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是母亲， 我就是父亲。 (伊拉克谚语， 用以表示一个人目标坚定，敢作敢为。 )阿弗拉克领导的阿拉伯复兴运动在大马士革发展成为政党之时，萨达姆·侯赛因快八岁了。他还从未受到任何正规教育，因为他的亲属希望他像家庭其他成员一样，成为一个农民。但是他的一位表兄阿德南·哈伊拉拉(萨达姆·侯赛因掌握全权后他当了国防部长)告诉他， 自己如何在学校里学会了读书、 写字和画画。萨达姆·侯赛因决定与他的表兄到塔克里特村去上学。当时他全家住在沙维什，这是他第一次违抗家庭意志的造反行为。因为很难说服家庭，萨达姆·侯赛因决定采取突然行动，使他们猝不及防。当全家人都熟睡之后，他悄悄地离开家，摸黑走到另一些亲戚工作的地方。他的突然出现使这些亲戚大吃一惊，但当他把自己想背着家庭到塔克里特村上学的意图说明之后， 他们都清楚了。 这些亲戚非常赞成小萨达姆·侯赛因的想法。他们送给他一支手枪，并用汽车把他送到塔里克特村。在那里他受到了另一些亲戚的欢迎，他们也都赞成他的想法。在塔克里特上学满一年后，他随舅父哈伊拉拉·塔勒法赫到了巴格达。萨达姆·侯赛因是一个遗腹子，小时候是由这位舅父照料的。他在巴格达上完了小学，进入了中学。
1957年，20岁的萨达姆·侯赛因加入了复兴社会党。他感到，复兴党的原则表达了他本人的民族主义理想。他的母亲向他讲述了在1941年5月拉希德·阿里·盖拉尼领导的革命中，他的舅父塔勒法赫抗击英国人的故事；从那时起，他就认为自己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他的亲戚遭到了英国人的屠杀，他们的房屋被英国人烧毁；他的祖先曾英勇地与土耳其人作战。由于这种背景，萨达姆·侯赛因对英国帝国主义恨之入骨，同时深切感到伊拉克政府仍受制于帝国主义。他决心投身政治活动， 1958年革命后发生的一次事件坚定了他的这种决心。塔克里特的一名官员遭到谋杀，当局控告萨达姆·侯赛因是凶手，把他投入监狱。当时，阿卜杜勒·卡里姆·卡赛姆在1958年革命后建立的马赫达维法庭使人民心惊肉跳。送交这一法庭审判的人必然被判处死刑。在监狱里，萨达姆·侯赛因遇到几位复兴党的同志。他们对监外同志命运的担心超过对自己命运的担心，因为监外在进行着大规模的追捕和清洗运动，逃过清洗的人逃不掉一顿毒打。萨达姆·侯赛因和他的同志想办法争取到几名监狱看守。
为了保护监外的同志，他们说服看守安排把他们逮捕——对他们来说，监狱内反倒安全些。于是一批复兴党人被带进监狱。 以后很多天， 他们白天呆在监狱内，夜幕降临后就被放出去进行活动，日出之前再回到监狱。
由于全国对政府施加压力，萨达姆·侯赛因最终被释放了。出狱之后，他接到通知说，党需要他去巴格达。他从塔克里特村奔向首都。到达之后，党内的一位同志问他是否愿意刺杀阿卜杜勒·卡里姆·卡赛姆。他立即表示同意，因为他认为分配给他这个任务是一种光荣。他立刻开始训练使用自动武器，在此之前他已经会熟练使用左轮手枪。他们的计划是，当阿卜杜勒·卡里姆·卡赛姆从他的住宅到他国防部办公室的路上穿过拉希德街时， 开枪把他打死。 萨达姆·侯赛因着手在巴格达走街串巷，熟悉准备采取行动的那个地区的情况。他在该地租了一套房间，作为参与这一行动的人员的基地。 他们拟定了计划， 制定了暗号，一切都准备就绪。 由于负责注视阿卜杜勒·卡里姆·卡赛姆的那个人把暗号传慢了，所以行动不得不推迟。
