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玛之行的重要性还在于经过了莱比锡，在那里我把弗兰茨引荐给恩斯特·罗沃特和库尔特·沃尔夫，他们当时共同领导着罗沃特出版社。因为在我心里早就燃烧着一个愿望，让我的朋友出一本书。
弗兰茨对我这愿望内心很矛盾。他愿意——却又不愿意。有一段时间拒绝的想法占上风，那是在他回到布拉格后，面临着将那些他认为可以付印的散文小篇章从手稿丛中，即从日记中找出来，并作最后的修饰的任务，他疑虑重重，在《格林》中查找根据，由于对标点符号规律和正字细节没有把握而产生了绝望。该出版社在看了我送到莱比锡去的样篇后，从一开始（那是走运的年头！）就表示愿意接受，问题仅仅取决于弗兰茨何时将最后看的定稿寄去。而他执拗得要命，觉得他写的东西一无是处，觉得把过去的“毫无价值的”文章汇集起来妨碍他写出较好的作品来。但是我再也不放松了。卡夫卡的日记是他反抗我的见证，然而反抗无济于事。这本书必须完成，而且也完成了。当弗兰茨根据自己认为值得的选出来的这个集子显得小得可怜时，这家出版社决定把《观察》（这就是这本书的名字）用一种不同寻常的大号字体来排。这本书有九十九页，只编号印刷了八百本，这在今天是罕见的，在本首版书以其硕大的字体颇类古代的感恩刻板。通过这个罕见的偶然现象（据叔本华的思想已不再具备偶然性），这些伟大的散文的最核心的性质被表达得再好不过了。
于是在那非同寻常的年代，由于那与世界上恶的力量至少能够抗衡的善的力量的推动，弗兰茨的反抗被克服了，并转入了好转的方向。顺便提一下，卡夫卡在此一年前同我相似地闹了一场。我坚持要实行在卢加诺制定的写《里查德和萨姆埃尔》的计划。我们开始了，但很快就停顿了。我不放弃，直至写出值得一提的一段。其中一部分1912年发表在维利·哈斯编纂的《赫德之页》上（见短篇小说集236页）。后部分将表现的是：友谊陷入了像爱情关系中那样的动摇和麻烦——这两个朋友在旅行中互相非常气愤，他们的对立将加以突出，直至在潮湿而有霉气的、炎热过度的美兰（我在那里几乎声泪俱下地请求弗兰茨，假如我死在异国他乡，一定要在我心口刺一刀再埋葬我）．共同面临霍乱的威胁，他们以往的友情才重新燃烧起来，放出耀眼的光华。“旅行以这两个朋友将他们的能力集中用到一种新的，独特的艺术行动上而告结束。”这句话写在发表了的这一章前面的注中。这两个朋友当然不是照原型描下来的，尤其萨姆埃尔不是，他应该是个实际、富有和无依赖性的人——但是我们打算主要把卡夫卡的特性和旅行笔记用在里查德身上，把我的用在萨姆埃尔身上（有时也可反过来）。这个主意使我们感到其乐无穷。对这个工作弗兰茨也取抗拒态度（可参照他于1911～1912年间的新年前夕写的日记），然而我毕竟成功地在一段时间内促使他同我一起干。那时他适应了有规律的写作时间，克服了内心的障碍，奋力摆脱了一个枯竭的时期——就在我们写《里查德和萨姆埃尔》时，他自己的日记也开始更丰富地涌流，——写《里查德和萨姆埃尔》）这一工作有时也使他高兴，不过是偶然的；而他对自己的结束使他产生了这种思想：席勒所要求的“化感情为个性”在他身上正在发生。于是他的创作开始大起大落，直至在1912年9月22至23目的夜里一口气写下《判决》，从而最终完成了突破。卡夫卡在日记中震惊地描写了这个夜晚——我相信，这段自我描述将永远是认识真正的艺术家是怎么回事的重要文献。“只有这样才能写作，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此彻底他身心敞露。”与此同时，他对逼得他无可奈何的挣钱职业给予最尖锐的批评，但没有谴责。
发生这个突如其来的突破的契机是一个柏林姑娘的来访，她是F．B．小姐——一与她的关系笼罩弗兰茨的生活达五年之久。“当我8月13日到勃罗德家去时，她坐在桌旁，”日记开始叙述这次事关命运的见面，接着写下了这么个句子：“在我往下坐时，我才第一次较仔细地看了看她，刚坐定，我已经作出了不可动摇的判断。”——我的日记中在8月13日这天同样记录了这次会晤，紧接着这在我父母房子里会晤的笔记之后写的是：“西提咖啡馆。卡夫卡带来完成了的书，我高兴极了。B．小姐。然后我又读了一遍《观察〉神笔。星期三，8月14日，我将《观察》寄给了罗沃特。”
