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带说一句，林祖涵本人在经济方面似乎并没有很“得发”。他作为财政人民委员的“补贴”是五元钱一个月——红区的钱。
①当时约有奥地利那么大。
五
人生五十始！（上）
我叫他老徐，因为苏区人人都是这样叫他——教书先生老徐——因为，虽然在东方其他地方，六十一岁不过是政府最高级官员的平均年龄，可是在红色中国，同别人相比，他似乎是个白发老翁。然而他并不是老朽昏聩的标本。象他的六十老翁的同辈谢觉哉（你可以常常看到这一对白发土匪在携手同行，好象中学生一样）一样，他步履矫健，双目炯炯，他的一双健腿在长征途上曾经帮他渡过大河，爬过高山。
徐特立 谢觉哉
徐特立原来是一个极受敬重的教授，但是到了五十岁那一年，他突然放弃家庭，四个儿女，长沙一所师范校长的职位，投身到共产党中来。他于一八七六年生于长沙附近一个贫农家庭，与彭德怀诞生的地方相去不远。他是第四个儿子。他的父母省吃俭用，供他上了六年学，完了以后在清朝当个塾师，一直到二十九岁那一年上长沙师范，毕业后留校教数学。
毛泽东是他在长沙的学生（徐特立说他数学很糟！），他的学生中还有许多青年后来成了共产党。徐特立本人在毛泽东能分辨共和派和保皇派之前很早就参与了政治。他身上仍留着帝制时代与封建政治作斗争的标志，那是他为了要表示他上书请愿实行宪政的诚意割去的小指尖。在第一次革命后，湖南一度有个省议会，老徐是议员之一。
战后他随湖南省的勤工俭学学生去法国，在里昂学习一年，在一家铁工厂打杂做工维持生活。后来他在巴黎大学当了三年学生，靠为中国学生补习数学筹措自己学费。一九二三年回湖南后，协助在长沙办了两个新式的师范学校，境况顺遂，有四年之久。他到一九二七年才成了共产党员，资产阶级社会的判逆。
在国民革命期间，徐特立在国民党省党部很活跃，但是他同情共产党。他向学生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清洗”期间，他遭到追捕，不得不销声匿迹。由于与共产党没有关系，他不得不自找避难的地方。“我早想当共产党，”他怀念地告诉我，“但是没有人要求我参加。我年已五十，我想共产党大概认为我太老了。”但是有一天，一个共产党员到他避难的地方来找他，请他入党。这个老家伙高兴之极，他告诉我，他当时想到他对建设新世界仍有一些用处不禁哭了。
党把他派去俄国，他在那里学习了两年。回国后，他闯破封锁，到了江西，不久就在翟秋白下面但任副教育人民委员，翟秋白遭难后，执行委员会任命徐特立继任。从此以后，他就以教书先生老徐著称。没有疑问，他的丰富多样的经验——在帝制、资本主义、共产主义形式的社会中的生活和教书的经验——使他能够胜任他所面临的任务。他当然需要所有这些经验，而且还需要更多的经验，因为这些任务十分艰巨，要是西方的教育家，谁都会感到气馁的。但是老徐正当壮年，是不会感到气馁的。
一天，我们正在谈话的时候，他开始幽默地一一列举他的一些困难。“同我们所估计的几乎一样，”他说，“在西北，在我们到达以前，除了少数地主、官吏、商人以外几乎没有人识字。文盲几乎达到百分之九十五左右。在文化上，这是地球上最黑暗的一个角落。你知道吗，陕北和甘肃的人竟相信水对他们是有害的！这里的人平均一生只洗两次澡——一次在出生的时候，一次在结婚的时候。他们不愿洗脚，洗手，洗脸，不愿剪指甲，剃头发。这里留辫子的人比中国任何其他地方都多。
“但是所有这一切，还有许多其他偏见，都是由于无知愚味所造成的，我的任务就是改变他们的这种思想状态。这样的人民，同江西相比，的确非常落后。江西的文盲占百分之九十，但是文化水平高得多，我们在那里工作的物质条件也较好，合格教师也多得多。在我们的模范县兴国，我们有三百多所小学，约八百名教师——这与我们这里全部红区的小学和教师数目相等。我们从兴国撤出时，文盲已减低到全部人口百分这二十以下！
“这里的工作的进展慢得多。我们一切都得从头开始。我们的物质资源非常有限。甚至我们的印刷机也被破坏了，我们现在什么东西都只能用油印和石刻来印刷。由于封锁，我们不能进口足够的纸张。我们已开始自己造纸，但质量太差。但是别去管这些困难吧。我们已经能够取得一些成就。如果有时间，我们在这里能够做到使全中国震惊的事情。我们现在从群众中间正在训练几十名教师，党也在培养。他们之中有许多人要担任群众文化学校的义务教员。我们的成绩表明，这里的农民只要给他们机会是极愿意学习的。