暗杀行动又过了一段时间后实际实施，有5人直接参加。萨达姆·侯赛因的任务是在另4人向阿卜杜勒·卡里姆·卡赛姆的汽车开火时，为他们进行掩护。
原计划是两人扫射前座，两人扫射后座，萨达姆·侯赛因不向汽车开火，只是在他的4位同志撤退时为他们提供掩护。但是行动开始执行时，他非常激动，从长袍下抽出从舅父哈伊拉拉·塔勒法赫那儿借来的机枪，向阿卜杜勒·卡里姆·卡赛姆的汽车开了火，在掩护同志们撤退后他本人才撤退。他的同志中有一人胸部被警察的子弹打中，萨达姆的左腿受伤。未受伤的人带着他们受伤的同志撤到党在首都的一个隐蔽地点。他们认为行动是成功的，以为阿卜杜勒·卡里姆·卡赛姆给打死了。
萨达姆·侯赛因的左腿流血不止，伤势恶化。由于没有任何可能去医院，他拿出一个剃刀刀片，要他的一位同志用刀片切开子弹周围的肉，把子弹取出来，另外只用了一把剪刀和一些磺酒。他感到快要晕倒了，但是几分钟后就恢复过来。天黑之后，他离开隐蔽处，回到他的舅父拉蒂夫·塔勒法赫家。他的舅父问他把阿卜杜勒·卡里姆·卡赛姆杀死没有，这使他非常吃惊。原来他的舅父在一位朋友的阳台上目击了这次行动。萨达姆·侯赛因吃了一些药以防止左腿伤口发炎，而他谎称自己扁桃腺发炎，以免暴露了受伤的实情。他得知，与他一起参加暗杀行动的同志已遭逮捕。他必须采取行动，以免被捕。左腿的伤使他走起路来一瘸一拐，保安部队看到他立刻就会起疑心。他动手烧掉一些个人的照片，然后离开了舅父家——稍晚一会离开就糟了：一刻钟之后保安部队人员就赶来了。
萨达姆·侯赛因在朋友家过了一夜。第二天，他脱下长裤，换上了长袍，戴上传统的阿拉伯头巾，穿上一双旧鞋，带上一把刀，口袋里放了23个第纳尔。
他已下定决心离开巴格达。他想租一辆车，但他用农民的方言与司机讨价还价之后，感到信不过他。他步行赶路，但是因为受了伤，走路很困难。后来他碰到一个骑马的人，花了10个第纳尔买下了他的马。于是他便骑着马沿着底格里斯河岸赶路，一直到塔克里特。他给马买了一些草，给自己买了面包和海枣，他知道前面还有很远的路。他小心翼翼，尽量不在夜晚赶路，以免出危险。天黑时分，他遇到一个贝督因人，要求在他家过夜。第二天清早，他又继续赶路，不时地停下来喂马和吃他买的面包和海枣。那天夜里，他找不到睡觉的地方，于是便握着缰绳躺在地上，等着天亮。第三天晚上，他交了好运，消除了前两天的疲劳：快到萨马拉城时， 他遇上一户人家正在庆祝定婚。
他们杀了一只羊，他痛痛快快地吃了一顿，弥补了只吃面包和海枣时肚子所受的损失，然后舒适安稳地睡了一觉。
