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项目和林副校长的魄力一样，可能还要增加下去，如果服务对象给予好评，学校也在政策和管理上以服务教授的名义给予一定优惠。而且在整个完善与发展过程中，林副校长从不将这个“政绩”与他挂钩，不允许宣传，不允许张扬，名气和品牌全靠教授之间口口相传，反倒讨得大家欢心。
可见他是把专家教授琢磨透了。
正是结合主管工作特点，从鸡毛蒜皮抓起，使得他在专家中的口碑越来越见长，大有盖过傅潮声之势。
傅潮声是在会议即将开始前才到场的。他故意要来得晚些，所以先到军事医学城拆迁工地那边转了转。
参加会议的这些元老们他都熟悉，有的是看着自己长大的，个别的平时见面还要叫声“叔叔”什么的。还有一个特殊背景，前任校长是因身体情况提前离职，由谁来接替一时众说纷纭。据说傅潮声的胜出和一些重量级教授的支持很有关系。尽管后来主动表功的，或暗示有功的不少，但是傅潮声从未试图打听和证实这些人是谁，一来他不愿意因此而使工作关系庸俗化，二来避免干扰他的整体办校思路。当然他也曾暗自分析过，不过人事的情况最为复杂，谁能参得透呢？就说他的父亲吧，有相当一部分人认定傅老爷子自然是为他说了话的，他也因此一直背着“子仗父势”的名声。然而傅潮声可以坚信，老爷子不会支持他当校长，只是他无法向谁诉说这是为什么。
当一个大学校长说难是难、说容易也容易。居家过日子，柴、米、油、盐、酱、醋、茶七件事。办大学就是教学、医疗、科研、人才、经费、学员管理和思想政治七件事。在保一方平安的基础上，酌情发展一番事业，守业与创业有机结合，继承与创新相得益彰，应该坚信后人总会比前人干得更好，成绩就会像撒下的种子，此处不发芽，彼处也会发芽。
记得前些年社会上流行一支歌叫《常回家看看》，便有好事者为当时的校领导重新填词，弄得领导们哭笑不得：
找点儿生源，
搞点儿科研，
管好教员，
常去附院（附属医院）看看。
虚心听取，专家的唠叨，
给工作组准备，一桌好饭；
班子的烦恼，跟政委说说，
提升的愿望，向部长谈谈……
这个东西传到傅潮声耳朵里，尽管那时他还压根儿想不到有朝一日自己能当校长，而且这类调侃也多少揭示了一种带有普遍性的社会现象，他还是冒出好大一股子痛恨。他痛恨以这种嬉笑的方式批评领导工作作风问题，以至于说者为幽默得意，被说者以自嘲解意，一切化在散淡谈笑之间。
傅潮声上任以来，一直大抓学科人才建设，上上下下基本认可他是一位懂规律知民意的称职校长。本来就这么抓下去，各方面稳中有升，可以说傅潮声就将步入了一条阳关大道。
可是谁知道，那只是傅潮声心中如意算盘的开始、热身和基础性工作。不到一年，他就开始筹划军医大学中军事医学的主导地位了。小打小闹地支持一下军事医学学科倒也无可厚非，哪位专业出身的领导能够做到不为自己的领域捡些便宜呢？但傅潮声却不是这样的，他准备大兴土木，修建军事医学园区，又大动干戈，搞学校十年发展规划，企图从法规上确立军事医学在未来十年当中的优势发展地位，是可忍孰不可忍。
不说内容，单就规划的时间跨度就显蹊跷。一般规划按历史时段划分，比如本世纪初十年；或按国家规划分期，比如“九五”、“十五”等；退一步说，也有暗中盘算自己的任期长短，弄个两年三年的。而傅潮声偏搞从现在算起的十年，他的任期满打满算也只有六年了，莫非要把下一任的方向目标也固定下来？
傅潮声有他的整体考虑，上任伊始，没有基础调整办学方向，再往后拖至下一个五年计划，他又急不可待。另有一个最主要原因，他必须等美军未来十年国防医学科技计划开始实施，并了解到主要内容后，才有可能借他山之石制定自己的大策。
如何实现转变、谋求发展，傅潮声已有一揽子计划方案，他称之为“369”计划。即3个层面，6个要点，9项工作。第一层面：放眼国际确立建设目标，包括开展一系列学术报告和兄弟单位调研等，最后形成一套切实可行的发展规划。第二层面：统一认识、出台政策、调动积极性，其中的重点工作之一就是开好这个专家教授座谈会。第三层面：在具体工作上取得几项突破：建好医学城、办好上海协作组织“‘反恐’会议”、抓好“基因之剑”项目进展。
帕特逊的报告展示了国际前沿水平，仔细分析是一场很值得回味的好报告。遗憾的是他那略显狂妄骄横的态度，掀起了学校专家们的不满，冲淡了对内容实质的理解，甚至是画蛇添足，给傅潮声帮了倒忙。
