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室也都有墙报，由战士组成的委员会负责定期出版。这至少比一般列宁室的“藏书”要及时得多，后者主要是标准的中国红军教科书和讲义，俄国革命史，各种从白区偷运进来或夺取而来的杂志，以及中国苏维埃出版物，如《红色中华》、《党的工作》、《斗争》，等等。
列宁室的墙报可以使人相当深入地了解士兵的问题和他们的发展情况。我把许多墙报详细记下来，翻译成英文。预旺堡二师三团二连列宁室的九月一日的一张墙报是有代表性的。它的内容包括：共产党和共青团每天和每星期的通告；两篇新识字的人写的粗糙稿件，主要是革命的勉励和口号；红军在甘肃南部获得胜利的无线电新闻简报；要学唱的新歌；白区的政治新闻；最使人感到兴趣的也许是分别用来进行表扬和批评的红栏和黑栏了。
“表扬”的内容是称赞个人或集体的勇气、无私、勤劳和其他美德。在黑栏里，同志们互相进行严厉的批评，并批评他们的军官（指名道姓的），例如说没有把步枪擦干净，学习马虎，丢掉一颗手榴弹或一把刺刀，值勤时抽烟，“政治落后”，“个人主义”，“反动习气”，等等。在有一个黑栏上，我看到一个炊事员因把小米煮得“半生不熟”而受到批评；在另一个黑栏里，一位炊事员揭发一个人“老是抱怨”他烧的饭不好吃。
许多人听到红军爱好英国的乒乓球，觉得很有意思。这的确有点奇怪，可是每一个列宁室屋子中间都有一张大乒乓球桌，通常两用，又作饭桌。吃饭的时候，列宁室变成了饭堂，但总有四、五个“共匪”拿着乒乓球拍、乒乓球和球网站在旁边。催促同志们快些吃；他们要打乒乓球。每一个连都有乒乓球选手，我简直不是他们的对手。
有些列宁室有留声机，那是从以前官员的家里或白军军官那里没收来的。一天晚上，他们开美国维克特罗拉留声机招待我，说是高桂滋将军送来的“礼物”，当时，他在陕绥交界地区指挥国民党军队打红军。高将军的唱片，除了两张是法国的以外，全是中国的。法国唱片其中一张灌了《马赛曲》和《蒂珀拉赖》。另一张是一首法国滑稽歌曲。这张唱片引起惊愕的听众纵声大笑，虽然一句话也不懂。
红军有他们自己的许多游戏，而且不断地在创造新的游戏来。有一种叫做“识字牌”，是帮助不识字的人学习他们的基本汉字的比赛。另一种游戏有点象扑克牌，但高分牌上分别写的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地主”、“革命万岁”和“苏维埃万岁“！低分牌上写上的口号，根据政治和军事目的而不同。此外，还有许多集体游戏。共青团员负责列宁室的节目，每天也领着大家唱歌。其中许多歌曲是配着基督教赞美诗的调子唱的！
所有这些活动，使士兵们十分忙碌而又十分健康。我没有看见过随营商人或随营娼妓和红军部队在一起。吸鸦片烟是禁止的。不论在我与红军同行的路上，或者在我参观过的营房里，我都没有看见过鸦片烟或烟枪。除值班外，并不禁止吸香烟，但是有反对吸烟的宣传，吸香烟的红军士兵似乎很少。我请他们吸烟时，他们多数谢绝。
这就是后方正规红军战士的有组织的生活。也许并不是十分有刺激性，但跟宣传捏造大为不同，而根据这些宣传捏造，你很可能以为红军的生活是纵酒宴乐，由裸体舞女助兴，饭前饭后都大肆劫掠。这纯粹是胡说八道——其实也谈不上纯粹。事实是，任何地方的革命军队总是有过于禁欲的危险，而不是相反。
红军的有些办法，现在已为蒋介石的精锐“新军”和他的新生活运动所仿效——有好得多的条件来实现。但是红军说，有一样东西是白军没法仿效的，就是他们的“革命觉悟”，那是他们维系斗志的主要支柱。要知道这种革命觉悟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最好是看一看红军的政治课——那里你可以听到深印在这些青年的脑际，使他们为之战斗和牺牲的简单的信条。
六
政治课
一天下午无事，我就去找红军政治部的刘晓，他的办公室在预旺堡城墙上的一个碉堡里。
我见到的指挥员和党的领导人已经不少了，但是士兵群众却不够。到现在已经很明显地可以看出，红军指挥员们都是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是通过共产党派在部队每一单位的政治部中的代表有效地受到共产党的领导。当然，托洛茨基先生可能会争论，他们究竟是好马克思主义者还是坏马克思主义者，但我在这里却不想作这样微妙的区分。重要的是，按他们自己的方式，他们是社会主义的自觉战士；他们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相信自己是一个世界性运动的一部分。
