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串联后，“文化大革命”开始全面升级。
大中专院校斗“走资派”，批“反动学术权威”。学生专了老师的政，夺了校长的权。然后，就像自己是救世主一般，又从学校杀向社会，参与到地方、企业，以及农村的“文化大革命”。
与“破四旧”阶段不同的是，这个时候，企业工人也由开始时的旁观者，一下子变成了“文化大革命”重要力量。
产业工人的参与，使“文化大革命”由意识形态领域，迅速转向了政权领域。企业里的党、政组织瘫痪了，领导干部普遍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揪斗、被批判，被关进了牛棚。
整个矿区，到处都在抓“牛鬼蛇神”，“清理阶级队伍”，斗“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批“反动学术权威”。搞得乌烟瘴气，人人自危。
住在同一片住宅，从小一起长大，算得上光屁股娃娃的几个同学，因为“清理阶级队伍”的原因，家里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
就说住在我们家后趟房的肖华吧，他爸爸解放前在老家被抓壮丁，当了几年GMD兵。就因为这一点，被“群专指挥部”在档案里查出来，抓进了“牛棚”，定为“GMD残渣余孽”。先是挂着大牌子，被人押着在住宅区到处游街，又在全矿各科队轮流挨批斗。这几个月下来，原本五大三粗的中年汉子，头也白了，腰也弯了，形如枯槁。
批也批了，斗也斗了，就那么点事，再怎么批判下去也没有了新内容。“群专指挥部”决定，召开公开处理大会，宣布将其开除公职，遣送回乡，接受监督改造。
封建社会讲株连。一个人犯法，不仅要株连全家，有的还要殃及九族。这都新社会了，还会有株连吗？其实，在“文化大革命”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这几个字，就完全可以知道到底有没有株连。
遣送回乡这个决定，并非只针对肖华父亲一个人，它意味着肖华一家将要和父亲一起，离开他生活了十多年的矿区，回到那个他并不熟悉的遥远故乡。
记得遣送他们家回乡的那天早晨，一挂马车停在肖华家的房山头，几个带着红袖标的造反派站在那里，如临大敌一样，指挥和监视着这一家老少往马车上搬东西。
肖华的父亲和母亲一趟趟地从屋里往外搬行李，连头也不敢抬。肖华跟在父母后边，吃力地扛着一个包裹，费了好大劲才送到车上，然后又转身回去，继续帮助父母搬东西。
尽管他们一家搬东西很吃力，但我和一些邻居一样，只能站在自己家的房山头，远远地看着他们装车，也不敢上去帮忙。因为，这既是“阶级感情“问题，也是”阶级立场“问题。要是过去帮助搬东西，不仅帮不上忙，还会被扣上”划不清界限“和”立场不稳“的帽子，说不定也会被拉去挨批斗。
在造反派的监督下，简单的行李很快就装上了车，赶车的车老板用绳子简单地固定了一下，吆喝着马车调转方向，往山坡下走去。
眼看着马车一点点地向我们靠近，然后又一点点地走远，我们能做的就是站在那里呆呆地看着，既不敢靠近，更不敢说话。只能眼看着他们一点点地远去，直到从视线里消失。
肖华一家的遭遇还算好的，最起码没有家破人亡，就是回农村，也是亲人们一起回去的，相互还有个照应。和肖华家相比，封三家的遭遇可就惨多了。
封三大名叫封吉明，因为在家排行老三，我们都习惯叫他封三。他家住在另一片住宅，与我们家相隔也就几百米远，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封三才到我们班。
封三个子不高，人又很瘦，同学们说他长得跟球似的，意思是没长开。老师安排座位的时候，就把他安排到了第一排。别看他人长得瘦小，但很机灵，说话也很逗哏，时不时地总能整出几句让人笑到肚子疼的话。
封三的父亲也在矿里上班，干的是每天送工人升井、下井的绞车司机工作。这个活在矿上是辅助工种，每天坐在绞车房里，操纵着控制手柄。绞车司机的工作累倒是不累，就是责任重大。一个罐笼，一次就坐进去二十多人，每天有几百个工人上下井，所有下井、升井人的性命都掌握在他手里那两个手柄上。罐笼在竖井中的每一次升降，都必须准确无误，稍有闪失，就是人命关天。据说封三的父亲工作很出色，还被评过先进。
就是这样一个踏实工作的普通工人，也是因为旧社会当兵的事，“群专指挥部“就怀疑他是“特务”，就通知他回忆自己的历史问题，主动交代。
“群专指挥部“通知回忆自己的问题，在当时来说就意味着要失去人身自由，要被关进“牛棚“，被游街，挨批斗。
挨批斗是一件十分恐怖的事情。不仅要戴上钢筋焊制的高帽和木制的大牌子，还要挨皮鞭，坐“喷气式“和”上大挂“。这一通熬下来，人就是不死，也要脱成皮。
封三父亲也看过别人被游街、挨批斗，当然知道其中的滋味，也惧怕这样的过程。第二天当班的时候，根本就没有进绞车房，独自来到了井口，趁人不备，纵身跳进了矿井。
矿井的深度具体有多少米我说不清楚，但我知道，以黄海海平面为基点，矿井的深度已经到了-100米。再加上当地的海拔高度，咋样也有三百多米吧。这么深的矿井，别说是人，就是一个物件掉下去，也会摔得粉碎。
一个一百多斤的大活人跳下去后，仅用一个草袋子就把尸体装上来了，连个全尸都没有。这还不算，人死了还要背上“畏罪自杀“的罪名，连抚恤金都没有，孩子老婆还跟着抬不起头来。
纵然能有一点点的正常思维，有一点点的正常程序，也不会出现如此悲剧。
没有行为、没有调查、没有证据，怎么就定为了“特务“，拿什么来定论？
记得我刚参加工作时一位矿“革委会”副主任（文化大革命中曾任“清理阶级队伍领导小组材料组组长”，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被定为犯有严重错误，开除党籍）说过的一句话。“你是不是有问题，不是你说了算。是我说了算。”“我说你有问题，你就有问题”。在那个以言代法，权力大于法的年代，“我说了算”这句话不是那个时代再真实不过的写照吗。
我不忍心去写我见过的那些批斗会的血腥场面。那如同揭开别人身上刚刚愈合的疮疤，不仅旧伤之上添新痛，而且近乎于残忍。我只想再说说那些在运动中逐步升级了的东西——被批斗者头上戴的高帽子已经不再用纸糊了，改成了钢筋焊制。挂在被批斗者脖子上的纸牌子、木牌子也已经换了铁牌子。打人已经从用系裤子的皮带改为电缆线，而且里边还有铜线。折磨人的方式五花八门。从低头弯腰到“喷气式“、跪碎石头、”上大挂“，甚至把活人埋到土里、放到火车道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