傅潮声了解老帕，一般情况下他是随和而谨慎的，只有在完成了什么大动作之后，他才有难以隐藏和抑制的兴奋。那么是老帕最近在工作中取得了什么大进展，还是搞出了什么大计划？或是他先期去了俄罗斯，和俄方达成了什么大的意向？要是后者，就不得不顾虑我们与以俄罗斯为牵头代表的上海协作组织联合 “‘反恐’会议”会不会受到影响。这个会议几方已初步商定，是傅潮声筹划中“以动促静”，打破军事医学在传统观念下四平八稳状态的关键之举。现在看来，傅潮声的预想并不一定顺利，这个专家教授座谈会也充满变数。事到如今，只能沉着应对，随机应变了。
步入会场，走过莫行健身边时，他被叫住了。
“网上最新消息，帕特逊返美后，因间谍罪被捕了。说是因为他向俄方出卖情报。目前还没有听说他来中国期间出什么事，但这事不可小看。”莫主任神情忧虑，低声对他说。
傅潮声心中大吃一惊。这是哪阵风吹来了？帕特逊竟然会是出卖情报的家伙？世界真变得叫人们越来越不容易认识了？
网上的消息多有不实，他怔怔地看了莫行健两眼。莫主任一向办事谨慎，应该不会草率相信不可靠的传闻。
看到专家们大都入座，他不便多问什么，只得先走到位子上坐下。大千世界，真是无奇不有。他心里盘算着，会后可以找在帕特逊手下工作的江之湄了解了解情况，如果属实，还真是个大事儿。必须赶紧开个会，查一查与帕特逊的来来往往当中，有没有什么含混的或泄密的情况。
同时，他的心中对今天的会议效果也产生出一种不祥的预感。
思考了一阵子，他才意识到会议的冷场。
4
会议开始后，傅院士脸上的笑意烟消云散，也不再为杯中茶叶小猴子般伸头缩尾所动。双眼半睁半闭，似在修性养神。
在座专家们一会儿瞟瞟傅院士，一会看看傅校长，均缄其口。
大家知道，今天这个会不是那么好开的。傅老爷子一贯强调并践行以通用医学，特别是现代外科技术手段簇拥着军事医学发展，是不相信军事医学能够孤军深入地自行发展的专家中态度最坚决的一个，他的学科也确实作为军事医学的骨干学科之一灿烂了好几十年。以前的校长在这个问题上，谁不让他几分？况且这爷俩儿素来不睦。就算支持发展军事医学的，亦担心若贸然多嘴，再被傅老爷子顶回去，岂不是自找难堪？
傅潮声不便开口，也不便撺掇别人开口。他知道在座的有那么两三位是老爷子的铁杆同谋，甚至有些观念正是他们挑唆老爷子出来放炮的。自己一开口，老爷子肯定不会说什么，他懒得理，觉得有失身份，几次会议都是这样。但那几位定不含糊，搞不好会传成笑柄。
傅潮声注意到，老爷子穿的是妻子叶宜楠给他买的那件藏灰暗方格休闲服，而不是自己从美国带回的那件淡蓝牛仔夹克。多年来，他摸索出：如果老头子乐于某事，往往穿上浅色衣服，如果准备打横炮的话，现在的就是典型装束。
开这样一个会，的确让人颇费思量：办一个学校就好比是一场拳赛，要么你有绝对的优势，能够无可争辩地拿下对手；要么你就要祈求一个好裁判，他的意见往往可以使你一阵拳打脚踢都白忙活。这帮科技力量的民间“老总”们既是对手的角色，也是裁判角色，其内部又暗藏剪不断、理还乱的麻丝团关系。你抓学习十六大也好，抓百日安全、作风整顿也好，这些绝对正确的东西他们不说什么，可是若要调整调整学科建设、改革改革人才培养，一旦啃到属于他们的包子馅儿，他们的场外判决之剑就出鞘了。弄对了，他们可以披荆斩棘，弄不对，说不定便为所伤。
所以，看到这帮老先生们，傅潮声就难免有点心虚气短。
中国人总要讲辈分，和他们讨论，完全是不平等竞争。他们说得对，是老马识途；你说得对，是因为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他们说错了，顶多被称为固执；你说错了，就成了幼稚。他们讲历史，那是行过万里桥；你谈历史，是不知吃过几两盐。他们争论是雄辩；你的争论叫狡辩。他的思考是经验；你的思考是空想。他开玩笑是诙谐；你开玩笑是轻浮。他骂你，是诲尔谆谆；你敢骂他，是大逆不道。他不吭声，是老成持重；你不吭声，是理屈词穷。
但是，丑媳妇总得见公婆。既然要打这场比赛，既然无法迈过这帮“老总”，傅潮声想，干脆早点点起这把火，看看究竟能够烧到什么程度。
“哪位教授先发言？”他问了一句，却无人回应。
何懔也为会场的沉默煎熬着。大大小小的会议他主持得多了，这种会议的这种情况还真是有些没底。
他下意识地用签字笔敲击着桌面上的名单，似准备用棒子将他们的思想敲出来。
假如说这个会是开在他上任的头几天，或者是再晚一些时候，何懔都会发挥出他调动会议气氛的手段，鼓动与会者发言。而恰在现阶段他不能够这样做，他正处在已经敏锐地发现军医大学管理的特殊性，却又尚未完全把握其规律性这两种状态之间。院校院校，愿“笑”先“效”，军医大学，欲“大”先学，这是当前何懔已经确定的体会和策略。虽说他在军队工作了30多年，当领导也应算作是久经历炼，可是在到职后的几十天中，他已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这个活儿要比预想的复杂得多。
