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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同一本书，同一读者，一时可读出一时之味道来。其景况适如看一名人相片，或读名人文章，未见面时，是一种味道，见了面交谈之后，再看其相片，或读其文章，自有另外一层深切的理会。或是与其人绝交以后，看其照片，读其文章，亦另有一番味道。四十学《易》是一种味道，到五十岁看过更多的人世变故的时候再去学《易》，又是一种味道。所以，一切好书重读起来都可以获得益处和新乐趣。我在大学的时代被学校强迫去读《西行记》（“Westward　Ho！”）和《亨利埃士蒙》（“Henry　Esmond”），可是我在十余岁时候虽能欣赏《西行记》的好处，《亨利埃士蒙》的真滋味却完全体会不到，后来渐渐回想起来，才疑心该书中的风味一定比我当时所能欣赏的还要丰富得多。

由是可知读书有二方面，一是作者，一是读者。对于所得的实益，读者由他自己的见识和经验所贡献的份量，是和作者自己一样多的。宋儒程伊川先生谈到孔子的《论语》时说：“读《论语》，有读了全然无事者；有读了后，其中得一两句喜者；有读了后，知好之者；有读了后，直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

我认为一个人发现他最爱好的作家，乃是他的知识发展上最重要的事情。世间确有一些人的心灵是类似的，一个人必须在古今的作家中，寻找一个心灵和他相似的作家。他只有这样才能够获得读书的真益处。一个人必须独立自主去寻出他的老师来，没有人知道谁是你最爱好的作家，也许甚至你自己也不知道。这跟一见倾心一样。人家不能叫读者去爱这个作家或那个作家，可是当读者找到了他所爱好的作家时，他自己就本能地知道了。关于这种发现作家的事情，我们可以提出一些著名的例证。有许多学者似乎生活于不同的时代里，相距多年，然而他们思想的方法和他们的情感却那么相似，使人在一本书里读到他们的文字时，好象看见自己的肖像一样。以中国人的语法说来，我们说这些相似的心灵是同一条灵魂的化身，例如有人说苏东坡是庄子或陶渊明转世的①，袁中郎是苏东坡转世的。苏东坡说，当他第一次读庄子的文章时，他觉得他自从幼年时代起似乎就一直在想着同样的事情，抱着同样的观念。当袁中郎有一晚在一本小诗集里，发见一个名叫徐文长的同代无名作家时，他由床上跳起，向他的朋友呼叫起来，他的朋友开始拿那本诗集来读，也叫起来，于是两人叫复读，读复叫，弄得他们的仆人疑惑不解。伊里奥特（George　Eliot）说她第一次读到卢骚的作品时，好象受了电流的震击一样。尼采（Nietzsche）对于叔本华（Schopenhauer）也有同样的感觉，可是叔本华是一个乖张易怒的老师，而尼采是一个脾气暴躁的弟子，所以这个弟子后来反叛老师，是很自然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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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苏东坡曾做过一件卓绝的事情：他步陶渊明诗集的韵，写出整篇的诗来。在这些《和陶诗》后，他说他自己是陶渊明转世的；这个作家是他一生最崇拜的人物。

只有这种读书方法，只有这种发见自己所爱好的作家的读书方法，才有益处可言。象一个男子和他的情人一见倾心一样，什么都没有问题了。她的高度，她的脸孔，她的头发的颜色，她的声调，和她的言笑，都是恰到好处的。一个青年认识这个作家，是不必经他的教师的指导的。这个作家是恰合他的心意的；他的风格，他的趣味，他的观念，他的思想方法，都是恰到好处的。于是读者开始把这个作家所写的东西全都拿来读了，因为他们之间有一种心灵上的联系，所以他把什么东西都吸收进去，毫不费力地消化了。这个作家自会有魔力吸引他，而他也乐自为所吸；过了相当的时候，他自己的声音相貌，一颦一笑，便渐与那个作家相似。这么一来，他真的浸润在他的文学情人的怀抱中，而由这些书籍中获得他的灵魂的食粮。过了几年之后，这种魔力消失了，他对这个情人有点感到厌倦，开始寻找一些新的文学情人；到他已经有过三四个情人，而把他们吃掉之后，他自己也成为一个作家了。有许多读者永不曾堕入情网，正如许多青年男女只会卖弄风情，而不能钟情于一个人。随便那个作家的作品，他们都可以读，一切作家的作品，他们都可以读，他们是不会有甚么成就的。

这么一种读书艺术的观念，把那种视读书为责任或义务的见解完全打破了。在中国，常常有人鼓励学生“苦学”。有一个实行苦学的著名学者，有一次在夜间读书的时候打盹，便拿锥子在股上一刺。又有一个学者在夜间读书的时候，叫一个丫头站在他的旁边，看见他打盹便唤醒他。这真是荒谬的事情。如果一个人把书本排在面前，而在古代智慧的作家向他说话的时候打盹，那么，他应该干脆地上床去睡觉。把大针刺进小腿或叫丫头推醒他，对他都没有一点好处。这么一种人已经失掉一切读书的趣味了。有价值的学者不知道什么叫做“磨练”，也不知道什么叫做“苦学”。他们只是爱好书籍，情不自禁地一直读下去。

