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儿河地处锦州市城郊，归当时的锦州市郊区管辖。汽车车队在郊区路段行驶时，一路平坦的沙石路面，道路两旁笔直的大叶杨，枝繁叶茂，透过树叶，偶尔可以看到小鸟在枝头间跳跃。在大叶杨的后面，是满地绿油油庄稼，还有远处的村庄。
随着车队向前移动，景色也一点点地发生变化了。先是路边的树木少了，砂石路变成了土路。接着，远远地看到了大山，再往前走，渐渐地来到了大山的脚下。这个时候，连土路也没有了，汽车干脆就在满是鹅卵石的河滩上开行，要不是有大人抱着，在汽车激烈的颠簸中，说不定要把我们小孩子抛到车厢外面去。
这个时候沿途望去，那有什么高楼林立和瓜果遍地，甚至连一棵果树都没有见到。大多数的山头都裸露着灰白色的岩石，在较缓的山坡上，零零星星地开垦出几块农田，种着也许是玉米，或者是高粱、谷子之类的作物。除此之外，山茅草、荆条棵子，就是这些大山的植被了。这一路让我感觉到的是：路越走越破，天越来越窄，山越看越秃。我一边看着河道两边的秃山，一边在心里想着，也许到了新的家时，就能看到高楼林立和瓜果遍地。
我憧憬着我想象中的充满美丽色彩的新家园。
黄昏时分，我们三户人家乘坐的汽车停在了一个坐落在山坡上的村子里。村子不大，也就三四十户人家。由于地势的原因，房子依山而建，高低错落，朝向也不一致。村中的街道即不平，也不直，随山就势，斜斜弯弯。不知道是为了什么，几乎每一户人家的房顶上，都放着一个或大或小的石磙子。在这里住了一段时间后我才知道，这里的房顶用的都是三合土，夏季连雨天的时候，为了防止房子漏雨，在每场雨后，房顶的三合土将干未干的时候，每户人家都要登上房顶，拉着石滚子把房顶的三合土压实。
在这个地方，别说是高楼大厦，甚至连电灯都没有，人们还在使用煤油灯照明。我们新来咋到，还没有来得及去买煤油灯，就点燃几支蜡烛来照明。这对于我这个虽然不是生活在大城市，但也是在电灯下长大的孩子来说，突然没有了电灯，就是点上再多的蜡烛，仍然感觉不亮。再看看糊着纸的窗户，屋里也就更加憋闷，便哭着闹着要回阜新。
我的要求自然得不到满足。好歹也要在这里生活了。长大后我逐渐明白了，宣传吗，总是要带有一些蛊惑或者理想化的成分。如果都是现实，还需要宣传吗。再说了，人家宣传的是远景，是规划，也没说是现在啊。
就这样，我们成了这个小山村的临时公民。在这里住了几天后，我才知道，我们住的村子叫小西沟，是个自然屯，与一河之隔的大西沟属于一个行政村。
和我们租住同一个院子的还有另外三户矿工。房东大伯的姓名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他在解放前当过“胡子”，干过打家劫舍的勾当，也不知道是不是“劫富济贫”，反正家境挺富足，在全村不仅院子最大，房子最好，而且还娶了两个老婆。五间正房，两个老婆各占一半。大老婆住东屋，小老婆住西屋。老爷子两头住，两头吃。两房老婆相处得也算和谐。但还是看得出，凡事还是大老婆说了算。也许是受了当过“胡子”的爹的影响，或者是遗传了某种基因，反正老爷子的儿子和人合伙去矿上盗窃工作服，被公安抓住，最后判了刑。
都说辽西干旱，这句话在南票得到了印证。那个地方常年少雨，日照充足，庄稼地里的高粱叶子晒得都打了卷，用一支火柴就能够点着。但干旱少雨也有干旱少雨的好处，农谚不是说“旱枣涝梨”吗，这里盛产大枣，而且又脆又甜。就是干旱的另一种馈赠吧。
房东家是典型的东北大院套，不仅前院宽敞，后院也很大，足有两亩地。这么大的后院，其中一半用来种菜，其余的地方栽的都是枣树。这半院子的枣树，每到春季枣花盛开的时候，满院子都是淡淡的枣花香气，吸一口真是沁人心脾。
入秋时节，满树的大枣由绿渐红，挂满枝头。傍晚时分，迎着夕阳从树下斜望上去，那绿的叶，红的枣相映相衬，仿佛是大块翠玉中露出的一颗颗红宝石，煞是诱人。