第二天，他从瓜田里买了一些西瓜喂自己和马，以解一天赶路而喝不上水的干渴。当他继续赶路时，突然两辆汽车追了上来，车上的人命令他停下，不然就开枪。 他知道这些人是海关人员；他想催马前进时，这些人把他围住，用机枪瞄准了他。萨达姆·侯赛因勒住马的缰绳，从马上下来，同时注意用长袍掩盖打着绑带的左腿，因为这条腿表明他是一个要缉拿归案的人。与此同时，他想出了对付这些人的高招。不等海关人员开口，他便立刻采取了攻势，问他们为什么那样把他拦住，把机枪对准他。那些人说，他们怀疑他是一个走私犯。为了赢得他们的信任，他一再要他们带着去见他们的官长，以证明他不是这个地区的人，只是回部落路过这里。他们要他出示身份证，他傲慢地回答说： “贝督因人不带身份证。”海关人员把他揍了一顿，要他发誓不告诉任何人他们埋伏在这里，然后放他赶路。他上马之后快走，告诫自己不要回头看，以免引起他们的疑心。
然后萨达姆·侯赛因到了一个他四年前曾去过的城镇。他发现自己走到了警察站附近，就决定保持镇定自若，还向警官打了个招呼。他们没有阻拦他。他走进一家咖啡馆，打听如何过河。他向一位驳船主表示，如果把他和他的马运过河去，他肯出一个半第纳尔，但是那个人拒绝了，说是在实行宵禁。萨达姆·侯赛因觉得如果把剩下的7个第纳尔都给那个驳船主，他会动心，但又担心出这么高的价钱会引起他的疑心。
最后，萨达姆·侯赛因决定游泳过河，但他拿不定主意那匹马该如何处理。如果他牵马过河，这会使对岸的贝督因人犯疑。 最后他决定把马留下。 他脱下衣服，捆成小卷，放在头上，嘴里衔着一把刀，在夜半时分跳入冰冷的河水，向对岸游渡。每当他感到精疲力竭时，他就勉励自己加倍努力，一定要游到对岸，他别无选择。 他到达对岸时疲惫不堪， 冻得牙齿直打战。 他隐隐听到远方的狗叫声，便决定朝那个方向走，想找到吃的东西和住处。
精疲力尽的萨达姆·侯赛因敲了一户人家的门。
一个女人开了门，看见他那副模样，尖声大叫： “贼!”
她不知道他是一个革命者，不是强盗；他也不可能向她详细解释。那个女人又尖声喊起来： “一个贼，杀了他!”一个男人走到门前要动手打他。此时萨达姆·侯赛因知道，他必须在不说明自己革命身份的情况下，使那个男人相信他不是贼。他问道： “你看我像个贼吗?”经过简单的对话，他让那个男人相信他不是贼。
他被请到屋里过夜，主人为他生火烤干衣服，他觉得身上又有劲了。但当他站起身来准备离开时，那个男人和他部落的其他成员挡住他的去路， 说： “你想到哪里去?你刚刚穿着衣服游过了底格里斯河。这说明你一定闯了大祸，你不把问题说清楚，我们是不会放你的。”这次萨达姆·侯赛因又明白，他必须迅速行动，摆脱这种令人不快的处境。他用一种贝督因人的说理办法——他知道只有这样对方才明白——对那个男人说： “假设我对河那岸家族的一个人犯了罪， 假设他们追我到这里在你的家里把我杀死；如果我的家族认为我是被你们杀死的， 这对你们又会有什么好处呢?” 这番话达到了预期效果。那个男人说： “你说得对，真主保佑我们。”在场的人现在相信应该放他走。萨达姆·侯赛因拿了他们之中一个人的头巾， 离开了那里。
这时是夜里一点钟过后，寒气逼人，但是多日来他第一次有了平安之感，因为他知道他快到乌维纳特村了——他的兄弟阿扎姆在这个村庄的小学里看门。他走了很长一段路来到学校，他的兄弟含着热泪欢迎他。
他们两人一起动身到乌贾地区，那里有他们的家人和朋友。
萨达姆·侯赛因从乌贾开始了第二阶段的征程。