这个问题解决之后，读书的时间和地点的问题也可以找到答案。读书没有合宜的时间和地点。一个人有读书的心境时，随便什么地方都可以读书。如果他知道读书的乐趣，他无论在学校内或学校外，都会读书，无论世界有没有学校，也都会读书。他甚至在最优良的学校里也可以读书。曾国藩在一封家书中，谈到他的四弟拟入京读较好的学校时说：“苟能发奋自立，则家塾可读书，即旷野之地，热闹之场，亦可读书，负薪牧豕，皆可读书。苟不能发奋自立，则家塾不宜读书，即清净之乡，神仙之境，皆不能读书。”有些人在要读书的时候，在书台前装腔作势，埋怨说他们读不下去，因为房间太冷，板凳太硬，或光线太强。也有些作家埋怨说他们写不出东西来，因为蚊子太多，稿纸发光，或马路上的声响太嘈杂。宋代大学者欧阳修说他的好文章都在“三上”得之，即枕上，马上，和厕上。有一个清代的著名学者顾千里据说在夏天有“裸体读经”的习惯。在另一方面，一个人不好读书，那么，一年四季都有不读书的正当理由：

春天不是读书天；　　夏日炎炎最好眠；

等到秋来冬又至，　　不如等待到来年。

那么，什么是读书的真艺术呢？简单的答案就是有那种心情的时候便拿起书来读。一个人读书必须出其自然，才能够彻底享受读书的乐趣。他可以拿一本《离骚》或奥玛开俨（Omar　Khayyam，波斯诗人）的作品，牵着他的爱人的手到河边去读。如果天上有可爱的白云，那么，让他们读白云而忘掉书本吧，或同时读书本和白云吧。在休憩的时候，吸一筒烟或喝一杯好茶则更妙不过。或许在一个雪夜，坐在炉前，炉上的水壶铿铿作响，身边放一盒淡巴菰，一个人拿了十数本哲学，经济学，诗歌，传记的书，堆在长椅上，然后闲逸地拿起几本来翻一翻，找到一本爱读的书时，便轻轻点起烟来吸着。金圣叹认为雪夜闭户读禁书，是人生最大的乐趣。陈继儒（眉公）描写读书的情调，最为美妙：“古人称书画为丛笺软卷，故读书开卷以闲适为尚。”在这种心境中，一个人对什么东西都能够容忍了。此位作家又曰：“真学士不以鲁鱼亥豕为意，好旅客登山不以路恶难行为意，看雪景者不以桥不固为意，卜居乡间者不以俗人为意，爱看花者不以酒劣为意。”

关于读书的乐趣，我在中国最伟大的女诗人李清照（易安，１０８１—１１４１年）的自传里，找到一段最佳的描写。她的丈夫在太学作学生，每月领到生活费的时候，他们夫妻总立刻跑到相国寺去买碑文水果，回来夫妻相对展玩咀嚼，一面剥水果，一面赏碑帖，或者一面品佳茗，一面校勘各种不同的板本。他在《金石录后序》这篇自传小记里写道：

余性偶强记，每饭罢，坐归来堂烹茶，指堆积书史，言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页第几行，以中否角胜负，为饮茶先后。中即举杯大笑，至茶倾覆怀中，反不得饮而起。

甘心老是乡矣！故虽外忧患困穷而志不屈。……于是几案罗列，枕席枕藉，意会心谋，目往神授，乐在声、色、狗、马之上。……

这篇小记是她晚年丈夫已死的时候写的。当时她是个孤独的女人，因金兵侵入华北，只好避乱南方，到处漂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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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作的艺术

写作的艺术是比写作艺术的本身或写作技巧的艺术更广泛的。事实上，如果你能告诉一个希望成为作家的初学者，第一步不要过分关心写作的技巧，叫他不要在这种肤浅的问题上空费工夫，劝他表露他的灵魂的深处，以冀创造一个为作家基础的真正的文学性格；如果你这样做，你对他将有很大的帮助。当那个基础适当地建立起来的时候，当一个真正的文学性格创造起来的时候，风格自然而然地成形了，而技巧的小问题便也可以迎刃而解。如果他对于修辞或文法的问题有点困惑不解，那老实说也没有什么关系，只要他写得出好东西就得了。出版书籍的机关总有一些职业的阅稿人，他们便会去校正那些逗点，半支点，和分离不定法等等。在另一方面，如果一个人忽略了文学性格的修养，无论在文法或文艺的洗炼上用了多少工夫，都不能使他成为作家。蒲丰（Buf－fon）说：“风格就是人。”风格并不是一种写作的方法，也不是一种写作的规程，甚至也不是一种写作的装饰；风格不过是读者对于作家的心思的性质，他的深刻或肤浅，他的有见识或无见识，以及其他的质素如机智，幽默，尖刻的讽刺，同情的了解，亲切，理解的灵敏，恳挚的愤世嫉俗态度或愤世嫉俗的恳挚态度，精明，实用的常识，和对事物的一般态度等等的整个印象。世间并没有一本可以创造“幽默的技巧”，或“愤世嫉俗的恳挚态度的三小时课程”，或“实用常识规则十五条”和“感觉灵敏规则十一条”的手册。这是显而易见的。

