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造家庭的反，革政府的命第二章 两位领导人，一个领导机构第三章 国际导师第四章 艰难的共存……必然的战争第五章 技术时代的哈里发风格第六章 效忠誓言第七章 阿布·阿迪第八章 采访萨达姆·侯赛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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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前面
1980年9月17日将成为伊拉克近代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因为就在这一天， 伊拉克人民进入了战争状态。
萨达姆·侯赛因总统在国民议会(伊拉克过去25年中选出的第一届国会)宣布，废除1975年3月6日与伊朗签署的协议，要求“归还伊拉克对阿拉伯河的一切权利和主权”。他讲话的声调就如同当年埃及总统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宣布苏伊士运河国有化时一样。那一天，萨达姆·侯赛因穿上了他武装部队总司令的制服，伊拉克的高级官员们也穿上了民兵军服。
一场反对伊朗的“筹划已久的战争”打响了——之所以称这场战争为 “筹划已久的战争”， 是因为它酝酿了很长时间。 实际上， 为了对这场战争有更好的了解， 必须追溯签署1975年3月6日协议时的情况，迅速回顾一下一系列相关情况。
1975年3月，阿尔及利亚前总统胡阿里·布迈尔成功地为伊拉克革命指挥委员会副主席萨达姆·侯赛因与伊朗国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安排了一次会晤。这次会晤是在石油输出国组织第一次最高级会议期间秘密进行的。当时正是伊朗国王权势鼎盛的时候；萨达姆·侯赛因则刚打完了一场消耗战；伊拉克军队与库尔德反政府武装在北部地区长期作战，并在一年之内就有6万伊拉克人(其中士兵16万)伤亡。伊朗国王向库尔德反政府武装提供了财政援助和武器。
布迈尔为两人找到了可以进行谈判的共同点。伊朗国王虽然权极一时，但已感到革命之风在劲吹，有些不寒而栗。在伊朗进行的革命活动受到了伊拉克的支持，伊拉克的纳贾夫被伊斯兰什叶派视为伊玛姆·阿里茔冢所在的圣地， 流亡在这里的阿亚图拉·鲁霍拉·霍梅尼领导着部分伊朗革命。
签署一项协议对双方都有好处。伊朗国王希望彻底摆脱对他的威胁，以便能够专心致志地履行其“海湾警察” 之职， 对他的这种作用美国百般鼓励怂恿， 并提供武器支持。而萨达姆·侯赛因则希望为他的国家赢得一段喘息时间，以便建设一个拥有强大军队的现代化国家。最终这两位“实权人物”达成了一项协议。
萨达姆·侯赛因接受了提出的解决方案，尽管他认为该方案有失偏颇，尽管有些阿拉伯国家表示怀疑。该方案根据1973年《君士坦丁堡议定书》和1914年边境委员会会谈纪要，最终划定了两国之间的陆上边界，即以阿拉伯河主航道中心线划界。方案还规定在必要时请胡阿里·布迈尔从中斡旋，并规定了清除妨碍关系正常化的一切障碍。
协议签署之后， 各委员会为履行协议积极开展了工作。后来打算安排伊朗国王对伊拉克进行国事访问，但是他提出了一个条件：在他访问期间把伊玛姆·霍梅尼驱逐出伊拉克， 因为他想访问圣城纳贾夫和卡尔巴拉。由于伊拉克方面拒绝接受这一条件(虽然伊拉克政府并没有与伊玛姆·霍梅尼相互协调反对伊朗国王)，于是访问没有成行。
从伊朗动乱加剧到伊玛姆·霍梅尼领导的人民革命把伊朗国王推翻，伊朗方面在整个这段时间里几乎没有为履行1975年3月协议做任何工作。伊拉克原希望伊朗新政府能够采取措施履行协议，但是恰恰相反，伊拉克和伊朗之间的关系迅速恶化，到了两国关系史上的最低点。伊朗官员不仅发表了伊拉克人认为是旨在煽动伊拉克动乱、制造分裂的声明，而且还声称阿拉伯湾的大部分属于伊朗。接着又发生了几起企图引起伊拉克动乱的事件，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策划谋杀塔里克·阿齐兹：一名伊朗人在巴格达的穆斯坦萨里亚大学向他投掷了一枚炸弹。谋杀革命委员会成员和副总统塔里克·阿齐兹的阴谋是极为可鄙的，因为他不仅是伊拉克复兴党的一名高级官员，而且还是一位基督徒。刺杀未遂的那个伊朗人是伊斯兰号召党成员，这个党属于什叶派组织，相当于其他阿拉伯国家中常见的伊斯兰兄弟会。伊朗政府对伊斯兰号召党予以支持并提供财政援助。此外，伊朗开始支持伊拉克的某些库尔德分子，特别是支持前库尔德领导人毛拉·穆斯塔法·巴尔扎尼之子伊德里斯和马萨乌德·巴尔扎尼。于是伊拉克也针锋相对，支持反对伊朗革命的人员，因为伊拉克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伊玛姆·霍梅尼的目标是推翻萨达姆·侯赛因总统的政府。伊朗领导人对自己的目标也毫不隐讳。阿亚图拉·穆罕默德·贝克尔·萨德尔是伊拉克的伊斯兰号召党主要领导人之一，是伊玛姆·霍梅尼的坚决支持者。伊拉克把他处决之后，伊朗号召伊拉克军队起来反对萨达姆总统的政府，因为它是“非穆斯林”性质的。此后伊拉克也非常明确地反对伊朗政府，因为它认为伊朗政府是“法西斯式的波斯”政府。