军医大学管理的技术难点，在于它角色定位的模糊性甚至迷惑性，深藏的本质内核之外包裹着繁杂的硬壳，最容易让人错误理解并自以为是。譬如说它是一支军队，却又不是以力量和铁腕构成的纪律组织，它集合着由点到面的智慧网络和个性舒展的自由空间。说它是一所大学，却又不是由创造和思辨主宰的学术团体，它充斥着难以逾越的规则和无处不在的使命。它看似政令畅通，却像筛子一样只允许口径适中的成份通过；它看似灵活善变，却如同漫天飞翔的行星一样暗循着固定的轨迹。它像四季豆，任你翻炒而油盐不进；它像青橄榄，初尝味如嚼蜡，历久方能回味隽永。
而此时，何懔只是品出橄榄的辛涩，还未到享受甜头的阶段，所以只得少安毋躁，静观为妙。
这时，坐在大会议桌一隅的莫主任打破了寂静。莫行健是座中的“小字辈”，傅潮声不禁有些担心，暗中捏了一把汗。他知道，这种时刻挺身而出、甘愿充当马前卒和箭靶子的举动，只有肯两肋插刀的事业密友才能做得出来。
这番良苦用心，不仅感动了他，也激励着他。
傅潮声下意识地挺了挺腰板，目光在会场上扫来扫去，就像走向拳台一样，进入了比赛的迎战状态。
莫行健的发言，旗帜鲜明地赞赏“十年规划草案”，特别是规划对军事医学的布局与发展，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工作思路，意识超前，观点明确，论证充分，可操作性强。但是在提法上仍不够大胆，对中长期的发展设计，与国际先进水平接轨的魄力不够大，建设方向不够明确。
“对十年乃至更长时期军事医学发展方向的认识，关键是如何把准军事医学的发展趋势和潜力。
“规划从军事科学和高技术武器装备、作战理论方式方法，以及现代医学的发展角度作了大量的调研论证，由此推演军事医学的发展变化脉络，固然不乏精彩之处，但归根结底还是将军事医学放在了从属地位，属于一种外在的分析判断，还不是一种对军事医学自身的、内在的规律性研究和判断。
“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军事医学的发展历史。说到源头，可以认为自从有了战争，便有与之相伴随的医学救治。我们可以考证的，在公元前四世纪前后的西周，军队中即编有方士，‘主百药，以治金创，以痊万病’。要说年轻，现代军事医学的创立不过是200年来的事，究其内容基本上是根据军事发展的需要，将已有医学门类引入，但那正是军事医学史上的巨大革命。举个形象的例子，古代军事医学像个‘卜’字，医学仅仅是为军事服务的一点。现代军事医学像个‘人’字，相对完成的学科体系可以成为军队战斗力的一捺支撑。那么，未来的军事医学将如何发挥作用？
“在此我想Up嗦一句：当前我们对军事医学的定义是——”莫主任拿出一本黑皮书晃了晃，大家知道那是一本我军权威性的《军事医学词典》，“‘研究军事活动条件下，保障军队成员身心健康，防治伤病，维护与增进军队战斗力的特种医学’……”
有个教授嘀咕了句什么，因离得远，傅潮声没听清楚，不过估计是对莫行健这种讲课式的引经据典表示不满。他想起这位教授好像就是词典的参编者之一，大概在嫌别人班门弄斧。
莫行健并不在意，继续说道：“革命性的变化在许多学科领域均已出现了，我想军事医学也到了或接近了这一步。近年来，军事进攻技术发展特别快，让人眼花缭乱，反而使军事医学形成了强大的、不容置疑的防护型定位惯性，总是紧跟在各类武器之后忙碌着如何应付，如何保护和挽救战斗力，从而彻底掩盖了它对战斗力所能形成的巨大进攻性威胁。实际上，战争是理论、技术和方法的综合行为，更是针对人本身的综合行为，医学，特别是包括如以现代心理学、现代生物技术为背景的军事医学本身，已经具备了进攻性武器的全部特质。如：伤毁的高效性、技术的成熟性、方法的可控性、操作的多样性和简便性、造价的低廉性等等。所以，未来军事医学的发展，有必要在观念上进行重大变革，在作用上进行重大突破，在结构上进行重大调整，在投入上给予重大支持，求变求新，成为一个‘山’字，就是江山军医大学这个‘山’字。它的一竖是维护和巩固战斗力，一竖是增进和提高战斗力，而中间的一长竖应该是参与形成战斗力。”
