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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秋清凉的早晨，雾流从长江和渝江宽阔的江面上滚滚而出，攀越江岸的山岩草木，在大地的表面形成一层炼乳般稠滞的、等高的亦是广袤的幔帐。雩都是雾的乐园，晨雾暮雾、昼雾夜雾、薄雾浓雾、勃发的春雾、缠绵的秋雾，还有东边日出西边雾，同样道是无晴却有晴（情）。然而，各色雾中只有这种平而不移、横而不流的层面状雾最为珍奇。这种雩都古城所特有的自然奇观被本地人称作潮澜，也可能是潮岚或潮栏吧，是由于群山中的冷空气侵徙江面，相对温暖的江水在这山的气息鼓舞下快速蒸腾而出，使水汽跃升到饱和状态，风从山起，雾自水生，于是蒙蒙雾霭便在山城大地上选定某一自己喜欢的高度，铺设出这种仙境般的或舞台般的奇异景象。放眼望去，那些深沟大壑均被遮蔽了，地面的杂乱也都隐去了，能屹立于潮澜之上的，是秀丽的山峰、参天的巨树、挺拔的大厦和飞翔的鸽群，似乎在告示人们，如果从某一平面截取大千世界，那么哪里都可以和瑶池相媲美。另有一点预示，就是清晨的潮澜之后必然是一个大晴天，比天气预报还要准。
江山军医大学的教学区坐落在江边一片宽阔平坦的山梁之上，整个园区海市蜃楼般为半人多高的朝雾所被覆，教学大楼、科技大楼、教学馆、学员公寓以及大大小小的建筑、树木、标语牌，仿佛在无边的潮澜之海上逶迤行驶，细听时那奔涌着的雾流甚至还发出“沙沙沙”细浪般的声响。广阔的教学广场雾色蒸腾，淡绿色花砖地面似波光摇曳，远处走来放歌的队列，可以清晰看到学员们雄壮激昂的面部表情，而脚下却如同迈着朦胧的踏浪似的舞步，有一种恍若梦境的离奇效果。
雾是属于梦幻的，因而有一种虚拟的浪漫。
江山军医大学校长傅潮声少将陪同美军生物技术研究所帕特逊上校，走在教学广场的雾潮之中，脑海里总是摆脱不了处在装饰之中的感觉，而装饰又恰恰和本质的真实纠缠不清。他们是去参加周末论坛演讲的，帕特逊将为江山军医大学的师生们主讲题为《美国军事医学最新进展和发展趋势》的学术报告。
帕特逊在国际军事医学界享有崇高威望，他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生物化学博士学位，参加过越战，就读于被他称作课程设置“宽一英里、深一英寸”的美国陆军军事学院期间，兴趣转变，按照合作学位计划，拿到了希彭斯堡大学的第二个指挥与管理学位，之后继续从事军事生物技术研究，由于他的综合知识结构和对军事医学独特的理解，学术成就源源不断，获得过全美生物医学奖，还出版过科幻小说，并被看好早晚有望问鼎斯堪的那维亚大奖——当然那要等他退役以后。
因而，他的演讲对江山军医大学许多师生，特别是年轻一代专家学者和研究生们是极具吸引力的。
按照傅潮声的原定筹划，新学年伊始，将展开一系列旨在打造和推进学校军事医学发展十年规划的学术活动及重大举措，以贯彻他这一两年所酝酿的军事医学改革乃至变革设想，包括邀请校内外专家主讲的“军事医学新观念”学术论坛。这时帕特逊正好提出要来校访问，傅潮声便调整讲座计划，请帕特逊担纲论坛的首场报告会，以使整个军事医学改革计划有一个别开生面的起始。帕特逊对这场报告会也十分重视，在美国便做了认真准备。
几个戴着红肩牌、穿着藏蓝色制式短裙的女学员说笑着从一侧跑来，她们看上去只有十六七岁，叽叽喳喳的如同莽撞飞来的小鸟，像是护理系从初中考来的女孩子。
她们跑到傅潮声面前，冷不防发现是一校之长，特别是旁边还跟着一个高鼻子灰眼睛的老外，一下子都站住脚。其中一个脸红红地喊了声“校长好”，帕特逊在一旁像个跟班似的用他会说的惟一一句中国话回答“匿豪”（你好）。
女孩用英语说了声“早晨好”，扮了个鬼脸儿，便一溜烟儿跑开了。
看到小学员们慌忙的样子，傅潮声还以为她们也是去参加报告会的，把这一推测告诉帕特逊，让老帕感到吃惊，说这些孩子们年轻到根本不需要在他的演讲会里浪费时间的地步，她们该去秋天的花园里飞。
实际上傅潮声忘记了，这一天还是个特殊日子，中美两国走钢索的高手将同时相向跨越长江三峡险峻的夔门关，军医大学包括护理系的野战护理分队成员参加了这项活动的医疗保障工作，这些小学员们是急着忙着去看电视直播的。
那几个学员边跑边回过头来看、窃窃议论着，银铃般的笑声洒了一路。她们的笑仿佛雾中的一面镜子，傅潮声从中隐约发觉了他和帕特逊的差异。