1980年9月初，萨达姆·侯赛因总统获悉，伊朗正在向两国交界处调动军队，住在边境地区的伊拉克人每天都受到炮火的轰击。他召见了军队司令官会商局势，同时要伊拉克外交部通过外交途径向伊朗发出照会，要求他们从伊拉克领土上撤出。被伊朗占领的最重要的地区是靠边境的卡乌斯区。伊拉克9月7日向伊朗军队广播了备忘录；伊朗军队非但不撤，反而又飞来了喷气式战斗机增援。于是萨达姆总统决意用武力解放卡乌斯区和其他地区。甚至在他平时会见平民发表讲话时也清楚地表达了这个意思。例如，9月8日他在会见扫盲高级委员会成员时说： “每一位伊拉克公民都必须有为自己的民族和原则甘洒热血的思想准备”。 此时， 与伊朗接壤地区的伊拉克军队正在实施武力解放计划——代号是“萨达姆·侯赛因行动”。计划执行得很迅速：炮轰了伊朗两个城镇，击落了两架伊朗飞机，俘获了一些伊朗士兵。9月9日这天，不出几个小时，伊拉克军队就胜利地完成了任务：伊拉克国旗飘扬在卡乌斯地区上空，俘虏了伊朗大批士兵，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和文件。此后，战报一份接着一份，更多的飞机被击落，损失越来越大；战场在扩大，伊拉克空军投入了战斗。
9月17日，萨达姆总统召开了革命指挥委员会会议，会议决定废除伊拉克与伊朗签订的阿尔及尔协议。之所以作出这一决定是因为当时已经很清楚，伊朗人根本无意遵守这一条约。伊朗总统阿布·哈桑·巴尼萨德尔曾表明了这一点， 他说： “谁在阿尔及尔协议上签的字?甚至沙阿都没有执行过这个协议。”然后萨达姆总统召集了国民议会特别会议，在回顾了阿尔及尔协议的前因后果之后，决心收回伊拉克对阿拉伯河的主权。他向全世界宣布： “我们请世界各国放心，在1975年3月之前，当伊拉克对阿拉伯河拥有完全主权之时，它对航运事务的管理是井井有条的，表明了它既有能力，又很负责任。今日的伊拉克甚至有更强的能力履行这种责任。” 然后伊拉克发表了一项声明，通过阿拉伯河的所有船只今后在这个地区必须悬挂伊拉克国旗，遵守伊拉克官员的指示。该声明说，阿尔及尔协议的废除使伊拉克对它的陆、空、海域拥有了完整的主权。声明还说，通过阿拉伯河和使用其航运设备的船只一定要向伊拉克交纳费用，在通过海峡时， 一定要由伊拉克领航员领航。 声明还明确宣布， 在该地区发生的一切民事和刑事案件必须按照伊拉克法律处理；由于航道属伊拉克领土范围，一切有关的行政和维修费用完全由伊拉克负责。
从一开始，萨达姆就特意表明，他只是希望收复被侵占的伊拉克领土，对伊朗领土并无觊觎之心。这是他向超级大国发出的信息，目的是要他们不要插手这场冲突。 然而， 收回权利和收复领土就意味着战争。
因此，革命指挥委员会于9月22日向伊拉克武装部队发出命令，指示他们攻击伊朗的军事目标。冲突迅速发展和扩大，显然这是一场不会迅速决出胜负的战争。
伊拉克军队开进伊朗领土，攻占了一些阵地，包围了几个城镇， 包括穆罕默拉(其伊朗名字是 “霍拉姆沙赫尔” )，这些城镇中的居民多是阿拉伯人。伊拉克的战略是：围困穆罕默拉城(伊朗的进口物资大部分通过这里)；攻击伊朗的炼油厂和工业设施；围攻其他城市；攻击边境地区及伊朗纵深地区直至德黑兰市的机场和军事基地。伊拉克想借此使德黑兰的革命当局根据战场上的局势承认失败并就共处问题举行谈判。然而，德黑兰革命当局并未承认失败，而是宣传说，伊朗军队正准备反攻。但是伊朗军队不可战胜的神话被打破了，因为几十架的伊朗飞机和舰船被击毁，几百名伊朗军官和士兵被俘虏。战争进行到第18天，伊玛姆·霍梅尼号召伊朗人拿起武器与伊拉克人进行战斗，因为伊拉克人是“偶像崇拜者”，萨达姆·侯赛因是“异教徒”。与此同时，巴尼萨德尔总统正忙着释放因有为秘密警察工作嫌疑或密谋反对伊朗革命嫌疑而被关进伊朗监狱的军官，以便把他们送往战场。伊朗代表团穿梭往返于世界各地， 购买装备、 弹药和零件，但是这种企图注定要失败，因为要为伊朗军队手中的美制现代武器购买零件并不容易。
