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在古代史(包括我们自己民族的古代史)还是在现代史中，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况：两位领导人在同一个领导机构内共同掌权连续11年之久，可是他们在实施领导中从未出现过在道义上或实际上失去平衡的现象，他们之间也从未发生过互相倾轧……”
(摘自萨达姆·侯赛因从艾哈迈德·哈桑·贝克尔总统手中接受了全权后首次公开讲话，1979年7月17日)在总统府的周围，散布着政府高级官员的住宅和政府机关。艾哈迈德·哈桑·贝克尔就住在这里。他是党的最早的革命者之一，参加了1979年7月17日在伊拉克发生的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这位军人的闲暇时间用在与国事无关的事情上。
他一早就起床到花园里去，浇水和修剪玫瑰花枝。在他感到疲倦时， 就休息一会儿， 和孙子在一块玩一玩。
他经常忆起往事，留在他头脑中的记忆多半是痛苦的。妻子的去世使艾哈迈德·哈桑·贝克尔深受震动；震动的余波尚未平息， 他年仅23岁的儿子又在车祸中丧生。然后悲剧接踵而至，他的女婿又死掉了，艾哈迈德·哈桑·贝克尔必须照顾自己的女儿和她的孩子们。艾哈迈德·哈桑·贝克尔的悲痛记忆并不仅仅局限于家庭范围，他经历了复兴党的各种惨剧，走过了复兴党夺权道路上的艰难阶段，经受了各种挫折。艾哈迈德·哈桑·贝克尔长期以来身体就不好，曾去法国治疗糖尿病。因此，他不能出国旅行，也不能对正式的访问进行回访。在伊拉克国内的旅行他限制到最低限度，只有在最重要的时刻才到外地去。他是一个被忧虑折磨的悲惨的人。
然而， 由于萨达姆·侯赛因在贝克尔总统的身旁，国家和党的事业并没有因为总统的健康原因蒙受损失。不过总统觉得，自己每天用5个小时——有时还要少些——处理公务，这是不够的，他觉得自己把大量工作压到了他的同志和副手萨达姆·侯赛因肩上。
贝克尔看到萨达姆·侯赛因破晓时分就到办公室，一直工作到半夜。虽然这使贝克尔感到欣慰和骄傲，但这也使他感到很痛苦，因为他是一位军人，而军人是不喜欢其他人代替自己履行职责的。艾哈迈德·哈桑·贝克尔的病情并不那么严重，但他从伊拉克人的眼睛里似乎看到人们正提出这样一些问题：他的健康状况多么糟糕呀，他为什么不退下来好好休息呢?他是否想仿效佛朗哥，选择了自己的继承人，但又一直在位掌权，直到咽下最后一口气?或者他想学习勃列日涅夫， 健康每恶化一次， 就把权握得更紧一分?这使他觉得难以忍受。贝克尔在电视上看到的两个镜头一直清晰地留在他的脑海里。一个镜头是勃列日涅夫在苏美最高级会议上——勃列日涅夫听别人讲话很吃力，站着很吃力，坐着很吃力，从飞机舷梯上走下来也相当吃力。官场应酬减少到最低限度，以免使他的本来就很糟糕的健康状况进一步恶化。更令人悲哀的是勃列日涅夫与吉米·卡特总统签署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条约的情况。使贝克尔触景生情的另一个镜头是苏联外交部长安德烈·葛罗米柯在联合国晕了过去；但他事后仍接着当他的外交部长，而不肯让贤，尽管适合担任这一职务的人很多。
这两件事情发生之后不出几个月，艾哈迈德·哈桑·贝克尔总统就下定决心辞职休息。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贝克尔的引退不是因为政府结构限制了他的行动，也不是由于党内的权力政治使他成为一个傀儡。由于他的历史功绩，他是一位在实权位置上掌握着实权的人物，因此他的行动没有受到限制。他参与了使复兴党掌权的斗争：并不是复兴党使他掌权。还有可能贝克尔认为，除上述个人因素外，国内、阿拉伯世界和国际形势都需要一位年轻有为、生气勃勃的领导人，他能够率领人民前进，而不是仅仅治理。艾哈迈德·哈桑·贝克尔如果不是深信他的继承人已完全有能力接班，并且多年来一直在发挥着领导作用，他是决不会引退的，不论他的健康状况如何差。
艾哈迈德·哈桑·贝克尔总统的引退和萨达姆·侯赛因的继任是前面所提到的伊拉克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这次的权力移交方式是第三世界中绝无仅有的。这一决定事先通知了党的领导机构中的某些成员，但是领导机构之外的人事先都丝毫不知道要在1979年7月16日，即在复兴党1968年7月17日革命周年纪念日前夕，发布一项重要的公告。这一工作进行得极为秘密。当伊拉克人坐在电视机旁听总统讲话时， 他们想他们听到的将是纪念1968年革命11 周年的讲话。但是他开始讲话后不久就说道： “我一生中时刻准备着尽可能长地担负起党和革命指挥委员会委托给我的责任， 但是我……”， 伊拉克人知道马上要宣布一项重要的事情。他接着说：