“而且他们也不笨。他们学得很快，只要把道理对他们说清楚，他们就改变了习惯。在这里的老苏区，你看不到姑娘缠足，你会看到许多年轻妇女剪短发。男人现在慢慢在剪掉辫子了，许多人在共青团和少先队那里学读书写字。”
五
人生五十始！（下）
应该说明：在紧急状态下，苏区教育制度分三个部分：学校、军队、社会。第一部分多少都是苏维埃办的，第二部分是红军办的，第三部分是共产党各组织办的。重点都主要在政治方面——甚至最小的儿童初识字时也是通过简单的革命口号来学的。接着读红军和国民党、地主和农民、资本家和工人等等冲突的故事，尽是共青团和红军战士的英勇事迹和将来苏维埃政权下人间乐园的描绘。
在学校教育方面，共产党自称已经办了约二百所小学，为小学教师办了一所师范，还办了一所农业学校、一所纺织学校、一所五个年级的工会学校、一所有四百学员的党校。所有技术学校的课程为期都只有六个月。
重点当然放在军事教育上面，两年来在这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尽管这个遭到四面包围的小国有种种困难。有红军大学、骑兵学校、步兵学校，上文已提到。还有一所无线电学校、一所医科学校，后者实际上只训练护士。有一所工程学校，学员所受的实际上是当学徒工的基本训练。象整个苏维埃组织一样，一切都是十分临时性的，主要是当作一种加强红军后方的活动，为红军供应干部。许多教员连中学毕业生都不是，令人感到有趣的是，他们把什么知识都共同分享。这些学校是地地道道共产主义的，不仅在意识形态方面是如此，而且在利用他们所能搜刮的技术知识，“提高文化水平”方面也是如此。
甚至在社会教育方面，苏区的目标也主要是政治方面的。根本没有时间或者机会教授农民欣赏文学或者花卉布置。共产党是讲实际的人。他们向列宁俱乐部、共青团、游击队、村苏维埃送插图简单粗糙的识字课本，帮助群众团体组织自学小组，以一个共产党员或者识字的人担任组长。年轻人，有时甚至是上了年纪的农民一天始朗读短句，就在认字的同时吸收了其中的思想。例如，你一进到山区这种小“社会教育站”，你就会听到这些人在这样高声问答：
“这是什么？”
“这是红旗。”
“这是谁？”
“这是一个穷人。”
“什么是红旗？”
“红旗是红军的旗。”
“什么是红军？”
“红军是穷人的军队！”
如此等等，一直到如果这个青年走在别人前面，第一个学会五、六百字，就可以拿奖，不是红旗，就是铅笔，或者别的奖品。当然，这是粗糙的宣传。但是农民和他们的子女读完这本书以后，他们不但有生以来第一次能读书识字，而且知道是谁教给他们的和为什么教他们。他们掌握了中国共产主义的基本战斗思想。
而且，反正，我认为这比教人们用学“这是一只猫，那是一只老鼠，猫在干什么，猫在捉老鼠”来识字的方法有趣。为什么要教现实主义者学寓言呢？
为了要有一个更快地在群众中间扫除文盲的手段，共产党开始在有限范围内使用汉语拉丁化拼音。他们用二十八个字母，据说可以发出几乎所有的汉语语音，并且编了一本袖珍小字典，把最常见的汉语辞句译成多音节的容易认读的辞汇。《红色中华》有一部分篇幅是用拉丁化拼音出版的，老徐在保安挑选了一个班学生在进行试验。他相信繁复的汉字将来在大规模教育中终究要放弃不用，他对他的这个方法已做了多年工作，提出许多赞成的理由。
迄今为止，他还没有吹嘘他的拉丁化或其他教育工作上的成绩，他说：“这里的文化水平实在低得不能再低，所以我们自然获得了一些好成绩。”至于将来，他只需要时间。同时他要求我把重点放在研究红军中的教育方法，他认为在那方面可以看到真正的革命化的教学。这听来有些奇怪。“一边战斗一边学习”，这对任何军队来说都是一句新鲜的口号，但是在中国，它有点使你难以相信。共产党向我保证，如果我到前线去，我可以看到这是怎样做到的。不久之后，他们真的劝我上了马，送我上路——但是主要不是去考察教育。
第七篇
去前线的路上
一
同红色农民谈话（上）
我到保安以西的甘肃边境和前线去的时候，一路上借宿农民的茅屋，睡在他们的土炕上（在弄不到门板那样的奢侈品的时候），吃他们的饭，同他们谈话。他们都是穷人，心地善良，殷勤好客。他们有些人听说我是个“外国客人”便拒绝收我的钱。我记得一个农村小脚老太太，自己有五、六个孩子吃饭，却坚持要把她养的五、六只鸡杀一只招待我。
“咱们可不能让一个洋鬼子告诉外面的人说咱们红军不懂规矩，”我听到她同我的一个同伴说。我知道她这么说并不是有意无礼。她除了“洋鬼子”以外实在不知道该用什么称呼来叫我。