我们必须谈到比写作的艺术更深刻的事情。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发现写作艺术的问题包括了文学，思想，见解，情感，阅读，和写作的全部问题。我在中国曾提倡复兴性灵派的文章和创造一种较活泼较个人化的散文笔调；在我这个文学运动中，我曾为了事实上的需要，写了一些文章，以发表我对于一般文学的见解，尤其是对于写作艺术的见解。我也曾以“烟屑”为总题，试写一些文艺方面的警句。这里就是一些烟屑：

甲　技巧与个性

塾师以笔法谈作文，如匠人以规矩谈美术。书生以时文评古文，如木工以营造法尺量泰山。

世间无所谓笔法。吾心目中认为有价值之一切中国优秀作家，皆排斥笔法之说。

笔法之于文学，有如教条之于教会——琐碎人之琐碎事也。

初学文学的人听见技巧之讨论——小说之技巧，戏剧之技巧，音乐之技巧，舞台表演之技巧——目眩耳乱，莫测高深，哪知道文章之技巧与作家之产生无关，表演之技巧与伟大演员之产生亦无关。他且不知世间有个性，为艺术上文学上一切成功之基础。

乙　文学之欣赏

一人读几个作家之作品，觉得第一个的人物描写得亲切，第二个的情节来得迫真自然，第三个的丰韵特别柔媚动人，第四个的意思特别巧妙多姿，第五个的文章读来如饮威士忌，第六个的文章读来如饮醇酒。他若觉得好，尽管说他好，只要他的欣赏是真实的就得。积许多这种读书欣赏的经验，清淡，醇厚，宕拔，雄奇，辛辣，温柔，细腻，……都已尝过，便真正知道什么是文学，什么不是文学，无须读手册也。

论文字，最要知味。平淡最醇最可爱，而最难。何以故？

平淡去肤浅无味只有毫厘之差。

作家若元气不足，素养学问思想不足以充实之，则味同嚼蜡。故鲜鱼腐鱼皆可红烧，而独鲜鱼可以清蒸，否则入口本味之甘恶立见。

好作家如杨贵妃之妹妹，虽不涂脂抹粉，亦可与皇帝见面。宫中其他美人要见皇帝皆非涂脂抹粉不可。作家敢以简朴之文字写文章者这么少，原因在此。

丙　笔调与思想

文章之好坏乃以有无魔力及味道为标准。此魔力之产生并无一定规则。魔力生自文章中，如烟发自烟斗，或白云起于山巅，不知将何所之。最佳之笔调为“行云流水”之笔调，如苏东坡之散文。

笔调为文字、思想及个性之混合物。有些笔调完全以文字造成。

吾人不常见清晰的思想包藏于不清晰的文字中，却常看见不清晰的思想表现得淋漓尽致。此种笔调显然是不清晰的。

清晰的思想以不清晰的文字表现出来，乃是一个决意不娶之男子的笔调。他不必向老婆解释什么东西。康德（Im－manuei　Kant）可为例证。甚至蒲脱勒（Samuel　Butler）有时也这么古怪。

一人之笔调始终受其“文学情人”之渲染。他的思想方法及表现方法越久越象其“文学情人。”此为初学者创造笔调的唯一方法。日后一人发现自己之时，即发现自己的笔调。

一人如恨一本书之作者，则读那本书必毫无所得。学校教师请记住这个事实！

人之性格一部分是先天的，其笔调亦然。其他部分只是污染之物而已。

人如无一个心爱之作家，则是迷失的灵魂。他依旧是一个未受胎的卵，一个未得花粉的雌蕊。一人的心爱作家或“文学情人”，就是其灵魂之花粉。

人人在世上皆有其心爱的作家，惟不用点工夫去寻耳。

一本书有如一幅人生的图画或都市的图画。有些读者观纽约或巴黎的图画，但永远看不见纽约或巴黎。智者同时读书本及人生。宇宙一大书本，人生一大学堂。

一个好的读者将作家翻转过来看，如乞丐翻转衣服去找跳蚤那样。

有些作家象乞丐的衣服满是跳蚤，时常使读者感到快乐的激动。发痒便是好事。

研究任何题目的最好方法，就是先抱一种不合意之态度。如是一人必不至被骗。他读过一个不合意的作家之后，便较有准备去读较合意的作家了。批评的心思就是这样成形的。

作家对词字本身始终本能地感到兴趣。每一词字皆有其生命及个性，此种生命及个性在普通字典中找不到，《简明牛津字典》（“Concise　Oxford　Dictionary”）或《袖珍牛津字典》（“Pocket　Oxford　Dictionary”）之类不在此例。

一本好字典是可读一读的，例如《袖珍牛津字典》。世间有两个文字之宝藏，一新一旧。旧宝藏在书本中，新宝藏在平民之语言中。第二流的艺术家将在旧宝藏中发掘，唯有第一流的艺术家才能由新宝藏中得到一些东西。旧宝藏的矿石已经制炼过，新宝藏的矿石则否。