1912年是卡夫卡生活中决定性的一年。两个重要的事件发生在8月13日这同一天。我保存着一封短信，是卡夫卡在第二天早晨通过邮差送来的。这封信表明（其它因素除外），把我仅仅看成扮演逼促发表的角色的人，把卡夫卡看成扮演抗拒者角色的人是不正确的。信中说：“早晨好！亲爱的马克斯，我昨天在整理归纳小文章时处于小姐的影响下，因此很可能会产生什么愚蠢之处，产生某种暗中滑稽的顺序颠倒。请你再看一遍，让我在欠你的深深的感谢上再加上一个感谢。”接着是两点小小的修改意见。
当我于9月29日从波多诺斯回来时（我在那里同朋友菲利克斯·威尔奇一起从事《直观和概念》一书的写作），弗兰茨在车站等我们，并马上就谈起了《判决》这篇刚刚完成的小说，他愿意提供发表在我的年鉴《阿卡狄亚》上。它也真的发表了，在这个出版物唯一的一期上（1913年）——前面有给未婚妻的题词。
紧接着《判决》后，弗兰茨继续进行一个长篇小说第一章的写作，这部长篇他显然早就开始了，但至今才奋发起来。这部长篇叫《失踪者》——或叫《美国〉我引录我那时的日记于此。9月29日：“卡夫卡处于极度兴奋状态，通宵达旦地写。这是一部故事发生在美国的长篇小说。”10月1日：“卡夫卡处于难以置信的极度兴奋状态。”10月2日：“卡夫卡，继续为灵感驱使。一章完成了。我对此很高兴。”10月3月：“卡夫卡，进展顺利。”10月6日他给我朗诵《判决》和《司炉》（那部美国长篇的第一章）。紧随其后（10月8日）发生了他母亲与我之间的通信（关于打算进行的自杀）。10月14日，伟大的维也纳小说家奥托·施托瑟尔（卡夫卡和我特别欣赏他）来看望我，我们三人去布拉格小街散步。但是10月28日的日记已经记下了不祥之兆，卡夫卡给F．小姐写了封长达二十二页的信，对未来的担忧扰乱着他的心。从此，这个关系的悲剧上演了（弗兰茨自己的日记缺从1912年10月至1913年2月这一段，这就是我将这一时期我的日记引述于此的原因）。我在11月3目的日记中找到这段记述：“去鲍姆处，卡夫卡在那里朗读了他那美妙的第H章。他完全爱上了F，很幸福。他的这部长篇小说——部神奇的着作。”在这丰富得不同寻常的年终，11月24日，卡夫卡已经在鲍姆家给我们朗读了“关于甲虫的灿烂的中篇小说”（即《变形记》）。卡夫卡的三个主要作品便这样在1912年9月底和12月之间产生，也就是说在两个月中，或者就那长篇小说而言，有了决定性的开端。
在《判决》这篇感情如暴风骤雨的小说中，尽管这个儿子是那么善良、顺从，在父亲心目中却是不顺从的、魔鬼般的，被判处“溺刑”，他呼喊着“亲爱的爸爸妈妈，我一直是爱着你们的呀！”自行坠入河中。这篇小说第一眼看上去在精神分析学上是清楚明白的，但在第二眼、第三眼看上去时，却又蒙上了雾纱。关于这篇小说，弗兰茨自己有过三次评语。一次是与我谈及的，我记得他有一次突如其来地对我说：“你知道最后一句意味着什么？……我想到的是强烈的射精。”另外两次解释载于日记之中，写于排印期间：
1913年2月11日。借修改《判决》之机，我把我目前感到这个故事中变得清晰的所有关系都写下来。这很有必要，因为这个故事就像一个正常地从我身上分娩出的满身污垢的孩子，而只有我的手能够穿过污垢触及躯体，也只有我有此兴趣：
那个朋友是父与子之间的联系，他是他什］最大的共同点，盖奥尔格单独坐在他的窗前，怀着快感反复思索着这个共同点，相信掌握了父亲，除了一个一闪即逝的悲伤的疑点处，认为一切都是太平的。随着这个故事的进展，父亲从那位朋友这个共同点中耸立起来，站到了盖奥尔格的对立面，通过其他较小的共同点，即通过爱、母亲的亲切形象、对她的忠实的回顾以及父亲本来为本店争取来的顾客，更强化了父亲的形象。盖奥尔格则一无所有，那个未婚妻在故事里只是通过同那个朋友、也就是说同那共同点的关系而存在，由于婚礼尚未举行，她不得踏入围绕着父与子的血缘线，因而被父亲轻而易举地驱开了。那共同点的一切都堆积在父亲的身旁，盖奥尔格仅仅感觉到这是一种陌生的、自立了的、从未得到他足够的保护的、身受俄国革命之苦的因素。由于他自己除了朝父亲看着的目光外，一无所有，那个将他与父亲彻底隔绝的判决才会对他产生如此强烈的影响。
盖奥尔格的字母教与弗兰茨一样多。在本得曼这个名字中，“曼”只是为了对付故事里未知的可能性而预先采取的手段，用来强化“本得”。“本得”与卡夫卡的字母数则一样多，而e这个元音处在与卡夫卡中a这个元音同样的位置上，同样重复两次。
弗丽达同F．开头的字母和字母数相同，勃兰登菲尔德的开头字母与字母数与B，相同，并通过“菲尔德”一词在意义上有一定关系。也许甚至想到柏林说不定也产生了影响，而回忆勃兰登堡边区或许也发生了影响。