我当时是同傅锦魁一起旅行，他是一个年轻的共产党员，由外交部派来陪我上前线。象在后方的所有共产党一样，傅因有机会到前线的部队里去而很高兴，把我看成是天赐给他的良机。同时，他直率地把我看成是个帝国主义分子，对我整个旅行公开抱怀疑态度。但是，在一切方面，他总是乐意帮忙的，因此后来没有等到旅行结束，我们就成了很要好的朋友。
一天夜里在陕北接近甘肃边境的一个叫周家的村子里，傅和我在一个住了五、六户农民的院子里找到了住处。有十五个小孩不断地在跑来跑去，其中六个孩子的父亲是一个年约四十五岁的农民，他很客气地慨然同意接待我们。他给了我们一间干净的屋子，炕上铺了一张新毡子，给我们的牲口喂玉米和干草。他卖了一只鸡和几个鸡蛋给我们，那只鸡只收二角钱，但是那间屋子，他坚决不收钱。他到过延安，以前看到过外国人，但其他的男女老幼都没有见过外国人，他们现在都怯生生地来偷偷看一眼。一个小孩子看到这副奇怪的容貌吓得哇的大哭起来。
晚饭后，有一些农民到我们屋里来，给我烟叶，开始聊天。他们要想知道我们美国种什么庄稼，我们有没有玉米、小米、牛马，我们用不用羊粪作肥料。（一个农民问我们美国有没有鸡，我的房东对此嗤之以鼻。他说，“哪儿有人就有鸡！”）我们美国有没有富人和穷人？有没有共产党和红军？我的关于为什么有共产党却没有红军的答复，恐怕使他们很费解。
我回答了他们好多问题以后，也问了他们一些问题。他们对红军怎么看法？他们马上开始抱怨骑兵的马吃的过多的习惯。情况似乎是，红军大学最近在迁移学校的校址时，曾在这个村子里暂憩几天，结果使该村的玉米和干草储备大为减少。
“他们买东西不付钱吗？”傅锦魁问。
“付的，付的，他们付钱，问题不在这里。我们存底不多，你知道，只有这几担玉米、小米、干草。我们只够自己吃的，也许还有一些剩余，但是我们还要过冬呢。明年一月合作社肯卖粮食给我们吗？我们不知道。苏区的钱能买什么？连鸦片都不能买！”
这话是个衣服破烂的老头说的，他仍留着辫子，不高兴地低垂双眼，看着自己的皱鼻和两英尺长的竹子旱烟筒。他说话的时候，年轻的人都笑。傅锦魁承认他们不能买到鸦片，但是他们不论要什么其他东西都可以到合作社里去买。
“能买到吗？”我们的房东问。“我们可以买到这样的碗吗，嗳？”他拣起我从西安带来的一只廉价的红色赛珞璐碗（我想大概是日本货）。傅承认合作社没有红色的碗，但是说，他们有不少粮食、布匹、煤油、蜡烛、针、火柴、盐——他们还要什么？
“我听说每人只能买六尺布；有没有这回事？”一个农民问道。
傅不清楚。他认为布有的是。他于是求助于抗日的论点。“我们的生活同你们一样苦，”他说。“红军是在为你们，为农民工人打仗，保护你们抵抗日本和国民党。就算你们不是总能买到你要的那么多的布，买不到鸦片吧，但是你们也不用付税，这是不是事实？你们不欠地主的债，不会失掉房屋土地，是不是？那么大哥，你是不是喜欢白军，不喜欢我们？请你回答这个问题。白军收了你的庄稼付给你什么，嗳？”
一听到这话，一切抱怨似乎都烟消云散了，意见是一致的。“当然不，老傅，当然不！”我们的房东点头道。“如果让我们选择，我们当然要红军。我的一个儿子就在红军里，是我自己把他送去的。谁能说不是？”
我问他们为什么宁可要红军。
一
同红色农民谈话（下）
那个对合作社没有鸦片卖表示不满的老头儿在回答时说了一席热烈的话。
“白军来了怎么样？”他问道。“他们要多少多少粮食，从来不说一句付钱的话。如果我们不给，就把我们当共产党逮起来。如果我们给他们，就没有钱缴税。反正不论怎么样，我们都没有力量缴税。那么怎么办呢？他们就拿我们的牲口去卖。去年，红军不在这里，白军回来了，他们拿走了我的两头骡子，四头猪。骡子每头值三十元钱，猪长足了值二元钱，他们给了我什么？
“啊哟，啊哟！他们说我欠了八十元的税和地租，我的牲口折价四十元，他们还要我四十元。我到哪里去弄这笔钱？我没有别的东西给他们偷了。他们要我卖闺女，这是真的！我们有的人只好这样！没有牲口没有闺女的只好到保安去坐牢，许多人给冻死了……“
我问这个老头，他有多少地。
“地？”他哑着声说。“那就是我的地。”他指着一个种着玉米、小米、蔬菜的山顶。隔着一条小溪，就在我们院子的对岸。
“那块地值多少钱？”
“这里的地不值钱，除非是河谷地，”他说。“这样的一座山，我们花二十五元钱就能买到。值钱的是骡子、羊、猪、鸡、房子、农具。”
“那么，打比方来说，你的地值多少钱？”
