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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夫卡传
第一章 家世与童年弗兰茨·卡夫卡1883年7月3日生于布拉格，是赫尔曼和尤丽叶·卡夫卡的儿子，“卡夫卡”这个名字源于捷克文，其字面意思（正确的写法是Kavka）是“寒鸦”。在赫尔曼·卡夫卡商号的公函信封上就印着这个长着漂亮尾巴的大头鸟作为标志，弗兰茨早先给我来信时经常使用这种信封。
在捷克地区的犹太人中，也就是说，在由约瑟夫二世皇帝授予姓氏的时期在捷克地区定居下来的犹太人中，卡夫卡这个姓氏并不罕见。这里并不存在民族的、政治的考虑在内。不过弗兰茨的父亲对旧奥地利的捷克民族诸党派倒颇有好感，尽管并非旗帜鲜明。他这种好感也可能与他对捷克乡土的怀念有关。弗兰茨却只上德语学校，受的是德语的教育，只是后来他才自发地掌握了准确的捷克语知识，获得了对捷克文化的深刻理解。与此同时，他并未放松与德语文化的联系（在适当的地方我们还将谈到以后为他意识到的与犹太民族的联系的根本意义）。弗兰茨有个远房堂兄，跟他长得很像，比他壮实一点，除此以外，简直可以说是与弗兰茨同一个模子里出来的。弗兰茨对他勇往直前的魄力和坚强的组织才能十分钦佩，这位堂兄从学生时代到后来作为大学教授和议员（在捷克议院中）一直都在德语自由党派中处于领导地位。这就是布鲁诺·卡夫卡教授，尽管他英年早逝，但他作为法律草案的批评者和有创见的撰写者，作为政治家，作为克拉诺波尔斯基学术遗着的编纂者，并以他自己的法学着述证明，他有能力开辟美好的生活天地。弗兰茨的父亲和布鲁诺的父亲是堂兄弟。
关于卡夫卡的家世，可以在卡夫卡的日记中读到如下记述：
我的名字在希伯来语中是Amschcl（阿姆谢尔），正如母系中母亲的祖父．我母亲，他是个非常虔诚和搏学的人，留着长长的白胡子，他去世时，我母亲六岁。她还记得，人们让她抓住死尸的脚趾。请求原谅她可能对祖父犯下的过失。此外、她也记得祖父那塞满四壁的许多许多书。他每天在河里洗澡，入冬后，他就在冰上凿个窟窿照洗不误。我母亲的母亲很早就死于伤寒。从这次丧事之后，母亲的祖母变得郁郁寡欢，不想吃饭，不同任何人说话。有一次，在她的女儿去世一年后，她出去散步，再也没有回来。人们从易北河中捞起了她的尸体。还有个比母亲的祖父更搏学的人，那就是母亲的曾祖父，他受到基督徒和犹太教徒普遍的尊敬。在一次火灾中，他的虔诚创造了奇迹，大火将周围的房舍夷为平地，却越过了他的房子。他有四个儿子，有一个改信了基督教，成了医生。除了母亲的祖父外，那三个部死得很早。她的祖父有个儿子，母亲称他为疯叔叔纳坦，还有个女儿，便是母亲的母亲。
弗兰茨的母亲死于1934年，比她的儿子多活了十年。她在世时我常与她见面，她是位安详、善良、聪明异常、可以说智慧横溢的女人，从她那里我得到了弗兰茨家世记述的补充材料。据她说，卡夫卡的父亲来自施特拉科尼茨地区（南波希米亚）的沃赛克。赫尔曼·卡夫卡的父亲是屠户。赫尔曼的青年时代是艰苦的、劳碌的，他的干劲和坚韧精神显然是无穷的。他的兄弟姐妹（三个兄弟，两个姐妹）照弗兰茨的母亲尤莉·卡夫卡的话说，也是“巨人”。弗兰茨一辈子都处于强大的、外表也强壮非凡（高个子、宽肩膀）的父亲的阴影笼罩下。弗兰茨的父亲劳碌了一生，商业上不无成就，然而也充满忧愁和疾病，留下了一个子孙满堂的家庭，他怀着作为家长的骄傲，为此欣喜，售出那至今（指1937—一译者）依然存在的批发公司（位于旧城环城路）后，他还在布拉格市中心留下了一幢多层的出租楼房。他完全靠自己的劳动，干练地、谨慎地、以牺牲和奋斗建立了这个财丁两旺的家庭，这个家庭及其丰裕的生活供给在弗兰茨的想象力和创作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就这个意义而言，他对父亲的崇敬是无限的，这种崇敬蒙上了英雄的色彩，由像我这样不曾直接处于该家庭磁场内的，可以较冷静地旁观的人看来，这种崇敬有其符合实际之处，亦有某些夸张的因素。对于卡夫卡感情的培养来说，这种崇敬具有根本性的意义。这种心理究竟达到何种程度，也可以从我下面摘录的（批判性的）日记片断中看出来，这段日记生动地描绘了当初的父亲形象。弗兰茨写道：