我对刘晓说，“我已见了不少指挥员，但士兵却见得不够。普通战士究竟怎么样？这些反帝和阶级斗争的玩意儿，他到底相信几分？我要去参加他们的政治课，希望你同我一起去。他们的方言太多，我一个人去不能全听懂。”
刘晓是我在红军中遇到的思想最一本正经，工作最刻苦努力的青年之一。他是个极其认真的二十五岁的青年，面容清秀聪明，态度极其温和谦恭、彬彬有礼。我感觉到他内心中对自己同红军的关系极为自豪。他对共产主义有一种宗教式狂热的纯粹感情。我相信，他如接到命令是会毫不犹豫地开枪打死不管多少的“反革命分子”和“叛徒”的。
我没有权利闯到他那里去打扰他的工作，但是我知道他奉到命令要尽一切可能协助我。他有好几次充当我的翻译，因此我就要充分利用这个条件。我也认为，他厌恶外国人，后来他向我谈了他的简短自传以后，我就不怪他了。他在自己的国土上曾两次遭到外国警察的逮捕和囚禁。
刘晓以前是湖南辰州府一所美国教会学校东景书院的学生。他在一九二六年和大革命以前本来是个虔诚的原教旨派基督教徒，热心基督教青年会工作。一天他领导一次学生罢课，被学校开除，家庭与他断绝关系。他对在中国的“教会的帝国主义基础”有了认识以后，就去了上海，积极参加那里的学生运动，加入了共产党，被法租界警察逮捕。一九二九年获释后，又找到了同志们，在共产党地下省委领导下工作，又被英国警察逮捕，关在有名的华德路监狱，受到电刑拷打，要他招供，后来移交给中国当局，又关监牢，到一九三一年才重获自由。当时他才二十岁。不久之后，他就由共产党的“地下交通”送到福建苏区，从此就一直在红军里。
刘晓同意陪我一起到一个列宁室去参观上政治课。这是一军团二师二团的一个连在开会，有六十二人参加。这是该连的“先进小组”；另外还有一个“第二小组”。红军中的政治教育是通过三个大组进行的，每个大组分为上述两个小组。每一小组选出自己的士兵委员会，同上级军官商量办事，派代表参加者苏维埃。这三个大组中，一个是由连长以上军官组成；一个是由班长和士兵组成；一个是后勤部队——炊事员、马夫、骡夫、通讯员和少先队。
屋子里装饰着绿色的松柏树枝，大门上钉着一颗纸制的大红星。里面是必备的马克思和列宁的画像，另一面墙上是淞沪战争英雄蔡廷锴将军和蒋光鼐将军的照片。有一张俄国红军在红场集合庆祝十月革命的巨幅照片——那是从上海一家杂志上剪下来的。最后，还有一幅冯玉祥将军的巨幅石版印刷像，下面的口号是“还我河山”！这是中国一句古话，现在由于抗日运动而复活了。
战士们坐在他们自己带来的砖块上（常常可以看到士兵们上学去时，一手拿着笔记本，一手带着一块砖头），带领他们的是连长和政治委员，两人都有是党员。据我了解，题目是“抗日运动的发展”。一个身材颀长、面容瘦削的青年在讲课，他似乎是在总结五年来中日“不宣之战”，提高嗓门在喊叫。他谈到日本侵略满洲，他自己在那里的经历，他当时是张学良少帅的军队的一个士兵。他谴责南京下令“不抵抗”。然后他介绍了日本 对上海、热河、河北、察哈尔和绥远的侵略。他说每次侵略中“国民狗党”都不战而退。他们“把我国四分之一的领土奉送给了日本强盗”。
“为什么？”他问道，非常激动，声音有点哽咽。“为什么我们中国军队不打仗救中国？是因为他们不愿打吗？不是！东北军战士几乎天天要求我们的军官率领我们上前线，打回老家去。每个中国人都不愿当亡国奴！但是中国的军队因为我们的卖国政府而不能打仗。”
“但是如果我们红军领导他们，人民就会打仗……”他最后总结了抗日运动在共产党领导下的西北的发展。
另一个人站了起来，立正地站着，双手贴着身子的两边。刘晓悄悄地告诉我，他是班长——一个上士——参加者过长征。“不要打日本的只是卖国贼。只是有钱人，军阀，税吏，地主，银行家，他们开展‘与日本合作’运动，提出‘联合反共’的口号。他们只是一小撮，他们不是中国人。
“我们的农民和工人，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抗战救国。只要身他们指出一条道路……我怎么知道的？在我们江西苏区，我们人口只有三百万，但是我们招了五十万人志愿参加的游击队！我们忠诚的苏区在我们反对卖国白军的战争中热情支援我们。红军在全国胜利后，我们就会有一千多万的游击队。那时看日本人敢不敢抢我们！”
还有许多这样的发言，他们一个接着一个站起来痛斥日本，有时强调、有时不同意以前一个发言者的话，有时对组织讨论的人提出的问题作出答复，或者对“扩大抗日运动”提出建议，等等。
