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世界上有着举足轻重的政治影响，在任何事情上，我们必须据此行事。”
(摘自萨达姆·侯赛因1979年11月20日在突尼斯举行的阿拉伯最高级会议上的开幕词)从形势需要，萨达姆·侯赛因总统宣布了民族宣言。在巴格达最高级会议之后，一些与会国家相互冲突，每发生一次冲突，最高级会议的影响就受到一次削弱，而且每冲突一次萨达特总统手中就又多一张王牌。 每当发生冲突时， 萨达特总统就会告诫埃及人民：
“瞧瞧那些想要联合起来反对我的人吧，他们之间相互争斗，相互拆台；我们的形势比他们好得多。”萨达姆·侯赛因在革命指挥委员会会议上就举行最高级会议一事作了分析。艾哈迈德·哈桑·贝克尔总统对此作了概括，并提出了警告。贝克尔总统在开幕发言中对阿拉伯国家的国王和总统们说： “如果在此次会议上我们达不成协议，那么阿拉伯世界就将面临从未有过的严重分裂。而且事情不会就此了结，因为这种冲突不会局限于地区范围，它会发展成危险的地区性的和国际性的冲突。” 尽管如此， 阿拉伯冲突还是不断发生。
在伊拉克人看来，若能在巴格达最高级会议上达成协议，就能够避免阿拉伯队伍的分裂和国际干预的危险。但是，尽管在最高级会议上达成了协议，某些国家之间还是再次发生了有可能导致超级大国以某种方式进行干预的冲突，甚至连萨达特总统都准备进行干预：他提出派部队去摩洛哥帮它抗击阿尔及利亚。
另一方面，由于依照萨达姆·侯赛因总统所提出的宪章精神，阿拉伯国家的外交部长们在加夫萨事件之后在改善利比亚与突尼斯的关系上进展顺利。
自从接管党政全权以来，萨达姆总统从三个主要方面进行了努力：继续与戴维营协议作斗争，并加强他所提出的宪章；为由伊拉克主办的1982年不结盟国家最高级会议作准备；巩固他自从接管党政全权以来集于一身的地位。
萨达姆·侯赛因在成为国家元首后三个月，巴格达就成为阿拉伯和国际上重要的活动中心。差不多每周都有阿拉伯国家的统治者或第三世界的领导人访问巴格达。而这些来访者大多数在哈瓦那的不结盟最高级会议上刚刚会晤过萨达姆总统。他在最高级会议上的主动行为给人们，尤其是给非洲国家领导人留下了良好的印象。比如说，在最高级会议期间他们要求到他的住处拜访他，他却毫无架子地回答说该由他去拜访他们。来巴格达访问的非洲和亚洲国家领导人全都受到前所未有的热烈欢迎，好像是萨达姆总统在对他们在哈瓦那会议上所采取的反对戴维营协议的立场表示谢意。只举一个例子，莫桑比克总统萨莫拉·马谢尔所受到的礼遇绝不亚于一个主要大国的国家元首所受到的礼遇。
在哈瓦那会议上，萨达姆总统似乎成了不结盟运动中阿拉伯国家的领导人物，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都是这样看待他的。这种角色以前先是由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然后由胡阿里·布迈丁来充当的。在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去世后，不结盟运动中唯一有国际影响的人物是菲德尔·卡斯特罗——美国与他不共戴天。萨达姆·侯赛因总统成为不结盟运动中阿拉伯的主要人物，这是颇合时宜的。阿拉伯世界当前在不结盟运动中所要发挥的作用与60 年代中所发挥的作用不可同日而语。当时的作用是政治性的，因为从帝国主义的奴役下获得独立和解放是当时的重要问题。如今，大多数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的人民已取得政治上的独立，下一步将是经济上的独立。
有三个因素使萨达姆·侯赛因总统成为在不结盟运动中发挥这一作用的最为合适的阿拉伯人选。首先，他致力于国内稳定，这样国家的发展进程才会顺利和有效。其次，他已完全确立了在决策过程中不受国际势力所左右的形象。同样地，他通过不干涉第三世界国家的内政加强了他与这些国家的关系。他与这些国家的执政者进行联络，对在野的派别毫不理睬。
这里值得提出的是，他对苏联干涉阿富汗所采取的立场十分不易——只有伊拉克在与苏联的关系中保持最大限度的独立才可能采取这样的立场。萨达姆·侯赛因总统认为，从伊拉克与苏联之间的友好与合作条约出发，采取这种立场是最应当的。不过，在苏联看来，这样做是违背条约精神的。再者，不结盟运动中阿拉伯世界的领袖必须要具有强大的经济基础。伊拉克强大的经济正是萨达姆总统力量的主要来源。
