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名其妙得的病，莫名其妙地好了。既然病好了，那就赶紧回家吧。老叔老婶也不敢再挽留。当天中午，妈妈就带着我乘车回阜新了。
从老家回来不长时间，就赶上了爸爸所在的东北建井工程局往南票搬迁。
这已经是父亲到建井工程局后的第二次整体迁移了。如果说从辽源到阜新，是从城里搬到了郊区，那么从阜新迁往南票，就是从郊区进入大山之中了。
说到转移，无论是对建井工程局，还是对在这个局里工作的建井工人，都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建设工作者吗，本来就是四海为家，四处漂泊。就像拓荒牛一样，每到一地，就要开垦出一片土地，栽下一片树木，然后给别人来收获，让别人来乘凉。而自己又要去新的陌生的地方，再去开拓，再去栽树。每一次的迁移都是这样。
南票的全称叫锦西县南票镇，镇政府坐落在一个叫黄甲屯的地方，归锦州属下的锦西县管辖。
南票是一个名不见经传，又非常封闭落后的小地方。不仅不通铁路，甚至连像样的公路都没有。没有电灯，更没有自来水。在连绵起伏的大山之间，星星点点地坐落着一些小村庄。这里除了早晚村庄里冒出的袅袅炊烟，就再也没有冒烟的地方了。别说现代工业企业，就是粮米加工厂，也还是碾子、石磨加手摇风机。仅有的几个小的不能再小的煤井，没有任何开采机械，全都靠人工作业，手刨人背。
这里地处辽西丘陵地带，山多地少又缺乏水源，虽然是群山连绵，但都是光秃秃的石头山，只生杂草，不长树木。农民种地靠天吃饭，遇到干旱年头，连生命力最强的野草都枯萎了。所以有人说，这里是兔子不拉屎的地方。
听老一辈人讲，南票这个地名听起来很不起眼，但却大有来头。据说，在大清乾隆年间，“乾隆爷”钦发了两张“龙票”（也许相当于现在的采矿许可证吧）。大约是以朝阳为分界线，一张发到了朝阳以北，叫北票。另一张发到了朝阳以南，叫南票。如果这确是史实，那就可以理解为清政府划定了两片矿区的管辖和开采范围。到底是不是这样，无从考证其真伪。但南票和北票两个矿务局是确实存在的。
南票矿区小煤窑的开发、开采历史到底有多久远，有人说是清代以前，也有人说是清朝之后。但我所见到的有史料记载的南票最早规模化开采，是在小日本侵占我国东北时期，也就是一九四四年。在当年的五月，日本“南票煤矿株式会社”正式宣布成立，开始疯狂掠夺南票的煤炭资源。
东北建井工程局一九五七年挥师南票，一九五八年成立“南票矿务局”。矿务局成立的时候，也正是“大跃进运动”兴起的时候。
对于“大跃进”的历史，历来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肯定和否定的声音同时存在。作为我个人，即和研究历史不沾边，也和研究政治不搭界。我谈论“大跃进”，仅仅是表述我幼小记忆中的感觉和长大后看到一些评价后的个人倾向而已。
应该说“大跃进运动”的产生，有其历史的必然。
一九五三年，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起步，到一九五七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期间顺利完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本政治制度。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一九五八年召开的党的八届二次全会，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个总路线无疑是正确的，也是符合中国国情的。这一点至少我不怀疑。但在执行总路线的过程中确实出现了偏差。而且这种偏差随着“大跃进”的深入开展，不仅没有得到及时的纠正，而且偏离的越来越大。基本上可以这样概括：越到后来，偏差越大；越到基层，偏差越大。最后，把“大跃进”演变成了“大浮夸”、“大冒进”。