最近一段时间， 我一直对我的同志们， 特别是对我亲爱的同志萨达姆·侯赛因说， 我的健康状况不允许我继续承担领导机构委托给我的任务，我要求他们解除我担任的职务。 但是萨达姆·侯赛因同志和领导机构其他同志，根本不愿意对这一问题进行任何讨论， 而是坚持让我少工作一些， 他们为我代劳。然而基于我们之间的兄弟情谊和同志关系， 我坚决地向萨达姆·侯赛因同志和党的领导机构内的其他同志表示，应取消我在党内和政府内所担负的一切职务。 今日我如释重负， 因为他们接受了我的请求。在我祝贺我的兄弟和同志担负起党和革命的领导责任之时， 我深信， 党的领导机构选择了合适的继承人——无论从他的道德品质、从他对党的贡献看，还是从他的勇敢精神和能力看，我们都可以如此说。在1968年革命之前长期而艰苦的斗争中， 萨达姆·侯赛因同志一直是一位勇敢可靠的同志，他赢得了党内同志的尊敬和信赖。在1968年7月17日革命的那天上午，他率领那些英勇的人们对独裁和反动统治发起了进攻。
他自始至终是一位能够面对一切困难和承担各种责任的领袖，这就是何以他赢得了党的领导机构和革命指挥委员会全体成员以及全体党的工作者和全体人民的爱戴和尊敬。
艾哈迈德·哈桑·贝克尔总统在讲话中提到以前他曾多次坚持应允许他退休。在这里需要回顾一下他作出这一决定的背景以及他以前要求退休的努力。
1979年5月，即在贝克尔总统宣布复兴社会党领导接受他辞职请求前两个月，复兴社会党地区领导机构和民族领导机构召开了一次联席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人们第一次听到贝克尔总统说，他一直要求萨达姆·侯赛因允许他卸掉自己的职务，因为他感到精疲力竭，健康状况不允许他继续担任领导职务。因此贝克尔总统要求在座的各位领导同他一起说服萨达姆·侯赛因。会后，其他领导人试图说服萨达姆·侯赛因遵从贝克尔总统的意愿，向他指出，贝克尔总统难以继续承担所负的责任。萨达姆·侯赛因听了同志们的意见后， 就去贝克尔总统那里， 试图说服他继续任职。 萨达姆·侯赛因曾多次试图说服贝克尔总统继续担任国家元首之职，但不必做那繁重的工作；萨达姆·侯赛因本人愿意代劳。但是贝克尔总统不愿意考虑这种意见，指出他对掌权之虚名和排场不感兴趣。他希望事物按其自然规律发展，由萨达姆·侯赛因掌权，无论是形式上或实质上，最后，贝克尔总统和萨达姆·侯赛因达成了一致意见：由总统在7月16日，即1968年7月17日革命周年纪念日前夕，向全国发表讲话，宣布自己引退。
他于7月10日准备好讲话稿。7月11日，革命指挥委员会举行会议。会上，贝克尔总统表示希望辞去他在国家和党内所担负的职务。突然，革命指挥委员会秘书毛希丁·阿卜杜勒·侯赛因站了起来，要求就贝克尔总统把他在党和国家内所担负的职务移交给萨达姆·侯赛因一事进行投票表决。他坚持，这一决定要一致通过才有效。 参加会议的贝克尔总统问道： “你想要干什么呢?我已讲清了我想辞职的原因；你为什么要为我讲话呢?”但是毛希丁·阿卜杜勒·侯赛因继续说： “要你退休， 这真是不可思议的事；如果你有病，你可以休息养病么!” 这番话使贝克尔总统和在座的一些人很感不快。毛希丁·阿卜杜勒·侯赛因与贝克尔总统没有深交，不应这样与他谈话或表现出这样的关切。虽然毛希丁·阿卜杜勒·侯赛因是革命指挥委员会秘书(主席是贝克尔总统)因而是总统府的内圈人物之一，但他只是贝克尔总统的一名普通相识；他加入复兴社会党比较晚，任职时间较短。与贝克尔总统有特殊关系的人多是复兴社会党的老党员。此外，毛希丁·阿卜杜勒·侯赛因的任务是作记录，没有资格与总统这样对话。事实上，接近贝克尔总统的几位领导人以前曾对毛希丁·阿卜杜勒·侯赛因的可靠性和品格提出过怀疑。奇怪的是，尽管如此，毛希丁·阿卜杜勒·侯赛因仍继续担任着秘书的职务。在他被发现参与了反对伊拉克领导人的阴谋活动之后——关于这次阴谋活动的情况将在下面谈及——人们说他是靠阴谋诡计爬上台的，他是波斯血统人。
地区领导机构的大多数成员本来都希望这次权力移交能够顺利地、本着信任的精神和按照党的纪律进行，特别是因为贝克尔总统身体不好，而且无论从在党内的资历还是从条件和能力来说，接班人的问题都早已解决。
