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人虽然数量有限，但大多信伊斯兰教， 并且团结起来力量很大。 你的任务是分化阿拉伯人，整顿他们的队伍，派他们去打仗，但你自己不要去。如果你离开这片土地，阿拉伯人就会群起而攻之， 你会发现， 你留下的问题会比你在国外所面临的问题要严重得多。 “如果波斯人明日看到你，他们会说： ‘这里是阿拉伯人的心脏， 如果我们把它去掉， 我们就什么也不怕了。’这将使他们更加疯狂、更加坚决地来攻击你。至于你所说的有些国家要与穆斯林交战， 真主不像你那么想。 他更有能力去改变他所不希望发生的事情。关于你所说的他们的数量问题，我们过去从未依赖过数量，而是靠对胜利的信念和天赐的帮助来打仗的。” (以上是伊玛姆·阿里·宾·阿比·塔里布当被奥马尔·伊本·哈塔布问到他是否应亲自去与波斯人打仗时所说的话)1980年4月1日，成百上千的大学生和官员聚集在位于巴格达郊区的穆斯丹西利亚大学。有几名阿拉伯国家和其它国家的来宾也在里面，他们是来参加由伊拉克全国学生联合会与亚洲学生联盟联合组织的“世界经济会议”的。会议开幕式由副总理、革命指挥委员会成员塔里克·阿齐兹主持。正当伊拉克学生联合会领导人向来宾介绍塔里克·阿齐兹时，有人向副总理投掷了一枚炸弹。这位学生联合会的领导人发现后大喊了一声。塔里克·阿齐兹快速远离炸弹扑倒在地，用上了他在军队时学到的本事。他幸免于难，只受了几处轻伤，但他的卫兵却伤势严重，另外还有十多个人受了伤。把他送到医院时他还处在休克状态。
救护车迅速赶到学校去救那些受伤的人，而官员们则到塔里克·阿齐兹的办公室去寻找他的发言稿，以便由革命指挥委员会成员希克马特·易卜拉欣来宣读。
保安人员抓住了投掷炸弹的青年。他还扔了第二枚炸弹，又炸伤了几人。检查他的身份证后得知他的名字叫萨米尔·米尔·古拉姆，是伊拉克籍的伊朗人。
事件发生时萨达姆总统不在巴格达。他正巧在视察瓦西特省的苏埃拉。有不少归化的伊朗人居住在该省， 该省紧靠伊朗边界， 从这里可以看见伊朗的山顶。
这里也是共产党活动频繁的一个地区。令人哭笑不得的是萨达姆总统向苏埃拉人民发表的讲话中含有出于善意的警告：
我们向与伊拉克为敌的大国说，我们也向与伊拉克为敌的小国说， 我们向你们所有人说， 伊拉克不想成为任何人的敌人，除非那个国家想与伊拉克为敌。 倘若这类国家认为， 他们可以攻击我们人民或伊拉克的主权和尊严，那么我们就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们不想成为这个世界上任何国家的敌人，但是我们准备对付任何想与我们打仗的人。我们向要与伊拉克和阿拉伯民族为敌的人说， 我们将以锋利的长矛， 时刻准备迎接来犯之敌。
这一讲话的调子表明，萨达姆总统对苏埃拉的视察并不是像人们所看到的那种巧合，也不像他对伊拉克各地所进行的一般性视察。他是想在最靠近伊朗的地方，在一个住着不少归化的伊朗人——伊朗打算用这些人来反对伊拉克——的地区说出他想要说的话。
世界经济会议按计划在穆斯丹西利亚大学举行，炸弹事件在电台上作了报道。萨达姆总统从苏埃拉返回之后指示，为那些在爆炸中受伤的人赠送鲜花以示慰问。当天晚些时候，他亲自去慰问他们。翌日，他到穆斯丹西利亚大学发生爆炸的现场查看。他在倾盆大雨当中向数以千计的学生发表讲话，从他讲话的调子来看十分明显，这是为死者报仇的誓言。他宣称：
昨日，穆斯丹西利亚大学的青年男女洒下了宝贵的鲜血，这是由一个名叫萨米尔·米尔·古拉姆的卑鄙走狗干的。他和他的主子们以为他们能干出惊天动地的大事。 但我们要对他们说， 对一切那些以为能够战胜我们革命的外国帝国主义势力说， 就让他们来试试吧。 伊拉克人民现在已成了一座坚固的大山，他们用所有炸弹都不能使之震撼。
我们对天发誓，在穆斯丹西利亚大学洒下的无辜鲜血决不会白流。
四天后，在1980年4月5日又发生了第二次炸弹事件。在为第一次爆炸事件中的死难者举行葬礼时，从一所伊朗人的学校里扔出了一枚炸弹，有不少人伤亡。这下真的激怒了萨达姆总统。他必须要迅速采取行动来消除人民的恐惧心理，因为两次袭击都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的， 而且凶手甚至都不屑藏匿。 此外，第一枚炸弹是针对塔里克·阿齐兹的，选择他也许不仅仅是因为他是革命指挥委员会成员，而且还因为他是一名基督教徒。萨达姆总统迅速采取了两个举措。 第一个举措是他视察穆斯丹西利亚大学， 他宣布，无辜的鲜血决不会白流。第二个举措是他去医院看望受伤人员。交谈的每一个人所表现出来的高昂的士气使他吃惊。 很多人高声呼喊： “我们要为萨达姆而死。”
