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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格尔将军自传
耶格尔
[1]
我不把降落伞张开，平卧着自由落下，从四千九百米的高空以螺旋动作下降。我要拖延时间，等到抵达云层下面德国人看不见时才把降落伞张开。现在，如果你把那条绳子一拉，那你就完蛋了。德军是会用机关枪扫射从空中飘下来的飞行员的。虽然地平线上尽是法国乡间景色，但是再等一下比较好。
大地越来越接近。我闻到了下面森林和田地的气息。
现在行了。
降落伞张开时，煞住了我的降势，使我在冬季的天空中轻盈摆荡。我看到我的飞机残骸冒出黑烟，接着，我吃力地操纵自己的下降。
树木朝着我冲上来。我伸出手去，抓住一棵六米高松树的树顶。我在那棵幼树上反跳了，几次，想把它弯向地面,就象我小时候在西弗吉尼亚州树林中攀树走几公里路远那样。不到几秒种，我便离地只有十五厘米了。我从树上下,收拾起降落伞，蹒跚着走树林。我的裤管上沾有鲜血，攫破了的皮手套上也有血，同时，还有血从我的头滴到飞行上衣上。
我听见远处军车的隆隆声和德国人的喊叫声。在占领区内，他们很快就能把你抓到。我肯定他们已看见我降落。
那时是一九四四后三月五日午后不久，我是一个被击落后负伤逃跑的二十一岁美国战斗机驾驶员。我只担任过八次战斗任务，现在很快就要被列为“在作战中失踪”的军人，一架纳粹沃克伍夫190型机的二十二毫米口径机炮，就把我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摈出了。
在灌木林深处，我将一些磺胺药粉撒在脚部伤口上，把它用绷带绑好，然后研究一张缝在我们飞行衣里面的丝制地图，发觉我这时身在波尔多以东大约八十公里。我试图形容越过庇里牛斯山进入西班牙的最佳路线。那里的深山积雪，到耻暮应该开始融化，如果我能一直避开德军，说不定可以和法国地下组织取得联络，并请求他们帮忙。
我几次听到飞机低飞的声音，显然德军正在搜寻我。天还未黑，便开始下雨，接着搜索的飞机也不见了。我从救生袋里拿出一条不新鲜的巧克力糖来吃，然后又湿又冷地卷缩在降落伞下面。我断断续续地打瞌睡，但一到天亮，我就完全醒了过来，并且紧握着我的手枪。
我向外窥探，看见一个伐木的人扛着一把大斧。我决定从后面冲上去，必要时把他干掉。在我猛扑上去时，他把斧头扔在地上，几乎被我吓死。他的眼睛睁得有银元那么大，直盯着我在他面前近舞的手枪。我象泰山那样跟他说话：“我，美国人。需要帮助。找地下组织。”他激动地用法语叽哩咕噜回答。如果我没听错，他的意思是说要去找个会说英语的人来。我把他的斧头留下，看着他跑了出去，心里在想，我能相信这个家伙？
我听到回来的脚步声。万一他带来的是一队德国兵，好我要走也走不了多远。我藏在潮湿的地洞里，脚步声停止时，我的心怦怦地跳。跟着，我听到有人低声说：“美国人，这里是个朋友，出来吧。”我因为看不见他们,因此要鼓起所有勇气才能慢慢站起身来。后来我看见一个老头正向灌木林中张望，立即用我的零点四五口径的自动手枪对着他。伐木工人跟他在一起。于是我一言不发地走向前去。
老头领我走过森林中最深最黑的部分。四面都是德军的巡逻队。但是不久，我们就绕着一个林中空地行走，我遇见到一座两层高的农家石屋。屋里面有个年约五十五岁的妇人，长着一对锐敏聪慧的眼睛。她一看见我，便格格地笑了起来。“啊，你还是个孩子呢！”她大声说，“难道美国已经没有大人了吗？”
经过问话以后，她似乎确信我不是一个德国人，虽然她对我的西弗吉尼亚口音仍然听不大懂。“我们的人会帮助你的，”她说，“不过你得严格依照吩咐行事。”村里的医生给我取出手脚里的炮弹破片。我谷仓干草棚的一间小储藏室里住了将近一个星期。
后来有一天夜里，医生回来给我一套平民衣服，叫我穿上。“我们要走一点点路，”他说。我们骑自行车出发，我背上绑了一把斧头，还带着张伪造的身份证。如果给德国巡逻兵截住，我必须让医生替我答话。我们走了两天，天黑时才走进另一个家家。医生说过再见之后，农夫加布里尔便把我带到
后一个草棚。我在那里住了几个星期。