7月11日的革命指挥委员会会议结束时通过了一项决议，接受贝克尔总统的辞职请求。1979年7月12日，地区领导机构和革命指挥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由萨达姆·侯赛因主持，会上一致选举他为革命指挥委员会主席和共和国总统。鉴于毛希丁·阿卜杜勒·侯赛因的可疑行为，同时因为萨达姆·侯赛因对党的另一名领导人穆罕默德·阿耶什有怀疑，他制定了两项行动方针：第一， 权力移交按原计划进行；第二， 在地区领导机构决定对毛希丁·阿卜杜勒·侯赛因进行隔离审查后，有些领导人表现出担忧或痛苦的情绪，他决定对这些人进行监视。委员会随后发布命令，对一些部作了调整。有些部被合并，同时成立了一个新部——地方政府部。委员会还决定设立第一副总理和5个副总理职务。在贝克尔总统辞职、萨达姆·侯赛因就任总统后， 这些决定于7月16日宣布。 在此之前，有两个人受到怀疑，一个是毛希丁·阿卜杜勒·侯赛因，他被取消了革命指挥委员会秘书的职务，由塔里克·哈姆德·阿卜达拉接替；另一个是穆罕默德·阿耶什，他原是工业部长，在萨达姆·侯赛因组织的第63一届政府中，他被排除在外。后来被揭发出是阴谋活动者之一的阿德南·侯赛因继续受到委员会的信任；他被任命为第四副总理和总统办公厅主任。
次日，即1979 年7 月17 日，萨达姆·侯赛因发表了他就任革命指挥委员会主席和共和国总统之后的第一次讲话。在这次讲话中，他称贝克尔总统是“父亲和伟大的同志”，并谈到权力移交问题：
昨天你们听到了父亲和伟大的同志阿布·海赛姆的讲话。 他在讲话中谈到的事情是空前的。 在我们的国家、 我们的党和我国的革命中， 权力从一位领导人移交到另一位领导人手中进行得这样自然， 这样符合道义和宪法原则， 这在古代史和现代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它绝无仅有然而并不奇怪，因为它来自于我们阿拉伯文明教养的纯正，来自于伊斯兰启示的伟大，来自于我们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的原则。
他接着规定了政府的性质：
我自己不愿做的事情，我绝不会号召领导机构和党内的同志们，或号召我的兄弟们或人民去做；我自己不愿禁止的东西也绝不会号召他们去禁止。 我们的任务是为正义而奋斗， 为反抗压迫而斗争。我们不容许党内的任何同志或人民中的任何成员受到欺凌。 我们将克服一切形式的暴政；我们将迎接挑战， 扞卫正义。 权力不是用来满足个人私欲的手段， 而是我们肩负的重任， 我们要用它把理想变为现实， 服务于人民， 扞卫我们的民族和根除非正义现象。
萨达姆·侯赛因总统接着在7月17日革命周年纪念之际向贝克尔总统致意。然后他又把讲话对象转向人民：
阿布·海赛姆同志虽卸去了党和国家的公职，但是他在我们的心中依然是父亲和领袖，他的长期斗争经历使我们钦佩和敬仰，他为党和民族尽了最大的力量。我和领导机构的同志们祈祷真主赐给他健康和幸福，使他作为父亲和同志长久地在我们身旁。艾哈迈德·哈桑·贝克尔同志一直奋斗不息，以保障我国人民的自由、正义和尊严，并为此目的毫不犹豫地牺牲自己的一切。人民将永远尊敬他，感谢他对民族作出的贡献。
在萨达姆·侯赛因发表讲话之前，党的缔造者米歇尔·阿弗拉克给贝克尔总统发了一份电报， 电报说：
“此时您卸掉自己的重任，深信在民族和地区范围内革命将继续前进，取得伟大的成就，这为世界上许多领导人树立了榜样……”
1968年7月17日革命11周年庆祝活动结束之后，萨达姆·侯赛因恢复调查阴谋案。他的兄弟巴尔赞参予了调查工作，因为他负责民族委员会大楼的安全保卫工作；萨达姆·侯赛因任革命指挥委员会副主席时他的办公室就在大楼里。巴尔赞在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个党内同志。 在审问毛希丁·阿卜杜勒·侯赛因的过程中，参加阴谋活动的人极力装得泰然自若，结果反而很惹人注目。萨达姆总统指出，毛希丁·阿卜杜勒·侯赛因将企图使这次阴谋活动牵涉尽可能多的人，以削弱领导机构。甚至在毛希丁·阿卜杜勒·侯赛因刚开始交待某些过去与他一起工作的人的姓名时，人们就知道他在企图把其他人拉进去。在调查过程中，他含糊地说，他一直计划着与密谋者决裂；这些密谋者包括穆罕默德·阿耶什，他是毛希丁·阿卜杜勒·侯赛因的非常亲密的朋友，对毛希丁有很大的影响。被毛希丁·阿卜杜勒·侯赛因吐露姓名的那些人没有立刻遭到逮捕，但是他们做贼心虚的样子证实了他们曾参与阴谋活动。7月12日逮捕毛希丁·阿卜杜勒·侯赛因之后，穆罕默德表现得越来越心虚， 于7月16日被逮捕。 虽然没有对甘纳姆·阿卜杜勒·贾利勒进行调查，但他的行为也变得令人怀疑；阿德南·侯赛因的情形亦然，尽管他被任命为副总理和总统办公万主任。萨达姆·侯赛因和新政府其他成员于7月17日晚上拜会贝克尔总统，在革命周年之际向他表示祝贺之时，密谋者显得坐立不安。阿德南·侯赛因用一种紧张不安的声音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说： “我与他们之中的任何人都没有会晤过。”