这也正是如此之多的第三世界领导人访问伊拉克的原因所在：他们既可以得到政治支持，也可得到经济援助。而且伊拉克不仅提供经济援助，它还提供技术，现在伊拉克已经有能力提供技术。不少访问过伊拉克的不结盟国家的领导人感到，他们能够从伊拉克的社会主义经验中获得益处。有些国家想以伊拉克人民军为榜样来搞伊拉克那样的扫盲活动。他们还对伊拉克的这种想法感兴趣，即通过在国营部门与私营部门之间保持微妙的平衡，在保留资本主义的可能性的同时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比如，萨莫拉·马谢尔总统对此就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认为这种做法可以解决自己国家的不少问题。
前面已经提及萨达姆·侯赛因总统采取了灵活策略，以确保巴格达最高级会议和民族宪章获得成功。
萨达姆总统在哈瓦那不结盟运动最高级会议上采取了同样灵活的方式来抵制戴维营协议。比如，南斯拉夫代表团本不打算招惹萨达特总统。但是，萨达姆总统使南斯拉夫改变了立场。某些非洲国家本来企图阻挡对萨达特政权的谴责。萨达姆总统也使这些国家改变了初衷。在萨达姆总统与马里总统穆萨·特拉奥雷会晤时，他的这些努力的结果就看得更清楚了。萨达姆总统对非洲国家的领导人解释说：
制裁并不是针对埃及、埃及的历史和埃及的人民；你们非常清楚，每一个阿拉伯人都热爱埃及、 埃及的人民和埃及所进行的斗争。 制裁是针对损害阿拉伯民族和阿拉伯斗争的行为的。萨达特不仅仅是在进行自杀，他还把别人也置于危险之中——巴勒斯坦人、 叙利亚人、 约旦人和阿拉伯民族的每一个阿拉伯人。
萨达姆·侯赛因总统如同他与哈菲兹·阿萨德总统之间毫无分歧那样行事，以便使会议的结果不受影响。两位总统多次会晤，共同起草草案和决议，这使与会者都感到吃惊。一些代表甚至问萨达姆总统，他是怎么设法泰然自若地与一位他曾指责参与推翻他的阴谋的人共事的。 他回答说： “我们是在参加国外的会议， 我们有某些问题要解决。 如果我们不进行合作， 我们就难以获得我们所希望的结果。”
等到1982 年在巴格达举行下届不结盟最高级会议时，大多数不结盟国家领导人想必已访问过伊拉克，而伊拉克想必已在大多数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开设了大使馆。很显然，1982年的最高级会议将把焦点集中在第三世界的经济自主问题上。萨达姆总统正在直接参与经济问题的研究，即将举行的最高级会议很可能会最后确定萨达姆总统在哈瓦那最高级会议上提出的经济原则。当时，他建议设立长期援助基金，以保护发展中国家不受通货膨胀的影响。根据这项建议，发达的工业国家，无论他们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如何，每年将拿出与他们向发展中国家转嫁的通货膨胀相当的捐款。产油的发展中国家也将向基金捐款。当萨达姆总统在哈瓦那最高级会议上提出设立基金这一主张时说： “这一设想如能实施， 在发展中国家与发达的工业国家的经济关系之间的一个基本问题将会自行解决，这将会成为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一个里程碑。”
萨达姆·侯赛因总统在他与来访的赛舌尔总统弗朗斯·阿尔贝·勒内举行的一系列会晤中阐述了即将举行的不结盟最高级会议的讨论基础。他提出了以下几点供讨论：
第一：发展不结盟运动国家之间的经济、 政治、 文化和技术关系是十分必要的。这样会使它们在确保世界和平与稳定以及全世界人民的自由与尊严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
第二：独立不再是单纯的意志问题。一个国家现在必须要通过经济、科学和技术诸因素的必然联系来确保独立。
第三：只要不结盟运动国家间不建立起有效的经济、技术、文化和政治联系，他们就将仍然缺乏独立的手段。它们与发达的富国之间在科学和技术上的差距将会依然存在，并将继续影响第三世界国家的独立。