老房东朴实热情。每当大枣成熟的时候，房东大娘就告诉我们这些小孩子，想吃就自己去树上摘。我也真想爬到枣树上，尝一尝刚从树上摘下来的大红枣的味道。无奈妈妈告诫过我，不许到后院去摘枣。为了怕我馋，还总是买些大枣放在家里。因此，我也就不敢去接近那片枣树，更不敢到树上去摘，只能远远地看着。
房东大妈见我们都不去摘，就时不时地端过一瓢枣，分别往我们几家送。一般都是顺着窗户往炕上倒。一瓢红彤彤的大枣从窗户倒进来，滚的炕上到处都是。每当这时，我就一边忙着说谢谢，一边忙着往一起归拢，装进一只柳条编的小筐里。在我的意识里，房东大娘送来的大枣，总比妈妈买来的好吃。
一个大杂院，住着五户人家，有种地的、下井的、做家务的，还有上学的。工农兵学商这五大类，一个院子就占了三个，叫工农联盟也好，称左邻右舍也罢，反正大家处的跟一家人一样，就连谁家包饺子，也忘不了给其他几家送一碗。用时下流行的话来评价，那才真叫和谐。
大杂院里五户人家和睦相处，亲如一家，最典型的要数过春节了。
矿区过春节，基本上还是延续农村的习俗。每年一到腊月二十三，各家各户便开始忙着为过年做准备了。
腊月二十三俗称“小年”，这一天要扫房子和“祭灶”。扫房子白天就完成了，“祭灶”要等到晚饭后进行。
“祭灶”在口语上叫“送灶王爷”。每年的这个仪式都是由父亲一手操办。晚饭过后，父亲把小饭桌放在灶台前，摆上水果、点心和最重要的小锅白糖，据说这小锅白糖是用来沾“灶王爷”嘴的。这一切准备完后，点燃三柱香，再拜上三拜，嘴里念道：“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恭恭敬敬地把灶王爷送上天。这“灶王爷”也就升天向王母娘娘禀告去了。
过完“小年”，送走“灶王爷”，就开始张罗置办年货了。
做豆包是置办年货的第一件事。先是把粘小米淘洗晾干，然后用石磨磨成面，再加一些黄玉米面，和到一起，放在面盆里醒上一个晚上，这面就算可以用了。然后将泡发好的红小豆煮熟，捣成豆泥，加上一些“糖精”，用来做馅。
做豆包前的这些准备工作，每家每户都可以独立完成。到了做豆包的时候，就不能各自为战了。因为那豆包可不是做一锅两锅，而是要做整整一大皮缸。每到做豆包的时候，院子里几户人家就要互相帮忙了，今天到你家，明天到他家，有的人负责包，有的人负责蒸，还要有人负责往帘子上捡，一忙就是大半天。蒸熟的豆包摆在秫秸帘子上，放在院子里冻，等到冻透后放进大缸里。这些豆包，能让一家人从腊月二十三，吃到来年的二月二。
蒸完豆包，就要赶大集买年货了。像年画、鞭炮、鸡鱼肉这些东西都要从集上买。这些都买齐全了，还要去供销社扯几尺布，给我们小孩子做一身新衣裳。
买回来的年货要收拾干净，放在外面的大缸里冻着，要等到阴历二十九才能拿出来解冻，三十才可以吃呢。
要说这些好吃的东西对我有吸引力的话，那更有吸引力的就是烟花爆竹了。赶集的时候，鞭炮、烟花都要买一些，而且是按需要买的。比如，小鞭和“二踢脚”要多买一些，因为从三十到初五，每天早饭、晚饭前都要放。烟花是留到正月十五时用的，不到时候不能动。这些鞭炮买回来，要用牛皮纸包好，放在“炕琴”底下，说是怕返潮，怕到时候放不响。
这些鞭炮年前是绝对不许放的，馋的我天天撅着屁股往“炕琴”底下看，趁大人不注意，还偷偷拿出来摆弄摆弄。越是着急，越觉得时间过得慢，好像年前那几天比以往的任何一天都长，觉得年三十来的太慢了。
小时候盼年，盼的是换一身新衣服，盼的是吃几天丰盛的饭菜，盼的是能疯跑疯玩、放鞭炮看秧歌，也盼的是犯了错误不会挨打挨骂。
每年的这个时候，不光是男孩子盼年，就是女孩子跳皮筋的顺口溜，也充满了年味。时至今日，我还能记起那段顺口溜：“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腊八粥，喝几天，哩哩啦啦二十三；二十三，糖瓜粘；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做豆腐；二十六，去买肉；二十七，杀公鸡；二十八，把面发；二十九，蒸馒头；三十晚上熬一宿，大年初一满街走。”你说这年味浓不浓。
