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萨达姆·侯赛因成为国家元首，在叙利亚提出新框架后，关于统一的会谈可能不会中止——我只是说“可能不会”，因为萨达姆·侯赛因在米歇尔·阿弗拉克的地位问题上态度非常坚决，虽然这位党的缔造者曾对贝克尔总统和萨达姆·侯赛因说，为了使党重新统一，使叙利亚和伊拉克建立起一个统一的国家，他宁愿牺牲自己。萨达姆·侯赛因认为米歇尔·阿弗拉克不仅仅是复兴社会党领导机构的一名成员，不仅仅是大家选出的总书记，他是党的缔造者。萨达姆·侯赛因1979年1月28日动身去大马士革主持高级政治委员会会议之前，明确地表明了这一立场，他说：
宣布伊拉克和叙利亚之间的统一必须伴之以宣布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的统一……在我们的现代历史中，除去几种形式的统一尝试外——这些尝试没有成功地为统一及其目标提供切实的基础和提出新的定义——真正的统一从来都没有超出阿拉伯复兴社会党范畴之外。党是1958年埃及与叙利亚统一的缔造者，也正是党的精神通过其领导产生了关于在叙利亚和伊拉克之间建立新关系和采取统一行动的1978年倡议。
萨达姆·侯赛因这里所说的 “［复兴社会党］ 领导”
是指党的缔造者米歇尔·阿弗拉克。他采取这种立场就等于彻底回绝了叙利亚把党的统一问题与国家机构的统一问题分开的意图。党的缔造者成为领袖的问题，对叙利亚来说不是一件简单的小事：米歇尔·阿弗拉克在叙利亚被判处死刑。对作出死刑判决的叙利亚政府来说，重新审议阿弗拉克的地位就意味着他们承认过去犯了错误，就需要彻底修正叙利亚复兴社会党的路线。
叙利亚人或许认为，通过阻挠萨达姆·侯赛因成为国家元首，他们就能够消除“缔造者理应是领袖的心理”，从而使他们不必在这个问题上改变原来的立场。由于不可能克服萨达姆·侯赛因在米歇尔·阿弗拉克问题上制造的障碍，那么何不把萨达姆·侯赛因和米歇尔·阿弗拉克两个障碍一同干掉，鼓动那伙阴谋分子在阿德南·侯赛因的领导下发动“纠正运动”
呢?有讽刺意味的是，阿德南·侯赛因被萨达姆·侯赛因挑选为1979年6月19日宣布的联合政治领导机构中伊拉克七人代表团的成员之一，一个月之后，阴谋就败露了。政变阴谋原计划在1979年9月19日之前的某个时间，即在双方同意的在大马士革召开统一政治领导机构会议的那一天执行。
这场阴谋的揭露使萨达姆·侯赛因陷于一个困难境地，他必须迅速作出决定。也许是巴格达最高级会议的精神在起作用，也许是出于一线残存的希望——叙利亚和伊拉克有朝一日会取得统一，萨达姆·侯赛因总统没有公开指责叙利亚参与这场阴谋。在把所发生的事情通报阿拉伯各国国王和总统后，他决定了两项行动方针。第一，在1979年7月28日发表的革命指挥委员会和地区领导机构的公报中不点叙利亚的名。 声明就这一问题是这样行文的： “这帮阴谋分子一直同某一外国方面有联系——领导机构认为，现在点出这个外国方面是不符合民族利益的——他们从那里得到资金和指示，并同这一外国方面协调进行他们的罪恶活动。”第二，发表一项声明，重申伊拉克恪守巴格达最高级会议的决议，包括对叙利亚的承诺。声明是1979年8月6日，即特别法庭对阴谋分子宣判之日发布的。
自此，就再也没有提到过“阴谋分子与某一阿拉伯方面的联系” (声明中是这样提的)。 1980年1月1日，伊拉克把91618800美元转入叙利亚中央银行， 这是依据巴格达最高级会议决议伊拉克应在1980 年向叙利亚支付的第一部分款。1980年5月初，伊拉克把应支付的另一部分款转入叙利亚中央银行。只是在伊拉克报纸头版的一条简短的新闻中提到这两次转款的事，说是伊拉克在履行它对叙利亚、约旦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财政义务，从而“履行其民族义务，支持与犹太复国主义实体的对抗，并挫败犹太复国主义实体与背信弃义的萨达特政权之间的背信弃义的协议。”
萨达姆·侯赛因仍继续为实现统一而努力。在政变阴谋被揭露后的几周，我于1979年9月29日对他进行了采访。这是他掌管全权后我对他的第一次采访。采访中，我问及他与哈菲兹·阿萨德总统的关系。