萨达姆·侯赛因总统还计划弥补不结盟阵营在过去十年间进一步加深的裂痕。他认为，一些国家为了保护自己，抵制来自美国对他们进步的政体的越来越大的压力，业已转向马克思主义或受到共产党国家的影响。他们不但没有得到所谋求的抗衡力量，反而削弱了他们的民族意志，并束缚了他们的选择自由。同样，一些不结盟国家为寻求保护自己，抵制共产党的干预而转向了西方。
萨达姆总统对不结盟运动内部的分歧和薄弱环节的解决方案，采用了类似于他1980年2月8日提出的民族宪章那样的章程。这一章程还将使那些对美国已不抱幻想的阿拉伯国家相信，他们可以通过加入不结盟运动而得到国际保障。在戴维营协议出笼之前，要做到这一点是不可能的。然而，后来那些因不肯接受其与美国的关系而受到批评的阿拉伯国家开始对美国的立场表示保留。这种新情况对不结盟运动来说是吉祥之兆。萨达姆总统非常高兴与这些国家建立牢固关系，并向他们提供援助，只要他们断然拒绝在其领土上建立外国基地就行。索马里就是一例：萨达姆总统驳斥了索马里总统穆罕默德·西亚德·巴雷提出的因索马里面临危险而同意美国在索建立军事基地的论点。萨达姆总统指出，伊拉克1971年曾与伊朗打了一仗，尽管伊朗是中央条约组织联盟中最强大的成员之一，但伊拉克并没让任何国家在其领土上建立军事基地。
萨达姆总统不放过任何机会来重申伊拉克对阿拉伯和巴勒斯坦事业的立场，这方面他最为着名的讲话是： “只要有利于阿拉伯事业， 我们伊拉克人心甘情愿地让阿拉伯人骑在我们头上，我们决不许外国人碰我们一根毫毛。”每一个留心萨达姆总统讲话的人都会注意到，他们这种情感正在表现得越来越强烈。在伊拉克与伊朗的关系恶化之后， (见第四章)这一点就更清楚了。
萨达姆总统在与阿拉伯国家官员的会谈中尽力来澄清伊拉克对美国的立场。他不赞同这种观点，认为美国并不了解它真正的利益所在，也没有意识到它对以色列的毫无保留的支持对自身利益所带来的严重影响。他认为美国不仅完全清楚它的利益所在，而且也清楚以色列是美国阻挡阿拉伯完全解放和最终走向统一的武器。这也是美国努力加强犹太复国主义实体的原因所在。萨达姆总统在他1980年2月8日民族宣言中所采取的灵活做法迄今尚未用于伊拉克与美国的关系。印度使馆依然关照美国在伊拉克的利益，虽然外交关系依然处于破裂状态，但伊拉克在经济关系上却采取了客观态度。
一些国家作了多次尝试来说服伊拉克恢复与美国的关系，但是，这些调解均未能成功。伊拉克与美国的外交关系还能中断多久?如果我们根据萨达姆·侯赛因还是副总统时的讲话来分析，那么伊美关系可能会继续中断下去。不过，现在他是总统了，也许会出现新的转机，但眼下还看不出有任何松动的迹象。萨达姆·侯赛因总统在巴格达向讨论民族宣言的阿拉伯人民民族大会的代表发表讲话时阐述了他对伊美关系的看法：
在过去的五年中有人努力说服我们与美国恢复外交关系，但我们拒绝了。我们之所以拒绝，并不是我们怕谁，而是出于我们对阿拉伯人民的热爱， 对我们所采取的原则的追求。 我们与美国没有外交关系，我们认为美国人是阿拉伯民族的敌人，是伊拉克的敌人，在过去的12年中，我们始终是据此行事的。我们将一如既往。
他还申明了与美国恢复关系的条件：
我们不会流泪，我们不会像有些国家那样乞求美国派代表来。只要美国依旧通过犹太复国主义实体占领我们的土地，我们就仍然把它看成是阿拉伯的敌人。由于美国的支持以色列才占领着巴勒斯坦。
美国对以色列的立场并非关系紧张的惟一原因。
伊拉克还对美国政府的做法，感到极为不满，因为它继续试图搞掉“贝克尔——萨达姆”两架马车，来强行其旨意。美国舆论多次掀起反伊浪潮，美国卷入伊拉克国内的政变企图，美国为限制伊拉克的作用大规模地武装伊朗国王，这一切都让伊拉克耿耿于怀。美国人还多次暗示，伊拉克政权过于脆弱，需要有人保护；在萨达姆·侯赛因掌权后，美国官员甚至说，伊拉克国内有古巴士兵。
最初，萨达姆·侯赛因总统的反应是冷淡而平静的。譬如，1979年10月17日，就在他接管政权3个月后视察纳杰夫(什叶派主要活动中心， 距巴格达150公里)时发表的讲话中宣称：
伊拉克的子孙是他们国土的主人，在这里只有他们和阿拉伯民族的子孙才有发言权。伊拉克将沿着伊玛姆·阿里、赛义德·侯赛因、哈立德·宾·瓦利德和萨拉赫丁·阿尤比以及所有曾在阿拉伯领土上留下足迹的穆斯林领袖们所走过的道路，与暴君战斗到底，而不管他在哪里出现——伊拉克必胜。
但是，一周后在一次群众集会上他又说：
伊拉克是个大油田：这就是美国仇视伊拉克的原因，也是大国贪婪地窥视伊拉克的原因。