有一个青年谈到去年红军抗日东征山西时人民的反应。他叫道，“老百姓欢迎我们！他们几百几百的来参加我们红军。他们在我们行军的路上送茶水和饼来。有许多人从田里出来参加我们，向我们欢呼……他们十分清楚地明白，谁要把中国出卖给日本。我们的问题是要唤起全国人民，象我们唤起山西人民一样……”
有一个发言者谈到白区的抗日学生运动，另一个谈到西南的抗日运动，一个东北人谈到张学良少帅的东北军为什么不愿再打红军的原因。“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我们大家都有要团结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我们必须收复失地！”他慷慨激昂地结束他的发言。第四个人谈到东北抗日义勇军，另一个谈到另各地日本纱厂中的中国工人的罢工。
讨论历时一个多小时。指挥员和政治委员有时插一下言总结一下刚才的发言，发挥其中的一个论点，或者补充一些新情况，纠正刚才发言中的某一点。战士们都用小本子吃力地记了简单的笔记，他们的诚实的农民的脸上露出了认真思索的神色。整个讨论是很生硬地带有宣传性的，他们一点也不在乎夸大事实。这甚至有点传教的味道，所选的材料都是为了证明一个论点。但它的效果很大，这一点是很明显的。在这些年轻的没有什么训练的头脑中逐渐形成了简单然而强烈的信念，从形式上来说是很符合逻辑的信念，也是任何一支十字大军为了要加强精神团结、勇气、为事业而牺牲——我们称之为士气的那种精神——都认为是必要的信条。
最后我打断了他们的发言，提出一些问题。他们都举手抢着回答。我发现在场的六十二个人中，有九个来自城市工人阶级家庭，其余都是直接来自农村。二十一个以前在白军当过兵，六个前东北军。只有八个已婚，二十一个来自红军家庭——也就是在苏区得到土改好处的贫农家庭。三十四个不满二十岁，二十四个在二十到二十五岁之间，只有四个在三十岁以上。
我问道，“红军在哪个方面比中国其他军队好？”这个问题有十二个人立即站起来回答。我当时记下的答复，有一部分简述如下：
“红军是革命的军队。”
“红军是抗日的。”
“红军帮助农民。”
“红军中的生活条件同白军生活完全不同。我们在这里人人平等；在白军中，士兵群众受到压迫。我们为自己和群众打仗。白军为地主豪绅打仗。红军官兵生活一样。白军士兵受奴隶待遇。”
“红军军官来自战士行列，完全靠表现得到提拔。但白军军官是靠钱买的，或者用政治影响。”
“红军战士是志愿当兵的，白军是强征来的。”
“资本家的军队是要维护资产阶级。红军为无产阶级打仗。”
“军阀的军队的任务是收税和压榨人民的血。红军为解放人民打仗。”
“群众恨白军；他们爱红军。”
我再一次打断他们，“但是你怎么知道农民是真的爱红军的呢？”这时又有好几个人跳起来回答。政治委员指了一个。
“我们到新区去的时候，”他说，“农民们总是自动出来帮助我们做急救工作。他们把我们的受伤的战士从前线抬回医院。”
另一个：“我们长征过四川时农民给我们送来了他们自己做的草鞋，一路上给我们送来了茶和热水。”
第三个“我在刘志丹的二十六军里在定边作战的时候，我们的小分队保卫一个孤立的岗哨，抵抗国民党将领高桂滋的进攻。农民们给我们带来了吃的和喝的。我们不用派人去搞给养，人民会帮助我们，高桂滋的军队打败了。我们俘虏了几个，他们告诉我们，他们有两天没水喝了。农民们在井里放了毒逃走了。”
一个甘肃农民出身的战士：“人民在各方面帮助我们。在作战的时候，他们常常把小股敌军缴了械，切断他们的电话电报线，把白军调动的消息告诉我们，但是他们从来不会切断我们的电话线，他们帮我们拉电话线！”
另一个：“最近一架敌机在山西一个山上坠毁时，只有几个农民看到。他们只有红缨枪和铁锹武装，但是还是袭击了那架飞机，把两个飞行员缴了械，捉了起来，送到瓦窑堡我们这里！”
还有一个：“今年四月在延长，有五个村子成立苏维埃，我正好驻在那里，后来我们受到汤恩伯的进攻，不得不后撤。民团回来后捉了村里十八个人，砍了他们的脑袋。这时我们进行了反攻。村里的人领我们从山上一条秘密小道袭击民团。他们没有防备，我们进攻后缴了三排敌军的械。”
这时，一个脸上长了一条长疤的青年站了起来，讲了长征路上的经历。他说，“红军过贵州时，我和几个同志在遵义附近受了伤。当时部队得前进，不能带我们走，医生给我们包扎好后，把我们留给一些农民，要他们照顾我们。他们给我们饭吃，待我们很好，白军到那个村子来时，他们把我们藏了起来。几个星期以后，我们就复原了。后来红军回到这一带来，第二次攻克了遵义。我们回到了部队，村子里有几个青年和我们一起走了。”