许多阿拉伯国家试图充当交战双方的调停者，一些国家秘密地这样做，另一些国家则公开这样做，但是萨达姆总统告诉这些阿拉伯国家，它们应当与作为阿拉伯民族一部分的伊拉克站在一起，而不应当充当调停国，于是这些调停的努力都失败了。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调解人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亚西尔·阿拉法特，他对伊朗——伊拉克战争持不偏不倚的态度。此时，人们的目光都转向阿尔及利亚总统沙德利·本·杰迪德，因为他是布迈丁的继承人，阿尔及利亚是1975年3月协议的一方，人们都指望他发挥调解人的作用。 本·杰迪德确实作了这方面的尝试，但是很快就失败了。代表伊斯兰世界的调解者也没有取得成功。巴基斯坦总统齐亚·哈克和伊斯兰会议主席哈比卜·沙提访问了这两个国家， 但是在伊朗时， 他们像前面的亚西尔·阿拉法特一样，未能见到伊朗的决策者。伊朗的决策者是阿亚图拉·霍梅尼；虽然调解人会见了以巴尼萨德尔为首的行政官员，但在伊朗国家元首无权决策。阿亚图拉·霍梅尼后来会见了哈比卜·沙提，然而伊斯兰的调解努力没有取得任何成果。
此时令人感到有意思的是，尽管伊拉克在战场上节节胜利，萨达姆·侯赛因却响应了伊斯兰世界的调解， 下令停火。 然而伊朗却拒绝停火呼吁， 坚持说， 只有恢复9月8日夜晚的军事态势才可以停火。一些伊朗官员走得更远：例如伊朗驻莫斯科大使说，只有伊拉克军队撤退，萨达姆·侯赛因总统辞职，伊拉克把巴士拉送给伊朗以赔偿伊朗战争损失之后，伊朗才会接受停火。 虽然这位大使被召回国， 但后来又返回了。
停火只延续了几个小时，因为伊朗不遵守停火；他们对伊拉克军队的进入报之以轰炸伊拉克数个城市，根本不区分平民目标和军事目标。所以伊拉克则以牙还牙，于1980年10 月6日空袭了德黑兰市及郊区。随后伊拉克又摧毁了阿拉伯河边的伊朗海军基地，使伊朗海军陷于瘫痪。
本书的第四章写的是关于伊拉克与伊朗的关系，第八章写的是我对萨达姆·侯赛因总统的采访， 采访过程中他对伊拉克与伊朗的关系作了分析。从这两章来看， 这场战争是注定要爆发的。 它之所以不可避免是因为阿亚图拉·霍梅尼不会忘记， 在距革命爆发只有几个月时，伊拉克把他驱逐出去；又因为伊玛姆·霍梅尼在推翻伊朗国王政权后要输出伊斯兰革命。 只要伊拉克在萨达姆·侯赛因的领导之下保持着强大的力量和稳定的局面，是绝对不允许伊朗如此的。伊玛姆·霍梅尼曾多次宣称“伊拉克属于波斯”，“萨达姆·侯赛因和复兴党人是异教徒。” 战争爆发前4个月，伊朗广播电台播放了伊玛姆的讲话，他号召“伊拉克人民从侵略者的桎梏中解脱出来；拿起武器反抗伊拉克的非伊斯兰政党是伊拉克人民和军队的职责。”此外，伊朗军队时刻处于动员备战状态；伊朗当局对伊朗军队说，伊拉克人民期待着他们过去，他们过去后将受到伊拉克人民的欢迎。这是伊朗一再企图在伊拉克煽动动乱制造分裂后采取的新步骤。
这场战争不可避免还因为伊朗在当年强大之时从伊拉克攫取了某些权利和领土，伊拉克强大之后要夺回这些土地和权利完全是可以预见得到的事。
下面的说明将有助于澄清战争的背景。首先，可以说从1975年3月6日签署阿尔及尔协议之日起就潜伏了兵戎相见的危险。该协议本是侵犯了伊拉克的权利的，可是伊拉克又不得不在协议上签字；这可与1970年7月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接受关于中东问题的罗杰斯倡议相比。阿卜杜勒·纳赛尔接受罗杰斯倡议是一种策略性行为，这使他能够把火箭发射器运到苏伊士运河区。这样，当时身为革命指挥委员会副主席的萨达姆·侯赛因必须接受阿尔及尔协议，为的是获得喘息时间，建设强大的军队和现代化的国家，如果将来不能通过外交手段收复被侵占的土地和恢复对阿拉伯河的主权，就用这支部队与伊朗军队较量来夺回。
其次，这场战争并不是完全出乎人们的预料，它长久以来一直以连绵不断的边境冲突形式在那里准备着，只是从签署协议到伊朗国王被推翻这段时间属于例外。然而战争直接在两国之间爆发这却是首次。在此之前，伊朗是通过库尔德人对伊拉克进行战争的。
从战争一开始就非常清楚，伊拉克希望战争在伊朗领土上进行，同时由于伊朗幅员辽阔，伊拉克没有期望这场战争速战速决。虽然战争开始之前伊拉克军队没有进行对抗演习，可是却充分地动员了人民群众。萨达姆总统负起全面领导责任后，几乎走遍了伊拉克的每一个地区；他向人民发表的所有讲话都强调指出伊拉克的使命。此外，在与世界其他各国的交往中，他采取了灵活的政策，战争爆发后，这种政策的正确性就显示出来了。从萨达姆总统掌握全权后，种种迹象说明伊拉克在进行着某种准备。萨达姆总统一再重复的一段话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他于1980年4月15日在摩苏尔发表的一次演讲中包含了这一段话；这段是与伊玛姆·霍梅尼发生冲突的重大步骤。萨达姆总统说： “如果你谈伊拉克的历史，你将会发现，在伊拉克要么是一盏明灯指引着道路，要么是它被侵略军踩在脚下。”
