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九年的冬天到的特别早，菜地里的大白菜还没有来得及砍，第一场雪就来了。
这一年，人们不仅提前感受到了天气的寒冷，更可怕的是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惊秫。因为，随着寒冬的到来，饥饿也不期而至。漫长的“三年困难时期”开始了。
对于这段历史，有许许多多的说法。其中，“三年自然灾害”和“三年困难时期”是比较集中的两种说法。前者把责任推给了自然，认为“三年困难”是天灾，是“老天爷”开了一个玩笑，搞了一个恶作剧，在考验了我们的“耐心”和“耐力”，也在考验了我们的“抗压”能力。后者强调的是天灾加人祸。认为造成“三年困难”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不管别人怎样来概括和评价这段历史，我所感受到的就是两个字——饥饿。
不要说70后，80后，就是60后也没有真正体会过挨饿的滋味。挨饿和饿了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有人说饿你三天，就知道挨饿的滋味了。其实不然。饿上三天，你不仅知道死不了人，也知道三天以后可以管饱吃，可以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出，想吃什么就吃什么。60年代初的挨饿不仅是肉体上的饥饿，精神上的恐惧更让人绝望。你不仅是这一顿吃不饱，而是一直吃不饱，并且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吃饱。
在我的印象中，“三年困难”似乎在一夜之间降临，突然间什么东西都变得紧缺了。米价涨了、菜价涨了、肉蛋禽的价格飙升得更快。人们开始疯狂抢购日用品。商店里肥皂抢没了，火柴抢没了，一切可以贮存的日用品，都被抢光了。后来，连白糖，糖块，白酒这一类的东西，也被人们抢光了。渐渐地，生活必需品开始凭票供应。
从五六十年代过来的人都知道，建国以来棉花、粮食一直是国家统购统销。对于粮票、布票，我们都早已熟悉。但从一九五九年秋季开始，地方政府又发了许多票。比如有糖票、肉票、鱼票、鸡蛋票，还有香烟票和酒票，就连北方居民冬季每家每户都要贮存的大白菜，也要凭票供应。逢年过节，你要攥着一大把各类供应票，然后一个接一个地排队购买。有时候晚上都要赶去排队，不仅是因为购买的人多，也是因为供应票是有期限的，到时候买不上就要作废了。
在当时，别说手里没钱，就算你有大把大把的钱，没有供应票，也什么都买不来。我自己就曾经经历过拿着钱吃不上饭。因为没带粮票。
六十年代初的那几年，生活一下子跌倒了谷底。我就想不明白，好端端的生活，怎么说变就变了。东西都到哪去了呢？
为了补贴生活，过去一直在家做家务的母亲，也不得不出去找工作，做临时工。现在，管进城务工的农民叫“农民工”。当时管从家里出来做临时工的矿工家属叫“家属工”。母亲就做了“家属工”。
“家属”工干的大多是国营职工不大愿意干的活。比如在食堂干零活，在矸石山捡煤，在砖瓦厂烧窑，或是在房产科侍候瓦匠。
母亲在矿行政科做“家属工”，先是被分到职工食堂做杂务，干些洗菜、切菜、擦桌子、扫地之类的活。一段时间以后，又被派去瓦工班，跟着瓦工师傅维修职工住宅。
母亲一上班，就没有时间再照顾我们。这一年我八岁，弟弟刚刚三岁，母亲把我和弟弟送进了矿幼儿园。当时的矿幼儿园和现在的幼儿园完全不同。现在，孩子上幼儿园要按年龄分大中小班，有的还供应一日三餐。那时的矿幼儿园，不仅午饭要自己带，也不分大小班，凡是能自己走路的孩子，统统放在一个大屋子里，有两个阿姨负责，就是管着孩子别打架。
当然，幼儿园也有比家里好的地方，那就是玩具很多。幼儿园的玩具都放在两个没有盖的大木箱子里，孩子们自己从箱子里随便拿出来玩。我一个八岁的大小子，带着三岁的弟弟，在幼儿园里自然能称王称霸。每天一进屋，我就把好玩的玩具划拉到弟弟跟前，别的小孩正在玩的玩具，只要我想要，就必须给我。不给就抢。不到一个星期，许多家长就有意见了。幼儿园没办法，就让母亲把我带回去，把弟弟留下。也许是怕弟弟挨欺负，母亲就把我们俩都领回家，让我在家带弟弟。