另一个：“有一次我们在[陕西北部的]安定的一个村子里，我们只有十多个人和十多支枪。农民给我们做豆腐吃，给了我们一头羊。我们大吃了一顿就睡了，只留一个人站岗。他也睡着了，但在半夜里，有一个农村孩子跑了来把我们叫醒。他从山上跑了十里路来告诉我们，民团在那里打算包围我们。一个小时后民团果然来进攻了，但我们已有准备，把他们打退。”
一个眼光明亮的少年，嘴上还没有长毛，他站起来宣布：“我只有一句话要说。白军到甘肃的一个村子中来时，没有人帮助它，没有人给它吃的，没有人要参加。但是红军来时，农民们组织起来，成立委员会来帮助我们，青年人都志愿参军。我们红军就是人民，我要说的就是这一点！”
那里的每一个青年似乎都有个人的经历可以说出来证明“农民爱我们”。对于那个问题，我记下了十七个不同的答复。这样一问一答很受人欢迎，结果又过去了一个小时，我才发现这些战士早已过了晚饭时间。我向他们道歉，准备走时，该连的一个“小鬼”站起来说，“不要客气。我们红军打仗的时候顾不上吃饭，我们向我们的外国朋友介绍红军时也不在乎过了吃饭时间。”
这话讲得很得体，那个小鬼说的大概句句是实话。但是这并不妨碍他狼吞虎咽地很快喝完了一大碗热气腾腾的小米粥，那是几分钟之后我在该连食堂里看到他们盛给他的。
第九篇
同红军在一起（续）
一
红色窑工徐海东（上）
一天早上我到彭德怀的司令部去，发现他有好几个部下在那里，正好开完会。他们请我进去，开了一只西瓜。我们围桌而坐，淘气地在炕上吐起瓜子来。我注意到有一个我以前没有见过的年轻指挥员。
彭德怀看见我瞧着他，便开玩笑说，“那边这个人是著名的赤匪。你认出他来了吗？”新来的那个人马上面露笑容，脸涨得通红，嘴里露出掉了两个门牙的大窟窿，使他有了一种顽皮的孩子相，大家不由得都笑了。
“他就是你一直要想见的人，”彭德怀又补充说。“他要你去访问他的部队。他叫徐海东。”
中国共产党的军事领导人中，恐怕没有人能比徐海东更加“大名鼎鼎”的了，也肯定没有人能比他更加神秘的了。除了他曾经在湖北一个窑场做过工，外界对他很少了解。蒋介石把他称为文明的一大害。最近，南京的飞机飞到红军前线的上空，散发了传单，除了其他诱惑（红军战士携枪投奔国民党，每人可获一百元奖金）以外，还有下列保证：
“凡击毙彭德怀或徐海东，投诚我军，当赏洋十万。凡击毙其他匪首，当予适当奖励。”
可是就在这里，羞怯地长在一对宽阔的孩子气肩膀上的，却是南京的悬赏不下于彭德怀的脑袋。
我表示感到很荣幸，心里在想，有一条命对你部下值这么多的钱，不知有何感觉，因此问徐海东，他请我去访问他的部队是不是当真的。他是红军十五军团司令，司令部设在西北八十里外的预旺县。
“我在鼓楼已为你准备好了一间屋子，”他答道。“你什么时候想来就告诉我好了，我派人来接你。”
我们当场就谈妥了。
因此几天之后，我带了一支借来的自动步枪（这是我自己从一个红军军官那里“没收”来的），在十名带着步枪和毛瑟枪的红军骑兵护卫下前往预旺县，因为在有些地方，我们的路线离前线红军阵地只有很短的距离。与陕西和甘肃的无穷无尽的山沟沟相比，我们走的那条路——通向长城和那历史性的内蒙草原的一条路——穿过的地方却是高高的平原，到处有长条的葱绿草地，点缀着一丛丛高耸的野草和圆圆的山丘，上面有大群的山羊和绵羊在放牧啃草。兀鹰和秃鹰有时在头上回翔。有一次，有一群野羚羊走近了我们，在空气中嗅闻了一阵，然后又纵跳飞跑躲到山后去了，速度惊人，姿态优美。
五小时后，我们到达了预旺县城，这是一个古老的回民城市，居民约有四、五百户，城墙用砖石砌成，颇为雄伟。城外有个清真寺，有自己的围墙，釉砖精美，丝毫无损。但是其他的房子却有红军攻克以前围城的痕迹。县政府的两层楼房已毁了一半，正面墙上弹痕累累。他们告诉我，这所房子和城外的其他房子都是红军开始围城时马鸿逵将军的守军毁坏的。敌人从城外房子撤出时都纵火焚毁，以免红军占领后作为攻城的阵地。
“县城攻克时，”徐海东后来告诉我，“实际只打了一场小仗。我们包围封锁预旺县十天。里面有马鸿逵的一旅骑兵和大约一千民团。我们根本没有进攻，到第十天晚上天黑后，我们在城墙上放了云梯，有一连人爬了上去，这时敌人岗哨才发现。一架机枪守住云梯后，我们又有一团人爬了上去。
“没有发生什么战斗。天亮以前我们就把所有民团缴了械，包围了骑兵旅。我们的人只死一个，伤了七个。我们给民团每人发一元银洋，遣返他们回家，给马鸿逵的部下每人两元。他们有好几百人不愿走，参加了我军。县长和旅长在他们部下缴械时爬东墙逃走了。“
我在十五军团呆了五天，发现时时刻刻都是极为有意思的，而对于我这个“红区调查员”——他们在预旺县是这样叫我的——来说，所有这些事情，没有比徐海东本人的故事是更好的材料了。每天晚上他完成工作以后，我就同他谈话。我骑了马同他一起去七十三师前线，我同他一起去红军剧社看演出。他第一次告诉我关于鄂豫皖苏维埃共和国的历史，这在以前还从来没有为外人充分知道过的。那个苏区在面积上仅次于江西中央苏区，作为这个广大地区的第一支游击队的组织者，徐海东对它的发展详情，几乎无不了若指掌。