王充分（一）“儒生”（能通一经），（二）“通人”（博览古今），（三）“文人”（能作上书奏记），（四）“鸿儒”（能精思著文连接篇章）。（一）与（二）相对，言读书；（三）与（四）相对，言著作。“鸿儒”即所谓思想家；“文人”只能作上书奏记，完全是文字上笔端上工夫而已。思想家必须殚精竭虑，直接取材于人生，而以文字为表现其思想之工具而已。“学者”作文时善抄书，抄得越多越是“学者”。思想家只抄自家肚里文章，越是伟大的思想家，越靠自家肚里的东西。

学者如乌鸦，吐出口中食物以饲小鸟。思想家如蚕，所吐出的不是桑叶而是丝。

文人作文，如妇人育子，必先受精，怀胎十月，至肚中剧痛，忍无可忍，然后出之。多读有骨气文章有独见议论，是受精也。时机未熟，擅自写作，是泻痢腹痛误为分娩，投药打胎，则胎死。出卖良心，写违心话，是为人工打胎，胎亦死。及时动奇思妙想，胎活矣大矣，腹内物动矣，心窃喜。至有许多话，必欲进发而后快，是创造之时期到矣。发表之后，又自诵自喜，如母牛舐犊。故文章自己的好，老婆人家的好。笔如鞋匠之大针，越用越锐利，结果如锈花针之尖利。但一人之思想越久越圆满，如爬上较高之山峰看景物然。

当一作家恨某人，想写文加以痛骂，但尚未知其人之好处时，他应该把笔再放下来，因为他还没有资格痛骂那个人也。

丁　性灵派

三袁兄弟在十六世纪末叶建立了所谓“性灵派”或“公安派”（公安为袁氏的故乡）；这学派就是一个自我表现的学派。“性”指一人之“个性”，“灵”指一人之“灵魂”或“精神”。

文章不过是一人个性之表现和精神之活动。所谓“divinc　afflatus”不过是此精神之潮流，事实上是腺分泌溢出血液外之结果。

书法家精神欠佳，则笔不随心；古文大家精神不足，则文思枯竭。

昨夜睡酣梦甜，无人叫而自醒，精神便足。晨起啜茗或啜咖啡，阅报无甚逆耳新闻，徐步入书房，明窗净几，惠风和畅——是时也，作文佳，作画佳，作诗佳，题跋佳，写尺牍佳。

凡所谓个性，包括一人之体格、神经、理智、情感、学问、见解、经验、阅历、好恶、癖嗜，极其错综复杂。先天定其派别，或忌刻寡恩，或爽直仗义，或优柔寡断，或多病多愁，虽父母师傅之教训，不能易其骨子丝毫。又由后天之经历学问，所见所闻，的确感动其灵知者，集于一身，化而为种种成见、怪癖、态度、信仰。其经历来源不一，故意见好恶亦自相矛盾，或怕猫而不怕犬，或怕犬而不怕猫。故个性之心理学成为最复杂之心理学。

性灵派主张自抒胸臆，发挥己见，有真喜，有真恶，有奇嗜，有奇忌，悉数出之，即使瑕瑜并见，亦所不顾，即使为世俗所笑，亦所不顾，即使触犯先哲，亦所不顾。

性灵派所喜文字，于全篇取其最个别之段，于全段取其最个别之句，于造句取其最个别之辞。于写景写情写事，取其自己见到之景，自己心头之情，自己领会之事。此自己见到之景，自己心头之情，自己领会之事，信笔直书，便是文学，舍此皆非文学。

《红楼梦》中林黛玉谓“如果有了奇句，连平仄虚实不对，却使得的”，亦是性灵派也。

性灵派又因倾重实见，每每看不起辞藻虚饰，故其作文主清淡自然，主畅所欲言，不复计较字句之文野，即崇奉孟子“辞达而已”为正宗。

文学之美不外是辞达而已。

此派之流弊在文字上易流于俚俗（袁中郎），在思想上易流于怪妄（金圣叹），讥讽先哲（李卓吾），而为正人君子所痛心疾首，然思想之进步终赖性灵文人有此气魄，抒发胸襟，为之别开生面也，否则陈陈相因，千篇一律，而一国思想陷于抄袭模仿停滞，而终至于死亡。

古来文学有圣贤而无我，故死，性灵文学有我而无圣贤，故生。

惟在真正性灵派文人，因不肯以议论之偏颇怪妄惊人。苟胸中确见如此，虽孔孟与我雷同，亦不故为趋避；苟胸中不以为然，千金不可易之，圣贤不可改之。

真正之文学不外是一种对宇宙及人生之惊奇感觉。

宇宙之生灭甚奇，人情之变幻甚奇，文句之出没甚奇，诚而取之，自成奇文，无所用于怪妄乖诡也。实则奇文一点不奇，特世人顺口接屁者太多，稍稍不肯人云亦云而自抒己见者，乃不免被庸人惊诧而已。

性灵派之批评家爱作者的缺点。性灵派之作家反对模拟古今文人，亦反对文学之格套与定律。袁氏兄弟相信：“信腕信口，皆成律度”，又主张文学之要素为真。李笠翁相信文章之要在于韵趣。袁子才相信文章中无所谓笔法。黄山谷相信文章的词句与形式偶然而生，如虫在木头上啮成之洞孔。

