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提时，我附和着你，谴责自己，因为我不常去教堂，不做斋戒等等。我相信，我这么做不是对我不好，而是对你不孝，这时，一直潜伏着的负罪感也就渗透进了我的心灵。
“后来，当我成了年轻人时，我不理解：为何你对自己信奉的犹太教一无所知，毫不虔诚，却谴责我不去努力像你一样（如你所言：出于虔诚）信教。据我看来，这些谴责实际上是空话，是玩笑，连玩笑都谈不上。你一年到教堂去四次，在那里与其说像个认真信教的，不如说至少是更接近于那种不把它当一回事的人，把做祷告当做走过场，有时你居然能够将正在朗读的书中段落指给我看，使我惊讶不已。此外，只要我能去教堂（这是关键所在），我就可以在里面随心所欲地东游西逛。在那里的好几个钟头里，我不停地打阿欠，不停地打瞌睡（我相信后来我只有在舞蹈课上才感到过这么无聊），尽可能在那里偶然的一丁点儿变化中寻找乐趣，比如当约柜打开时，这时我总是联想起游艺靶场，在那地方，有谁命中了靶心，一个柜门也会自动打开，只不过那里柜门中出来的总是些有趣的东西，而这里总是那些没有脑袋的陈旧偶像。我在那里还总是非常害怕，这不仅是因为我自然为如此接近这么多人而害怕，也因为你有一次提到过，我也有可能会叫上去诵读经典的。为此我颤抖了多年。除此之外，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抵消我的无聊，顶多还有那成人礼，然而那也只要求背熟文字，颇有点可笑，也就是说仅仅像参加一次可笑的考试；再就是与你有关的小小的、不太重要的事情，比如宣你上去诵读经典，你很好地通过了这一在我眼中完全是社会活动性的事情，或者你留在教堂里参加灵魂回忆活动，而叫我先走，这事在很长时间中（自然是由于我被赶走与不能进一步参加任何活动，在我心中唤起了一种几乎未曾意识到的感觉——这事有点不公平。——这是在教堂里。在家里可能更要命，欢乐局限于第一个赛德之夜，这个夜晚日益变得像一出令人笑得痉挛的喜剧，当然是在那些正在长大的孩子们的氛围之中（为什么你也不得不适应于这个氛围呢？因为它是你造成的）。这些就是传给我的信仰教材，此外便没什么了，顶多还有那伸出的手，指着‘百万富翁福克斯的儿子们’，告诉我他们在高贵的节庆日子中与他们的父亲一起去教堂。这样的信仰教材除了尽快地弃之脑后，还有什么更好的处理方法，那我就不明白了；正是这种抛弃在我看来才是最虔诚的行为。
“更往后，我又改变了对此事的看法，并且懂得了，为什么你竟会认为我在这方面也恶毒地背判了你，你从那小小的聚居区般的小村镇中确实带来了一点犹太教，本来就不多，又在城市中和军队里失去了一些。无论如何，青年时代的印象和回忆还勉强够你过上一种犹太生活，尤其是因为你不需要很多这类帮助，你出身于一个十分强大的家系，对你的性格而言，宗教上的疑虑若不曾同对社会的疑虑混杂得太深，几乎是无法使你动摇的。从根本上说，引导你的生活的信念是，你相信一个特定的犹太社会阶级的观点的绝对正确性，实际上由于这些观点是你的本质的组成部分，你相信的是你自己。这里面所包含的犹太教还是够用的，然而欲将它在孩子身上继续流传下去，却太少了，你所传下去的是一点一滴聚起来的。其中一部分是不可传代的青年时期印象，一部分是你那令人畏惧的本质。而且也不可能让一个满怀畏惧而尖锐地观察着的孩子理解，你以犹太教的名义，以无所谓态度推行的那些无谓之举会有什么崇高的意义。如果说它们对你有什么意义，那也只是作为昔日的纪念品，你为此而要将它们传给我，由于它们即使对你来说也已不存在独立的价值，你只能通过说服或威胁来向我灌输；这一方面是不会成功的，另一方面由于你在此完全不明白你的地位之虚弱，必然使你对我表面上的固执非常光火。
“整个看来这不是什么孤立的现象，在犹太人这过渡的一代中有相当大一部分人，即从相对来说虔诚的农村迁入城市的人都是这样的；这是自然发生的，只是这个现象给已经够尖锐的我们之间的关系加上了一层痛苦的色彩。在这一点上，你应该像我一样相信你是无辜的，可是要以你的个性和时间的推移来解释你的无辜，而不是完全以外界的因素为借口，也就是说不说什么，你工作太忙，需要操心的事太多，所以没有时间投身于这类事情云云。我从你毫无疑问的无事出发，习惯于以这种方式将不公正的谴责锋芒转到他人身上。这种做法无论在哪里，包括在这里都很容易得到否决。这并不是你可以给你的孩子们上的一堂课的问题，而是需要展示一条堪称楷模的生活之路；假如你的犹太教信仰更强烈一些，你的榜样也就会更有号召力一些。这是不言而喻的，完全不是谴责，而是对你的谴责的防卫。你最近读了富兰克林的青年时代回忆录。我是有意识地给你读的，然而并不是像你自我解嘲地说的，是由于一小段关于食素的叙述，而是由于书中描写的作者与他父亲的关系，以及作者与他儿子的关系，正如这本为儿子所写的回忆录中所表达的。我不打算在此提及细节了。