他仍旧不愿说他的地值多少钱。“你花一百元就可以把我房子、牲口、农具都买去——再算进那座山。”他最后这么估计。
“那你得缴多少税和地租呢？”
“四十元一年！”
“那是在红军来这里以前？”
“是的，现在我们不缴税。但是谁知道明年又怎样？红军一走，白军就来。一年红军，一年白军。白军来了，他们叫我们红匪。红军来了，他们逮反革命分子。”
“但是有这不同，”一个青年农民插嘴说。“如果我们的街坊说我们没有帮助白军，红军就相信了。但是碰上白军，我们即使有一百个好人为我们担保，而没有一个地主，仍把我们当红匪。可不是这样？”
那个老头点点头。他说上次白军来时，把山那一头的村子里一家贫农统统杀了，为什么？因为白军问红军藏在哪里，那家子人不肯告诉他们。“从那以后，我们全都逃了，把牲口带走。我们后来同红军一起回来。”
“要是下次白军来了，你走吗？”
“啊哟！”一个头发很长，长得一口好牙的老头叫道。“这次我们当然走！他们会杀死我们的！”
他开始一一说村子里的人的罪名。他们参加了贫民会，他们投票选举乡苏维埃，他们把白军动向报告给红军，他们有两家的儿子在红军里，另一家有两个女儿在护士学校。这不是罪名吗？他向我保证，随便哪一个罪名就可以把他们枪决。
这时一个赤脚的十几岁少年站起来，他一心注意讨论，忘记了有洋鬼子。“老大爷，你说这是罪名？这是爱国行为！我们为什么这样做？难道不是因为红军是穷人的军队，为咱们的权利在打仗？”
他热烈地继续说：“咱们国家以前有过免费学校吗？红军把无线电带来以前咱们听到过世界新闻吗？世界是怎么样的，有谁告诉过咱们？你说合作社没有布，但是咱们以前有过合作社吗？还有你的地，从前不是押给了王地主吗？我的姊姊三年前饿死了，但是自从红军来了以后，咱们不是有足够的粮食吃吗？你这说苦，但是如果咱们年轻人能学会识字，这就不算苦！咱们少先队学会开枪打汉奸和日本，这就不算苦！”
凡是知道中国普通农民对日本侵略或任何其他民族问题都是无知的（不是冷漠的）人听来，这样不断提到日本和汉奸可能觉得是不可能的。但是我发现这种情况不断发生，不仅在共产党人的嘴里，而且也在农民的嘴里，象这些农民那样。共产党的宣传已造成普遍的影响，这些落后的山民相信他们马上有受到“日本矮子”奴役的危险，而他们大多数人除了在共产党招贴和漫画中以外还没有见过这样的人种。
那个青年一口气说完以后不响了。我看了一眼傅锦魁，看到他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几个别的农民也连声称是，他们大多数人都面露笑容。
谈话一直快到九点，早已过了上床的时间，使我感到兴趣的是，这次谈话是在傅锦魁面前进行的，农民们似乎并不怕他是个共产党的“官员”。他们似乎把他看成是自己人——而且，看成是一个农民的儿子，他确实也是农民的儿子。
最后一个离开我们的是那个留着辫子和牢骚最多的老头。他走到门旁时转过身来，再次低声向傅说。“老同志，”他央求道，“保安有鸦片吗？现在，那里有吗？”
他走后，傅厌恶地对我说。“你相信吗？那个他妈的老头是这里的贫民会主席，但他仍要鸦片！这个村子需要加强教育工作。”
二
苏区工业
我在去前线的途上，离保安向西北方向走了几天的路程以后，停下来在吴起镇访问了一下。吴起镇是陕西苏区的一个“工业中心”，它之所以突出，读者不久就会知道，并不是由于在工艺学方面有什么成就使底特律或曼彻斯特不能等闲视之，而是因为居然有它的存在。
因为在它方圆数百英里之内都是半牧区，人民住在窑洞里，完全同几千年以前他们的祖先一模一样，许多农民仍留着辫子，盘在头上，马、驴、骆驼是最新式的交通工具。这里用菜油点灯，蜡烛是奢侈品，电灯闻所未闻，外国人象爱斯基摩人在非洲一样罕见。
在这个中世纪的世界里，突然看到了苏区的工厂，看到了机器在运转，看到了一批工人在忙碌地生产红色中国的商品和农具，确实使人感到意想不到。
我知道在江西的时候，尽管由于缺乏海港和敌人封锁造成的障碍，切断了共产党同现代化大工业基地的联系，他们还是建立了好些繁荣的工业。例如，他们所经营的钨矿是中国最丰富的，每年生产一百多万磅这种珍贵的矿物，秘密地卖给陈济棠将军在广东的钨垄断企业。在吉安的中央苏区印刷厂有八百名工人，印刷许多书籍、杂志，还有一家“全国性”报纸——《红色中华》。
在江西还有纺纱厂、织布厂、机器车间。这些小型工业生产足够的工业制成品可供简单的需要。共产党自称一九三三年“对外出口贸易”超过一千二百万元，其中大部分是通过南方敢于冒险的商人进行的，他们闯破国民党封锁大获其利。但是大部分制造业是手工艺和家庭工业，产品通过生产合作社出售。