青年妇女们说，她们一康复就将回去参加斗争。总统看到，在受伤的人中有很多不是伊拉克的阿拉伯青年，其中还有一名年轻的巴勒斯坦人。这使他更加愤慨。他指示把有关他视察的影片在电视上播放，向人民显示青年男女的英勇气概。观众们看到他跪在一名受伤妇女床边，因为她的床垫是放在地板上的——医院没有足够的空床位来接纳这么多受伤的人，需要特殊治疗的伤员以后被送到国外医治。
伊拉克人看了这一电视片后非常激动。当这些新闻在阿拉伯世界的其它地方播出之后，人们惊奇地发现，伊拉克总统设法把悲剧变成了行动，并唤发起人民应付任何局面的意愿。 受伤的人中有一个8岁女孩，萨达姆总统对她说得那样感人以至伊拉克人在电视上看到这一场面后都落了泪。当小女孩告诉说她的新衣服沾上了鲜血时，萨达姆总统眼含泪花，他立即指示送一套新衣服给这个小姑娘。后来，小姑娘还应邀参观了总统府，她受到了英雄般的款待。在解决了炸弹袭击给人民造成的心理影响之后，萨达姆总统采取了必要的安全措施。居住在伊拉克的3万多伊朗人被遣送到了两伊边境。两起炸弹袭击事件都是在伊斯兰号召党的活动不断增加的背景下发生的，整个归化问题必须要重新研究。
萨达姆总统不希望炸弹事件影响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建党33周年纪念的重要意义， 因为这是他掌管全权后的第一次周年纪念。1980年4月7日，他在复兴社会党民族领导机构总部会晤了党的领导人。很明显，他有了新的主意。第二天举行部长会议时才透露了这一主意。萨达姆总统主持了会议，决定提出被伊朗占领的三个阿拉伯岛屿问题。这三个岛屿是大通布岛、小通布岛和阿布穆萨岛。伊拉克外交部长萨阿敦·哈马迪博士接着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库尔德·瓦尔德海姆博士，要求伊朗马上从这三个岛屿撤出。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驻巴格达各使馆纷纷写报告分析局势，根据炸弹事件和通过外交渠道要求收复三个岛屿，它们猜测，伊拉克可能会对伊朗实施军事行动。在部长会议上萨达姆总统宣布：
我们的人民为了扞卫它的尊严和主权，为了扞卫阿拉伯的尊严和主权，准备在阿拉伯的任何地区打仗。 这是一个以斗争为特点的政权， 这是一个以斗争为特点的民族。这个民族的力量是经过考验和磨炼锻炼出来的。扮演这种角色对我们的人民来说并不是新鲜事，因为它正处于发展之中；它扮演的是自然角色， 代表着它的地理位置， 传递着它新生活的信息。 谁要把手伸进我们国家， 我们将毫不犹豫地斩断他的手。
炸弹事件发生之时，正是伊拉克在萨达姆·侯赛因总统领导下国内安全稳定的时候；由于伊拉克在巴格达最高级会议上，在哈瓦那不结盟最高级会议上和在突尼斯召开的阿拉伯最高级会议上以及在提出民族宪章倡议等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它在阿拉伯世界以及在国际上的重要性正在日益增加。
在这两起炸弹事件之前，发现并捣毁了一批伊斯兰号召党的地下组织和武器贮藏处。由此保安部队认为，爆炸事件表明该党在作垂死挣扎，否则，它在进行袭击时是会尽力把平民百姓和政府官员加以区分的。由于伊斯兰号召党的主心骨阿亚图拉·穆罕默德·贝克尔·萨德尔被逮捕，这个党已陷入一片混乱。
因此它就采取了诸如穆斯丹西利亚大学事件那样的绝望而毫无益处的行动。为搞清伊斯兰号召党的基层组织，保安部队下了不少工夫。安全行动一直进展缓慢且收效不大，直到发生了卡尔巴拉事件才有了转机。
卡尔巴拉事件发生在穆斯丹西利亚大学袭击事件前5个月；当时有两个人用机枪向庆祝什叶哌阿舒拉圣节的宗教队伍射击，结果1人死亡，16 人受伤。此后，保安部队加倍努力，因为这种袭击会造成伊拉克的宗教冲突。尽管伊拉克保安部队在这方面很有经验，但要粉碎伊斯兰号召党非常困难，因为它的基层组织是垂直建立的，一个组织的成员不了解另一个组织的成员。伊斯兰号召党是在1958 年革命后在伊拉克建立的。这个党与埃及和其它阿拉伯国家的穆斯林兄弟会相类似，它也反对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想。伊斯兰号召党在伊拉克的活动得到伊朗国王的支持，在伊朗革命之后这个党得到了更多的支持。它建立了基层组织，并对其成员进行了武装。它以宗教为借口，破坏萨达姆总统在伊拉克正在巩固的稳定与安全以及由于他对全国各地的视察所产生的团结气氛。