萨达姆总统转变对美国的看法，并且伊拉克恢复与美国的外交关系也是可能的。 原因有三条。 首先是，巴格达最高级会议和民族宪章都显示出了新的灵活态度；与此相同的灵活性有可能会导致与美国关系的正常化。 第二， 伊拉克与美国之间的外交关系继续中断，最终会导致与沙特阿拉伯王国因为不肯承认苏联或不肯与苏联建立外交关系而出现的情形相似。第三，萨达姆总统筹划巴格达最高级会议和民族宪章背后的意图可以用他自己的话来概括： “笼罩在我们与某些极右的反动国家关系上的乌云可能会散开，但这不应妨碍我们为雷、雹、雪的到来作准备。”尽管这些话说的是阿拉伯国家，但也表示了愿意灵活。如果不是美国的秘密情报部门在萨达姆·侯赛因成为总统之后参与了针对他的阴谋活动，伊拉克与美国的关系本来早就会有所改善。如果萨达姆·侯赛因总统在对付美国人上讨了便宜，他也可能会审视其与美国的关系。比如说，倘若巴格达最高级会议像萨达姆·侯赛因所希望的那样通过谴责美国的决议，上述情况也可能会发生。鉴于美国对其利益和盟友的关注，会议的结果也可以说是不小的收获。
伊拉克采取了非同寻常的做法来平衡其与超级大国的关系，从而使它在这方面的态度变得更加坚强。
虽然伊拉克中断了与美国的外交关系，但它并未进入苏联的势力范围。相反，伊拉克开辟了同向若干欧洲国家的道路，这些国家多年来一直在努力加强同伊拉克的关系。在这方面法国名列前茅(从1981年起，伊拉克学校里所传授的第一外语就是法语，而在这之前，只有大学才教授法语)，之后是意大利和西德。正在改造法国的某些类型的武器装备，以便满足伊拉克的特殊需要；伊拉克不少武器都是从法国进口的。有可能法国与某些欧洲国家合作， 在80年代末之前帮助伊拉克获得核武器。
尽管伊拉克与英国之间保持着外交关系，可是目前这种关系却是冷淡的。英国人愿意改善关系，但萨达姆总统认为，改善关系是可以的，但英国要做到以下几点：英国“在政治上不再追随美国”，英国中止用“它过去习惯的那种方式行事，因为它所采取的立场不反映自1968年7月17日革命以来伊拉克的事态发展，英国人最终消除把伊拉克当作英国王冠上的一颗珠宝的印象。”
就像伊美关系有困难一样，在伊拉克与苏联之间要保持稳固关系也同样有困难。不过，伊拉克与苏联之间的关系可以保持在目前的水平上，因为与苏联的关系是在1968年7月17日的革命后与苏联现任领导人建立的。而阿卜杜勒·纳赛尔却遇到很多问题，因为他刚开始与赫鲁晓夫领导下的苏联人建立起了关系，而与之打交道的却是勃列日涅夫领导下的苏联人；这需要有不同的方针，从而致使他在他的任期内修正了这一关系。此外，萨达姆·侯赛因从一开始就亲自处理与苏联的关系。这样他就避免了阿卜杜勒·纳赛尔所遇到的问题：因为当时埃及有若干个权力中心，苏联人就通过为他们所欣赏的权力中心来与阿卜杜勒·纳赛尔打交道。
迄今为止，萨达姆·侯赛因一直亲自掌握与苏联的关系。萨达姆·侯赛因始终避免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拨弄是非。他并未利用与美国的紧张关系来使苏联满足自己的需求，他也没有通过发展与苏联的关系来迫使美国重审其立场。但苏联方面对关系的现状不满意，他们千方百计进行干预。他们利用某些东方国家试图改变伊拉克的状况以适合他们的胃口。伊拉克的反应是严厉的，其严厉程度并没有因为未予公开而有所减弱。
虽然伊拉克与美国之间的关系一直中断，但伊拉克与苏联之间的关系依然良好，一项友好与合作条约继续把两个国家联系在一块儿。但是，伊拉克对待两个超级大国同样小心。萨达姆总统决不会忘记，苏联试图武装伊拉克共产党，并向伊拉克军队渗透。在这些企图被揭露之后，苏联人十分恼火，并通过他们在国外的伙伴同样激烈地反对伊拉克。苏联人依然不相信一个国家能够采取独立的态度而不被看作是与这一方或那一方结盟。萨达姆总统已决定对苏联的这种看法不予理睬，希望有朝一日他们会理解伊拉克独立的性质，并不再坚持让伊拉克共产党自由活动以作为两国间实现更密切关系的条件。与此同时，萨达姆总统的讲话表明， 与苏联的关系并没有特别的亲近。 比如，有一次总统视察巴格达以北约50公里的巴拉德镇时，他对百姓讲起伊苏关系上的一次事件。1969年，伊拉克财政十分拮据，一位革命指挥委员会成员被派往国外努力筹集一笔贷款来渡过困难；他带回了五百万美元。萨达姆总统接着说：