据毛泽东说，到一九三三年九月，江西苏区共有一千四百二十三个“产销”合作社，都是为人民所有，由人民管理的①。国联调查人员的报告使人怀疑，共产党搞这种集体企业是成功的，哪怕是在他们为了生存仍在打仗的时候。国民党事实上在南方有些地方模仿共产党的办法，但至今为止所取得的结果证明，要在纯粹的自由资本主义制度下经营这种合作社极为困难，即使不是不可能的。
但是在西北，我并没有想到会有什么工业。共产党在这里遇到的困难要比在南方大得多，因为在成立苏维埃之前，甚至连一个小规模的机器工业都几乎完全不存在。在整个西北，在陕西、甘肃、青海、宁夏、绥远，这些面积总和几乎与俄国除外的整个欧洲相当的省份里，机器工业总投资额肯定大大低于——打个比方来说——福特汽车公司某一大装配线上的一个工厂。
西安和兰州有少数几家工厂，但这两个地方主要依靠华东的大工业中心。只有从外界引进技术和机器，西北的庞大工业潜力才有可能得到大规模的发展。如果说这话适用于西北的这两个大城市西安和兰州，那么共产党所占的地方是甘肃、陕西、宁夏一些更加落后的地方，他们所面对的困难就可想而知了。
当然，封锁切断了苏维埃政府的机器进口和技术人员的“进口”。但是关于后者，共产党说目前他们的来源不绝。机器和原料是更严重的问题。为了弄几台车床、纺织机、发动机或者一点废铁，红军不惜作战。在我访问期间，他们所有的属于机器项目的一切东西几乎都是“缴获”的！例如，在他们一九三六年远征山西时，他们缴获了机器、工具、原料后就用骡子一路跨山越岭运回陕西，到他们令人难以想象的窑洞工厂里。
南方的红军到西北时激起一阵“工业繁荣”。他们带来了（经过六千英里世界上最难通过的路线）许多车床、旋床、冲床、铸模等。他们带来了数十台胜（勝）家缝纫机，配备了他们的被服厂。他们从四川红色矿井里带来了金银。他们还带来了制版机和轻型印刷机。怪不得红军尊重爱惜马骡，特别是那些把重负从南方驮来的力壮的牲口！
在我访问红色中国的时候，苏区工业都是手工业，有保安和河连湾（甘肃）的织布厂、被服厂、制鞋厂、造纸厂，定边（在长城上）的制毯厂，永平的煤矿，所产的煤是中国最便宜的②，还有其他几县的毛纺厂和纺纱厂——所有这些工厂都计划生产足够的商品供红色陕西和甘肃的四百家合作社销售。据经济人民委员毛泽民说，这个“工业计划”的目标是要使红色中国“经济上自足”——也就是，如果南京拒绝接受共产党提出的结成统一战线和停止内战的建议，能够有不怕国民党封锁而维持下去的能力。
苏区国营企业中最大最重要的是宁夏边境长城上的盐池的制盐工业和永平、延长的油井，那里生产汽油、煤油、凡士林、蜡、蜡烛和其他副产品。盐池的盐是中国最好的，所产的盐色白如晶，产量很大。因此苏区的盐比国民党中国又便宜又多，盐在国民党中国是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对农民不利。红军攻占盐池以后，同意把一部分产品给长城以北的蒙古人，废除了国民党的全部产品专卖政策，因此获得了蒙古人的好感。
陕北的油井是中国仅有的一些油井，以前的产品卖给一家美国公司，该公司对该地的其他油藏拥有租让权。红军占领永平后，开凿了两口新油井，生产据说比以前永平和延长在“非匪徒”手中任何一个时期都增长了百分之四十。这里面包括所统计的三个月内增加的“二千担石油，二万五千担头等油，一万三千五百担二等油”③。
在清除了罂粟的地方正在努力发展植棉，共产党在安定办了一所纺织学校，收了一百名女学生。每天上三小时文化课，五小时纺织训练。学完三个月后就派到各地去办手工纺织厂。“预计在两年内陕北能够生产全部所需布匹。④”
但是吴起镇是红区工厂工人最“集中”的地方，作为红军的主要兵工厂所在地，也很重要。它位于甘肃的贸易要道，附近两个古代碉堡的废墟说明了它以前的战略重要性。镇址是在一条湍急的河流的陡峭河岸上，一半是“洋房”——陕西人把有四道墙、一个屋顶的建筑都叫洋房——一半是窑洞。
我是深夜到达的，感到很累。前线部队给养委员听说我要来，骑马出来相迎。他“把我安排”在工人列宁俱乐部里——是个墙壁刷得很白的窑洞，在不朽的伊里奇画像的四周挂着彩纸条。
马上给我送来了热水，干净的毛巾——上面印着蒋介石新生活运动的口号！——和肥皂。然后是一顿丰盛的晚饭，有很好的烘制的面包。我开始觉得好过一些。我把被褥在乒乓球桌上摊开，点了一支烟。但是，人是很难满足的动物。这一切奢侈和照顾只有使我更加想喝一杯我最爱喝的饮料。