卡尔巴拉事件并非是伊斯兰号召党成员首次向阿舒拉行进者投掷炸弹，在这之前也干过，只是没有造成伤亡而已。在穆斯丹西利亚大学进行的袭击是他们首次把目标对准政府官员。不管人们是否接受保安部队关于伊斯兰号召党在作垂死挣扎这一估计，但是炸弹袭击事件意味着要清除伊斯兰号召党的思想影响仅仅加强安全措施是不够的。不管是谁向穆斯丹西利亚大学的人群投掷炸弹，他必定清楚他将会被逮捕或被杀死，而他却做好了此种牺牲的准备，这就提出了不少问题。伊拉克当局原先决定对逮捕的伊斯兰号召党的成员不判处太多的死刑，但是，在两次爆炸事件之后，当局坚决执行了死刑。在处死的人当中有穆罕默德·贝克尔·萨德尔。虽然当时对此未予宣布，但他被处死的消息在伊拉克还是到处传播。穆罕默德·贝克尔·萨德尔是伊斯兰号召党的第二号人物，也是伊拉克什叶派的第二号精神领袖，仅次于阿亚图拉·乌兹马·阿布勒·卡赛姆·胡提。
在1980年4月8日之前，萨达姆总统的政策一直是告诫那些反对伊拉克利益的人，当心他们的行动所造成的恶果。然而，在那之后，他改变了调子，把宣传媒介的口径转到了与伊朗的冲突。在提到伊玛姆·霍梅尼时，他开始使用从未用过的字眼，把他叫做“那个干尸霍梅尼”。1980年4月5日他在摩苏尔发表的讲话中把霍梅尼比作贝京和卡特；4月25日，他在伊拉克新闻部组织的地区阿拉伯民间诗歌节上宣称：
霍梅尼幻想他可以占领那个款待了他14年的国家。 如果他想征服它， 他可以通过行好和利用兄弟般的关系来办到，但他决不可以把他的种族主义扩展到这个国家。 霍梅尼明白， 他只能从伊拉克烈士们的尸体上跨过阿拉伯湾。
这一变化发生在伊玛姆·霍梅尼开始对萨达姆总统进行人身攻击并要求伊拉克人民造他的反之后， 伊玛姆·霍梅尼在一次持续20分钟的讲话中声称： “攻击伊朗的伊拉克政权正在攻击古兰经和伊斯兰教；伊朗将占领伊拉克，伊朗将打到巴格达。”至此，伊玛姆·霍梅尼的宣传运动达到了高潮。4月22日，伊玛姆·霍梅尼透露，阿亚图拉·穆罕默德·贝克尔·萨德尔和他的妹妹宾特·胡达已被处死，他抨击了伊拉克政权。他呼吁伊拉克军队“走出军营，再也不要忍受这个丢人现眼的政权了；要像我们推翻国王一样来推翻萨达姆·侯赛因。”伊朗电台还广播有关伊拉克的虚假消息，以制造混乱；比如，有则消息说，伊拉克已要求埃及出兵帮它打伊朗。
伊朗外长萨迪克·戈特布扎德在此之前曾致电所有伊斯兰国家，要求它们帮助伊朗使贝克尔·萨德尔获得自由。电报称： “现在伊朗相信，对伊拉克政权的斗争是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伊朗驻苏联大使要求其政府停止向伊拉克供应武器，否则苏联与伊朗的关系将会恶化。
1980年4月5日，萨达姆总统在摩苏尔发表的讲话中第一次把伊拉克与伊朗的冲突说成是“阿拉伯人与波斯人之间的冲突”。他接着说，阿布·哈桑·巴尼萨德尔总统对“阿拉伯主义和伊斯兰教充满了复仇心理，因为阿拉伯人把伊斯兰教传遍了世界各地，包括巴尼萨德尔现今居住的土地，” 他称伊玛姆·霍梅尼是“带头巾的国王”。他说，他曾问巴勒斯坦抵抗运动领导人，他们从伊朗革命中获得了什么，他们回答说：
“上天作证， 我们没有得到他们一个便士， 一粒子弹或一支步枪；他们只是一次又一次地重复说他们与以色列断绝了关系。”萨达姆在讲话中还说： “伊朗人民将会发现，我们已准备援助他们（如果他们自己摆脱伊玛姆·霍梅尼和巴尼萨德尔总统的话）因为对我们来说，只要我们民族责任不需要我们去发生冲突，则防止出现与伊朗人民之间的不友好关系并非坏事。但当冲突成为我们的民族责任时，我们将会竭尽全力去进行斗争。可怜的巴尼萨德尔他不知道，我们的前辈有一半死在了战场上。”
巴尼萨德尔曾声称，伊拉克已派调解人到伊朗进行和解。萨达姆总统在同一次讲话中对此作了回答。
他说，伊朗前外长易卜拉欣·亚齐迪曾在哈瓦那最高级会议上拜访了他，要求伊朗与伊拉克之间关系实现正常化。萨达姆总统当时答复说，伊拉克同样希望关系正常化，但条件是，伊朗归还三个岛屿，归还伊朗根据1975年协议(伊拉克是被迫签订的)所占领的部分阿拉伯河，并确保阿拉伯斯坦的阿拉伯人民的民族权利。根据见证人对会晤的描述，萨达姆总统对伊朗外交部长说：
我以兄弟的身份和你说话，我希望你能接受我说的话。 伊朗革命之后， 你们的所作所为好像是你们为世界、特别是为阿拉伯世界和伊拉克做了一件大好事， 这是不合逻辑的。 你们的革命本应发生在20年前。尽管你们在伊朗所遭受的独裁和强暴十分可怕，但你们比埃及革命晚了25年，比其它阿拉伯革命也晚了几年。 你们在革命之后， 本应到伊拉克、阿尔及利亚和其它有革命经验的国家去访问， 解释一下你们革命的目的， 以便它们能够了解你们并支持你们。你们每天在伤害那些实际上本应是你们盟友的人。我奉劝你们改善与其它国家的关系。这样你们就会发现谁是你们真正的敌人，谁是你们真正的盟友。我还奉劝你们，中止那种惟我独尊的做法。