徐海东给我的印象是我所遇到的共产党领袖中“阶级意识”最强的一个人——不论在态度上、外表上、谈吐上和背景上都是如此。事实上，除了贺龙以外，他大概是指挥员中唯一的“纯无产阶级”。虽然红军中的大多数下级军官出身于无产阶级，有许多高级指挥员出身于中产阶级或中农家庭，甚至出身于知识分子。
徐海东是个明显的例外。他对自己的无产阶级出身很为自豪，他常常笑着称自己是个“苦力”。你可以看出来，他真心真意地认为，中国的穷人，农民和工人，都是好人——善良、勇敢、无私、诚实——而有钱人则什么坏事都干尽了。我觉得，他就是认为问题是那么简单：他要为消灭这一切坏事而奋斗。这种绝对的信念使他对自己的大胆无畏，对他的部队的优势所说的自豪的话，听起来不至于使人有狂妄自大的感觉。他说，“一个红军抵得上五个白军，”你可以看出，在他看来，他这话不过是说明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
他的自豪的热情未免有点幼稚天真，但是极其真诚，他的部下对他的拥戴的秘密也许就在这里。他对自己的部队极感自豪——不论他们是作为个人，还是作为战士、骑兵、革命者的能力。他对他们的列宁俱乐部，他们的艺术化的招贴——的确很好——都感到自豪。他对他的几个师长——其中两个“象我一样是苦力”出身，一个只有二十一岁，当红军却有六年了——也很感到自豪。
一
红色窑工徐海东（下）
徐海东很重视能够表现身体强壮的事，他打仗十年，负伤八次，因此行动稍有不便，使他感到很遗憾。他烟酒不沾，身体仍很修长，四肢灵活，全身肌肉发达。他的每条腿、每条胳膊、他的胸口、肩膀、屁股都受过伤。有一颗子弹从他眼下穿过他的脑袋又从耳后穿出，但他仍给你一个农村青年的印象，好象刚从水稻田里上来。放下卷起的裤腿，参加了一队路过的“志愿参加”的战士的队伍。
我也打听清楚了门牙是怎么掉的。那是在骑马失事时碰掉的。有一天他骑马在路上驰骋，马蹄碰了一个战士，徐海东拉紧缰绳想看看那个战士有没有受伤。马一受惊，把他撞在一棵树上。两个星期后他苏醒过来时，发现他的门牙已嵌在那棵树上了。
“你不怕有一天会受伤吗？”我问他。
“不怎么怕，”他笑道。“我从小就挨打，现在已经习惯了。”
事实上，他的童年生活足以说明他今天为什么成了一个革命者。我向他问到他的生平，要套出他的回答来很费力，因为象所有的红军一样，他只肯谈打仗。我从记下的几百字的笔记中，选出少数一些重要事实在这里。
徐海东于一九OO年生于汉口附近的黄陂县。他的家庭世世代代都是做窑工的，祖父一代曾经置过地，但由于旱灾、水灾、捐税，后来就赤贫化了。他的父亲和五个哥哥在黄陂的一个窑里做工，仅可糊口。他们都是文盲，但因为徐海东聪明，又是幼子，所以凑钱送他上了学校。
“我的同学几乎全是地主或商人的子弟，”徐海东告诉我说。“因为穷人的孩子很少有上学的。我同他们一起在一张桌子上念书，但是他们很多人都讨厌我，因为我很少有鞋穿，衣服又破烂。他们骂我时我忍不住要同他们打架。如果我跑到先生那里告状，他总是打我。但是如果地主的子弟打输了，他们去先生那里告状，打的又是我！
“我上学第四年，也就是十一岁那年，参加了一场‘富人打穷人’的吵架，一群‘富家子弟’把我逼到墙角里。我们当时扔着棍棒和石头，我扔出去的一块石头打破了一个姓黄的孩子的脑袋，他是个有钱地主的儿子。那孩子哭着走了，不久又带着他家里的人回来。他老子说我‘忘了生辰八字 ’，对我拳打脚踢。先生又打了我一顿。我就逃学不肯再去。这件事对我印象很深。我从此相信，穷人的孩子是得不到公平的。”
徐海东就到窑厂去当学徒，在“谢师的几年”里没有工资。他十六岁满师，在三百个工人中工资最高。他微笑着吹嘘说，“我做的窑坯又快又好，全中国没有人能赶得上，因此革命胜利后，我仍是个有用的公民！”
他回忆起一件事，使他更恨地主豪绅：“一个戏班子到我们附近来唱戏，工人们都去看了戏。豪绅官僚的太太也在那里看戏。工人们自然很好奇，要想看看这些阔老的足不出户的老婆到底是什么模样，因此就盯着包厢瞧。阔老们就命令民团把他们赶出园子，结果就打了起来。后来我们厂主不得不设宴请得罪的‘贵人’吃饭，放鞭炮为那些被人偷看过的女人‘清白受玷’赔礼道歉。厂主想从我们工资中扣钱来办酒席，我们表示要罢工来反对，他这才作罢。这是我第一次体会到组织起来的力量是穷人自己的武器。”
