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而立”，这是孔老夫子说过的话，是老人家用来评价自己的。这个“三十而立，”不仅经常被后人所引用，也经常被后人所引申。而引申的意义则更被人们看重。
人到而立之年，该是进入成熟稳重、成就事业的阶段，即便不是事业有成，也该崭露头角了。或者这都略嫌其晚，不是有句俗话叫“三岁看到老”吗。看来人要是想有出息，还是越早越好。
但人和人之间毕竟存在着诸多差异。包括思维的差异，经历的差异，家庭的差异，教育的差异等等。由于这些差异，造成了人的年龄和心智有的时候成正比，有的时候又不成正比。就像有“小大人”和“老顽童”一样。其实，我的年龄和心智就不成正比。
当年我也算是“三十而立”，这个时候我已经在宣传部干了有两个多年头了。按理说进了机关，而且还做了理论干事，整天研究理论教育，时而上台讲课，就是不成熟也该被“催熟”了。可我偏偏不是这样，总是感性多于理性，就是在报刊上看了篇感人的通讯，也会鼻子发酸，感动好大一阵子。这样的性格，要是作为一个文人墨客，可能会有很大的裨益，可我却偏偏进了机关，从事了一个特别需要理性的工作。
很感谢我的“老部长”，他把我带进了这个门，又把我推到了宣传部长的岗位。
说是“老部长”，其实我还比他年长一岁，这种称呼完全是表达一种自发和自觉的尊重。我和“老部长”住在一片住宅，虽不是邻居，但也离得不远，平时上班经常碰到一起，慢慢也就形成了习惯，总是一个点出来，一起走着去上班。下班也是这样。一天，“老部长”在去开党委会，临走之前告诉我，等他开完会回来一起走。已经过了下班时间了，会议还没结束，我就往小会议室打了个电话，告诉他我准备先走了。“老部长”在电话里说，让我一定等他回来再走。
等就等吧，反正也不着急回家。放下电话，卷上一支老旱烟，漫无目的地翻着报纸。过了一会，“老部长”推门进来了。“呵，你这会议开的，还得场外陪会啊。是抽颗烟，还是现在走？”我开玩笑说。
你下楼一趟，杨书记找你。“老部长”说。
“别扯了，这都几点了，你刚开完会就找我。”我以为“老部长”是在开玩笑。
真的，杨书记在办公室等你呢。“老部长”说。
看样子“老部长”不像是在开玩笑，我问：“啥事啊，你先透透风。”
“去了你就知道了，我等你。”“老部长”说。
下到三楼，杨书记正在办公室，见我进来，就开门见山地说：“你们部长调到组织部，党委会研究让你接替。明天就交接工作。”
这个决定来的太突然，弄的我一点精神准备都没有，就顺口说：“我还没想好，让我再想想。”
“党委会已经通过了，你还想啥？明天接工作吧。”杨书记觉得我的回答很好笑。
从杨书记办公室出来，见到“老部长”我就埋怨：“你咋不先给我透透风呢？”
“这是组织上的事，我就一票的权力，跟你透啥风。”“老部长”说得很平淡。
“‘老部长’，你知道我这天生就不是当官的料，让我管宣传部，那还不得干砸了啊。”我对自己还是了解的，虽然时常上台讲课，那都是照本宣科，平时话很少，也不善于交往，当部长真的没信心，因此这样说。
“谁也不是天生就会，一边干一边学呗。”“老部长”一边说着，一边往楼下走。走到楼外，“老部长”说：“你也是宣传部老人了，工作上的事你也都清楚，没啥可交接的。有两件事需要你接办。一个是小刘爱人工作的事，我已经和综合厂联系过了，你再具体落实一下，小刘也就没有后顾之忧了。另一个是小胡家可能是没劈材了，你问问，帮他要点。”
“老部长”说的都是具体事，而且都关系到每一个人，我边听边点头。心想，跟这样的领导在一起，真是一种福气，就是累点也心甘情愿。
第二天一早，“老部长”主持了最后一次部务会，宣布了党委会议的决定。我也就算走马上任了。我这个“小官”严格地说还不能叫“部长”，只能叫负责人。因为在我接任的时候，我的政治身份还是非党。也不是我不要求入党，都是当初“棉袄事件”和“追谣打反”给闹的，入党问题迟迟解决不了。
尽管是负责人，已经当了“和尚”，就得撞钟。在“老部长”主持的最后一次部务会上，我已经表了态，部里的工作一切按部就班，我给大家做好后勤工作，算作总务，大家管“打仗”，我管“粮草”。
这个“粮草”管好了也不容易。就拿小刘爱人的工作来说吧，综合厂答应有“机会”就给安排，可这个“机会”啥时候来，就不一定了。等了有一个多月，还没有等来“机会”。没等小刘坐不住，我就首先坐不住了。
安排个临时工作，在当时也算个大事，人家综合厂又不是宣传部的下属单位，公事公办肯定不行，那就来点旁门左道吧。一天，快到中午的时候，给综合厂办公室挂了一个电话，知道厂长没出去，就直接去了综合厂。
“呵，啥大事让部长亲自来了。”于厂长见面就开玩笑。
“别叫部长，叫负责人。”我也笑着说。
于厂长拿过暖瓶，准备倒水，问：“有啥事电话里说不就得了，还跑一趟。”
“请你喝酒电话里能请吗？”我接着说。
“喝酒我请，也不能让部长请啊。”于厂长说。
“不管谁请，今天这酒是喝定了。”我说。
于厂长水也不倒了，站起身来说：“走，喝酒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