萨达姆总统没有透露亚齐迪的答复，但后来的事情说明了问题：亚齐迪被撤了职，而对伊拉克的攻击增加了。
尽管当时的关系极其紧张，但两国没有中断外交关系。萨达姆总统基于“民族的原因”排除了战争选择，因此尽管在两伊边界上弥漫着战争气氛，但伊拉克的军队奉命克制。与此同时，伊拉克人民被动员起来履行他们在与伊朗对抗中应尽的民族责任。4月23日萨达姆总统在地区阿拉伯民间诗歌节上说：
不只穿军装的才是军人，每当两河岸边的伊拉克妇女生下一男半女， 军队也就随之诞生了。 我要对我们大大小小的敌人说：如果他们认为一旦制服了50万穿军服的人，伊拉克国土就会向他们开放， 那他们就想错了。 伊拉克将会生出千千万万的人来保卫它的领土。如果巴尼萨德尔以为伊朗军队可以进入伊拉克， 那么他是在自欺欺人。 就连苏联军队或美国军队都不可能进入伊拉克。
1980年4月27日传来一则让人吃惊的消息：伊朗官方报道说，萨达姆·侯赛因总统已经被杀，而实际上他还活得好好的。德黑兰总统府发言人援引接近阿亚图拉·霍梅尼的人士的话说，那天上午11 时30分发生了一起政变，萨达姆总统已被杀死。只有《法新社》得到这则消息并作了转载。发言人宣布，正在与伊拉克交界的希林堡的革命卫队司令达乌德·瓦扎伊接到一个电话，证实了这一消息。既然消息来源是伊朗总统府，因此世界上的新闻媒体就给予了认真的对待，并向它们的受众提供了分析和细节。正在叙利亚作正式访问的伊朗外交部长萨迪克·戈特布扎德听到这一消息变得越发可信，于是在在动身前往黎巴嫩之前在大马士革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 宣布说： “我万分高兴能够宣布我刚刚得到的一则消息：伊拉克发生了一次军事政变，萨达姆·侯赛因和他的政权可以见上帝去了。”
在巴格达，伊拉克官员对此事的反应小心审慎，不让伊朗人得到便宜。他们并没有发表声明否认这些报道，只是播出了萨达姆·侯赛因总统和一些伊拉克官员到巴格达机场迎接塞舌尔总统韦朗斯·阿尔贝·勒内的新闻。伊朗的新闻宣传媒体依旧坚持说，伊拉克发生了政变。他们说，萨达姆·侯赛因总统已被逮捕， 并说在他对一座军营进行正式视察时， “伊拉克穆斯林圣战者组织” 的一名成员向他开了枪。 此时，伊拉克新闻社发表声明说，根本没有发生什么政变，萨达姆·侯赛因总统身体健康，捏造这一消息的德黑兰和库姆集团如此自欺欺人，他们必定是生活在幻想世界之中。当晚，伊拉克人民在电视上看到萨达姆总统宴请塞舌尔总统，阿拉伯国家、亚洲和非洲国家的大使们应邀出席。而伊朗电台还在广播政变的消息，但这时已经没有人再理睬这种消息了。此事使伊拉克人感到十分恼火，因为萨迪克·戈特布扎德得以利用叙利亚首都来散布他对“伊拉克政权垮台”的欢欣之情。伊拉克日报《共和国报》在一篇社论中说： “伊拉克人在1973年10月战争中扞卫了大马士革，使它免遭危险，伊拉克人的鲜血浸透了戈兰高地，它的每寸土地都会提供投向你们和你的朋友的石块，因为你们对巫士告知你们的话幸灾乐祸。” 《革命报》 只是说， 伊拉克对“那些捏造消息、歪曲事实真相的人的愚蠢感到不可思议”。
萨达姆·侯赛因总统通常都要邀请来访的官员陪同他去各地参观和访问感兴趣的主要地区。作为对伊朗的回应，在伊朗广播了政变消息的翌日，他邀请勒内总统陪同他在拥挤时刻到巴格达街头漫步。在广播捏造消息后的第三天，伊拉克总统与塞舌尔总统举行了秘密会晤，然后他主持了部长会议，他在会上说：
我们革命的力量使我们的敌人忧心忡忡。革命不断取得进步， 这巩固了革命的力量， 加强了革命与人民的关系。我们的革命驱使我们服务于我们的原则。 没有人再能够阻挡我们人民的进步。 我们完全是为了阿拉伯人和伊拉克人。我们与世界的关系是以此为基础的，是以服务于我们原则的共同利益为基础的。保卫真理使一个政权得到了它人民的支持，这种支持是任何外国保护都不能给予的。
在广播捏造消息前两天，美国试图营救被困在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里的人质，但未能成功。美国沙漠空降的失败使伊朗人欣喜若狂。伊拉克对这一消息不屑一顾。 只有伊拉克的库尔德组织的喉舌 《伊拉克》 报发表社论评论了这一事件， 该报说： “美国的空降行动只不过是演戏而已；伊朗人和美国人就这一行动所发表的声明在内容上和措词上都十分类似，都是为了让人误入歧途。” 至此， 国际新闻媒体对采用来自德黑兰的消息开始有保留了。伊朗新闻媒体在绝望中还坚持说，萨达姆总统确实被杀死了，接待来访官员和听会的那个人是他的替身。他们声称，伊拉克人要在找到接班人之后才会宣布萨达姆的死讯。