他用外交辞令回答了我的问题：
巴格达已经停止了心理战——这是巴格达最高级会议的战略目标之一。 显然， 这并不是为清除民族敌人垒起的障碍所能采取的最理想的办法；最佳的办法是伊拉克和叙利亚的统一沿着所需要的路线前进，同时约旦和［巴勒斯坦］抵抗力量也参加。 我们必须把民族斗争引向既定目标， 加强民族团结， 开始一场长期而痛苦的斗争， 摆脱一切可能在民族目标得以实现之前使这场斗争半途而废的国际因素。我的意思并不是伊拉克、叙利亚、约旦和抵抗力量应当脱离其他阿拉伯国家，孤立行动， 而是它们应当成为阿拉伯力量的先锋；即阿拉伯世界应当用传统的手段支持这场斗争，而这场斗争的先锋采用的手段应是不寻常的。
因此，有理由认为，将来很可能会重新谈起联盟问题，虽然联盟会采取另一种形式。从下面一些事实中可以看出端倪：在“指控性的公报”中没有点叙利亚的名，只是提到“某一外国方面” ；没有对叙利亚发动宣传运动；伊拉克继续依据巴格达最高级会议履行其财政义务；萨达姆·侯赛因总统呼吁实现有约旦和巴勒斯坦参加的叙利亚——伊拉克统一；在哈瓦那举行不结盟国家最高级会议时，在西亚领导人会谈过程中，萨达姆·侯赛因总统会见了哈菲兹·阿萨德总统。
此外，虽然关于叙利亚和伊拉克统一的会谈是在两国关系处于最低谷时举行的，但在会谈夭折之前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产生了《民族行动联合宪章》和联合政治领导机构。人们还应该考虑到萨达姆总统1980年2月8日宣布他的《民族宪章》时所体现出的精神(这一点留待本章最后一部分详述)。
然而，首先让我们看一看巴格达最高级会议和它对萨达姆·侯赛因的重要性。 萨达姆·侯赛因明白， 如果不采取行动对抗美国兜售的以色列——萨达特计划，阿拉伯民族将面临一场悲剧。于是，地区领导机构和民族领导机构以及革命指挥委员会在1978年9月召开了若干会议。在其中一次会议上，萨达姆·侯赛因提出，伊拉克应当召开一次最高级会议，宣布伊拉克准备把伊拉克和叙利亚两国的军队合并。会议同意这一意见，贝克尔总统说： “真主保佑你，阿布·阿迪［萨达姆·侯赛因］，你找到了解决办法。”他们通过决议后，就准备发表公报。正在此时，伊拉克驻大马士革的大使收到哈菲兹·阿萨德的口信，要求制定叙利亚——伊拉克关系的新框架。
萨达姆·侯赛因不满足于事物顺其自然，步调总是那么缓慢，他代表贝克尔总统迅速地采取了行动——因为贝克尔总统本人身体欠佳，难以这样做。他与那些参加会议与否关系重大的人进行了联系。他打电话给沙特阿拉伯王储法赫德，然后又坐飞机去沙特阿拉伯会见这位王储，王储欢迎这种想法。萨达姆接着去科威特，科威特的埃米尔也赞成这个主意，约旦国王侯赛因也是如此。在这些会谈中，萨达姆·侯赛因强调的一点是：如果萨达特总统那样做的借口是埃及再也承受不了与以色列作战的经济负担，那么，其他阿拉伯国家，特别是那些经济上有能力的国家，应当给予足够的经济援助，满足埃及的需求。
举行阿拉伯最高级会议的意见被接受了，但是萨达姆·侯赛因认为，有一些领导人不愿意走得足够远——他们希望与萨达特总统搞一次对话，但仅此而已。他们担心本国在埃及的投资，忧虑本国的经济状况。这种趋势甚至在最高级会议的筹备会议——阿拉伯外长会议上就明显地表现出来了。萨达姆·侯赛因亲自出马，力图在最高级会议开会之前改变这种状况。他与大多数阿拉伯外长举行了双边会谈。临开会时，他会见了科威特外交大臣萨巴赫·艾哈迈德。谢赫·萨巴赫回到会议室时，开幕式已经结束，转入了秘密会议。在秘密会议上，明显地表达出萨达姆·侯赛因与科威特外交大臣会晤的成果。
在这段时间里，伊拉克负责防务、礼宾和外交事务的各委员会在紧张地工作着，准备迎接阿拉伯各国国王和总统的到来，因为他们预计，外长会议结束后马上要召开阿拉伯最高级会议。准备把国王和总统们安排在举行会议的那座大楼里下榻，而不是让他们住在旅馆里——无论如何，没有那么多旅馆安排这么多代表团。伊拉克人民参与了接待阿拉伯国王和总统的准备工作。居住在曼苏尔区——巴格达最高级的住宅区之一——的许多家庭把自己的住宅让出来作为宾馆。两天之内这些住宅就为接待那些要人准备妥当——有些住宅还特意重新作了布置。