我和弟弟在家，活动空间受到了限制。每天，我们都被锁在屋子里，唯一能去的就是房后那一小块菜地。这一小块菜地确实很小。宽不过两米，长不到七米。地里除了一棵枣树，余下的地方都种了蔬菜。那时候，生活困难，家里不可能舍得花钱给我们买零食。每天，母亲临走时，都要从锁着的箱子里拿出几块饼干，告诉我中午给弟弟吃。每次，我都把饼干藏到弟弟找不到的地方。在哄弟弟玩的时候，趁他不注意，时不时地偷吃一小块。别看每回吃的不多，架不住吃的次数多。不知不觉一块饼干就没了。其实，每一次偷吃的时候，我都下决心吃最后一口，却始终禁不住诱惑，等到弟弟要吃饼干时，已经所剩无几了。他吃不饱，自然会闹，我就带着他在炕上到处找掉落的饼干渣。甚至把炕席都卷起来找。实在啥也找不到了，就跳到窗外，有时找个小茄子，有时找个青柿子，哄着弟弟吃。也许是饿急了。他每每得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吃得特别香。我自己呢，饿急了就吃大葱叶，然后喝凉水。就盼着妈妈回家做饭吃。
那时候，平时别说吃肉，就是做菜放油也要省着。要攒些油留到过年用。每年的腊月三十，从中午开始，母亲就开始准备晚饭和年夜饭。第一件事就是炸油条。这是我最高兴的时候，平时吃不饱，这几天可以管够吃。刚出锅的油条，闻着香，吃起来更香。就一根接一根地吃，一直吃的堵到嗓子眼，还是想吃。那才叫“肚子饱了，嘴没饱”。一大盆油条，要是搁在现在，五口人一个星期吃不完。那时也是五口人，两天就没了。
记得还有一年过年，包芹菜馅饺子。那时候没有蔬菜大棚，不可能有新鲜芹菜。包饺子用的芹菜是秋天买的，然后放在咸菜缸里淹着。在临过年的前几天，从咸菜缸里捞出来，放在凉水里泡，一天要换好几次水。泡了几天，芹菜咸味变淡了，切碎了做馅。当时吃得那个香啊。临吃饱了，还要拿几个装在衣服口袋里，边跑着玩边吃。
那几年，最大的感受就是饿，最大的愿望是吃饱饭。一年365天，每天都在饥饿中度过。当年我们家五口人，算是人口少的家庭了。就这五口人，一顿能吃光两大盆的面片。要是搁到现在，你能信吗。
记得有一次，我从外面回来，急忙忙地往屋里跑，没注意地上有一盆热面汤，一脚就把面汤踢翻了。滚热的面汤洒在脚上，右脚立刻起了水泡。妈妈一边拿着大酱往我脚上抹，一边骂我没长眼睛。然后又把洒在地上的面片再捡起来，用凉水冲了冲，重新放到了汤盆里。当时，我觉得很委屈，也很怨恨。我脚都烫起泡了，你咋还心疼那一盆面汤呢。长大以后我理解了。在那个年代，有多少家庭因为饥饿而离散，又有多少人因饥饿而死。在那个时候粮食真是太重要了。
一九六一年，生活更加困难了。春天，人们先是争着去采“榆树钱”，“榆树钱”没了，撸榆树叶，榆树叶光了，扒榆树皮。凡是人们目力所及的地方，榆树无一幸免。只要是榆树，你看到的一定是被扒光了树皮死掉的，白白的树干如枯骨般立在那里。他们是发不出声音的，但绝不妨碍作为历史的见证。
在大地开始萌动，野草纷纷冒芽的初春时节，曲麻菜、苦麻子、山野蒜，还有猪毛菜、灰菜、苋菜、车轱辘菜等也陆续冒芽。人们提着筐，或是拿着布袋，纷纷出去挖野菜。
野菜采回来，用开水焯熟，在案板上邦邦邦地一阵剁。野菜就变成了菜馅。将这些菜馅攥成团，在撒着玉米面的案板上滚一滚，沾上一层很薄的面粉，就放到锅里蒸，蒸熟了后你根本见不到面粉在哪里。
就是这样把面粉作为粘合剂的菜团子，也不是经常有的。各家各户每天都出去采，附近的野菜很快就被采光了。后来，采不到野菜，人们就把目光转向了杨树，去摘杨树叶子。杨树叶子又苦又涩，根本就不能吃。人们采回来后，先用开水焯一下，然后放进冷水里浸泡三五天。期间每天都要换水，不然不能减轻杨树叶子的苦涩味。泡过的树叶子，剩下的基本上是黄色透明的叶脉了。这种菜团子吃一口还是很苦涩。苦也要吃啊，不吃肚子不答应。
到了秋季，要相对好过点。农民开始收割了，我们就拿个小口袋，跟着人家后面。在豆子地里，减掉在地上的豆粒；在谷子地里，捡剩下的谷穗；在玉米地里，翻人家已经掰过的玉米秸，找剩下的瞎玉米。在霜降到来的前后，就到菜地边等着。人家把白菜砍完，我们去捡人家掉在地上的菜叶子，拿铁锹挖土里的白菜根。不要小看这些东西，总比野菜，特别是杨树叶子好吃多了。
困难时期那三年，要是只靠供应的那些粮食，没有一家够吃的。基本上都是“瓜菜代”了。后来，粮食供应中又有了地瓜干、蚕豆、燕麦和燕麦粉。好在地瓜干和蚕豆购买时不是一斤顶一斤，地瓜干大概是四斤顶一斤粮。虽然地瓜干不好吃，但在量上占了优势，多数人还是愿意买。至于燕麦粉，看上去很白，做出的面食有很大的辣味。
供应的粮食不够吃，胆子大的就到黑市去买点粮食。我们也希望家里能到黑市买点粮食，哪怕是少买点。但那时候有要求，党员干部要带头咬牙渡过难关，不准参与粮食黑市交易。爸爸是党员，自然不能去黑市买粮。我们也跟着多吃了很多糠菜。后来妈妈常说爸爸。“你是党员，啥事都把你挡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