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尊敬的博士先生：
请您原谅我这么晚才给您回信。昨天我第一次离开床，我的肺已经油尽灯枯。医生警告我说，如果我不立即离开这里，我就只能再活几个月了。与此同时我也给我的父亲寄封信去；他要是寄钱给我，我就走。何时何地，我还不知道。但在此之前我肯定来布拉格一次，将不揣冒昧去找您，以求获悉关于弗兰克的确切消息。我还会写信告诉您我何时抵达。但我坚决地请求您，别把我生病的事告诉F。
我不知道这本书什么时候出版，显然在冬天。由K．St．诺伊曼出版，波洛维出版社，作为切尔文丛书中的一本，斯蒂凡街三十七号，或许您可以去问问他，您可否在出书前将那篇序言单独发表。纸张和钱都短缺，一切都需借以时日，我不愿对您的序言作任何删节（它是那么美）。
我有个印象，好像您在对我生气？我不知道怎么会产生这个印象的，于是从这封信中感到。请您原谅我对弗兰克的“分析”，那是丢人的，我为我竟会这么做感到羞愧，但有时我感到仿佛必须用双手挟紧脑袋，以免其粉碎。
我感谢您所做的一切。再见。
您的M．P．密伦娜的最后两封信已经是在卡夫卡死后的几个月中写来的了。谈得上卡夫卡同密伦娜真正的会晤的只有维也纳那“四天”和在格蒙德短暂的倒霉的会见；后者已经由疏离伴随而来了。在长篇小说《城堡》中两个相爱者之间融洽的关系持续的时间也是短暂的。在第一个爱情之夜后，书中写道：“他兴奋极了，深感弗丽达在他怀抱中的幸福，同时这个幸福感也是极其担惊受怕的，因为他觉得，一旦弗丽达离开他，就等于他拥有的一切都离开他了。”在此之后马上开始了不和的风波，这种不和只是偶尔被信赖的插曲所打断。关于第二次与弗丽达的共处，第四章（一开头，第二页）响起了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诅咒。——我已经说过，长篇小说中的描述应该从轻蔑的漫画化角度去理解。现实生活中比那显然出于自卫原因而扭曲了的描写要宽厚。现实生活赋予这位作家以幸福的时辰，这一点在一开始写的那些非凡的信件中放出光芒，也赋予了他以密伦娜的信件（可惜已毁掉），表达了他满腔歌颂的感激之情。高潮发生于那“四天”和第二次会面之间。当然密伦娜后来在布拉格也还看望了这位作家，但那仅仅只是对病人的探望。当卡夫卡对我谈到这些来访时，尽管高度评价了从密伦娜的人治中仍然不断焕发出的好的影响，但从整体上倒是怀着更大的痛苦和烦恼提及的。哈斯在给密伦娜的信的编后记中谈到的在玛丽亚温泉的相会不曾举行；1922年2月29日日记中提及许多年前的插曲，即1916年7月与F．在玛丽亚温泉的相处。我相信，读者会通过这几封信中出现的强有力的、充满青春气息的密伦娜身上感到，这些信是对卡夫卡给她的信的重要补充，这也是我详细地转引的原因。由于没有关于这个时期的其它直接的文件，它们的地位就更其重要了。
最后转引她给我的最后两封信（用德语写的）。第一封是在印有她父亲地址的信纸上写的，这显然表明她与父亲达成了谅解。
亲爱的博士先生：
我怀着感激的心情把这本书寄还给您。请原谅我没有来看望您。我简直不能相信我现在能够谈论弗兰茨，您也一定不会愿意同我谈到他。假使您同意的话，我将于九月份来布拉格之前通知您。请您将我留在亲切的回忆中，并向您的太太转达我衷心的问候，很可能有一次我无意中给她带来了伤害。在您有机会的时候，请您把弗兰茨那里的我的信件付之一炬，我放心地把它们交给您，说来当然并不重要。他的手稿和日记（完完全全不是为我写的，而是产生于他认识我之前，大约是十五大本）在我这里，假如您需要，便归您处置。这是他的愿望，他曾请求我除了您以外不给任何人看，给您看也必须在他死后。也许您已经见过一部分了。
我最衷心地祝愿您，并保留着最友好的感情。
您的密伦娜·波拉克亲爱的博士先生：
我不能前往布拉格，把手稿交给您，尽管我很愿意这么做。我也没有找到任何可以放心托带的人，我更不敢通过邮局寄上这些本子。我将考虑把布拉格之行推迟到十月，但愿您届时已经回来，我便能把一切亲手交给您。我也请求您把我的信从卡夫卡家里取出，这样对我来说您将是做了一件大好事。我不想自己去请求他们，我与他的亲属的关系从来就不好。
我非常地感谢您， 10月 1日以后在布拉格再见！如果您那时也不能在布拉格，请您写信到维也纳来，告诉我您何时从意大利回来。
致真诚的问候！
密伦娜·波拉克此后我还经常与密伦娜谈过话，并接收了卡夫卡的手稿。
从我几年前才得知的一桩事实中可以看出，在观察卡夫卡时绝不能使用过于简单化的心理学。现将这件事报道如下。