应当指出，在战争爆发几个月之前，伊拉克复兴党就有所准备。党的领导机构在若干不同的场合指出，伊朗根本不想归还它侵占的伊拉克的领土。秘密报告和备忘录指出，如果伊拉克不主动采取军事行动，伊朗就会对伊拉克发动战争。这些报告的依据是在伊斯兰号召党成员身上搜出的文件，文件中包含这样的话： “伊拉克是阿拉伯半岛的门户；我们征服了伊拉克， 就能征服整个半岛。” 军队也为战争的爆发作好了准备。战争爆发前几个月，军队的日报和周刊都刊登了分析伊拉克与伊朗关系的文章。参谋学院开设了专门的课程，教导军官们一旦伊拉克同伊朗开战或者伊朗向伊拉克宣战， 他们应当怎么办。 战争爆发后， 情况很清楚：虽然伊拉克军队中什叶派占大多数，但民族主义精神激励着伊拉克军队，而伊朗军队是靠宗教思想动员的。伊朗的新闻媒介不遗余力地向人民和军队灌输这样的思想：伊拉克人是异教徒。从伊拉克军队来看，这恰恰是产生了适得其反的效果：他们怀着坚信真主与祖国的信念奔赴战场。
战争开始后立刻明显地表现出， 伊拉克发动的这场战争需要这样一位领袖：他能够运筹帷幄， 敢于决断， 对自己采取的行动勇于负责， 同时又对胜利充满信心。两国之间的边界线长达1000多公里，人口方面伊朗占优势：伊朗有4000万人， 而伊拉克只有1300万人。此外，很清楚，伊朗国王遗留下来的军队仍很强大， 虽然伊朗革命中进行的清洗使它受到削弱。 它的装备很先进，缺乏零件和维修——由于伊朗在人质问题上与美国发生了冲突——并没有影响军队的战斗力。 伊朗空军对伊拉克成功的空袭就是明证， 这些空袭减轻了战争开始头两周伊朗所受损失的影响。
在近代史上伊拉克从未进行过全面战争。在北部与库尔德反政府军的战斗远离重要城市，战争并没有直接波及到这些城市。
萨达姆总统作出开战的决定时把这些因素都考虑到了。萨达姆总统是一位已多次采取过重大决策的人：进行1968年7月17 日革命的决定；1968年7月30日驱逐阿卜杜勒·拉扎克·纳伊夫的决定；把伊拉克的石油工业收归国有的决定；还有通过巴格达阿拉伯国家最高级会议对抗戴维营协议的决定。萨达姆总统估量了胜利的可能性，也估量了失败的可能性，以及会失败到何种程度。当他看到胜利的可能性大于失败的可能性时，他就毅然拉亮了绿灯。
当战争爆发时，伊拉克的得失预测可以概括如下：伊拉克能够收复被伊朗侵占的领土，并将使伊朗的推翻伊拉克政府和输出伊朗革命的野心化为泡影。
它将使各大国在制订关于阿拉伯世界——特别是海湾地区——的战略计划时，看重伊拉克，因为伊拉克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伊拉克将会彻底分清谁是朋友，谁是敌人。它将迫使一些阿拉伯国家无可回避地作出抉择。伊拉克将能够在战场上通过实践考验自己的部队，检验它使用现代化武器的能力。说到底，伊拉克的军队是准备着履行民族义务的，即准备着与以色列军队决战。在这方面，有意思的是，伊朗军队的武器与以色列军队的武器属于同样类型。伊拉克会有所得的另一方面是，当正规军在战场上作战之时，伊拉克的民兵将取得应付各种局面的实际经验。使伊拉克人民和复兴党实际经历战争，而不只是从理论上对战争进行讨论，这对伊拉克也是大有好处的。
伊拉克在以下方面会有所失：有可能失去8年发展中取得的成就——然而如果伊拉克不能证明自己在军事上的强大，这些成就会时刻受到威胁。在过去8年中，伊拉克兴办了许多大规模发展工程，一旦伊拉克的军队在伊朗领土上展开，这些工程项目就有可能受到影响。但是，只要对伊拉克的发展计划进行认真的研究，只要作计划的人避免搞摆阔气、耍花架子的工程项目，也就有可能重新建设起经得起战争破坏的项目。 无论如何， 与伊朗的战争不是最后一场战争， 伊拉克还在准备着打一场收复巴勒斯坦的战争。在这方面， 伊拉克可以通过这场战争弄清苏联的立场(它与苏联订有友好合作条约)， 澄清苏联在多大程度上认为伊拉克的独立行动是一种障碍，这对伊拉克也是有好处的。
战争显示出萨达姆·侯赛因在这一领域中的才能，证明他有指挥战争的卓越能力。他在其他方面的品格早已受到复兴党创始人迈克尔·阿弗拉克的重视；迈克尔·阿弗拉克曾发表过一篇讲话，实际上可以看作是他把党的大权交给了萨达姆·侯赛因。萨达姆·侯赛因指挥战争时有钢铁般的意志，他是一位下决定心夺取胜利的人，但也同样准备着应付一切挫折。1973 年10 月战争中，萨达姆总统白天黑夜都关在作战室里，但当埃及部队乘机挺进准备解放失地时，他却走出了作战室，去国会宣布停火，阻止了埃及军队的前进。实际上萨达姆总统绝不是这种类型的领导人，萨达姆总统在1980年9月22日甚至同第一辆坦克的乘员一起越过边界，进入伊朗领土，这正像1968年7月革命中一样，当时他成了攻击总统府的先锋队中的一员。如果不是他的军官坚持要他留在后方指挥作战的话，他一定会在整个战争中一直冲杀在前线。萨达姆总统时时注意与人民保持密切的联系。当他在街头巷尾与人民谈话时，或临时去全国各地巡视时，他总是用自己的热情在人民心中燃起熊熊的火焰。当伊朗的“鬼怪”式喷气机在头顶上呼啸而过时，萨达姆总统仍照样漫步街头，这充分表明了他的自信从容。
