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这是副统帅的指示。
在学校停课后第三个年头的一天早晨，矿广播站的高音喇叭，广播学校复课的通知。到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通知的内容：“红卫一校的革命师生注意了，遵照党中央、毛主席的最高指示，从明天起全校复课。一到三年级的革命同学到红卫一校报到，四五年级的革命同学到红卫三矿中学报到。”
这是毛主席的指示，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必须坚决彻底，不打折扣。毛主席知道我们想上学，知道我们该上学了。毛主席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
复课了，又能上学了。这个消息对我们来说已经盼了很久了，现在终于盼来了。我和大宝还有二奎，生怕还有哪个同学不知道复课的消息，就约定分头去通知附近的同学，中午到二奎家集合。
我因为去山上住宅，回来的晚了点，等我赶到二奎家时，薛小胖、赵小羽、二芬还有良子等十几个人都已经到了，正在七嘴八舌地议论着明天上学的事。
“你们说带不带书包啊。”二奎问。
“我看不用带书包。广播里也没说让带呀。”二芬接着说。
“对，带不带都没用。头一天也不能发书。”良子表示赞同。
见我进来，薛小胖说：“班长来了，让他说带不带书包。”
“先看看再说呗，也没书可背，忙啥带书包。”我说。
“咱就先空手去，先看看学校啥样。”陈玉平接过话茬。
“那咱就都别带。”好像怕有人带书包似的，薛小胖又加了一句。
从我和陈玉平进屋就一直没吱声的赵小羽，在一边慢声拉语地说。“你说咱们四年级都没念完，一下就上中学了，能行吗？”
“咋不行，又不光是咱们自己，别人能念咱就能念。”良子不服气地说。
“可不是咋地，别人不也和咱一样，怕啥。“二奎和良子一个意见。
“你们谁去过学校？“我问大家。
“我去过小凌河大桥。“良子说。
“我还去过大桥呢。不就是游个泳吗。你去没去过学校。“我强调说。
“那我没去过“。良子回答道。
“算了，明天去了不就知道了。“二奎说。
“也不知道老师能不能送咱们去。“女生就是心细，赵小羽竟然想到了让老师送。
“别净想美事了，老师还得管新学生呢，哪有功夫送你。“良子抢白道。
就这样，大家你一句我一句的议论了大半天，看看该回家吃饭了，便约定第二天早晨六点钟在小火车站集合，就各自回家了。
小火车早晨六点半才进站，我们不到六点钟就到了。这全都是第一天报到给闹的。
通勤车进站了，我们一窝蜂地涌向车门。看到这么多孩子往车上挤，列车员急了，站在车门口拦着让我们买票。小火车也不是没坐过，啥时候买过票。我们一边起哄，一边往车上挤。眼看火车就要开了，列车长怕出事，就招呼列车员放我们上车。这样，两百多学生才全部上了车。
列车走了近一个小时，在一个叫六栋房的车站我们下了车。这六栋房是一片工农混杂居住区。大概是以市场分界，市场的东边是一个自然屯，居住着百八十户农民。市场往西，是矿职工住宅，也有好几百户。我们学校就坐落在这片居民区里。
学校是新设立的，校舍却是过去的旧房子。我们这届升入初中的一共有两个年级，也就是我们四年级和上届的五年级。我们这届是四个班，学校所在地还有同届的四个班，加加在一起是八个班。报到那天，两届学生，总共十四个班，七百多人。学校要求按照小学时的班级列队，等候开学典礼。
说是开学典礼，别说设立主席台，就连一个会议横幅也没有。七百多人对着领操台，参差不齐地站在操场上。校革委会主任上台讲话。说了足有半个小时，到底讲了些啥，会场太乱，根本也就没听清楚。接着，好像姓何的校革委会副主任，拿着厚厚一摞名单，开始分班。我被分到了一连七排（当时班级已经不叫班了，都是按照部队的叫法，年级叫连，班级叫排）。然后按照新编的班级，由班主任老师带着，回到各自的教室。老师又开始点名，按大小个安排座位。忙完这一切，半天就过去了。
临放学时，老师公布了几个同学名单，说是排干部。接着宣布，学校要组织各排干部办两天学习班，其他同学放假两天。
谁当排干部是由学校指定的，没有学生推荐，也没用学生投票。老师公布的名单里有我，但我在“排委会”担任什么，我还不知道。
第二天，在学习班开始前，老师把我们五个“排委会”成员叫到一起，公布了分工。我任排长，另一个女生任政治干事，剩下的三个是委员。
两个地方的孩子一下子参合到一起，自然少不了出现一些纷争。八个班，几乎每个班都分成两伙，有时，因为一点小事，就会动手打起来。学校的秩序很乱。
由于两地的学生经常发生纠纷，不仅班主任管不了，学校也压不住。实在没有办法，学校不得把刚分不久的班级拆散，让原来是哪个班的，还回到那个班。重新分班，虽然减少了班里面学生之间的矛盾，但学校里学生之间打架的事还是经常发生。都是一些十多岁的孩子，出现一些打架、骂人，课堂上顶撞一下老师，或者逃逃学，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批评教育一下也就算了。但校革委会却不这么认为，把这一切都说成是“阶级斗争新动向”。为此，还专门召开了全校师生动员大会，动员学生要擦亮眼睛，检举揭发破坏“复课闹革命”的坏分子，同他们做坚决的斗争。学校里打击破坏“复课闹革命”坏分子的斗争开始了。
学校成立了“红卫兵纠察队”，由校革委会直接领导，主要负责对被列入学校“办班”名单的“坏分子”的管理。开始是集中办班，晚上还让回家，办了一段时间后，一些表现好的学生就算结业了，可以回到班级重新上课。还有个别“顽固不化的”，革委会决定由“红卫兵纠察队”二十四小时看管。那个时候，别说是学生，就是被学校关起来的学生家长，也不敢提出异议，只能按照学校的要求，按时来给送饭。这样的做法持续了有一个学期，后来不知是什么原因，把抓起来的学生都放了，“纠察队”也解散了。
在此期间，学校还发生了一件事。七排排长王国友喜欢画画，平时好画个花鸟鱼虫，有时也给同学画个头像，大家都说画得象。一天，他拿出一张白纸，照着教室前面的领袖像画起了素描。毕竟是第一次画，勾勾抹抹，说不像又像，说像又不像。画完了，就顺手扔到了课桌里。这张纸不知是谁给交到了校革委会，说是丑化领袖，被学校给“专政”了。在全校十多个班，轮流着接受批判。临近毕业，有了一次考学机会，也因为政审不合格，连参加考试的机会都没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