因为是周末，而且是学术活动，傅潮声就穿了套很随便的运动装，而帕特逊很正规地穿着制式军服。他习惯大步流星的步伐，帕特逊则边走路边好奇地四处观望，总是落在他身侧稍后，更给人一种不相称的感觉。
傅潮声侧眼看了看帕特逊那身非常合体，特别是腰腹处收得平平整整的美军绿色常服，面料考究，当属聚酯羊毛哔叽之类，配上肩章上的鹰形上校标志、领口代表军医的鹰翼蛇杖标志、国籍标志、右胸前的姓名牌和左胸的勋表，让人眼花缭乱、登台表演的一般。所以说着制式军服的美国军官，上半部像缀满饰物的演员，下摆宽大的明兜像工程师，两侧的装饰彩条像运动员。
这倒更能凸现帕特逊这个人的性格：严谨而夸张，炫弄而随和。
帕特逊就偏爱修饰、主攻修饰、得益于修饰。当战地医生时，他搞出个伤口修饰；当医学博士时，他研究器官修饰；当专家学者时，他提出基因修饰。读懂了帕特逊，似乎就可以明白在那个国度里，为了留住春色，有人给枯草喷上绿漆；为冲淡对人类的破坏，有战争艺术家给每次屠杀起上好听的名字。
但是人的修饰再怎么样夸张也赶不上自然的修饰，巍巍潮澜使教学广场一口气向四周铺开去，使足下与远方相接，现实和幻想勾连，复杂的本质与简单的表象交融。于是帕特逊亦生出些感叹，说道：“美丽的广场，仿佛在梦境中出现。”
的确，这是帕特逊上次来学校时所没有的。随着学员数量的增多，学校将原来的教室、学员食堂拆掉，新建了现代化教学馆和教学广场。
“怎么样？可以和你的生物技术研究所大楼前的广场相媲美吧？”傅潮声说。
“还要大，尤其是雾色很美，而生物技术研究所前面的广场堆满了令人头痛的汽车。”
帕特逊的话，让傅潮声的思绪跳跃到华特里德的那个半环形的巨大停车场。那里密密麻麻全是闪亮的轿车，轿车便是美国大地上流淌的饰物。不过下班以后，广场及周围漂亮的绿地还是非常赏心悦目。
“还记得我们关于基因的争论吗？或许现在可以称之为感性对理性的预言？”帕特逊说。
傅潮声“噢”地应了声，大笑起来。真是英雄所见略同，他的思绪也正徜徉在美军那个生物技术研究所曲折的楼道里，徜徉在人生某种转折的早期往事之中。
那是二十年前，傅潮声作为我军第一批前往美国的军事医药卫生访问学者，在华特里德美军生物技术研究所从事客座研究。帕特逊是他年龄相仿的同事，两人经常在实验室彻夜工作，因而也经常在暮色下的停车场散步，更经常在空荡荡的广场上争论不休。两人的友谊是在不间断的争论中建立的。他们的争论甚至演变成了习惯性的抬杠或狡辩，从谁的妻子优秀到哪个国家可爱，不论什么命题，只要你说对，必然他说错，直至争个面红耳赤，这不仅成为两人激发思想火花的重要方式，也是两人学习对方的有效方法。傅潮声临别时曾说过，要是再和老帕争辩下去，连他英语的音调都要同化成帕特逊的加利福尼亚口音了，而帕特逊抱怨说傅潮声再不走的话，他就准备信奉《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改姓孙——把姓倒过来读作“孙特怕”。
当时在美国，基因工程也仅仅是个时髦的提法，生物技术仅仅用在降解原油成分和培育新植物种苗方面，重组DNA的工作还在无休止的生物安全性争论——美国人总是首先争论安全——之中，更为宽松的政府政策尚处于研究当中，而军方的生物技术研究所已冲开重重阻力埋头苦干了。帕特逊和傅潮声当时所从事的均是病理学研究，但他们似乎同时发现了基因工程的不可预知的神奇力量。
基因工程是什么？那时他们从这一简单问题争论起来。
“从字型上看，基因（gene）是情报（gen）。”——当时所里的基因研究是高度保密的，特别是对苏联——“是将军（Gen）”——那是帕特逊当时的最大梦想——“是杜松子酒（gin）。”
“不不，要我说，从字音上看，当然是汉字的发音，基因（jīyīn）是剑（jiān），是饥鹰（jīyīng），是金（jīn），是鸩（zhèn）——毒药……”傅潮声说。
这就是一个健康活泼的科学婴儿迅速长大的过程，而学者当初的判断就如同算命先生一样，说不清是凭着非凡的洞察力，还是大胆的想像力。
此时，帕特逊收敛笑容，正色对傅潮声说：“你看，事实证明你未成名时的论断都是对的，只是毒药一说尚未成现实。”
“还是你对，基因是你身价倍增的情报，是你终生享用的美酒，只是将星暂未戴上，那也是指日可待的。”傅潮声笑道。
两人聊着，已走到教学馆门口，帕特逊细长的脖子转向门口高大的方形立柱，注意到立柱表面的砖形花岗石上刻着汉字。
“这是四分之一世纪以来，我校毕业考试冠军的名字。”傅潮声解释说。
“好主意。”帕特逊说，他站了站，忽然走上前去，拍拍一块砖说：“她是我那里的。”