巴格达最高级会议于1978 年11 月2 日星期四开幕。开始时，大多数国家都打算试图对萨达特总统喻之以理。经过反反复复的磋商和一些最重要的与会者(法赫德亲王、贝克尔总统、侯赛因国王、阿萨德总统和谢赫·贾比尔·艾哈迈德)之间的会晤，阿拉伯各国国王和总统一致同意送一封信给萨达特总统，这封信由会议主席(贝克尔总统)签署，由会议派一个代表团前往递交。然而萨达姆·侯赛因仍然认为，萨达特总统是不会改变自己的立场的。
1978年11月4日星期六下午，一个高级代表团在巴格达机场登上了专机，各国国家元首留在巴格达等着。代表团成员是经过精心挑选的，反映了最高级会议的意向：在谴责萨达特之前先进行耐心的对话，以民族利益为由批驳萨达特的行动。黎巴嫩总理萨利姆·胡斯博士被推选为代表团团长，团员有伊拉克革命指挥委员会成员塔里克·阿齐兹，叙利亚新闻部长艾哈迈德·伊斯坎达尔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外交部长艾哈迈德·哈利法·苏维迪。代表团带给萨达特的信件体现了负责的精神，使用的言辞是节制的，就像兄弟之间谈话一样。信件要求他放弃戴维营和布莱尔大厦协议，认为那将是对阿拉伯民族的重大贡献。没有进行威胁或发出警告，而且恳请萨达特回到阿拉伯的怀抱， 并说， 它将以阿拉伯各国国王和总统的名义， 恪守阿拉伯的援助承诺。甚至“我们行之有信，有真主为证”这句话也不是用警告，而是用作誓言。
这封信件实际上是温和派的胜利：他们希望先同萨达特总统进行对话，然后再讨论对埃及进行制裁的问题。可是萨达特总统拒绝会见代表团，也不准许任何埃及官员会见他。虽然飞机从巴格达机场起飞之前已正式通过了埃及外交部，但是代表团到达开罗机场时只有一名埃及低级官员和一大群记者——包括一些犹太人记者——在那里，这些记者如同连珠炮一样向代表团提出各种问题。代表团坐伊拉克大使馆的车前往谢拉顿饭店，他们怀疑这种侮辱性的接待意味着萨达特总统不打算接待他们。他们在车内就听到了萨达特总统在埃及人民议会(国会)第三次会议开幕式上讲话的实况广播及对巴格达国王和总统会议的侮辱性话语。这证明他们的使命破产了。在谢拉顿饭店里，埃及的一名低级部长告诉他们，萨达特总统在他刚刚发表的讲话里，已经对他们所负的使命作了回答。萨利姆·胡斯博士问，这是否意味着将不安排他们会见总统当面递交最高级会议的信件，这位部长点了点头，并说甚至他也不能接受这封信件。
在代表团返回开罗机场准备飞回巴格达时，阿拉伯各国国王和总统收到了萨达特总统的讲话文本——对他们信件的答复。讲话使用的语言极端无礼，阿拉伯国家元首认为这是对他们个人的侮辱。于是会议受到震动，开始两天的淡漠情绪一扫而光。与会成员立即开始讨论具体问题：那些原来主张与萨达特总统谈判的人觉得，无论最高级会议决定对萨达特政府如何惩罚，他们都不再有歉疚之感，而其他人一开始就没有感到良心过不去的问题。
那天晚上，代表团回到巴格达。塔里克·阿齐兹给萨达姆·侯赛因挂了电话，把发生的事情向他作了汇报，萨达姆·侯赛因说，萨达特把代表团驱逐出去证明会议是成功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巴格达最高级会议的胜利是相对的。通过的决议比原来预期的还要强硬，但是与会的国王和总统把具体问题留给了外交部长和财政部长， 只有在萨达姆·侯赛因紧抓不放、 彻底过问这些具体问题后，会议才完全取得了胜利。如果这些国王和总统不对萨达特总统抱有最后一线希望，认为他有可能反省自己的行动，回到阿拉伯怀抱中来，他们本来是可以在最高级会议上把这些问题解决的。萨达特总统不但没有这样做，反而变本加厉地对阿拉伯各国国王和总统进行攻击，从而暴露了他一点没有教养和礼貌。他没有考虑这样一种事实：巴格达最高级会议希望帮助他回到阿拉伯怀抱中来，而且是采取一种与第一阿拉伯国家元首身分相称的方式。