他必须根据复兴社会党的要求，与几个同志一起去叙利亚。他们拟定了秘密的路线，几经周折，找到了一个熟悉这条道路的向导。他们开始时坐了一辆吉普车，然后不得不骑一条毛驴赶路。他们夜晚赶路，白天躲藏起来。他们没有在任何一个贝督因人那里休息，以免引起对他们行动的注意。萨达姆·侯赛因及同行人员度过一段因难的时光。他们喝的是羊粪污染过的水，在喝之前把水里的虫子和泥沙滤掉。夜晚他们轮流放哨，以免被巡逻的保安部队发现。他们到达边境地区时，发现了一个可以藏身的洞穴和一口有干净饮水的井。 向导松了一口气；他一直不停地抱怨， 虽然他一直骑着驴子，而萨达姆·侯赛因一直步行。萨达姆和同伴们进入叙利亚境内后走了相当远一段路，才意识到他们已在叙利亚领土上。这时他们产生了一阵轻松安全的感觉，特别是因为不久前他们曾碰到一支夜间巡逻队。他们在与伊拉克接壤的两个叙利亚重要城镇——先在布卡马勒，后在德尔祖尔——休息了一段时间，然后动身去大马士革。以后的6个月，萨达姆·侯赛因就在大马士革度过。
1960年2月21日，他离开大马士革前往开罗，开始了新的生活。一开始，他进了一所学校，为他进入开罗大学法学院学习作准备。他还为加强开罗复兴社会党领导机构努力工作。在开罗时，萨达姆·侯赛因遇到了所有政治流亡者都可能遇到的问题。他受骚扰，受监视，住的房间被搜查。萨达姆·侯赛因告诉总统办公室的一名官员，他和他的同事不愿再忍受这种有辱人格的事件，此后骚扰停止。他被选为埃及党区部的一名成员，以后被选为分部领导机构成员，最后被选为地区领导机构成员。1963年阿卜杜勒·卡里姆·卡赛姆被推翻之后，萨达姆·侯赛因返回伊拉克，在中央农民理事会从事党的工作。 1960年他成为支部领导机构的成员，1961年成为分部领导机构成员。
当时伊拉克复兴党非常软弱，缺乏坚强有力的领导。萨达姆·侯赛因不知道存在着这些问题，这可能是因为他长期离开伊拉克， 党内弊病滋长。 萨达姆·侯赛因在担任革命指挥委员会副主席后，对早期的状况曾作过如下描述： “党内一片恐怖气氛， 结成各种集团和宗派；到处都为那些遵照党的正确路线工作的人设置了障碍。”萨达姆·侯赛因开始为根除党内的这些弊病而奋斗。当时党的领导人对他进行报复，挑拨党员反对他，后来甚至企图对他下毒手。阿卜杜勒·萨拉姆·阿里夫总统领导了反对复兴党的军事政变，他开始从萨达姆·侯赛因下手，追捕党员。
萨达姆·侯赛因和艾哈迈德·哈桑·贝克尔两人面临的各种困难此时清楚地展现出来了。萨达姆·侯赛因认为，为了抵抗阿卜杜勒·萨拉姆·阿里夫政权，恢复革命，必须有一个坚强的党。在此时期，萨达姆·侯赛因秘密地到大马士革，参加了党的第七次民族会议。他根据与米歇尔·阿弗拉克进行的讨论，决定着手在伊拉克建立强大的、一体化的党。他返回巴格达， 设法实现这一目标， 为此拟定了一系列步骤。 萨达姆·侯赛因除了在新的党领导机构内负责农民理事会的工作外，还负责监督党的军事组织。