虽然萨达姆总统不允许阿拉伯国家调停这场战争， 但他并没有把其他调停人拒之门外。 与此同时， 他一直非常明确地表示，他将保证从伊拉克进口石油的那些国家的石油供应，这引起世界各国的敬佩。这场战争已经表明，萨达姆·侯赛因就任总统后所采取的立场以及他表现出的灵活性，都是为他深知将要到来的一场战争准备条件(这包括他1980年2月8日提出的处理阿拉伯国家及其邻国关系的“民族宪章” )。战争将促使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认同伊拉克是一个强大国家；它们承认伊拉克越强大， 战争也就解决得越快。
此外，萨达姆总统也不是这种人：战争前使他的人民丰衣足食，战争一来，人民就突然缺衣少食，为基本生活必需品而奔忙。战争爆发之前很久伊拉克就开始贮备食品，而且是大规模地贮备。它还贮备了弹药，因为萨达姆总统不会忘记在北部作战中军队弹药用尽的教训。 据说在过去5年中甚至购进了大量黄金，以备一旦发生战争用以支持伊拉克货币。国际上关于军备的各种各样的研究对伊拉克的军备数量估算得是否正确，是值得怀疑的。过去5年中伊拉克购买了大量武器，可是一直没有张扬，没有把这些武器拿出来展览。伊拉克的军官还一直对伊朗人手中的武器进行着认真的研究，因此在这次战争中他们会使用从伊朗人那里缴获来的武器，有时伊拉克士兵还用伊朗人的武器来打击伊朗人。值得一提的是，过去的5年中伊拉克引渡了大批伊朗人，现在可以把此举看成是战争准备。这些年来被引渡的伊朗人总数约为10万。如果伊拉克在有大批伊朗人混杂的情况下同伊朗开战，似乎伊拉克则需要对付一支强大的第五纵队。
可以看清楚的另一件事情是，在拟定战争计划时考虑到了在战争中发展起来的牢固的约旦——伊拉克关系。由于叙利亚拒绝与伊拉克站在一起，科威特力不从心， 伊拉克则需要有一个能够提供 “战略纵深” 的国家，这个国家愿意勇敢地与伊拉克站在一起，能够作为满足伊拉克需要的口岸，能够为伊拉克的飞机提供庇护所。伊拉克人永远不会忘记侯赛因总统在这次战争中所表现出的情谊，他们也不会忘记有些阿拉伯国家的立场——它们向伊朗靠拢而远远离开伊拉克。
巴格达市经受了伊朗“鬼怪”式喷气机的多次空袭。巴格达过去从未受到过空袭；甚至英国军队也仅仅用飞机袭击军营，从未袭击过城市本身。显然伊拉克首都是一个容易攻击的目标，雷达设施未能提供有效的保护。巴格达宽约56 公里，长约70 公里，非常凌乱松散， 这也为伊朗飞机的空袭提供了方便。 然而，伊朗的飞机却在巴格达上空被击落了好几架。
从战争刚刚爆发开始，人们的目光就投向萨达姆总统苦心孤诣地为伊拉克建设起来的核电站，特别是由于战争爆发之前以色列发动了宣传攻势，反对伊拉克拥有核能力。人们曾传说第三方加入了这场战争，这是因为以色列曾想方设法摧毁这个核电站；法国驻伊拉克大使在谈到关于摧毁核电站的问题时，证实了以色列的这种企图。然而伊拉克对这种可能性已有所准备，核电站周围的坚强防御挫败了敌人的企图；空袭之后伊拉克很快地加强了防御中的薄弱环节。
这场战争中引人注目的是，伊拉克空军没有投入战斗，结果在战争开始的最初几天里，伊朗的400架飞机损失了200架，伊拉克空军的飞机只损失了屈指可数的几架。伊拉克的飞机被疏散到伊拉克全国各地和国外，以保全曾于1973年10月战争中在埃及战线上功绩卓着的一支战斗力量。当时在进攻西奈时伊拉克的“猎隼”式飞机突破了以色列的前沿防线。
伊拉克明确地表示，它反对的不是伊朗军队或伊朗人民，而是阿亚图拉·霍梅尼的统治和伊朗的革命卫队。为此伊拉克优待伊朗俘虏，向他们解释战争的原因(对俘获的革命卫队人员则另作别论)。伊拉克巧妙地利用了伊朗正规军与革命卫队之间的敏感关系，利用了正规军对革命卫队的反感情绪。显然，伊朗士兵在战场上不像革命卫队那样拼死打仗，所以许多军车被完好地缴获，许多士兵缴械投降。伊拉克的战法是装甲部队在前，不使用太多的步兵，可以把伤亡减少到最低限度。伊拉克军队是阿拉伯世界惟一一支完全民族化的军队，军官全部是伊拉克人，多数是复兴党党员。
萨达姆·侯赛因总统显然想在伊玛姆·霍梅尼还活着的时候开战，伊玛姆朝不保夕的健康状况促使萨达姆总统尽快下定战争的决心。诚然，战争有对伊玛姆·霍梅尼政权有利的方面，使伊朗人民团结起来一致对付外来威胁，暂时把他们内部矛盾搁置一旁。然而，一旦战争结束，这些矛盾将比以往更为严重。而且，在阿拉伯世界和伊斯兰世界以及在更广泛的世界范围内，与伊拉克交战的伊朗都处于孤立状态。这时向伊朗开战是比较有利的；如果伊朗走出了当前的革命阶段，找到了自己的波拿巴，或者它沦为阿富汗同样的命运——特别是由于伊朗共产党很有力量——形势就会变得不那么有利。伊拉克愿意与伊朗共处，在各个级别上与它交往，但是这个邻国现在变得这样富有侵略性，这是伊拉克所不能容忍的。