阿拉伯各国国家元首甚至为了有助于他回到阿拉伯怀抱中来，在最高级会议的最后公报中对和平纲领是这样提的： “阿拉伯会议申明， 阿拉伯民族致力于在以色列撤出1967年占领的全部阿拉伯领土(包括耶路撒冷阿拉伯区)的基础上、 在保证阿拉伯巴勒斯坦人民的不可侵犯的权利以及在他们民族自己的领土上建立独立国家权利的基础上， 实现公正的和平。” 在解决阿拉伯——犹太复国主义斗争的方针中，这始终是阿拉伯国家首要的一致立场。从1978年11 月5日巴格达最高级会议结束到1979年3月27日在巴格达召开阿拉伯外交和财政部长特别会议这段时间内，萨达姆·侯赛因致力于使这次会议成为一次成功的会议，把最高级会议的声明变成实际行动。
最高级会议在对萨达特总统责难的同时还原则通过了一些惩罚步骤，如果他拒绝放弃戴维营协议的话。然而，在以后的三个月里，萨达特总统变本加厉地推行与以色列的和解，继续发表侮辱阿拉伯各国领导人的讲话。 不过， 有些国家继续对他抱有同情之心，这在阿拉伯外交和财政部长特别会议上明显地表现出来。但是，会议最后通过了如下决议：立即从埃及撤走阿拉伯国家大使；暂时中止埃及的阿拉伯国家联盟成员资格；把阿拉伯国家联盟总部从开罗迁到突尼斯。由伊拉克、叙利亚、突尼斯、阿尔及利亚、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王国派代表组成一个六人委员会，阿拉伯国家联盟理事会授予该委员会全权监督联盟总部及人员迁移到突尼斯，并采取必要步骤保护联盟的一切财产和资金。
会议是在萨达姆·侯赛因的影响下作出这些决议的；他的影响从会议一开幕就清楚地表现出来。一些阿拉伯国家不希望中断与萨达特政府的经济关系。他们认为只撤回大使就够了，不必中断经济关系，并打算把联盟总部从开罗迁到突尼斯的决定延期执行。为了扭转这种趋势，萨达姆·侯赛因召开了民族和地区领导机构及革命指挥委员会联席会议。联席会议决定，伊拉克应采取一种其他国家不可忽视的立场。伊拉克的立场可以概括为：
在萨达特总统选择的道路和最高级会议选择的道路之间没有中间道路。
协议问题性质极其严重，不可能通过政治或技术步骤解决；这是一个民族问题， 任何国家对自己应尽的责任都不应犹豫动摇。
如果阿拉伯国家出于对埃及人民的关切而有所踌躇迟疑的话， 它们应当意识到， 巴格达最高级会议通过的决议实际上是为了埃及人民的利益。
如果它们不愿履行在最高级会议上向叙利亚、约旦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所作的财政承诺(每年35亿美元、 其中1亿美元用以支援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的斗争)，伊拉克宁愿独自履行这些承诺，即使为此而推迟其发展计划。
会议可以暂停24小时，在这段时间里各部长可以回国与本国政府磋商以便带回最终决定。无论如何， 伊拉克将采取上述立场， 独自承担或与其他志同道合的国家一起履行义务。
这是萨达姆·侯赛因制定的策略。伊拉克代表团在会议上宣布了自己的立场后，一些部长确实坐飞机回去与本国政府磋商，有些部长认为这是伊拉克发出的威胁而深感不快，但是当他们带着本国政府的最终决定返回巴格达后， 会议继续举行， 达成了最后协议。
关于巴格达最高级会议和它如何增强了阿拉伯国家对萨达姆·侯赛因的支持，还有两点需要说明。第一， 在最高级会议期间， 希望与萨达特谈判之风很盛。
萨达姆·侯赛因不是使自己反对与萨达特总统谈判的立场变得更强硬，而是采取了一种策略性的做法，阻挡住要求与萨达特谈判的建议。这种建议主张在谴责萨达特的同时，动员他回到阿拉伯的怀抱，建立一个委员会着手与埃及总统进行会谈，会谈开始后两周至两个月内再举行一次最高级会议，决定应进一步采取的步骤。 这股潮流极强， 萨达姆·侯赛因将计就计， 提出迅速组织一个委员会并立刻派往开罗与萨达特总统会谈。如果不这样做，就会丧失采取反对戴维营协议战略的机会，下一次最高级会议能否开成也会令人怀疑。
第二，萨达姆·侯赛因有意避免对黎巴嫩局势进行任何讨论，以便把大家的注意力集中到主要议题上。确实，分拨给叙利亚、约旦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30亿美元中，黎巴嫩没有得到一分一文。萨达姆·侯赛因清楚地意识到，如果提出讨论黎巴嫩局势，就可能喧宾夺主，使一些阿拉伯国家避免对萨达特总统的政府采取强硬而明确的立场。