1948年春，当时居住在耶路撒冷的音乐家沃尔夫冈·绍肯写信对我说，有人曾经向他透露，卡夫卡曾经有过一个儿子。作为证据，他向我出示了一个叫M．M．的女士的信（格蕾特·布洛赫；关于给她的信参见《绝望和拯救》），他（报告者）与她是好朋友。这位女士那时已经辞世，那孩子在此二十多年前已经死去。事情最可悲之处在于，卡夫卡从来不知道有过这么一个孩子——他不到七岁就死了，还在卡夫卡去世之前。孩子的母亲是个自尊心很强的、精神上和物质上都独立的女士，她出于敏感很容易闭锁心扉。也许她心里有顾虑，不愿向卡夫卡透露这个消息，因为随着这短暂的关系而来的是长时间的、最终的疏远。我略略认识M．M．夫人，但对她与卡夫卡之间的友谊一无所知。根据弗兰茨对我的叙述，我把他们间的这种关系视为断断续续地出现仇视的关系。在弗兰茨的日记中可找到指着同一个认识方向的暗示。不管怎么说，M．M．是个着名的、卓有成绩的、意志非常坚定、极其聪明的人，对生活有着远大的目光。假如卡夫卡得知，他成了一个儿子的父亲，这会给他的发展带来多么巨大的裨益，其影响简直不可估量。他内心最盼望的莫过于获得孩子；他最怀疑的也莫过于自己生儿育女的能力。每个他的着作的行家都知道那些相关的段落，卡夫卡在那些段落中表达了坐在孩子的摇篮边的渴望。实现这个渴望对于他的意义超过了其本身，也许能从最高层次向他证明自身的价值，因此也许具有决定性意义，他会感到自己身价培增；他始终将缺少后代视为一种特殊的、宣布将他逐入地狱的判决。如果卡夫卡把这个孩子收养过来，孩子也许不一定会死；也许重新觉醒的自信心能够拯救卡夫卡自己的生命，也许他今天就坐在我旁边，使我不必对着虚无命笔。“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至少得承认，这里的生活谱写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与卡夫卡着作中一切复杂的冒险性的残酷和讥讽的苦涩特征是那样惊人地相似。
M．M．夫人在布拉格瞻仰了卡夫卡的墓。她那时在布拉格又见到了给我提供消息的人，1940年4月ZI日，她从佛罗伦萨写了封信寄到以色列给他，我从中摘取关键性的几行。“你是当时在布拉格看到我处于莫大的困境中的第一个人，我为那时刚刚预感到的恐惧而忧心忡忡。你在你朋友们杂乱的房间中的音乐演奏。在这个神奇的城市中（我对它的爱超出您的想象）短时间的散步，这些在那时也都还能帮助我克服恐惧心理。我去瞻仰了那个对我来说意义极其重大的男人的墓，他死于1924年，他的高超艺术至今仍为人称颂。他是我的男孩的父亲，这孩子快七岁时突然在慕尼黑死去。远离我和他，而我与他在战争年代就不得不分手了，以后再也没见过——一直到几小时前——因为他在他的家乡，在远离我们的地方死于一种致命的疾病。我从来不提此事。我相信这是我第一次说到这事。我家里人和我的朋友们从不知道，除了我后来的上司以外。他因此而对我很好，很规矩。所以当他1936年去世时，我也失去了很多东西，失去了一切。想到他们不必再受时间的折磨，我心情平静，感到幸福。”M．M．夫人在好多年中一直是以这么一种独特的方式谈论卡夫卡和卡夫卡的作品的，以致我的消息提供者断定信中这一段所指只能是卡夫卡，绝不会是其他人。此后意大利很快就介入了战争，M．M。同我的消息提供人之间的通信不得不中断。那次重访布拉格已经是在德国纳粹夺权的阴影下进行的了。M．M．当时的住地是柏林，她有理由谈到折磨着她的预感性的恐惧。她逃往瑞士去以色列，最后到了意大利。我的消息提供人得到的最后一次关于她的消息来自不列颠红十字会，落款日期1945年5月16日，报道的是：“M．M．夫人被德国人于1944年5月从S．多那托·迪·科米诺和弗洛希农带走，同其他生活在这个区的犹太人关在一起。我们深感遗憾，当前我们一点都帮不上忙。”进一步的了解表明，M．M．被一个德国士兵用枪托打死了。我检验了消息提供人告诉我的所有线索。这些线索将我引向佛罗伦萨的好几个人，他们住在圣吉尔吉奥和简宁利奇奥里膳宿公寓。找到M．M．遗物的机会十分微弱，那里也有许多卡夫卡的信。居住在弗罗伦萨的作家马克斯·克莱尔帮助我寻找。但是没有下落。有可能卡夫卡的这些信今天保存在一个叫E．Pr．的先生那儿，是这位先生帮助M．M移居智利的（借此机会顺便说一下，卡夫卡写给那个同他两次订婚的“柏林女人”的书信至今仍在期待着与读者见面）。无法知道卡夫卡的儿子名字叫什么，他曾生活在什么情况下，死于什么情况下。没有什么东西像卡夫卡唯一的儿子这样，逝去之后在历史领域内留下的踪迹是这样的少。