“最近几年来，你觉得我对犹太教事务关心得多些了，而我得到了对你的犹太教观念的一定的补充证明，由于你先入为主地对我的一切活动，特别是对我的发生兴趣的方式怀有厌恶感，所以在此也不例外。可是除了这点以外，你在这里有一点小小的例外表现并非完全不可能的。在这里活动着的毕竟是与你的犹太教同出一源的犹太教，因而也有可能使我们之间产生新的关系。我不否认，你对之表现出兴趣的事情往往反倒会使我产生怀疑。我并不是想断言我在这方面有什么胜于你的地方。但是根本就没有对之加以验证的可能。我所介绍的犹太教使你感到讨厌，犹太文字你觉得无法阅读，它们‘使你恶心”’。——这可能意味着．你坚持认为，只有你有我童年时期告诉我的那种犹太教才是唯一正确的，除此以外不存在别的。可是要说你坚持这种看法，似乎又是难以想象的。于是你的‘恶心’（撇开它首先并非为犹太教所引起，而是针对我个人的这点不谈）只能意味着，你无意识地承认了你那种犹太教以及给我的犹太教教育的弱点你绝不愿意回顾，并以不加掩饰的痛恨来回答一切回顾。此外，你对我的新犹太教教义的反面评价是非常夸张的；首先，这里面掺含着你的诅咒；其次，对于犹太教的发展起着关键作用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基本关系，因而就我的情况而言，它是有致命伤的。”
父亲是如此，而母亲“在杂乱的童年生活中被认为是理智的典范”。儿子虽然埋怨她在父亲面前不能自主，然而对此表示完全理解，知道她一方面是出于对丈夫的爱，一方面是面对一个不容任何反对意见的男人的讲求实际的让步。但是父母以这种方式联合为一体，组成了对儿子的共同战线，母亲只是偷偷地脱离这条战线，以便给儿子一点爱的表示—一这在卡夫卡的着作中留下了深深的痕迹，随处可见，比如在很短的小说《夫妻》（载《一场战斗记实》）中便可见到相似的情况，从这个角度来看这篇小说，它堪称卡夫卡最激动人心的、最具有自我表述性质的作品之一。正确地阅读它，那么每一句话都富有启发性，从开头的生意上的抱怨直到尾声处N．先生的夫人向来访者或捷言之不速之客提到他自己的母亲时说的这几句话：“尽可以说，她（母亲）能够创造奇迹。已为我们所毁了的可由她来修复。我童年时便失去了她。”还有那结束语：“噢，竟有这样的失败的经商之路，而人们不得不带着负担继续走下去。”
奇怪之处不在于，弗兰茨感到父亲的性格是某种陌生的东西，却由于其活力和力量而对他钦佩不已。奇怪的是，他在此后的生活道路上也极其希望得到父亲的首肯，尽管这往往是根本办不到的。“你也有一种静静的、满意的、赞同的微笑方式，这种方式特别美，却非常难得一睹，可是这种微笑会使对方非常愉快，”《信》中这么写道。他算了一下与父亲接近的时刻：“这自然很少，但却十分美妙。比如当我以前炎夏午饭后在店里看见你疲倦地用胳膊肘支着柜台打一会儿瞌睡时；或者当你急匆匆地跑到我们这儿来消夏时；或者当母亲病重，你颤抖地哭着紧抓书橱时；或者当我上次生病时，你轻轻地走到我住的奥特拉的房间，停在门口，只探进头来看看躺在床上的我，出于好心的考虑只向我拍了招手。在这种时刻，我便躺倒在床上，幸福地哭起来，现在，当重新写下这些的时候，止不住又哭起来了。”——他的书中的一本——《乡村医生》——是献给父亲的。父亲接受这本书时说的话（显然并无恶意）经常为卡夫卡所引用。父亲只说了这么一句：“放在桌上吧。”
日记中弗兰茨描写一个晚上，在写到他难得真正完全感到满意一个行动的那句结束语（《日记》252页），听起来是那么的忧伤：他以极大的努力，审慎周到，确实成功地在犹太区政府中组织了一场一个贫穷的东方犹太话剧演员的朗诵会，自己讲了颇有意义的开场白（这是他作过的唯一的演讲——可记录在案的仅仅还有一次在布拉格的托因贝大厅朗诵克莱斯特的《米歇尔·科尔哈斯》）。他这番报道却是以写在括弧中的、仿佛从深深的背景中道出来的话结束的：“我的父母不在那里。”
卡夫卡父母家中的情况与普鲁斯特家里的情况有一些相似之处（见列昂·彼埃尔一昆特：《马塞尔·普鲁斯特，他的生活和作品》）。“他父亲每天一大早离开家，几乎与儿子不打照面。”而他母亲则是个“和蔼可亲的女人，……她对他很关心，总是原谅他的任性，原谅他习以为常的草率马虎态度。”——倘若探讨一下父母教育的共同特点，也许会找到两位作家世界观相近与文风相近的共同根源，他们俩生活在同一个时期，互相间却从未听说过——这将使那些喜欢分门别类的观察家们重新陷入世界之杂乱的昏暗之中。描述的特别细密准确，即对细节的爱好（我欲称之为“填密写作”），还有被卷入家庭的魔法漩涡中，自然还有种族（普鲁斯特的母亲是犹太人）甚至际遇的某些相似之处，所有这些都诱惑人对他俩加以对比，当然，普鲁斯特所处的世界都市环境与卡夫卡所处的小市民的布拉格导致他们的发展道路出现根本性的分岔。