然而，1979年11月20日在突尼斯举行的第10次阿拉伯最高级会议上，萨达姆总统对黎巴嫩极为友好，以弥补上次对黎巴嫩问题注意不够。他在会议开幕式上发表讲话： “我们必须团结努力， 巩固黎巴嫩的独立、统一和领土完整，建立黎巴嫩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之间的兄弟联系。”他强调了黎巴嫩在阿拉伯民族中的作用，说：
黎巴嫩为民族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现在阿拉伯民族有责任帮助它寻找适当的解决办法，在必要时保卫它免遭侵略，在黎巴嫩的重建中提供援助， 因为它经历了如此多的艰难坎坷。 阿拉伯国家必须参与医治黎巴嫩的创伤，因为它的人民是阿拉伯人民、 它的土地是阿拉伯土地、 它从事的事业是阿拉伯事业，它才受到这些创伤。
此外，萨达姆·侯赛因总统还与黎巴嫩总统埃利亚斯·萨尔基斯举行了会谈。后来又在为黎巴嫩争取财政援助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在突尼斯最高级会议期间，他与海湾国家领导人举行了小型最高级会议，确定向黎巴嫩提供财政援助的数目。
因此巴格达最高级会议加强了阿拉伯世界对萨达姆·侯赛因的支持和尊敬，他正发挥着1968年7月17日至30日革命后他为自己设计的角色的作用。 在他担任了党和国家的最高职务后，特别是由于最高级会议后形势的发展，对他的这种支持进一步增强。形势最重要的发展是伊玛姆·阿亚图拉·霍梅尼领导的革命把伊朗国王推翻。此后，发生了苏联对阿富汗的军事干涉，美国和苏联的舰队抵达这一地区，美国威胁说不惜以军事干涉手段来保护其石油利益——这意味着它将根据与该地区某些国家缔结的安全协定占领油田。此外，巴格达最高级会议的精神开始衰颓，需要注入新的血液。萨达姆·侯赛因深信，超级大国很想摧垮最高级会议的精神。他在不结盟国家最高级会议上觉察到某些令人不安的趋势，这使他于1979 年11月20日在突尼斯最高级会议上大声疾呼： “阿拉伯民族在巴格达最高级会议上取得了某些成果。民族利益要求我们不能以任何形式背弃这些成果。”
他动身前往突尼斯参加第10次阿拉伯最高级会议前几天，对阿拉伯国家新闻社长会议发表了讲话，呼吁阿拉伯各国弘扬它们在巴格达最高级会议上全体一致以“新的形式”开创的行动精神。1979年9月29日，即他参加了哈瓦那最高级会议之后、出席突尼斯最高级会议之前，我对他进行了采访；这是他接管了全权后第一次接受新闻界采访。采访中，我问这位总统是否正计划采取新的行动强化巴格达最高级会议的成果。他回答说：
巴格达的最高级会议本应采取——原来也打算采取——更有效地长远行动。 然而， 我们仍可以说，巴格达最高级会议挥起铁拳击败了萨达特和美国帝国主义。 欧洲正在发生着变化， 过去支持戴维营协议的欧洲主要领导人现在说，戴维营协议实现不了和平。 因此， 巴格达最高级会议影响到全世界，改变了人们的看法；在阿拉伯世界，它则结束了斗志日趋低落的现象。 的确， 阿拉伯的士气从此大大提高了，特别是伊拉克与叙利亚建立新关系之后。 它取得了很大成绩， 但是它是否百分之百地取得了应取得的成绩呢?从日前阿拉伯的情况看，还缺乏一个实现全面胜利的纲领，因为现有的纲领都是建立在一些较小实体的基础之上，而这些实体又互不一致， 甚至有时相互对立。 这就是阿拉伯联合行动目前的状况——有22个国家、22个政府、22种政策、22位领导人。我们怎能在这种基础之上为民族行动制定所需要的战略呢?但是阿拉伯国家通过协调它们的参与和参与程度是能够找到民族行动的纲领的。
有迹象表明，萨达姆·侯赛因总统正计划采取行动，排除一些阿拉伯国家执行巴格达最高级会议决议中的懈怠现象，为阿拉伯行动制定新的纲领，可是谁也没想到他行动得这么快。他以阿拉伯国家民族宣言的形式宣布了这个新纲领，作为民族宪章。
下面我们看一看导致提出民族宪章建议的步骤。