卡夫卡的世界声誉并没有使人们能够理解他。围绕着卡夫卡已经出现了一个神话气氛，抹杀了他的人品的真实特征。比如一家瑞士刊物为努力使一般读者对卡夫卡“感兴趣”，竟信口开河说了些最为荒诞不经的故事。如，在他的慕尼黑朗诵会上，有三位女士晕厥过去，被抬出大厅，由于卡夫卡所读的恐怖场面的描写是那么骇人。还有，有两个女人在他尚未掩埋的墓旁爆发了一场争论，两人都声称是他的妻子。——所有这些纯属子虚乌有。关于慕尼黑朗诵会卡夫卡向我详细介绍过。如果发生过那样轰动的事件，他一定会提到的；因为按照他的性格，一切有可能被利用来反对他的事情，使他心情受压抑的事情，他都要特别地强调如果那时真的在慕尼黑发生过类似的事情，那么卡夫卡在布拉格火车站（我去接他）就会对我说：“你看看，马克斯，我是个多少低劣的作者，我不能为人们做点好事，却给他们带来伤害。三个昏过去——这是我可悲的成就。”我敢断定，他会怀着对自己的夸耀性的幸灾乐祸大体上说这么几句话的。关于他的葬礼，那时我自己负有伤感的义务：扶着他的生活伴侣行走；我可以证明，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只有在最遥远最不着边际的地方才会产生这样的谣言。
关于卡夫卡遗留的文学作品的故事我在每本书的后记中（尤其在《诉讼》的后记中），此外还在我的《作为指路人的弗兰茨·卡夫卡》一书中作了详尽的记述。卡夫卡自己发表的所有作品都收集在第一册《短篇小说集》中；此外只有那篇幅短小、引人入胜的散文小品《铁桶骑上》也是在卡夫卡生前付印过的，刊登在报纸《布拉格新闻》上；再就是1909年刊登在《波希米亚》上的《在布雷齐亚观飞记》。严格地说，这两篇散文也应该归入第一集。在其它所有集子中材料都是卡夫卡遗留下来的。在有关的后记中我对我的助手汉斯·约阿希姆·雪普斯．海因茨·波利策和艾斯特·霍弗的合作表示了谢意；只有感谢不能得到足够的重复。
关于我的出版工作方法，我在那些后记中也谈了一些。这方面有关的补充可参见我除这本传记外发表的关于卡夫卡的另外两本书：1．《弗兰茨·卡夫卡的信仰和学说（卡夫卡和托尔斯泰）》，附有菲利克斯·威尔奇的《弗兰茨·卡夫卡的宗教幽墨》，蒙迪阿尔出版社，温特图尔和库尔特·德施出版社，慕尼黑（见221页及其后）；2．《作为弓I路人的弗兰茨·卡夫卡》，楚迪出版社，圣加仑。关于如何准确无误地出版卡夫卡着作的讨论是不着边际的。说穿了只有原文手迹的照片才能保证十分的把握和天衣无缝。其他任何一种出版方式都必须有所选择。原则上应该区分，一个作者是否已经指定发表某个作品，是否他没有指定发表它，或者是否（这也是第三种可能）他明确指定过不得发表。在最后一种情况下，他对那种不完美的、悬而未决的、充满矛盾的作品所抱无所谓态度要比对第二种情况的态度鲜明得多。可惜卡夫卡那儿就是这种情况。可是我知道（因为我经常被他找去当参谋），卡夫卡是如何缜密地对他自己交付出版的书精雕细琢，他是怎样一个劲地打开格林词典查找的，他是怎样为一个破折号是用还是不用同我和其他人讨论的，等等。所以，让疏忽、明显的语言错误、受捷克句法影响了德文风格的“布拉格德语”及类似的东西原封不动，是违背我的良心的。因为我知道，卡夫卡在最终出版前是一定会把这些疏忽大意之处消除掉的。我相信自己通过与我的朋友长期的共同生活对他的意图和语感了如指掌，有把握改掉这类违背他本心的错处。有所改动的只是个别地方，而且仅仅是作者没有修改过初稿中毫无疑问不正确的地方。我举个例子；卡夫卡在手稿中常用布拉格德语的“paar”表达“einpaar”的意思——比如他说：“Nachpaar块hrltten”，向不是说“nachelnpaarSchritt。n”。然而在他自己把手稿修改付印时，他总是把这个错误改掉的。在卡夫卡自己发表的作品中找不到它的踪影。所以我认为自己有义务在他的遗稿中碰到这种情况时以我的手代替已不在的他的手来整顿一下。此外，我发表了许多不同的写法，在一个附录中甚至发表了被他画掉的段落，这些往往能帮助人们弄明白卡夫卡描述的意图。也许未来的人们在准确性和详细性上还会超过我；这是没有界限的，影印版除外。