伊拉克——伊朗战争是第一次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国之间爆发的战争，是第一次把超级大国的干涉限制到最低限度的战争，是本地区第一次由世俗民族领导反对宗教领导的战争，同时这也是第一次表明美国武器抵不过苏联和法国武器的战争。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伊拉克购买的巴西武器也是很管用的。
关于萨达姆的特殊的领导风格，有三点值得人们注意。第一，要记住在1968年7月革命中，他不允许军队独自接管政权，而是让军队和党携手合作。他一直执行这种政策，从而避免了一方挤掉另一方。在伊拉克——伊朗战争中可以看出这一政策的成果。
第二，在一个领导机构、两位领导人时期，即萨达姆·侯赛因任革命指挥委员会副主席、艾哈迈德·哈桑·贝克尔任主席时期，萨达姆在许多方面做出了贡献。在这段时间他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步骤，如石油工业国有化和解决库尔德问题等，同时建立起有强大的军队支持的现代化国家。他做的这些工作现在也结出了硕果。
第三，1978 年11 月在巴格达举行阿拉伯国家最高级会议期间，萨达姆·侯赛因表现了他策略的灵活性。他努力说服阿拉伯国家就抵制戴维营协议的最起码的措施达成了一致。巴格达最高级会议之后，他就不仅是伊拉克的“实权人物”，而且成了“阿拉伯世界的实权人物”。巴格达最高级会议是伊拉克的复兴党政府与其他阿拉伯国家保守政府的首次共处——这种共处是从民族责任的大局出发的。萨达姆·侯赛因从掌握全权到战争爆发这段短暂的时间内，加强了不结盟运动中的阿拉伯的力量。事实上，从上次在巴格达举行不结盟最高级会议以来，大多数不结盟国家的领导人都根据萨达姆提出的于1982 年在巴格达举行下一次最高级会议的建议，访问了伊拉克。萨达姆总统还大大地加强了伊拉克与非洲各国的关系。他亲自挑选驻任非洲国家的大使，不出三年这些人就将成为伊拉克外交部系统内的第一流大使。虽然伊拉克与苏联订有合作和友好条约，萨达姆·侯赛因总统在他1980年2月8日的《民族宪章》中，在超级大国对其他国家事务的干涉问题上，把苏联和美国看成是一丘之貉。这就使他赢得了第三世界和阿拉伯国家的支持。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有些领导人对自己在历史上的正当地位感到怀疑，萨达姆·侯赛因总统则丝毫没有这些领导人的那种不正常心理。患有那种心理的人为数不少，例如接替夏尔·戴高乐的乔治·蓬皮杜、接替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的安瓦尔·萨达特，以及尼赫鲁的继承人等等。萨达姆总统之所以没有这种心理是因为他从复兴党在1968 年掌权之后就一直承担着重要角色；他与艾哈迈德·哈桑·贝克尔肩并肩、手携手地领导着国家前进，直到1979年7月17 日贝克尔引退，把全权交给萨达姆·侯赛因。
萨达姆总统的领导才能在战争期间表现得更加明显。在伊拉克军队兵临阿巴丹郊区时他视察了前线，在视察中他对伊拉克飞行员说： “有许多敌对势力不希望伊拉克享有自己的正当地位，因为它们知道这将给阿拉伯民族带来好处。”他的这句话综合概括了许多因素，这些因素集中地反映了一个问题：一个强大的伊拉克是一回事，一个非常强大的伊拉克则是另一回事，许多大国不愿意看到出现一个非常强大的伊拉克。我在写这部书的过程中曾数次与萨达姆总统会面。根据同他的谈话和从战争准备到最困难的日子这段时间里他对战争的指导，我可以有把握地说，萨达姆总统正谋求在世界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他的这种作用可能克服任何艰难险阻，使一个非常强大的伊拉克屹立于世界上。
序 曲
在巴格达底格里斯河岸，在离总统府不远的一片开阔地上，耸立着一座高层大楼。由能力超群、远见卓识的萨达姆·侯赛因总统指导的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民族领导机构就设在这里。大楼的设计师在设计工作中考虑到了复兴党人的气质和品格，萨达姆·侯赛因总统对这一建筑工程非常关心。因此最后建成的大楼比开罗阿拉伯国家联盟大楼和正在突尼斯建造的新的联盟总部都气派。萨达姆·侯赛因总统在受命负起国家和党的最高领导责任之后不久，为这座大楼举行了落成典礼，他想使这座大楼成为伊拉克未来的象征，所以他对大楼的建造和设计是那样的关心。