傅潮声循着他的大致方向，不用细看，就知道帕特逊说的是江之湄——傅潮声的博士生，两年前安排她到帕特逊的实验室做客座研究，并深得帕特逊的喜爱。
这从他能一眼认出江之湄的中文名字便可得知。
“帕特逊你又错了，”傅潮声在他肩头推了推，示意他继续走，因为后面有学员队走了过来，学员们不便超过他们，纷纷驻足观看，“她是我这里的，到你那里只是暂时观光。”
“暂时观光？”
“是啊，相对于人生之旅来说。”
“我还希望江之湄小姐能够延长研究期限，以便把我的课题做得更深入呢。”
“与你想到一处了，我也希望她把我的课题做得更深入呢。”傅潮声说。
“这就是说，校长先生不会同意江之湄在美的工作延长喽？看来江之湄对你的判断是准的。”
那么江之湄也有很快回校的打算了？傅潮声听了帕特逊的话，心里在想。在没有征求江之湄意见的情况下，与帕特逊讨论这一问题为时尚早，所以他不想多说。
他已有很长时间未与江之湄联系了，待忙过这一阵子可以问问她的想法。
这时，傅潮声注意到今天的学术厅门口景象与往日不尽相同，进出的人流庞大且匆忙，科研部的参谋在往场内搬运折叠椅，以弥补座位的不足，就是已占好位子又出来吸烟的瘾君子也较以往认真，喷云吐雾似在做大快朵颐前的准备工作。
帕特逊也注意到前面的热闹场面了。当然，这种场面对他来说并不少见，但他还是将胸脯挺了挺。
国际学术厅的墨绿色地毯刚刚经过养护，散发出淡淡的栀子花香味，每个座位前摆放的可口可乐罐在顶部射灯照耀下熠熠生辉，时而有打开易拉罐的“啪啪”声，为音箱中低低传出的猫王艾维?斯·?普里斯莱的摇滚旧歌点缀着别致的节拍。
帕特逊的演讲将在8点30分开始，但他坚持提前半个小时到场，以便利用这个时间和大家沟通一下。
帕特逊是江山军医大学，特别是傅潮声创立的基因研究所的老朋友，在这里有不少熟悉他的人。他一进门，傅潮声的另一个博士生、军医大学基因研究所的梁锷便迎上前来。
梁锷曾在帕特逊手下工作过一年半，是比江之湄早几年的访问学者。他们的见面显得特别亲热，梁锷首先解释说头天因为实验缘故未能到机场迎接，而帕特逊却夸奖梁锷的新式贝雷帽真帅气。梁锷当即摘下帽子送给他，这真让他喜出望外。于是他取下自己的船形帽回赠给梁锷，并立即戴上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制式贝雷帽，“啪”地敬了个十分夸张的美式军礼，脸色因兴奋而泛红了。
梁锷让帕特逊在他的船形帽上签上名字，戴在头上试了试，也照帕特逊的样子敬礼。
会场上已经到来的人们报以一阵轻笑。
随后，梁锷变戏法儿似的从身后拿出一张装潢精美的电镜照片。那是他在脑细胞培养实验中发现的一个有趣的分子结构，经电泳溴化乙锭染色的DNA片段清晰地排列出“LVP”字样，几个字母正是帕特逊全名Larry.V.Peterson的缩写，这种出现概率起码在百万分之一。梁锷用计算机将背景处理成玫瑰色，将DNA染成海蓝色，将照片过塑并简洁装潢，在灯光下亮晃晃地反着光，就如同一面变幻着萌发着的美国国旗。这面艳丽的旗帜不仅能插上月球、遨游太空，也能步入微观世界，甚至插到基因当中去！这念头仿佛在异域他乡突然唤起了一番美国崇拜，因而图片对帕特逊产生了极强的震慑力。
他惊呆了片刻，右手情不自禁地伸至左胸前，继之醒悟那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旗，便转而大声地“哈”了一声，“送给我的？”他问。见梁锷得意地点头，不禁也得意地说：“在历史长河中留名，不如在现实空间中留名。而现实空间留名，莫过于这一超微结构的奇妙和绝版了！”
见到这幅照片，傅潮声也觉得整张图形有一种独特的含意，似乎造物之神赋予它西语字母的形象的同时，并未忘记带上些更为含蓄的汉字风骨，这个念头萦绕着他，直到帕特逊将图片收捡好。“那像是个中国书法‘劫’字，类似于明代沈粲的草书笔法。”他突然想到，于是不由得笑了一下。
这似乎又构成了与帕特逊争论的立意制高点。不过，此时已不是二十年前，此景也不是抬杠的地方，此字又并不是可以那么轻易玩笑的，老帕虽说是个科学家，但同时又是个虔诚的宗教信徒，故而他没多说话，兀自走开。
幸好人们的注意力都在帕特逊身上，没谁注意到他。
傅潮声没有去安排好的第一排，而是坐在第三排的大学基因研究所莫行健主任旁边，两人就专业上的几件事交谈着。傅潮声就是三年前从莫主任这个职位上调任学校领导工作的。他们同属于基因所第一代拓荒者，共同奋斗过十多年，彼此肝胆相照，风雨与共，具有同一研究领域的同辈学者之间难能可贵的融洽与默契。而且按原计划，这一场报告会应是莫主任准备已久的“军医医学观念突破畅想”，现在这个报告给调整到以后去了。