在刚才提到的我的另外两本书的第一本中（《弗兰茨·卡夫卡的信仰和学说》）还有关于卡夫卡伟大的绘画艺术的阐述；人们至今慨无例外地仅仅视之为稀奇古怪的东西。这种看法是会改变的。我打算把我收集的卡夫卡的画（他自己多半是往废纸篓中扔的）作为专题着作出版。此外，我那两本上面提及的书是对卡夫卡进行阐释的，但也还有一些传记材料掺在其中。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我的长篇小说《斯蒂凡·罗特》（1931年）以及以下这些发表的文章中：《关于卡夫卡（城堡）的诠释》（《新苏黎世报》1951年IO月2O日，此外还发表在《艾卡特》上）、《对一个叫弗兰茨·卡夫卡的玩偶之谋杀》（对一个错误的解释的争辩，及第二次争辩，发表在《新瑞士评论》二月号与五月号上）、我的着述《此岸与彼岸》（1946年）第一册中的《漫谈基克加德、海德格尔、卡夫卡》。作家卡夫卡和他的叙述艺术和至今仍鲜为人知的诗歌的独特之优点是我的阐述的不言而喻的前提，完全不必特别予以强调。我对他的诗歌的爱也表现在我将他的两首诗谱写成歌曲（钢琴伴奏或乐队伴奏皆可）这件事上。在我那两本书中，一方面指出他心灵的发展（与对他的形象的静态理解相反），另一方面将他的格言（这些格言突出的是人的心中“不可摧毁之物”，是信念和对上帝的积极的信赖）与他的叙述作（其作品则为一切怀疑和不安敞开大门）分离开来，我通过这两点来阐释他的世界观。在小说中卡夫卡展示了人们是如何困惑，如何迷失了道路，在格言中这条道路自己显示出来，宣布摆脱困惑的前景。自然，人们不应该也不能够将卡夫卡这两种世界观机械地分离开来。格言中也有许多例子表明人由于痛苦和不知所措而喘不上气来；另一方面，在长篇小说中也有穿透黑暗看见希望的目光，并非仅仅是无望的观点。卡夫卡永远是完整的卡夫卡；如果人们这么说了，再说一遍，再予以强调，那么人们最终在“格言中的卡夫卡”身上看。到的更强烈的还是他的启示性的、助人的品质；而在叙述的想象力中的卡夫卡身上看到的则主要还是混乱的、自我烦恼和危机的展现。一个灵魂的两个方面是共于一体。问题必然会提出，一个方面或另一个方面的突出造成的有层次顺序的区别之原因何在？大体上可以这么考虑：在小说中，也包括在书信和日记中，卡夫卡信步走去，听其自然，毫无拘束地把自己托付给天使和魔鬼；而他在沉思的水晶体中（在格言中和一些书信里）则实行自我督检，进行人的自制，试图使自己有所归属，为了一个思想中的或现实中的周围世界的缘故而提高自己，力求取得成果。这里有着决定性的因素——针对命运之错综复杂的：人的意志自由；针对罚入地狱的：仁慈；针对绝望的：结束“亚历山大战役”，代之以和平时期的要求，对致密伦娜的信中由那些力量从深处呼喊的宣言的希望：“尽管如此，你们这些沉默、被推动着的、前进着的、心中充满直至狂野的信赖的人们，尽管如此，我们不会扔下你们不管，即使在你们最愚蠢时也不会，而且尤其在这种情况下不会抛弃你们。”穿过卡夫卡混乱、虚无的世界，轻轻地，但不容置疑地响着对人类这一造物的爱的声音，那种上帝的“力量”（是这么预告的）“尽管如此”不会抛弃这些造物，还为他们祝福。
卡夫卡传--关于卡夫卡的“简历”
关于卡夫卡的“简历”
下面的陈述经吉乌塞普·斯蒂凡尼的友好允准，是从他的一篇文章中抽出的，那篇文章的题目是《弗兰茨·卡夫卡：保险总公司职员》，发表在这个机构总部所在地特利斯特出版的1952年12月的该保险公司内部报纸（“Bolletion”）上。除了关于文作学品的诱人的概述外，这篇文章还摆出了传记形式的年代日期。文章告诉我们，卡夫卡于1907年10月2日递交了要求参加总公司工作的申请书，并根据惯例附上了一份简历。“法律实习”一词是指：在奥地利，凡欲当一名律师或获得某种国家的职位的人，大学毕业后要作为记录员或预审法官助理等等无偿工作一年，一部分在刑事法庭，一部分在民事法庭。除此之外，从斯蒂凡尼的文章中我们还得知，卡夫卡在被保险总公司接受前检查了身体，被认为“体质纤弱，然而是健康的”。他身材瘦长，身高一米八一。可1908年7月14日便产生了另一份医生诊断。根据这份诊断，卡夫卡由于神经受损和“心脏极易兴奋的特征”而必须辞职。事实上这第二份医生鉴定大可不必认真看待，卡夫卡想以和平的方式从私人企业转到工作轻松得多的半官方工伤保险公司去。考虑到亲属中马德里的舅舅同保险总公司的管理部门有关系，因此比较妥当的办法是将疾病作为辞职的理由。
简历我于1883年7月3日生于布拉格，在旧城大众小学读到四年级，然后进入旧城德语国立中学；十八岁开始就读于布拉格卡尔·费迪南特德语大学。通过了最后一次国家考试后，我于1906年4月1日进旧环城路理复德·略维博士的律师事务所当秘书。6月我通过了历史性的博士学位答辩，同月被授予法学博士学位。
我同这位律师先生马上达成了协议，我只在必要时才去事务所上班，以便充分利用时间。因为从一开始我就不打算在律师这一行久留。1906年10月1日我开始法律实习，直到1907年10月1日。