莫主任曾被评为全军优秀教师，所以对语气、语速和语境把握得恰到好处，尽管是长篇大论却不失吸引力，而且总能在不利的情形下冒出新奇论调的气泡，造成一汪死水的生机。无论是觉得荒谬也好，感到新颖也罢，在座的专家教授无不为莫行健“竖起来”的军事医学论而震惊。先前表示不屑的那位教授至此才听明白，他的那本词典似乎应该改写了，居然有人“Up嗦”的这几句，竟是企图撼动当前军事医学的基石！这些“奇谈怪论”，要是组织研究生们搞“头脑风暴”式的探讨倒也罢了，要在如此郑重的会议上向这些著名专家提出，真是有些不识时务了。
傅潮声想，好在莫行健一番话跳跃幅度和创新程度高，需要老头儿们有一个思考过程，要换别人恐怕早会被拦腰斩断了。
在这些论述的启发下，他也在认真思考着。
如果从历史的过程回顾看，最初出现的战争是徒手战争。然后有了冶炼技术，出现了冷兵器战争。继之，是由于火药炸药的发明，出现热兵器战争。上世纪20～30年代产生的以坦克、飞机大量运用为标志的军事革命，是在内燃机制造和机械技术、航空技术等出现重大突破时才发生的。而上世纪50～60年代发生的以核武器大量装备部队为主要标志的军事革命，是在军事技术领域出现核技术、制导技术之后的情况下产生。当前出现的以精确制导武器、信息武器大量产生和运用为标志的新军事革命，是在计算机、传感、通讯技术高度发达的情况下发生。虽然技术没有国界，但变革只出现在极少数国家，这说明当果子成熟的时候，只有新观念才是采摘之手。正如帕特逊在演讲中曾说的那样，军队从技术到编制、战略、战术、训练、条令和后勤等各个层次都在同时发生变化，那么军事医学作为军事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科技前沿的敏感领域，也必然有同步的甚至率先的变革，对现有的一切，诸如内涵、外延、结构、地位、作用和编成，都可以提出问号。对美国来说，“二战”以后以经济崛升为领导世界科技的大腕儿，尖端技术唾手可得，他们的观念突破可能不是第一流的，但是对新观念的迅速认同绝对是第一流的。很显然，中国不是军事技术发展的先锋国家，在另一方面也就是观念更新上，我们应该同样更有优势，更迫切、更深刻，因而也更重要。
这些言论从理论上看，恐怕连中学生都能明白，但是到专家教授这里，却未必能够认同。这就好比辛苦盖起高级住宅的人，更关心室内的格调和条件，不再注意室外的风云变幻一样。
傅潮声看到有几位专家渐起不满之色，大有讨伐之势，便准备站出来抵挡几招。
5
正在此时，忽有一阵劲风吹过，窗上的遮光页哗哗作响，大门砰地关上了，有几位桌上的纸片纷飞，引来会场一阵波动，反而缓解了对莫主任发言的注意力。
似听非听的傅院士突然站了起来，他的这一举动像撒出一张大网，将所有目光收拢到面前，室内的紧张气氛“咯噔”一下子迅速飙升。倒是莫行健显得从容不迫，侧着头平静地看着老爷子。
傅老爷子没说话，拿过茶杯，却不往嘴边送，双眼瞄了瞄桌面。大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只见老爷子抬手以杯代笔，以水代墨，在桌面上一连浇出三个“山”字。
深谙书法之道的何懔在一旁看出，三个字都是行草，风格有似岳飞之奔放的，有似赵孟兆页之庄重的，最后一个放得最开，倒有些毛主席题《长征》诗的那股子浪漫。何懔出生于名山，素来对“山”字情有独钟，读《毛泽东诗词集》时曾特别留心过，集子里正编39篇中计20篇为战争年代作，这20篇有17篇中实写了山景山色，其中8篇至少两次用到“山”字，“山”字使用的频度为他老人家建国后诗作的数倍。这是一个非常有趣而耐人寻味的现象。而从傅院士写“山”这一细节中，他玩味出老爷子的心理状态和心底的波澜。
人们见傅老爷子这一站只是写字，便纷纷长舒一口气。一时竟无人吹捧字写得好。
傅院士将几个字审视了一番。因是茶水倒出的，在深棕色的桌面上亮闪闪的，别具一格，而且有极强的立体感。他坐回椅子上，缓缓说道：
“小莫，哦，行健主任这个‘山’字讲得很好，超出三界之外，不在五行之中，从问题之外看问题，别具慧眼。我看这也是基因研究所发展快的一个原因。发展军事医学，我看在座的每一位都是支持的，更新观念，不仅应该赞赏，而且必须力行。不过，我看，讨论这个问题不是开这个会的目的。叫大家来，是要讨论办学的方向问题，是吧何政委？”
何懔笑着点头，并忍不住地点上一支烟。
老头儿继续说：“办大学不是办研究所，办大学有办大学的规律，搞医学有搞医学的规矩。衡量一所大学的水平，衡量医学的水平，不是看分支，而是看基础，看主干，把分支当作主干养，树是要倒的。主干壮而分支茂，这才能泥多佛大、水涨船高。‘山’的三竖再怎么壮美，也离不开打底的一横，否则便不是‘山’而是‘川’喽。按行健的思想看一个学校的建设，当作、如、是、观。”