帕特逊来到第一排的一个空位前，按下面前的麦克风按钮，讲台上的大屏幕立刻显示出他的身影。学术厅里安装的是全方位信息采控系统，每个与会代表面前的麦克风打开的同时，会场前方的摄像头会自动对准该代表摄像，并将他的图像与声音同步传输到大屏幕上。这套系统是学校医学电子工程系刚开发出来的，性能比欧洲最先进的电脑控制系统还要齐全。
傅潮声看到了帕特逊的举动。刚进门的老帕竟能如此娴熟地将这一系统当镜子用，倒好像初游大观园的贾宝玉曾有太虚幻境一梦作草稿为他打了底，真是不得不佩服他的观察力和反应力。
帕特逊对着大屏幕将贝雷帽向斜下拉了拉，理了理几近花白的栗色头发，然后很神气地走上讲台。
“这半个小时是大家献给我的，当然大家是指各位早到的勤劳者。那些空位子还在等待着从容不迫的人们，而他们这会儿说不定是在梦中与更为高尚的伟人交流呢。”老帕就这样开始了他与听众们沟通的开场白。
会场上响起轻松的嘻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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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学术厅内的座位包括加座，基本上坐满了。大屏幕上出现了帕特逊多媒体讲稿中的第一张图片，是一位率真而英气逼人的中国女军官。
那是江之湄几年前的一张照片，也是她的正式证件照。
“在演讲开始以前，我想就任何问题与大家交流。因为来之前这位漂亮的中国女军官和我打了个赌，说我要是能在贵校讲台上聊天坚持到30分钟不被赶下来，就有可能拿到我的第三个中国的博士学位。大家都知道，这位江之湄是贵校尊敬的傅潮声校长介绍到我所从事研究工作的。她的出色工作让我感到骄傲，她的超级辩才更让我急着前来取点真经。那天我给她讲了一个故事：布什访华时专机里搭载了一只华盛顿蚊子，到北京后，它的中国朋友介绍它吸了一位中国军官的血，美国蚊子快乐极了，它从未吸过如此纯正的军人的血，而且还残留着隔夜茅台美酒的成分，那种陶醉美妙绝伦。江小姐立刻给我讲了第二个故事：受到款待的美国蚊子邀请中国北京的蚊子去美国，它们随布什专机到了纽约，中国蚊子决定找一个最能代表美国的人叮一下，结果它找到了自由女神。临别时美国蚊子问它的朋友有什么感受，中国蚊子说：美国人什么都好，高大、漂亮，可就是没有人味儿！”
会场里的人们大笑，有的年轻学员被逗得拍起手来。
傅潮声所坐的位子，使他可以清楚地看到窗外。大地上的潮澜已渐渐散去，存在着的真实又回到人们眼中。教学广场上行人已经很少，科研部长正在对参谋们说着什么，脸色不太好看。
傅潮声知道，那是因为高层次专家教授今天来得太少的缘故。从会场里就可以看出，给专家教授预备的前排座位至少有十几个是空着的，已有站在一边的年轻人开始觊觎着这些位子，就像候补卧铺票的乘客焦急等待火车开动那一刻一样。
帕特逊以前来校也要作场报告，也许有些专家是以为他这次会老调重弹。但是傅潮声已隐约感到，老帕此次要说的不是老调，即使是老调，也未必没有新词。傅潮声并不那么喜欢所谓美式幽默，但他喜欢琢磨那种即兴发挥的幽默中蕴含的道理。正像老帕刚才所说的一个逻辑内涵：中国的蚊子叮到的是一个象征和铜像，而美国蚊子的收获却是活生生的血，还是和平军人——带着酒味——之血！
这种区别意味着什么？他叮到了什么血？
“或许美国蚊子具备精确制导功能。如果中国蚊子也有，它就该去找帕特逊先生，那它恐怕会成为半个军事生物技术专家。”梁锷站起身，回敬了一句玩笑，然后向帕特逊提问，“我想问的问题是：美军现代军事医学的发展是否也像军事技术那样，已经进入深刻变革的阶段？”
帕特逊笑了笑：“我本以为会前是一些轻松的话题。不过梁博士这个问题，恰恰将是对我今天演讲的一个重要补充，那就是长久以来，军事医学所处的状态仅仅是发展，而没有深刻变革。但是它的确酝酿着一场变革，可以说已到来，也可以说离我们不远。”
傅潮声注意到，帕特逊将从美军的一个优势、而相对来讲又是潜在困难的切入点分析这个问题。
