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这个意外事变重创了索德的心灵，可作为他对于国家因保密而允许的司法暴力产生恐惧的原因的解释。正因为此，他才在审查中举止反常，而形成不满现状的迹像——但并非的确不满现状。
我想证实这种解释的理由，这一段一回忆完，我就说：劳瑞斯，替我想想民主好吗？”
他回答：“小大夫，想轻而易举逮住老家伙可不成。”
“没打算逮您。想想民主，到底是能还是不能？”
“民主我可没少想呢，”他说着转为右脑活动，音乐声起，是贝多芬第九交响乐最后一部合唱曲，我上高中音乐识曾学过。当时唱的都是些爱国主义的歌词。
我冲他喊：“不要打岔！”
他却说：“用不着嚷嚷，听得见。”
这房间确很安静，所以回声的拾音大得怕人，就像千百万人在同声歌唱。
他继续大声说：“我没打岔，我在想民主，这就是民主，是希望，是兄弟之情，没有隔阂之墙，所有墙垣部不存在。你们，我们，我想像造就了这一整个体系，您听得见吗？”
又是那小山顶，低矮的草地和逐渐升高的感觉。风，整个天穹，天穹亦即是音乐声。
当一切结束，摘下罩冠时我说：“谢谢。”
我不明白为什么医生就不能因一个美好而有意义的新启示而感谢病人。当然，医生的权威很要紧，但也不必太跋扈。在政治方面，我懂得是必须服从权威的。但心理医学上则不然，医生不能“治愈”病人，而是病人在医生帮助下“治愈”自己，这不算违背“积极思维”吧？
９月１４日
今天同索德长时间的交谈惹得我心烦意乱，得好好清理一下思绪。
肋骨伤痛妨碍他转入工作疗程①，使他很不安定。“暴力型病房”也深深惊扰着他。因此三天前，我利用职权去掉了他表册上的“暴力型”记号，将他转到Ｂ号男病房，挨着阿卡老头的床位。
【①工作疗程：让患者参加有助于病愈的工作之精神病疗程。——译注】
当我去叫他接受观测时，他们正坐在阿卡老头床上谈话。
索德说：“索伯尔大夫，认得我这位邻居，大学文艺系的阿卡教授吗？”
当然我认得——他在这儿多年了，远比我还来得早——不过索德如此必恭必敬，我也只好回答：“认识。阿卡教授您好。”说着同老人握了握手。
他对我像对一个生人那样礼貌——他经常是隔天就不认识人了。
去观测室的路上，索德问：“您知道他受过多少次电震疗法？”
我摇摇头。
“六十次。他每天都要骄傲地告诉我。要知道，他是位国际知名的学者，写过一本关于二十世纪政治、艺术和科学自由的各种观念的书。叫《自由的观念》，我上工程学校时读过。那时书架上还有这本书，现在却哪儿也找不见了。问起阿卡教授，他竟说这本书从来没听说过。”
“经过电痉挛几乎都会失去一些记亿，”我说，“不过忘却的东西还能重新得到，并且往往自然而然就可恢复了记忆。”
“翻来复去六十次以后呢？”他问。
索德是位高个子，有点驼背，即使穿病员服也充分显露出自己的体形。但我也不矮。他叫我“小大夫”并非我不如他高。原先他是发我的脾气，现在则在痛苦和抱怨时这样叫我，并没有打击我的意思。他已很了解我了。
他说：“小大夫，别傻正经了，应该知道，人的头脑已被严重地摧残了！”
现在我要把当时我的回答确切记下来，这段话很重要——
“我并不赞成动钒就搞电痉挛。除偶尔用于年老性抑郁的特殊病例外，我并不想对自己的病人使用它。我推祟心理观测仪，因为它较之带破环性的器械更为安全可靠。”
全是真心话，而以前我从未说过，也未有意识地这样想过。
“那您要为我推祟些什么呢？”他问。