此时， 伊拉克已经完成驱逐3万多伊朗人的行动。
那些不在驱逐行动之列的是反对伊玛姆·霍梅尼政权的伊朗人，阿拉伯斯坦人和持有伊拉克国籍证明的伊朗家庭。每个伊朗家庭得到了500至1000第纳尔，并准许这些家庭把他们的钱带出伊拉克。这次驱逐的数量同1971 年相比对伊朗当局来说并不是很沉重的负担，1971年伊朗与伊拉克关系最糟糕的时候，伊朗国王的政权不得不对付被伊拉克驱逐的约4万名伊朗人。
攻击和反攻击仍在进行着。伊朗声明，驱逐伊朗人家庭是不人道的行为。伊拉克则通过广播阿卜杜勒·阿米尔·曼苏里(据说是伊斯兰号召党的头号人物)的供词来进行回击。他透露： “伊玛姆·霍梅尼给我们在伊拉克的人送了大量的钱财、武器、炸药和毒药。”伊朗说，伊拉克不可信；伊拉克就播发了萨达姆总统每天收到的宗教领袖们的几十封支持电报来予以回敬。伊朗电台宣布，伊拉克的库尔德人在两伊冲突中保持中立；而巴格达电台则广播了伊布里尔宗教界人士的一封电报， 他们向萨达姆·侯赛因总统保证， 他们将“保卫伊拉克革命和伊拉克总统，反对伊朗政权代理人的野蛮行为。” 刚巧在同一日， 伊朗库尔德族的宗教领袖谢赫·伊泽丁·侯赛尼通过电台呼吁伊朗人：
“团结起来反对伊朗政权，并组成一个人民政府。”伊朗的报纸刊载了一些有关萨达姆健康情况的虚假报道；萨达姆总统指示伊拉克报纸转登这些捏造的消息。有一次，德黑兰电台宣布，伊朗的边境卫队迫使一架伊拉克直升飞机降落到伊朗领土上，并逮捕了8名机组人员。伊拉克外交部答复说，直升飞机属于伊拉克青年部，并敦促归还飞机。在进行宣传攻击的同时，边界冲突时有发生，伊拉克驻外大使馆和使团成了伊朗人袭击的目标。伊拉克对此进行了反击，但未声称对这些袭击负责。
伊拉克新闻界现在不再使用 “伊朗” 这个词了， 而是使用“波斯集团”。有几篇社论说，这是阿拉伯与波斯两个民族之间的冲突。塔里克·阿齐兹撰写了好几篇社论；这是意味深长的， 因为作为一个基督教徒， 他曾是第一次袭击的目标，也是伊朗宣传机构的攻击目标。塔里克·阿齐兹在他的社论中批评了支持伊朗的那些阿拉伯国家(叙利亚、 利比亚和某些巴勒斯坦抵抗组织)，他在一篇社论的最后说： “在伊拉克，许多宗教、伊斯兰派别和种族集团在强大而不可分割的民族团结中共存。谁要是以为他们能够破坏这种团结，就让他们来试试吧。”
萨达姆·侯赛因的伊拉克与阿亚图拉·霍梅尼的伊朗之间没有共处的共同基础吗?调解努力能够解决双方之间的冲突吗?回顾以下接连发生的事情就可试着对此问题作出答复。在萨达姆·侯赛因掌管全权前约五个星期， 《革命报》在一篇社论中问道： “伊朗统治集团为什么希望破坏与伊拉克的关系?”文章结束时告诫说，发出警告的人已尽到了责任。报纸透露说，在伊朗革命后伊拉克政府曾于1979年2月13日向以迈赫迪·巴扎尔甘为首的伊朗临时政府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备忘录说到，伊拉克“想在相互尊重主权和互不干涉内政、 尊重各族人民通过表达自由意志所体现的合法愿望的基础上与相邻的人民和国家建立起兄弟般的稳固联系和富有成果的合作关系。 备忘录还指出，伊拉克与伊朗间的宗教的和历史的联系“应该成为伊拉克与伊朗及其它阿拉国家在新时代加强良好关系的一个因素。”备忘录表示，伊拉克对杰出的宗教领袖阿亚图拉·霍梅尼和伊朗人民运动的其他领导人就其与阿拉伯的关系和对殖民化的犹太复国主义实体的立场所发表的声明表示满意。备忘录最后说：
“我们期待着伊拉克与新伊朗之间建立起牢固的和富有成效的合作和联系， 为两国的互利加强我们的共同努力，巩固该地区的自由、和平与稳定。” 《革命报》
评论说：
1969年，我们警告伊朗国王的政府对伊拉克不要咄咄逼人，但它对我们的警告置若罔闻，为此，它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国王的政府不复存在，而伊拉克却岿然屹立。今天我们告诫并提醒伊朗统治者， 国王对伊拉克的侵略冒险是多么愚蠢。 如果他们注意这一劝告，他们将会发现我们愿意并准备与他们在睦邻友好和富有成效的合作基础上建立关系。 如果他们把我们的劝告当作耳边风， 那就不怪我们了；我们还要说一下， 玩这种把戏的人将会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伊拉克的臂膀比他们想象的，比赌棍和病鬼告诉他们的更长更强。