2月12日。我在描写那个远在异国的朋友时多次想到了斯多于尔人在这个故事写成三个月后，我偶然碰到了他，他告诉我，他在大约三个月前订了婚。
我昨天在威尔奇那里朗读完这个故事后，老威尔奇走了出去，待他一会儿之后回来，他特别称赞故事中图画般的描述。他伸出手说道：“我看见那个父亲就在我面前，”这时他单单看着那空空的椅子，即我朗诵时他坐过的那把。
妹妹说：“这是我们的住房。”我对她误解了地方很惊奇，我说；“那么父亲只能住在厕所里了。”
1913年1月《观察》出版。扉页上的题赠是：“献给M．B。”在弗兰茨送给我的那本书的题词上写着：“正如这里已经印出的，献给我最亲爱的马克斯——弗兰茨·K。”一年后，我得以通过我的长篇小说《图科·布拉厄走向上帝之路》的题赠作为回报。
关于他的第一本书和他的创作的总题目，我在弗兰茨生前我写下的唯一的关于他的大块文章中（发表于1921年11月《新周报》写道：
从哪儿开始呢？——无所谓。因为这个出版物有个独特之处，无论从哪方面去观察”总是归到同一个结论。
已经表明，它的诚实性、不可动摇的真实性和纯洁性是多么明显。因为谎言从任何角度看都是另一种面貌，而不纯洁的东西会闪烁亮光。但在这里，在弗兰茨·卡夫卡身上，可以这么说：在现代派的整个文学范畴内，只有在他身上没有亮光闪烁，没有天幕的变换，没有布景的推移。这里只有真实，没有其他。
不妨以他的语言为例！有那么些低劣的手段（玩弄新的词汇、拼凑、易换句子成分的位置等等），这些手段为他所不齿。“不齿”甚至也不是准确的用词。那些手段无法接近他，就像不纯洁无法接近纯洁，为纯洁所禁止一样。他的语言像水晶般清明，从其表面上看除了追求正确、清晰、对象准确，似乎觉察不到别的。然而在清纯的语言小溪那明亮的镜面之下，梦和幻象在不可测度的深处流过。往下看去，人们会为其美丽和独特而着魔。可是却说不出，至少在看第一眼时说不出，这些完全正确、健康、简单的句子形式的实质是什么。只要读上几个卡夫卡的句子，舌头和呼吸器官会感受到一种从未感受过的甜美。终了处，段落似乎追循着某些神秘的法则，词组间的小间歇有着它们自己的结构，一种不是由地球上物质构成的旋律在回荡。这是完美无缺，地地道道的完美无缺，这就是引起站在阿克罗波利墙的废墟面前的福楼拜哭泣的那种纯形式的完美。然而这是运动中的、行进中的、甚至疾驰中的完美。比如我想到《公路上的孩子们》，这篇具有古典美而又令人激动万分的散文，他的第一本书（《观察》）的第一篇。这是火，这是满怀预感的童年那不平静的火与血，但是这些火墙服从着一根看不见的乐队指挥棒；它们不是火的碎片，而是一座宫殿，每一块石材都是翻滚着的烈焰。完美——因而是不夸张，不过分的。只有在不能达到最外边界，不能达到围着宇宙的那条线时，人们才跳跃而过。而包罗万象的东西则不需要跳跃。——这样不会枯燥吗？这便是卡夫卡艺术上的重要意义所在。我已经说过：他是运动中的、行进中的完美。所以，包罗万象与最小、最滑稽的细节相融合，奥基安诺斯与办公室生活的灰色幽默艺术相融合，灵魂得救的甜美与本来是战马布齐法鲁斯的新律师的融合、或与一个遭受折磨的乡村医生、或作公务旅行的小人物或一个身着闪光饰片服的马戏团女骑手的融合。所以有着闪耀伟大艺术光辉的阶段和风格的朴素，尽管朴素，却与奇思异想交相辉映，在每一个句子里，在每一个词汇中。所以那里的隐喻毫不引人注目，却总是有新意（人们总是过了一些时候才惊奇地发现它）。所以有着寂静、视野广阔、自由，如同在云层之上——然而也有善良的泪和同情的心。假如天上的天使要开玩笑，他就必须使用弗兰茨·卡夫卡的语言。这种语言是火，却不留下烟熏的痕迹；它有着无穷空间的崇高，却也发出生物会发出的一切颤抖。
纯洁的人触动不了不纯洁的，这既是纯洁者的优势，又是他的弱点。优势：因为这意味着，彻底地感受自身与绝对之间的距离。可是这种距离本身却是某种消极物，是其弱点。纯洁者要想显示出自己的优势，就必须坚持不让自己与绝对之间的距离在诱惑下消失，就必须仿佛通过几千层放大镜片一样来夸大弱点。但是，只要他想保持自己的位置，那么他就不可以，也不能承认这么做恰恰是他的优势之所在。于是出现了第二层地板，就像所有双层地板一样，这第二层是幽默。是的，他是这般执着，这般坚持最危险的行为（事关生死存亡），其中透出一股恐怖气息，然而就在这恐怖气息中也泛着一丝可爱的笑意。这是一种新的微笑，是卡夫卡作品的标志，是接近最后审判的微笑，仿佛是一种形而上的笑。有时候，当他给我们几个朋友朗诵他的一篇小说时，更是笑容满面，而我们也开怀大笑起来。可是我们马上就沉默了。这不是让人类享用的笑。只有天使可以这样笑（不能将他们按照拉菲尔的小天使雕像来想象——不，是长着三对巨大翅翼的天使、赛拉芬，是介于人与上帝之间的魔鬼般的形象）。