最后，我跟加布里尔徒步离开。我们走进森林深处，经过两天爬山之后，加布里尔便独自前进。回来时，他带了一批全副武装、戴着黑色贝雷帽和挂着步枪子弹带的人－－法国游击队。他们白天藏在这些深山森林里，夜里才出去炸毁火车和桥梁。加布里尔说，在山上积雪融他之前，我必须跟他们在一起。然后，他们会帮助我越过边境进入西班牙。
我本是个乡下孩子
我在一九二三年二月十三日出生，当时父母只有二十五六岁，他们有五个孩子，我排行第二。我们家住西弗吉尼亚州米拉村，那里只有和户农家，一间邮局和一家杂货店。后来我们搬到哈布尔，不久又搬到哈姆林。
哈姆林是一个有四百居民的小镇，但在我看起来却象个大城市。我们住在小学对面一所胡三间房间屋子里。
那些年头生活很苦。妈妈给我们煮玉米粥作为早餐：那只是普通的白玉米粉，煮好后盛碗里加点牛奶加点糖已。她把多煮出来的放在一边让它凝结，然后把它切成小块煎一煎，在上面涂点黄油，那就是晚饭了。
我们这些一有空就在山上跑。我们用树枝做高中医跷，或者整天在树上玩，象猴子似的从一棵幼树跳到另外一棵幼树，看我们能跳得多远。我才到六岁大时，就已经知道怎样用点二二口径来福枪射击，而且还出去打松鼠和野兔。爸爸常常让我和大人一起出去打猎、捕杀鹿、熊、鹌鹑睡野火鸡。哈姆林镇的第个孩子小时候都会用枪，不善于射击的少之又少。但即使如此，我仍是其中的翘楚。我向猎物瞄准时绝不慌张，我的性格不是那样。不知怎的，我总是比别先看到藏在灌木丛中的鹿。我的视力特别强，别人在三米内才可看到的东西，我在六米内也可以看到。
在学校里，凡是需要手指灵活和数学才能的学科我都行。可是的英文和历史教师却要找个借口才能使我及格。媾西弗吉尼亚是全国失业率最高的州，而我在其中长大的林肯郡一直是最贫穷的郡之一。不过，我从不把自己视作贫穷或困苦。孩子们从父母那里学自给自足。我们制造自己的玩具，玩自己设计的游戏。按大城市的标准说，我们可能显得粗野和没有，但是我们能分辨是非，骗徒无须开口我们就能够看出为。
妈妈和爸爸以身作则教导我们。妈妈从黎明一直工作到天黑，从事饭、补缀和打扫。爸爸是个天然气钻工，星期五晚上回家，星期天又离开家里，工作时辛苦得象牛马一样。他们从不抱怨。我们乡下人有我们自己的生活方式。我们只特有那么一点东西，但是也满足了。
我在西弗吉尼亚州的童年，说明了我至今仍是个什么样的人，而作为飞行员的成就，则说明了一个人的机缘和命运多么重要。原来，打破音障的那个家伙，就是抑着偷来的西瓜游过泥河或在上学前射死一只松鼠的好个小孩。
除了干活、打弹子以三四个女孩子一起玩玩之外，在一九四一年的夏天我没有什么事情可做。因此，在陆军航空队的招募人员来到镇上时，我便找出了我在哈姆林中学毕业的文凭，还带上我的出生证书以证明我已年满十八岁。我入伍从军两年。
起初，我当飞机机械士。由于我是在卡车发动机和钻控设备发电机周围攻大的，因此我的镇上几个能把汽车发动机拆开再装回去的孩子之一。爸爸是个老练的机械工人，而我则只懂发动机。这是一种天赋能力，就跟成为神枪手所有的视力和协调一样。原来我拥有战斗飞行所必需的才能，便我却不知道，也不关心这件事。
坐过一次飞机以后，我宁愿爬着横越全国，也不愿再次升空。我和一位飞行保养官一起，乘坐一架由我修理的飞机进行试飞，结果呕吐不已。可是，当我看见一张布告宣告训练“飞行军士”的计划时，我又决定再去碰碰运气，看看能不能成为一名军士。做了军士你就可以不用到厨房工作，也不用站岗。
我被录取时，美国参战才半年。起初，我有点担心，怕跟不上那些比我年长而又比我受过较多教育的人，可是一坐上训练机起飞，我们大家却全的生而平等的人了。开头我还曾呕吐，便很快就已把它克服。我的直辖市能力很好，使用操纵杆与方向舵又比大多数人灵活。不久,员之间的差别便开始显露起来。
飞行员从来不用“坠毁”这个。我实在不明白，形容几吨重的金属连同它的驾驶员一起铲入地面时，为什么要避免用这个字眼。我们可以说：“他钻进地下去了。”或者说：“他买了那块田。”不管答臬形容它，这种事都经常发生的。半年间，我们便丧失了十三个驾驶员。那些在飞行训练中大部分因自己的愚蠢面丧生的人，在战斗中很可能会首先阵亡。至于我们这些经过训练而仍然活着的人，很快就成为了熟练的战斗机驾驶员和紧密合作的队伍。
越过庇里牛斯山