听着父亲无休止地挖苦同代人的、尤其是他的孩子们的幸福处境，同时述说他年轻时必须经历的千辛万苦，很不以为然。无人否认，由于他长年累月衣衫单薄，腿上一直负着好不了的伤口；他经常挨饿，十岁时就推着小车走村串户，早出晚归，冬天也不停歇。然而他不愿理解，这些千真万确的事实和我没有吃过所有这些苦同样千真万确的事实却无论如何得不出这些结论：我过得比他幸福，而他可以因腿上的伤口抬高自己；他可以从一开始就估计并断定，我不会赞赏他当时的辛劳困苦，正由于我没有体尝过同样的艰苦滋味，我就必须对他感恩不尽。我何尝不想倾听他没完没了地讲他的青春和双亲，但是他以一种夸耀和争吵的语气来叙述这些，可真是活受罪。他动不动就双掌一拍，“哼，今天谁知道这个！孩子们知道什么！他们谁也没有经受过！今天有哪个孩子懂这些吗？”今天他当着来看我们的尤莉姑姑又说了一通类似的话。她也长着一切父系亲戚所特有的那么一张大脸蛋。眼睛的位置和颜色有那么点不对劲儿。她十岁时就去为人家烧饭。天寒地冻之际，她穿着潮湿的小裙子东奔西跑，腿上的皮肤开裂了，小裙子结冰了，晚上上床后才会干。
现在我继续记述弗兰茨母亲的话。父系方面的祖母生于普拉妥夫斯基家，人们都说她心地非常善良，由于懂医，她在村民中享有崇高的声誉。此外，在父系的祖先那儿代代相传的特点首先是战取生活的精神和掌握生活的能力。赫尔曼当过三年兵，步入老年后他也乐意回顾他的戎马生涯，一旦情绪较好（这种情况越来越少），他会唱起军歌来。他的父亲，即弗兰茨的祖父，能够用脚趾将一麻袋面粉从地面提起。有一次，一伙吉普赛人闯入了一幢平房的客栈，吓得战战兢兢的客栈老板把卡夫卡的祖父找了来。他将这些不速之客接了出去。假如我们掉过头来看看母系的先人，情况便截然不同了。这里面有博学多识的人，往往是些有奇异的癖好的爱幻想的人，另一些人则被这种癖好引入冒险的、异国色彩的或离奇的、隐居般的生活。
上面摘引过的弗兰茨的日记记述中提到过母亲的祖父和曾祖父的虔诚和（犹太教经师式的）博学声誉。在冰封的河里洗澡也是特别虔诚的人的一种宗教仪式，而不能理解成自然健身法，这种健身法当时还不存在，犹太人也不懂其妙用——刚才提到的这些男人出生于波利亚斯家，住在波德布拉得。祖父总是将宗教法则规定佩带的信教线挂在衣服外面，而不是塞在衣服里面。孩子门跟在他后面，嘲笑他，但他们过后便在（基督教的）学校里受到训诫。老师教导他们，不可取笑如此虔诚的人。祖父（应为曾祖父——译音）唯一的孩子死得过早，并因此而可能导致了祖母的自杀，这个孩子叫艾斯特·波里亚斯，她嫁给了雅各布·略维。这个结合产生了六个孩子，老二（尤丽叶·略维）成了弗兰茨·卡夫卡的母亲。老大（阿尔弗雷德）很早就去了外国，获得了许多勋章，后来当上了西班牙铁路总经理。他终身未娶，常到布拉格来，给弗兰茨的青年时代带来了一定的影响。这首先是由于弗兰茨期待着由他引入现实生活之途。弗兰茨向往遥远的国度，母亲有一个弟弟（约瑟夫）也在国外生活，他在刚果领导着一家殖民公司，拥有一支商队，这支商队有时达到一百五十人之众。后来他在巴黎生活，同一个法国女人结了婚。舅舅的生活成了卡夫卡的创作源泉，成了卡夫卡完成的作品和计划中展现的许多异国景象。住在马德里的舅舅阿尔弗雷德应该算是个沉默寡言的人，但也是和蔼可亲的，家庭意识强烈（我认识他，但未给我留下轮廓鲜明的印象）。从给青年时期朋友奥斯卡·波拉克的一封信中，可以看出卡夫卡对他是多么失望。弗兰茨问他，“他是否有法子将我从这些事物中解脱出来，能否带我前往何处，使我终于得以着手新鲜的事业”。——弗兰茨始终视其法律职业为权宜之计，渴望能从事其他工作。他把他的青春愿望告诉这位舅舅，尽管十分含蓄，有保留，他同这位舅舅的关系在亲戚关系普遍的冷淡中不能说是不好的。母亲的另一个弟弟（鲁道夫）生活在科希热尔啤酒厂的会计岗位上，孤僻寂寞，由于信仰的转移加入了天主教。最小的弟弟（西格弗里德）在特里什当乡村医生，也是单身汉，后迁入布拉格卡夫卡家的房子，在弗兰茨生命的最后阶段中对卡夫卡进行一些医治，从而对卡夫卡的命运有所参与。
据弗兰茨的母亲说，弗兰茨是在麦瑟街和卡普芬街（现在是卡普洛瓦）交接的路口房子里出世的。他度过童年的其他地方是：盖斯特街（杜斯尼）上的来黑申慈善楼，“米努塔”楼，温策广场——斯梅茨基街拐角处房子。当我第一次拜访他时，他家住在台恩教堂旁，蔡特纳街（现在是切雷特那三号）上一套狭小、不规则的老掉牙的房间里，这些房间还算舒适。父亲的公司也位于蔡特纳街上，以后才迁入旧城环形路上的金斯基宫内的商店群里。在卡夫卡的《观察》和早期的其他着作中，可以找到许多这家商店的场面和形势的踪影，日记中自然也不乏此类描述。不妨读一下《商人）（小说集35页）。谁是那些“难以打交道的乡下入”呢？——“商人”必须预测他们需要什么流行样式的商品，“与我的圈子里人们所需的流行样式不同”。赫尔曼·卡夫卡的批发商店经营保质商品，是卖给村庄里和小镇上的商贩的。在店里看见的东西中我印象最深的是那许多厚实暖和的便鞋。有时弗兰茨在我陪伴厂到店里去，再次试着减轻在沉重的工作负担下呻吟的父亲的压力，至少试着表明自己的诚意，企望不费吹灰之力获得和善的一瞥或一句赞扬的话、然而总是徒劳一场。