戊　闲适笔调

闲适笔调之作者以西文所谓“衣不扣钮之心境”（unbut－toned　mood）说话，瑕疵俱存，故自有其吸人之媚态。

作者与读者之关系不应如庄严之塾师对其生徒，而应如亲熟故交。如是文章始能亲切有味。

怕在文章中用“吾”字者，必不能成为好作家。

吾爱撒谎者甚于谈真理者，爱轻率之撒谎者甚于慎重之撒谎者，因其轻率乃他喜爱读者之表现也。

吾信任轻率之傻子而猜疑律师。

轻率之傻子乃国家最好之外交家。他能得民心。

吾理想中之好杂志为半月刊，集健谈好友几人，半月一次，密室闲谈。读者听其闲谈两小时，如与人一夕畅谈，谈后卷被而卧，明日起来，仍旧办公抄账，做校长出通告，自觉精神百倍，昨晚谈话滋味犹在齿颊间。

世有大饭店，备人盛宴，亦有小酒楼，供人随意小酌。吾辈只望与三数友人小酌，不愿赴贵人盛宴，以其小拘牵故也。然吾辈或在小酒楼上大啖大嚼，言笑自若，倾杯倒怀之乐，他人皆不识也。

世有富丽园府，亦有山中小筑，虽或名为精舍，旨趣与朱门绿扉婢仆环列者固已大异。入其室，不闻忠犬唁唁之声。不见司阍势利之色，出其门，亦不看见不干净之石狮子，惟如憺漪子所云：“譬如周，程，张，朱辈拱揖列席于虑羲氏之门，忽有曼倩子瞻，不衫不履，排闼而入，相与抵掌谐谑，门外汉或啧啧惊怪，而诸君子必相视莫逆也。”

己　何谓美

近来“作文讲话”“文章作法”的书颇多。原来文彩文理之为物，以奇变为贵，以得真为主，得真则奇变，奇变则文彩自生，犹如潭壑溪涧未尝准以营造法尺，而极幽深峭拔之气，远胜于运粮河，文章岂可以作法示人哉！天有星象，天之文也；名山大川，地之文也；风吹云变而锦霞生，霜降叶落而秋色变。夫以星球运转，棋列错布，岂为吾地上人之赏鉴，而天狗牛郎，皆于天意中得之。地层伸缩，翻山倒海，岂为吾五岳之祭祀，而太华昆仑，澎湃而来，玉女仙童，耸然环立，供吾赏览，亦天工之落笔成趣耳。以无心出岫之寒云，遭岭上狂风之叱咤，岂尚能为衣裳着想，留意世人顾盼？然鳞章鲛绡，如锦如织，苍狗吼狮，龙翔凤舞，却有大好文章。以饱受炎凉之林树，受凝霜白露之摧残，正欲收拾英华，敛气屏息，岂复有心粉黛为古道人照颜色？而凄凄肃肃，冷冷清清，竟亦胜于摩诘南宫。

推而至于一切自然生物，皆有其文，皆有其美。枯藤美于右军帖，悬岩美于猛龙碑，是以知物之文，物之性也，得尽其性，斯得其文以表之。故曰，文者内也，非外也。马蹄便于捷走，虎爪便于搏击，鹤胫便于涉水，熊掌便于履冰，彼马虎熊鹤，岂能顾及肥瘦停匀，长短合度，特所以适其用而取其势耳。然自吾观之，马蹄也，虎爪也，鹤胫也，熊掌也，或肉丰力沉，颜筋柳骨，或脉络流利，清劲挺拔，或根节分明，反呈奇气。他如象蹄如隶意，狮首有飞白，斗蛇成奇草，游龙作秦篆，牛足似八分，麂鹿如小楷，天下书法，粲然大备，奇矣奇矣。所谓得其用，取其势，而体自至。作文亦如是耳。势至必不可抑，势不至必不可展，故其措辞取义，皆一片大自然，浑浑噩噩，而奇文奥理亦皆于无意中得之。盖势者动之美，非静之美也。故凡天下生物动者皆有其势，皆有其美，皆有其气，皆有其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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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生活

文学之特性

中国文学有一种含有教训意味的文学与一种优美悦人的文学二种的区别，前者为真理之运转传达工具，所谓“文以载道”之文，后者为情愫之发表，所谓“抒情文学”。二者之区别，至为明显：前者为客观的，说明的，后者为主观的，抒情的。中国人都一致推崇前者，认为其价值较后者为高大。因为它改进人民的思想，并提高社会道德之水准。从这一个观点出发，他们遂轻视小说戏剧这一类文学，称为“雕虫小技”，不足以登大雅之堂。唯一例外为诗，诗虽同样为抒情文学，他们对之非但不予轻视，且珍爱修养之盛，过于欧美。事实上，中国文人全都暗里欢喜读读小说和戏剧，而官吏阶级虽在其冠冕堂皇的论文里说仁道义，可是在其私人说话里往往可以发现他们很熟悉《金瓶梅》或《品花宝鉴》中人物，二者都是淫猥的两性小说。