我们的卡车的陡坡上前进时，排档不断在二档与一挡之间换来换去。车后座还有另外三个美国飞行员。有个能操流利英语的法国人把电筒开亮。“我们正在卢尔兹城外，”他对我们说，“向着山麓丘陵地带进发。”他发给我他几张手绘地图，详细指出我们的行走路线。“最危险的地方是即将越过西班牙边界的时候。好一带到处有德国兵巡逻，过境的人流复杂－－有走私客，有难民，也有象你们这样的军人。你们最好在认得城过境，越晚越好。”
等到我们最后停本时，早已过了午夜。我们不知道车停在什么地方，只是每人抓了一个背包便爬下车来。“正前方一百米处有间伐木工人住的小屋，”那个家伙告诉我们说，”你们可以借用，但不能生火，也不能谈话。那个地方有人巡逻。”
那晚的剩余时间，我们在漆黑的小屋里渡过，冻得直发抖。黎明时，我们在雨中出发，决定大家一道起程。先看年情况再作打算。到中千，我和另外一人已冒着强风到达树木生长的界线。另外两个人则看不见影子。我的同伴是一架B－24轰炸机的领航员，他是在法国上空被打了下业的。我们背囊里有面包、乳酪和巧克力糖，于是我们一面吃一面商议，决定再等他们半个小时，如果他们还不到来，我们就不等他们了。结果，我们等了四十多分钟之后，两人就继续进发了。
家乡的小山和庇里牛斯山相比，简直象平直的大路。在这里，潮湿的厚雪高及膝部，遇到滑溜溜的冰封山脊，我们还只能坐下来把身体滑过去。我们每小时休息一次，接着是每半小时休息一次，但爬上空气稀薄的地方时，由于感到寒冷和筋疲力竭，每隔十分钟或十五分钟就得休息。
我们一有时间就昼睡觉休息，利用岩石凸头来遮挡呼啸不停的寒负。我们双脚麻木，两个人都担心会患冻疮。法国人给了我们四双毛袜。虽然我们每次穿上两双，可是靴子却有水渗入。我们本来应该在第四天晚上接近边界，但由于支层太低，能见度还不到十五米。我们累得要命，走一步就盹一盹，脚步蹒跚的样子就象个醉汉。
我们终于到过山脊顶上，可以说意外地闯进一间伐木工人的木屋。我小心翼翼地走向前门，手里握着手枪，不过，手指那么麻大，我怀疑自己是否能扣动扳机。木屋里空无一人。
我倒在地上，伙伴则把湿透了袜子挂在灌木枝上晾干。我们两个人的光秃秃的地上挨着睡觉时，德国巡逻兵正从木屋门前经过。他们看见树丛上挂着袜子，便开始隔着大门向屋内开枪。头几颗子弹从我头顶上掠过，穿进了墙壁。我立即从屋后窗子跳出去，而那位朋友也跟在后面跳出。我听见他叫一声，于是一把把他抓，拉着他跳上盖满积雪的运木滑槽。我们在雪冰溅中滚动下，好象滑了三公里那么远才到达槽，扑通一声跌入溪中。
浮到水面后，我便紧抓着的同伴游到小溪的另一边。他的膝部已经中枪，小腿上只有一腱在着大腿。他正在大量失血。我用小刀把腱割断，撕下一块衬衫把残肢紧紧扎住。他虽已失去知觉，但仍有呼吸。这时我们躲藏行很好，上面的德军无法看到。我打算等到天黑之后，才设法把我们两人拖闰上山，危重再进入西班牙。
夜幕很早低垂，密云遮盖了繁星。还没有爬到半路的某处，我便不仅已站不稳脚，甚至连我的伙伴我也没有抓牢，结果，我们滑落了大约十五米，撞到一块巨大的石头上面。我在途中停了几十次之多，以听听他是否不有呼吸。说老实话，我真愿意丢掉这个七十七重的包袱，可是，他的呼吸虽然微弱，却很政党。我的怒火使我得以继续前进。我骂那座山，对它愤怒至少可以使我血液奔腾。由于天太黑，我只有边爬过拉地慢慢向上移动，此外别无他法。我不知道距离山顶还有多远，假如知道的洛，也许当时我就侍撒手不干了。我决定不停步也不休息：我怕自己一睡着便会滑下山去。日出时，我们登上盖满光滑积雪的山顶。
我走到对面的边缘上，俯瞰下面一条长长的倾斜水坑。在远方，我看到一条很细的经，好一定是西班牙境内的道路。我把伙伴拉到山边，再检查一下他是否还有呼吸，然后推他下去，看着他一路滑，直至变雪上一个小黑点为止。接着我自己也蹲下去产，在曲膝之间一根松枝，就象以前我的家乡屋后小山上穿着溜水鞋不时，使用一把扫帚作为煞车那样。
水坑一直倾余伸到路边，因此我可以沿途推我的同伴。直到最后把他拉到路旁，此外我便再也没有办法帮他。于是，我把他留在第一个驾车经过的人能看见的地方。（后来听说，在我离开他大约一小时之后，他已被民防队救起送往医院，接受手术割去大部分残肢。不到六星期，他便起程回国去了。）