对于诸如普鲁斯特、克莱斯特、卡夫卡这样的情况，终其一生不能脱离童年的印象，不能脱离家庭和家庭传统的控制力，可以用精神分析学关于无意识的恋母情结与无意识的恨父的模式来笼套。然而对天真幼稚行为的依附则完全可以（我无意否认精神分析学解释有关重要主题的同样有效性）作简单一些的解释：父母是孩子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必须与之进行的是第一次反抗；同他们的讨论是一生中后来所有斗争的模式。——人投入了与生活和世界的决斗。第一场战斗：与父母。然后生活带来其他斗士：同学、老师、其他公民、观众、不可解释的反对男人的妇女世界。尽是敌人——至少可以说尽是对手，很难从他们中间找出善意来（这种“找出”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一种战斗，一种迫使人采取的行动，一个任务，一场生活考核）。人和战士是怎样通过第一场战斗的，已经指点着未来，可以视为未来的象征，倘在回顾者眼里那生活的开端真的恍若他生活的后来阶段以至生活整体的雏形或代表，也是完全在情理之中的。精神分析学认为，人对上帝的想象是不由自主地产生于对父亲的交往之中的（也就是说上帝是根据父亲的形象塑造的），可是反过来的可能性（第一个指出这点的是海因茨·波利策）同样不可排除：善感的人，如卡夫卡，正是通过对上帝的交往（或者如我在此试着指出的这么说：通过在年龄成熟一些后与面对面而来、面对面斗争的世界整体的交往）丰富了、扩展了对“父亲”的想象，使之形象丰满。
“噢，假如我知道回去的路，知道那返回童年时的可爱的路该有多好啊，”克劳斯·格罗特一布拉姆斯这样歌吟。这种渴望在一般人心中可能仅仅是一闪即逝的插曲，也许作为一个劳动后的疲劳现象出现，——这里却存在着一个问题：难道说疲倦的人比为虚荣或为生活之必需劳碌不息的人要诚实一些吗？除了这种插曲式的“返回童年”思想，也还有真正的童真幼稚，青少年时期的经历制约着毕生命运的思想，有的人一辈子也无法摆脱其制约。
孩子信赖父母，也希望父母信赖他。这一点正是最早的影响人的心灵的重大冲突之一的导火线。世界提供的往往不是相互间的信赖，而是全然不同的东西：斗争、战斗。——这第一次冲突（同父母和家庭），被多么认真、多么火热地感觉着，可以在一个典型童稚的作家—一克莱斯特——的经历中找到出色的例子。一个问题无时无刻不在他脑海中盘旋：家里（扩展了的父母结构）对我的所为所求会怎么说？他们会信赖我吗？一方面是认为荣誉只存在于战时壮举和行政能力中的老式普鲁士家庭，另一方面是温顺的、感情丰富的、情绪不稳定而又偏偏为最高尚的伦理原则所奴役的作家，克莱斯特与他家庭的差异大得惊人。他知道，他的诗和剧作在家里人眼中不外乎是不守纲伦的邪门歪道，毫无价值可言。——卡夫卡以特别的投入阅读克莱斯特的书信，将那些证明克莱斯特家庭将那位作家视为“人类社会中一个毫无用处的、不值得再给予任何同情的一员”片断抄录下来，并以意在言外的嘲讽口气写道，那个家庭在克莱斯特一百周年忌日将一个花圈献在墓旁挽联上写着：“献给家族中最优秀的人”。
这位坚强的人一般总是耸耸肩膀，带着那么点轻蔑，他看待那些多愁善感的人，看他们如何强烈地期待着能够证明自己的能力，期望他们自身、他们内心最深处的实质能得到家庭的承认，换来家庭的信赖和坦诚相待，然而却由于家里无人理解他们而精神崩溃。坚强的人在发展道路上很快就会到达某一点，在那里他们对自己说（或许有理，或许无理）：真是的，这个家庭是无可教诲、无可救药的了。可是世界是广阔的。还有其他单位团体，我将向它们显示自己的存在，家里那伙人怎么看我关我屁事……这么一解释，自然就可窥见生活的悲喜剧了。事实上那放弃了争取家庭信赖的坚强汉子与多愁善感的人相比并未赢得过多的优越之处。以后“广阔的世界（哦，它马上就变得那么狭小）所提供的冲突，与那人生第一次为求得信赖而又不能获得的冲突相比差别总是微乎其微。不管是朋友抑或上司，是高于一切的情人抑或仅仅是同你偶尔打一个小小交道的不相干的人，你总是希望他们能够认识你的存在，你的本质，你的内心所向，然而人们关心的却总是你的成绩，从道理上说，人们也只能通过你思想的体现来检验你的思想，别无良方。你希望的却不是得到检验，你只希望人们相信你。每个人（同每个神祗一样）都希望周围全是信仰。只有当灵魂感受到来自他方的信任时，才有可能发挥其极细微的、不同寻常的能力。