1970年冬天，我们不得不支付那个友好国家为我们提供的贷款。我带领一个代表团去这个国家，要求将这笔1 7 0 0 万第纳尔的贷款的偿还从1970年延期到1971年，他们不肯同意。1975年，这个友好国家的大使来见我，要求延期偿还二亿多第纳尔的伊拉克贷款，考虑到我们的友好关系我们就同意了。
显然这个国家就是苏联，但萨达姆总统没有点它名，可能是因为他觉得点名不礼貌或者是因为他不希望使他的听众因为苏联在伊拉克处境困难时不肯支持伊拉克而对它记恨。值得注意的是，他使用“来见我”
几个字，这证实了他是在亲自指导与苏联的以及与欧洲和非洲国家的关系。
还有一次， 他在伊拉克军队建军59周年时发表讲话说：
外国对阿富汗的干预是一种危险的事态发展，它没有任何借口和道理。 这是错误的， 也是不可原谅的，它必然会引起为确保主权和自由意志而斗争的所有热爱自由的人民的担忧。我们重申这些原则以及我们对这些原则的坚定的、毫不动摇的信念。我们告诫大家不要利用外国对阿富汗的这一干预来为外国在这一地区进行其它干预找借口。
我们极力反对使这一地区成为超级大国的冲突场所的任何企图， 由此他们应认识到， 他们的野心和战略计划是以本地区国家的独立、主权和安全为代价的。
这次他又没有点苏联的名，而只是说“外国对阿富汗的干预”。 他把这种干预说成是 “错误的和不能原谅的”， 这更是苏联领导人所无法接受的。 选择伊拉克军队建军59周年是意味深长的， 因为伊军的大部分武器是苏联制造的。
萨达姆总统两次都没有点苏联的名，这并不意味着伊拉克领导人不敢直言不讳。该党向阿拉伯人民民族大会提交的文件着重谴责了苏联在阿富汗扮演的角色，另一方面，伊拉克的《革命报》在1980年1月3日直率地写到苏联技术的局限性： “很显然，苏联不能、也无力满足阿拉伯的所有发展需求，就连那些准备以硬通货支付的发展需要都不能满足。”苏联不同意这种分析，其根据是，苏联能够满足马克思主义的一切发展需要。然而，卡斯特罗总统的经验似乎并不特别令人振奋。
在萨达姆·侯赛因成为总统之前，苏联试图利用保加利亚作为一个不稳定的基地来改变其与伊拉克的关系。保加利亚扮演了这种角色，尽管它在商业和旅游业方面遭受了巨大的损失；数以百计的伊拉克人常去保加利亚海岸，尤其是瓦尔纳，旅游给保加利亚带来了非常亟需的硬通货。在保加利亚的一些伊拉克共产党人杀死一个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的学生之前，伊拉克和保加利亚的关系一直很紧张。这件事是在萨达姆·侯赛因当上总统后发生的，他利用这次事件来恢复正常关系。一开始，他决定采取严厉的外交措施来对此罪行作出反应。保加利亚立刻派其副总理，然后是它的外交部长，最后是第一副总统访问伊拉克。直到1980年5月28 日国家元首托多尔·日夫科夫访问巴格达之后，萨达姆总统才决定结束这种冷淡的关系。当时根据巴格达最高级会议和民族宪章的精神发表了一份联合公报。公报为两国关系确立了坚实的基础，以致日夫科夫把两国间的关系说成是“保加利亚与阿拉伯国家之间最好的关系”。
在萨达姆控制全权时，对苏联人来说本来是一个很合适的时机，他们可以派克里姆林宫的一位高级官员去向萨达姆总统表示祝贺，但是他们没有利用这个机会。萨达姆总统也觉得没有必要派伊拉克的高级官员到莫斯科去进行会谈，尽管他的副手伊扎特·易卜拉欣在1980年5月去了布拉格，塔里克·阿齐兹访问了南斯拉扶。伊拉肯的官员在布拉格和贝尔格莱德受到了热情的接待К这表明了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非常重视它们与伊拉克的关系，两个国家对萨达姆总统的领导表示欢迎。在伊拉肯武装部队里发现共产党的基层组织之后，伊拉克与苏联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恶化了。在这一组织的成员被处决之后，萨达姆·侯赛因在1978年7月18日据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 “我们部是那种在它对苏联感到恼火时就变成美国的卫星国或者在对美国感到恼火时就变成苏联的卫星哈的国家。无论发生什么事，我们仍是地地道道的伊拉克人。”