我向南走了三公里，黄昏时到达一个小械，随即向当地警察局自首。我并不期望英雄式的欢迎，但也不未料到他们会把我关进一间狭小肮脏的囚室。他们懒得搜查我，因此我仍然带着我的救生袋。救生袋里有把小锯。虽然窗条是铜造的，但上好的美国钢却象削铁如泥地把它们锯断了。离开警察局几个街口，我找到一家小客栈。警察知道我在那里，但没有理我。我吃了两份热呼呼的鸡和豆子，在热水浴缸里泡了一个钟头。然后，我蹒跚着走到床边迎头倒下，还没有碰到床垫就睡着了。
我在床上睡了两天，直至美国领事到来敲门。那是一九四四年三月三十日下午。
耶格尔将军自传 [2]
五月中旬，我回到了英国。中队的队友们看见了我，都不肯相信。我是被击落后能够回来的第一个飞行员。他们非但没想到还能见到我，而且还发现我重了九斤，皮肤黝黑得象一头泥潭时的肥猪。我的肩膀被西班牙太阳晒得脱了皮，而他们则又瘦又苍白。当我把带回来的一把熟香蕉递给他们时，他们惊讶得说不出话来。
我被送回英国是好让我收拾行李，因为，我就快要回到，不必再参加战斗了。为了保护援救盟军飞行员的占领区地下组织，他们严格执行一些规定。由于德国情报当局对我们大部分人都有档案，知道谁曾被击落。因此，如果你再被击落，他们会立即对你严刑逼供。
查克·耶格尔是当代美国一位极负盛名的航空人物。他于一九四七年驾驶X－1型火箭飞机首次突破音障，成为世界上第一名飞得比声音还要快的人。他在雅诺会帮助下撰写的自传，今年在美国出版后立即成为畅销书。另外一本描写他的书《适当条件》前两年出版后也很畅销，并被改编为电影。以下内容摘译自美国耶格尔出版公司一九八六年版《耶格尔自传》本刊九用号开始刊合＝登这部摘，本期是第二篇。
在西班牙时，我曾渴望回家跟我未婚妻格伦妮丝结婚。可是一回到英国，想到将来得在德克萨斯州当飞行教练以等待战争结束，我就心烦。我从小接受的都导是做事不可半途而废，因此我约不能在只执行过八次飞行任务之后就溜之大吉。队友们听我这么说，都以为我的脑筋已给西班牙的太阳晒昏了似的。由于我曾协助好位领航员朋友越过庇里牛斯山，军方正申请给我颁赠铜星勋章。队友们忠告我说，与其再作战如光荣显耀地回国。
“不行，”我说。
从来没有什么条例是不能改变的。因此，我踏着大步向大队部走去，开始和他们辩论。我一级一级地向上说明我的理由，明知希望不大。不过，事情和运气配合得很好。六月里的第二个星期，我谒见了唯一有权决定我的命运的人，那就是欧洲盟军统帅艾森豪将军。他告诉我说，他无权把我留在这里，但答应我向华盛顿请求授权，以便作出这个决定。
这已经够了。后来不久我接获通知，说的调职令已经撤销了。
对于我们这些急于对德国人作战的人来说，一九四四年夏天根本没有一显身手的机会。巴黎已于八月下旬解放，德国看来快要完蛋了，至少在天空上是这样。那是，他们放出的只是新研制的导弹。
但是我们仍然不断有损失。由于在高空中没有工作可做，因此我们奉命在低空寻找袭击目标，例如火车、驳船和机动车队之类。就是这样，我们在九月初丧失了艾德·希罗。当时他正在扫射德军阵地，以支援盟军伞兵进攻荷兰安享，但就在他回国之前的最后一次出勤中，不幸被打了下来。此外，我们还丧失了艾迪·辛蒲森，他是在法国上空飞行时因与另一架野马式战斗机相撞而丧生的。三六三战斗机中队在美国编组时参加的那些人，现在剩下的不多了。可是，我们每损失一个人，其余的就更加亲密。事实上,我们大家都住在一起，就好象我们自己的独立中队似的。
唐恩·博凯在我们当中年纪最大，大约有二十五岁。因为在战时的伦敦买不到丝质女装内裤和尼龙丝袜，所以叫他母亲寄了一些给他，好用来伦敦的酒吧女郎。当军医特拉普认为我们需要休息时，我们就到那些去玩。这位军医象只老母鸡一样，无时不在看管我们。你也许会以为我们一有机会赶赴伦敦，其实，我们唯恐在休假进会错过什么事情，例如飞机混战这类。不过，我们要就不去，一去就会个畅快。等到我们从伦敦“休息”三天回来时，军医看见我们就会直摇头。
那年夏天，我在我军占领的法国某些地区作过几次“紧急降落”。有一次我飞回基地时，膝上放着一箱香槟酒。我大喝了一顿，以庆祝我从空勤准尉升为少尉。
尽管如此，我还是我们中队里最低的军官，因为每个少尉都比我资格老；但是到了初秋，我已在率领我们整个中队出勤。十月十二日，在不来梅上梅上空为轰炸机护航时，我飞在机群前面，打下了五架敌机－－一天就成了空中英雄。