一位哲学家（菲利克斯·威尔奇）将“信任决定”原则称为一切伦理学的基础，由此可见信任问题的中心地位。人们无法证明，世界就其整体而言是否有意义，是一个善的神灵的杰作，还是无意义的、凶恶的东西。这个问题只能由人们随意地（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相信或否认。究其根本，每个人的本质、道德也同样只能无证据地为人相信或否认。因为在这个领域内无法提供准确的证据：实际成绩低于评价，最有利可图的往往源于最恶的心灵。
在第一次冲突中（无所畏惧地争取家庭的信赖）所有后来的生活冲突均已具雏形，似乎均已包含在其中。对在第一次冲突中，可以说在生活斗争的准备阶段，已经存在的童稚者的耸肩，乍看之下不是那么十分公平的。这些“不实际的人”也许会删除思想和痛苦的某些空洞无物的环节；最终人们会发现，他们不仅比别人感觉更温柔敏锐，也更接近真理和最深处的认识。因此一个“童稚”作家的世界观能够握住我们的心，克莱斯特便是这样；童稚在此并非弱点；它只是对存在的不幸的基本情状的一种比较诚实、比较认真的理解。我们大家身处这情状之中，面对着面，互不信任，每个人心中都在秘密地恳求人们相信自己，即使自己的品行无法得到证明也罢。克莱斯特和卡夫卡（在《失踪者》中）写下了许多激动人心的场面，以图表现一个永恒的场面——一个人蒙受了可耻的名声，一切外在因素都于他不利，他聚集最后一点良心，希望人们不要谴责他。不错，我有这么一个感觉，克莱斯特所有的作品都是围绕着这一点的。他的偶像是：凯特兴·封·海尔布隆。可是正如凯特兴信任她的骑上一样，潘台西利娅也希望阿奇勒斯在所有战斗性的仇恨表象下始终感觉到她的爱。托妮捆起了她的情人，把他交给了敌人，——表面上看作者是批判了她，但实际上她心底是希望他能相信她，相信她的感情。“你不曾对我不信任该多好啊，”这是她最后的话。还有阿尔克梅娜在她那发火的丈夫面前，爱菲（《碎罐记》中）在她的未婚夫面前，那看上去十分残忍的选帝候在那洪堡人面前——所有这些人都是难以理喻的、忧郁的、有罪的，或至少有不良行为的形象，却全都非常诚实，他们最强烈渴望的莫过于叫爱人认识他们深厚的爱。这是人类的基本情况，就克莱斯特来说，这是从他亲身感受的生活状况中扩展开来的。他有一个坏毛病：不爱写公文爱写诗——然而通过这个坏毛病，这伤风败俗的行为，他的家庭却不得不承认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家伙。他所创造的最激动人心的象征是：玛尔基斯·封·O．进入了新的境况（正如天赋将一个作品变幻推入作者的心灵一样），她不知道事情是怎么发生的，不知道事情发生了，医生的诊断再明确不过地给她判了死刑，然而她是无罪的。克莱斯特最大的创造性表现在：他用最强有力的论据将犯罪的表象堆在女主角四周，如同在一个殉教者周围堆柴垛一样。越是这样，划破云空的闪电就越亮，照耀着令人眩目的、雪白的无辜。所以，父亲认识到玛尔基斯·封·O．心灵的纯净，并向她道歉这个场面才会具有如此震摄魂魄的感情力量。是什么样的勇气引导作家提笔写下（早在弗洛伊德前很久）这些话的啊，任何人读到这里内心都会受到极大的震动：
女儿脖子后仰，两眼紧闭，静静地躺在父亲的胳膊上……他坐有椅子上，长时间、热烈地、没完没了地对着她的嘴吻着，眼里闪着晶莹的泪珠，简直像个热恋者！女儿不说话；他不说话；他坐着，脸俯在她的脸上，如同俯在他初恋的姑娘上面，拨正她的嘴，吻……这样一种充满最后的魔力的渴望之场面多么经常地晃动在克莱斯特眼前！这个场面或任何“童稚”的相似场面多么经常地与他同床共梦！
至于弗兰茨·卡夫卡的作品与克莱斯特的着作有一些实质上的、完全不可仅仅以回味相似来解释的特征，尤其在散文风格上，已经为人们反复提及。可是关于他们基本立场的心灵上的接近，据我所知还不曾有人指出过。这两个人的基本立场的的确确是惟妙惟肖，甚至他们的肖像也相似，至少他们的童稚和纯洁是相似的。在卡夫卡的作品中居于中心地位的竟然也是对家庭的责任！这是打开诸如小说《变形记》、《判决》、《司炉》和其他作品中一些细节的钥匙。赋予象征以现实的生命的方式，两位作家也是一致的。那位女士在高尚的家庭眼前痛苦地变成一个羞耻地怀了孕的人的幻景，与那另一个家庭的儿子在谜一般的命运驱使下变成令人鄙视的昆虫的故事亦甚相近。