1980年2月8日前夕，萨达姆·侯赛因总统在巴格达人民国际体育场向聚集在那里庆祝1963年2月8日革命17周年的人民群众发表了演讲。1963年2月8日革命使复兴党掌权仅有6个月零几天，以后伊拉克又进入血腥困难的时期。这是萨达姆·侯赛因首次以总统的身份庆祝这次革命。庆祝活动原计划在一个大厅内举行，但是开始之前几小时临时决定，总统在露天向人民群众发表讲话。改变计划不是出于安全原因，而是基于民族的需要。诚然，如果在安全方面出现紧急情况，安排应该是颠倒过来，即庆祝活动应当在封闭的大厅里而不在巴格达的大体育场举行。在萨达姆总统刚开始向人民群众发表演讲时，还不能立刻看出民族需要是什么。开始时有人批评政府，说伊拉克的掌权者都来自塔克里特，说“塔克里特统治了伊拉克。”
于是他对这些人作了回答。他警告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了企图分裂伊拉克和阿拉伯民族的危险。他说：
他们以为， 既然他们能够愚弄阿卜杜勒·萨拉姆·阿里夫，使他成为一个宗派主义者，他们就同样可以把萨达姆·侯赛因也变成一个宗派主义者。
可怜的家伙!他们根本不了解阿拉伯复兴社会党。
让他们死了这份心吧!我可以告诉他们 ： 萨达姆 · 侯赛因出生在乌贾村，乌贾村位于塔克里特县的南部。 塔克里特县是萨拉赫丁省的一部分。 他还属于埃尔比勒省，属于苏莱曼尼亚省，属于安巴尔省，属于卡迪西亚省和泽卡尔省；同时属于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属于邦拉达河、约旦河和尼罗河；他是大马士革、安曼、开罗和卡萨布兰卡的儿子。他是伊拉克所有城市的儿子，是伊拉克人民、伊拉克土地、 伊拉克空气的儿子。 他是阿拉伯民族的儿子……而今担任共和国总统之职的萨达姆·侯赛因，首先是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的一名同志。 我想， 假如共和国总统来自艾因卡瓦，或卡拉拉，或鲁迈塔赫，或拉纳吉亚赫，或安巴尔，他们会讲出同样的话——总统是某村某村人， 是某省某省人。 共和国总统必须是一个伊拉克人， 他必然来自某村、 某县或某个省。
此时，他发表讲话的民族需要显得很清楚了。萨达姆总统谈到了分裂阿拉伯民族的企图。然后他宣布了阿拉伯国家关系的八点宪章。纪念仪式变成了一种公民投票：他讲完每一点都问大家是否赞成，大家总是异口同声地高喊赞成。总统发布宣言之前，曾将它提交党的领导机构和革命指挥委员会会议讨论并得以通过。会上大家集中讨论了阿拉伯世界面临的困难和国际形势，这种形势要求提出关于阿拉伯政府关系的新纲领，以粉碎分裂阿拉伯民族的企图。
萨达姆·侯赛因总统发布民族宣言后， 整个阿拉伯世界都有如释重负之感——正如同巴格达最高级会议胜利闭幕后一样。阿拉伯人民意识到宣言将成为安全和稳定的保证，从而激发了他们的民族责任感。阿拉伯国家的官员和国家元首认为宣言是实现和平的保障，迅速做出了欢迎和支持的表示，对萨达姆·侯赛因总统没有预先与他们磋商毫不介意。
(只到发布宣言的那天上午， 革命指挥委员会副主席伊扎特·易拉卜欣才在他的办公室里会见了阿拉伯国家大使，向他们简要地通报了将在那天晚上发布的宣言。 )萨达姆·侯赛因这样做并非为了使其他阿拉伯国家难堪——宣言中没有使任何人难堪的内容。
他这样做是为了节省时间，防止陷入必须寻求阿拉伯国家一致同意宣言才能获得通过的泥潭之中。此外，这样做可以使阿拉伯人民听到宣言，从而向他们的政府施加压力使政府表示接受。
该宪章的宣布正当一些国家以边境为借口不愿履行民族责任之时，正当阿拉伯国家面对反对它们的国际阴谋需要通力合作、实现一体化之时。此际，外国的舰队当时正驶入阿拉伯海域，外国的雷达设备正监视着阿拉伯领土。选择1963年2月8日——复兴党在伊拉克接管权力——周年纪念日发表宣言不是偶然的。完全从党的观点看，应当利用周年纪念日号召复兴党的阿拉伯世界的其他地区夺权，而不应号召各政府共处。但当时需要在实现复兴党的夙愿和全民族团结起来对付共同的危险两者之间作出抉择。萨达姆·侯赛因审时度势，灵活地采取了行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复兴党的基本原则发生了变化。他首先制定了应付危险的行动计划。
迄今阿拉伯国家政府互相贴上“革命的”或“反革命” 的标签， 这些政府之间有没有可能互相合作呢?