我之所以获得这个荣誉，完全是因为运气好。那天，我们要在荷兰的上空会合我军的两队B－24型轰炸机。我安排了两个中队去给它们护航，然后带着我自己的中队飞到前面大约一百五十公里。我们飞越斯坦霍德尔湖时，我看到在大约八十公里以外有些黑点。我们称这样的视力为“战斗视力”。你先把焦点放到无限远，然后再收回来，每次只搜索一部分天空。能够看得这样远是一种无法解释的天赋。有些在地上视力奇佳的家伙，有时也只好凭信心相信我的确的那么远的地方发现了一些东西。这一次，我甚至没有用无线电通知他们，就一直向着德国战斗机那边飞去。我们在八千五百米的高空上很快迫近它们。不久，我一共数到二十二个黑点。我猜想它们是Me109型战斗机，埋伏在那里等候我们的轰炸机到来。结果我没有猜错。
它们没有看见我们从阳光中出现，飞距离距离它们大约九百米处.无的飞机领先，因此当时只有我一人进人射程范围。我从后面追击最后的那架飞机。正预备开枪时，它突然向左飞去，撞到它旁边的飞机，两个驾驶员全都跳伞逃生。那真是有点滑稽，我一弹未发，立刻就打下了两架飞机。显然，德国最缺乏的不是飞机，而是富有经验的飞行员。看来他们也许奉有命令，一遇到危险就跳伞。这时，空中所有的飞机都已抛弃副油箱，兜圈子或俯冲着进行毫无掩护的战斗。我打下五百多米处一架Me109型机（我当天的第三次胜利），接着转身一望，看见另一架从我机后转弯冲来。好家伙，我把抽门猛力向后一拉，几乎使飞机失速，然后翻到它的上方，从后面钻到它下面，一蹬右舵便开枪射击。这时我刚好在那个家伙下面不到十五米处，因此把那架Me109型机打了下来，
那是我打下的第四架。过了一会，我又作陡直俯冲，追击另一架敌机。我在距离大约三百米处开枪射击，接着便一直掉到地上了。
那天晚上在军官俱乐部里，其他中队的队长由于我没有邀请他们参加杀敌，都大发脾气。那天一共击落八架敌机，都是我们中队打下来的。博凯关送了我两条丝质女内裤，上面写着“乡下佬的降落伞”。大队部推荐以银星勋章颁授给我。
耶格尔将军自传(3)
向“音障”冲击
我回国时已升为上尉，拥有击落十三架敌机战绩，随即在西维基尼亚州家中前厅与格伦妮丝结婚。一九四五年七月，我们搬到俄亥俄州第顿市的赖特基地。
一九四六处，我有半年时间是在基地的飞机试飞员学校受训。我们班上最精明的家伙个俄克拉何马人，名叫杰克·里德利。他上过加州理工学院，比别人学习底子好。由于我缺乏学术背景，因此花了好一阵子才能把功课应付下来。我们学习使用微积分和代数方程式绘制图表。我常常去向里德利请教，而他总是能够把问题解释得清清楚楚。些此后若干后，他曾三五次地帮助过我，有许多次还救了我一命。
我从学校毕业后数月，赖特基地的飞机试飞组组长博伊德便挑选我为X－1型机的主要试飞员。X－1型是一种研究高速与高空的飞机。我前两次在西部短途出差时，曾经看见地X－1型机被挂在B－29轰炸机下机起飞。那是一架小飞机，涂成鲜橙色，形状象一颗零点五口径机关枪的子弹。有人告诉我，这种飞机用火箭推进，有二千七百公斤的信推力，目的是要它飞得超过音速。这个问题亦非我所能了解，因此我只好不去理它。
德国飞行员在缠半中常俯冲逃命－－毫无掩护，直向下冲。有时他们会直铲到顾地面。曾经不止一次，我几乎跟着他们铲了下去。我的野马式战斗机如果在俯冲时超过八百公里时速，便会得震厉害，控制亦会失灵。这种动力俯冲中产生的颤震称为“压缩效应”，使人普遍相信空间有一种“音障”存在。所谓音障，一道看不见的空气墙，任何飞机试图冲破一马赫的速度（音速），都会变成粉碎。
英国著名飞机试闷员德哈维兰就是在尝试时丧生的。一九四六年，他有一次试飞实验性飞机D．H．108型燕子号，飞到时束高达零点八七五马赫时，飞机便千解体。于是，英国乃暂停止他们的超音速实验。
一九四七年七月初，我们启程往加州广达三万九千平方公里的莫哈维沙漠。在公事上说，我是奉派到加州莫洛克空军基地执行临时任务的。莫洛克距洛杉矶给一百一十公里，是个干涸了的古湖湖床遗址，宽十公里，长二十公里，周围除了灌木丛和短叶丝兰之外，什么也没有，因此是个再好也不过的降落场地。那地方很象月球，我当时使命完全不知道，我竟然会在那里行政六年之久。由于是在执行临时任务，因此我的家眷无权住入基地宿舍，格伦妮丝也不能使用任何基地设备，包括它的医院的急症室。我对此极为不满。格伦妮丝回西弗吉尼亚州，就生下我们的第二个儿子米基，但我们始终没有好好地在一起生活过。两个儿子出生时我都不在她身边，因此我对格伦妮丝说，我们得在莫洛克找个地方，那怕是在沙漠上架起帐篷也可以。事实上我们几乎要这样做。