“在美国，我们也在为观念的问题痛苦着。以下的内容可以算作朋友交谈式的个人观点而非学者的报告么？那么好，我想谈谈军事医学变革的窘迫。‘冷战’之后的一连串战争或战斗，打造了强大的美国军队和有效的作战方式，但是同时也造就了一大批顽冥不化者和战争疯子。一帮研究螺丝钉的人赢了，他们成了‘大发套’（Bigwing,形容重要人物），越来越小的伤亡让人蔑视军事医学的存在。这是极其危险的。因为这些战争多半是政治战争、经济战争，所选的对手没有军事均衡，不是军事上的战争。我们能够推论今后每一场战争都是像打萨达姆那种范式吗？在这种特定的背景下，出现一批有眼光的专家学者促成这些改革是最重要的。遗憾的是美军的决策层里就没有医科大学毕业生，比如像我这样的优秀人物（一笑）。他们没有给军事医学以公正的待遇和地位。他们对军事医学的理解，不过分地说，是从海明威的《告别武器》（A FAREWELL TOARMS）中，或者是在仁慈号医院船贵宾厅品尝由漂亮护士递上的咖啡的过程中去认识的。所以我要说，学医的同仁们，目光可别总是盯着书本和显微镜，关心一下军队的健康吧。”
帕特逊讲话时，一张字条从后面传过来。传到傅潮声手里时，他看到上面用英语写着：“‘二战’以来，你所说的那两只蚊子在军事上有合作的时候，有对抗的时候，你怎样看待他们的关系和走向？对抗在现在的形势下，是一种有益的选择吗？”
有些火药味的问题来了，傅潮声想。
继而他注意到，那笔漂亮的英文字体是用蓝色铅笔写的，字句带有“中国英文”的痕迹。特别是蚊子（Mosquito）这个字较为生僻，不易拼准，而字条中以一个字母“M”表示，既掩饰了词汇量上的不足，又暗喻另一个“M”开头的词“军队（Military）”，可谓一箭双雕。
傅潮声猜出写这个字条的人是谁了，那应该是林副校长，而且也猜出林副校长本人此时不会在会场，一定是在国际学术大厅后面平时称为监控室的教学指挥控制中心。
按照学校的惯例，一般外国专家来校讲学，分管政工后勤的领导均不直接出面接见，报告会也没有安排林副校长参加，所以他是绝不会不请自来的。当然他也可以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听这个演讲，校首长办公室与会场有网络系统相连，但那也不是他的风格。他就喜欢监控室里荧屏成列成行、镜头推拉自如、可观六路八方的氛围。
可以设想，此时林副校长让一个工作人员将便条传进会场，大概便点燃一支香烟，选了个舒服姿势斜靠在皮椅中，时而调一调监控镜头，以便更清楚地放出帕特逊的表情细节。而坐在不远处的同声传译翻译能够让他在第一时间明白帕特逊的每一句话。他可能穿着那件出访巴黎带回的银灰色茄克衫，浅色衬衣外打了条深色领带，染过的黑亮的头发很规整地向后梳着，戴着副无边眼镜，手握铅笔，认真地记录着，与其说是个将军，倒不如说更像个派头十足的儒雅学者。
全校恐怕如今只有林副校长始终使用中华牌五星加粗红蓝铅笔，他的公文包中随时装着一把由公务员削好的红蓝铅笔，而且他的这些铅笔是从上海定做的。林副校长最早也是学医出身，虽说是个资深副军职领导，却比较注意当代科学进展，学术讲座也好，博士生答辩也好，他常常去听一听。抓学习是他的一贯特点，两年前他通过艰苦的学习，以同职级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国防大学高级军官研究生（在职）班，这在全军的将官中也是不多见的。所以他的英文书面提问并未让傅潮声感到太大惊讶。
倒是帕特逊拿到字条大为惊讶，甚至有一丝慌乱。他对中国军事医学界的朋友们太了解了，到这里的次数比他回到加州老家还频繁。中国的军队学者们大都是彬彬有礼，含蓄而温和的，多少年来，讨论也好，闲聊也好，除了学术问题，所涉及的领域一般是科技与经济竞争，社会风土人情，顶多抱怨抱怨美方一些利益集团对中国所持的偏见态度。与民间的交流可能问什么的都有，但是在军队里，还从未有人直入“对抗”这一主题，尽管他们内心的想法是多种多样的。此时这坦率的一问，让帕特逊感到了某种变化，就是他们之间的合作关系，已经上升到一个更深刻、更诚恳、也更复杂的水平上。这是否意味着中国的军事医学界成熟起来了？羽翼丰满了？有必要刮目相看了？
从字面上看，这个问题似不深奥，但细究起来，这显然是一个政策性很强的问题。他不是外交官，或者历史学家，更何况他自身对中国的态度也是矛盾的和复杂的，既力求得到一些东西，同时又给予一些东西；既沉浸于浓浓的优越感，又为中国高深的文化历史所倾倒，充满着“同贪婪一样多的同情”。
一时他不知从何说起，下意识地掏出老花镜，于是找到了话头。