在卡夫卡的作品中，强与弱、高昂与屈从以非常独特的方式相互交织在一起。第一眼看上去明显的是弱点——一这是一种表面上类似颓废、魔鬼般的恶，对正在腐烂、正在死亡、恐怖的东西的一种爱好。就像从爱伦·坡、从维利、德·里斯勒、亚当和其他一些新人作品中爆发出来的东西。然而这个第一印象是完全错误的。卡夫卡的小说如《在流刑营》与坡毫无关系，尽管坡等人笔下出现了许多题材相近的恐怖场面。只要对比一下语言风格就会明白这一点，或至少产生疑问。卡夫卡色调明快的描述犹如安格尔线条清晰的画，岂可与那些恐怖文学专家们颤抖的、有时是强行引起颤抖的形式同日而语？那些人是或多或少有一点科学兴趣对地狱深海进行探究的专家；往往只是出于被迫才拖上那么一小段宗教的尾巴，即一种“道德”。他们是诗人，当然，甚至是大诗人，是确实受到了精神震荡的——可是难道不也到处让人感到那么点“对震荡的自豪”的味道吗？在卡夫卡的作品中充满场景之中的却是宗教信徒们深沉的严肃态度。他从不表露对深渊的好奇心。他违背着自己的意志向深渊看去。他对崩溃并无渴望之。心。他崩溃，但是他是看见并爱着光明的道路、坚定的信念和凝固的整体的，他热爱头顶上方那一碧如洗的、永远拯救人类的、完美的天空甚于一切。可是这个天空皱纹突起，如同一张动怒的父亲的脸。对天空能否保持一碧如洗的担惊受怕要比对一些还过得去的地狱中的反常现象的探索不知要可怖多少倍。比起那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文学形式所提供的有趣的、病态的素描作品所引起的轰动来，卡夫卡造就的艺术作品给人的震动要强烈得多。正因为如此，他的书《变形记》或《判决》等等）才令人感到那么恐怖。因为在它们周围，包括在它们中间，整个自由的世界门户洞开。因为这些作品不是“根据原则要求而可怕”，其原则要求毋宁说正是“可怕”的反面，从原则要求出发也许应该是田园般的或英雄气概的，反正应该是正在的、健康的、积极的，倾向于生命欲望，倾向于温柔和善良，热爱着美丽的姑娘躯体（它在《变形记》结尾处在主人公的尸体上方放射光芒），爱着乡间的劳动，爱着一切自然的、普通的和童真鲜嫩的，充满了对欢乐、幸福、正直，对肉体和心灵的力量的追求——这种原则要求如同仁慈的上帝创造世界的主意——但是“不是我们的”。在仁慈的上帝的意志衬托下，这“只是不是我们的”比对最极端的暴力的罪行坦白更要惊心动魄得多。卡夫卡并不抛弃生活。他不怨天尤人，只怨自己。所以他对自己的审判严格之极。在他的作品中处处有法官的座席，处处宣告被执行判决。《变形记》——那个不完美的人，被卡夫卡贱化为动物，贱化为昆虫。更可怕的是，他让动物（《致科学院的报告》）向人类靠拢，但这是怎样一种人类，这是一种化装，是揭去人类假面具的化装。
但是这还是不够！人在他笔下还得更深地坠落——这里只有“不成功便成仁”——，假如他不能升天到达上帝身边；假如父亲判决了他；假如与原始道德的完全结合，进入“法”的企图遭到一个强壮的守门人的阻止；或者是这样——这个人没有勇气把这守门入推开；假如垂死的天子的“圣旨”永远传不到你这儿——好吧，于是你就变成了一个没有用处的东西，既非有生命又非无生命，变成一个纱芯，作为“天堂之父的忧虑”不停不息地上楼下楼。“你叫什么来着？”——“奥德拉德克”（这与一系列意为“背叛者”的斯拉夫语词汇有谐音亲缘关系，对民族的背叛，洛德，对建议、对上帝造世决定的背叛，拉达）。“那么你住在哪里？”
“飘游不定。”——从这里可以明白，卡夫卡除了写共同的人类悲剧外，尤其注重写他那不幸的民族，写那无家可归，幽灵般晃荡的犹太民族，写这没有形象，没有四肢的躯体。
在这方面无人像他这样不吝笔墨。但是在他的书中却从未出现过“犹太人”一词。
1913年5月，描写美国的长篇小说（在他身后才发表）的第一章《司炉》发表。这回弗兰茨与出版社进行商议没有外加因素，也没有我的促进。我在此援引后来的一封信，它表明了弗兰茨·卡夫卡同他的出版者库尔特·沃尔夫之间的特殊关系，这一关系对作者和出版者来说都是莫大的荣誉。这一关系也值得被冠以具有独特的光辉之誉。库尔特·沃尔夫写道（1921年10月3日）：
尊敬的、亲爱的卡夫卡先生！
两周前我偶然在莱比锡碰到来自布拉格的路德维希·哈特，并同他一起由莱比锡前往柏林。乘车途中，路德维希·哈特向我叙述了他在布拉格的报告晚会时，谈到与您在一起给他带来的欢乐。