伊朗对备忘录未予理睬。尽管备忘录本应改善伊拉克与伊朗的关系，便实际情况却完全相反。这有几个原因：首先，伊玛姆·霍梅尼不会忘记，就在革命前几个月，伊拉克驱逐了他，他不得不在法国的诺夫勒勒夏托领导革命的最后阶段。伊拉克对此是十分清楚的，在谋求解决伊朗与伊拉克的关系时伊拉克开始解释驱逐霍梅尼的原因。伊拉克指出，在与国王冲突最为激烈的时期，伊拉克曾被伊朗的各种反对派别，包括霍梅尼一派当作他们的讲坛。伊拉克想方设法帮助这些反对派，并让它们尽量使用伊拉克电台。伊拉克电台广播了许多节目， 介绍伊拉克1958年7月14日革命、1963年2月8日革命和1968年7月17日革命的教训以及组织地下革命活动的最佳形式。还介绍了建立革命司令部的细节，如何出版小册子和开展秘密反对活动的其它方法。伊拉克支持这些反对派达6年之久；允许霍梅尼把伊拉克作为他的活动中心，而且对他极为尊重。
在伊拉克与伊朗于1975 年签订了阿尔及尔协定之后，伊拉克在对等的基础上禁止了伊朗各反对派别的活动。但是，霍梅尼依旧进行他的活动，并在1978年还加紧了活动，从而引起了国王的抱怨。伊拉克当局不希望与伊朗的关系恶化，所以他们派了革命指挥委员会的一名成员要求霍梅尼尊重伊拉克的立场。霍梅尼不愿灵活， 他对伊拉克官员说， “我将继续进行反对国王政权的斗争，如果伊拉克当局反对我这样做，我就离开伊拉克。”几天后，伊玛姆·霍梅尼离开了伊拉克前往科威特。但科威特当局不许他入境。他在边界上与伊拉克当局联系，要求在他找到别的基地之前允许他返回伊拉克再停留几天。伊拉克当局马上就同意了。就在伊玛姆·霍梅尼在边境地区的时候，伊朗大使馆以国王的名义要求允许霍梅尼留在伊拉克；对此伊拉克拒绝了。然后伊玛姆·霍梅尼离开伊拉克前往法国。伊拉克获悉，伊玛姆原本希望待在一个像阿尔及利亚这样的阿拉伯国家，所以在巴格达最高级会议上，萨达姆·侯赛因要求阿尔及利亚外交部长阿卜杜勒·阿齐兹·布特弗利卡请求其总统胡阿里·布迈丁容许伊玛姆·霍梅尼呆在阿尔及尔。 伊拉克人强调，尽管伊拉克由于自身的原因不能留他继续在伊拉克进行公开的政治活动，但他应得到阿拉伯的保护。
无论如何，伊拉克已经为伊玛姆·霍梅尼操了不少心。比如，阿尔及尔协定曾规定伊朗和伊拉克官员要进行互访。双方决定，国王访问伊拉克，主要日程是去纳杰夫和卡尔巴拉访问。伊朗方面告诉伊拉克官员， 只要霍梅尼还留在伊拉克， 国王就不能去访问。 伊拉克人回答说，伊玛姆·霍梅尼是宗教界人士，是在伊拉克寻求避难的伊朗政治流亡者，伊拉克不能赶走一个难民。伊朗当局接着提出在国王访问期间把伊玛姆·霍梅尼转移到其他城市。 伊拉克拒绝了这一要求，因此访问未能成行。
很明显，有几件事没有按伊玛姆·霍梅尼的计划进行。因而他的态度变得越来越僵硬，他让事情朝着不利于伊朗革命的方向发展。譬如，他曾认为，一旦国王被推翻，其他几个政权也将会垮台，霍梅尼主义将会传遍这一地区。他曾指望伊拉克政权垮台，因为他在伊拉克期间，伊拉克局势十分不稳定，伊拉克的军队也很脆弱。他认为，伊朗国王建立起来的强大的伊朗军队是伊拉克军队所不能比拟的。一旦伊拉克政权崩溃，科威特、联合酋长国和沙特阿拉伯的政权也会接连垮台。这种情况纯粹是出于梦想而不是基于现实。伊玛姆·霍梅尼坐在纳杰夫的地毯上，听到的是传闻和谣言。相比之下，伊拉克当局得到的却是有关他活动的详细报告。霍梅尼在纳杰夫停留了6年，在此期间， 伊拉克当局努力加强国内的稳定， 加强军队，消除社会不公，确保人民与政权完全团结一致。等到伊朗革命时，伊拉克军队已经与先前的伊朗军队一样强大了。
伊玛姆·霍梅尼还把他的信念建立于阿拉伯世界民族主义的破产上。他相信，伊拉克不能用阿拉伯民族主义来抵御以宗教名义发起的攻击。他还认为，阿拉伯世界一些地方突出的社会不公将会使他赢得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的普遍支持。他的计划之所以出差错，有两个原因。首先，他提倡以宗教领袖的思想为基础来建立国家，这在阿拉伯世界的人民和官员中引起的不安比什么都大。其次是，他对阿拉伯人民和阿拉伯民族主义的看法是毫无根据的。
语言障碍也是伊玛姆·霍梅尼的计划归于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他和大多数其他阿亚图拉人只会说波斯语，那些会说阿拉伯语的也不肯说。大多数军职和文职官员的第二语言是德语、法语或英语。伊朗外长萨迪克·戈特布扎德在访问大马士革期间用英语攻击伊拉克时听起来与其说他是伊朗人，还不如说他更像英联邦国家的领导人。巴尼萨德尔总统在向新闻界用法语发表声明批评海湾国家领导人并号召输出伊朗革命时，听起来活像是个欧洲领导人。这些人都是穆斯林伊朗的领导人吗?