这时，给养委员居然从天晓得的什么地方端出褐色的浓咖啡和白糖来！吴起镇赢得了我的欢心。
“我们五年计划的产品！”给养委员笑道。
“你是说，你们征用没收部的产品，”我纠正说。我想这一定是来路不正的，因为它有违禁品的一切魅力。
①《红色中国：毛泽东主席……》，第26页。
②红区行情是一银元八百斤——约半吨。见毛泽民著《甘陕苏区的经济建设》，载《斗争》一九三六年四月二十四日陕西保安。
③④毛泽民上引文。
三
“他们唱得太多了”（上）
我在吴起镇呆了三天，在工厂里访问工人，“考察”他们的工作条件，观看他们的演出，出席他们的政治集会，阅读他们的墙报、他们的识字课本，同他们谈话——还参加了锻炼。因为我参加了在吴起镇三个球场之一举行的篮球赛。我们临时由外交部代表傅锦魁、在政治部工作的一个能说英语的年青大学生、一个红军医生、一个战士和我本人组成了一个球队。兵工厂 篮球队接受了我们的挑战，把我们打得稀烂。至少在我个人身上来说是名副其实的打得稀烂。
兵工厂的这些工人不但能投篮也能造枪炮。我在他们这不同一般的工厂里逗留了一天，在他们的列宁俱乐部吃了午饭。
兵工厂象红军大学一样设在山边一排大窑洞里。里面很凉快，又通风，用斜插在墙上的烛台扦取明，主要的好处是完全不怕轰炸。我在这里看到有一百多个工人在制造手榴弹、迫击炮弹、火药、手枪、小炮弹和枪弹，还有少数农具。修理车间则在修复成排的步枪、机枪、自动步枪、轻机关枪。不过兵工厂的产品粗糙，大部分用来装备游击队，红军正规部队几乎完全是靠从敌军缴获的枪炮弹药为供应的！
兵工厂厂长何锡阳带我参观了好几个窑洞，介绍他的工人，把他们和他本人的一些情况告诉我。他三十六岁，未婚，在日本侵华前原来在著名的沈阳兵工厂当技术员。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以后，他去了上海，在那里参加了共产党，后来就设法来了西北，进入红区。这里大多数机工也都是“外地“人。其中有许多人曾在中国最大的日资汉阳铁厂工作，少数人曾在国民党的兵工厂工作过。我见到了两个上海机工师傅，和一个钳工能手，他们给我看了著名的英美商行如怡和洋行、慎昌洋行、上海电力公司的很出色的介绍信。另外一个工人曾在上海一家机器工厂当过工头。还有从天津、广州、北京来的机工，有些还同红军一起经过长征。
我了解到兵工厂的一百十四名机工和学徒中，只有二十人结了婚。他们的妻子同他们一起在吴起镇，有的当工人，有的当党的干部。兵工厂的工会会员是红区技术最熟练的工人，党员百分比很大，有百分之八十是党团员。
除了兵工厂，吴起镇还有几家被服厂、一家鞋厂、一家袜厂、一家制药厂、一家药房，有一个医生看门诊。他是个刚从山西医校毕业的青年，他的年轻漂亮的妻子在他身旁做护士。他们两人都是前一年冬天红军东征山西时参加红军的。附近还有一所医院，有三个军医，住的大多数是伤兵。还有一个电台，一所简陋的实验室，一个合作社和兵站。
除了兵工厂和军服厂以外，大多数工人是十八岁到二十五岁或三十岁的年轻妇女。有的已同上了前线的红军战士结了婚，几乎全部都是甘肃、陕西、山西人，都剪了短发。中国苏区的一个口号是“同工同酬”，对妇女据说没有工资上的歧视。在苏区的工人似乎比别人在经济上都得到优待。后者包括红军指挥员，他们没有正规薪饷，只有少额生活津贴，根据财政负担情况而有不同。
吴起镇是漂亮的刘群仙女士的总部所在地。她二十八岁，曾在无锡和上海纱厂做过工，雷娜·普罗姆的朋友，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生，现在是红色工会妇女部长。刘女士向我介绍了工作条件。工厂工人每月工资十到十五元，膳宿由国家供给。工人可得免费医疗，公伤可以得到补偿。女工怀孕生产期间有四个月假期，不扣工资，还为工人的子女设了一个简陋的托儿所，但是他们大多数人一到学会走路就变成野孩子了。做母亲的可以得到她们的一部分“社会保险”，那是由从工资额中扣除百分之十加上政府同额津贴所得的一笔基金。政府并捐助相当于工资总额的百分之二的款项供工人作文娱费用，这些基金都由工会和工人组织的工厂委员会共同管理。每星期工作六天，每天八小时。我访问的时候，那些工厂都一天开工二十四小时，分三班倒——也许是中国最忙的工厂！
第八篇
同红军在一起