“两国的M最大的合作是在‘二战’当中。我们有相当一致的共同军事利益，当时在华美军最多达6万人，那是美国在华的影响达到顶峰的时期，不仅在军事上的合作，在教育、医学、工程技术等许多方面都有合作成功的范例。更为重要的，是两个民族间在文化、哲学甚至意识形态上的理解沟通。最大的对抗是两场在美国军队历史上留下巨大感叹号的战争，尽管我还参与过其中一战，但是说实在的，我确实不知道为什么要打这些仗。或许就是因为在曾经真诚的协作之后，美国政府没有能够像许多有识之士已经察觉的一样，正确选择真正的朋友。”
“Jam（‘蒋’的英语发音）的意思是被夹住、卡住，而More（‘毛’的英语发音）的意思是得到的更多。”梁锷在台下插话说。
“对呀，你对英语的感悟能力至少比杜鲁门先生强。”帕特逊说。心里想傅潮声的学生一个赛一个聪明伶俐，都有思维跳跃的功夫，又善极尽诡辩之能事，和他真像一个模子倒出来的。
“真正的朋友能够使人完善对世界的认识，而选择却已预先安排好了不易转变的结果。我看错误选择的根源是我们不懂东方的古老民族，还偏偏自以为懂了。”他甩动着眼镜接着说，“有个例子，就是我真正的朋友傅潮声将军所给我的教益。实际上越战时我们就在一起工作，他打美国飞机，我救治美国飞行员，我的工作量取决于他兴致高不高、打得准不准，也就是说我的饭碗由他安排。十年以后我们又在一个研究所工作，我们经常彻夜长谈，那时我才知道我们曾为对手是多么荒唐。交谈中，他的中国哲学和天才设想滋补着我，那一个阶段我的论文致谢部分总打他的名字，顺手程度远远超过打总统的名字。我暗中祈祷让他有颗爱国心，好让他早点回国，而让我更容易在美国成名。”
帕特逊说着，连自己也笑了，他的笑声很奇特，要是用中国标准衡量，当属比较奸诈的那种，“没想到让中国多了个将军，而我缺少了中国智能的激励，连上校也快当不下去了。”
这一国际水平的马屁拍得颇为到位，令全场沉浸在轻松友好的气氛之中。人们纷纷朝傅潮声坐的那个方向望去一眼，想知道他们的校长此时的表情。而傅潮声却无丝毫的笑容，心情反而复杂起来。
他同意帕特逊追溯“二战”来探讨当今世界军事格局的思路，但是如果说以“二战”后中美两军或可成为朋友来做假设，那是对历史和现实的无知。抛开最为重要的国际政治因素不谈，单就军事而言也并非是人就可成为朋友的，当年中苏两军的关系便是一个例证。实力没有互补性就构不成真正的朋友，朋友和对手是在同一个重量级上，朋友的建立必须具有可以相抗衡的实力基础。
傅潮声清楚地记得，以前他随团访法时，法国陆军医务学校专家曾谈过很独到的观点。那位法国专家认为，当时有两个国家以两种完全不同的方式，对大战的取胜起到关键作用：美国从经济利益和霸主地位考虑决策，待两败俱伤时实施了决定性打击；中国以牺牲国土和资源为代价消耗牵制敌人、宁死不屈而“胀死”了以蛇吞象的日军。这体现了东西方两种观念和文化对侵略、对人类的态度，在现在和将来这两种态度都是不可或缺的。
当时傅潮声听着作为“二战”中被完全占领，但最终取得胜利的国民谈论这类话题头头是道，而我方的领队人物——按要求他们应出面回答所有问题——却没有对“二战”国际风云给予任何有深度的分析。
作为经济相对贫弱的那个中国，大家不会去想这个问题。
帕特逊举了举他的眼镜，戴在耳朵上：“各位，中美就如同一副眼镜，对眼睛不好的人来说，戴上眼镜看得更清楚，眼镜是修正人的缺陷、正确认识世界的一个工具，要戴好眼镜必有两个耳朵，如果只有一个耳朵，那么要么戴不上眼镜，要么看东西就是别扭的。美国和中国就是地球的两个耳朵，人们通过它们才能够准确清晰地看问题。”
不过，傅潮声想，对中国来说，必须软硬适中到能够成为耳朵。在没有把握好这个度之前，与其坐而论道，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
帕特逊可不是那种一门心思搞学术研究的夫子式学者，他对国际军事形势与发展有很深的研究。他也不是一个说话随便、玩笑而已的人，所以他的这番“高论”让傅潮声产生出更为强烈的修饰和虚假的感觉。
他此行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来夸奖傅潮声的吗？
“……我在此大胆提出美中三大‘战役’的想法，”帕特逊继续说。“‘二战’中，美中两军有过合作，战胜了法西斯；朝战越战中，美中两军对抗，美军失利，得到了深刻的教训；而现在与将来美中两军军事医学竞赛，则会带来新的技术制衡和世界稳定。如果傅校长同意这个假设，我就有信心与他联手角逐若干年后的诺贝尔和平奖。”
