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时，人们把知识分子统称“臭老九”，也叫“反动学术权威”。记得矿务局大会批斗“走资派”时，一个人拿着一块煤矸石（到底是煤，还是煤矸石，台下的人也看不清）问总工程师，这是煤，还是煤矸石？总工回答：煤矸石。问话人举着那块黑石头，大声地说：这就是满肚子稀屎的总工，连煤和煤矸石都分不清楚。
其实，这是一个两难的命题，东西在他手里，无论你怎样回答，都是错误。
在别人眼里，张老师也算这类的“臭老九”。但在我们编译组，那可是绝对权威。无论是谁翻译的文章，要是他看了通不过的，没有商量余地，就是一个字——改。也仅光是绝对权威，全组的人都特别尊重他，他自己也没有架子，高兴了就哼几句我们基本听不明白唱的是啥的京剧。
编译组十一个人，忙活了近两个月，张老师又全面审了一遍，就交给处里定稿去了。
很快送审稿就拿回来了，除了个别字句，基本上没有大的改动。这时候，省里也来了通知，要求在月底前把编印完整的书稿一式五十份报送到省。除了要给省里报的，局领导、各处室，还有各厂矿，也要发。加起来总数要一百五十本。
这可是一个不小的工作量。送印刷厂印刷，整本书要排四百多块版，二十多天时间，靠人工拣字排出四百多块版，就靠报上印刷厂三个检字工，肯定干不出来。来的快一点的，还是手工刻钢板，蜡纸油印。于是，就决定采用蜡纸油印。
刚开始的几天，还是由组几个写字好的刻钢板，剩下的人油印。但一张蜡纸经常印不满一百五十张就坏了，还要重新刻蜡纸。这样，刻蜡纸的人手就不够了。处里决定，从矿上再借几个人专门印刷，组里的人也不管字好不好看了，全部去刻钢板。这样忙到月底，总算赶出来了。看着两大本油印的书，尽管很粗糙，但“谁的孩子谁喜欢”，我们还是很有成就感。
处领导也很高兴，李处长破例在招待所摆了一桌丰盛的晚宴犒劳我们，还给我们放了三天假。
《盐铁论》翻译完了，书也都印出来了，编译小组完成了使命，就要解散了。编译小组解散那天，开了一个总结会，处长挨个表扬了一番。意思是说，大家有很高的政治觉悟，非常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希望大家回到各自的岗位后，发扬在编译组的精神，干好革命工作。张老师也说了几句话，而且还很动感情。他说，在编译组这几个月，没想到大家这么努力，没想到大家这么尊敬和支持他。临近散会的时候，李处长宣布，由于还有一些后期工作没做完，处里决定留下三名同志，负责把后期工作完成。这三个人里有张老师、小贾，还有我。
说是我们三个做后期工作，但真正在编译组的就剩我和张老师，小贾从第二天起，就被抽到处里的理论组去了。
一天，处里来通知，让我和张老师一起去省里开《盐铁论》编译讨论会。
会议安排在了军区招待所。这是一座三层红砖小楼，院子很宽敞，在院子周边的围墙下，种着一排大叶杨。大树下，每相隔不远，就有一条石凳。午餐或晚餐过后，在院子里走一走，在大树下的石凳上坐一会，虽是盛夏，但也清爽。院子的门口，有哨兵站岗，院子里没有闲乱杂人，也就显得更加清静。报到那天，我被安排到了二楼的一个房间，和我同住一个房间的，是营口军分区的政委。
第二天会议开始，参会的人数并不是很多，大概有三十多人，都是参与翻译《盐铁论》的各单位代表。我能记住的有辽师大、大连红旗造船厂、抚顺矿务局、营口军分区等。
讨论是以辽师大翻译的为蓝本，先是介绍篇章，然后大家发言。讨论中也有争议，小到用词和注释，大到段落翻译。有时甚至争得面红耳赤。在整个争论中，一位头发稀疏，戴着老花镜，眼睛始终盯着书的长者，默默坐在会议桌的一头，始终一言不发。等大家争论的差不多了，主持人问：x老（我没有记住姓名），您的意见。x老或者说说自己的意见，或者表态同意，也就算通过了。别人也就不再发表意见了。后来我才知道，x老是辽师大中文系的教授，他一点头，就算定音了。
会议每天都重复着这样的内容，直到一天晚上的一场意外，才使讨论会连夜匆忙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