母亲不知疲倦地在父亲的店里当助手，她的作用显然是不可代替的。有一段时间我也在那里看到弗兰茨的一个妹妹。然而父亲远远不满意这种局面，从他的家长制出发，他恨不得全家人时时刻刻地围着他转。不过我不认为，我陪弗兰茨到他父亲店里去所得到的印象一定是准确无误的。由于年代远，回忆已经十分苍白。我倒是对他家另外两个住处记忆犹新，那是我常去找弗兰茨的地方，尼克拉路三十六号（现在是帕利茨卡），从那里可以看见码头、莫尔岛河、游泳场、桥、百乐宫的绿色斜坡，还有奥培彻楼、尼克拉路与旧城环道拐角。卡夫卡的工作室面向尼克拉路这边，他的窗子位于最高一层的最左边。从那里望出去，可以看见俄罗斯教堂上一座大于常人的巴罗克雕塑。
弗兰茨是最大的孩子。两个弟弟（亨利希和格奥格）亡于幼年（一个死于两岁，另一个一岁半）。六年之后，三个妹妹相继出世，她们三人始终形影相随，与她们的哥哥却保持着一段感情上的距离。后来，弗兰茨得病后，小妹妹与哥哥的隔阂被极坚决地打破了，她成了弗兰茨最信赖最亲近的人之一。——根据所有的报道，我们可以想象弗兰茨的童年过得是多么不可言喻的寂寞。由于母亲从早到晚在商店里忙碌，晚上也是父亲木可缺少的玩伴（主要是打扑克）．弗兰茨的教育基本上是由家庭女教师和人情淡漠的学校进行的。——对一个法语女教师或法国女人的回忆表明了性的觉醒。
日记中可以找到关于少年时代的忧郁和迟钝的记叙（有一次卡夫卡在谈另一个问题时用“拖泥带水”形容过这个时期的特征），比如下面引的1911年的一段日记，这是事隔很久的回顾了：“有时我相信，我在整个中学时期和这以前的日子里思想特别敏锐，如今不能下此肯定的结论只是由于记性变坏了，然而有时我又发现，我的坏记性只是想恭维我，至少在不太重要然而后果严重的事情上，我是懒得动脑筋的。我自然记得，中学时期我经常同贝格曼以一种交流内心感受的方式或模仿他的犹太教法典方式讨论上帝及其能力范围，这种讨论不很详尽深刻（也许我那时已十分易于疲倦）。我当时乐于联系一份基督教杂志（记得是《基督教世界》）中的论题，该论题将钟表与世界、钟表匠和上帝相对照，并以钟表匠的存在来证明上帝的存在。依我之见，我完全有把握在贝格曼面前驳倒这个论点，尽管这种反驳在我心中并无坚实的依据，反驳时我必须耐心地将各种依据收集拢来。有一次这种反驳进行了，那时我们围着市府塔楼散步。我之所以对此事记得如此清晰，是因为我们几年前共同回顾了这件事。”
“当我相信自己具有敏锐的思维能力时（然而我却没有这方面的要求，对思维能力的发挥及其效果的陶醉阻止了我产生这种要求），由于我思考得不够多，我走到哪里总是穿着蹩脚的服装，这些服装是父母让不同的顾客裁制的，最长一段时间是让努斯勒的一个裁缝给做的。我自然发现，穿得不像样走在街上是很轻松的，我也注意到其他人穿着很阔绰，不过我多少年下来也没有想到在我的服装上寻找我的外貌寒酸的原因。由于我那时已经有了自卑的趋势（更多的是在隐隐的感觉中而不是在事实上），我坚信这些衣服只有在我身上才能与这种先是洗衣板一样僵直，而后又变得皱褶繁多的身体相配。我根本不想获得新衣服，因为既然我长得难看，何必不穿得舒适一些呢？再说，既然世界已经看惯了旧服装，又何必向它展现新服装的丑陋呢？我老是拒绝母亲的意图，她总是让人给我做这种新衣服，她那大人的目光总能发现新旧服式间的区别。我的这种不断的拒绝对我影响很大。使我认为父母亲的行动业已证明，我的长相实在是不值一谈。
“长此以往，我渐渐习惯于我的姿势来适应这些蹩脚的服装，走到哪里我都曲背斜肩，手足无措，害怕照镜子，因为我认为它会不可避免地将我的丑相展现在我面前，而且这丑相不可能如实地映现。假如我真像镜子中照出的那样，那就会引起更大的骚动，星期天散步时我就得忍受母亲在我背上轻轻的敲击，接受与我当时现实的忧虑格格不久的告诫与预言。我主要完全缺乏为真实的未来哪怕在最低限度上预作准备的能力。我只能对当前的事物及其当前的状况加以思考。这可不是出于考虑问题的彻底性或基于某些性命攸关的利益，而是（只要不是由于思考能力贫弱）出于悲哀和畏惧，说出于悲哀，是因为我的当前处境是如此可悲，我认为在它自己的消融于幸福之前，我无法脱离它；说出于畏惧，因为正如我当前每跨出极小的一步亦心惊胆颤一样，我觉得自己没有资格以我幼稚可鄙的面目来严肃负责地评价作为伟大的成年男人的未来，这种未来在我心目中多半时间被看成痴人说梦，以致我觉得自己每挪出的一步都是虚假的，而下一步则是不可企及的。