与路德维希·哈特的谈话促使我再一次直接向您报告我活着的讯息。我们间的信件往来是稀疏的、少得可怜的。我们与之有联系的作者中没有一个像您这样难得向我们提出愿望和问题，没有一个给我们这样的感觉，他们对发表了的作品的外界命运像您那样不在乎。显然，出版者应该每隔一段时间告诉作者，作者对他的书的命运漠不关心并不能影响出版者对出版物的高质量的相信和信赖。我真诚地保证，我内心对您和您的作品是那样地入迷，那样地牵肠挂肚，我个人对我们所代表和诉诸公众的作家中持这种关系的顶多不过两三个人。
您不能将您的书通过我们所取得的表面成绩用作衡量我们推销工作的尺度。您和我们都知道，通常正是那些最佳的、最有价值的东西不能马上，而是一段时间以后才获得共鸣，而且我们对德语读者各阶层抱有希望，相信他们有朝一日会产生与这些书相应的接受能力。
但愿您能给我们机会，让我们以实际行动来证实那使我们与您、您的创作联系在一起的不可动摇的信赖，请您将别的书继续交给我们出版，这将给我带来莫大的快乐。不管你决定寄什么给我们，您寄来的任何手稿我们都欢迎，并怀着爱和细心排成书出版。假如今后您除本短篇散文集外，能交给我们一个自成结构的、较大篇幅的短篇小说或长篇小说（我从您自己这儿和马克斯·勃罗德那儿得知，有许多这类手稿已接近完成或已全部完成），我们将特别感谢地欢迎。再说，按照常规，人们对一个自成结构、范围广泛的散文作品要比篇幅短小的散文集子要易于接受。这种对读者的估计是平庸的、没有意义的；然而却是事实。这样一种规模较大的散文作品将获得的反响会得到广泛的传播，远远超过我们至今所达到过的；而这么一本书的成就有可能提供对先前发表过的东西作更有活力的宣传的可能性。
亲爱的卡夫卡先生，请您满足我的奢望，告诉我，我们在最近的将来是否有希望获得，获得什么。
我希望您重新健康如常，并怀着不变的信念谨致问候。
真诚崇拜您的库尔特·沃尔夫。
尽管有这样的许愿，弗兰茨依然不能下决心完成三部长篇小说中的一部。关于美国长篇计划中的结尾（我之所以在此谈及，是因为其头两章在《观察》）出版之前已经写成），我记得，它将是卡夫卡作品中唯一乐观地、在广阔的生活前景中结束的一部。当然有时候弗兰茨打算让他的主人公卡尔·罗斯曼获得另一种悲剧性结局。这一点可从他1915年9月29日的日记中看到，在这则日记中，他将他的两个长篇——《失踪者》和《诉讼》（其主人公叫K．）作了个比较：“罗斯曼和K，无辜者和有罪者，最终二者无区别地受惩罚，被杀害，杀无辜者的手较轻，与其说被打倒不如说是被推到了一边。”
比起后期那两本伟大的书来，写美国的长篇用笔较轻、色彩较明亮，乐观的希望更多些。关于这部长篇小说，日记中也有一小段评论、自我阐述。我引录下面这几行的另一个原因是，这里展示了卡夫卡一个深刻的思考，他将对狄更斯的崇敬与尖锐的批评结合在一起。人们从这么一个警句中也许可以隐隐约约地感到，在同一个人打交道中可以发现多么巨大的财富，多么稳重的评断。这个人在投身于不可知的事物中时，厌恶清醒的、廉价的故作神秘；这个人不会被一个人或一个诗人的优点照得头晕目眩，以致看不见阴暗面；他也从不因一种现象所暴露的弊病和错误而不能正确地赞赏该现象同时展示的优点。如此清楚、真实和复杂，卡夫卡在此看待狄更斯的方法便是他看整个世界的方法。
这一页日记写的是；狄更斯的科波菲尔。（《司炉》——对狄更斯不加掩饰的模仿，计划中的整部长篇小说将有过之而无不及）。箱子的故事、令人高兴的与个人着迷的人、低贱的劳动。庄园中的情人、肮脏的房舍及其他，但首先是方法。我的意图是（据我现在所发现）写一部狄更斯式的长篇小说，只是得到取之于时代的强光与取之于我自身的弱光的富源。狄更斯的富源和无须思虑的强大的涌流，但因此也产生了可怕的有气无力的段落，在那些地方他疲倦地将已达到的东西搅得一团糟。荒唐的整体留下野蛮的印象，一种野蛮人社会，而我则由于我的虚弱和我的模仿教训而得以避免。感情泛滥的表情后面是冷酷无情。这些粗糙的刻画性格的木头每个人那里已被人为地踩碎，没有这些木头，狄更斯哪怕匆匆攀上一遍地的故事都不可能。
卡夫卡传--第五章 订婚岁月第五章 订婚岁月弗兰茨·卡夫卡曾将婚姻看得至高无上。他在《致父亲的信》中写到过这个问题：“结婚、建立家庭、接受所有降生的孩子，在这不安全的世界上保护他们，甚至给予些许引导，这些我确信是一个人所能达到的极致。那么多人好像轻而易举地就做到了这点，并不能构成反证，因为第一，确实没有很多人成功；第二，这些不很多的人多半不是‘做’这些事，而仅仅是这些事‘发生’在他们身上。尽管这不是那种‘极致’，但依然是十分伟大、十分光荣的（尤其因为‘做’和‘发生’间的界线无法划分得十分清楚。再说，说到底，这个极致也不是至关重要的。只要有一种哪怕距离很远的、然而扎扎实实的接近就行了。并无必要飞到太阳中间去，但却需要爬到地球上一小块洁净的场地上，太阳有时可以照到那里，人们能获取一些温暖。”