最初的飞行将是不用动力的熟飞飞行，时间定于八月中旬。我将在七千六百米高空中由B－29型母机投下，我的飞机不携带燃料，只是滑翔下来在湖床上降落。这样我可以熟悉一下那种飞机和它的操纵方法，同时还能练习即使在有动力的飞行中也要采取的滑翔降落办法。滑翔降落时，多余的燃料都得抛弃，这点非常重要。原因是轻盈的起落架支持不住携带燃料飞机的重量。而且，这样也比较安全，因为X－1型机的燃料是很容易爆炸的。
投下X－1型机的办法，从第一次翔飞行以至最后的动力飞行一直没有改变过。一毁准备就绪后，我便把头盔放在座舱里，然后带着降落伞登上B－29型母机，坐在里面飞行，直至飞到适当高度时，我才爬下一张扶梯进入X－1型机。母机滑行到跑道上起飞时，我坐在驾驶员卡迪纳斯和副驾驶员里德利后面的苹果箱上。
卡迪纳斯飞到三千七百高度时，我走向扶梯，里德利跟在后面。爬进X－1型机从来不是我喜欢的事情。扶梯在炸弹舱的右边，对着X－1型机的入口。从B－29的四副螺旋桨吹来的寒风震耳欲聋，而温度又远在零度以下。我虽然穿了皮夹克和飞行衣，但为了要抓紧好些梯级而不能戴上手套。我必须在梯上蹦蹦跳跳，才能下降进入飞机的滑流。我以双脚首先滑进X－1型机，身上穿着一副座位型的降落伞。这种降落伞可以用来坐在上面的的，因为你进去以后，唯一的生路只是安全降落。如果你一定要跳伞，那么唯一的出路是通过一个侧门，而侧门的位置刚好可以让后面薄薄的机翼把你切成两段。
我一进去，上面的机员就用滑车把机门放下来交给里德利。里德利把门安置妥当后，我就从里面把它锁上。座舱里象晚上那样黑暗。
我戴上头盔和氧气面罩，与母机接好通讯系统，并与现在正莫洛克起飞的两架战斗机取得联系。佛洛斯特负责低空踊跃，一路跟着我等我从母机投下，因为他对投下系统十分熟悉。胡佛则负责高空跟踪。在有动力的飞行中，他会在一万千米的高空飞到我前面约十六公里处，以便给我指示目标。
好家伙，我会在座舱里等候首次
把投下时，的确极为紧张。我坐着的姿势膝部高过肩膀，双脚放在方向舵踏板上。我使用一个H形的操纵驾驶飞机，火箭推进器和主要仪器仪器开关都在那个操纵盘上。
到了预定的高度时，卡迪纳斯便进行小角度俯冲，并从十开始倒数。我在X－1型机里也顿时振作起来，“……二，一。”
接着，砰的一声尖锐响声，就象电缆断了似的。一阵颠簸把我从座位上弹起，安全背带把的肩部位得很紧。X－1型机脱落附下了。
灿烂的阳光便我为之目眩。由于在炸弹舱的暗洞里呆了几分钟，因此一受到阳光照射我便不断眨眼。我把操纵盘推出空档，不假思索地就作了两个慢支作的滚转。我完全
在寂静中飞翔，只能通过氧气面罩听到自己呼吸的声音，我的飞机操纵起来极轻七、灵活而优美。那是一次美妙的飞行，但愿它永不结束。然而，在不到三分钟之内，我就得在湖床上空一千五百米的地方作一个倾斜转弯。当我降落后出飞机，踏入灼热的阳光中时，我不禁露出愉快的笑容。“这是我历来驾驶过的最好飞机，”我对伸洛斯特说。
又作过了两次滑翔降落后，我们便准备进行“真正”的飞行：给它装上燃料，象子弹一样飞向神秘的天空。
在这种你所加强驾驶过的最冷的飞机里面，你会冻得发抖。你先把两只戴了手套的手互相拍打，然后缚上你的氧气面罩。你身后燃料舱里面，储放着摄氏零下一百八十二度的液体氧气燃料，真是寒冷彻骨。那里既没有暖气炉，也没有除霜器。
任务有脑子会思考的人，都一定想知道自己被绑在一个活炸弹里面，等候从炸弹舱中被抛下来，究竟是为上什么。然而，这正是一试飞面所寐以求的时刻。
噼－－啪一声，投放装置一松开后便把你从座位上弹起，接着你便从炸弹舱时飞出来。你坠到母机之下大约三百米处才把飞机改平，然后伸手到那个火箭燃点开关。
这是个关键时刻：如果你不幸被炸为粉碎，很可能就在这个时候。你把第一燃烧室点着。