复兴党的创始人米歇尔·阿弗拉克的办公室在大楼的第二层。到巴格达的每一个阿拉伯复兴党人都前来向迈克尔·阿弗拉克致意，伊拉克地区领导机构的成员出于对他们历史领袖的尊敬，常常前来拜访，非常认真地聆听他的教诲。迈克尔·阿弗拉克为了复兴党的事业历尽艰难困苦，最后来巴格达定居，办公室和住所都安排在曼苏尔居住区。当他宣布复兴运动的第一份公报，准备把复兴运动发展成一个正式的政党时，他知道前面的道路漫长而艰巨。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他将看到阿拉伯近代史上最悲惨的一幕。它的悲剧性在于，复兴党号召阿拉伯各国团结统一，可是它自己就不能团结统一。复兴党应当代表一切最美好的理想，然而报复的幽灵使它四分五裂。这场悲剧愈演愈烈，最后迈克尔·阿弗拉克和毕生致力于把复兴党的理想变成现实的其他领导人成了被通缉的人。
叙利亚复兴党政权判处他们死刑，他们就只好流亡国外。
本世纪40年代时阿拉伯人最关心的事是独立。原本争取阿拉伯统一是可以成为独立斗争的具体目标的，但是当时叙利亚的两个政党——叙利亚共产党和叙利亚民族党都既反对阿拉伯民族主义又反对阿拉伯统一。
在迈克尔·阿弗拉克阐述了阿拉伯统一的思想之后，很显然许多人都想精确阐明阿拉伯人的民族性，并据此采取行动。那时这些人一直生活在痛苦的意识形态的真空之中。他们拒绝接受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而又对叙利亚民族主义思想不感兴趣，因为那种思想意味着分裂阿拉伯民族。然而究竟该采取什么行动，他们却懵然无知。在寻求政治理想与信仰的过程中，这些人本来有可能被吸引到当时刚兴起的伊斯兰复兴运动队伍之中去。但是伊斯兰复兴主义者却要复兴过去，而40年代的一代人是要面向未来。迈克尔·阿弗拉克和与他同伙的理论家关于阿拉伯历史或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讲话没有任何特殊之处，只是阿弗拉克懂得如何说明需要自我表现，只是他说明了应走的道路。
在1943年至1945年间，为了抵制法国占领叙利亚和黎巴嫩，把阿拉伯复兴运动发展成为一个政党就成了一项日益紧迫的要求。该运动最初吸引了一些学生、教师和知识分子，然后又开始吸收文职官员、职业人员和工人。复兴运动思想的传播范围超出了大马士革，扩展到叙利亚其他主要城市，在那里受到了共产党的坚决抵制。共产党把阿拉伯复兴运动看成是共产主义思想传播的危险障碍。复兴运动吸引了学生、教师、中产阶级商人和技术工人等阶层的人民，在共产党眼中这些人是他们的天然盟友。因此阿拉伯复兴运动的追随者经常受到骚扰、盘查和迫害。于是他们决定把对抗公开化。
1945年7月，阿拉伯复兴运动高级指挥部——它的成员是迈克尔·阿弗拉克、萨拉赫·比塔尔和迈扎特·比塔尔——向内政部提交了一份请求，要求允许成立复兴党。他们还在请求报告后附上了复兴党的一系列原则。1947年4月14日在大马士革召开了成立复兴党的大会，会上通过了党章和党的组织原则。迈克尔·阿弗拉克当选为党的领袖，同时选出了党的执行机构。从此，复兴党得以在坚实的基础上组织起来并吸收了大量成员。1949年3月30日发生了阿拉伯第一次军事政变，叙利亚军队司令胡斯尼·柴姆发动的这次政变推翻了舒凯里·库瓦特里， 颠覆了他的共和国。
开始时复兴党把柴姆发动的政变看作是把复兴党的原则变成了现实——虽然党的领导机构非常清楚胡斯尼·柴姆曾是法国军队的一名军官。然而这种估计很快被证明是错误的，对政变的支持引起了党内的分裂。政变5周之后，复兴党设法重新统一了党的队伍。
重新统一队伍采取的办法是：举行反对政变及其领导人的群众游行。党的领导机构然后采取了前所未有的步骤，递交了一份备忘录，要求成立临时政府，恢复公共自由、选举和宪法。胡斯尼·柴姆的答复是逮捕复兴党领导人及其他反对党领导人。
刚刚摆脱法国占领获得自由的叙利亚人民不甘屈服于胡斯尼·柴姆的这种统治。叙利亚军方意识到这一事实， 由萨米·兴那维领导， 发动了第二次政变， 处决了胡斯尼·柴姆。复兴党对兴那维采取了支持的立场，兴那维以礼报之，允许复兴党开展活动，内政部发给复兴党一份正式凭证。 复兴党还恢复了 《复兴报》
的出版发行，这是一份以前出版的宣传党的思想和原则的报纸。复兴党参加了后来举行的国会选举，虽未取得多少席位，但党的领导人迈克尔·阿弗拉克成了政府成员。在国会选举之后，他辞去了政府职务，专心致志地组织党自身的第一次选举。这次选举后组成了党的委员会。1949 年12 月的第一周，党的委员会召开了第一次会议。这次会议后没过多少天，叙利亚于1949年12月20日发生了第三次军事政变，政变是由阿迪卜·施舍克里领导的。从一开始就很清楚，施舍克里坚决反对党派活动，特别是反对复兴党。随后复兴党与政府之间发生了一系列冲突。