我解释说一旦确诊后，我推崇的治疗方案就将得到科里正副王任的审定。我说到目前为止，他的历史和躯体结构中尚无认定得搞电痉挛的根据，但最后结论还须待一段时间的诊治。
“让我们花很长很长的时间来找根据吧。”他驼着背，在我身边放慢下脚步。
“为什么？您喜欢心理观测仪了？”
“不，虽然我喜欢您。只是我很想推迟那不可避免的结局。”
“弗劳瑞斯，干嘛硬坚持电痉挛不可避免呢？难道看不出这种想法丝毫根据也没有吗？”
“罗萨”——以前他从不称呼我的名字——“罗萨，对于地道的恶根您没法讲根据。有些表面现象您不可能摸底。是的，对于我的记忆和我本身的即将被毁，我丝毫根据也没有，但这想法一点没错。他们决不会让我毫……”他犹豫了好一阵子才说，“毫无改变地离开这儿的。”
“一段心理插曲……”
“我没什么心理插曲。现在想必您早已明确这一点了。”
“那您说干嘛送您上这儿来？”
“我有些同事，自称斗士、反对派，想必他们向罪犯教养所告密，说我是搞颠复的自由派分子。”
“他们的证据呢？”
“证据？”此刻我们已进了观测室。他双手蒙脸好一会儿，忽然莫名其妙地笑起来。“证据？唔，在我们单位的一次会上，我同一个外国来访的同行设计师谈了很久。您要知道，我们那儿就有那么些从不上班的同事，谁也管不着他们。今年夏天，我向主任提出了为何政府批准的一项设计不应该开工的原因。我实在太蠢，也许我上这儿来正是由于……由于那次愚蠢的多嘴。加之我曾经读过并一直在读阿卡教授的书。”
“这算什么证据？您思想积极活跃，热爱祖国，并非不满现实呀。”
“这可难说。我热爱民主思想，还有希望。对，我爱这些，不能离开希望而生活。国家？您指地图上那玩意儿？线条吗？线条内一切均好而线条外也没什么毛病呀，成人怎么会热爱这种孩童的观念呢？”
“那您总不至于叛国投敌吧？”
“唔，如果要在国家与人性，或国家与一个朋友间进行选择的话，我也许会的。您尽可把这称为背叛，我可认为是道德。”
星期天卡丁博士讲得很准确，他是个自由派分子。
这是典型的精神病症状：连正常的情感都丧失了。讲这种话竟然能漠然无情——“我也许会的。”
不，这不是真情，他是痛苦万状而不得已说的。相反倒是如此震惊的我，才空虚、寒冷——什么情感也没有。
该如何治这种精神病？这算“政治”精神病人吗？凯姆士的书已看过两遍，相相确实看便了。但政治和心理学之间仍存在着缝隙。同时此书只教给我思考，却没讲怎样积极主动地行动。我从屏幕上已看见了索德希望如何去思维和感受，看见了愿望与他头脑中现实状况的差异。但不知怎样教育他，使之能进行“积极思维”。凯姆士说，不满情绪是必须用积极的思维和情感加以填充的缝隙所在，可这不适于索德，他身上没有什么缝隙所在。说真的，倒是凯姆士运用自己的观点所研究的政治与心理学之间的确存在这种缝隙。但假如说他这些观点不对，那怎么才能算对呢？
我迫切需要指点，可又不能请教纳狄丝博士。她给我凯姆士的书时讲过：“从中可找到你所需的答案。”尚若向她请教，就等于承认水平低，找不出答案来。这样她就会从我手中把病人换走。的确，这是一场考试，考我的。而我又需要这样的经历，我正在学习呀，而且病人信任我，肯与我交心，所以如此是相信我能为他完全保密。因此，在治疗进入正轨和保密不再必要前，日记不能给任何人看，也不能同任何人讨论这些疑难。
但天知道何时才能到头。这样岂不是我对博士的保密要没完没了啦吗？
我必须开导他使自己的行为更现实些，否则十一月科里复查时他少不了送去挨电痉挛。照这样说来他的预感始终是有道理的。