“大跃进”的错误在于，层层加码的工农业生产指标和层层加水的工农业生产捷报，又有各式各样的推波助澜，给决策者提供了虚假的信息和误导。而这些又恰恰迎合了决策者的某些心理，给“大跃进”以火上加油。
因此，在回顾历史，总结经验教训的时候，千万要记住：当假话、大话、空话可以大行其肆的时候，当实话、真话不能说，不敢说，说了也没人听的时候，其结果不仅仅是可叹和遗憾，更多的是不幸和悲哀。
“大跃进”留下的不仅是“三年灾害”，也为后来的十年“文化大革命”埋下了伏笔。
一九五八年，举国上下，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也不管内地还是边疆，到处都在轰轰烈烈“搞跃进”，到处都是风风火火地“放卫星”。人们为“赶英超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这样的理想目标而热血沸腾。在“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的口号召唤下，土法上马，土法炼钢，小冶炼遍地开花。这样的背景，也必然会催生煤矿建设的“大跃进”。加快建设新矿井，成为建井工程局的头号政治任务，也就理所当然了。
在“大跃进”全面兴起的时候，东北建井工程局整体搬迁到南票已经有一年了。但职工家属还留在阜新，没有随迁过来。为了解除职工的后顾之忧，也为了减轻阜新的城市负担。建井工程局在还没有来得及修建职工住宅的情况下，仍然决定当年就把职工家属从阜新迁移到南票。
听大人说，在动员家属随迁前，就有矿工家属到南票探亲，回来后没有人对南票有好感。有人曾形容南票是“面对两条沟，四面秃山头，出门迈三步，肯定踩石头。”也有人说：在南票出门走步，踩不到石头是神仙。有了这样一些传说，家属们就不大愿意随迁了。
愿不愿意随迁是老百姓自己的事，决定迁不迁是组织上的事。为了做好家属随迁工作，东北建井工程局开展了大规模、全方位的宣传动员。在阜新，从南票派来的文艺宣传队，轮番到家属区敲锣打鼓演节目。建井工程局派来的干部，登门入户搞动员。在南票，建井工程局连续召开党员会和职工大会，要求党员带头，干部带头。同时，还有集体迁移户口的硬性措施。我们作为党员矿工的家属，就只能带头随迁了。
往南票搬家的时侯，正赶上炎热的夏季。第一批随迁的矿工家属，从阜新早早登上火车（不是铁路客车，而是平时铁路运输货物的闷罐车。十几户人家，连同家具，都在一个车厢里），经过多半天的时间，列车停在了锦州西边的一个小站——女儿河站。
女儿河站是沈山铁路与锦州到南票铁路的交汇点。当时，锦州到南票的铁路还没有修通，女儿河是离南票最近的车站。从女儿河站下了火车后，建井工程局又安排了汽车。当我们走出火车站台时，一辆辆解放牌汽车已经停在了站前的小广场上。
按照建井局的安排，每两三户人家共用一辆汽车，并且都写好了编号。大人们互相帮助，把从火车上卸下来的行李往汽车上搬。我们小孩子坐了半天的火车，早就坐不住了，围着汽车玩起了“藏猫猫”。
五十年代的时候，人们还没有条件像现在这样搞家庭装修，买各种家俱，也不大讲究家庭摆设。而且在搬家之前又把水缸、酸菜缸这样一些不大好带的东西都变卖了，所以搬家时的东西都不多。另外，老一代煤矿工人常说自己是“吃阳间饭、干阴间活”，“四块石头夹块肉”，挣的钱是拿命换的。讲究大碗喝酒，大块吃肉。既不治家，也不攒钱。所以，需要搬的家俱就更少了。就是有的人家有些家俱，也不外是一对木头箱子，一个碗架柜，或者一张方桌子，几把椅子。因此，卸车和装车进行的都很快。没多大功夫，车就装好了。我们被大人抱上车厢，车队便如长蛇般慢慢地向前移动了。坐在车上，我又想起了在新邱看演出时“拉洋片”叔叔唱的：“百里矿区，高楼林立，满山青翠，瓜果遍地。”
真想快一点到那个“高楼林立”，“瓜果遍地”的地方，到了那里，不仅可以享受“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还可以敞开肚皮，大快朵颐，尽情地吃那里的甜美瓜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