在伊朗革命取得成功之后，阿拉伯世界起初的反应是高兴的，但不如他们对其他革命领导人，如切·格瓦拉、胡志明或菲德尔·卡斯特罗的成功感到那么高兴，这样说并不过分。因而，伊玛姆·霍梅尼完全过高地估计了阿拉伯世界对他的支持。由于一些伊朗人希望阿卜杜勒·纳赛尔为埃及所做的事他们也能为伊朗办到， 所以可以说， 他在阿拉伯国家所得到的支持与阿卜杜勒·纳赛尔在伊朗所得到的支持非常相似。
总的说来，伊玛姆·霍梅尼如果不提出由宗教领袖来领导国家这一思想，如果他归还三个岛屿，把海湾称为“伊斯兰湾”而不坚持要以“波斯湾”相称，改变伊朗的社会情况，解决伊朗的少数民族问题，并决意对西方技术采取合情合理的方针而不是一概摒弃，那么他本来是会赢得阿拉伯的广泛支持的。如果他不是挥舞宗教主义作为变革的旗帜，霍梅尼主义本来可能会在阿拉伯世界扎根的，而且本来也不会与伊拉克政权发生矛盾，因为伊拉克本来会把他的这些做法看成是对他们自己国内所进行的社会和政治革命的补充支持。
伊朗的革命者曾在巴勒斯坦的营地受训，他们使用的武器是由阿拉伯国家为他们付款的。当时巴勒斯坦人对伊朗革命的支持比现在要热情得多。迄今为止，伊朗对巴勒斯坦革命的支持只是把以色列驻德黑兰大使馆改成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办事处，另外还给了一些经济援助。然而，巴勒斯坦抵抗力量对钱并不希罕，因为它从不少阿拉伯国家和伊斯兰国家得到了基金。在这方面，回忆一下巴解组织驻沙特阿拉伯代表、法塔赫中央委员会委员(他是1980年6月在中央委员会上当选的)拉菲克·纳兹赫的讲话是有益处的。
1980年6月9日，纳兹赫在利雅得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 “法塔赫感谢沙特阿拉伯王国给予它的支持，因为来自沙特阿拉伯的支持比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任何地方的支持都大。”纳兹赫使用“伊斯兰”这个字眼让人听起来感到是在说他在德黑兰的同事哈尼·哈桑对于伊朗对巴勒斯坦抵抗力量的支持想说而又不能说的话。回忆一下亚西尔·阿拉法特1980年4月在的黎波里举行的拒绝和抵抗阵线会议上所说的话也是有益的。他说：巴勒斯坦抵抗运动最大的一笔武器交易合同是与匈牙利签订的，而购买武器的钱全部是伊拉克支付的。
尽管巴勒斯坦抵抗组织并未得到伊朗所能提供的支持，而这种支持从道义上讲伊朗是义不容辞的，但伊朗人却以巴勒斯坦人的主要支持者自居。在伊拉克为讨论民族宪章而召开的阿拉伯人民大会期间，抵抗运动领导人之一的哈耶勒·阿卜杜勒·哈米德宣布， 伊朗所占领的三个岛屿是阿拉伯岛屿。巴解组织代表哈尼·哈桑在伊朗的怒火中首当其冲，他不得不竭尽全力来安抚伊朗人， 尽管他不能接受伊朗的理由。 一度，巴勒斯坦抵抗组织希望他们所采取的外交主动行为会得到伊玛姆·霍梅尼的支持。比如，伊朗人本可以把美国承认巴解作为释放人质的一个条件，或者他们本可以要求释放以色列监狱中的巴勒斯坦战俘。但伊朗没有采取任何一举措。尽管如此，巴勒斯坦抵抗力量从整体上来说依然是支持伊朗革命的，并在两伊冲突中采取了中立立场，尽管伊拉克完全兑现了它对巴勒斯坦事业的承诺。巴勒斯坦人如此做可能有策略上的原因：他们的支持者可能会与伊拉克政权算账；保持中立的人也许会感到不时地利用伊朗的支持作为杠杆来对阿拉伯政权施加压力是明智的。
伊玛姆·霍梅尼不肯接受把伊朗占领的三个岛屿交给巴勒斯坦抵抗组织这一建议，因为巴勒斯坦抵抗组织反过来会把它们归还给原主。如果他采纳这一建议，他本来是会找到岛屿问题的解决办法的，同时还会加强巴勒斯坦抵抗组织。显而易见，伊玛姆·霍梅尼不想把这三个岛屿归还给阿拉伯人，并以此来表明阿拉伯人的无能为力。 他似乎在说： “你们让国王用武力从你们手中夺取了三个岛，而现在你们想利用亲善关系把它们要回。”1971 年11 月30 日，国王纵览世界风云，占领了三个岛屿。当时阿拉伯世界的力量均势与现在很不相同。伊拉克的力量比现在要弱得多，它没有实力来支持它的目标。伊朗与其它阿拉伯国家之间又有某种君子协定，只有伊拉克和利比亚除外。
既然霍梅尼不想归还这些岛，那他为什么不利用这些岛的战略地位来挑战阿拉伯湾利益呢?这几个岛屿位于霍尔木兹海峡，扼守阿拉伯的出口。国王占领这几个岛屿就是为了控制海湾的出口。 这个出口每12分钟就有一艘油轮通过。如果伊朗愿意，它可以用这张王牌来挑战西方，虽然伊朗尚未这样做过。
这三个岛，特别是最大的阿布穆萨岛被萨瓦克部队(秘密警察部队)用作向阿拉伯渗透的基地。国王占领这几个岛的理由是，他要不占就会被阿拉伯革命者用来进行反对西方的活动，由于伊朗现在也有了一个革命政权，人们料想伊朗也会这样做的。这种事还未曾发生过，看来伊朗也不想把这些岛归还原主。在穆斯丹西利亚大学发生了炸弹袭击事件之后，萨达姆总统曾致电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要求收回这些岛屿。在此之后，巴尼萨德尔总统去阿布穆萨岛观看了伊朗军队在海湾举行的军事演习，似乎在向萨达姆总统进行挑战。