呼的一声，你在座位上便猛然撞向后面，好象屁股被人重重地踢了一脚似的。这时机首向上，继续前进。你几乎听不到什么声音，因为你的速度比身后的响声更快。坐在一架有动力的飞机里，你首次听到空气撞击挡风玻璃的声音。那时远处的一个黑点（胡伸驾驶的P－80高空战斗机）越来越大。你从他的旁边越过时，他好象是停留下动似的。他向你报告说，他看见一些菱形波从你火红的尾喷管里喷出来。你爬升的速度比你所相旬的更快，然而你所用的只是四个燃烧室中的一个。现在，你把它关掉，再点着另一个。你以零点七马赫的速度飞驰－－这头野马的威力实在可怕。飞到一万四千米的高度时（那里的早晨很黄昏的开始），你才点着最后一个燃烧室。这时你不是在飞行，而是在抓紧老虎的尾巴。飞机向上直冲，你已到了零点七五马赫的速度！你既感到兴奋刺激，又觉的害怕，一直要等到第二天，你才能说出话来。我的事，这是多么了不起的飞行！
耶格尔将军自传（4）
我从零点八二马赫开始，小幅度地增加速度。十月五日，我在作第六次有动力的飞行中到达零点八六马赫时，首次遇到了激波的冲击。我觉得好象在崎岖不平的石子路上开车，而减震器又装得不好似的。右翼突然开始下垂，当我试图将它纠正时，我的驾驶杆又呆滞地不听使唤。接着，我把速度啬到零点八八马赫，看看会产生什么现象。结果，我看见飞机副翼因激波而颤动，要使用气力才能使它保持平衡。
为了避免受到机翼产生的气流干扰，X－1型的水平尾翼装得很高，厚度也比机翼薄，从而使尾，翼波不能在尾翼两面同时形成。到现在为止，尾翼波和尾翼颤震还有办法控制，而且，由于飞机只承着十八倍重力速度，因此我绝不担心飞机会被震裂。
可是可是，在接着而来的一次飞行中，我在一万二千米高空以零点九四马赫的速度飞行而遇到通常的激波冲击时，即使拉回操纵杆也也毫无效果！飞机仍以同一高度及朝同一方向继续飞行。我觉得驾驶杆上上的电缆好象已经断了似的。我关掉了发动机放慢速度，抛弃燃料，然后滑翔降落，心想一定是驾驶X－1型机飞行最后一次了。既然我在以零点九四马赫的速度飞行时，便无法使飞机俯仰，那么，将来以音速飞行时，如果不能控制机头预料会发生的俯仰现象，我就会完全陷入困境。
降落后，我告诉里德利说我们已经完蛋了。如果没有升降舵的帮助，我便无法飞越过零点九四马赫的速度。他看起来很难过，佛各斯特和国家航空航天局前身的国家航空顾问委员会也是如此。后来我们打电话给赖特基地的博伊德上校，于是他飞来和我们会商。另一方面，航委会也分析了从飞行中获得的遥测数据，发现速度高达零点九四马赫时，一个少许波不偏不倚地打到尾翼升降舵的铰链处，以致使的驾驶杆失去作用。博伊德上次摇头说：“看来我们已到了极限了。”大家似乎都同意这个看法，吸有里德利例外。
他坐在会议桌一个角落，潦草地做了些笔记和方程式。他说：“我想，也许耶格尔可以不用升降舵飞行，也许只用水平安定面就可以勉强应付。”水平安定面是尾翼上的翼状结构。工程师们故意在尾翼装上一种额外的操纵装置，因为他们预料升降舵可能会因激波而丧失作用。这种额处装置就是座舱里的一个调整开头，可使一个小型电动机将水平安定面转高或转低，从而使机首向上或向下，这样就可以形成一条可以作为辅助升降舵使用的活动尾巴了。在高速度飞行时我们都怀有戒心，不敢尝试这种办法。
里德利认为我们应花一天时间，先在地面上好好试验这个调整系统，然后再进行试验。这个意见谁都没有反对。事实上，除非全盘计划就此罢手，否则别无选择。可是，一批“假如……将会怎样”的问题却道出了所有危险。假如电动机在将水平安定面转高或转低后失灵，将会怎样？答案是：耶格尔将会发生麻烦。假如那条活动平尾在旋转时干扰气流而被扯开，将怎样？答案是：耶格尔最好先买好人寿保险。
里德利和我在地面使用各各种方法，进行试验那个安定面系统。它的操作相当良好。“这也许算不了什么，”里德利说，“也许你在上面会觉得它很粗陋，不过它可以使作继续飞行。”可是，这个系统在高马赫速度上仍能产生作用吗？只有一个办法可以找到答案，那就是，我在飞行时尽量依照我所知的正确办法使用它。假如有什么不对，我会破纪录地临阵退缩。
我让飞机加速到零点八王马赫，然后才试验那个调整开关。我把开头向后一拉，让水平安定面的前缘降低一度，机首随即便翘了起来。后来我重新把它调整到原来位置，机身又回复水平状态。接着我爬高一些，把飞机加速到零点九马赫，再作同样的调整，结果亦获得同样的效果。于是我回复水平，加速到零点九四马赫，亦即上次我的升降舵失去作用的速度，对水平安定面作了同样的调整，机首又翘了起来，就跟它在低马赫数字上的情形一样。里德利的估计不错：水平安定面刚好级了我足够的俯仰操纵，使我能保持安全。现在，我重新对X－1型机有了信心。博伊德上校叫我们继续加紧试验。