三
“他们唱得太多了”（下）
这一切规定似乎都很进步，当然与共产主义理想来说也许还有很大距离。但是苏区为求生存还忙不过来，居然能实现这种情况，这一点是的确令人感到兴趣的。至于实现的情况是多么原始，那是另外一回事！他们有俱乐部、学校、宽敞的宿舍——这一切都是肯定的——但是这都是在窑洞里，下面是土地，没有沐浴设备，没有电影院，没有电灯。他们有伙食供应，但吃的是小米、蔬菜，偶尔有羊肉，没有任何美味。他们领到苏区货币发的工资和社会保险金，这一点也没有问题，但是能买的东西严格地限于必需品——而且也不多！
“无法忍受”！一个普通美国工人或英国工人会这样说。但是对这些人来说并不是如此。你得把他们的生活同中国其他地方的制度儿作一对比，才能了解为什么原因，例如，我记得上海的工厂里，小小的男女童工一天坐在那里或站在那里要干十二、三小时的活，下了班精疲力尽地就躺倒在他们的床——机器下面铺的脏被子——上睡着了。我也记得缫丝厂的小姑娘和棉纺厂的脸色苍白的年轻妇女——他们同上海大多数工厂的包身工一样——实际上卖身为奴，为期四、五年，给工厂做工，未经许可不得擅离门警森严、高墙厚壁的厂址。我还记得一九三五年在上海的街头和河浜里收殓的二万九千具尸体，这都是赤贫的穷人的尸体，他们无力喂养的孩子饿死的尸体和溺婴的尸体。
对吴起镇这些工人来说，不论他们的生活是多么原始简单，但至少这是一种健康的生活，有运动、新鲜的山间空气、自由、尊严、希望，这一切都有充分发展的余地。他们知道没有人在靠他们发财，我觉得他们是意识到他们是在为自己和为中国做工，而且他们说他们是革命者！因此，我了解为什么他们对每天两小时的读书写字、政治课、剧团非常重视，为什么他们认真地参加在运动、文化、卫生、墙报、提高效率方面举行的个人或团体的比赛，尽管奖品很可怜。所有这一切东西，对他们来说都是实际的东西，是他们以前所从来没有享受过的东西，也是中国任何其他工厂中从来没有过的东西。对于他们面前所打开的生活的大门，他们似乎是心满意足的。
要我这样一个中国通相信这一点是很困难的，而且我对它的最终意义仍感到不明白。但是我不能否认我看到的证据。这里篇幅不许可我把这种证据详细提出来，我需要把我接触到的一些工人告诉我的十多个故事一一介绍；引用他们在墙报上的文章和批评——是刚学会文化的人用稚气笔迹书写的，其中有不少由我在那个大学生的帮助下译成了英文；也需要报道我参加过的政治集会，这些工人所创作和演出的戏，以及许许多多构成一个总“印象”的小事情。
但是我在执笔写本书时正好记得这样的一件“小事情”。我在吴起镇遇到一个电气工程师，一个名叫朱作其的很有才能但严肃认真的共产党员。他的英语和德语都很好，是个电力专家，所写的工程教科书在中国普遍采用。他曾在上海电力公司工作过，后来在慎昌洋行。最近以前，他在南方担任顾问工程师，他是个很能干的人，一年收入可达一万元。但他放弃了这样的收入，丢下家庭，到陕西的这些荒山中来，尽义务为共产党贡献他的力量。这简直是不可相信的！这个现象的背景要追溯到他敬爱的祖父，宁波的一个著名慈善家，他临死时对他年轻的孙儿的遗言是要“把一生贡献给提高人民大众的文化水平。”朱作其于是断定最快的方法是共产党的方法。
朱作其这样做是有点戏剧性的，是本着一种殉道者和热心家的精神。对他来说，这是一件严肃的事。意味着早死，他以为别人也这么想。我相信，当他看到周围居然嬉嬉闹闹，大家都高高兴兴的，他一定感到有点意外。当我问他有什么感想时，他严肃地说，他只有一个意见。“这些人花在唱歌的时间实在太多了！”他抱怨说。“现在不是唱歌的时候！”
我认为这一句话概括了陕西苏区这个奇特的“工业中心”的年轻气氛。他们即使缺乏社会主义工业的物质，却有社会主义工业的精神！
一
“真正的”红军（上）
在甘肃和宁夏的山间和平原上骑马和步行了两个星期以后，我终于来到预旺堡，那是宁夏南部一个很大的有城墙的市镇，那时候是红军一方面军和司令员彭德怀的司令部所在地。
虽然在严格的军事意义上来说，所有的红军战士都可以称为“非正规军”（而且有些人会说是“高度非正规军”），但红军自己对于他们的方面军、独立军、游击队和农民赤卫队是作了明确的区分的。我在陕西初期的短暂旅行中，没有看见过任何“正规的”红军，因为它的主力部队那时候正在离保安将近二百英里的西部活动。我原打算到前线去，但蒋介石正在南线准备发动另一次大攻势的消息传来，使我想到兵力较强的一边去，趁还来得及越过战线去写我的报道的时候，及早离开这里。
