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卫兵既不是天生就想造反，也不是天生就能造反，更不是天生就会造反。如果不是袖子上的红袖标，他们不还是原来的那个他吗。他们也是父母的孩子，她们也有兄弟姐妹，他们同样是血肉之躯，同样有七情六欲，同样有人的需求。要说改变这一切的，还要归之于“文化大革命”。
当年的“文化大革命”，也不是人人都拥护，人人都赞成的。应该说上上下下都有阻力。“文化大革命”过程中搞的红卫兵大串联，其初衷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
大串联起于“炮打司令部”那张大字报之后。要解决“水泼不进”，“针插不进”问题。
一九六六年夏天，全国出现了学生大串联。最初，大串联是以“长征”的名义开始的。来自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的大中专学生扛着写有“风雷动”、“井冈山”以及“驱虎豹”等各自战斗队名称的大旗，从四面八方，徒步前往北京。八月，毛主席在天门广场第一次接见了红卫兵。此后，全国各地涌向北京的学生越来越多，进京的方式，也由徒步改为乘坐火车、汽车。
我所熟悉的中学生，还有部分小学六年级学生，都出去串联了。他们时间短的走了个把月，长的有的小半年。还有走的时间更长的，两年多没有回家。
红卫兵大串联完全是免费的。他们空着两手出去，自己不用拿一分钱，不用拿一两粮，仅凭着一张红卫兵组织的介绍信，就可以行遍全国，吃遍全国。
不知当年参加大串联的到底有多少人，也不知道服务于大串联的有多少人。但仅从“全国大中专学生”这个范围上，就不难想象其人数之众。比当今“春运流”还大的大串联，需要一笔多么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去支撑。仅仅是为了动员和发动，就抛洒了如此巨资。这不该是一个巨大的浪费吗。这句话没人敢说，这笔账也没人敢算。
眼看着别人走了，去了祖国的心脏、向往的北京，我们的心也蠢蠢欲动。可是，我们自己没有组织，没有人肯给我们开介绍信。也没有人肯带上我们一起走。加上我们人小胆子也小，还有家长在那管着，自然就与大串联无缘了。
像北京那样远的地方去不了，家跟前的地方总还是可以去的，反正早晨去了，晚上就可以回来，家长也不知道，就权当出去玩去了。
我们“串联”的唯一选择就是去锦州。这里离我们很近，坐火车两个小时就到了。第一次去锦州，心情挺忐忑，不知道没买车票让不让我们上火车。走到车厢下的时候，徘徊了好一阵子，看看也没有列车员在车门口验票，就悄悄地溜了上去。
这趟车主要是为专沿线职工通勤服务的，从锦州始发时人比较多，回去的时候人就不多了。我们几个进到车厢里，找了一个靠近窗户的位置坐下。
“哎，你们说咱这叫串联么？”大宝没头没脑地问。
“这叫啥串联，也没毛主席接见。”二胖说。
“串联也不都是接见，我哥去上海也没有接见啊。”二芬的大哥念高中，从大串联开始，已经走了很多地方。
“我看咱这不叫串联，也没有介绍信，去一天就回来了。谁串联还不走十天半个月的。”平时话就少的赵小羽也有自己的看法。
“啥串联不串联的，就是串门也比在家呆着强。”兴奎的态度最明确。
几个人你一句我一句地议论了一道，快到中午的时候，火车到了锦州。几个小孩子第一次独立地来到锦州，站在站前广场，丁字形的大马路摆在面前。偌大的锦州，对我来说就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不仅眼睛不够用，脑袋也不够用了。到底该朝哪个方向走，还真就拿不定主意。
“一直往前走，回头还能看见车站，肯定丢不了。”还是兴奎有主意，提了一个很好地建议。
几个人顺着马路往前走，过了丁字路口，看见街边的路牌上写着“中央大街”几个字，才知道这是锦州的一条主要街路。
在我这个山沟孩子的眼里，这里已经算得上很繁华了。街路两侧每隔不远就有一盏路灯，还不时有公交车从身边开过。路两边一幢挨着一幢的楼房，虽然只是二三层楼，但在我眼里已是很“高大”的建筑了。特别是街面上有那么多商店，几乎一个挨着一个，更给我一种进了“大都市”的感觉。摸摸兜里连两毛钱都不足，就只能在街上溜溜，连进商店的勇气都没有。
几个人漫无目的的在街上溜达，不时回头看看车站，很怕万一走错了，找不到回去的路，也就没敢远走，到了百货大楼，就折回去了。
这就是我们的第一次“串联”。以后又去了几次，路也熟了，胆子也大了，像老马路、北门口、烧锅大坑这些商业区，都溜达个遍。但每一次去都是在街上跑一天，然后饿着肚子回来。这和人家红卫兵大串联就没法比了。这样去了几次，感觉也没太大意思，也就不再去了。
我们的“串联”是逛街，人家红卫兵的串联是“取经”。红卫兵大串联后，“文化大革命”逐步升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