“奇迹比真正的进步更易使我接受。然而我却过于冷静，以致不能在奇迹的范围内考虑奇迹，在真正的进步的范围内考虑真正的进步。入睡前，我能长时间地沉湎于梦幻中：我身为富翁，乘坐四驾马车驶入犹太聚居区，以一句威严的话解救了一个无辜受鞭挞的美丽的姑娘，以我的车载着她扬长而去。这种自娱的信念也许是从一种已经不很健康的性感中滋生出来的，它丝毫不能使我克服这种坚定的想法：我将通不过年终考试，假使竟然通过了，那么我在下一学年中也将毫无进步可言，假使到头来竟然头晕脑涨地又过了这一关，那么我在中学毕业考试中也将最终被淘汰，反正我肯定会（不管在什么时候）以我的惊人的无能使我的父母和其他所有人目瞪口呆，现在我的父母在我正常升高的外表迷惑下昏昏入睡了。在我将自己视为走向未来的指路人时，我总是只能看到我的无能（然而我的文学工作之弱很少映入我的眼帘），这么一来，我对未来的思考便从来得不出所以然来；这种思考只是当前悲哀的延续。只要我愿意，我可以挺直腰杆走路，但这样很累，再说我也看不出弯腰曲背将来会给我带来什么恶果。我觉得，如果我有个什么未来的话，一切会自然而然地顺理成章。选择这么一种生活准则并非因为它含有对未来的信心，未来之存在本来就不为我所相信，我这么做只是出于生活得轻松一些的目的。就如这般走路，穿衣，沐浴，阅读，尤其是闭门家中（这是我感到最轻松也最不需要勇气的事）。超过这些范围，我便踏上了可笑的出路。
“有一次，我面临不穿一件黑色的礼服无法出门的境地，特别由于我必须作出是否参加一个舞会的决断。努斯勒那个裁缝被召了来，协商裁这么一件衣服的事。在这种情况下我总是如此优柔寡断，我总是害怕通过一个明确的答复不仅被扯入下一个不愉快的局面，而且会进一步被扯入一个更糟糕的境况。一开始我不想要黑衣服，于是人们在这陌生人面前以我没有任何礼服为由羞我，于是我竟然容忍他们提出裁制一件燕尾服的建议。但我感到人们提出的燕尾服将给我的生活面貌带来可怕的转折，于是我们争执不下，最后一致同意做晚礼服，这种服装与普通西服上装的相似至少使我感到可以忍受。可是当我听说礼服背心必须开领，里面还得穿一件挺括的衬衫时，我以超出自己力量的坚决性表示反对。我不要这么一件晚礼服，假如非要不可的话，那么我宁要一件虽有绸料衬里坦领口却开得较高的。这个裁缝没见过这么一件晚礼服，他说，我怎么设想都罢，但这么一种上装不可能穿到舞会上去。好吧，就让它不是舞会服装吧，我根本就不想跳舞去，这事本来就没有定，你只要把我说的衣服做出来就行了。这个裁缝简直想不明白了，因为至今为止我总是以带羞的匆忙，没有异议也没有建议地让他给我量体裁衣，试穿新装。毫无办法，也由于母亲的的催迫，我只得陪着他（别提多难受了）穿过旧环形路到一个商人的旧衣陈列窗去，我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经常看见一件这样的不使人为难的晚礼服放在那里并觉得适用于我。不幸这件礼服已从橱窗中取走，圆睁双目往店里看了半天也认不出它来，要我仅仅为了看这件礼服而走到店里去我可不敢，我们便怀着先前一样的不同见解回家了。然而我却觉得这件未来的晚礼服已经受到了这段冤枉路的诅咒，我至少利用了对争执不下的恼火为借口，随便向这个裁缝订做了一件小东西，为晚礼服之事给了他一点小惠作为补偿，把他打发走了。在母亲的责备下，我疲倦地退了回去，从此永远（一切事情在我眼中都是永远的）对姑娘们，对衣冠楚楚的出场和舞会关闭了心扉。我对此感到愉快，同时又觉得可怜，此外，我担心在这个裁缝面前比他以往的任何主顾表现得都更可笑。”
弗兰茨读完了肉市场旁的德语小学，又毕业于旧城环形路旁的德语中学。这称得上是布拉格最严格的学校。学生很少，在那些宽敞的教室里，由于学生少，每个人自然会经常被叫起来提问，这种情况比其他那些较为幸运、但松松垮垮的中学要多得多。学生们怕老师。我那时在施蒂凡中学读书，还不认识卡夫卡，有时也通过其他途径听到那个学校阴暗的情况。我们施蒂凡中学的学生也可参加在金斯基宫——旧城中学所在地——中举办的自选法语课，所以我亲眼见过那些阴森而高雅的教室。卡夫卡后来有时对我说起，他是“以眼泪”通过数学考试的，还得感谢上面摘录的日记中提到过的胡果·贝格曼，他把作业让他抄。除此之外，他好像是个挺不错的学生。旧城中学中只有好学生，差一点的在最初几年就被毫不容情地淘汰了。
据他母亲说，他那时是个体弱温柔的孩子，大多数时候很严肃，然而偶然也调皮捣蛋，——一个老是读书而不愿运动的孩子——这与卡夫卡后来对体育锻炼的强烈兴趣是不同的。
一张地对照片展示的是个五岁左右的男孩子，身材瘦高，充满疑问的眼睛睁得大大的，紧闭的嘴唇显得忧郁而执拗。乌黑的头发几乎垂到眉毛，加深了简直处于危险边缘的闷闷不乐的印象，适合干这一印象的无疑是那无力下垂的双手，而不是那精心选择的水手眼、宽大的水兵帽和手杖。