弗兰茨·卡夫卡博士卡夫卡传--后记后记第二版后记当我1937年完成这本书的第一版时，我在结束段落中（第七章）已经把卡夫卡引起的强烈反响考虑了进去，这种反响反映在许多语言中，反映在像阿尔杜斯·哈克斯利、安德烈·纪德民赫尔曼·黑塞、马丁·布伯、托马斯·曼、亨利希·曼、弗兰茨·韦尔弗和其他一些这样的人的评论中。自那以后，卡夫卡的影响更加强烈了，给弗吉尼亚·吴尔芙、莱克斯·瓦纳、加缪和许多其他作家和评论家带来了深刻的印象。卡夫卡的艺术在许多方面都是独创一格的，尽管并非每一个自认为受卡夫卡影响或写文章谈论他的人对其艺术的宗教深度和脱胎换骨的力量都清楚。经常给人以这样的印象：有些地方有些人只是模仿或分析卡夫卡方法的外表，而不涉及其本质的追求，也许这对某些说了那么多关于他和他的艺术的话的人完全是不可企及的。假如人类能够更好地理解卡夫卡的人品和作品给了人类什么启迪，那么情况就会完全不同了；所以使卡夫卡的意图更起作用的尝试并没有随着这本书的完成而告终。
第三版后记我的卡夫卡传的这一版增加了新的一章——第八章，这一章主要涉及的是卡夫卡死后逐渐为人所知的事实，其范围通过一些新的文件（比如密伦娜给我的关于卡夫卡的信）得到扩充。附图也增加了。
此外，我将这本书尽可能保持原样，作为第一本关于卡夫卡的、已完成了其作用的书的原样。个别错处我部分在正文中、部分在注释中作了更正，也增加了一些内容。生平年表包括了在《传记》中没有提到过的一系列日期。这个日期表在此重新得到补充和更正，另外加上新发现的卡夫卡的“简历”，使之而更丰富。我把原来传记中转载的“关于儿童教育的两封信转到刊登卡夫卡所有信件的那本书中去登载了。
卡夫卡逝世即将三十年了。在这段时间中他的着作进入了个大世界和无数崇拜者的意识之中。传记的第一版是在卡夫卡死后十三年时，于1937年由布拉格的亨利希·麦希·孙出版社出版的；第二版于1946年由纽约的孝肯书籍出版社出版。
1954年卡夫卡传--附录一 布雷齐亚观飞记附录一 布雷齐亚观飞记弗兰茨·卡夫卡1909年9月9日的《布雷齐亚岗哨》激动地报道说：我们在布雷齐亚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人，连大型汽车竞赛时的情景也不能与之相比，来自威尼斯、利古里亚、匹埃蒙、托斯卡那，直至远自那不勒斯的外乡人，来自法国、英国、美国的来宾们云集在我们的广场上，我们的旅馆里，塞满了一切边角的私人住房。所有价格大大上涨；没有足够的交通工具供观光；飞机场上的餐馆可以为两千人提供出色的服务，在这成千上万人面前却无能为力了，不得不出动军队来维持小吃部的秩序；在那些廉价购物的广场上每天有五万人站着。
当我的两位朋友和我读到这个消息时，我们同时获得了勇气和担忧。勇气：因为在这种挤得要命的地方，民主空气会十分浓郁；倘若根本没有位置，也就不必费心去找。担忧：担心意大利对这类活动的组织能力，害怕那些将为我们操劳的委员会；对铁路客运的担心，“布雷齐亚岗哨”对其晚点四小时以赞誉之词加以张扬。一切期待都是错误的，一切意大利人的回忆在他们一回到家里便混淆了，不能令人信服。
当我们的列车驶入布雷齐亚火车站的黑色窟窿时，我们听见人声鼎沸，仿佛大地在燃烧，我们认真地互相提醒，无论发生什么情况，都要始终在一起。我们难道不是怀着某种敌意到达的吗？
我们下了车。上了一辆轮子松动、几乎快要散架的马车；马车夫情绪很好，我们的马车驰过几乎空空荡荡的马路，前往委员会官方向，那里的人们没注意到我们内心的刻毒，仿佛刻毒并不存在似的；我们得悉了我们需要了解的一切。给我们指定的住处，初看上去好像是我们所见过的住处中最肮脏的，但很快就不那么过于厌恶了。这种肮脏已经存在多时，无人再议论；这种肮脏不再改变，它已经安家立业，在一定程度上使人们的生活更坚实、更有人间味道；旅馆老板从这肮脏中匆匆走上前来，怀着自豪感，对我们毕恭毕敬，老是动着胳膊肘，用双手（每个手指都值得恭维）不断给他脸上盖上新的阴影，一个劲地弯腰鞠躬，这种姿势我们后来比如在飞机场上在加布里埃尔·达农乔身上又看到过。在这样的情况下，谁还会对这种肮脏耿耿于怀呢？
飞机场在蒙特奇阿利，乘坐驶往曼图阿的当地火车不到一小时便可抵达。这种当地火车在普通的公路上占有两条铁轨，于是它既不高出，也不低于其它交通工具，毫不突出地行驶在那些几乎闭着眼睛在尘土飞扬中骑自行车的人们中间，行驶在来自全省的完全破败不堪的马车中间（这些马车有多少乘客就装多少，竟然还驶得很快，令人难以理解），行驶在往往是巨大的汽车中间（这些汽车好像刚刚放出笼子，看样子马上就要倾覆，在其快速行驶中不断按着的喇叭显得十分幼稚）。