帕特逊以为他这番话总算回答了字条上的问题，会继续迎来笑声和掌声呢，没想到却被一个突如其来的声音打断了。
台下一个小伙子大声说道：“美军当真认可与中国的合作优于对抗的关系了吗？最新的第六版《美国陆军士官手册》中提醒官兵们新的威胁，将中国排在第二位，比冷战对手俄罗斯还靠前，看上去仍有人从心理上将中国当作潜在的敌人呢。他们不应忽视中国军队成军80年从无大败，而且多半是以弱胜强这个现状，更不应该对中国从无海外驻军，也从未武力干涉别国内政的事实熟视无睹。”
监控室里，林副校长听到这一提问，才觉得可算是对他刚才那个问题的回答。刚才帕特逊侃侃而谈的时候，他并未认真听，他根本没有指望从帕特逊嘴里能够说出什么中美关系的精辟见解，倒是从监视器中看到了一个有趣现象：会场中为数不多的老一辈专家教授对帕特逊的闲谈，抱着一种警惕和审慎的态度，而年轻一代则多半是听得津津有味。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科学技术多以西方先进国家为师，在学习科学技术的同时，我们不应该丢掉自己的灵魂。大家都是大自然的儿子，说难听点儿都是一根绳上的蚂蚱，谁也没有必要自以为是地盲目优越。在他的启发下，终于能有年轻人看穿中外关系中一些海面之下的东西，使学术交流能在清醒认识的指导之下。
这让林副校长感到欣慰。
傅潮声以为这个问题提得唐突，特别是后半部分，因为它没有考虑到帕特逊所讲的“美军变革”的历史背景，而美军变革又是基于越战失败“痛定思痛”的前提之下，这实际上给了帕特逊又一个教训人的话题。所谓我军“成军80年无大败”的说法，他不是头一次听说，似乎在一部分年轻军人中还有些市场。这是对我军“战无不胜”的另一种表述，但是这一表述若是用在新军事变革的探索中，却容易掩盖对许许多多新变数的认识。让傅潮声感到有趣的是去年他到俄罗斯，也听到他们之中有类似说法，俄方一些高级军事专家为此感到忧虑，认为如果美军没有经历越南战争，或者它能够在战争中真正达成了“让北越人相信他们赢不了”这一目标和战略的话，就无法想象美军会在海湾和后续的战场取得那么大的成功。更可宝贵的，是在顺境中仍然能够牢记败绩的教训，这就难以人人做到了。
可见，站在历史的和国际的大纵深中思考现实问题的意识，对科技工作者来说是有待加强的。
略一踌躇，作思考状，而后帕特逊朗朗答道：
“认识到与中国合作优于对抗的关系，首先是政府的事。军人们对顽强的对手耿耿于怀，则是件无可厚非的事。我要强调的是，认识到一场败仗的重要，并为此有所行动。至于说到中国军队80年以来无大败，我没有研读过中国军史，无从评说。但我现在要说：这没什么可骄傲的。经验从本质上是干扰变革的，教训才是变革的朋友。敏锐的鼻子应该善于从胜利气氛中嗅出失败的味道。出于我与贵校的友好关系，我想谈三个敏感的事件，就是贵国大使馆被炸，”他小心避免用“误炸”一词，“南中国海的撞机及处理，以及‘小鹰’号在公海施放干扰、造成中国东部部分地区通讯中断，如果所有这些情况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以同样猝不及防的形态发生，将意味着……”
“将意味着有人在穷兵黩武，破坏世界的和平！”前排一个比较激动的声音高喊着，那是药学系的龙教授。台下立刻沸腾起来，有争论的，有预言的，有感叹的，有忧虑的，有愤怒的。
帕特逊讲不下去了。他遇到了任何一个演讲者或教师都最难处置的局面，即所谓“炸堂”。台上台下双方的见解分歧太大，或跳跃性太大，以至于大家将角色与目的置之不顾，浑然忘我地发表着不吐不为快的个人见解，愈演愈烈，难以阻止。
实际上帕特逊的本意并非挑衅性的，他只是想说那些情况是意味着当前的基本作战手段已发生了根本变化，军事医学也面临全新的保障要求，甚至面临全新的功能与作用要求，对军事医学的建设必须重新审视，美中在军事医学方面很有必要做朋友。兴许是“80 年无大败”这层意思刺激了他，让他拿中国做假设列举了一些偏颇的例子，而他还自以为这些例子挺生动形象、具有针对性呢。
他安静而慈祥地微笑着，因大家在下面的声音都不是英文，他只能试图通过表情去了解大家的意思，而表情却是复杂的。大学就是大学，不同于研究所或是部队，没有什么人能够像大学生那样，享有那么多上帝赋予的生活与改变的权力。他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后到过中国多次，充分体会到这片土地已不再是沉寂着的古老东方的童话世界，而他也不再是来自遥远西方的神话国度。这里已彻底地真实并活跃起来，所以就算此时有颗烂西红柿打到脸上，他也不会惊奇。