弗兰茨很少跟妹妹们一起玩，他们的年龄相差太大，这一差距有时好像倒是成了小小的不和的导火线。只有在父母生日时，小弗兰茨才为妹妹们编写小戏剧。这些小戏剧是在家庭内部上演的，这个惯例一直持续到兄妹们比较成熟的年代。很久以后妹妹们还记得一些片段和一些诗句。有个剧叫《骗子》，还有一个叫《格奥尔格·封·波迪布拉德》，再一个叫《照片在讲话》（这个剧讲的是挂在窗柱上的家庭照片）。弗兰茨从来不参加演出，只是当剧作家和导演。后来他建议妹妹们演汉斯·萨克斯的小戏剧以取代他的剧作，由他导演。
青年弗兰茨的真正社会交往我们必须在他的同学中去寻找。他那小小的班级中有那么几个人，他们的重要性以后显示了出来。除了卡夫卡外，还有；已经提到过的胡果·贝格曼，他后来成了有地位的哲学家，目前他是耶路撒冷希伯莱大学教授。在中学期间，卡夫卡和贝格曼二人虽然来往不少，但看来彼此并没有真正认识到对方的价值。对于艾米尔·乌提兹来说同样如此，他后来在哈勒和布拉格任哲学教授。还有保尔·基施，文学史专家和“新自由新闻”的编辑。只有同奥斯卡·波拉克的关系才堪称密切，对此我们以后还将谈到。
在青春时代的所有印象中，那巨大的父亲形象（其巨大性无疑经过了卡夫卡的天赋的放大）处于突出的地位。作这方面描述的有卡夫卡生命后期的一部着作。1919年11月，他同我一起住在里布赫附近的什累申（所以我能相当清楚地描绘那些日子的气氛），他写了一封非常详尽的《致父亲的信》，这简直不能称之为信，这是一本小书，然而不是现时可以发表的书，而且是最奇异的书之一，尽管是用简单易懂的语言写成的，它是有关生活冲突的最难懂的文献之一。在此很难寻根溯源，有的地方自然很容易找到与精神分析学的吻合之处，但是精神分析学多半止于事实的表层，而不能及于更深处的盘根错节。由于个人风格的缘故，这封《致父亲的信》未作广泛的倾诉。然而仅那些为数不多的片断和语录（我可以摘引）已足资构成有助于理解卡夫卡发展过程的不可或缺的材料。
尽管此情长逾百页，然而我从与弗兰茨的谈话中获悉，他真的打算将它交给父亲（通过母亲），一段时间内弗兰获有意通过这封信澄清与父亲之间的这种烦人地僵持着、痛苦地冻结着的关系。事实上，此信若果真送上去，效果必然适得其反：通过此信使父亲理解自己的意图根本不可能实现。母亲也未转交这封信，而显然安慰了弗兰茨几句，将信退还给了他。从此以后，我们对这件事再也没有谈及。
“最亲爱的父亲”，信是这么开始的，“你最近问我，为什么我说我怕你。同往常一样，我对你无言以对，这部分由于我对你的畏惧，部分由于解释这种畏惧涉及太多的细节，突然谈及，我一下子归纳不起来。”接着便是对这个特别的父亲与这个特别的孩子的关系的详细分析，或反之，还有最尖锐的自我分析，插曲般地扩展成小小的自传，谈得最多的是那自然从中心引导出来的对童年的回顾；因此恰恰是《信》的这些段落是值得摘引之处。
卡夫卡始终将自传性的描述看得非常重，这一点不仅可以从他生命中相当长的阶段坚持写日记这一事实中，而且还可以从类似下面举出的话中看出：“一旦我得以脱离办公室，无论如何将马上着手实现写自传的愿望。我在写作之初必须将这么一种重大转折视为暂定目标，以便掌握事态的发展。尽管这种转折可能性小得可怕，我却也看不到另一种可以与之并列的重大转折。再说，写自传是一大乐趣，因为它将轻易地从笔底流出，恰如把梦境记录下来一般，然而将具有另一种伟大的、永远左右着我的结果，它也将为其他任何一个人的理解力和感觉所接受。”在给我的一封信中也表达了同样的意向，信中“全力以赴地重温我的（卡夫卡的）生活轮廓”。这一思想获得极高的评价：“第一个结果将是，我把力量集中起来，不再东一笔西一笔地为毫无意义之事涂抹，我的目光随兴所至。”可以看出，卡夫卡非常渴望能为他那难以窥测的心灵整理出一点头绪来，何况还有那作家共有的公开最隐秘感情的愉悦，托马斯·曼有一次（在杂文《歌德和托尔斯泰》中）如此美妙地称之为作家必然犯的错误和对世界提出的连同优点和弱点一起受爱戴的无条件要求（“奇怪的是，世界证实并满足这一要求”）。卡夫卡十分艰难地进行着获得他自己的完美的斗争（他也许会说：反对他的明显的不完美的斗争），以致他根本没有动过向外界显示自己的念头。
