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们到处追赶着去抓麻雀的时候，我就像小尾巴一样，跟在一大群成年人的身后，使劲地挥舞着手里的小旗，去驱赶那些可怜的小生灵，即使跑得满头大汗，却也乐此不疲。
大凡运动，总有结束的时候。“除四害”告一段落后，母亲突然想起来长这么大我还没有回过老家，就决定带我回老家看看。
回老家的时候正是夏季。在开源下了火车，然后再换乘汽车。你可别以为会有大巴车什么的，那就太奢侈了。买了车票，通过检票口，一辆敞篷货车已经停在院子里。货车的后箱板放了下来，靠着大箱板斜放着一架木梯子，顺着木梯子爬上车厢，人就挤坐在敞开的车厢里。我和妈妈进去的比较早，在靠近车头的地方选了一个位置，倚着大箱板坐下了。
从开原到老家，有近一半是山路，爬坡下岭，坑坑洼洼，颠簸着走了过来。过了一个大岭后，路就开始平坦了。这段路基本上和一条河并行。妈妈告诉我，这条河叫清河，就从咱们老家的门前经过，妈妈就是喝这条河里的水长大的。
山是大地的脊梁，水是大地的灵魂。有了水，山川大地才有了灵性。清河水流经的地方，土地肥沃，到处都是稻田，远远望去绿油油一片。山区里出来的孩子，见过韭菜地，没见过水稻，就问妈妈：“老家为啥种了这么多韭菜，天天吃韭菜呀？”
“那不是韭菜，是稻子。你吃的大米就是它变的。”妈妈指着地里的水稻说。
“哦，雪白的大米原来是绿色的啊。”我似懂非懂。
在汽车上颠簸了两个多小时后，我们在一个叫田家街的地方下了车，又往回走了一段路，就到了老家宁远屯。
屯子建在山脚下的一片平地上，由南向北，依次有八九排房子，清一色都是茅草屋顶，黄土泥墙。别具一格的是，每栋房子都在距离房山墙有一米多远的地方，像翘起的狗尾巴一样，突兀地立起一座烟筒，样子像是一个小岗楼，为那草房子站岗。
老叔的家在村子的最南面，紧挨着公路，一下公路就到家了。
老叔家的房子已经非常老旧，没有院墙，也没有大门，用树枝扎起的栅栏，就算做院墙了。院子里有一片菜地，在菜地的中央，长着一颗桃树，稀稀拉拉的几个毛桃挂在树上。院子里，老婶一个人在侍弄菜地。见到我们，赶忙在衣襟上擦了擦手，接过妈妈拎着的包裹，把我们带进了屋里。
奶奶坐在炕上，端着长长的大烟袋，正在点火。见我们进来，一拍大腿：“哎呀，我大孙子来了。”边说边往前挪了一下身子，把我拉到身边。“来，让奶奶好好看看。”
老婶安顿我们坐下后，出去喊老叔去了。
吃晚饭的时候，老叔说：“孩子都这么大了，头次回来。明天去他爷爷坟上看看，添把土。毕竟是大孙子，可惜老爷子没看着。”
第二天一早，老婶带着我们娘俩，就去上坟去了。
坟地在村子南面不远的一块地里，是解放前留下的。在这块地里，除了爷爷外，爷爷的父亲也埋在这里。据说爷爷是跟着父亲闯关东，从山东来到这里。在这里落脚的时候原本是哥仨。后来一个去了黑龙江，另一个去了青海，剩下爷爷一个人和他父亲在这里扎了根。
坟地不算太大，但很方正，四棵柏树分别栽在坟地的四个角上。老婶指着坟地里的两座坟说：“那座大的，是你太爷的坟，下面的是你爷爷的坟。你都给添两锹土吧。”
我接过铁锹，笨拙地挖了两锹土，分别放到两座坟上。
老婶和妈妈摆好供品，又烧了纸，说：“给你太爷和爷爷磕两个头吧。”
我走到前边，冲着爷爷的坟跪下，刚要磕头，就见坟边的一个土洞口里探出一个毛茸茸的红脑袋。“红耗子！”我顾不上磕头，指着土洞叫道。
“哪来的红耗子。”老婶和妈妈都没有看到，当然不信。
“就在那个洞里，缩回去了。”我指着土洞说。
“快磕头吧。”妈妈催促道。
老婶和妈妈不信，我也就不再说了。磕完头就跟着老婶回了家。
妈妈来的时候就没想长呆，打算上完坟后，第二天赶中午的班车回阜新。
从坟地回来，又跟老叔家的几个孩子疯玩了一整天，跑累了，吃完晚饭就睡了。
第二天一早，妈妈喊我起来吃饭，我睁开眼睛想爬起来，但右边的胳膊和腿不听使唤，怎么也爬不起来。妈妈以为我在赖床，不愿起来，就把我抻出被窝，让我站在炕上穿衣服。没想到妈妈刚一松手，我就摔在炕上。
“你看，这孩子怎么了？”妈妈着急地问老婶。
屋里的几个大人全都凑过来，老婶又试着扶我起来，但还是站不住。
这下他们全都着急了。“快收拾一下，上县医院。”老叔说着话，跑出去找车去了。
不大工夫，生产队的马车来了。老叔老婶撇下家，都陪着我去了县医院。
在县医院住了好几天，药也吃了，针也打了，就是不见好转。妈妈跟老叔说：“你们帮我把孩子送回阜新去治吧。”
一听这话，老叔的眼泪当时就掉下来了。“二嫂，孩子刚来两天就这样，我咋跟二哥说啊。”
“那有啥法，还是回到市医院去治吧。”妈妈说。
“二嫂，这孩子是不是碰着啥了？咱找个“大仙”看看？”老婶挺迷信，想到了上坟那天我看见红耗子的事。
妈妈也很无助，点头说：“那就试试吧。”
跳大神这样的事，在医院肯定是不行的。反正也已经决定回阜新去治了，就先出院吧。
就是在农村，跳大神也被看做是封建迷信，是不允许的。老叔去求生产队长，说：“孩子千八百里地回来，不明不白地得了病，你就睁一眼闭一眼地让“大仙”跳一回，我也算尽心了。”
大家都是乡里乡亲的，生产队长也就默许了。
到了晚上，老婶准备了火盆、净水，还有香和香炉，又拿棉被把窗户堵了个严严实实，这一切都做好了，“大仙”便开始“作法”了。
我趴在炕上，眼睛盯着“大仙”。“大仙”是个中年妇女，一身中式蓝衣蓝裤，腰上挂着长铃铛，手腕和脚脖子上带着小圆铃铛，手里拿着扇子一样的“牛皮鼓”。
“大仙”既不看病人，也不说话，先是生上炭火盆，然后自顾自地点燃三支香，又拜了几拜，就插在香炉里。在三支香烧了一会后，突然敲响手里的“牛皮鼓”，开始晃动腰身，鼓声和身上的铃声一齐响起，嘴里还念叨着谁也听不懂的语言。这样做了一会，“大仙”停下来，拿起柜子上的毛笔，写了“一道符”，随手点火烧了，让纸灰落在了“净水盆”里。“大仙”端起这盆落了纸灰的“净水”，天上地下地点了几下，又在我的头上点了几滴，“法事”就算做完了。临走的时候，留了一句话，说是我爷爷喜欢我，摸了我一把，没什么大事，睡醒一觉就好了。
也不知道是打针吃药起了作用，还是“大仙”真的显灵，反正第二天一早，还真就站起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