7月18日，高级官员应邀到总统府参加宴会，同时这些官员被告知，宴会后将举行党的领导机构会议。会议中，萨达姆·侯赛因总统要求到会的人每人写一份详细的秘密报告，写明在过去一年里与毛希丁·阿卜杜勒·侯赛因或穆罕默德·阿耶什会晤的情况。他要求这些报告第二天交给他，以协助调查。
7月19日，萨达姆·侯赛因与革命指挥委员会成员举行了会议。阿德南·侯赛因没有出席会议，他已经把报告交给萨达姆总统。总统宣读了这份报告和甘纳姆·阿卜杜勒·贾利勒的报告，与会人员一致认为这两份报告存在若干互相矛盾的问题。然后总统说，毛希丁·阿卜杜勒·侯赛因透露，阿德南·侯赛因、甘纳姆·阿卜杜勒·贾利勒和穆罕默德·马哈古卜参与了政变阴谋，并从叙利亚接受了资金。萨达姆总统要调查负责人向会议介绍了截至那时揭发出来的情况。
他还把毛希丁·阿卜杜勒·侯赛因召进来，毛希丁承认，一个由阿德南·侯赛因、甘纳姆·阿卜杜勒·贾利勒、穆罕默德·阿耶什和穆罕默德·马哈古卜组成的委员会(他本人后来也参加了)从1975年起一直不时地在一起开会。他说，这个委员会一直密谋推翻现政府， 穆罕默德·阿耶什是他们与叙利亚的联络人。 毛希丁·阿卜杜勒·侯赛因还透露，甘纳姆·阿卜杜勒·贾利勒过去常把送交副总统(当时是萨达姆·侯赛因)办公室的报告整理归纳，然后直接移交叙利亚总统哈菲兹·阿萨德。1978 年10 月签署叙利亚和伊拉克民族行动联合宪章之后，这个委员会与叙利亚的联系增加，他们开始准备接管权力，但是他们在1979年5月发觉，贝克尔总统正准备辞职。
后来甘纳姆·阿卜杜勒·贾利勒对此供认不讳， 于是在1979年7月20日把他逮捕。7月21 日，地区领导机构和革命指挥委员会召开联席会议，要阿德南·侯赛因和穆罕默德·马哈古卜到会交待(他们到国外去了，7月16日才回到伊拉克)。开始时，两人都否认与阴谋活动有任何牵联，但是把他们送交调查委员会后都承认了。
7月22日，萨达姆总统在巴格达哈立德会堂召开了“进步干部和人民领袖”特别地区会议。到那时他不得不公布所有参加这一阴谋活动的人员的名单。参加会议的人员听取了毛希丁·阿卜杜勒·侯赛因的供词；会议还向他们通报了领导机构采取的措施。会议决定把穆罕默德·阿耶什、甘纳姆·阿卜杜勒·贾利勒、阿德南·侯赛因、穆罕默德·马哈古卜和毛希丁·阿卜杜勒·侯赛因从地区领导机构、从党内和从革命指挥委员会内清除出去，并剥夺他们的一切政府职务。会议称他们是叛徒，责成地区领导机构和革命指挥委员会采取他们认为合适的行动。
特别会议表示全力支持和拥护萨达姆总统。根据会议的决议，革命指挥委员会决定设立特别法庭审判密谋活动分子；这是在特别会议之后6天，即7月28日宣布的。特别法庭以革命指挥委员会成员纳伊姆·哈达德为首， 包括萨阿敦·盖丹(革命指挥委员会成员和副总理)、塔耶·阿卜杜勒·卡里姆(革命指挥委员会成员及石油部长)、哈桑·阿里·纳赛尔(革命指挥委员会成员和贸易部长)、萨阿敦·夏克尔(革命指挥委员会成员和内政部长)、希克马特·易卜拉欣(革命指挥委员会成员和党的青年和学生委员会主席)和阿卜杜拉·法迪勒(革命指挥委员会成员)。这是一种令人痛心的事实：密谋者中有五人是原来的革命指挥委员会成员，委员会共有21名成员，他们占了1/4。当然，由纳伊姆·哈达德领导的特别法庭是经过精心挑选的：哈达德不仅是革命指挥委员会的成员，而且是党的地区领导机构和民族领导机构的成员。对那些阴谋败露前曾是党内同志、曾参与管理党和国家的人的命运，法庭必须作出意见一致的判决。除去一名部队指挥官瓦利德·马哈茂德·赛拉特和少数士兵外，军队没有卷入，这一情况稍微减轻了阴谋事件的悲剧性。
这使萨达姆·侯赛因总统放下心来，因为他对武装部队内党的团结极为重视。只有一名军官参与阴谋活动的本身就证明了这种团结是确实存在的，如果密谋者真的采取行动，武装部队将是坚如磐石。