与青少年时期的经历的牵连难分难解，与家庭和一种无意识地继续起作用的严厉的传统的牵连难分难解（在克莱斯特那里由康德主义重新引起人们注意的普鲁士传统；在卡夫卡那里是由后期对犹太民族的研究重新唤醒的犹太正义伦理学）。我想以卡夫卡有一次对我讲的话来与克莱斯特肖像中的孩子模样作对比：“我将不会经历成年人的年龄阶段，会从一个孩子直接变成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他经常强调并写入日记中：人们把他看得多么年轻。在同样的纸页上还记载着对性的作用表示了一定的、一段时间内的不信任（克莱斯特也这么报道过）。另外：对自己的高度要求，这两个人好像有负于家庭，一定得说明自己不是废物。弗兰茨讨厌任何形式的“未成年照顾”，这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在柏林还一直折磨着他，那是1923年那个饥饿之冬，他收到了父母从布拉格寄来的食品包裹。卡夫卡的最高生活理想没有比克莱斯特那些充满渴望的话表达得更准确的了：“耕作一块地，种一棵树，生个孩子。”这两个人的生活道路当然与他们所渴望的农家生活和简单作业的意义相差甚远。他们相似之处还可以远远地引伸下去，直至深入他的创作形式内部，当然人们不是没有注意到，卡夫卡也曾有意识地学习克莱斯特的风格。可是，除此以外，他们共同掌握着童话般的发明与寓言般的联想的独特形式，这一点与他们迷恋昔日有关，童年时代，孩子们总是将所见所闻视为着了魔的、梦一般变幻着的世界。这两个人确实认识“回归之途”，并很愿意去走，也经常去走。两个人那晶莹剔透的风格与忠于细节的现实主义则是作为平衡因素出现的，是强烈的内心自然对那种迷恋梦幻和童年的倾向的反抗。在两位作家笔下，那些一团乱麻似的、最神秘、最朦胧的现象是以尽可能明确、简单、含义清晰的词汇娓娓道来的。
卡夫卡传--第二章 大学第二章 大学“活像一根棍子似的从他嘴里吐出”——这是我记录在日记中第一句卡夫卡言论。卡夫卡用这么一句话来形容某人（我今天早已想不起是谁了）说话不容人打断的特征。
重读我的笔记，我今天仍然能产生对卡夫卡的表达方式的敬佩之情。对他来说，不存在普普通通的事物，他总是处处以他独特的简洁的观察能力和比较能力来表达事物的，而且全然不受拘束，脱口而出．带有最典雅的自然性。
见过卡夫卡的人，丝毫感觉不到做作的、阴暗的少时印象造成的任何精神负担，感觉不到为摆脱这种负担就轻易把颓废和纳士派头视为出路，也感觉不到心灵的揪扯、侮恨。《致父亲的信》中所写下的，在外人看来似乎并不存在。或者只不过有所暗示，并且仅仅存在于非常接近的朋友圈子里。这种痛苦我是逐渐看到和理解的。卡夫卡给人的第一印象是，这是个健康的年轻人，显然沉静得出奇；他视察着，不引人注意。他的精神趋向根本不是“有趣味的病态”、怪僻、怪诞，而是显示着自然的伟大，显示着向上、强健、健康、可靠、简朴。
我总是不断遇到卡夫卡的那些只通过书本认识他的崇拜者们对他所抱的完全错误的设想。他们以为他在待人接物中也是抑郁的，甚至是绝望的。事实恰恰相反，在他身旁会感到舒服。他思想之充实（他表达思想多半用开朗的声调），就最低限度而言，使他成了我遇见过的人中最容易与之交谈的人之一，尽管他很谦虚，尽管他很平静。他说得很少，在大庭广众中他经常见小时不发一言。可一旦他说起什么，马上就会令人侧耳倾听。因为他的话总是内容充实，命中要害。在与亲朋好友交谈时，他的舌头有时灵活得令人惊讶，他能够激越亢奋，直至忘我，这时风趣的话语和开怀的笑声简直是无休无止。真的，他喜欢笑，笑得欢畅，也懂得如何运朋友们笑。这还不止，在困难的情况下人们可以毫不犹豫地、放心地信赖于他的明达事理、他的策略、他的几乎没有失误的见解。作为朋友，他能奇妙地给人以帮助。只有对他自己，他才会束手无策，一筹莫展——在同他的个人交往中，由于他有很好的自制力，人们只有在极个别的情况下才能得到这个印象，而他的日记则加深了这一印象。从他的书中，尤其是从他的日记中看到的景象竟是这样的灰暗，与平常与他一起度过的生活截然不同，以致有必要将日常生活中的印象用来矫正与补充——这也是促使我写下这部回忆录的动力之一。留在我们这个圈子中的卡夫卡的生活景象与他的文学并驾齐驱，有必要加入对他的整体评价。在他的情绪好的时候，他会在两个人对话的场合中编织插着想象翅膀的童话，这是些奇特的作品，我后来在描述我们的瑞士之旅时曾举过一个例子（作品《廉价》）他执意地扩展幻想，怀着可爱的固执，不断回到幻想上来，以各种色调的幽默赋予它以多彩多姿的生命，总是像在独特的玩耍中源源涌出新的奇思妙想。
在他的文学作品中，在他创造力的独特性中同样碰得到这种游戏般勾勒的线条；我们切不可等闲视之。我还发现，他的妹妹奥特拉在这点上很像他；这活跃的、想象细微的玩耍性在一定程度上乃是家庭属性。有一次我去见奥特拉（这时卡夫卡已死去很久了），与她商谈一件重要的事；一开始她就滔滔不绝地向我讲她对她的狗的有趣观察，大约有一个小时无法同她谈其他任何问题。我经常在卡夫卡身上发现相似的情况。