萨达姆·侯赛因开始筹划由党接管政权。为实现这一目标，首先是购买必要的武器。随着财政状况得到改善，购买了汽车，购买了一些住宅，然后把这些住宅做为党的指挥部。萨达姆·侯赛因然后要求党的民族领导机构供给一些武器，一些同志开始用渔民捕鱼用的炸药制造炸弹，为进攻总统府进行了准备。萨达姆·侯赛因为此与总统府的一名官员进行了联系，但是由于这位官员突然调离，计划流产了。原来的计划是，萨达姆·侯赛因带着机枪，闯入军政领导人正开会的会议室，把他们全部扫掉。他还制定了1964年9月进行全面革命的计划，可是被当局发觉了，随即进行大逮捕，被抓到的每个复兴党人都遭到野蛮的严刑拷打。党的领导机关命令萨达姆·侯赛因逃往大马士革， 他第一次拒绝服从党的命令。 他留在巴格达， 后来被逮捕投进监狱。然而他设法与监狱高墙外的党员保持了联系，对他和他的事业持同情态度的一些监狱看守为他传递信息。人们想尽办法安排萨达姆·侯赛因和与他一起坐监的其他党员逃出监狱，同时募捐请律师为他们辩护。萨达姆·侯赛因在狱中对因受严刑拷打而意志消沉的同志们做工作，努力提高他们的士气。他读了许多书，鼓励其他人也去读；他还主动与同志们展开关于党和党的前途的讨论。为了让外界对政府施加压力，他组织了绝食斗争，要求改善监狱条件，他还设计使狱长和监狱看守发生摩擦。
最后萨达姆·侯赛因成功地把几把锉弄到囚室里，他和同志们开始锉监狱的铁栅栏。为了不引起注意，他们让那些铁栅栏仍留在原来的位置上。越狱计划最后付诸实施：他们擒拿住走廊中的看守，夺下他的枪。萨达姆·侯赛因执意与另外6位同志一起留下以保证其他人安全逃出。留下的7人被转移到另外一个监狱， 企图给他们洗脑。 以后看管得稍松了一些， 萨达姆·侯赛因可以看到他当时只有6个月的小儿子。 萨达姆·侯赛因与艾哈迈德·哈桑·贝克尔交换了几次信件。他给贝克尔的信件是在抱小儿子时塞在他罩衣里面的。每周一次的探监和来往信件使他清楚地了解到监狱高墙外的形势。
萨达姆·侯赛因通过自己的小儿子阿迪传递信件时，又想到越狱问题。他与萨阿敦·夏克尔讨论了这一问题， 说他可以使监狱看守相信， 他们同他一样， 也是专制统治的受害者。艾哈迈德·哈桑·贝克尔给了他一封信， 向他讲了推翻现政权的计划。 收到这封信，他越狱的决心更坚定了。由于萨达姆·侯赛因与监狱看守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所以他能够组织犯人逃跑。
一天，他和6位同志在高级治安法庭因企图推翻现政府罪受审，从法庭返回的途中，他要求看守允许他们进阿布·尼瓦斯街的一个饭馆，并说可以派两名士兵看着他们，以防他们逃跑，看守同意了。这次的安排是：萨阿敦·夏克尔提供的汽车等在饭馆后门，萨达姆·侯赛因和他的6位同志从后门离开饭馆，坐车逃走。结果看守在他们去的饭馆的正门等着，左等右等也没见他们出来。
这次从监狱里逃出来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党正设法阻止军方发动政变。此外，2月23日叙利亚发生了政变，萨拉赫·杰迪德上台。逃出监狱后，萨达姆·侯赛因重整党的队伍，防止了军方独揽大权。1968年7月17日凌晨3点钟，萨达姆·侯赛因身穿军装，和他的同志们一起率领坦克部队进攻总统府，结束了阿卜杜勒·萨拉姆·阿里夫政权，成功地完成了军民双方协力把政权交给复兴社会党的计划。长期的软弱无力状态结束了，第二阶段从此开始。