其理由易见。那些说教的文学大体上均属品质低劣的次等作品，充满了宣扬道德的陈腐之说，和质直的理论。思想的范围又为畏惧异端邪说的心理所限。故中国文学之可读者，只是那些含有西洋意识之文学，包括小说，戏剧和诗，这就是幻想的意象的文学而不是思考的文学。读书人本不是经济专家，而编写讨论捐税的文字，文人学士手未尝一执刈镰，偏写讨论农耕的文字，而政治家本非工程师，乃大写其“黄河保护计划”——这一类是很普遍的题目——在思想限阈内，象中国的俗语说法，读书人都在孔夫子门槛里翻筋斗。他们都轻视庄子，却人人读读庄子，庄子为毁谤孔氏学说的伟大著作家。有几位学者胆敢玩玩佛学，不过他们对于佛教仪式并不崇奉，茹素戒荤亦不虔诚。他们的畏惧异端学说，有如畏惧达摩克而兹（Damocles）的利剑，畏惧异端实即畏惧新思想。文学本生存于自然发生的境界中，却配备以经典的传统思想，心的自由活动之范围乃大受限制，这在孔夫子门槛里翻筋斗，不问其本领如何高大，终不过是孔门界限里的翻筋斗而已。

总之，一国的学者赓续讨论仁义达二千五百年之久，自难免重复，不是瞎说，一篇荣膺殿试第一名的大文章，倘译成简单的英文，真要以其幼稚浅薄使读者陷于百思不得其解的困境。伟大的智慧所产生的伟大文艺，予人以一种虱子戏一样的异样诙谐的印象。一个作家是以只能在小说戏剧的境界限以内，才能发挥其创作天才，因为他们在小说戏剧的园地上，始能舒泰地保持一己之个性，于是幻想的意象得以活泼地创造。

衡之实际，一切有价值的文学作品，乃为作者心灵的发表，其本质上是抒情的，就是发表思考的文学也适用这种原理——只有直接从人们心灵上发生的思想，始值得永垂不朽。爱德华·杨格（Edward　Young）早于１７９５年已在《原始作文之研究》一书中，很清楚的说明这种观点。金圣叹是十九世纪的杰出批评家，在他的著述中屡屡这样说：“何为诗，诗者是心之声。可见之于妇人之心中，可见之于婴孩之心中，朝暮涌上你的心头，无时无刻不在心头。”文学之原始实在是这么单纯，不管一切文法上修辞上的技巧，怎样的会叫一般大学里的教授埋头磨炼起来。金圣叹又说：“文人非勉强说话，非被迫而说话，但意会所到，出自天机，有不期说而说者。有时叙事，有时抒其胸中积愫，所言者既已尽所欲言，即搁笔不复赘一字。”文学与非文学作品之不同，就在有的写在笔下，倍觉美丽，有的写来，拙直无味，自然那些写得越是美丽胜过别人的，越能永垂不朽。

文学之抒情的素性，使吾人得以把文学当作人类性灵的反照，而把一国的文学，当作一国的精神的反映。倘能把人生比作大城市，那么人类的著作可以比作屋子顶阁上的窗口，人们可由以俯瞰全景，读着一个人的著作，吾人乃从作者的窗口以窥察人生，因而所获得的人生之景象一如作者之所见者，星，云，山峰，创出地平线的轮廓，而城市里的一切走廊屋顶，彼此似属相同，但从窗口里面窥探的城市景色是具个性的，是有各自的特殊面目的。检阅一国的文学，吾人是以仅在获取人生底一瞥，一如中国最优智慧所能见到而经由他们特殊的、个性的手段所表现者。

语言与思想

中国文学手段，即中国语言之语格，实为决定中国文学特殊发展的主要因素。与欧洲语言一加比较，很可以循索出中国思想与文学之特殊性，乃单纯的受所谓单音语言的影响，其程度至深。中国语言之发音，如“金、昌、张”，其所生之后果，至可惊人，此单音组织决定中国著作之特性，而此著作特性产生中国文学传统的持续系统，复因而影响及于中国思想之保守性。更进一步，亦为文言与口语分别之原因。这又转而使从事学问，倍感艰难，于是其势难免成为少数阶级的专利品，最后，此单音组织直接影响中国文学格调的某些特殊性。

每个国家，都发展一种最适合于本国语言的文学作品。欧洲并未发展一种象形主义的作品，因为印度欧罗巴语派之发音结构其子音比较的浪费，而其缀合又变化无穷，是以需要一种分析的字母，因而用这种文字于象形的表示，必至陷于不可救药的不正确，因为文字的象形制度，不能单独应用，以中国文字为例，我们觉得它需要发音原理来辅助，始能产生任何重要发展。这些基本的象形文字之连缀，其作用纯在乎求发音上之功效。而实际上中国字典所收录之四万以上的文字，其百分之九十系建筑于缀音原则上面，差不多用一千三百个象形字作为发音记号。语言之单音组织如中国文字者，仅有四百个左右之缀音组合，如“秦、昌、张”等，也就够用了，但是日耳曼语系中，发明一种新的记号以代表各个新的声音缀合如德文中之　Schlacht及　Kraft或英文中之　Scrtched　及　Scraped，显然是不可能的，中国语言之未尝发展西洋意味的表声书体，因为象形记号之发音的应用已足敷应付。倘中国语言中曾用到过象德文　Schlacht　Kraft、英文　Scratched　Scraped　那样的文字，他们感于迫切的需要，老早就发明了一种表声的书体了。