终于闯过了“音障”
今天是星期四下午，而下一次的定期飞行即将于下星期三举行，因此，我们和航委会小组坐下来讲座飞行计划。由于我已达到零点九五五马赫的速度，他们建议我下次达到零点九七马赫。
我猜想再过一两个星期，我就要尝试打破音障，所以我很想好好地松驰几天。一天晚上，我和格伦丝到当地一家小饭馆去吃晚饭，那是飞行员常去的地方。我们决定吃完饭出去骑马。格伦妮丝在马群中长大，骑术非常精湛。
当晚夜色很美，我们骑了半小时左右，然后飞奔而回。不幸的是，那夜没有月亮，否则就会看到我们出来时开着的栅门已经关上。我附马时被抛到半空，马被割伤，而我则被撞得天错地黑。我觉得腰侧边好像给一枝矛插了进去似的。
格伦妮丝当下就知道出了什么事。“你断了一根肋骨，”她说。她主张直接开车到基地医院。我说，不行，外科医生会不让我飞。“断了肋骨是不能飞行的啊，”她反驳。我对她说：“不能飞就不飞，能飞我就飞。”
星期一早晨，肩膀很痛，肿块和瘀伤令我感到痛楚，蛤最要命的还是我的肋骨。当地一位医生说我的肋骨断了两根。给我用带子捆扎好。这很有帮助，至少痛苦现在已可以忍受了。那天下午，我自己开车到基地。
我实在有点沮丧。我觉得，既然我们现在已经能操纵这些飞行，我就应该把它们完成。我虽然觉得很痛，便我可以想像得到，如果我因为坠马而被停飞，博伊德上次会说些什么话。于是，我跟时德利坐下来诗人。我对他说：“假如这是第一次飞行，那么，我断了这几根骨头，当然想也不敢想去尝试。可是，我现在已熟悉我要做的每一个动作，而且大部分主要开头都在那个驾驶杆圆轴上，情形就不同了。”
我们在飞机库里看来看去，找到把扫帚。里德利把它锯成一条二十五厘米长的棍子，用来配合座舱门的把手。然后，我爬进那架X－1型机，用那根扫帚棍将舱门手托起，而且还发现也能把它锁上。我们试过两三次，每次不爽。
一九四七年十月十四日清早六点钏，格伦妮丝开车送到到基地。他不怎么开心，不过她知道，要是里德利觉得我会发生麻烦，他一定不会让我起飞。我已把那架飞机命名为“美女格伦妮丝”，跟我在英国驾驶的那架野马式战斗机命名一样。“你是给我带来好运的护身符，”我对她说，“凡是用你的名字命名的飞机，永远能带我回来。”
八点钟左右，我爬进母机。依照飞行计划，我要达到零点九七马赫的速度，以我当时的心情来说，那已经够了。我打算下次飞行时才尝试订破音障。
走下那把该死的梯子真使我疼痛难忍。时德利跟在我后面。我像往常一样，双脚首先滑入机舱，接着便拴起扫帚柄，把舱门妥妥当当地锁好。然后，我在座位上好，检查我应做工作的项目单。驾驶B－29的卡迪纳斯问我准备好了没有。
“准备好了。”我说，“让我们把任务做完吧。”
他在六千米的高度上把X－1型机投下，但是他是俯冲速度太低，以致－1型机开始失速。我在驾驶杆上奋力操纵了大约一百五十米的距离，最后才把机首放平。一恢复速度之后，我便立刻顺序点着了四个米箭燃烧室。飞到零点八马赫时，飞机开始颤震，于是我轻轻拨开那个水平安定面开关，把它必变两度，飞机随即回复平稳。爬到一万二千米的高度时，我关掉两个火箭燃烧室。到了一万二千米，飞机仍以零点九二马赫的速度爬升。飞到一三千米时，我把飞机放平。那时，我还有百分之三十的燃料，于是我点着第三个火箭燃烧室，速度立即升到零点九六马赫。飞得越快，飞机便越平稳。
突然间，马赫指针批向零点九说五，跟着就产生了决定性的发改变。我不以为自己的幻觉在捣鬼呢，其实我正以超音速的速度前进！飞得那么平稳，连老祖母都可以坐飞机上啜饮柠檬水。我保持这个速度大约二十秒钟，然后将机首翘高，把速度放慢。
我大吃一惊。以前担心了那么容易。我用无线电通知坐在B－29型机里的里德利。“嗨，里德利，那个马赫表发疯了。我刚才超出了它的范围呢。”航委人追踪车里的那些家伙插嘴说，他们听见了好像远处传来的雷声：我打破音速的隆隆声－－第一次在地球上听到的由超音速飞机发出的这种爆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