１０月９日
索德的观测资料开始表明对他（或者说对我）有“危险”的前几天，我便停止了往这个册子上作日记。今晚刚又重新翻阅了一遍。我想既然决不再给博士看，那还是应该继续记录我感兴趣的内容。日记本来是她叫记的，但叫记是总希望我拿给她看。她认为我会像第一次那样乐于给她看，或者她要我就给。昨天她就问我要了。我说早不记啦，反正是重复记在临床观测簿上的内容。她显然不赞成但也没吭气。几周来，我们所的领导与服从关系已起了些变化。我不再感觉那么需要指导。而安娜的出院，对儿童孤独症的研究文章，以及我对心理观测专用文赫磁带的卓有见地的分析，都使她不能坚持干涉我的独立性。但独立性还可能再次被她剥夺。我拆掉日记本封面把散页的记录纸随时藏进“莱因金库”的案卷封皮背面，非得相当严密的搜查才能发现。我一面藏，一面觉着脑袋阵阵发麻，内心作呕。
什么叫过敏性反应？要是没什么反应，一个人就可以被任意污蔑，或让跳蚤咬上一千次。但一经遭致一次心灵的创伤，或受了一次严重感染，挨上一次蜜蜂蛰，那下回遇上带刺的草或跳蚤都会要咳嗽打喷嚏、搔痒流泪等等，就同对刺激性药物过敏一样。一个人必须得敏感化才行。
“为何老是心神不定？”我写道，唔，现在总算明白了，就是因为有些人总要扰乱、干涉我们。卑鄙无理。虽然是我而不是她同病人一起诊疗，但我却休想接触保存在她办公室里的“机密”材料。也别想有任何自己的“机密”材料。只能是权威人士有秘密。他们的秘密都是正常的，连撒谎也是正当的。
听看，听着，医学大夫罗萨·索伯尔，精神疗法和心理观测疗法的贬低者，你已经退化到原始愚昧状态了，是吧？
你满脑子都是些谁的思想？
六星期以来，你一直每天二至五小时，一头扎在一个人的心灵里。这是个宽宏豁达的，综合完整的，神志健全的心灵。以前你从未对类似这样的心灵观测过，你只观测过有缺陷和恐怖失常的心灵，还没遇到过与自己同样健全的人。
谁是治疗者？是你还是他？
但假如说他根本没病，我又该怎么办？怎样才能帮助他？挽救他？
教他撤谎？
（未注日期）
前两晚我都在翻查十一年前阿卡教授被送来这儿但尚未电痉挛之前所录制的心理观测资料，直看到深夜。
上午纳狄丝博士向我查问为何“占用档案拖延至今？”（这意味着资料员塞琳娜向她报告过我借用档案的事）、（我对心理观测室每平方厘米都了如指掌，并且每天都收拾得一模一样，今天看来也没人进来翻寻过）。我回答说眼下对研究知识分子不满现实的思想体系之发展颇感兴趣。我和她都表示同意思想消极是因唯理智论所造成，发展下去还可能导致精神失常。对这种不幸应以理性的方法加以治疗，正如对阿卡教授的治疗一样。并且治疗后如果仍有工作能力的话就放病人出院。这次讨论非常有趣和融洽。
我撒谎，我撒谎，不错，我不慌不忙，沉着老练地撒谎。她也撒谎，她也是个骗子，她不也算是知识分子吗？她本身就是谎言，说不定还是个胆小鬼，伯死鬼。
我想看阿卡的磁带是为了作出正确的预见，为对我自己证实蒙德根本不是什么特别的怪人。结论也确是如此。他俩的差异极为迷人。阿卡教授的思维显示带壮丽辉煌并有一定的结佩但感觉显示带则缺乏完善统一形态的图像，也索然无味。阿卡效授知识要渊博得多，他思维的力量和美妙程度运比索德强。索德则经常是极度地浑浊不清，这正是他生命的组成要素之一。阿卡教授是位，不，曾经是位同我一样的抽象型思想家，因此我不太欣尝他的磁带。我更感兴趣的是索德的头脑那种完整连续的时空概念的现实比和强烈意识的请晰逼真程度。