有时乘坐这种可怜的火车到飞机场去的希望完全彻底地消失了。然而周围人们在笑，左边、右边都有人冲着列车里面笑。我被挤到了一个个子高大的人的旁边平台上，而这个人岔开腿站在两节车厢间的缓冲器上，沐浴在从微微晃动的车厢顶上落下的煤烟和灰尘之中。列车停了两次，等待逆方向来的列车通过，等得这般耐心，时间这般长，好像在等待一次偶然的相会。一些农人缓缓走过，墙上不时可见上次汽车竞赛留下的热烈的海报。路旁的一切植物统统覆盖着一层白色的灰尘染上的油腻腻的色彩。
到了不能再往前开的地方火车最终停了下来。一些汽车同时刹车。透过飞扬的尘土，我们看见不远处飘着许多旗帜。一群牛挡住了我们的路，它们失去了控制，跌跌撞撞地走在山丘状的土地上，闯入了汽车中间。
我们到了。在飞机场前面还有一个大广场，广场上矗立着一些捉摸不透的小木屋，那上面的匾额出人意外的是：车库、国际大型小吃部等等。不计其数的叫化子们在他们的小车子中吃得白白胖胖，一个个向我们伸出手来，挡住去路，人们匆忙中真恨不得从它们上面跳过去。我们超过了许多人，也被许多人超过。我们仰望天空，这才是大家所关心的地方。谢天谢地，还没有一架在飞！我们毫不躲闪，竟也没有被车子碾死。在数以千计的车辆中间和后面，跑动着意大利骑兵的马。秩序和事故看来同样是不可能发生的。
在布雷齐亚的一天夜晚，我们想要尽地到某条我们认为相当远的马路上去。一个马车夫开口要三个里拉，我们还价两个。这位马车夫表示不愿去，仅仅出于友好他给我们描述了那条路远得多么可怕。于是我们为我们的还价感到羞愧。好吧，三个里拉。我们上了车，车子拐了三个弯，穿过短短的马路，我们就到了想去的地方。奥托比我们俩强硬，他宣称，他绝不能为一分钟的路程付三个里拉。一个里拉就绰绰有余。也就是一个里拉。时值深夜，小马路空无一人，这马车夫是强壮的。他很快就冲动起来，好像这场争论已经进行了一个小时似的：什么——说我是欺骗。——想什么呀你们？——一说好三个里拉，就得付三个里拉，把三个里拉拿来，要不然你们等着瞧吧。奥托：“拿出价目表来看看，要不然就叫警察来！”价目表？这里没有价目表。——哪里有这个价目表？——他说，这是为一次夜间行驶约定了的，如果我们给他两个里拉，他就放我们过门。奥托叫得令人胆战心惊：“不拿出价目表就叫警察！”又是几声叫嚷和寻找，然后一张价目表被抽了出来，那上面除了污垢外什么也看不清。因此我们达成了一个里拉五十分的协议，然后那马车夫驱车继续驶入这条无法调头的小胡同，他不光是愤怒，而且也悲哀，我有这么一种感觉。因为我们的态度可惜是不正确的；在意大利不能这样，别处也许行得通，这里可不行。但是谁在匆忙中又能考虑到这一点呢！没什么可抱怨的，总不见得人们能在短暂的一个飞行周内就变成意大利人。
可是后悔不该破坏飞机场上的欢乐，否则只会带来新的懊恼。我们与其说是走入飞机场，不如说是跳进去的，我们全身每个肢体都处于亢奋激动状态，这种激动在这里的阳光下有时会一下子抓住我们一个个肢体。
我们从飞机库旁走过，它们都拉上了幕布立着，如同周游演出的喜剧演员舞台前拉上的幕布。在覆盖着飞机的这些幕布上编写着飞行员们的名字，名字上方是他们家乡的三色旗。我们读到这样一些名字：科比安奇、卡格诺、卢吉尔、库尔提斯、慕契（这是架三叉如飞机，颜色是意大利的，信任意大利胜于信任我们）。安查尼、罗马飞行员俱乐部。布雷里沃特呢？我们问。布雷里沃特是我们一直在想念着的，布雷里沃特在哪里？
卢吉尔在他车库前用篱笆围起来的圈子内跑来跑去，这是个小个子，鼻子十分醒目，穿着衬衫。他忙得要命，不太清楚在忙什么，他甩动着那对强有力地动弹着的双手，边走边摸各种东西，叫他的工人到车库的幕布后面去，又把他们叫回来，自己从其他人中间挤进去。而他的太太站在一边，穿着白色的紧身衣服，一顶小黑帽紧紧嵌入头发中，套着短裙子的两腿微微岔开，她朝炎热的空间看着，活脱脱是一位商人太太，小脑袋瓜里装满了经商的一切忧虑。
在旁边那个飞机库前面孤单地坐着库尔提斯。透过敞开一条缝的幕布可以看见他的飞机．这架B机比人们传说的要大。当我们经过时，库尔提斯正将《纽约导报》高举在面前，读着一页上方的一行；半小时后我们再次经过时，他已经读到这一页的中间了；又过了半小时，他结束了这一页，开始读新的一页。他今天显然不想飞行。
我们转过身去，看到的是广阔的原野、这片场子大得惊人，以致杨子上的一切都显得孤零零的：我们旁边的目标杆，远处的信号杆，位于右边某处的起飞弹射器，一辆委员会的汽车在原野上画着弧形，在它自己的尘土中停下，继续行驶，一面黄色的小旗帜在风中鼓动。