尽管发生了这些情况，1980年4月13日，在巴格达医学院的贝克尔厅举行了仪式，庆祝伊拉克与苏联签署友好合作条约8周年。伊拉克派出的代表有民族领导机构成员纳伊姆·哈达德，地区领导机构成员加法尔·卡赛姆·哈穆迪和阿齐兹·谢里夫(他不是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党员，他是伊拉克共和国和平与团结全国理事会秘书长)。 在仪式上致辞的是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地区领导机构成员阿卜杜勒·法塔赫·穆罕默德， 这意味着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正式参加了庆祝仪式。次日，复兴社会党的喉舌《革命报》在头版以很小的篇幅报道了庆祝活动，但没发表任何评论。但是，头版并排的另一则小消息也许作了充分的说明：这是一则关于中国外贸部长李强在同一天上午对革命指挥委员会副主席伊扎特·易卜拉欣的正式拜会的消息。伊扎特·易卜拉欣对来访的中国官员说： “伊拉克与中国之间的关系正在堪称典范地向前发展，必须要加强这种关系，扩展新的领域，以利于阿拉伯民族的斗争。”安排在伊苏条约周年庆祝日与中国官员约会这不可能会是巧合。这次庆祝活动决没有什么特殊意义，尽管这是萨达姆·侯赛因当上总统以后的第一次庆祝。克里姆林宫没有派高级官员作为代表参加庆祝活动，只是由苏联大使作为代表。不管怎么说，自从萨达姆总统上台以来，他一次也没有接见过苏联大使。
那时，由萨达姆总统挑选的伊拉克驻莫斯科新大使阿卜杜勒·拉赫曼·艾哈迈德·道里正准备递交国书。 伊拉克驻莫斯科大使馆已有9个月没有大使了。 最后一任大使穆尔塔达·赛义德·阿卜杜勒·巴吉1979年曾参与了反对阿拉伯复兴社会党领导的阴谋活动。
对道里似乎是经过认真选择的：他是一名可以信赖的党员，从前又是一名军人。1980年4月28日，他向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第一副主席瓦西里·库兹涅佐夫递交了国书。他转达了萨达姆·侯赛因总统对勃列日涅夫的问候，并提到“根据友好与合作双边条约，在互利和相互尊重主权及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发展两国间的友好关系。”伊拉克大使很明显是在提醒苏联人注意条约的第一款，该款规定“尊重独立、主权和互不干涉内政”。但是，库兹涅佐夫对此置之不理，反而大谈两国间的友好关系以及苏联关心在各个方面与伊拉克发展广泛的和富有成果的关系。苏将继续发展与伊拉克的良好关系。”
从地理上说，伊拉克是离苏联最近的阿拉伯国家。由于苏联一方面与库尔德人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另一方面又支持伊拉克的共产党人，这就使伊拉克与苏联的关系达不到应有的亲密程度。只要苏联还拿着超级大国的架子，不肯接受其朋友对其政策的意见，并要按其与东欧国家关系的模式来左右它与伊拉克的关系，那么伊拉克与苏联的关系就不会得到改善。只要苏联还不相信其他人，比如萨达姆·侯赛因，有权利努力建立一支在远离超级大国角逐舞台的地方发挥作用的阿拉伯民族力量，伊拉克与苏联之间的关系就不可能得到改善。
萨达姆总统对两个超级大国采取均衡政策而使苏联感到不满，这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在伊拉克与巴勒斯坦的一派——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的关系上也反映出这种做法，这就令人痛心了。人民阵线对萨达姆总统的做法表示强烈反对，认为伊拉克不辨敌(美国)友(苏联)。 人阵问到， 伊拉克怎么能反对苏联干预阿富汗呢?1980 年4月在的黎波里举行的拒绝和抵抗阵线会议上，人阵秘书长乔治·哈巴什宣布： “人阵再也不会接受伊拉克政策的现行方针。”他反对萨达姆总统1980年2月8日提出的民族宪章。伊拉克认为，这等于是宣布断绝关系。而后，人阵与伊拉克之间的关系就恶化了。在这之前，人阵与伊拉克的关系是十分亲密的， 而且， 尽管人阵遵循的是马克思主义路线，但在巴勒斯坦所有抵抗派别中，它从伊拉克得到的援助是最多的。与此同时，虽然叙利亚与伊拉克之间的关系是极为微妙的，但人阵与叙利亚之间的关系却打得火热。人阵驻伊拉克的办事处被关闭了。此时，阿尔及利亚总统沙德利·本·杰迪德——拒绝和抵抗阵线的主要成员之一——会晤了伊拉克驻阿尔及尔大使。他说，根据新闻社对1980年4月24日会议的报道， “萨达姆·侯赛因总统提出的民族宪章在统一阿拉伯和反对外国干涉它们内政方面可以发挥作用。”