今天上午在观测室告诉了索德我一直在翻阅阿卡教授的磁带。和通常一样，他的反应不是我预期的。我原以为既然他喜欢那位老人，所以应当高兴。
谁知他说：‘您的意思是虽毁掉了记忆，但磁带还保留着？”
我告诉他所有磁带都留供教学用，并问他在得知阿卡本来的思维还完好地保存在磁带上时难道不感到欣慰？归根到底一个头脑或迟或早总会衰亡，而磁带却跟书籍著作一样，无论如何能经受住时间的消磨。
他回答：“错了，只要书藉著作查封，磁带保密，那人虽死了，思想还处于囚禁束缚之中，这恰好最糟糕不过！”
观测完后他问，假如送他去核电痉挛，我是否能够或者乐意销毁他的诊测磁带。
我说这最容易不过，借口归错档案或丢失就得了。但这种浪费太狠心，因为我已从他的磁带中受到教益，后人将还会受益的。
他说：“难道您还看不出，我不可能保证再有条件来为国民服务了？我将变成个无用的人，全部真象便是如此，我说不上对您有何教益，只是我们一道工作过，共同服我们的劳役罢了。”
近来，他满脑子尽是些监禁的概念，以及犯人、劳改营的幻觉和梦影。他梦想着牢狱就像车狱中的人梦想着自由一样。
说实在话，蝴我限看这条路越走越即时，只要可能，我应当送他进监狱。但自从他来到这里就一直汉机会。如果我报告说他的确政治上很危险，结果就只管教造他国暴力型厢房，并施以电痉挛疗法。这儿没宵判决他生存的法官，只有处之以死刑的大夫。
我所能作的只有尽量拖址诊断翔，太了提出性全面综合性请不报告书，并附一份关于进行彻底治疗的指列强硬的后果预测。报告我已修改过三次，限选写得既使人一看就明了。我心里知道这是思想意识病，（这样他们才不致立刻否定我的诊断），又要措词稳妥，表明只要他们放心让我用心理观测仪来治疗，就完全可按他们的标准治好病；我怎么建议关系倒不大，可他们还会同我争论，说既然如此，为何放着廉价而又简单直接的电痉挛疗法不用，却偏要耗费上一年时间，动用这昂贵的心理观测设备呢？
离全科复诊还有两周，我必须写好报告使之确保不被否决。但假如亲德说准了又将如何？所有这一切都不过是演戏，谎言对谎言。而罪犯教养所则一开始就下了命令：“消灭这家伙……”
（未注日期）
今天全科复查。
如果我呆在这里，我还有某种权力，还能行点好……不不不，我不干，我不干，即使是对这件事，即使是对这，我现在该怎么办怎样才能阻止……
（未注日期）
昨晚梦见自己骑在一只熊背上，来到一个夹在陡峭山崖间的深谷里。山崖直耸入黑沉沉的天穹。时值寒冬，岩石上凝着冰。
（未注日期）
明早要告诉纳狄丝，我打算辞职并请调儿童医院。但除非她同意，否则无人过问。我已经无人过问了。我锁着门写日记，写完马上得下到锅炉房把日记全烧掉。再没别处好去了。
我们在大厅会面了，一个护理员跟着他。
我抓住他的手，手又大又瘦又冷。
他低沉地说：“现在轮到了，电痉挛——是吗，罗萨？”
我不愿让他上楼过走廊前就丧失意志，过走廊是很长的一段路。于是我回答：“不，不过是另——种试验——大概是作脑电图吧。”
“那我们明天还能再见啰？”
我回答说能。
他去了。到傍晚我也进去了。只见他醒着。我说：“我是索伯尔大夫。弗劳瑞斯，我是玫瑰。”
他含糊不清地咕哝着：“见到您很高兴。”在他右脸上有块轻微的麻痹痕迹，那倒是会逐浙消失的。
我是罗萨，罗萨就是玫瑰，我就是玫瑰，无花的玫瑰，多刺的玫瑰，是他用头脑造就的，带着他手的触觉的，寒冬般冰冷而不会动感情的玫瑰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