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农村回来，学校也没急于听“宣讲”情况汇报，先放了三天假。在“青年点”住了半个月，别说洗澡，有时连脸都不洗。这倒不是因为懒，实在是太冷。早晨起来，脸盆里的水都冻着一层冰，根本没法洗脸。
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带着满身的疲惫，跑到职工浴池，在蒸腾着水蒸气的大池子里，舒舒服服地泡了个热水澡。回到家时，已经快到了吃午饭的时间。就着剩菜，咬了一个馒头，就跑到小屋捞觉去了。沙家浜的新四军是“一觉睡到日西斜”，我这是一觉睡到日西下了。醒来时天已经黑了。父亲也刚下班回来，正准备吃饭。见我起来了，问我。你放几天假？
三天。我说。
你舅来信了，你看看。父亲把信递给我。
这话问的可怪了，舅舅来信和我放不放假有啥关系。我一边想，一边接过信。
舅舅的信写的很简单，一张纸还余下了一小块。前面是他们那一代人写信惯用的四个字“见字如面”。再往下看，还真有大事。舅舅说，他家的孩子得了一种骨病，听别人说阜新的一个小镇的中医院有一种中药，效果挺好，问能不能帮助去买一下。看来父亲问我放几天假是针对这个的。
爹，那我明天去一趟。我问。
你能找到地方吗？父亲问。
拿着信打听呗。我说。
你要能行就去吧。父亲说。
我都这么大了，咋还不行。我挺有信心地说。
父亲当时正在矿上当掘进队长，不仅白天要上班，晚上还经常值班，根本离不开。所以就只能我去了。
第二天一早，我背着黄书包就上车了。从南票到阜新，还要经由锦州倒车。到锦州时，已经快到晌午了。到售票处站排，买了一张中午的票。一看时间，还有不到一个小时，也没敢去吃饭，就进了候车室。
那家小中医院是在锦州到阜新中间的一个地方。具体叫什么名字，已经忘了。大概离阜新不远，是一个小车站，下火车走十几分钟就到了。记忆中那是一个不大的农家院子，院子里有不少人排队等着就诊。真没想到，这么一个小地方的小医院，名声竟传了那么远。看来还是“酒香不怕巷子深”。
人很多，轮到我时，已经好几个小时过去了。
老中医问我给谁看病？
给我亲戚。我说。
有诊断吗。他问。
应该诊断了，没给我带来。我回答。
你先说说吧。他说。
我怕自己说不清楚，掏出舅舅的信说。您看看吧。
老中医接过信，拿起放大镜看了一下，然后问我是男是女，多大年纪，有病多长时间，都用了哪些药。他问的有些我能说清楚，有的我也不知道。他听了一会说。你先开三付中药，回去吃吃看，好了再来开。然后就开了一张单子，让我到下屋去抓药。
老中医开的不是中草药，而是研磨好的中药面。发药的男子告诉我，一天三次，每次用五分钱硬币称五下，用温水服。
等到开完药，已经快黑天了。不知道返回锦州的车是几点，背着一大书包中药，急急忙忙地往车站赶。
也许是到了晚间的缘故，小站的候车室很冷清，零零星星的几个人，围着铁炉子烤火。我直奔候车室内的售票窗口，一打听，最早的火车要九点钟进站。买好了车票，又到车站外唯一的一家小商店买了两个面包和一瓶汽水。从早晨离家到现在，还水米未沾呢。
我拿着面包和汽水，也凑到铁炉子前，一边烤火，一边吃饭。也真是饿了，不大工夫，两个面包加一瓶汽水，就被消灭掉了。掏出手绢抹了抹嘴，才抬头打量了一下这个小候车室。
候车室很简陋，售票室和候车室同在一个屋子，候车区摆着两三排长条椅子，没有大车站那种暖气设备，唯一的取暖设施就是那个铁炉子。因为屋子不大，而且还围着铁炉子，也就没感觉怎么冷。这样过了一会，一列火车进站，候车室开始检票，几个要赶这趟车的人站起来检票去了。
列车开走后，候车室里只剩下我和一个与我年纪相仿的姑娘，面对面在铁炉子旁烤火。
你也是来买药的吗？和我一同烤火的姑娘说话了。
是，也是来买药。我回答。
家里人得病了？她问。
是一个亲戚。我说。
这天也真冷。今天晚上能到家吗。他又问。
明天吧，还要倒一次车。我说。
那你参加工作了？我长得也“不着急”啊，咋看我像上班的呢。
念技校呢。我们那习惯把我们学校叫技校。我回答说。
那挺好。她说。
你现在干啥那？她问了我那么多，我反问道。
教书。她说你是老师，教几年级啊。我有点惊讶，年纪和我差不多，竟然是老师。
教中学。他仍然不紧不慢地说。
那你可真厉害，这么早就是老师。我挺羡慕地说。
我还挺羡慕你上学呢。要是有机会，我还想继续上学。她说你都是老师了，还能念啥？我当时并不知道还有硕士、博士研究生。以为大学毕业就是最高的了。因此这样说。
没机会了，要是有机会，我真想去考研究生。她说这话时，略带一点伤感。
还有研究生，都学啥呀？我有点奇怪地问。
比大学学的要深，要进行专门的课题研究。他解释说。
哦，还有这么高的学校。我真羡慕死了。我这样想。
你还没告诉我你在哪个学校呢。她说。
我刚把校名说完，检票员就喊开始检票了。她要坐的正是这趟车。她忙着拿出一个小本子说。给我留个地址吧。她说。
我接过来，匆匆忙忙地把姓名地址写在了她递过来的小本子上。
列车开走了。候车室里就剩下我一个人。我有点后悔，咋没问问她的姓名地址呢。
回到学校，又开始了紧张的学习，这件事也就淡忘了。半个多月后的一天，铁成去收发室取报纸，回来时喊我，清洲，有你的信。
我咋还能有信呢，我有点奇怪。地址我又不熟悉，是不是邮错了？再一看名字，写的确实是我。
回到座位上，撕开信封。这不是在阜新那个小车站认识的那个人吗。再看信的落款，她叫萨仁格日勒。很美的一个蒙古族名字。
后来，我们相互间多次通信。谈理想，谈学习，谈未来。这样一来，我收信的频率就很高了。一个本地学生，有那么多的外地来信，就引起了辅导员老师的注意。一天，辅导员老师找我，问我是不是谈恋爱了。哪有的事啊。我说。
那你咋那么多的信？老师问。
我撒谎说是亲戚。
辅导员老师找我后，我给她写了一封信，告诉她老师说我了，以后我们尽量少写信。从那以后，我们再也没有通过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