盼年的味道很甜蜜，盼年的心情很着急。盼啊盼，终于把年给盼来了。吃过年三十最丰盛的晚饭，大人们就开始准备包饺子了。隆冬时节，天黑得特别早，不到六点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下来了。这时，各家的小孩子提着纸糊的灯笼，开始跑到院子里，从衣兜里拿出小爆竹，你点一个，我点一个，笑着闹着追赶着，嘈杂声和零星的鞭炮声充斥着整个院子。疯玩到快半夜，玩够了，也跑累了，回到屋里，大人们把年夜饺子也都包好了，就等着开水下锅了。但这还不是吃饺子的时候。接下来还有除夕夜最重要的仪式——全院子人家的“大联欢”了。
年三十是一年中每家每户人最齐全的时候。那时的年三十，虽然没有当下除夕晚会那样壮观的场面，但我还是觉得比现在的除夕晚会热闹和亲切。午夜的时候，院子里的五户人家，不管大人还是孩子，全都来到院子里，房东大伯早已把准备好的劈柴伴子在院子中央码起来，浇上点煤油，再拿一块桦树皮，点燃了，放在劈材拌子上，腾地一下，篝火点燃了。浇了煤油的劈材伴子烧得劈啪作响。再看每一户家门口，高高的灯笼杆上，挂着大红的灯笼。天上地下，相互映衬，整个院子红彤彤一片。
在篝火烧得最旺的时候，每家都拿出年前就准备好的鞭炮，整个院子里院子里鞭炮声响成一片。
在要放鞭炮之前，我们小孩子都躲进屋子里，趴在窗台上，通过窗户上仅有的一小块玻璃，看着大人们放鞭炮。也许是看得太投入了，竟忘记了手里拿着的小灯笼。也不知是怎么搞的，小灯笼突然歪倒了，纸糊的灯笼，瞬间被点燃，还连带着把窗户纸也点着了。我一下子惊呆了，站在炕上不知所措。大人们看见着火了，纷纷拿盆子端水灭火。好在扑救得及时，大火只是把窗户纸烧着了，没有出大事。邻居们有的拿来白纸，有的拿来贴春联剩下的浆糊，帮着把窗户糊上了。我早已吓蒙了，站在炕上连动都不敢动了，就等着挨打了。邻居们说，看把孩子吓的，大过年的，可别打孩子了。也许是有邻居说情，也许是赶在年三十，反正是没挨打，也没挨骂。
妈妈一阵忙活，年夜饭就做好了。我们家的年夜饭不单是吃饺子，还有四个凉菜，其中每年都不能少的是一盘猪“哈拉巴”（即猪肩颈肉。是猪的前槽部位的一个象扇面的骨头上的嫩肉）肉。还有就是自己家灌的香肠，以及拌酸菜丝、炒花生米。在吃饭前，母亲端来一大碗红糖水，让我们每个人都喝几口，说是年三十喝糖水，心甜嘴也甜，长大会说话，能讨人喜欢。我每次都没少喝，可一直到现在，在人多的场合，还是不大爱说话。更别说去说那些溜须拍马的话了。
喝完红糖水，年夜饭就开始了。一家人围着炕桌，爸爸拿起酒壶，往那每次只能盛下三钱酒的小杯子里慢慢倒酒，然后，一点点地品着，好像在品味一年来的日子，品味下井挖煤的酸甜苦辣。
那个时候别说是电视，就是收音机也不是每家都有。所以，吃过年夜饭，便钻进被窝睡觉了。
年三十睡得晚，但初一还必须早早起来，去给街坊邻居中的长辈们拜年。在睡梦中被叫醒，知道该出门去拜年了。于是，赶紧爬起来，脸也不洗，便跑出家门。第一个去拜的当然是老房东。跑进屋子，往地下一跪，当当当三个响头，挨个问声“过年好”。受拜的长辈便忙着抓起糖花生瓜子往兜里给塞。
在我们忙着四处拜年的时候，爸爸拿出鞭炮，在新年的第一天点燃，企盼新的一年过上更好的日子。这个时候，我已经磕了一圈头，两个衣兜也装满了，便蹦蹦跳跳地回家吃饺子。
现在，人们住进了高楼，小区是封闭的，单元也有铁大门，不仅有物业管理，还有保安巡逻。封闭的小区，有了各家各户的安全和清净，却少了人和人之间的往来和交流，仿佛每个人都被一道看不见的墙阻隔着，小时候邻里间的你来我往，特别是相互拜年的热闹情景，再也见不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