在一片几乎是热带的国土上，这里形成了一片人造荒原。意大利的达官显贵们、巴黎珠光宝气的女士们和其他所有成千上万的人会聚在这里，眯缝着眼睛一连数小时望着这片阳光照耀的荒原。广场上毫无通常在体育场地上所有的那种可调节趣味的画面。这里没有跑马用的漂亮的障碍物、没有网球场的白线。没有足球场鲜嫩的草地，没有汽车或自行车竞赛者们冷漠机械的盘旋往来。仅仅在下午的两三次一群五彩缤纷的骑手队伍穿过原野。马是为飞尘所掩没，均衡的阳光直到下午五点尚未发生变化。原野上既无物可觑，亦无任何音乐，只有群众的口哨声时而在那些索价便宜的场地上响起，以图满足耳朵和耐心的需求。在我们身后的看台上的那些人无疑与空虚的原野毫无区别，水乳交融。
在木栏杆的一边肩并肩站着许多人。“这么小啊！”一伙法国人仿佛叹着气在说。怎么了？我们挤上前去。场子上，离得很近，有一架小飞机立在那里，披着真实的偏黄的色彩，人们在为它的飞行做准备。这回我们也看见布雷里沃特的飞机库了，旁边是他的学生雷布兰茨的飞机库，那是他们自己在原野上搭建起来的。我们马上就认出靠在飞机的一个翅膀上站着的是布雷里沃特，他的脑袋牢牢地坐在脖子里，一动不动地看着他的机械师们的手指，看着他们是怎么摆弄引擎的。
他要用这么个小玩意地上天？同水打交道的人们譬如说就容易得多。他们可以先在水潭里练，然后到池塘里，然后去河流中，很长时间以后他们才敢于下海；而这里只有一个海。
布雷里沃特已经坐火了他的位置中，手握着某一根操纵杆，但依然听任机械师们摆弄，这些机械师就像是一群过于勤奋的小孩子。他的目光缓缓向我们扫来，从我们这儿移开，转向了别处，但眼神中充满了自信。他现在要飞翔了，没有比这更自然的事了。自然的感觉与同时存在的、普遍的非同寻常感（他身上不可避免地显示出来）相交织，形成了他这种姿态。
一个工人抓着螺旋桨的一个翼片往上旋拧，他使劲拽着，猛地一下，听上去那声音就像一个壮汉酣睡中的呼吸声；但螺旋桨转不动。又试一遍，试了十遍，有时套上去螺旋桨就动不了，有时还能转上几圈。问题在引擎上。新的劳作又开始了，观众们比近处的参与者们更感疲乏。引擎各方面抹了油；暗处的螺丝被旋开又拧紧；一个人跑进飞机库去取一个备件；照样不适用；他跑回去，蹲在飞机库旁边地上，两腿夹着那玩意儿，用锤子敲打。布雷里沃特同一个机械师交换了位置，这个机械师又同雷布兰茨交换了位置。一会儿是这个人在拽着螺旋桨，一会儿是那个人。但这个引擎毫不容情，就像一个小学生，人们一直在帮助他，全班人在开导他，可是不行，他就是不会，老是打住，老是在那同一个地方打住，无能为力。有一阵布雷里沃特一声不吭地坐在他的位置上；他的六个助手围绕在他身边，一动不动；他们好像都在做梦。
观众们终于获得一次松口气的机会，目光可以活动活动了。年轻的布雷里沃特太太走了过来，端着一张做母亲的脸，两个孩子跟在她后面。假如她的丈夫不能飞行，她就感到不舒服；假如他能飞了，她又害怕，她美丽的衣服对现在的气温而言未免厚重了一点。
螺旋桨又在拧动了，也许比以前好一点，也许不见得；引擎发出噪声转动了，仿佛换了一个，四个人在后面扶着这架飞机，在周围风的静止状态中，转动的螺旋桨吹出的风流鼓起了他们的工作服。一句话也听不见，螺旋桨的噪声似乎在颐指气使，八只手释放了这架飞机，这架飞机长时间地在土块上驰去，就像一个笨手笨脚的人跑在镶木地板上。
这样的尝试作了很多遍，但全都不是故意地停了下来。每一次尝试都把观众激动起来，站到草椅上，人们在那儿伸开胳膊保持平衡，并在那儿表示希望、害怕和欢乐。休息时意大利的王公贵族们却在看台上来回走动。他们互致问侯，互相鞠躬，又认出了老朋友，有一些人在拥抱，人们在看台上走上走下。人们指点看莱提佳·萨渥亚·巴波拿公爵夫人、博吉斯公爵夫人，后一个上了年纪的女士，脸色像深黄色葡萄的肯台萨·莫洛希尼。马切罗·博吉斯在对所有女士献殷勤，实际上又未对任何人献殷勤，从远处看他的脸是可以理解的，从近处看他的面颊在嘴角上方异乎寻常地收拢。个子又小，身体又单薄的珈布丽埃乐·达能乔似乎是含羞带怯地在同委员会最重要的人物之一肯特·奥多弗雷迪跳舞。普契尼强悍的面孔从看台上越过栏杆在了望，他的鼻子堪称为“酒糟鼻”。
但是只有着急寻找，才会认出这些人来；否则到处看见的一概都是贬了值的穿着现代时装的高个子女士们。她们喜欢走路胜于坐着，衣服穿得不怎么合适。所有的脸都蒙着亚洲式的面纱，以致全部掩盖在淡淡的雾霭之中。上身宽松的衣服使整个形象从后面看有点儿畏缩；一旦这些女上显得畏缩，便给人以一种混杂的、不得安宁的印象。紧身胸衣深藏不露，几乎不可捉摸；腰身显得比通常的宽大，因为一切都是窄小的；对这些女人要花点力气才能拥抱。