在与伊拉克决裂之后，人阵本来可以依靠阿卜杜勒·法塔赫·伊斯梅尔领导下的南也门的支持，以及南也门与苏联之间的亲密关系。但是，后来事情发生了变化，阿卜杜勒·法塔赫·伊斯梅尔被推翻了，阿里·纳赛尔·穆罕默德上了台。萨达姆总统自然没有想到南也门会在1980年4月21日派代表向他解释阿卜杜勒·法塔赫·伊斯梅尔为什么“辞职”。虽然伊拉克与南也门之间关系紧张，但伊拉克的宣传媒介以正常的方式报道了这次访问。次日，萨达姆·侯赛因总统采取主动，给担任了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秘书长和最高人民委员会主席的阿卜杜勒·纳赛尔·穆罕默德发了贺电。贺电说：
我愿以伊拉克人民和政府的名义以及以我个人的名义表示我们的祝贺和我们的良好祝愿，祝愿兄弟般的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取得成功。祝愿健康和幸福，祝民主也门的阿拉伯人民繁荣昌盛。
贺电表明，伊拉克对南也门的变更和阿卜杜勒·法塔赫·伊斯梅尔被撤换并非不快。阿卜杜勒·法塔赫·伊斯梅尔以牺牲其与阿拉伯世界的关系为代价来强化其与苏联的关系，并使其与伊拉克的关系处于冲突状态。另一方面，阿里·纳赛尔·穆罕默德对伊拉克从不采取敌对立场，而且估计他会削弱苏联对南也门的霸权。苏联的这种影响是伊拉克支持南也门反对派别的原因之一，就在阿卜杜勒·法塔赫·伊斯梅尔垮台前这些派别的领导人还访问了伊拉克并会见了萨达姆总统。
人阵不能理解，它的“战略纵深”南也门为什么也发生这样根本性的变化。1980年4月24日，就在人阵驻伊拉克办事处被关闭的同一天，阿卜杜勒·纳赛尔·穆罕默德对伊拉克的贺电发了复电。复电中他表达了自己的祝愿： “祝你健康幸福， 祝兄弟般的伊拉克人民进步和繁荣，并祝我们阿拉伯民族在反对帝国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中取得胜利。”人阵在中断与伊拉克的关系时他没有想到阿卜杜勒·法塔赫·伊斯梅尔会如此轻易地就被阿卜杜勒·纳赛尔·穆罕默德除掉，也没有想到阿卜杜勒·纳赛尔·穆罕默德会赞同伊拉克对伊朗革命和阿富汗斗争的立场(伊拉克在这两个问题上的立场都受到了人阵的批评)。 人阵同样想象不到，南也门竟会被说服支持沙特阿拉伯和其它持保守观点的国家，而人阵认为，这些国家是“反动的”，与帝国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是一丘之貉。
总而言之，人阵未曾想到阿卜杜勒·纳赛尔·穆罕默德的领导竟会遵循巴格达最高级会议和萨达姆·侯赛因于1980年2月8日提出的民族宪章的精神，人阵之所以批评民族宪章是因为它以同等的方式对待苏联和美国，而人阵不仅仅支持苏联，而且甚至支持苏联的对外干预，包括对阿富汗的干预。
然而，总的来说，伊拉克与巴勒斯坦之间的关系是好的。现在看来萨达姆·侯赛因总统的意见似乎是伊拉克与巴勒斯坦各组织的交往必须纳入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阿拉伯解放阵线的范畴之内；他的这种观点是从他自1968年7月17日革命以来的领导经验中得出的。在阿拉伯国家向巴解组织提供的经济援助中，伊拉克的份额总是定期、及时地支付的。巴解组织的紧急军事需求也都根据巴勒斯坦军事抵抗运动的鲜明的战略而得到满足。1980年5月21日，萨达姆·侯赛因总统使居住在伊拉克的巴勒斯坦人大吃一惊：革命指挥委员会发布法令，对在政府机关或社会部门工作的每个巴勒斯坦人发 1 0 0 第纳尔的款项作为住房补贴。革命指挥委员会还对那些没有大学学位的巴勒斯坦人发20第纳尔。 这一决定是在对伊拉克公民进行了类似的补贴之后作出的，而且决定以后还进一步进行补贴。萨达姆总统想到了当巴勒斯坦人看到伊拉克人在从革命中得到各种实惠而他们却一无所获时他们会有什么想法。