特别法庭7月28日组成，8月1日开庭。8月6日，22 人被以叛国罪判处死刑，33 人被判处1至15年有期徒刑，另有13人被释放。法庭宣布，这一判决处理了 “与阴谋活动有关的所有问题”， 与阴谋活动无关的其他问题留待法庭解决。1979年8月8日，判处死刑的人中21人被处决；第22号，艾哈迈德·卡里姆，是在缺席的情况下被判处死刑的。执行死刑之后官方发表的公报说， “军队的同志和全国各地的平民党组织共同执行了死刑判决。” 在法庭作出最终判决之后， 当时决定死刑应由党员执行，因为那些密谋策划者都是党员。在发现阴谋分子渗透到那么高的党的领导机构后，全党受到震动；采取这种处决方式将有助于提高党的士气。作出这种决定后，通知党的每一个分部领导机构都派出一名代表， 代表要随身带着步枪。 于是，数百名代表集合在一起，对他们的犯有叛国罪的同志执行了死刑。这种行刑的方式在党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在阴谋揭露之前，萨达姆·侯赛因就已经有所察觉呢，还是他对此一无所知?如果他事先对这次阴谋就有所了解，为什么他不当时就把它解决掉，而偏偏上台伊始，就让在党内出现这样的悲剧呢?人们之所以提出这一问题是因为萨达姆·侯赛因是一个直觉敏锐的人——他的直觉不是盲目的，而是建立在客观现实的基础之上。例如，在这次阴谋被揭露之前，他早就怀疑穆罕默德·阿耶什，并与跟他关系最密切的某些人讨论过这一问题。他怀疑的根据是，穆罕默德·阿耶什企图在党内和领导机构内担任超出他本人可胜任的职务。虽然他已在党的领导机构和政府内升到很高的位置上，担任了地区领导机构的成员和工业部长，但是他并没有革命的经历。在高职位上的人未必有相应的能力。穆罕默德·阿耶什能够平步青云是因为他是一个积极而热情的党员。这种人有可能通过党内提拔到这样高的职位上。但是，如果他认为这种提升是理所当然的事，那么，如果没有爬到最顶点，他就容易受到腐蚀。我曾与伊拉克一些高级官员讨论这次阴谋的动机问题，这就是他们所讲的要旨。我还问他们，既然萨达姆·侯赛因已经强化了这些密谋者在党和领导机构中的地位(对阿德南·侯赛因这样的人来说， 情况尤其如此)， 为什么这些密谋者不愿让他接管大权呢?我得到的回答是，只要有革命，就会有反革命。
使萨达姆·侯赛因感触最深的一件事是：1976年，贝克尔总统心脏病严重发作，国事全部交给萨达姆·侯赛因负责。在这段时间里，后来参加了阴谋活动的那些人当时说的一些话使萨达姆·侯赛因听后觉得很不安。他在革命指挥委员会的一次秘密会议上对这些言论作了答复。有关这次会议的情况未作广泛报道。
在这次会议上，萨达姆·侯赛因回答了两个问题：什么时候某个问题由革命来处理?什么时候某个问题由党来处理?他的回答是：
当国家机构中的错误仅仅是一个错误，而不是蓄意加强反革命道义和物质基础的策划时，这个问题由革命来解决。一旦国家机构和它与革命的关系到达党所拟定的最低限度，革命自身的斗争就结束。一旦消除了右翼集团为了把革命引向歧途而通过非法手段窃取权力和占据领导机构要害职位的危险， 党本身的斗争就结束。 我满怀信心地说， 这些可能会出现的事情并不能吓倒我们；它只意味着我们必须时刻保持警惕，必须主动积极。
我们绝不能仅仅因为革命生活已经过了八年，认为这足以永远地把反革命的门堵死，而麻痹自己的意志， 沉醉于虚假的安全感之中。 我们必须加强原则， 提高观察力， 我们绝不能放弃对国家和党内事物进行敏锐观察的责任，我们必须鼓励人民对国家机构，包括其最细微的部分，进行积极的监督，以免反动分子或右翼分子在国家机构中站稳脚根， 进行反革命煽动。 我们必须纯洁国家的要害部门， 防止右倾分子掌权， 在这方面我们绝不能动摇自己的立场， 放松自己的努力。 我们必须堵死右翼分子在党内得到提拔重用的一切机会，必须加强党组织的基本原则。
这些话表明， 早在阴谋活动发生前两年， 萨达姆·侯赛因就有所警觉。所以他才会说“一旦不再有右翼集团为了把革命引向歧途而通过非法手段窃取权力和占据领导机构要害职位的危险，党本身的斗争就结束……”
1979年7月28日发表的地区领导机构和革命指挥委员会的公报称，密谋者是：
钻到党的领导机构和革命队伍中的一伙人，包括党的叛徒。这一伙人这些年来一直在策划针对党、革命和我们社会主义及民主人民的成就的罪恶阴谋活动，以迫使伊拉克参与美国帝国主义制定的服务于犹太复国主义和黑暗势力的失败主义计划。
萨达姆·侯赛因指出了通过非法手段窃取权力的力量，公报提到了钻入党和革命领导机构中的密谋者；他称他们是“右翼集团”，公报则指出密谋者与美国帝国主义的联系。
值得注意的是，1968年7月17 日至1979年7月17日这段时间， 在伊拉克发生的政变阴谋有一些是在党内由复兴党人策划的。这只能说明一些党员对党的忠诚是不坚定的。 1973年的政变阴谋是由一名老党员阿卜杜勒·哈利克·萨马拉伊伙同负责安全的纳西姆·卡扎兹领导的。 实际上这次阴谋到达执行阶段。 首先，纳西姆·卡扎兹逮捕了国防部长哈马德·谢哈卜和内政部长萨阿敦·盖丹。当时贝克尔总统正在保加利亚和波兰访问。密谋者预计在贝克尔总统回到巴格达机场时把总统和他的副手萨达姆·侯赛因杀死。但是由于保加利亚人想在贝克尔总统在瓦尔纳停留期间举行正式欢迎仪式，飞机抵达巴格达的时间晚了两个小时。这种延误引起了聚集在巴格达机场上的密谋者之间的混乱。隶属于萨达姆·侯赛因的安全官员注意到这一点，于是阴谋败露了，然而国防部长哈马德·谢哈卜已被杀死。纳西姆·卡扎兹逃往伊朗。人们曾怀疑他与伊朗人有联系，他逃往伊朗证明这种怀疑是正确的。阿卜杜勒·哈利克·萨马拉伊被关进监狱。他是1979年政变阴谋失败后被处死的人中的一个。