中国单音缀合之语言与书写字体间之完全调整盖易于理会。语言缺乏表声的形式结果，产生多数发声相同的文字。Pao一个声音，可以表示一打以上的意义：包，抱，饱，泡，依此类推。因为象形原理的应用，只限于具象的事物或行动，在古时已感觉运用之困难，故原始文字“包”用作纯粹的发声符号，而假借以表示其他同声的文字。结果发生很多纠纷，而在汉代文字大定以前，吾们有许多这样的假借文字，以一字表指许多不同的事物。事实上之需要，迫使中国人加添符号（称为字根），以表示意思的群体，这就是这个　Pao　字欲用以指示者。

发声记号的使用，不是十分严格而正确的，吾们有下例名字在现代中文中读作　Pao　或　P’ao　二种读法，但每一个字陪衬着一个分数记号或字根，例如抱跑袍饱泡鲍炮胞咆砲刨苞雹。象这个样子，包加上手旁字根，其意义为怀抱之抱，加足旁字根，意义为奔跑之跑，加衣旁字根，意义为长袍之袍，加食旁字根，意义为吃饱之饱，加水旁字根，意义为泡沫之泡，加火旁字根，意义为花炮之炮，加鱼旁字根，意义为鲍鱼之鲍，加肉旁字根，意义胞胎之胞，加石旁字根，意义为枪砲之砲，加口旁字根，意义为咆哮之咆，加艹头字根，意义为苞芽之苞，加雨字头字根，意义为冰雹之雹，加刀旁字根，意义为刮刨之刨。这就是解决同音异义问题的调整方法。

假定这个问题不是在同音异义的问题上，假定中国文字里头也有象英文里头　Scraped　Scratched　那样的字，则首先就感到有区别发音的必要，这样，恐怕中国文字也就会有了欧洲语系的字母，因而识字的人也会普遍了。

中国文字既属于单音组合，殆无可避免的必须用象形字体。单是这个事实，大大地变更了中国学术的特性和地位。由于它们的自然底本质，中国文字在口语发音中不易多所变化。同一记号，在不同方言中，可以读作各别的声音，不同的方言甚至可以视为不同的语言，如基督十字架的记号在英文中读作　Cross，在法文中可以读作　Croix。这是与中国古代文化的一贯性具有密切的关系的。更重要于此者，使用此等文字使吾人隔了千百年以后还能直接诵读孔氏经书。孔氏的经书在吾们自己的纪元第六世纪时几乎变成不可诵读，试一想及此，很觉有趣，倘真遇到这样情形，孔子的尊崇地位将受到何等影响呢？

的确，中国文字当秦始皇焚书坑儒之际，发生过重大变革，至今研究孔氏学说的学者，分成二大营垒，其一信仰“古文”的经书本子，所谓古文据说是砌藏于孔氏居宅壁间，得免燔灼，而经后来坏壁发现的原本；别一派信仰“今文”书本，这是年老儒生口授传诵而笔录下来的，这些老儒生系将经书熟记，幸免于暴秦的厄运者。但从此以后（纪元前２１３年）屡有写作，在形式上有比较不甚重要之改进，此等写作对于孔氏经书之深入中国人心之催眠作用，有很大贡献。凡符合于孔氏经书早期写本者，亦符合于全部文学的传统，继汉代以后者尤然。一个中国学生，凡能诵读百年以前之著作者，即能由此训练诵读第十三世纪，第十世纪。甚至第二世纪的著作，亦犹现代艺术家之欣赏维纳斯，欣赏罗丹之作品同样容易。倘今古代学术不能若是易于了解，那古典文学之传统势力还会这样雄大，而中国人的心理还会这么保守吗？怕未见得。

但使用此象形文字，一方面有助于固定不变的文言之产生，致与口语判离而使寻常学子几难于通畅。至于发声组合的字体，天然将依随现行语言的变迁与惯用语法。书写的语言如其不甚依赖发声，在惯用语与文法方面，获得较大之自由。它不消遵守任何口语的法则，它有它自己的结构法则和大量的惯用语，系自历代著作收集而来的文学成语。如此，它乃产生一种独立的实体，多少是服从文学范型的。

随时代之进展，此文学语言与当代通行语言间之差别，愈来愈巨，直至今日，学习古代语言，从心理上感到之艰难观之，几等于学习外国语言。普通句段结构之法则，书写的文言与口说的白话是不同的，是以你不能仅把古文字眼填入现行字的地位便可算写成一篇古文了。例如一个简单的连语“三两银子”，在文言中却要变更造句法，写成“银三两”。又似现行语中说“吾从未见过”，古文中的惯用语为“余未之见也”。此目的格的一字，经常置于动词之前，倘其动词为否定格的时候。现代中国学生是以常易犯语风上的错误，有如英国学生在学习法文时之说　jevois　vous。恰等于学习外国语言，在一个人真能写确实流利的古文以前（至少需十年），需要范围广泛的使用法之熟习，是以练习之时，经常累月的背诵古代杰作亦为罢不了的手续。又恰如很少有人真能畅通外国语言一样，也就很少中国文人真能写确实流利的古文。实际上，中国今日仅不过三四人能写流利的周代经典式的古文。吾们大部分乃不得不苦苦忍耐这种书本上的语言，此在外国人固非难于治理的。这书本上的语言且又缺乏语言本身的真意味。