傅院士最后一句抑扬顿挫，掷地有声，让人联想起他的手术风格，在一大串眼花缭乱的特技式的表演之后，末了缝合皮肤那几下子舒缓利落，一板一眼。老爷子这几句话一说，原本有两位打算批一批莫主任的专家就不说话了。
坐在旁边的与傅院士同一科室的张主任见写字的水珠已散开，便拿过桌上擦手的方巾去擦。有公务员过来，用抹布将桌面擦干净了。张主任又递过傅院士的水杯添茶，他边忙乎着，边说：
“傅老说得极是，学写字还有个先横后竖的规矩么。我们根本无法想象，没有外科还能谈到什么战伤救治。傅老的一生就是一个光辉范例，他是用一把手术刀参加革命的，红军战士也好，八路军、解放军也好，还是志愿军同志也好，就信赖这把手术刀。那时可以说是刀把子里面出战斗力。”
那边莫行健听得直皱眉头，自己提出有关战斗力的三层概念，就在这一位的阿谀奉承中混淆殆尽了。
张主任继续说着：“靠这把手术刀，傅老创建了军队一流、全国闻名的神经外科研究所，攻克了多少国际难题，为我军赢得了巨大的荣誉。说起神经外科，全国专家莫不想到傅老的。靠着这把手术刀，傅老受到党的三代领导人的接见，这是何等的光荣。毛主席专门接见赴朝医疗手术队时，作出‘救死扶伤，一定要把外科搞上去’的重要指示，这不仅是给傅老的指示，也是对军医大学的指示，高瞻远瞩啊。试想当年要是没有过硬的外科，没有过硬的临床学科，在战场上用什么救死扶伤……”
傅潮声饶有兴致地观察着张主任讲到得意处眉飞色舞、甚至口沫横飞的样子。他对这张脸再熟悉不过了，好像在他童年的记忆中，常见的不是父亲而是这位小张叔叔。在父亲身为志愿军医学专家组成员赴朝期间，家中多亏他的照顾。父亲回国后，也就是他所说的受到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周总理接见之后，一门心思投入到学科建设上，先后搞出了颅脑火器伤初期救治、战伤救治分级及清创时机等指导我军颅脑外科发展的成果。那时家中对孩子的管理教育工作，包括家长会啦，每周和哥哥姐姐一起召开家庭“查房”，汇报思想和学习啦，甚至过节组织孩子们编排节目，给父母和爷爷奶奶表演什么的，经常有小张叔叔的身影。在工作中常被傅教授训骂的张住院医师，好像对严格管教他的孩子们兴致很高。
张主任在手术上的确是一把好手，勤奋和努力也无人可比，正如他翻来覆去地讲的“一把刀”、“两把刀”，他就被大家私下封作医院继老爷子这一代之后的几个“一把刀”之一。然而，他得在“刀”上，失也在“刀”上，除了开刀，在学术研究上毫无创意，辽沈战场入伍即干卫生员，后经军医大学深造，终是先天不足。靠紧紧跟着老爷子——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历经“文革”艰苦岁月的考验——在老爷子拿到的包括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在内的15项大奖中均有挂名，于是首批获得政府特殊津贴，早早成为博士生导师、全军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并成为目前学校的神经外科学术带头人之一，人称“二院士”，或者说应该是叫“准院士”。
在傅潮声看来，像神经外科这样博士云集、人才济济、在军内外享有崇高知名度的学科，带头人却停留在这样一种认识水准上，不仅危险，简直将贻害无穷！老爷子并非对此不察，他专门组建了学科的科技研究中心以加强科技创新，但他越老越重感情，迟迟没有起用新人的动作，致使人才流失越来越严重。校院两级党委明知这是个问题，却都难做老爷子的工作。而张主任愈发以老爷子的意志为指针，到了顽固的地步。傅潮声知道老爷子这些年来还是忍着性子，不给自己太难堪的，于是思忖着怎样在不刺激老爷子的情况下，敲一敲张主任的故步自封。
他这才讲到抗美援朝和第一代领导人。傅潮声知道他话匣子一拉开，干掉半个小时也是有可能的，搞外科的一般都干脆利索，还很少有这么能说的。趁张主任口干喝水的机会，傅潮声连忙把话插进去。
“大家都知道，我们的神经外科是对我国这一学科的创立发展，和军队的军事医学建设做出过卓越贡献的。而毛主席的指示是具有战略意义和历史远见的。共和国初创，面临内忧外患，战争危险无时不在，西方国家在医学技术上卡我们的脖子，‘老大哥’也同样有技术保留的情况。傅院士——我父亲有着深切体会，在基洛夫学院留学时，同样受到学术排挤和尖端技术的封锁——这不是听他说的，而是我的合理想象，他完全是靠人更勤一些、脑更快一些、手更灵巧一些。一句话：志气更大一些，才学而有成的。那时我们必须自力更生，不遗余力地把医学主干学科搞上去。”