我是在大学一年级时认识弗兰茨·卡夫卡的，那是1902年到1903年间，好像已是1902年的下学期中的事了。弗兰茨比我大一岁，当时正处在第三个学期。他离开中学后，先是注册了十四天化学，然后是一学期德国文学，然后报了法学——最后这个选择只是作为权宜之计，没有爱好在先，就像我们中的有些人那样。
在慕尼黑同保尔·基什一起继续学习德国文学的计划不曾付诸实施。法学专业有着最捉摸不定的前程，没有方向，或者说包含着最大数量的不同方向（律师、官吏），也就是说前景的断定要向后推延，这个专业并不要求对它怀有任何特殊的兴趣爱好。卡夫卡是叹息着接受这个专业的。他从不隐瞒对法学学业的反感，下面引的一段日记可资为证（1911年）：“摘自一本旧笔记本：现在是晚上，我从早上六点就开始学习，现在我发现，我的左手出于同情心已经用它的手指将右手捏住一会儿了。”
在《致父亲的信》中，这一职业选择同“被父亲战胜”，同“主要事业”也挂上了钩。这是一个属于后面的结构，可是其核心，我们青春时代的无言可遵、无章可循状态可以在卡夫卡的话中看得清清楚楚。卡夫卡写道：“对我来说实际上不存在选择职业的自由。我知道：一切与主要事业相比，在我的心中都显得无所谓，就像中学里的一切教学内容一样。事情就是找一个职业，只要不十分伤害我的虚荣心，这是我的无所谓心情最容易接受的。那么法学便是不言而喻的对象。虚荣心和狂妄的希望与之相对的小小的尝试，比如十四天的化学学习，半年的德国文学课程，都只能加强那基本的看法。于是我选择了法律。这意味着，我在每次考试前的几个月中充分绷紧神经，精神上靠吃千万张嘴咀嚼过的木粉度日。可是在一定的意义上，我觉得水粉不难吃，就像在一定意义上以前的中学生活和以后的职员工作给我带来的滋味一样，因为这一切完全符合我的处境。至少我在这里显示出令人惊讶的先见之明，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我已经对学习和职业有过十分清楚的预见。我并不期望得救，在此我已经自暴自弃了。”具有根本意义的事实情况是：我们俩确确实实地感觉到了只有艺术创造对我们才有向心力，但是我们并没有承认这一点。我们对艺术也有着过高的看法，好像总想将艺术同“面包职业”这个词汇、这个概念所表达的令人头疼的问题联系起来。再说也没有任何人来引导我们，给我们指出道路（假如果然有道路的话）。由于我们得不到任何人出的主意，所以我们只能以为自己所不喜欢的学业是唯一的避难所。其它避难所至少在我眼里不存在。卡夫卡自然还有一种模糊的设想（这在他生命的后期重现过）——可以“离开布拉格，从事某种完全不同的事情”。
我们第一次见面之处是“德语大学生阅读演讲厅”（这个聚会场所那时在费迪南特大街，现名纳吉德尼）。那时，只要不是民族反犹思想者或犹太主义者，加入这个规模颇大的联合会对布拉格（以及各地许多地方）德语中学的毕业生可以说是理所当然的（我在很久以后，大约在此十年后，才信仰犹太复国主义人这个“厅”具有德意志自由派性质，我们虽说不戴便帽，却系着黑红金之色带子，带子上写着革命的年份1948。不过对那场革命的怀念已是那么苍白，那么不热烈，那已是完全没入地平线后了。此“厅”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厅委员会；在它与成员们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对抗，有时候甚至演化为一种“斗争”，而最后总是以成员们垂头丧气的、彻头彻尾的失败告终。这是因为每次举行全体大会时都会冒出一批“有色人”、即有宗派色彩的联系对象，他们属于“厅”，但与“厅”之间只有松散的关系，一年到头从不关心联合会的生活，在作决定之前他们却全数到达，一致给委员会候选人名单投票（我们每一次都为这台选举机器所激怒，这台机器由委员会伟大的策略家布鲁诺·卡夫卡根据事先详尽的安排加以操纵），他们根本不能参加辩论，对受歧视的“浪荡公子”——即没有宗派色彩的人——反对委员会的意见不感兴趣，他们仅仅通过坚决果断的头头们的嘴来宣布他们不可逆转的意愿。而委员会便一次又一次地站住了脚，未被推翻。