这三次军事政变对复兴党领导人最重要的影响是使他们对军事政变非常警觉。因此1952年7月23日埃及发生军事政变后，复兴党立即表示反对，这种态度一直持续到1955年3月。然而，这个时期内埃及革命的发展使复兴党把埃及看成是天然盟友。最重要的发展是埃及国内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想的高涨，其程度超过其他任何国家。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甚至在宪法中专门辟出一条陈述埃及的阿拉伯民族性。在此之前，他与捷克斯洛伐克签订了军备协议，打破了埃及的军备由一国垄断的局面。阿卜杜勒·纳赛尔还采取了一些步骤表明他坚信阿拉伯的统一，其中最重要的是埃及、叙利亚和沙特阿拉伯之间的《阿拉伯盟约》以及埃及分别与叙利亚和沙特阿拉伯签订的双边军事协定。他还在万隆会议上表示反对《巴格达条约》。
这种事态发展有助于复兴党克服自己的过分警觉情绪，使复兴党重新考虑对阿卜杜勒·纳赛尔的立场，因为他本人发生了变化。复兴党开始要求建立埃及和叙利亚联盟。 可是， 由于复兴党在1952年至1955年间对阿卜杜勒·纳赛尔进行了猛烈的攻击，阿卜杜勒·纳赛尔对复兴党存有戒心。尽管有明确的证据说明复兴党已改变了态度，但他仍反对复兴党。阿卜杜勒·纳赛尔根据1956年宪法当选为共和国总统之后，复兴党从大马士革发出一份电报表示支持， 然而即使这份电报也没能改变他的态度。 虽然复兴党的电报是作为支持电发的，但埃及领导人阿卜杜勒·纳赛尔并不这样认为。电报说： “阿拉伯人民正在注视着你为使埃及走向社会主义、 健全民主和支持各地区的阿拉伯斗争正在采取的步骤。”阿卜杜勒·纳赛尔当时的偏见使他只注意电文中的“注视着”这三个字。他认为这三个字可能暗含着对他不信任。 如果复兴党选择其他词，他会高兴的。至于提到他“正在采取的步骤”，他认为这可能又意味着复兴党对他有些怀疑：
这些步骤将继续下去呢， 还是会戛然而止?实际上， 在当时的情况下，阿卜杜勒·纳赛尔希望听到的只有颂扬之辞。
在这里有三点需要加以澄清，因为这三点将解释清楚为什么存在着戒备情绪，同时可以从这三点中看出复兴党和阿卜杜勒·纳赛尔后来关系的端倪。第一点，复兴党领导机构基于叙利亚三次军事政变的经验，对阿卜杜勒·纳赛尔领导的埃及军官的革命表示怀疑。阿卜杜勒·纳赛尔这样的人不能容许任何人对他的革命能力、他的阿拉伯立场和他的观点的进步性抱有任何怀疑。那些本应当最先站出来支持他的人对他表示怀疑尤其使他不能容忍。因此他对复兴党抱警觉的态度是很自然的事，特别是因为复兴党在以后约三年的时间里继续对他表示怀疑。
第二点，埃及军官领导了一次胜利的革命，这使复兴党领导机构感到满意，但同时也使他们感到愤懑，因为复兴党没有能够在叙利亚实行类似的变革。
此外，埃及的革命，特别是头三年过后，接过了复兴党十年前就已提出的口号和原则，而他们却并不申明这些口号和原则的渊源。复兴党领导机构开始感到正出现一种他们根本不愿看到的景象，这种景象意味着在埃及发生革命之后，实现革命变革的惟一途径就是采取军事行动，因为纳赛尔模式是活生生的，而复兴党模式则看不见，摸不着。信守原则的人往往惟恐失掉自己的原则，特别是当他们自己提出了这些原则之时。
第三点， 阿卜杜勒·纳赛尔阐述了他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和阿拉伯统一原则之后，他再也不喜欢人们向他提起， 早在十年以前复兴党就已提出 “统一——自由——社会主义”的口号，就已提出了三位一体的目标。阿卜杜勒·纳赛尔变了变口号的顺序，使之变成“自由——社会主义——统一”，但却掩盖不了这一口号源自复兴党这一事实。在埃及与叙利亚结成联邦后，阿卜杜勒·纳赛尔看到，他的阿拉伯民族主义理想的实现是采取了埃及与叙利亚合并的模式，而不是采取他自己的解放埃及的模式；换言之，使埃及与叙利亚联合等于他在执行复兴党的行动路线，而不是在执行他自己的路线，因而他对复兴党特别敏感。 他决定， 复兴党不应当继续存在， 重大决策应当由他一人作出。这对复兴党来说自然是生死攸关的大问题。
复兴党对伊拉克的影响则与此完全不同。在复兴党筹备成立会议的时候，许多出版物传到伊拉克。这些小册子(例如《关于阿拉伯复兴问题》和《阿拉伯政策》 )影响了一些伊拉克知识分子。到伊拉克学习的伊斯坎德伦学生也把正在叙利亚建立的新政党的思想介绍到伊拉克，把复兴党的着作和思想介绍传播给更多的人。在以后三年中，越来越多的受过教育的伊拉克年轻人被复兴党所吸引。一些伊拉克复兴党人参加了伊拉克的民族暴动——后来称为“1952年11月暴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