总之，后一次政变阴谋更危险，因为阴谋策划者都身居要职。这次阴谋被揭露后，引起了党的队伍中不安的气氛。为了消除这种气氛，萨达姆·侯赛因在接管全权一周后会见了党的一些领导人，同他们进行了交谈，以期提高他们的士气，加强他们的信心。会晤是在1979年7月23 日进行的，前一天刚刚在哈立德会堂召开了特别地区会议， 听取毛希丁·阿卜杜勒·侯赛因的供词。后来，萨达姆·侯赛因总统又在穆斯坦萨里亚大学发表了演讲，讲话中苦恨交织着自信：
同志们！不要陷入一种失败主义情绪。这场革命的目的是要摧毁帝国主义的基础，让革命的光芒照耀整个阿拉伯世界，使它在世界舞台上成为一支新的力量。 它涉及到每一个阿拉伯人， 彻底改变他的生活， 使他成为一名进步分子， 它要涤荡一切堕落、 落后和腐败的陈迹。 难道这样一场革命会被这些可鄙的阴谋策划者摧垮吗?全体人民现在都与你们站在一道，你们组织的成员有100 多万人。 在这种情况下， 阴谋分采取什么行动呢？他们能公然入侵推翻革命吗？显然那样做是办不到的，他们那样做不可能达到自己的目的。甚至美国也不能采取这种行动， 除非他们投原子弹；如果那样做， 他们只能占领一片无人生存的土地。 既然外人不能伤害我们，那么惟一的办法就是在党的队伍中寻找占据重要职位的卖国者，并向他们提供物质援助。因此，同志们，我们必须予以反击，加强党的原则，恪守党的原则。我们的决心绝不能动摇。 我们绝不能认为信赖复兴党人是错误的；我们绝不可认为，反击这种邪恶行为的最好办法是重新审议我们的基本战略或者削弱我们对党的原则的信仰……叛国是无可辩护的，因为叛国无正当理由可言。 叛国没有程度轻重之分；信仰可能有程度之别， 但叛国没有。 叛国是一种坠入无底深渊的罪行， 是意志彻底的无可救药的崩溃。 我们绝不可忘记这次教训；我们必须增强党的力量， 丰富党的经验， 用铁的意志武装复兴党人， 使我们沿着既定的漫长道路前进。
此时提出的问题是，既然萨达姆·侯赛因有很高的政治家素质，为什么他不早些把权力接管过来呢?
要回答这一问题，人们应当回忆起，1968年7月17日革命后，萨达姆·侯赛因曾表示希望留在党内，但不在政府内担任任何职务。他认为，使党掌权的重大任务促使他必须献身于党；如果政府建基在坚强的政治力量之上，它就可以处理各种问题。但是贝克尔总统反对这种想法，所以萨达姆·侯赛因为自己选择了一种不寻常的角色。由于他非常善于处理伊拉克面临的各种问题，他逐渐地承担起越来越重的责任，贝克尔总统也鼓励他这样做，以便最终使他负起决策重任。
这使他与总统的关系成为一个极为敏感的问题。因此，即使当萨达姆·侯赛因成功地解决了一个又一个问题时，他总是非常注意把功劳归于总统，尽管成绩应记在他自己账上。
在贝克尔总统健康状况恶化不能作为革命指挥委员会主席主持委员会的会议，或者不能作为总书记主持地区领导机构的会议时，萨达姆·侯塞因就以委员会副主席和领导机构副总书记的身分主持这些会议。
他主持的革命指挥委员会会议都是一些法定的会议，决定内阁改组、军官任免或国际协议等事宜。贝克尔总统生病几乎近一年的时间。萨达姆·侯塞崮意欲夺权会易如反掌，他只需签署一个简单的只有两行字的命令就可以接管权力，担任国家和党的最高领导。他没有这样做，他希望使党免于冲突，想使贝克尔总统放心，虽然他健康欠佳，但还是掌舵人。
贝克尔总统把权力移交给副手萨达姆·侯赛因的方式表明，他们两人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特殊的。为了弄清这种关系，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解答：在过去的10年里，总统和他的副手之间是否有过冲突的动因呢？