弗兰茨不参加这些虚荣得幼稚可笑的游戏，关于他同布鲁诺·卡夫卡的亲戚关系也是在后来才听他谈及的（同时他表露出对这个精力旺盛的人的钦佩）。——然而我们正是在这场熙熙攘攘的蛙鼠之战中第一次见面的。——“委员会”的反对派核心是那个“文学艺术部”，它在一定程度上有其独立性，只有其经济问题取决于季员会的意见—一这往往导致激烈的辩论；我还记得，有一次我们邀请戴特莱夫·封·利利恩克隆来布拉格作报告，委员会不是不同意给他酬金就是不同意照我们提出的给他那么多。与委员会跟它的舞会委员会和节庆酒会相比，我们觉得身处文艺部即为精神的肩负者，且不论这么认为正确与否。本部定期举办讨论会和内部报告晚会。我刚脱离中学时，在这种晚会上初次登台是作一个题为《叔本华和尼采》的报告。这个报告引起了小小的震动，这是由于我当时是激烈的、狂热的叔本华信徒，任何对我奉若神明的这位哲学家的论点的哪怕微不足道的反对意见我都一概认为是亵渎神明；而尼采则被我一口咬定，不加掩饰地说成是个“骗子”。（我对尼采的反感至今依然，尽管已有所保留，内容也有所变化）。
作完这个报告后，比我大一岁的卡夫卡陪我回家。——他习惯于参加文艺部召开的所有会议，但是我们互相间在此之前几乎没有注意到。其实要发现他也并不容易，他很少发言，他外在的特征是极不引人注意的，甚至他那些高雅的、多半是深蓝色的西装也像他本人一样不引人注意。可是当时我好像有什么东西吸引了他，他比平时开朗，当然伴我回家路上说不完的话是从强烈反对我过于粗暴的措词开始的。从这出发，我们谈到了自己心爱的作家，各自为自己所爱的作家辩护。我崇拜梅林克。在中学里我学的是古典作家，拒绝一切“现代派”，到高年级的某一年里就发生了转折，现在我置身于真正的“狂飙突进”之中，欢迎一切奇异的、放纵的、不知羞耻的、玩世不恭的、无节制的、言过其实的东西。卡夫卡以宁静和智慧向我迎战。对梅休克他毫无兴趣。于是我背诵一些“优美的段落”。有一段摘自梅林克的《紫色死亡》，其中将蝴蝶喻为大本地打开着的魔法书。卡夫卡皱了皱鼻子。这类文字在他看来纯属陈词滥调，十分生厌；对一切哗众取宠、人为编造的东西，他统统嗤之以鼻（不过他从来没有用过这种明确分类的词汇）。在他的心中有某种“大自然的悄声细语”，如歌德语。他在爱他人的这一点。卡夫卡引述了他所喜爱的霍夫曼斯塔尔的一句话作为反证：“房子走廊里潮湿的石头的气味。”然后他沉默良久，什么也不加补充，仿佛让这神秘的、不显眼的气氛自己说话似的。——这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致我至今依然记得是在哪条街、哪座房子前说这番话的。有的人或许会为卡夫卡作品中透出的与爱伦·坡、库宾、波德莱尔这样的人，与这些“生活的夜的一面”的作家们亲近的氛围而惊讶不已——而导致这一现象的却是感觉的朴实和自然流露，我的这位朋友将我引导向这个方面，并从而渐渐使我从我那时为完全错误的自命不凡和幼稚的自大充斥的精神态中摆脱出来。事实便是如此。无可反驳的见证文献是下面提到的那封信，那肯定是卡夫卡给我的最早的信之一。我无法回忆准确的日期，信封已不在了。不过时间无疑是在1906年之前（卡夫卡是在1906年获得博士学位的），因为信里还提到听讲座。
通过读这封信可以发现，卡夫卡的天性是优雅的，他刚中有柔，是乐于去理解其他观点的。信中指责的方式十分柔和，他更多地指责当时围绕着我并视我为头目的那些人的举止（一种陈腐的罗曼蒂克和感情的突然冲动，他称之为“狼壑”），很少涉及我自身。
亲爱的马克斯：
主要由于我昨天没有去听讲座，我觉得有必要给你写这封信，向你解释一下，为什么我那天晚上没有同你一起去参加舞会，尽管我也许答应过你。
原谅我，我本想轻松轻松，把你和普利布拉姆请来共度一个夜晚，因为我认为，假如你即席发表尖锐的见解（你在人多的场合爱这么做），而他也以他聪慧的总揽能力（除了艺术，他几乎对什么东西都有此能力）发表相应的看法，这样一定会形成令人愉快的人员组合。
可是当我动这个念头的时候，我把你所在的那个圈子，那个小小的圈子给忘了。这个圈子给局外人的第一印象是于你不利的。因为它既依赖于你，又独立于你。在它依赖于你的时候，它像一片灵敏的山区般围绕着你，准备好了现成的回声，使听众惊愕不已。当听众欲以目光静静地揣摩眼前某物时，他的背脊上遭到一阵痛打。于是对两者的享受能力都将失去，尤其是假如他不是特别机智敏捷的话。
但是假如他们是独立的话，他们将给你带来更大的损害，因为他们使你的模样失真，通过他们，你现身于不合适的所在，你将在听众面前自己否定自己，即使你拥有坚定不移的朋友们而依旧享有那美好的时刻，只怕也无济于事了。友好的群众只有在革命时期才能发挥作用，因为在那种时候大家一起行动。然而一旦在散淡的灯光下发生桌旁小暴乱，他们会毫不犹豫地予以粉碎。他想展示你的“早晨风光”布景，并以它为背景，可你的朋友们却认为，在此时刻还是“狼壑”更合适些，于是他们将“狼壑”作为侧翼布景置于你的身旁。自然两种布景都是你画的，每个观众都看得出来。但是在早晨风光中的草地上遮掩着多么令人惊惶不安的阴影，原野上飞翔着讨厌的鸟。我认为，事实便是如此。你很少这么说，但偶尔也有这样的时候（对此我们有点不太理解人在福楼拜那里充满了对事实的想象力，而没有情绪易燃物，你知道吗？我怎么会利用你这句话来丑化你呢，有机会时我便这么用过这个思想，你说“维持多美啊，”我说：“不过假如我们实事求是地说．里面有许多情绪易燃物。”这是一条可笑的、令人不快的评语。