徐海东二十一岁的时候因家庭纠纷一怒离家出走。他步行到了汉口，接着又到了江西，做了一年窑工，攒了钱，打算回黄陂。但是他得了霍乱，等养好身体，积蓄也化光了。空手回家不好看，他就参加了军队，他们答应他每月十元军响，得到的就只是“挨打”。这时国民革命在南方开始，共产党在徐海东所属军队中进行宣传。他们有好几个给砍了头，却使他关心起来。他对军阀的军队感到厌恶，和一个军官一起开了小差，逃到广州，参加了张发奎将军的国民党第四军，一直呆到一九二七年。他当了排长。
一九二七年春，国民学军队分成左翼和右翼两派，这个冲突在张发奎的部队里特别尖锐，这时这支部队已到了长江流域。徐海东站在激进派一边，不得不逃亡，他偷偷地回到了黄陂。这时他在一些学生的宣传影响下已成了共产党员，他在黄陂就立即开始建立党支部。
一九二七年四月发生右派政变，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但徐海东却没有，他单独得出结论，觉得采取独立行动的时机已经成熟。他把窑厂的工人几乎都组织了起来，还有一些当地农民。从这些人中他组织起湖北省的第一支“工农军队”。他们开始时只有十七个人，一支手枪，八发子弹——那都是徐海东自己的。
这就是后来发展成为有六万人的红四方面军的核心，到一九三三年在它的控制下的苏区有爱尔兰那么大。它有自己的邮局、信贷系统、铸币厂、合作社、纺织厂，还有总的来说组织得相当完善的农村经济，在一个民选的政府领导之下。黄埔军校毕业生、前国民党军官徐向前成了四方面军司令。莫斯科回来的留学生、一九一七年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伟大领袖之一张国焘任政府主席。
象江西一样，这个鄂豫皖红色共和国经受住了南京方面的头四次“围剿”，在这个过程中反而加强了自己。也象江西一样，在第五次围剿中，同样的战略和战术迫使四方面军主力最后作“战略后撤”，先到四川，后来又到了西北。
除了经济封锁、每天空袭、并且在鄂豫皖苏区周围建筑好几千个碉堡网以外，南京的将领们显然执行一种把红区老百姓几乎完全消灭的政策。他们最后终于认识到红军的唯一真正基础是在农民群众中间，因此着手有步骤地消灭老百姓。在第五次围剿中，湖北和安徽的反共部队共约三十万人，由蒋介石派了在南昌和南京的军校中经一年反共宣传思想灌输的，受到法西斯训练的军官来加强。其结果是一场激烈程度不下于法西斯对西班牙的侵略的内战。
统治阶级的政权一旦受到威胁，它所进行的报复似乎到处都是采取同样野蛮的方式，不论种族或肤色。但是有些手法上的不同，却颇有启发意义，这里不妨花一些篇幅来说明一下这在中国是怎样进行的。
二
中国的阶级斗争（上）
有三天之久，每天下午和晚上好几个钟头，我一直在向徐海东和他的部下提出关于他们的个人历史、他们的军队、前鄂豫皖苏区——共产党叫做鄂豫皖苏维埃共和国①——的斗争、他们目前在西北的情况等等的问题。我是访问他们的第一个外国新闻记者。他们并没有什么“内幕消息”、“独得之秘”可以兜售（这种行话他们也不懂），也没有漂亮的、成套的讲话，我得反复盘问才能从他们嘴里套出一些东西来。不过现在回想起来，能从这些不懂向外国人进行宣传的艺术的人得出直率的毫不掩饰的答复，确是使人感到耳目一新。你感到他们的话是完全可信的。
我想大概也是由于这个缘故，我听到徐海东回答我的“你家里的人现在哪里？”时，不禁突然感到很大的兴趣，连忙坐直了身子。他若无其事的回答，显然没有准备，使我不能不怀疑这是实话。
“我家的人全都给杀了，只留下一个哥哥，他现在四方面军。”
“你是说在打仗的时候打死的？”
“哦，不是！我的哥哥只有三个是红军。其余的都是汤恩伯和夏斗寅将军枪决的。国民党军官一共杀死了徐家六十六个人。”
“六十六个人！”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是的，被杀的有我二十七个近亲，三十九个远亲——黄陂县的人都姓徐。老老少少，男男女女，甚至婴孩都给杀了。姓徐的都给杀光了，除了我的妻子和三个在红军的哥哥，还有我自己。后来两个哥哥又在作战时牺牲了。”
“你的妻子呢？”
“我不知道她的下落。一九三一年白军占领黄陂县时她被俘。后来我听说她被卖给汉口附近的一个商人做小老婆。这是我逃出来的哥哥告诉我的，还有其他人被杀的事。在第五次围剿中，徐家有十三个人逃出黄陂，到了礼山县。但是在那里都被逮捕了。男的被砍了头，女人小孩被枪决。”
徐海东看到我脸上吃惊的脸色，就惨然一笑。“这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他说。“许多红军指挥员家里都发生了这样的事，只是我家损失最大而已。蒋介石下了命令，我的家乡被占领时，姓徐的一个也不能留下。”
