伊拉克人在我们这里可以任意发表自己的见解，从不受限制；他们从不对历史冷眼旁观，不论是在伊斯兰之前还是后来；他们要么战胜别人，要么被别人征服；要么处于高山之巅，要么居于深谷之底。从来如此。世事沉浮，本无常势，要想登上顶峰必须从底部爬起，没有一个统治者没有敌人，他们有的来自人民内部，有的来自周围的民族。
至于你说到我们动员群众，这不是事实。我们不过是顺应时势。惟一可能被视为不正常的做法就是我视察了大学，向同学们讲了话，这是对所发生的事件作出的一种反应。另外，我自7月革命以来到医院探视过50多次，这与动员群众毫无关系，只是对公民履行职责，这类行动如果是经过精心安排的，它根本不可能在人民中产生同样的效果。
我们的敌人仍在自欺欺人，因为他们不了解伊拉克人民，伊朗统治者们所说的一切都是谎言。只要读一读伊朗每日的报纸，谁都会一眼看出通篇都是谎话。 在我视察大学时， 我曾三次发誓：血不能白流。 伊朗人则说我三次发誓要同老婆离婚，言外之意是萨达姆·侯赛因不信真主。伊朗国王的行为，在某些伊朗人身上阴影未消，他们错误地认为，萨达姆·侯赛因就是伊拉克的国王，他们是伊拉克人民的阿亚图拉，这是因为他们过去关心的只是他们自己的事业，从未注意过他们的邻国伊拉克。尽管霍梅尼原本可以帮助他们了解伊拉克。但是霍梅尼是宗教界人士，况且已是80高龄。他曾在纳杰夫呆过，但他看到的只是狭路小径，听到的只是并不代表人民的奸诈之徒的声音，他只听某些宗教人士的意见，因为上面那些人中有他的仇人，如伊拉克有胡蒂和其他一些人，他与他们在一起就感到浑身不自在。一个人在伊拉克生活了 15年，却从不与人民打成一片，这样的人怎么能了解事实真相呢?因此很容易相信那些压迫、不公正之类的闲言碎语。
现在我们来谈谈阿拉伯人，我们都不好意思开口要阿拉伯人干这干那。他们现在的风险已经够重的了。即使我们要求他们设法理解一下我们与伊朗斗争的性质，我们都觉得有点太过分了。阿拉伯人需要的是一个能承担全部责任但又不对他们提出任何要求的政权。我们不能去加重他们的负担，要他们去作什么分析判断，因为有时分析判断也会给他们心理上增加负担，我们是否应该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扎耶德总统讨论一下我们对伊朗斗争的性质呢?是否应该问他伊朗为什么要与伊拉克为敌呢?这也难以开口，这倒不是因为扎耶德总统的缘故，而是考虑到他所在的那块土地，这就是我们对(阿拉伯)统治者们总的看法，不论他们与我们是亲还是疏。至于人民的事业和土地，它是我们的事业，即使有那么一位统治者决定抛弃它，我们也不会这样做。
你只要稍加分析就能明白(伊朗人)为什么要选择伊拉克。伊朗人的行为纯粹是出于波斯人的本能，一种生活在不发达状态之下靠病态的猜疑过活的波斯人的本能，如果你观察一下(阿拉伯)各种不同的政权，了解一下它们与伊朗关系的性质，你就会发现许多奇妙的东西。它甚至达到了这样一种地步：利比亚竟然被利用来训练那些伪突击队员。这些队员接受训练的目的就是要破坏阿拉伯民族的各个部分。 (伊朗)说希望正确弘扬伊朗兰教义，但是它却与伊斯兰反对的政权，像叙利亚政权，沆瀣一气。 (伊朗人)心里很明白，不排除伊拉克这一巨大的屏障是不能满足阿布扎比的。阿布扎比似乎也明白这一点。因此心里感到宽慰多了。伊拉克成了挡在那些波斯人面前的一座屏障。
这些波斯人无中生有，对阿拉伯恨之入骨，他们丝毫不比伊朗国王好多少。他们继承了国王的所有衣钵，认为只要不征服伊拉克就征服不了其他(阿拉伯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