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人争一口气，佛争一炷香”。其实，好多时候人并不知道自己要争的这口气到底是啥，也不知道这口气争的值不值得，或者说自己有没有资格去争，然后就这么糊里糊涂地争，争得面红耳赤，争得筋疲力尽，争得伤痕累累。
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在争。事过多年之后，我还时常在拷问自己，是我不谙世事，还是天真幼稚？好像都是，又好像都不是。也许是我们各自所站的角度不同，思维方式有差异，或者都为了一个面子。不管怎么说，我还是觉得在处理问题的方法上，我缺乏灵活，也不够艺术。同时，我也在想，当一个人可以决定另一个人命运的时候，社会还会给坦率和正直留下空间吗？
记不清哪位哲人曾经说过，当厄运降临的时候，如果你没有能力改变，倒不如微笑面对。就当这厄运是上帝给你的特殊恩惠。虽然有点阿Q的意味，但不如此又能如何。可我恰恰就没有做到。
从王副主任办公室出来，向科长做了一个简单的交代，就搭车回家了。
早晨，又该到赶火车上班的时间了，见我还没起来吃饭，母亲问我：今天不上班了？
单位没事，休几天。我不想让家人替我担心，便撒谎说。母亲信以为真，也没再催我。
平时每天都是正点上班下班，匆匆忙忙的一天很快就过去了，突然闲下来，心里总是空落落的。但话已经说到哪了，不管结果如何，也只能挺着了。
从参加工作起，包括节假日，我还没有像现在这样在家呆过。一个星期以后，父亲看我还没上班，就觉得有点不对头，问我是不是有事瞒着。那时还不像现在有年假，无缘无故在家呆一个星期，已经够长的了，再也编不出什么理由，就实话实说了。父亲说我不该由着性子来，单位是有规定的，别再挨个处分，让我抓紧去上班。母亲也说，干啥不是干，别拧着了。
话是这么说，可我已经在家呆了一个星期了，自己根本就没办法在去上班。再说，也不知道人事关系是在机关，还是到了“三八队”，该到哪上班也不清楚。就像俗话说的那样，烧香找不到庙门了。一切就听天由命吧。
就这样，一晃在家呆了一个多月。开工资的时候，“三八队”书记老郑来送工资，我才知道，关系已经到了“三八队”。老郑说：队里还有个材料员，你愿意干就干，不愿意干就不干，能给队里写个材料就行。
郑书记，我也不是说去“三八队”不好，我是在和王副主任赌气。他不是说要处分我吗，看他怎么处分。我解释说。
到队里挺好的，工资还比机关多，也不用你下井干活。郑书记开导我。
这已经有台阶了，再不就坡下驴，就是不知道好歹了。我说：郑书记，谢谢你亲自过来，明天我就去报到。
正如郑书记说的那样，“三八队”原来就有材料员，根本就用不着我跟着忙活。队里也有没有多少材料可写，我基本上算是闲人。
这人也怪，忙的时候想闲一闲，真的闲下来了，还挺闹心的。别人都有事可做，我一个大活人，整天坐在队办公室，算是怎么回事。
这回轮到我去求人了。我找到郑书记，问他井下有啥活。
老郑想了想说：你要是愿意干，井下电机车充电班倒是缺人。
行，我就去充电班吧。我答应道。
那你找小刘，开个领料单，把工具领了。郑书记交代。
我找到材料员小刘，开了领工具的单子，又准备了工作服，就成了电机车充电工。每天背着电工工具，给电机车电瓶换硫酸、充电，不像写材料那样挖材料、想路子，只要看好电流表，保证电瓶充足电，就完事大吉了。两个人负责一班，有说有笑，也挺充实的。
这样干了有一个月。一天，刘矿长从电机车充电室路过，看到我正在干活，停下来问：你啥时候背上钳子了？
不是王主任让我背的吗。我带着情绪说。
刘矿长没搭话，转身走了。
升井的时候，到矿灯房交了矿灯，正准备去洗澡，郑书记把我叫住了。
你今天和刘矿长在井下说啥了？郑书记劈头盖脸地问。
没说啥啊。咋地了？这一下倒把我闹糊涂了。
那刘矿长咋说我瞎安排？郑书记半信半疑。
刘矿长问我咋背上钳子了，我说是王主任让我背的。就这一句话啊。我把事情经过学了一遍。
你明天别干了，回队里坐着吧。郑书记说。
别地，我这不干的好好地吗。我说。
行了，你再干矿长还得找我。明天别下井了。说完话，郑书记转身走了。
刚刚到手的“正式”工作，就这样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