使用中国的象形文字，使脱离语言真意味的文字得以逐渐发展，文字与发声原则分离而独立，加速它的单音组合的性质。而且事实上口语中的二连音的字眼，仍可以用单音文字来代表，因为文字本身由其组合使用已使意义表显得很清楚。例如吾们在口语中需要一个二连音“老虎”以资在听觉上辨别与其他读“虎”字音的字眼相混淆，但在书写文字中用一个“虎”字已够了。文言是以较之白话更见倾向于单音，因为它的基本是在视觉上，而非在听觉上。

从此极端的单音主义乃发展一种极端简洁的格调，这种格调不能用口语来模仿而获免不可理解的危险的，而此格调亦即为中国文学之特性的美点。如是吾人乃创造一种韵律，恰恰每七字一行，可以包括大致似英文无韵诗的二行那么字的意义。这种技巧在英文中是不可想象的，在其他别种语言中亦是不可想象的。不论在散文或诗词中，此用字之经济，产生一种风格，其间每一个字每一音节，其韵调轻重衡量务须达到“恰到好处”之程度，而往往负担过分之意义。如那些丝毫不苟的诗人，一字一音莫不细予斟酌。是以此爽利的体裁之真实的练达，实即选用字面之极端老练。由此兴起一种用字矜饰的文学传统，它后来变成社会的传统观念而最后成为中国人的心智之习惯。

文学技巧上的困难，限制了中国识字教育的普遍，识字教育本无需乎推敲修饰的。此识字的限制又转而变更中国社会的全部组织，改易了中国文化的全部容貌。有些人有时真会发生疑问；倘中国人民的语言是一种活用变化的语言，因而使用字母排列的文字，则他们是否将这样驯良从顺，这样尊敬其长上？我有时而感觉到倘中国人能设法在语言中保留较多殿末或起首的子音字，不但他们将根本动摇孔子的权威，复很可能的早就击碎了传统的政治结构。赖于知识的普遍，经过数千年的闲暇，将进研其他学术而徐徐超越文学之技巧，说不定也能给予世界以较多之发明如印刷火药之类，并影响地球上人类文化的历史了。

学　　术

前面曾述及非经典文字或意象的文学。多属于一般不显著的或无名作家的作品。他们打破了经典传统，他们的作品是从自己的内心的喜悦情绪写出来的，写作的动机，单纯为创造的嗜好。易辞以言之，这些作品在西洋意识中，是富创造性的优美文学。不过在吾人将述及此等小说戏剧之前，似宜先行检讨经典文学的内容，中国学术的品质，并那班智识阶级群的生活和修养。他们安坐而食，受人民之供养，虽推进了相当道德教训，然毫无创造。此辈学者写了些什么？什么是他们的智力工作！

中国是学人的领域，学人便是统治阶级，至少当承平之世，人民之崇拜读书人身分的心理常被孜孜不倦的培育着。此学人身分的崇拜，形成一种普遍的迷信形式，有字纸不许随意抛掷，并不许用于不敬的用途，常有专职的人四出收集，聚而燔之于庙宇或学校中。至战乱之世，则此故事稍为变更，因为军人往往闯进学者的居屋，或将古版珍本付之一火或用以拭鼻，或则连屋子一箍脑儿纵火了事。但是这个国家的文学活动力至为雄大，军人焚书尤踊跃，书籍之收藏量尤巨。当时，约当纪元６００年，皇家收藏之书籍已达三十五万册。及唐代，皇家之收藏者，计二十万零八千册。１００５年，当北宋中叶，第一部百科全书，包括各类书籍一千册，告成。总之有御纂丛书《永乐大典》之出世。此书收集精选古代珍本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分装一万一千九百九十五册，为明初永乐皇帝（１４０３——１４２４）所主持编纂。清时，乾隆皇帝所颁最具有大政治家风度之法令为彻底审查现存未毁之书籍，其表面之目的为保存典籍，但其同等重要之目的则在毁灭那些不满异族统治的著作，及其完成，收集保存本来面目之著作三万六千二百七十五册，分成七部，即著名之《四库全书》。但乾隆皇帝同时又完成另一功业，他下令销毁全部或一部之书籍凡二千种，与文字之狱二十余起，其著作人或翻革，或以监禁，或以流配，或处死刑，有时还得毁灭著作人的祖祠而将家眷充作官奴婢。——这一切罪戾，都可由误用一字而起，《永乐大典》与《四库全书》，卷帙浩繁，代表依据正统派标准认为值得保存的著作之选集。有许多著作仅在书目提要中予以简短的褒誉之介绍，其本书却不收入四库全书俾永传不朽。真实具有创作价值的著作象《水浒》，《红楼梦》当然不蒙选入，虽《四库全书》中仍包括不少笔记，写些零星琐事，自历史考证以至雅茶名泉，神狐水怪，贞节嫠妇之记述，此等笔墨，均为中国学人之兴会所寄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