至今表演过的只有雷布兰茨的飞机。现在轮到布雷里沃特的飞机了，这架飞机曾飞越运河；没有人提及此事，但谁都知道。在一个长时间的间歇后，布雷里沃特飞上了天空。可以看到他笔直的上身露出在机翼上方，他的腿伸得很深，成了机器的一部分。太阳已西斜，阳光从看台的华盖底下穿过，照耀着滑动的机翼。所有的人都全神贯注地仰望着它，没有一颗心中还有为别的什么留下的余地。它飞着绕了一小圈，然而几乎垂直来到我们上方。大家都直着脖子看着飞机晃动，抓在布雷里沃特手中，甚至在上升。事情怎样呢？这里在离地面二十米的空中有个人被关在水架子里，抗拒着自愿承担的、看不见的风险。我们则完全渺小地、无生命力地站在下面看着这个人。
一切进行得很顺利。在此同时，信号桂显示出，风向变得更为有利，而库尔提斯将为获得布雷齐亚的大奖而飞。终于也飞了？刚得到消息，库尔提斯的飞机引擎已经发动了；刚往那儿看，它已经飞离我们，飞越原野。原野在它面前放大。它飞向远处的森林，森林似乎现在才开始耸起，它长时间在森林上飞，它消失了，我们望着的是那片森林，而不是它。从房子后面（天知道在哪里）它重新以原来的高度出现，朝着我们飞来。当它升起时，我们能看到昏暗的机翼下端；当它降低高度时，其上端便在阳光中闪烁。它绕着信号杆飞，冷漠地朝着欢迎的喧闹声，又笔直朝它来的方向飞去，很快就变得又小又寂寞。它这样飞了五圈，在四十九分二十四秒内飞了五十公里，从而赢得了布雷齐亚大奖三万里拉。这是一个完美的成功，但完美的成功不能得到赞赏，完美的成功使每个人最终都认为有能力做到，对于完美的成功来说似乎勇气变得不那么必要了。当库尔提斯在那边森林上飞行时，当他那众所周知的夫人在为他担心时，人们几乎把他给忘了。四处都在为卡尔德拉拉不能飞而抱怨（他的飞机碎裂了）；都在抱怨卢吉尔已经在他的提琴状飞机上捣腾了两天，还不肯罢手；都在抱怨意大利的可控气球“左迪亚克”至今未来。关于卡尔德拉拉的失事流传着一些光荣的传闻，人们仿佛相信，民族的爱比它那勇敢的第一个飞行员更能有保证地将它托入天空。
库尔提斯的飞行还没结束，仿佛受到了激动的感染，在三个飞机库里引擎发动了。尘土迎着风飞扬。两只眼睛不够用了。人们在座位上旋转，摇晃，随手抓住旁边的人，赶紧道歉，有人摇摇欲坠，拽住了他人，得到感谢。意大利秋天的夜幕渐渐降临，原野上的景物有的已经看不清了。库尔提斯结束了他股利的飞行，走过观众面前，微笑着摘下帽子，却并不向观众注视；与此同时，布雷里沃特开始进行一次小小的盘旋飞翔，大伙儿早就相信他有这个能力。分不清欢呼声是献给库尔提斯的还是布雷里沃特的还是给现在驾驶着又大又重的飞机插入了天空的卢吉尔的。卢吉尔坐在他的操纵杆面前就像一个坐在写字台前的先生，身后有一架小梯子供人爬到他旁边。他转着小圈子上升，高出了布雷里沃特，使布雷里沃特成了他的观众，仍在不停地上升。
现在必须离开了，否则就会坐不上车。许多人已经通过我们身边向外挤。人们都知道，这次飞行只是一次试飞；由于时间已近七点，这次飞行将不被正式记录在案。司机们和诗者们在机场的前半部分站在他们的位置上指点着卢吉尔，飞机场前方有许多散落的马车，马车夫们站在车旁指点着卢吉尔；三列火车已经塞满I人，却因卢吉尔的缘故不开走，我们幸运地找到了一辆车，马车夫蹲在我们前面，这辆车没有马车夫的高座。我们终于重新获得独立的存在，我们的车离开了。马克斯说得很对，类似的活动也可以，并应该在布拉格举行，他认为不一定非得是竞赛性的，但总也是值得的，但是邀请一个飞行员是轻而易举之事，而且参加者谁都不会因之而后悔。事情或许就是这么简单；现在莱特兄弟在柏林飞行。其实只要说服这些人稍稍绕点道就行了。事情或许就这么简单。我们另外两个人听着马克斯这番话，一句也没回答，首先因为我们累了，再说也没有什么可争辩的。道路在旋转，卢吉尔出现在高空中，他的位置很快将只能根据星星来确定了，星星马上将出现在已经染上了墨色的天空。我们没有停止转过身子去；卢吉尔仍在上升，而我们则终于远远地离开，一头扎入了坎帕纳的怀抱。
卡夫卡传--附录二 回忆弗兰茨·卡夫卡附录二 回忆弗兰茨·卡夫卡鲁道夫·福克斯关于我与卡夫卡相识之始我已无从回忆。我相信是在1912年冬天认识他的。那时我们青年作家在希伯纳街与普夫拉斯特街交汇的路口一家咖啡馆里占有一个固定桌席。卡夫卡时而到我们这儿来坐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