但是我是你的朋友，我说这话时绝无恶意，只是想给听众复述你对同一事物的同样的观点。因为对朋友的言语不再加以琢磨往往是友谊的象征。可是听众却已变得悲哀了，疲倦了。
我之所以这么写，是因为我觉得与其你不能原谅我未曾同你共度那个夜晚，还不如不能原谅我这封信来得好些。——致衷心的问候——你的弗兰茨·K。
且慢撂下此信，我重读了一遍，发现表达得不清楚。我想写的是：在疲惫的时候可以松弛一番，在志同道合者的帮助下，自己一步不还便被引到自己所追求的目标，这对于你来说是何等的幸福，而正是这个机会能使你在一个应酬场合得到表现——我考虑的便是与普利布拉姆相聚的场合——而非如我之所欲。——这回够了。
绝对诚实是他的品质中最主要的特点之一。另一个特点是他那精益求精到令人难以想象程度的认真。Conscienta。rPu－losa。这表现在一切道德问题上，即使是一件不公正的事的最淡的阴影，他也绝不会视而不见。这会一下子就令人想起犹太圣典中所载的辩论，这种思维方法简直就像是他先天就有的；而实际上他是在很久以后才开始读圣典的。他的许多作品有着这个特征，比如“匆匆路过者”（短篇小说集第39页），这篇小说写的是一个人跟着另一个人跑，但却并非追踪，讨论了导致这一现象的种种可能性；再比如《诉讼》中描述对“在法的门前”这个故事作出种种解释的伟大场面。有时弗兰茨不能消除自己的顾忌，担心会做错什么事；另一方面，他钦佩一切决断，尤其对他人结婚的决断钦佩得流于夸张。然而就他个人而言，他是勇敢的，骑马、游泳、划船都很出色。所以说他的认真精神并非产生于诸如胆小这样的原因，而来源于一种强化了的责任感。我还记得一个晚上同他一起出门的事，那是在意大利刚刚对土耳其宣战之后。我们在剧院里，弗兰茨反常地烦躁不安。休息时他突然说：“现在意大利的装甲战舰停靠在没有防卫的海岸旁了。”这时他脸上浮现着悲哀的笑容——今日人类的现状在他眼中是前景暗淡，无可救药的。可是在这深深的悲观主义之外，绝不可忽略他对一切健康的、成长的事物之喜悦心情，不可忽略他对一切改革的兴趣，比如自然疗法、现代教育方面，如蒙特索里体系。对于那些爱“夜的一面”和颓废的作者们他从未产生过丝毫兴趣。强大的力量吸引着他对生活作出简单的、积极的安排。他最喜爱的书中包括斯蒂夫特的《季夏》和赫贝尔的《小宝盒》。他的内心奇异的混合着绝望和建设意志，二者在他心中并不互相抵触，而且上升为复杂到了极点的综合物。
艺术上与他的认真细致精神相对应的是他的描写的详尽性。这一点在他每一个作品中都可读到。他爱细节。在他的影响下，我写了一部充满细节的、篇幅宏大的、描写性的长篇小说，题为《千万种享受》，有时弗兰茨和我将它命名为《幸福的人们》。每当我给他朗读刚写好的一章，弗兰茨总是欣喜万分，催我继续写下去（1909年）。我完成了这本书，但仅在一家杂志上发表了其中一章（《沉醉在书籍中》——描写的是大学图书馆），因为我觉得这整本书十分怪异可怕（卡夫卡强烈地反对）。卡夫卡对彻底性的偏爱、他那铺得很开的描述也十分典型地反映在他的生活中。他经常迟到——但不是由于时间观念差，而是因为在此之前他觉得需要吸仔细地完成另一件事。不存在不重要的事情，不存在他仅仅“做完便完”的事。正如他不愿委屈任何人一样，他也不愿委屈日常所遇的任何事情，任何活动。所以人们在他身边会强烈地感觉到：世上根本没有平凡的和普通的事物。关于圣人和宗教创始人，流传着关于与此相似的作用力的传说——与卡夫卡的接触使我相信，这类传说是基于真实的感受之上的。
神圣的范畴（而不是诸如文学这样的范畴）是唯一可据以正确地观察卡夫卡的生活和创作的范畴。然而这并不等于说，他是一个完美的圣人——这种说法在他自己的眼中也是完全错误，甚至亵渎神灵的。在这个问题上甚至要求观察者每走一步也要小心翼翼，因为这是在人类最边缘处的悬崖边走路，可是即使怀着这种谨慎之心，依然可以从许多迹象中推论，弗兰茨·卡夫卡正走在通往这最后目的地的道路上。他从不以微不足道的尺度来衡量自己，总是面对人类存在的最后目的；通过这一点，才能解释他那尖锐得令人震惊的自我批评，才能解释他那给人以超自然感觉（却又是那么自然）的谦虚退让，这同时也是他不太愿意发表自己作品的主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