傅潮声从老帕讲到“80 年不败”时，就注意到周围的窃窃私语了。帕特逊的讲话总是那么尖锐，也难免偏激，从整体上讲，他口口声声观念更新，但并未从“冷战”思维中解放出来，就像一支上了膛的狙击步枪，不瞄上个什么目标就无法生存。 但他的思维走向很有意思。偶尔的思想暴露，更能让大家看清军事世界及军事医学领域的多样性和危险性。
看到会场乱起来，傅潮声一度想站起来示意大家静一静，听帕特逊将观点充分表达出来，可还未动，旁边的莫主任低声说道：
“‘你可以不说话，但你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有可能成为呈堂证供。’”
傅潮声立即注意到，前排几位领导和老专家似有不悦之态，讲演中的争论再怎么说也是暂时的，讲演后的争论可能会是长期的、更尖锐的。身为校长，他此时的表现很可能会被固化成为一种态度的反映，被挑剔地甚至是历史性地评说。
现在看来，老帕已经激起相当一部分专家的不满了，自己不宜给大家造成支持他的言论的假象。对老帕来说，尽管他在国外很难碰到这样听众满座的热闹场面，但更为激烈的争吵辩论他见得多了，尽可以让他自己去对付，也可以让他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再也不是世界军事医学的听者和观者。
于是他只是和莫主任相互交换了一下眼神。
正在外面安排参谋们打电话联系未到专家的科研部长，闻声连忙进来，招呼大家静一静，也没收到什么效果。
这时，学术厅大屏幕上忽然切入了中央电视台的画面信号。
大家一下子安静下来，连帕特逊也从台上走下来，站在一边观看。
人们均不知道，这是监控室里的林副校长在挽救会场局势。
原来，中央电视台正在直播中美两国走钢丝高手同时竞技横跨长江天险。他们在险峻的夔门两岸山巅架起近一公里长的钢索，在这条离江面180米高的钢索上，新疆的达瓦孜演员和美国走钢丝艺人迎面而行。本来，迎着江风独自在钢索上行走已是险象环生，而两人行走又增添了更大的危险性，哪一方行走失误不仅自身难保，也势必给对方带来无法避免的灾难。也许他们俩此时更多祈求的是对方走好。
现在已到了让人最为提心吊胆的时刻：两人走到钢索的中心，必须一手操纵平衡杆，一手抱住对方，合成一体，双脚交换位置，完成世界上最难、也是最危险的“错车”。他们的技术和生命已不再是仅仅属于自己，而成了共同挑战人类极限、征服大自然的象征。
大家屏住呼吸，看到他们缓缓完成了位置交换。中国运动员拿过印有星条旗的横杆，美国运动员拿过印有五星红旗的横杆，向着各自的目标继续前行，且达瓦孜演员还迈出滑稽的“猿步”的时候，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
3
科研部长不愿再让大家提出一些离题太远的问题，看时间差不多了，就上台正式介绍帕特逊教授，宣布演讲开始。
帕特逊被刚才电视屏幕上那意外的一幕感动得眼圈湿润了，他几步跨上讲台，说道：“很抱歉，也许我的假设是错的。我想说的是在一种全新的军事变革后的作战样式中，你们的军事医学有所准备了吗？准备得足够了吗？”
他摘下头上的绿色贝雷帽，认真地在讲台右上角放好，掏出激光指示笔试了试，首先感谢傅潮声校长——他的老朋友对他的邀请，然后开始操纵笔记本电脑显示演讲提纲。
“关于美国陆军变革与军事医学发展这个问题，我将分作‘军事变革的牵引’、‘生物技术的推动’、信息、传感和材料科学对军事医学的影响趋势’、国际化的军事医学’、‘反恐中的军事医学任务’等方面奉献给大家。
“首先告诉大家的是一个出人意外的好消息。这个好消息就是，一些素来以办事马虎出名的政府雇员中，终于出现了世界一流的才干。这个部门就是美国军队。这里我们主要是指美国陆军。1991年2月，发生了一件美国历史上破天荒的事。美军第一次在战争中首战告捷，而且只遭受了最低限度的损失，这在美国军事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美国有一种由来已久的传统，就是战备松懈。这种积习可以追溯到美国独立战争以前，而且最惨痛的教训是在‘二战’后的韩战、越战，尤其是越战。从1972年到80年代，这种情况突然发生变化。到最近的伊拉克战争中，大家看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