有一天，我对吴亮平表示了这些犹豫的考虑。吴亮平是在我同毛泽东的长时间正式谈话中充当翻译的一位年轻的苏维埃官员。吴亮平虽然是个脸色红润的二十六岁青年，已写了两本关于辩证的书。我发现他为人很讨人喜欢，除了对辩证法以外，对什么事情都有幽默感，因此我把他当作朋友看待，坦率地向他表示了我的担心。
他听了我说的话，惊讶得发呆。“你现在有机会到前线去，你却不知道该不该要这个机会？可不要犯这样的错误！蒋介石企图消灭我们已有十年了，这次他也不会成功的。你没有看到真正的红军就回去，那可不行！”他提出了证据说明我不应当这么做，最使我感动的是，光是提到要到前线去就在他这个久经锻炼的老布尔什维克和长征老战士身上引起那样大的热情。我想大概总有什么东西值得一看，因此决定作此长途旅行，安然无事地到达了吴亮平的真正的红军作战的地点。
我幸亏接受了他的劝告。我要是没有接受他的劝告，我在离开保安时就仍旧不明白红军不可战胜的声誉从何而来，仍旧不相信正规红军的年轻、精神、训练、纪律、出色的装备、特别是高度的政治觉悟，仍旧不了解红军是中国唯一的一支从政治上来说是铁打的军队。
要了解这些所谓的土匪，最好方法也许是用统计数字。因为我发现红军对全部正规人员都有完整的数据。下面的事实，我觉得极有兴趣和意义，是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能说俄语的二十九岁的杨尚昆从他的档案中找出来的。除了少数例外，这个统计材料限于我有机会进行观察核实的一些问题。
首先，许多人以为红军是一批顽强的亡命之徒和不满分子。我自己也有一些这样的模糊观念。不久，我就发现自己完全错了。红军的大部分是青年农民和工人，他们认为自己是为家庭、土地和国家而战斗。
据杨尚昆说，普通士兵的平均年龄是十九岁。这很容易相信。虽然许多红军士兵已经作战七、八年甚至十年，但大量还只是十多岁的青年。甚至大多数“老布尔什维克”,那些身经百战的老战士，现在也只有二十刚出。他们大多数是作为少年先锋队员参加红军的，或者是在十五岁或十六岁时入伍。
在一方面军中，共有38%的士兵，不是来自农业无产阶级（包括手工业者、赶骡的、学徒、长工等）就是来自工业无产阶级，但58%是来自农民。只有4%来自小资产阶级——商人、知识分子、小地主等的子弟。在一方面军中，包括指挥员在内的50%以上的人，都是共产党员或共青团员。
60%-70%的士兵是有文化的——这就是说，他们能够写简单的信件、文章、标语、传单等。这比白区中普通军队的平均数高得多了，比西北农民中的平均数更高。红军士兵从入伍的第一天起，就开始学习专门为他们编写的红色课本。进步快的领到奖品（廉价笔记簿、铅笔、锦旗等，士兵们很重视这些东西），此外，还作出巨大的努力来激励他们的上进心和竞赛精神。
象他们的指挥员一样，红军士兵是没有正规薪响的。但每一个士兵有权取得一份土地和这块土地上的一些收入。他不在的时候，由他的家属或当地苏维埃耕种。然而，如果他不是苏区本地人，则从“公田”（从大地主那里没收而来）的作物收益中取出一份作报酬，公田的收益也用于红军的给养。公田由当地苏维埃区的村民耕种。公田上的无偿劳动是义务的，但在土地重新分配中得到好处的农民，大多数是愿意合作来保卫改善了他们的生活的制度的。
红军中军官的平均年龄是二十四岁。这包括从班长直到军长的全部军官，尽管这些人很年轻，平均都有八年的作战经验。所有的连长以上的军官都有文化，虽然我遇见过几位军官，他们参加红军以前还不能认字写字。红军指挥员约有三分之一以前是国民党军人。在红军指挥员中，有许多是黄埔军校毕业生、莫斯科红军大学毕业生、张学良的“东北军”的前军官、保定军官学校的学生、前国民军（“基督将军”冯玉祥的军队）的军人， 以及若干从法国、苏联、德国和英国回来的留学生。我只见到过一个美国留学生。红军不叫“兵”（在中国这是一个很遭反感的字），而称自己为“战士”。
红军的士兵和军官大多数未婚。他们当中许多人“离了婚”——这就是说他们丢下了妻子和家人。在有几个人身上，我真的怀疑。这种离婚的愿望事实上可能同他们参加红军有些关系，但这也许说得太刻薄了。
从在路上和在前线的许多交谈中。我所得的印象是这些“红军战士”大多数依然是童男。在前线和军队在一起的女人很少，她们本人几乎全都是苏维埃干部或同苏维埃干部结了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