我们就是这样开始谈阶级报复的。我在这里必须承认，要是能够把这个问题完全略而不谈，我只有更加乐意，因为不论在什么地方，搜集暴行故事都不是愉快的事。但是为了对红军表示公正起见，对于他们的敌人所采取的毁灭他们的方法，应该说几句话。十年来国民党一直对红区保持全面的新闻封锁，在全国到处散布“恐怖”宣传，把它自己的飞机和重炮所造成的生命与财产的破坏大都归咎于“共匪”，但事实上红军是根本没有这种武器的。因此偶尔有一次听一下共产党对国民党有什么说的，不是无益的事。
我一页一页地写了许多同徐海东及其同志们的谈话的笔记，其中有国民党军队在鄂豫皖对老百姓所犯罪行的日期、地点以及详细情况。但是我无法重述我所听到的最残暴的罪行。这些罪行不仅无法形诸笔墨，而且（象西班牙每天发生的事件一样），在那些不知阶级战争中阶级仇恨的可怕深度的天真怀疑派听来，很可能是不可信的。
我们必须记住，现在大家都已知道，在第五次反共围剿中，国民党将领在许多地方下令要杀光全部老百姓。这被认为是军事上的必需，因为蒋总司令在一次演讲中谈到，凡是苏维埃政权久已确立的地方，“是分不清赤匪和老百姓的”。这种杀光的办法在鄂豫皖共和国执行得特别凶残，主要是因为有些负责剿共的国民党将领是本地人，是被共产党没收了土地的地主的儿子，因此报仇心切。在第五次围剿结束时，苏区人口减少了六十万人。
共产党在鄂豫皖的战术是在广大地区实行机动作战，每次围剿开始，他们的主力就撤出苏区，到敌人境内与敌交锋。他们没有什么重要的战略根据地要防守，很容易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试探、佯攻、分散敌人兵力，以及用其他方法取得战术上的有利条件。不过，这使得他们的“人力基地”完全暴露在外，但是在过去，国民党军队遇到他们占领下的苏区里和平营生的农民和市民，他们是不杀的。
在第五次围剿中，象在江西一样，采用了新的战术。南京军队不再在战场上与红军交战，而是集中兵力挺进，构筑碉堡，逐步深入红区，把红区边界内外的整块地方的全部人口，不是消灭殆尽，就是迁移一空。他们要把这样的地方化为阒无人烟的荒地，如果后来红军再度占领也再无法取得补给。南京终于充分懂得，农民才是红军的基地，这种基地必 须毁灭。
成千上万的儿童被抓了起来，送到汉口和其他城市，卖去做“学徒”。成千上万的年轻姑娘和妇女被带去卖到工厂里去做包身工或者做妓女。他们在城市里是当作“灾区难民”或者“红军杀害的人家的孤儿”卖掉。我记得在一九三四年有成百上千的这样的人到了大工业城市，结果生意兴隆，中间商人都从国民党军官那里收购儿童和妇女。有一个时期，获利很大，几有影响部队军纪之势。外国传教士纷纷议论此事，笃信基督教的将军蒋介石不得不严令禁止这样“纳贿”，凡从事这种交易的军人，一经发现，严惩不贷。
“到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徐海东说，“整个鄂豫皖有一半已成一片荒地。在这一度富饶的地方，留下房子极少，牛都被赶走，土地荒芜，白军占领的村子无不尸积成山。湖北有四个县，安徽有五个县，河南有三个县都几乎完全破坏。东西四百里，南北三百里之内，全部人口不是被杀光就是给迁空了。”
①鄂、豫、皖是湖北、河南、安徽的古名。共产党把这三个名字连在一起称呼他们在这三省边区的地方苏维埃。
二
中国的阶级斗争（下）
“在那一年的战斗中，我们从白军手里夺回了一些这样的地方，但我们回来时发现原来是肥沃的大地现在几乎成了沙漠。只有少数老头儿、老太婆留下，他们说的情况叫我们大吃一惊。我们不能相信中国人对中国人会犯下这种罪行。
“我们在一九三三年十一月撤出天台山和老君山，这两个苏区当时有六万人。两个月后我们回来时，我们发现这些农民已被没收土地，房屋被烧掉或炸坏了，整个地区只有不到三百名老人和少数病儿。我们从他们那儿了解到了当时发生了什么情况。
“白军一开到，军官们开始把妇女和姑娘分开。凡是剪短发或放脚的都当共产党枪决，剩下的由高级军官挑选好看的给自己留下，接着由下级军官挑选。剩下的就交给士兵当妓女。他们告诉士兵，这些都是‘土匪家属’，因此可以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这些地方许多青年都已参加了红军，但凡是有留下来未走的，都想杀死白军军官报仇，甚至一些老人也是这样。但是谁有抗议表示，谁就被当作共产党枪决。没死的人告诉我们，白军中间为了分女人发生争吵，打了起来的也不少。这些妇女和姑娘在遭到奸污后就送到城市里去卖掉，那些军官只留少数长得好看的当小老婆。”