如果没有，那将是在历史上第一次国家元首和他的副手之间存在着这种典范关系。实际上，贝克尔总统和他的副手之间有时有意见分歧，但是这些分歧从来没有发展到冲突程度。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年龄不同，经历各异；是因为总统是行武出身，而他的副手原先是平民；更重要的是，两人都不是靠发布命令进行统治，而是把自己的统治建立在掌权之前的长期而痛苦的共同努力之上。萨达姆·侯赛因作为副手还小心不让意见分歧严重化，因为他对贝克尔总统很尊重，把他看作最高领袖和革命之父。同时，两人都同样深信，保持革命和党的核心坚强有力非常重要；两人都充分意识到，敌视伊拉克的势力正企图摧毁他们采取的“双人领导”体制。这也有助于他与贝克尔总统保持融洽的关系。这种领导方式在第三世界中是极为独特的：在第三世界国家中，掌权的第一把手和第二把手往往互相疑惧， 互设陷阱， 以便一人独掌大权。
许多敌对力量企图在伊拉克挑起这种冲突，但是这两位领导人对这些企图时时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企图玩弄这种手段的人总是付出沉重的代价。此外，尽管萨达姆·侯赛因在党内非常重要，但他对贝克尔总统总是毕恭毕敬。 本书的最后一章(是对萨达姆·侯赛因总统的采访)将披露他对贝克尔总统是如何看和如何做的。
一天，伊拉克新闻媒体开始称贝克尔总统为“总统和统帅”， 这使他非常吃惊， 因为在此之前总是称他为“地区领导机构总书记同志”， “同志”或“共和国总统先生”。后来知道，这是萨达姆·侯赛因的指示。
他还指示新闻媒体称贝克尔总统为 “革命之父”， 这成了他辞职之前正式称呼的一部分。萨达姆·侯赛因并不是一个随心所欲的人，他做的任何事情都有一定的考虑。他指示新闻媒介用“总统和统帅”这一称呼很可能是为了挫败给人造成以下印象的企图：领袖是他——萨达姆·侯赛因，而不是艾哈迈德·哈桑·贝克尔。贝克尔总统引退之后，萨达姆·侯赛因一直与他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他们共同统治的十年里，他们不拘礼仪和位次。总统引退去照看花园和孙辈、其副手继任总统以来，他们的关系继续是自然而真挚的。
萨达姆·侯赛因自我选择的角色使他积累了丰富的处理国事的经验，使他迅速成熟起来，具备了政治家的素质。1979年7月17日他担任国家和党的最高职务，伊拉克人民并不感到惊奇，好像多年来他一直是最高领导人一样。至于其他阿拉伯国家和外国，无论对伊拉克友好还是不友好，它们只是说，1968年以来的伊拉克“铁腕人物”现在变成了国家元首。然而他们饶有兴趣地关注着伊拉克，想看一看它的总统萨达姆·侯赛因会采取什么行动。他们认为，他未必会继续照以前的方针办，因为以前的政策是由当时的需要决定的，新阶段会有新的需要。
甚至在萨达姆·侯赛因全面负起国家和党的责任之前，他就已经取得阿拉伯世界的尊敬。如果能够实现伊拉克和叙利亚的统一，他会受到更大的尊敬。但是，由于阴谋策划者透露，他们与叙利亚有联系，向叙利亚提供了情报，接受了叙利亚的资金；叙利亚还答应，如果他们推翻了政府，将给他们以支持，于是两国统一的前景变得黯淡。在此之前，叙利亚提出一项倡议后，两国实际上已向着统一的目标迈出了最初几步。1978 年9 月底，哈菲兹·阿萨德发出一封信，要求制订叙利亚——伊拉克关系的新框架。在发出他的信件之前，民族领导机构和地区领导机构以及革命指挥委员会在巴格达召开了一系列会议，讨论如何对抗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正在执行的计划。说来也凑巧，当叙利亚总统发出信件时，巴格达会议刚刚结束，会上通过了萨达姆·侯赛因的提议：第一，召开阿拉伯国家最高级会议，讨论如何对抗萨达特总统的阴谋；第二，民族职责要求叙利亚和伊拉克两国的部队联合起来——这样，就需要寻求与叙利亚政府建议新的关系。由于与叙利亚关系的新框架问题对贝克尔总统决定把权力交给萨达姆·侯赛因有重要关系，我们首先研究这一问题，然后我们再研究阿拉伯国家最高级会议， 它的结果及它对萨达姆·侯赛因的重要性。
叙利亚和伊拉克之间的谈判立即开始，人民之热烈响应几乎势如浪涛。1978 年10 月，通过谈判，哈菲兹·阿萨德总统访问巴格达时签署了《民族行动联合宪章》。然而，从签署宪章到8个月后阿萨德总统第二次访问巴格达这段时间里，两国的人民都开始觉得泄气。他们原期望，阿萨德总统将与伊拉克领导人签署一项关于统一的协议，而且很想知道是什么形式的统一。一些人认为， 《民族行动联合宪章》建立的各个委员会正在做把两个国家合并成一个国家的工作，另一些人则认为将采取邦联的形式，还有一些人认为可能成立联邦。大家的热情非常高，因为《民族行动联合宪章》对统一问题讲得非常明确：