傅潮声先要把老爷子的阵营稳住，猛扣一阵大高帽子。
“当前的情况已经和半个世纪前有所不同。一是医学分化更细，专有技术发展更快，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的急性颅脑火器性穿透伤的手术死亡率，平均为50%～60%。由于应用了Harvey Cushing的治疗原则，在战争中期死亡率便有了明显的下降。首批44例的死亡率达54.5%，第二批44例的死亡率为40.9%，第三批45例的死亡率下降到28.8%。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从美军欧洲战场两个野战军 5 个月内的手术死亡率来看，平均为14.5%。这种进步不能归功于任何单一的治疗方法的革新，手术治疗的基本原则并无重大的变更。这显然是军事医学综合技术和整体卫勤保障水平提高的作用。下面我们来对比一下我军的抗美援朝、边境反击战以及中东战争中的以军、马岛战争中的英军的同类救治成功率……”
傅潮声一连报出了20多组数据，会议秘书连记录都来不及，这不得不使大家佩服他的记忆力。也许有人以为他为此专门准备过，但实际上这些数字全是他平时阅读资料时记住的。搞科研的本来对数字就有职业上的敏感，更不要说像傅潮声这种勤奋和有心之人了。他注意到专家教授们在这一串数字攻击下有的张口结舌，有的频频点头，总的看注意力都相当集中，心中暗想往往最简单的是最雄辩的，最枯燥的是最生动的，不禁有种越战越勇的气势。
“大家可以看出，军事医学向着战场化、综合化和高技术方向迅猛发展。我们可以举个例子，上个世纪80年代的边境反击作战是一场局部规模的常规战争，我们在座的好几位专家都曾带医疗队上过前线，可颅脑伤外科救治率和抗美援朝期间相比没有太大变化，尽管说受到‘十年动乱’的破坏，但这和国内整体神经外科发展势头相比，仍有鲜明反差。而国外那时的水平就比我们高得多，更不要说近期的几场高技术战争了。这就说明，在临床医学快速发展，已与国际水准接近或持平的同时，军事医学，包括组织理论、救治技术、保障条件等进展缓慢，制约了卫勤保障效能的发挥。军事医学建设是个系统工程，一项一项一流技术的组合，并不意味着整体效能的提高。军事医学必须遵循自身规律加速建设，才不致在关键时刻拖其他学科的后腿。”
傅潮声略作停顿，第二轮语言轰炸又跟了上来。
“另一方面，随着‘冷战’的结束和世界上科技、资讯出现国际化倾向，我们的通用学科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借鉴吸收和交流合作机遇，这些学科建设的战略重点，应适时向交流化、国际化调整，纳入国内外科技发展的大趋势当中去。而军事医学相对来说，对外交流是困难的，要使之同步发展，必须予以较大的政策倾斜，这与当年的神经外科面临的情形相似，需要给予优先考虑。而且这与主干学科的发展不仅不矛盾，并且存在更强的互促关系和双赢关系。在通用医学为军事医学提供有力支持的同时，军事医学也能够为之提供一个发挥优势的平台，这应该是显而易见的。”
傅潮声讲这番话的时候，一直小心地斟酌着词句。讲完后正待观察一下大家的反应，那边病理学的郝院士咳嗽两声，发话了。
“刚才傅老说过，发展军事医学谁都没有意见。这种发展应该是重在学术水平、科学技术上的发展，可是为什么说到建设就要盖房子？面积两万，资金上亿，军事医学不像医院，是个非赢利性的领域。这么巨大的一笔资金，要是用在仪器设备上和人才引进上，效果将是何等惊人？我们教研室用的还是1958年盖的房子，我并不觉得会影响出人才出成果。国外许多大学研究所照样拥挤不堪，甚至在楼道里办公。我们基础学科这些年日子过得特别艰苦，我倒要呼吁一下，有那么多经费去增砖添瓦，还不如先救济救济我们吧！”
郝院士边说，边用两个指头点击着桌面。
病理学属整个医学体系当中的基础部分，一个医学生今后能够发展到什么程度，从很大意义上说，取决于他对医学基础理论掌握和感悟到什么程度。然而随着市场经济中实用主义的风行，就像一度造原子弹的不如煮茶叶蛋的一样，由于医学体系各部分与社会和经济直接接触距离与效果的不同，效益、社会关系、知名度也各不相同，便有了“床边（临床）比床腿（基础）吃香、床面儿（外科）比床里儿（内科）来钱”的区分。基础医学和军事医学一样，是属于嘴上重要、手里没钱的领域。所以郝院士的困恼多半是2M型的：Money（缺钱）和Men（缺人），是基础领域“红心向党（红眼病、嫉妒心，向党要钱要翻身）”的首席发言人。