同样，在如《十一个儿子》这样的小说中，表现出弗兰茨对家庭、甚至对父权生活方式的尊重。弗兰茨把父权生活方式视为他父亲的自然举止，并十分钦佩。父亲有一次向屋里所有人宣布一个外孙女诞生的消息时那种欣喜若狂的状态，在日记中得到一种混杂的描写，其中夹杂着吃惊、内心深处的赞赏和轻微的、批评性的嘲笑。《判决》中子与父的关系也是这样表达的。小说《十一个儿子》已经引起了一些激烈的争论，据我观察，应该理解为自立为父、建立家庭的愿望形象化。通过自立为父与他父亲的榜样分庭抗礼，也就是说，以自己同样的父权的高大形象，同样的朴实无华却又近乎神秘的形象。弗兰茨一次对我说的一句话与上述观点没有矛盾，弗兰茨说：“十一个儿子就是正在写的十一个故事。”故事是他的孩子，在写作中，他耕耘于偏僻的地域，但每每有所成就，这与父亲的创造力颇为相似（在此我说的是弗兰茨的观点，而不是我的观点），并可与父亲的创造力比肩而无愧。当他有一次“强忍着啜泣”阅读关于一八七0／七一年战争的一本书时，心中浮现了他的理想：“当上父亲，静静地与他的儿子谈话。但是不可用玩具妖怪来取代真诚的交心。”
再了解了所有这些之后便会明白，为什么同第一次唤醒他结婚愿望的姑娘的相会会在他内心深处激起干层波浪。1912年8月他认识了F。在他的故纸堆中有一封1912年11月9目的信稿，我不知他是否已经发出此信。这封信已经十分尖锐地反映了他最初的恐惧和退缩这样的心情。“最亲爱的小姐！您不可再给我写信，我也将不再给您去信。通过我的书信，我必然使您很不愉快，但我是无药可救的。这是很清楚的，我没有必要为此数完今夜的钟鸣。这一点我在给您写下第一封信之前已经很清楚，如果说尽管如此，我为什么却依然缠着您，为此您当然可以诅咒我见鬼去，假如我不是已经见鬼了的话。——倘若您想要收回您的信，我自然可以寄还给您，尽管我很愿意保留着。假使您真的要，请寄一个空白明信片给我，作为暗号。与此相反，我愿尽我所能请求您保留我的信。——您尽快忘掉我这个幽灵吧，愿您生活得快乐安宁，一如既往。”
尽管有这封信或信稿，布拉格和柏林之间的通信依然十分活跃。天平摆动了很久。姑娘心中产生了不信任感，弗兰茨令她感到毛骨悚然（这也不能怪她），感到与事物的通常进程大相径庭。她想要中断关系。于是他对她的追求加倍地急切。一旦没有信来，他便感到痛苦。有信来，疑虑又重上心头，碾磨着他的心灵。他怎样才能过一种二人过的生活呢？
于是很快就产生了误解，产生了紧张空气。我被迫承担调解人的角色。这段时间内产生了我给卡夫卡的未婚妻的两封信（1912年11月——关于这里涉及的情况，可参见八十六页）。我对这两封信已经完全失去了记忆，它们是今年（1961）盛夏我那居住在美国的妹妹借访问以色列之机给我带来的，是我的手迹。她是为我从亲戚朋友那里弄来的。那时候，当我写这两封信时，卡夫卡毫无名气，他仅在弗兰茨·布莱的《徐培里翁》以及《波希米亚》上发表过寥寥几篇散文。他的第一本书《观察》虽已编成，却是在1913年1月才出版的。——这两封信结尾处提到的长篇小说是《失踪者》（《美国》）。读者肯定不会疏漏不见，尽管我当时处处透出青年人的幼稚，却以一定的外交手腕对这位深为我的朋友所爱的姑娘做工作，争取让她更好地理解他和他的独特之处，我采用的方法是表面上只不过（或主要地）宣扬他的父母对他缺乏认识。——从长远看，我争取理解的努力是无成效的。
（第一封信）柏林O17大法兰克福路137号卡尔·林德斯特略姆股份公司私人信件菲利斯·鲍威尔小姐收亲爱的仁慈的小姐：