在民族宣言发表之前一个月左右，萨达姆·侯赛因总统在庆祝伊拉克建军59周年的讲话中， 首先提到这一问题。他说： “把人分成‘反革命’集团和‘革命’集团，这在阿拉伯世界并不是新鲜事；事实上，它可以上溯到真主发出笃信伊斯兰的感召之后，上溯到对信义应用发生分歧的以后各个时期。”总统说这段话的意思似乎是，尽管存在这种情形，但并不排斥某种形式的共处。
支持民族宪章最坚决的国家是沙特阿拉伯王国，它没有介意宣布宪章的人是一位 “进步的革命者”。 沙特的反应是两种立场的首次交会。沙特人没有计较礼仪问题，也没有顾及总要预先花时间对建议仔细推敲的传统。萨达姆总统宣布宪章后只过了5天，哈立德·本·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就给萨达姆总统发了一封电报，说： “我们热烈欢迎你宣布的宪章原则，因为这些原则符合加强阿拉伯和伊斯兰立场的政策，符合巩固阿拉伯世界安全和稳定的政策，特别是在目前的形势下。” 沙特国王还采取了更进一步的政策， 他呼吁其他国家也支持宪章： “我相信阿拉伯国家将遵守宪章的原则，宪章将以有利于阿拉伯和伊斯兰民族的方式付诸实施。”
值得注意的是，当萨达姆·侯赛因还担任副总统之职时，在他刚开始拟订阿拉伯内部关系的纲领时，沙特阿拉伯王国就注意到他的思想。在巴格达曼苏尔饭店举行阿拉伯民族人民会议第五次会议讨论该宪章时，他就提到这一点。萨达姆·侯赛因说：
1974年我访问印度后在回国途中路经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会见了一些记者。 当时我国与沙特阿拉伯的关系处于最糟糕的时期，我国的广播电台对他们不断攻击， 两国之间没有任何交往。 一名记者问到我国与沙特阿拉伯的关系问题，我回答说：
“两国关系不好的根源是沙特阿拉伯没有采取鲜明的立场反对伊朗占领三个阿拉伯岛屿，在伊拉克极力制止这种占领时， 没有与伊拉克站在一起。 另一方面，如果某天与我国订有友好条约的苏联出兵占领阿拉伯领土， 不论是哪个部分， 伊拉克军队将立即投入战斗， 击退苏联军队， 甚至在沙特军队行动起来之前。” 我还说： “关于我国立场和我们对外国人看法的这些话今天仍然有效，而且只要我们活着， 这些话就永远有效。 我们将与外国人作战以保卫阿拉伯土地和人民，不论我们对某个阿拉伯政府及其统治者怎么看，也不论我们与外国的关系及对他们的看法如何。”
宪章是苏联出兵阿富汗之后提出的，萨达姆·侯赛因总统认为这是占领而不是对革命政权的援助。宪章宣布的时间使一些阿拉伯政府认为它是主要针对苏联的。苏联的反应特别敏感：甚至像伊拉克这样与它关系友好的国家居然对它在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基地的看法同看待美国基地一样。在我与萨达姆总统的长时间讨论中， 他不止一次地说： “把基地给苏联与给美国一个样。”
萨达姆总统认为，超级大国不会鼓励一个将加强不结盟世界的宪章的实施。然而，12个阿拉伯国家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一致同意从宣布之日起三周内召开一次最高级会议，通过这个宪章。苏丹宣布支持宪章和民主也门发生变化后，支持的势头更大了。然而对举行最高级会议通过宪章的主张伊拉克态度却变得冷淡起来。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它卷入了与伊朗的长期冲突吗?是因为担心超级大国会以这种或那种方式破坏这种打算吗?还是因为萨达姆总统在得到阿拉伯官方和人民对宪章的支持后，决定等到例行的阿拉伯最高级会议通过宪章，而在这段时间内再进一步巩固阿拉伯的支持?不论是什么原因，反正伊拉克对召开最高级会议的打算态度有些冷淡。萨达姆·侯赛因总统一定意识到，在国际上对他的作用进行限制的活动中存在着有懈可击之处，但他却决定在确有完全成功的把握时再利用这一弱点。此外，不结盟国家最高级会议将在巴格达举行，总统正努力争取在这次会议上通过所提出的宪章。
关于萨达姆总统提出的宪章，还有五点需要说明。 首先， 萨达姆总统仍不相信美国能保卫任何国家，特别是当今保卫某个国家已变成一场危险的赌博，美国不愿为任何国家冒此风险。因此，原来依靠美国保护的政府将很快发现，提出的宪章是一种较为可靠的保证。萨达姆总统还明白，苏联那种形式的保护是不可接受的，接受苏联保护的政府最终会垮台——这也意味着他提出的宪章是维护国家安全的最可靠的保障。
其次，萨达姆总统认识到，阿拉伯缺乏统一主要是由于彼此不信任。1980年3月9日，即宪章宣布一个月后，他在巴格达阿拉伯劳工部长会议上发表讲话说： “实现阿拉伯国家间的政治统一必须在取得意识形态统一之后，必须把政治统一建立在通常需要和利益基础之上，否则是不可能的。”他深信，他提出的宪章将随着时间的推移消除相互间的恐惧和疑虑。
第三，他清楚地说明，伊拉克提出这个宪章并非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他对阿拉伯国家劳工部长们说：