因为他反映的是整个基础学科经费不足的问题，引来好几位教授的赞同声。 等着大家发完牢骚，傅潮声笑笑说：“1958年的房子不一定就不好啊，北京的人民大会堂就是1958年盖的，现在不也挺好用的吗？”见大家没什么反应，知道这一“幽默”有点不合时宜，就自己干咳了一声，“事实上，当时的基础部大楼，还真被评为本市的十大建筑之一。我上大学的时候，郝院士那里是比较宽敞的，记得乒乓球室就有两个，现在是全堆满设备了，如果当年没有点超前思想，它也早就不够用了。基础学科的硬件建设，包括用房和设备，政委我们反复议过，必须加强，但这里有一个轻重缓急的问题。
“如果从房子说起的话，军事医学的用房已经到了火烧眉毛的迫切地步。各位专家算一算，大学基础、临床、药学、军事几大块，临床不必说，财大气粗，有几十万平方米的用房，基础粗算接近十万，而军事这块也有二十六个教研室啊，可总共只有万把平方米，还包括教室。因为军事医学建设得较晚，这些年又发展得较快，这些用房中有三分之一属寄人篱下，东占一块儿，西借一块儿，有房子漏水的，有干脆没水的，有的一个教研室分三下里，相距八百米，他们多么期盼早日完成统一大业呢。可以说，这是学校欠他们的。如果把学校比作一只鼎，谁也不愿看到有一条腿是小儿麻痹的吧？不仅如此，为了今后的发展，我们还必须慎重地适度地超前建设，形成规模优势。”
何懔越来越感到担心，这个会开得太不协调了。本来是座谈会，现在成了辩论会了；本来是征求意见听取建议，现在成了忙于解释疲于应付了。傅潮声太着急，也太丁是丁、卯是卯了。的确，专家们提到的多是涉及军事医学发展的基本原则问题，必须讲清楚说明白，但是一种观念的转变往往不是一朝一夕、三言两语就能完成的。傅潮声的许多想法曾向他谈过，他也没有彻底理解和认同，凡事总有个消化过程。虽说在座的都是些大教授名专家，可他们也是普通人——有弱点、有私心、有倔脾气。对待他们，有时可以借鉴幼儿园教师怎样对待孩子：哄、逗、夸、奖并用，讲道理未必是最佳办法。俗话说“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在现实生活中很可能情况正好相反。这些管理艺术往往是傅潮声这种专业技术领导想不到做不到的。
看到专家教授们气势渐盛，何懔想替傅潮声解释几句，细想又提醒自己过早过浅表白观点乃是当领导的一忌，便侧过头去，低声对旁边的林副校长开玩笑说；“我倒想起我们家乡有句土话：一套犁耙，先耕张家，后耕李家。哼哼。”
虽说何懔冷不丁冒出这么一句没头没脑的题外话，林副校长却领悟了他的意图，略一踌躇，待傅潮声说完，马上接着说道：
“郝院士，经费的问题，有的是分期付款，有的是预先垫支；还有军事医学本身通过科技成果转化，或是以前争取到实验室建设经费而没动用，自身节省的；各医院也大力援助，学校准备再向上级要一些，这样就尽可能化解了经济上的压力。且不说军事医学是军医大学存在的前提条件这类大话，就算是个人购买经济适用房，找父母和兄弟姐妹赞助一下，也是常情呢。对基础医学的建设也要走这条路，校党委已列入议事日程，下一步加紧论证。”
又有几位专家发了言。因为大家的疑惑、不满都是针对学校军事医学方向调整的，所以仍旧只有傅潮声最有条件解答沟通。
这时，一个声如洪钟的声音在会场中炸响：“投入要看产出，办大学也应该遵循一点经济规律！我们看到的是军事医学摊子越铺越大，成果越来越小，他们能保证有了大楼就有大奖吗？”
这个声高气壮的是龙教授，四十开外年纪，发黑密，面如柚，精力充沛，虎步鹰视。他是药理学专家，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何梁何利大奖获得者，也是学校下一步最有希望的院士候选人。
“龙教授，我以为，军事医学作为学科建设，首先应该按照教育规律办事！”前面也有大嗓门说话的，那是因为人家听力不好，怕大家听不清，可年富力强的龙教授不是这样。当地有句方言叫作“马倒”，或称“马干吃尽”，可以作为龙教授为人处事的注解。“马”在这里的意思，类似于《说文·马部》“马，武也”，即强迫欺压之意，有一次经他“马倒”了，就有可能一直被他压着一头，直至“马干吃尽”。前任校领导就有这个情况，所以傅潮声也陡然提高了声音。他注意到莫主任在向他微微摇头，但他坚持认为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偏颇的观点就是不能纵容妥协。