“你是说这都是国民党政府的军队？”
“是的，他们是汤恩伯将军的十三集团军和王均将军的第三集团军。夏斗寅、梁冠英、孙殿才将军也有责任。”
徐海东谈到另外一个县，湖北少的黄冈县，红军在一九三三年七月从王均将军手中收复：“在句容集镇上，原来一条街上苏维埃合作社生意兴隆、人民安居乐业，现在成了一片废墟，只有几个老人没死。他们领我们到一条山沟里，只见有十七具年轻妇女的尸体，赤条条地在阳光中躺在那里。他们是在遭到强奸后被杀死的。白军显然是很匆忙；他们只有时间剥下一个姑娘的一条裤腿。那天我们开了一个大会，全军在那里举行了一次追悼大会，我们大家都哭了。
“不久之后，在麻城，我们到了我们以前的一个运动场。在一个埋得很浅的坟地里，我们找到了十二个被杀的同志的尸体。他们身上的皮给剥掉了，眼珠被挖了出来，耳朵鼻子都给割掉。看到这个惨象，我们都气得哭了出来。
“同一个月，也在黄冈，我们的红二十五军到了欧公集。这本来是个兴旺的地方，现在却荒无人烟。我们在镇外走，看到一个农民的茅屋在冒烟，那是在山边上，我们就有几个人爬了上去但是发现里面只有一个老人，他显然已经疯了。我们再走到山下，终于看到了长长的一堆男女尸体。一共有四百多个，他们显然是刚被杀不久。有些地方血有几寸厚。有些妇女尸体旁边还有紧紧抱着她们的孩子。许多尸体都是摞在一起的。
“我突然看到一具尸体还在动，过去一看，是个还活着的男人。后来我们发现有好几个还活着，一共有十多个。我们把他们抬了回来，包扎了他们的伤口，他们把发生的事情告诉了我们，这些人是从镇上逃出来躲到山沟里来的，在空地里露宿。后来白军军官带部队来，在山边上架起机关枪，对下面的人开火。他们开了几小时的枪，以为都打死了，便看也不下来看一眼又开走了。”
徐海东说，第二天他带全军到山沟里，给他们看看死难者的人，其中有些战士认出他们认识的农民，这些男女有的曾经给他们找过住的地方，卖过瓜给他们，或者在合作社作过交易。他们看了极其难受。徐海东说，这次经历加强了他的部队的士气，使他们决心要死战到底，在这最后一次大围剿剩下的十二个月当中，二十五军没有一个人开过小差。
“到第五次围剿结束时，”他继续说，“几乎家家户户都有死人。我们曾经进了一个村子，看上去似乎是空无一人，我们到烧毁的房子里一看，就会在门口、地上、炕上发现尸体，或者藏在什么地方。许多村里连狗都逃走了。在那些日子里，我们不需要情报员注意敌人动向。我们可以根据烧掉的村镇在天空里飘起来的烟，很容易地跟随他们。”
我从徐海东和别人那里所听到的事情，这不过是其中很小很小的部分。这些人在那可怕的一年中战斗过来，最后终于西撤，不是因为他们的军队，而是因为他们的人力“基地”被破坏了，青年人的尸积如山，血流成河，整个地方失去了活力。后来我又同许多鄂豫皖来的战士谈了话，他们告诉我的故事比这还惨。他们不愿再谈他们看到的惨景；他们只有在我追问的时候才说，很显然，他们的经历在他们的思想深处永远地留下了一生之中不可磨灭的阶级仇恨。
我们不免又要问，这是不是说共产党自己是清白的，没有干下什么暴行或阶级报复的事？我想不是。不错，在我同他们在一起的四个月中，我进行了不受限制的调查，就我由此所了解的情况而言，他们只杀了两个老百姓 （见下文有解释）。我也没有看到过有一个村庄或市镇被他们焚毁，或者从我问到的许多农民那里听说红军喜欢纵火。但是我个人的经验从开始到结束只限于在西北同他们在一起的几个月，在其他地方可能干过什么“烧杀”的事，我可无法证实也无法否认。同时这些年来在国民党和外国报纸上发表的反共宣传，百分之九十纯属胡说八道，如果对此不加怀疑，那就不免过于天真了，因为至少其中大部分是未经可靠证实的。
确切地说，上面提到的那两个倒霉的“反革命分子”，其中之一并不是共产党杀的，而是宁夏的一些回民，他们恨死收税的。关于他怎么会不得好死，以后再说，这里先来看看，这些回民是怎样治理的，也许由此可以明白为什么要处决他的经济学上的原因了。
三
四大马（上）
我们可以说，青海、宁夏和甘肃北部就是斯惠夫特①那部幻想小说的雏型，那个霍亨亨姆②的国土，因为这些省份就是作为中国名闻遐迩的四大马的封疆来统治的。在上述这个地区里，权力由一家姓马的回民将领家庭分享——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马步青，或者应该说是在共产党开始把“霍亨亨姆”挤出他们大块领域之前曾由他们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