我们号召阿拉伯人不要同室操戈。如果谁认为这一原则是为了伊拉克一己之私利，我可以说——我是以伊拉克共和国总统的身份讲话的——那就让能拿起武器反对我们的阿拉伯人都来反对我们吧。当然，这样说是痛苦的，我们不认为阿拉伯人有拿起武器反对我们的权利，但是让那些怀疑这样做仅仅是为了伊拉克利益的人到我们这里来， 我们要告诉他， 无论他何时有力量对我们发起军事进攻，我们都让他那样做。
第四，还有一些问题与提出的宪章有关，但是萨达姆总统碍于自己的身份没有把这些问题提出来。有些问题尽管他本人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作为共和国的总统，他不能不考虑阿拉伯和国际各方面对这些问题的敏感性。1980年3月在“不要军事联盟，不要外国基地，全部阿拉伯力量为了解放巴勒斯坦”的口号下，举行了全国人民会议，讨论民族宣言问题。复兴社会党3月25日提交给这次会议的文件中列举了这些问题。这份文件在提交会议讨论前萨达姆曾以党的领袖身份表示赞成。
第五，过去已经有一个关于阿拉伯国家关系的宪章，这就是《阿拉伯国家联盟宪章》。但这个宪章的缺陷是对成员国没有约束力，而萨达姆总统提出的宪章则有约束力，因为它规范了进行经济或政治抵制等制裁措施。此外，萨达姆总统提出的宪章禁止诉诸军事力量解决阿拉伯内部的冲突，同时不允许用军事力量反对与阿拉伯世界毗邻的国家，除非进行自卫。虽然提出的宪章里没有把以色列排除在外的语句，但显然上述规定只用于与阿拉伯有外交关系的那些国家，如伊朗、土耳其和一些非洲国家。但是提出的宪章不是只局限于安全和政治问题，它还呼吁阿拉伯国家互相建立起牢固的经济关系。该宪章旨在成为一个保障政治和经济安全的全面的一体化计划。对那些希望通过援助换安全的阿拉伯国家来说，宪章的经济方面可能是有吸引力的。
1980年3月9日萨达姆·侯赛因对阿拉伯劳工部长发表讲话时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被一位阿拉伯兄弟搞乱了阵脚的阿拉伯民族是解放不了巴勒斯坦的。我们不能想象犹太人会害怕饥饿的阿拉伯人，会害怕在文化和科技方面落后的阿拉伯民族。以色列不害怕现在的阿拉伯军队，虽然它有300万之众。但是如果阿拉伯军队有强大的经济和科技发达的一体化社团作后盾的话，只需要50万人就可以使以色列心惊胆战。这就是宪章提出在阿拉伯国家之间建立全面而积极的经济关系原因之所在。当敌人看到我们民族内部贫富这样悬殊——有些人为饥饿所迫不得不持刀去抢一口面包，有些人却富得找不到储存多余财富的地方时， 他们必然会利用这一点， 使我们互相仇视。
提出的宪章还受到了非阿拉伯政治力量的拥护，如全希腊社会主义运动主席安德烈亚斯·帕潘德里欧，他与萨达姆总统会晤之后，于1980年3月9日在巴格达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 “宪章的精神可以超越阿拉伯世界，传播到地中海和不结盟国家，传播到地中海盆地周围的进步的社会主义政党及其运动，我们的党就是其中之一。”南斯拉夫把该宪章看成是不结盟链环中的重要一环，南斯拉夫联邦执行委员会主席韦塞林·久拉诺维奇1980年5月22日在巴格达与革命指挥委员会成员塔里克·阿齐兹会见时说： “萨达姆·侯赛因总统提出的宪章对防止国际局势的进一步恶化起到了重要作用。”
萨达姆·侯赛因总统1980年2月8日提出的宪章究竟起了什么作用呢?它除了使大多数阿拉伯人民和政府发表了一些欢迎的言辞外，是否产生了积极的结果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最好的办法是再提出两个相关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如果不举行巴格达最高级会议， 阿拉伯的立场是否会进一步弱化?答案是， 阿拉伯的立场可能已经分崩离析。第二个问题是，如果不提出宪章，把自己的领土划出一块让美国或苏联建立基地的那些国家是否会继续这样做而不感到愧憾内疚呢?答案是， 如果宪章不发表并受到这样的欢迎， 这个地区的外国基地肯定会增加和扩大。宪章使那些接受外国军队的国家感到有些不安，使他们三思而后行。宪章的提出是要扞卫巴格达最高级会议的成果。
同时，它也回答了一个直到那时研究伊拉克的人没有得到回答的问题——伊拉克对苏联在其边境之外地区的所作所为如何看。伊拉克明确地说这是干涉，是对他国主权的侵犯。既然这个问题由伊拉克解决了，而它与苏联之间有友好条约，那么，那些以苏联威胁为理由让美国在其领土上建立基地的国家就没有借口了。苏联把2月8日宪章之类的建议看作是推行其国际战略扩大其影响的障碍。
总之，萨达姆·侯赛因总统在巴格达最高级会议过程中策略灵活，甚至灵活到同意与萨达特总统的政府举行会谈， 从而保证了最高级会议的成功。 同样的，在他拟定宪章的纲领时，他避免涉及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内部事务，所以宪章得到了所有政府的欢迎。他把阿拉伯主权问题置于民族斗争和“革命者”与“反革命分子”的历史冲突之上。他的这些做法证明了，一个革命者可以同时是一个出类拔萃的政治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