非常感谢您友好的来信。我今天下午将同弗兰茨面谈，当然不会提到您的信。之后我将立刻写信给您。如果——这是我的希望—一在这期间情况得到澄清，这样做就变得多余了。我只想请求您．对弗兰茨和他那经常是病态的敏感的某些方面从好的方面去想。他完全听从一时的情绪驭使。总而言之他是一个只想要非要不可的东西，只追求一切中的神眼的人。他从来不退让妥协。比如：当他没有感到内心积聚着充分的写作力量时，他有本事数月内一行也不落笔，而不愿以半佳的、但是也不错的作品来搪塞自己。他对文学如此，对其他一切也都如此。这么一来，往往给人的表面印象是，他是乖张的、不正常的，等等。但是从来不是这么回事，我从对他品质的准确了解中得知，在需要的时候，他甚至在选择实际方法时表现得非常聪明机智。只有在事关理想的事情上他不懂得玩笑，严厉得可怕，首失是严于律已。在这样的情况下，由于他身体孱弱，由于他的外界生活环境（办公室！）不十分有益，于是冲突产生了。只有通过理解和善良才能帮助他脱离困境，应该意识到，对待这么一个这般独特、这般神奇的入，有必要采取与对待千百万普通、平庸的百姓不同。——我确信、您不会误解我的话。请您（在）像今天这样的情况下与我联系。——每天在办公室内必须待到两点使弗兰茨十分苦恼。下午他略事休息，这样只有夜里可供他“展开幻想的翅膀”。这真是憾事！而他正在写一部长篇小说，它使我见过的一切文学作品尽皆黯然失色。假如他能有自由，得到细心的照料，那么他会做出什么事业来啊！
我真诚地请求您，不要告诉任何入，我到过柏林。我没有拜访任何人，只与您交谈过。——我希望您一切顺遂，诸事如意。
您真诚的马克斯·勃罗德1912年11月15日（第二封信）柏林O17卡尔·林德斯特略姆股份公司私人信件菲利斯小姐收寄信人：勃罗德博士布拉格，邮政管理局尊贵的仁慈的小姐：
弗兰茨通过您的信似乎已经多少有了些准备。因为当我向他暗示时，他很快就猜了出来，我无法长时间否认他的母亲看了您的信，等等。——除此之外，事情的结果不错，他从现在起会较好地注意了。
关于信的事我显然没必要多讲：弗兰茨的母亲很爱他，可她一丁点儿都不知道，她的儿子是怎么个人，他有什么样的需求。文学是“消磨时间”！我的上帝！好像它并不想啃啮我们的心似的；但是我们乐意为它献身。——我同卡夫卡夫人已经经常发生对立。假如一点理解都谈不上，那么爱再多也是白搭。这封信显然又证实了这一点。弗兰茨经过成年累月的尝试，终于找到了唯一合口的伙食——素菜。他曾多年遭受胃病之苦，而现在他是这样的健康，神清气爽，自我认识他以来前所未有。但是当然步，这时父母便怀着他们平庸的爱来了，想要强迫他回到肉食和疾病上去。——睡觉时间的分配上同样如此。他终于找到了适于自己的方案，能睡得好了，能在荒唐的办公室中完成他的义务并进行文学创作了。父母们却……我不得不感到痛苦。——谢天谢地，弗兰茨有着值得庆幸的倔强，坚持做对他有益的事。他的父母不愿看到，为一个例外的人（像弗兰茨便是一个）有必要创造例外条件，以使他柔弱的智慧不致于枯萎。最近我不得不给卡夫卡夫人写了一封长达八页的信。父母想要弗兰茨下午到店里去。为此，弗兰茨坚决地下了自杀的决心，已给我写了一封诀别信。在最后关头，我通过完全无所顾忌的干预，在“爱着”他的父母威胁下保护了他。
既然父母这么爱他，他们为什么不像对一个女儿那样，给他三万盾，使他得以脱离办公室，在利维拉的共处，在一个生活费低廉的小地方创作上帝要求通过他的大脑播于人世的作品呢？——只有弗兰茨不处在这种情况下，他便永远不能完全幸福愉快。因为他的全副身心呼唤着一种平静的、献给文学创作的、无忧无虑的生活。在今天的情况下，他的生活多少带有一种素食的意义，夹杂着一些稍愉快点的光明瞬间。——这回您对他的神经质也可以理解得好一些了。
现在出了卡夫卡一本美丽的书。也许这是吉兆，他或许可以开始纯文学的生活了。他还在写一部长篇小说，已经进入第七章，我敢断言它将取得伟大的成就。
我不愿意谈论《诺尔纳皮格》，这本书是我的作品中唯一与我完全异化了的一本。
谢谢您友好的关心。
衷心祝愿您！
您忠实的马克斯·勃罗德1912年11月22日于布拉格，邮政管理局与此同时，卡夫卡经历着一个文学生产力的鼎盛时期。紧接着《判决》之后（还有那些后来发表的作品）还开始了一篇小说的写作，其主人公叫“古斯塔夫·布克特”，这是一个“过着有规律的生活的普通人”的故事，这个人在三十五岁时死去。“强力克制住自己去写作的欲望”，日记中接连两次这么说。还有：“脑袋里血的冲击和白白的流逝。这是多么有损于健康。”这是对自己充满信心的强有力的语言，在弗兰茨身上是十分罕见的。1913年5月，他尝试着通过花园里的劳动来消除高度激动状态。7月1日，出现了“向往昏昏沉沉的寂寞的愿望。只面对我自己。也许在利瓦可以达到。7月3日却是：“通过一次结婚扩展和提高存在。说教。但我几乎预感到了。”7月21日他将“一切赞同和反对我的结婚的因素作了一番归纳。”这个震撼魂魄的文献是以大字体写下的呼喊结束的：“我这苦难的人！”和“什么样的苦难！”这篇文章述说了以下几点：
1．没有能力独自承受生活的重负，不是说没有能力生活，完全相反，说我懂得同某人一起生活甚至是不现实的。