巴勒斯坦事业是萨达姆总统言行的关注点。党的缔造者米歇尔·阿弗拉克1979年12月12日对莫桑比克总统萨莫拉·马谢尔说： “巴勒斯坦事业是本世纪的事业， 它是衡量我党革命的标准……”。 萨达姆总统说得更为透彻。1980年3月12日他在伊拉克妇女总联合会第九次会议上说： “在伊拉克铺设的每块石头， 每个伊拉克人在受到使用武器的训练，每个科学家在研究如何为伊拉克打下强大坚实的基础——这一切的中心目标都是为了解放巴勒斯坦。只有巴勒斯坦得到解放， 各地的阿拉伯人才会自由。” 在巴格达最高级会议期间，人们担心，由于在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的首都不断发生暗杀，伊拉克与巴勒斯坦的关系可能会发生冲突，但是萨达姆·侯赛因不肯触及这一问题，伊拉克和巴勒斯坦代表团共同努力以确保会议的成功。
那些希望发生分裂，甚至鼓动分裂的人对两个代表团之间的良好关系感到失望。萨达姆总统在他的每次发言中以及在每次会议上总是集中论述他对阿拉伯所承担的责任。他被援引最多的话有： “7 月 1 7 日的革命不仅仅是为了伊拉克，也是为了全体阿拉伯人，只要对阿拉伯事业有利，我们伊拉克人心甘情愿地让阿拉伯人骑在我们头上，但是，我们决不允许外国人动我们一根毫毛。” 萨达姆总统不只承诺道义上的援助：
“我们的一切原则必须要为阿拉伯事业；无论何时， 只要需要我们，我们的一切努力、我们的鲜血、我们的财富都是为了阿拉伯人，也是为了全人类。”
巴格达最高级会议是阿拉伯民族历史上的里程碑。由于萨达姆总统在那次最高级会议上在统一阿拉伯国家相互矛盾的立场上取得了成功， 他正在为1982年在巴格达召开的不结盟国家最高级会议拟定类似的计划，以便使这次会议成为不结盟世界的里程碑。根据萨达姆总统在哈瓦那最高级会议上所提出的政治和经济决议，伊拉克业已履行了它的义务。据《革命报》
1980年5月22日报道，伊拉克在1979年下半年支付了25 亿美元来补偿发展中国家因石油价格上涨所遭受的损失。 1980年伊拉克在它所承诺的财政援助之外向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支出了数亿美元的援助。 《革命报》把这些援助说成是“伊拉克所承担的义务”。
由于为数不少的不结盟国家领导人对伊拉克进行了访问以及在访问期间所进行的会谈，不结盟最高级会议无疑将会像萨达姆总统所希望的那样取得成功。
这种成功将不只局限于向不结盟组织输入新鲜血液，它的重要意义将在于诞生一个 “国际导师”。 铁托元帅扮演过这种角色，虽然不很充分，因为他的作用是道义上的，而不是物质上的，而且来自于他对苏联的历史性的反叛。但是萨达姆·侯赛因的力量却有多方面的因素：他的国家具有战略地位；他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他采取了一种无需反叛任何人的独立方针；他对能源问题有着鲜明的、长远的考虑。萨达姆总统认为， 这后一个问题自从70年代初以来一直是国际性冲突的根源，他打算通过他在哈瓦那最高级会议上提出的建议来解决这一难题。如果巴格达不结盟最高级会议能通过这些伊拉克正在实施的建议，那么萨达姆·侯赛因就将成为“国际导师”。萨达姆总统建议，在联合国南——北对话的范畴内全面讨论能源问题，因为能源问题虽说不是惟一的，但是诸多主要经济问题之一。他的建议还指出：
不应把能源问题作为只关系出口国的事而予以单方面考虑， 而应该从这样的角度来考虑：工业发达的消费国应怎样去组织它们的消费并应怎样使能源多样化以便满足它们的需要。他们必须要根据人类需求的全局观点来预测它们的需求，而不能随心所欲， 不顾世界能源需求， 不顾无节制消费的危险。
不结盟国家对这些建议和对拟议中的宪章的支持愈来愈多，这对即将举行的不结盟最高级会议来说将是一个重要因素，并将会加强伊拉克的立场。与此同时，对超级大国来说，这却是无法接受的，他们将毫无疑问地会竭力阻挠，因为两个超级大国都想禁止伊拉克在他们已经限定的范围之外活动。如前面指出的，萨达姆总统对此是清楚的，他将等待有利时机来打破这种障碍。 这种局面是很危险的， 需要审慎从事。
因此， 1982年不结盟最高级会议的每一个步骤都将具有以下两种特点：萨达姆·侯赛因的力量越来越大， 而两个超级大国则愈来愈需要阻止他在最高级会议后成为“国际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