龙教授是从地方医科大学以30万年薪，外带一套房子引进的，聪明能干。他在新药的研制、设计和开发上颇有一套，手里光国家一类新药的研究项目就有两三个，并且均与国内大型集团企业谈判联合开发，引进资金近亿元。投资公司为了鼓励他加快研究步伐，不惜以可观的奖金及高级轿车相赠。他的办公室、轿车的豪华程度及个人支配的资金力度，就是校长也望尘莫及。可以说他们是医学行当与市场关系最为密切、最先富裕起来的部分之一。
医学教授可以粗略分成这样几类：
有理论型学者。例如郝院士，擅长逻辑思维，总能够在他人看似平常的地方，总结归纳出经典论断，著述等身，就像论文印刷机。
有技术型学者。集科学家的严谨和艺术家的天赋于一身，普普通通的技术方法一经他的手，便可成为令人叹为观止的绝活，就像精密车床，张主任就是杰出代表。
有公关型学者。科学的追求是没有止境的，而研究越是深入，回报的难度就越大，适时以适量的成就交际于学术圈子之间，以关系挣头衔，以头衔求地位，以地位揽成就，可提前超额进入省时省力的良性循环，就像蜘蛛轻盈而致密的大网。
有求索型学者。如莫行健之流，智慧多到不知怎样使用的地步，一般情况下不愿多踩前人一步脚印，就像挑战自我的攀岩。有这样一个笑话描述他们的特征：世界医学大会上，甲上台介绍断头移植，赢得一片掌声；乙推出头颅再生技术，满堂叫好；丙要谈一谈切除扁桃腺，差一点儿被轰下台来，只见他不紧不慢地说，我切扁桃腺无血无痛，且从肛门进刀，顿时全场震惊。
还有一种教授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中，敢于冲浪的财富型学者。他们就像一把量金的魔尺，以知识的眼光瞄准社会需求和经济效益，又以市场的规律内窥医学增长点，往往成为商与医的双料英雄。
当然，以这些学术“老总”们的品性和动机也有一辨：他们有的可称为泰斗，有的可称为学霸；有的可称之为鼻祖，有的可称之为帮闲；有的可称之为创业者，有的可称之为投机者。
龙教授走出了一条市场医学的成功之路，可就是做人太过圆滑，因而是傅潮声个人感觉中不大喜欢的一位。可以这样判断，他的调入，主要是看中了军医大学的品牌效应，也不无想走入选院士的捷径的私念。他原来工作的医科大学是市属院校，现在没有院士，近期争取也难，而江山军医大学有4位院士，在学术界的影响力大得多，至少这4票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刚来时，他弄不清傅家父子的矛盾关系，对傅潮声这个普通的学科主任友好得不行，无非是想拉傅院士的关系。后来明白了这爷俩儿真是水火难容，立刻偏向傅院士的阵营，对傅潮声极尽攻击之能事。现在，看到傅老爷子作为资深院士，没有投票权了，来往上也明显地降了温。
院士是一个国家最高学术水平的象征，是学术界最高且终身荣誉享有者，也是国家与民族科学风尚的引领者和规范者。院士除享受国家规定的很高的政治和工作待遇外，还得到社会对知识和人才的尊重。如傅老爷子他们除固定领取工资奖金以外，所得到的军队及地方政府月经济补贴均在万元以上，一些学科的院士因学术知名度，所获得的诸如评审、讲学、咨询、顾问等酬劳也是相当可观的。在科技起步较晚的中国厚待院士，本是可贵和必要的，但此种名利诱惑引发的学术腐败现象也应运而生，使得在科学以外投机钻营的花样开始繁多起来，世俗的技巧再加上科学的创新，成为科学界新生的恶疾。
这让傅潮声尤其反感。
对龙教授提出的问题，回答要比承认容易，说到底，是国家对成果认可的机制。许多发达国家并没有从国家到军队到省部到基层层层设奖，原子弹、航天飞机、隐形轰炸机也没听说拿过什么大奖，可谁也不能说那不是科技成果。傅潮声注意到，自己不知什么时候将军装扣子敞开了。的确，屋里感到闷热，但是这一敞怀倒有些赤膊上阵的味道了，于是将两手抱在胸前，支在桌面上，慢条斯理地说：
“军事医学对国家安全所做的贡献，岂是用钱能够衡量的？成果少的问题，我看原因有三，一是我们的军事医学正处在转型期和变革期，新一轮的研究和新开拓的领域比较多，处在成果周期的低线；其二，军事医学研究具有保密性，并不是所有的成果都适宜拿出去评奖；三，正是基于希望能多出成果的考虑，我们才有今天这么个讨论：它建设发展得还不够。要是谁能指出军事医学学科中，有人拿国家的钱不办事、不图产出的，别说不给大楼，就连学校也可以把他拒之门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