尽管这封信只想就事论事，不偏不倚，其内容以及其主观真实与客观事实的对立却显得那样模糊不清，深不可测。我觉得这里或那里焦距对错了，未经证实的前提不时出现，同事实混在了一起；似乎寥寥无几的警句竟然构成了一座摩天大楼，其复杂之处令人揣摩不透，最终它在表达上竟围着自己的轴心转起来，驳倒了自己，却依然巍然屹立。信的结尾处他让父亲自己说话，用虚构的方式来回答这封信：“在我如此坦率，想什么说什么，把所有的过错往你身上推之时，你却要表现得‘聪明超凡’、‘温和超凡’，并宣告我毫无过错。后者你只是好像办到了（你的目的其实也就此达到了）。撇开所有关于本质和自然、对立和无能为力的‘谈话方式’不论，字里行间透露出：我才是进攻者，而你的所作所为都是自卫。现在你通过你的不坦率应该是已经得到了许多，因为你证实了三点，一、你是无罪的；二、我是有罪的；三、你纯粹出于宽怀大度，不仅打算原谅我，而且多多少少打算证实并使自己相信，我也是无罪的（这自然是与事实相违背的人这些本来已可满足你了，但你并不满足。你往自己脑子里塞进了完全靠我过日子的念头。我承认，我们在互相斗争，但是有两种斗争形式。一种是骑士式的斗争，与自立的对手较量，各归各，胜败自负。还有一种是虫易式的斗争，虫豸不仅蜇人，而且为了生存还要吸血。这是职业战士，这就是你。你缺乏生活能力，可是又要过得舒服、无忧无虑、不须自责，于是你便证明，是我夺去了你的一切生活能力并将之揣人口袋。”（顺便提一下，通过这段论述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弗兰茨·卡夫卡的“虫易中篇”——《变形记》以及《判决》和其他一些小说的根源之所在。）一如结尾处这几行，全信的主题始终一贯（只有罪责问题在最后一段中以不同的面目出现），大体上可归结为，儿子的弱小与父亲的力量之对照，父亲的一切靠自己获得，他对自己的成就和强大的不可折服的本质有所认识（他的成就便是来自他的强大的本质），把自己视为世界之准绳，这么看问题是因为他是一个质朴的、不善深思问题的，在原则问题上只根据自己的直觉行事的，也就是说在一定程度上无清醒意识的人。这里有一种持续的认识：对立面不是这样僵直硬挺地放在那里的，这封信在努力适应生活的这一混合体时便不得不写到这种认识，在卡夫卡的一部作品中他这种认识自然而然地贯穿上下文，在结束语中表明得再清楚不过了，这段话也是全文中最和解的一段：
事实上事情当然不会像我的信中证明的那样相对，生活不仅仅是一场互相忍耐的游戏；这个不同观点引起了我对生活的修改，我不能，也不愿阐明修改之处，然而依我之见，通过这一修改却达到某种与真实非常接近的境地，它使我们俩都得到一些宽慰，使生活与死亡都变得更为轻松些。
撇开这个保留条件不谈，两种特性的对立勾画得十分鲜明。弗兰茨·卡夫卡出生的两个世系的遗传因素——母系（略维家）的古怪、羞怯、安静的人和现实强壮的父系一线由他自己作了下述描绘：“将我们俩比较一下：我，简而言之，一个有一定卡夫卡家族根基的略维家族人，但没有为卡夫卡家族的生活、经商和占领欲望所推动……你却是一个真正的卡夫卡，无论强悍、健康、胃口、决断力、能言善辩、自满、优越于世人之感觉、耐力、沉着、鉴别人的能力，一定的慷慨大度无一不证明这点，当然也有着附属于这些优势的错误和弱点，你的性格、有时你的勃然大怒不时将你驱入这些泥潭之中。”可以比较一下写在另一处的卡夫卡眼中的母系遗传因素：“固执、过敏、正义感、焦虑。”这与精力旺盛的父亲肖像之间存在着悲剧性的剑拔弩张的对立，在《信》结束部分卡夫卡谈到他徒劳不果的结婚问题时，这一点又一次显现出来。父亲和儿子被并列对比，父亲得到了一切，儿子却一无所获：“结婚最大的障碍是这种无法磨灭的信念，要维持家庭，甚至要拥有家庭，就必须具有我从你身上认识到的一切素质，而且缺一不可，好的和坏的都在内，它们与你的生理机体融合在了一起，即强悍和对他人的嘲笑，健康和一定的无所制约，能言善辩和知识欠缺，自信和对其他任何人的不满，超人优越感和专制，老于世故和对多数人的不信任，还有无任何坏处的优点，比如勤奋、耐力、沉着、镇静。相比之下，所有这些在我身上几乎不存在，或只有一星半点，就这样还要我壮着胆子结婚？我看到，就连你在婚姻中也要艰苦搏斗，甚至在孩子们面前招数失灵。当然我没有公然提出这个问题并公然给予答复，否则对此事的通常的思考就会占上风，并且向我指点其他一些男人，他们与你不同（在接近的人中就可以说出一个与你截然不同的人：R舅舅），但却结了婚，而且未被婚姻压垮——然而被压垮的例子已经相当多，对我来说已是绰绰有余。我未提出这个问题，却从童年时起就一直经历着它。并不是面临婚姻问题我才检验自己，而是在每个小问题面前都在检验；在每件小事中你都通过你的榜样和你的教育向我证实我的无能，正如我尝试着描写的那样。每件小事中正确无误并证明你有道理的，毫无疑问会与最大的事情，即婚姻，紧密吻合。”这段话与弗洛伊德的理论，尤其是与他关于“潜意识”的论述之间的关系看来是抹不掉的。