伊朗清楚，这三个岛的合法主人对收复这三个岛无能为力。但是，伊拉克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之间的一项安全条约可能会改变这种估计。值得注意的是，哈伊马角的统治者谢赫·萨克尔·宾·穆罕默德·卡西米于1980年6月2日对伊拉克进行了一次访问，他宣称： “伊拉克对伊朗占领三个岛屿的立场是值得重视和考虑的。”这次访问是不是伊拉克要收复这些岛屿的计划一部分，是否得到了其他酋长国的支持，或者这一访问纯属个人的主动行为，这还有待证实。应该记住，卡西米部落在13世纪和19世纪的前20年曾控制过这些岛屿和阿曼及伊朗的部分海岸。尽管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在抵抗英国人，可是卡西米人最终还是在1820年被迫与英国人签订了一项保护条约。
虽然伊朗的阿亚图拉们现在对巴林、科威特和酋长国提出了领土要求，但海湾的统治者们还没有谋求与伊拉克签订安全条约。这可能有他们的理由，但这不等于伊拉克会袖手旁观而不采取适当行动。 1979年11月在我会见萨达姆总统时我问他， 伊拉克官员对巴林和科威特的访问是否与伊朗的阿亚图拉们提出的这些国家是伊朗的一部分这一要求有关。他回答说：
我们想告知我们巴林和科威特兄弟，外国军队无力侵犯任何阿拉伯领土或阿拉伯人民的主权。
只要我们能回击我们就会回击。伊拉克的地理位置使其军队无法直接面对犹太复国主义实体，但是伊拉克肯定有能力部署其部队来对付针对巴林或科威特主权和针对整个海湾的任何威胁。我们决不容许任何人染指海湾的阿拉伯属性，海湾的土地或海湾的人民。我们的官员已向我们的兄弟们转达了这一意愿， 并告诉他们， 我们随时准备支援他们，满足他们的需要。
伊拉克的立场只能使伊朗越发一意孤行。 1980年4月，当萨迪克·戈特布扎德外长访问科威特时有人用阿拉伯语问他，伊朗对伊拉克要求收复三个岛屿的要求持何立场?他用英语回答说，伊拉克当初也是波斯的一部分。这一立场增加了海湾国家对伊朗革命的警惕，并使那些支持伊朗的阿拉伯国家陷入非常难堪的境地。伊拉克对阿拉伯岛屿、对科威特、对巴林的立场是从它自身所处的敏感的战略位置引起的。人们不应忘记，伊拉克位于阿拉伯湾的顶端，是连接亚洲和欧洲的陆路起点。当1971年伊朗占领这些岛屿后，伊拉克站在酋长国一边，并断绝了它与伊朗和英国的外交关系，伊拉克如此做是考虑到了这一点的。这也正是伊拉克谋求与独立的海湾发展关系的原因所在。
如果不是英国在它长期的帝国主义统治期间在伊拉克与海湾国家之间播下了不和的种子，如果不是英国不顾可以预料的结果鼓励如此之多的伊朗人移居海湾国家，事情本来不会变得如此复杂。
在伊拉克与伊朗的冲突问题上，伊拉克人干了一些火上浇油的事。比如，伊拉克贬低霍梅尼对国王政权所取得的胜利。这也许是因为伊拉克对革命行动所持有的信念的关系；或是因为它对其党和它所进行的使党掌握政权并巩固其统治的斗争感到自豪的关系；或许是因为伊拉克人对这样的事实感到自豪：伊拉克人对君主制度所进行的革命比伊朗革命大约早了 20年，而且他们不是把国王励如此之多的伊朗人移居海湾国家，事情本来不会变得如此复杂。在伊拉克与伊朗的冲突问题上，伊拉克人干了一些火上浇油的事。
比如，伊拉克贬低霍梅尼对国王政权所取得的胜利。
这也许是因为伊拉克对革命行动所持有的信念的关系；或是因为它对其党和它所进行的使党掌握政权并巩固其统治的斗争感到自豪的关系；或许是因为伊拉克人对这样的事实感到自豪：伊拉克人对君主制度所进行的革命比伊朗革命大约早了20年， 而且他们不是把国王推上飞机送出国外流亡了事，而是让国王和他的家人为他的暴政付出了生命。
伊拉克人经常回顾阿拉伯人对波斯人所取得的胜利，特别是卡斯拉·阿努·谢鲁安皇帝败于阿拉伯穆斯林军队之手。他们还为卡迪西亚之战拍摄电影。这是在伊斯兰初期阿拉伯人与波斯人之间进行的一场大战。在这场战争中，阿拉伯人打败了波斯人。在他们的新闻战中，伊拉克人对由于阿拉伯人而使伊朗人两次从皇帝的统治下解放出来这一事实大作文章。他们说， 第一次是阿拉伯人击败卡斯拉·阿努·谢鲁安， 第二次是伊玛姆·霍梅尼利用宗教武器推翻了国王，而这种武器是由阿拉伯人传到其它国家去的。另外，伊拉克人还把伊玛姆·霍梅尼说成是忘恩负义的人，他忘记了伊拉克从前为他提供的所有帮助。他们经常广播霍梅尼离开伊拉克背后的原因以及他们试图说服阿尔及利亚给他庇护。但是，火上浇油的最重要因素是伊拉克对阿拉伯斯坦的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