但我没有能力，去承受我自己生活的冲击，我自己人格的要求、时间和年龄的进攻、写作欲不稳定的膨胀、失眠、接近疯狂的边缘——独自承受这一切我是没有能力的。“也许”这个词我当然要加上去。与F．结合将赋予我的存在以更多的抵抗力。
2，一切都马上引起我的思考。幽默杂志上的每个笑话、对福楼拜和格利尔帕策的回忆、目睹我父母为过夜铺好的床上的睡衣、马克斯的婚姻。昨天我的妹妹说：“（我们熟人中）所有结了婚的都很愉快，我不明白为什么，”
这句话也令我深思，我又害怕了起来。
3．我必须在很多时间内独自一个。我所作出的成绩都是孤独的成果。
4．我恨一切与文学无关的东西，交谈使我感到乏味（即使是关于文学的也罢），拜访使我感到乏味，我的亲戚们的痛苦和欢乐使我感到乏味到骨子里去了。交谈从我所思索的一切那儿夺去了重要性、严肃性和真实性。
5．害怕结合，害怕融合。那样我就再也不能独自一人了。
6，在我的妹妹们面前，尤其从前是这样，我与在其他人面前是个截然不同的人。无所畏惧、无所掩藏、强壮有力、出乎意外、激情外露，一如平日写作时那样。假如通过我的妻子的媒介我能在所有人面前都这样该多好！但那是否意味着脱离了写作呢？这就是不行，这就是不行！
7．单身情况下我或许有朝一日可以真地抛弃我的职位。婚后这永远不可能了。
8月13日他写道：“也许一切已经结束，而我昨天的信（致F．的）是最后一封。这无疑是正确的做法。我将感到的痛苦，她将感到的痛苦——都不能与即将产生的共同的痛苦相比。我将慢慢地恢复，她将结婚，这是活的出路中唯一的一条。我们俩不能为了我们俩而在岩石中开辟一条道路，我们为此哭了一年，受尽了折磨，够了。她将从我最后的几封信中领会这一点。如果不是这样，那我一定会同她结婚，因为我太虚弱，无力抗拒她关于我们的共同幸福的见解，没本事说明，她认为有可能办到的事实际上无法实现，只要事情取决于我。”
但是事态的发展却走了另一条道路。8月14日：“相反的结果来了。到了三封信，最后一封我无法抗拒。我喜欢她，在我能力所及的范围内，但是爱情埋在恐惧和自我谴责之下凡欲窒息。”——8月18日，在一次长时间的散步中，他告诉我，他向F．求婚了。我到特洛亚的园圃那儿去接他，然后他一路上给了我一些非常聪明练达的、积极的建议，以打消我当时堆积起来的忧虑。后来他终于谈到他自己的事，但不再那么信心十足了。我在日记里记录了此事。“弗兰茨谈他的婚姻。他求婚了。他的不幸。不成功便成仁。他的依据是完全通过感觉提出的，不加剖析，也不存在剖析的可能性和需求。复杂的局面，使我煞费脑筋。他谈到拉德柯维奇，那里的婚后妇女性欲爆炸，在孩子们面前，也在怀着胎儿时，笼罩着一切。——他建议彻底与世隔绝。”——同样的绝望情绪在他自己的日记中也表达了出来。8月15日：“天亮前床上的痛苦。从跳窗中看到唯一的解决办法。母亲走到床前，问我那封信是否发出了，信的内容是否依旧。我说，内容依旧，只是更尖锐了。我说，反正地不理解我，而且不仅仅在这件事情上。后来她问我，是否给阿尔夫雷德舅舅写封信，他应该收到我的信。我问道，为什么他应该。他打来电报，他写信来，他对你这么好。‘这些只是表面现象，’我说，‘他对我来说是完全陌生的，他完全误解了我，他不知道我想要什么，需要什么，我同他不相干。’‘这么说来谁也不理解你，’母亲说，‘我可能对你也是陌生的，父亲也是。我们大家都只想害你。’‘当然罗，你们对我来说都是陌生的，只有血缘存在着，但它没有表示。你们当然不会想要害我。’
“通过这事和其他一些自我观察，我被引到这个看法上：我内心的肯定和确信与日俱增，于是可能性出现了，我在一场婚姻中可以挺过一切，甚至它会导致有利于我的内心肯定的发展。这当然是一种信念，我一定程度上说在窗柜上已经抓住了它。”
“我将疯狂地致力于与一切人隔绝。与一切人为仇，不同任何人说话……，他读基克加德的言论集《法官的书》。他发现了基克加德的命运与他的命运的相似。
1913年9月他避往利瓦哈同根疗养院。“对一次蜜月旅行的想象令我惊恐万状，”他在给我的信中写道。他经历了与那个瑞典姑娘的奇特插曲。她的情况始终不明。“一切都抵制将它写下来的想法。想到一句不提她是她的要求（我严格地、几乎毫不费力地恪守着），我便心安理得了。”以后有这几句话：“太迟了。悲伤的甜美和爱情的甜美。舟中她对着我微笑。这是最美的瞬间。欲死欲仙，这就是爱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