可是我却心存疑窦，不得不对两者间如此简易顺手的联系之建立提出异议——尤其是因为卡夫卡自己熟悉这些理论，并且始终视之为一种十分不牢靠的、粗略的、不能与矛盾冲突的细节相合拍，或者说倒与其真正的脉搏相合拍的描述。下面我将以克莱斯特为例试着对事实真相作另一番阐释。首先却必须承认，卡夫卡自己的说法——那个与儿子心目中强烈感受到的父亲的优越性相关联的问题未曾公然提出，未曾向“通常的思考”方式提出，而是“从童年时起就一直经历着”——似乎在那位精神分析学家通常的观念模式中可以找到的依据。同样的还有对父亲的“教育方法”的阐述，——可是在卡夫卡许多关于他“耽搁了的教育”的日记片断中和他论及斯威夫持一个理论（“孩子们只能在家庭之外受教育，而不能由父母施加”）的“关于孩子教育的书信”中，却为另一个论题开启了门户。
几乎整封信写的都是父亲施加的教育。“我是一个胆小的孩子，”卡夫卡说道，“尽管如此，我也像其他孩子一样倔强；当然母亲也宠我，但是我不相信我那时特别不听话，我不相信，一句温和的话、一个静静的握手动作、一道善意的目光会让我交出人们想要的任何东西。你从根本上说是个善良的、软心肠的人（下面说的与此并不矛盾，我这里说的仅仅是你对孩子的表面态度），可是并非每个孩子都有足够的毅力和无畏精神，能够坚持下去，直至大人的和善降临。你对待孩子只有一种方式，就像你自己成长的方式一样，以力量、噪音和暴怒对待。你也还觉得这种方式很合适，因为你希望培养我成为一个强有力的、勇敢的小伙子”。
这封信以异常强烈的感情回顾了幼时一次微不足道的体罚，这次体罚主要起的是精神威慑的作用，肉体几乎谈不上吃了什么苦，可却在儿子的心灵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使他始终认为；“我对他（父亲）来说竟是这般微不足道。”父亲对这个孩子的小小的乐趣，对他的朋友交往，对他待人接物的整个方式作出的种种轻蔑评价在孩子心中形成了沉重的压力，最终导致自我蔑视。父亲自己对他的评价和规定并非坚执固守，而恰恰是这种不合逻辑的摇摆在回顾过去的儿子心中有如不可驾御的活力与不折不挠的意志的象征。“你全靠一己之力披荆斩棘到达了如此宏伟的高峰，因此你对你自己的见解抱有无穷的自信心……你坐在你的椅子中统治着世界。你的见解是正确的，任何其他意见都是发疯的，偏激的．痴呆的，不正常的。你的自信心大到如此程度，以致你的言行免不必始终如一，而你无论怎么改变，你又总是有理的。也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你对某件事根本没有任何见解，于是有可能与此事相关的所有见解毫无例外地都是错误的。比如说，你会先骂捷克人，完了骂德国人，再骂犹太太，而且不是有选择地就事论事，而是笼而统之，一概骂人，直到除了你自己以外无人不在挨骂之列。我感到你身上有着一切暴君所具有的那种神秘色彩，他们的正确性建筑在他们这个‘人’上，而不是建筑在思想上。”
这段话可以使人联想到．在卡夫卡身上除了人格尊严的因素，亦即民主外，权威的原则也起着巨大的作用，这种作用在《诉讼》中，在《城堡》中，在所有小说中和属于《中国长城建造时》的断片中无所不在。—一人们从自身的经验出发知道，从荒谬的、无须顾及原因和矛盾之处的、互相信赖的某种人与人关系中会产生什么样的魔力，一种原因是当事者未曾认识其矛盾之处，另一种原因是当事者需要对方（比如一个心爱的女人）这么一个完整的即使有缺点的人，因此在任何情况下必须能容忍对方。于是我们要以客观而傲慢的口气发问：卡夫卡为了什么而需要他的父亲？或者（说得更正确一些）：既然他对其父亲抱着批判的态度（上面因需要某人而予以容忍的观点因此而不适合），那么他为什么不能摆脱父亲的影响呢？为什么他不像许多孩子那样，与父母保持—波距离，从而免受巨大压力呢？或不如这样来提问：他与他的父亲间是拉开了一定的距离的，后期几乎不跟他说话了，那么他为什么为这段距离和关系的冷漠而痛苦不堪呢？难道他会想不到，在像他父亲与他这样两个性格如此不同的人之间建立亲密无间的关系是根本不可能的吗？弗兰茨是能够理解父亲的，并且以最公正的方式，此外还怀着充满爱的钦佩评价他。父亲受其性格驱使，没有任何罪责可言，这也是弗兰茨在这封信中所反复强调的，但也由于其性格而无可奈何地、毫无可能打开理解儿子内心特点的大门。在我的这位朋友在世时，尽管我未读过他的日记，我已经知道他心中最深的创伤，不知在多少次谈话中，我试图让他明白他对父亲过高估计和他自我蔑视的荒谬。全都是白费口舌，他会滔滔不绝地倒出一大堆根据来（他也经常沉默不语），那真能叫我一时间受到震撼，哑口无言。