两个地区领导机构，注意到他们面临的历史责任，决心把两兄弟地区之间的关系推向新的阶段，于10月24日至26日在巴格达举行了会议。会议是在完全谅解的气氛中进行的。两领导机构决心实现阿拉伯各国人民的民族愿望，一致通过了两个地区在一个连续而实际的纲领范围内，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宣传等一切领域内采取联合行动的宪章，以便在叙利亚和伊拉克两个阿拉伯地区之间建立起最牢固的统一……两个领导机构在1978年10月历史性会议上通过的决议是走向阿拉伯统一道路上的一个引人注目的里程碑……哈菲兹·阿萨德总统第二次访问伊拉克没能消除人民的泄气情绪。1979年6月16日至19日举行会谈后，未发表任何标志着向统一靠近的东西。会谈结束时，贝克尔总统和阿萨德总统签署了一项“政治宣言”，宣布组成一个“两地区联合政治领导机构”。 “联合政治领导机构” 独立于根据 《民族行动联合宪章》 成立的 “高级政治机构”， 在实现 “国家机构统一” 之前，它统筹以下事宜：
制定并通过两地区的外交政策；制定并通过两地区的阿拉伯政策；决定战争与和平问题并制定两地区的国防政策；在经济、文化、教育和宣传各领域作出决定和采取措施，以全面奠定两地区统一的基础。 由 《民族行动联合宪章》 和有关各部、机构和组织建立的各委员会，在联合政治领导机构的监督下，执行上述任务……将建立一个党的委员会，以便为实现党的统一和国家机构统一讨论需要做的初步工作和进行必要的研究……将建立一个党的委员会，根据高级政治委员会会议通过的原则和宪法基础，拟订统一国家宪法的最终框架……将在联合政治领导机构的监督下，建立两地区武装部队联合军事领导机构，直到建立起一个统一国家……根据 《民族行动联合宪章》 建立的各委员会在此期间为巩固两个兄弟般阿拉伯地区之间的关系做出了非常重要的成绩，并为在它们之间建立一个作为阿拉伯统一核心的联盟，开始了打下坚实基础和创造适当条件的新阶段。
尽管“政治宣言”表达了统一的愿望，但是叙利亚复兴社会党和伊拉克复兴社会党之间显然存在着巨大的鸿沟。 贝克尔总统和阿萨德总统在 “政治宣言” 宣布后发表的讲话清楚地表明，宣言的热烈措辞与会谈的冷淡气氛非常不谐调。宣言发表后不久，贝克尔总统说： “我们都希望， 迈向统一的步伐比我们实际迈出的步伐要大。”阿萨德总统拒绝了贝克尔总统的午宴邀请，他在回到大马士革后说：
无疑的，这两个国家的人民以及整个阿拉伯世界的人民都期望我们今天宣布统一，而不要等到明天。 我们也在期望着这一目标， 并将继续期望着它，而且将继续采取行动，使之尽快实现。但是我们希望统一建立在真正的、 实际的、 坚实的基础之上。
在联合政治领导机构委员会会议上发表的观点和提出的要求也表明双方存在着难以超越的差距。签署《民族行动联合宪章》 后， 伊拉克提出建立一个联邦国的设想，国名叫做“阿拉伯联合国”，它将考虑到叙利亚和伊拉克两个国家不同的特点，并留有朝更高级统一形式发展的余地。在地方政府一级将保留一个叙利亚实体和一个伊拉克实体；也就是说，伊拉克地区有一位总统和一个政府，叙利亚地区也有一位总统和一个政府，但是都在一个联邦国内，在一个联邦政府的管辖之下。叙利亚提出了两个方案：第一个方案是建立完全统一的国家(伊拉克人认为最后它形式上是一个联盟， 而实际上并不是)；第二个方案是建立一个邦联国，保持两个共和国，两个政府，在联合国有两个席位，等等，但有一个邦联政府协调有关事宜。
叙利亚方面提出，联合后的国家叫做“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与1958年埃及与叙利亚结成联邦后的国名一样，同时还提出了有关革命统一和在国会有同样多代表的条款。伊拉克方面表示同意，尽管萨达姆·侯赛因希望选用一个新的名称，如“阿拉伯联合国”。
伊拉克还表示对在国会内有同样多代表的问题持保留意见，理由是只要革命成为一个整体，人民就应成为一个整体。以后双方互派代表团进行了一些不冷不热的访问，与此同时，协调军事行动的努力没有取得任何成果。随后在巴格达举行了会议，产生了宣布成立联合政府领导机构的 “政治宣言”。 双方关系冷淡并不奇怪：三周以后就揭发出旨在打碎贝克尔－萨达姆两驾马车和阻止萨达姆·侯赛因接管权力的阴谋活动。
人们不免要问：如果伊拉克的领导问题得以解决，萨达姆·侯赛因成为国家元首和党的领袖，两国之间的谈判还会失败吗?或者， 在那种情况下， 根本就不会提出两国统一及处于分裂状态的党的统一问题?
由于统一两国的党必然意味着解决米歇尔·阿弗拉克的地位问题，叙利亚希望把党的统一与国家机构统一分开——这真的是可能的吗?我们将努力尽可能简单地对这些问题作出解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