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年的暑假，和以往的假期一样，老师不仅留了一大堆作业，还按家庭居住区划分了暑假活动小组。我们还是每天上午小组活动，在一起写作业，读课外书，然后一去找好事做。像帮助老大娘背粮食、拎菜筐，帮助送煤的师傅推一推马车，或者帮助同学家打煤坯子。只要凑够了做好事的数就行。
暑假过得很快，转眼就开学了。我们还和往常一样，交假期作业，向老师报告假期做的好事。但老师似乎少了以往开学时的热情，不仅没有急着收作业，也没有急着开班会。开学都好几天了，新的课本还没有发下来。
逐渐地我们发现，老师们好像都不太开心，脸上很少有笑容。另外，老师到教室的时间少了，开会反而多了。不是年组老师开会，就是全校老师开会。我们偷偷观察，发现老师们开会都很严肃，没有交头接耳，低头的多，发言的少，好像都在思考什么。
这样平静的日子没过几天，学校的走廊里就贴出了大字报。大家以为学校出了什么事，纷纷挤着看。打字报的标题写的都很大，写着“批判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之类的我们弄不懂的词。结尾是各年组老师的签名。到底出了啥事，我们谁也搞不清楚。
老师的大字报贴出来不久，高年级学生的大字报也上墙了。这时候，老师回到了各个班级，带着本班学生写大字报。
啥叫大字报，为啥要写大字报，大字报都写点啥。我们一概不知。再加上写大字报要用毛笔写，我们没人会写。这一切便由老师代替了，然后落上几年几班，就贴出去了。
全校各班都写大字报，学校走廊很快就贴满了。走廊里没地方贴，就贴到了教室外面的墙上。整个学校凡是能贴大字报的地方，全都贴了大字报，已经基本看不到墙壁了。
忙了一阵大字报后，学校就开始组织开批判会。发言稿是老师给写的，安排班干部去念。我也上台念过，但老师写的内容是什么，为什么又是批判，又是打到，根本就不懂，反正照着稿子念就是了。批判会的会场上还安排专门的人带头喊口号。人家喊什么，我们就跟着喊什么。至于为什么打倒，能不能打倒，那就不关我们的事了。
这样有学校和老师组织的大批判，热闹了好一阵子。
大概是上秋的时候，天逐渐凉了，早晚不穿长袖衣服就会感到有点冷。正赶上一个星期天，我正蹲在院子里给猪挠痒痒，就听见外面有人喊。“红卫兵来了”。
我还是头一回听说有“红卫兵”这个名称。我知道有戴着红领章、红帽徽的兵。除此之外还有民兵。“红卫兵”是啥样的兵？我急忙跑到大街上。这时，一辆解放牌大汽车从市场那边开过来，停在了职工大楼前。我这才看清，那不就是技校的学生吗。
技校全称叫煤矿技工学校，算是矿区的“最高学府”了。他们胳膊上戴着红袖标，上面写着“红卫兵”几个大字。原来这就是“红卫兵”啊。
解放牌大汽车拐了个弯，车头对着职工大楼正门停下了。车上的“红卫兵”纷纷跳下来，足有三十多人，一部分人留在车下，另一部分人径直冲进了职工大楼。不大工夫，一个三十岁左右的男青年被五花大绑地押了出来。几个“红卫兵”抻胳膊拽腿，像扔东西一样，把五花大绑着的男青年扔到了大卡车上。早已等在车上的“红卫兵”把男青年拽起来，拿出准备好的纸糊的尖尖的高帽，不由分说地给戴上了，又在脖子上挂了一块大大地牌子。等到车下的“红卫兵”全部跳上车，汽车就调头开走了。
隔了不几天，更大规模的行动开始了。打着“破四旧”横幅的“红卫兵”，开着好几辆大汽车，又出现在我们矿区。
这一次，他们把“四旧”破到了居民家中。他们不需要任何人许可，就可以肆无忌惮地闯进任何一户人家，可以破坏任何他们认为是“四旧”个人物品。可以这样来概括。他们见到瓷器就砸，见到花盆就摔，见到年画就撕。就连过年时贴在门上的对联，也被他们扯下来烧了。
矿职工住宅不算大，但也不算小，五大片住宅，几千户人家。红卫兵不可能一下子都走到，但他们的行动，着实把矿工家属吓坏了。不少人家，还没等红卫兵上门，便自己把家里养的花从花盆里拔出来，把挂在墙上的字画、年画还有对联扯下来，扔到大门外，免得红卫兵再闯进屋里瞎折腾。一些胆大的人家，把舍不得扔的瓷瓶藏进箱子里，塞到鸡窝里。胆小的不敢藏，就连同瓷瓶也一起放到了门前。
技校“红卫兵”“大扫荡”过后，小学高年级也学着他们的样子，戴上了红袖标，成了小“红卫兵”。
小学的“红卫兵”倒是没敢去“破四旧”，只是在学校疯狂地写大字报。开始，学校还给他们发大白纸。但架不住一百多名学生天天写。白纸发没了，改发道林纸（也就是黄纸，用草浆制的）。后来，学校连道林纸也没了，大字报就写不下去了。这时候，高年级的学生想出了一个办法，让我们三四年级（一二年级的学生早已不上学了）的学生派代表，跟着他们教育处“造反”，去要“大批判武器”。教育处张老师接待我们，在一阵口号之后，他拿来几捆白纸，还有一些毛笔和墨汁。一捆纸很沉，一个人根本扛不动，就把整捆的纸打开，让我们分开拿。我们一个个汗流脊背地把东西扛回教室，又全部都被高年级学生收走了。我们算是当了一回免费运输工。
一边是高年级学生写大字报，另一边老师们开始批斗校长。起初是在学校办公室里批斗，只有老师们参加。后来就拉到操场上批斗，高年级学生也参加。批着批着，老师就夺了校长的权。还成立了几个战斗队，有叫“井冈山”的，有叫“星星之火”的，还有叫“风雷动”的。学生跟着老师学，也成立了好多战斗队。校工不再干活了，校长和教导主任成了校工，开始里里外外地打扫卫生。不久，又有老师被揪出来批斗，整个学校彻底没人管了。
不上课了，我们还是“上学”，只不过内容变了。教室变成了游戏室，两张桌子间搭上根竹竿，就是跳高架子。几把椅子叠起来，看谁能站到最高。反正是变着花样玩。这样过了几个月，突然有一天，高年级的学生来到我们教室，向我们宣布：从今天起，这里是我们战斗队的司令部了，你们不许再进这个教室了。
我们根本不敢惹他们，惹急了就要挨打。当时就乖乖地离开了教室。这一别，竟成了向小学母校的告别。从那一天开始，一直到一九六八年暑期复课升入初中，再也没有进过我曾经学习生活过三年的教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