第二阶段中，在使党从各方面作好准备发挥领导作用方面，萨达姆·侯赛因起了重要作用。然而，他察觉到阿卜杜勒·拉扎克·纳伊夫的参与领导是党的前进道路上的障碍。在对这一问题研究后决定，由萨达姆·侯赛因在总统府内独自与纳伊夫会面，解决纳伊夫的问题。纳伊夫的特别警卫被撤除，然后在总统府艾哈迈德·哈桑·贝克尔的办公室里，萨达姆·侯赛因拔出左轮手枪，命令纳伊夫举起手来。纳伊夫哀求萨达姆·侯赛因看在他4个孩子的份上饶他性命， 以此打动萨达姆·侯赛因的感情。萨达姆·侯赛因的态度非常坚决，他告诉纳伊夫，只有他离开伊拉克，他和孩子的生命才能保全。萨达姆·侯赛因接着说，他可以任命纳伊夫为驻外大使，问他愿意去哪个国家的首都。 纳伊夫选了贝鲁特， 萨达姆·侯赛因拒绝了， 纳伊夫又提出阿尔及尔，又被他拒绝，但最后同意派他去拉巴特。
事情到这里并没有完。纳伊夫同意到拉巴特当大使后，萨达姆·侯赛因立刻命令准备一架飞机把他从拉希德军营送到摩洛哥。萨达姆·侯赛因命令纳伊夫要行动自然，卫兵向他敬礼时他要还礼，在走向等着他的公用轿车时神态要与平时一样。他警告纳伊夫说，手枪就在他的上衣口袋里，如果发现纳伊夫有丝毫违抗命令的迹象，就当场把他击毙。他要求几位同志留在总统府保护艾哈迈德·哈桑·贝克尔总统。萨达姆·侯赛因与阿卜杜勒·拉扎克·纳伊夫驱车前往拉希德军营，一路上他一直紧靠着纳伊夫。飞机就等在那里。飞机起飞后，萨达姆·侯赛因因感到泪水涌入眼眶。枪声一响，除掉纳伊夫的整个计划就可能流产，但是，谢天谢地，整个行动自始至终进行得非常顺利。
萨达姆·侯赛因的心腹之一萨阿敦·夏克尔在1980 年4 月4 日与我见面时说，从革命的第一天起，萨达姆·侯赛因就决心除掉阿卜杜勒·拉扎克·纳伊夫。萨阿敦·夏克尔说，萨达姆·侯赛因曾要他挑选10名可靠的党员，作好准备，一旦萨达姆·侯赛因下令，就把阿卜杜勒·拉扎克·纳伊夫干掉。萨阿敦按照要求作了安排。萨达姆·侯赛因对他说，这10个人可能随时要用，他们应当随时做好准备。萨阿敦·夏克尔——现在是内政部长——还说： “显然，阿卜杜勒·拉扎克·纳伊夫与外国势力有联系，他会阴谋破坏革命的。”萨达姆·侯赛因又进一步采取了行动。革命指挥委员会内的有些复兴党高级官员自恃参与除掉纳伊夫的行动有功， 希望谋取更高的职位。 萨达姆·侯赛因使他们的图谋尚在萌芽状态时就化为泡影，从而防患于未然。发布的一份简短的公报称，地区领导机构秘书艾哈迈德·哈桑·贝克尔除任共和国总统之职外，还兼任总理。公报还说，贝克尔还是武装部队的总司令。
然后复兴党新的领导机构开会，讨论了分工。萨达姆·侯赛因选择了革命指挥委员会副主席之职，但要求不要正式宣布这一点。他作为委员会和党内的第二把手，可以有效地发挥作用。之后，萨达姆·侯赛因突然要求退出权力机构，理由是他认为他已经完成了复兴党掌权的任务，这令艾哈迈德·哈桑·贝克尔非常惊诧。贝克尔拒绝接受这一请求，这就是推迟正式宣布革命指挥委员会成员名单的原因。萨达姆·侯赛因在发现存在着反对贝克尔的阴谋之后，在意识到哈尔丹·塔克里提仍继续企图扩大他的影响时，最终决定留下来。他留在权力机构中发挥了特殊的作用；他不但留下来而且将长久地呆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