今天我依然感觉到，“卡夫卡对父亲的首肯原因何在”这个中心问题不是按卡夫卡的想法提出，而是由外界提出的。对父亲的首肯的需要确实曾是一种不可否认的感情，直到这些年依然余音绕梁，是“害怕、孱弱和自轻自贱的普遍压力”的表现。在信里，父亲对儿子的一切努力的生死存亡的判决被赋予了一种完全夸张了的作用（参见小说《判决》）。信中说，倘若遇到你的反对态度，或仅仅估计你有反对的可能，那么勇气、决心、信心、对此对彼的喜悦之情便不能坚持到底，说到估计你的反对态度，几乎对我作的所有事都可这么估计……只要谈到与你有关的事，你是个杰出的演说家，而我在你面前则张口结舌，结结巴巴，即使这样，你也认为过分了，最终我便沉默了，一开始也许是出于自尊心，后来便由于我在你面前失去了思考和说话的能力。由于你是我实际上的教育者，这一点便处处体现在我的生活之中。”这里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相同例子，不妨从下一节中（“幼稚行动”）预先抽出来提一下：克莱斯特据说也有结巴的毛病。卡夫卡说他曾给结巴巴地说话，只能与他同其父亲的交往联系在一起，在其他场合，只要他愿意开口，打破沉默，他的谈吐是自由、轻松、高雅，而且富有奇思妙想，具有摄人的力量，而这经常是以开玩笑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且又总是自然得令人吃惊，与“结结巴巴”毫无相通之处。
这种“教育”的结果根据这封《信》的描述是这样的（这是卡夫卡自己评论他的长篇小说《诉讼》的结束语）：
“我在你面前失去了自信，代之而来的是无穷无尽的负疚意识。有一次我想起这种无穷无尽性时准确地描写了某个人：‘他担心，羞耻将在他身后继续存在下去’。”卡夫卡将他生活虚构成一系列突破父亲的势力范围、进入脱离父亲影响的区域的尝试。奇怪的是，卡夫卡在评价文学作品时最强烈反对的莫过于任何“虚构”了，他认为虚构摒弃了有机的、时有出乎意外的生动丰富的生活的呼吸，匆匆忙忙地编造想当然的、呆板的、概念化的联系。可是他自己在此却坠入了虚构的泥潭，除了符合事实的以外，也插入了半真半假的抑或夸张的情节。比如他将他的文学创作亦纳入“逃离父亲的尝试”这一总标题中，仿佛他对艺术的兴致、他创作的喜悦感不是来自自己的力量，不是自立似的。在接近他的人的眼里，从事创作的他根本不是那种挣扎在父亲魔影中的形象，而是一个为形式、创作欲望和能力、认识事物的动力、对生活的观察和对人的爱所振奋激动的形象。当然，在给父亲的这封信中他以令人震撼的话表达的因素也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我的写作与你有关，我在那里仅仅是倾诉在你胸前所不能倾诉的。这是一种有意拖延的与你的告别，只不过这告别虽是为你所通．却是沿着我所制定的轨迹发展的。”卡夫卡在这封“信”中，从逃避父亲的企图这同一个出发点来看生活的其他圈子：家庭、朋友、犹太民族、职业，以及两次意欲导致婚姻的开端。“我的自我估价受任何东西的影响，比如一个外在的成就，都远远不及受你的影响……那里，在我生活的地方，我被遗弃、被宣判、被斗败了，尽管我竭尽全力争取换个地方去生活，然而这种努力不值一提，这是在为某种绝不可能的事努力，除了一些小小的例外，这绝不是我力所能及的。”卡夫卡给他童年的状况赋予了一种压抑他自己的性质（也许由于是事隔多年的回顾，或由于在信中执拗地坚持着的虚构的影响，这种性质被描绘得过于灰暗了）、他声称，他在中学里所学甚少，甚或一无所学（出于我对他的密切关系的了解，我要就他的学识，比如说希腊语知识——一我们在大学期间曾一起读柏拉图着作——提出异议），他接着说：“自我能够思考时起。我心中便怀着这种对精神存在观的最深的忧虑：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我们这儿的犹太中学有点奇怪，人门在此可以遇到最不可信的言论，然而却以冷漠的、几乎没有内容的、不可摧毁的、幼稚直至可笑的、动物般自以为满足的无所谓的态度出现，这种自以为是，然而冷漠而多幻想的孩子的无所谓态度我在其他地方从未遇见过，当然，无所谓态度在这地方也是保护自己不被恐惧和负疚感摧毁神经的唯一工具。”
至于“自救尝试”，我会在应该谈的地方谈到它的，当然并不完全与这封给父亲的信中意义一致。只是关于将犹太教作为逃避父亲强权的阐述还应在这里占有一席之地，因为这能反映卡夫卡青春年代的关键性问题，而且还具有普遍意义，不仅对认识那个过渡时期的犹太民族是如此，而且关系到卡夫卡以后在宗教上的发展：“我在犹太教中同样找不到多少面对你的避难之所。这里找到一点避难角落本来是可以想象的，然而这里更可以想的是，我们能够在犹太教中相遇而安，甚至一致地从那里出发。可是你所给我们的却是什么犹太教！我在过去的年头中面临过三种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