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鸿逵是宁夏省省主席，他的堂兄弟马鸿宾原来是该省省主席，现在割据甘肃北部一块地盘不稳的地方。他们同马步芳是远亲，后者是著名回族领袖马克勤的儿子，有妻妾多人。马步芳承继了他父亲的衣钵，一九三七年南京任命他为该省绥靖公署主任，他的兄弟马步青则占青海，此外还统治着夹在宁夏和青海之间的甘肃西部的一个狭长地带。十年来，这个边远之地就由马家象一个中世纪的苏丹国一样统治着，从他们自己的阿拉真主那里得到一些帮助。
四大马之中有两大马自称是贵族，一个在中国西北历史中有时起过决定性作用的回民贵胄后裔。为了要了解今日中国回民的情况，特别是马家——西北姓马的多如宁夏的青草，或者西方姓史密斯——的情况，一些历史背景知识是必要的，因此我们不妨停下来简单考察一下。
这马氏兄弟，象中国的许多回民一样，有突厥血统，早在第六世纪，现称为土耳其人的一个民族在中国西北边境势力壮大，对当时那里平原上的小国国君们可以提出随心所欲的要求，在一两个世纪内，他们建立了一个庞大帝国，东起西伯利亚东部，经过蒙古，西达中亚细亚。他们逐步南侵，到第七世纪时，他们的大可汗在隋朝末代帝王炀帝的宫廷中几乎得到平起平坐的待遇。也就是这个突厥可汗，帮助半突厥血统的李渊将军推翻了炀帝，建立了赫赫有名的唐朝，在长安（现在叫西安府）君临东亚达三个世纪之久。长安在当时也许是世界上最有文化的都城。
在七世纪中叶以前，阿拉伯航海的商人就在广州建了清真寺。在唐朝的宽容的政权出现以后，这个宗教就通过西北的突厥人从陆路迅速传入中国。毛拉、商人、使者、战士从波斯、阿拉伯半岛、土耳其斯坦把宗教传了过来，唐朝的历代君主同西方的各个哈里发国结成了紧密的关系。特别是在九世纪，大批大批的回纥③突厥（他们的伟大领袖塞尔柱克还没有诞生）的铁骑被唐朝宫庭请来援助他们镇压叛乱，伊斯兰教就在中国扎了根。许多回纥人镇压叛乱有功，封官进爵，赐了田庄，在西北、四川、云南安居下来。
在几个世纪的时期中，回民顽强地抵抗汉人的同化，但逐渐丧失了他们的突厥文化，吸收了不少中国文化，多少服从中国的法律。但是在十九世纪，他们还是有足够强大的力量，两次争夺政权：一次是杜文秀在云南一度立国，自称苏丹王苏莱曼；第二次是在一八六四年，回民控制了西北全境，甚至进犯了湖北。这次叛乱经十一年才平定。当时清政权已趋衰亡，但能干的汉族将领左宗裳震惊世界，收复了湖北、陕西、甘肃、西藏东部，最后率领他的胜利大军越过了土耳其斯坦的沙漠大路，在中亚细亚的那个边远之地重振了中国的国威。
从此以后，没有一个领袖人物能够把中国的回民团结起来进行争取独立的斗争而获得成功的，但不断有零星的起义反对汉人统治，双方都进行了野蛮血腥的屠杀。最近的一次最严重事件是一九二八年发生的，当时冯玉祥将军是西北的军阀。就是在冯玉祥的统治下，五马联盟④势力猛增，奠定了今天的财富和权力的基础。
虽然从理论上来说，中国人把回民即穆斯林看成是中国五大民族⑤之一，但是大多数中国人似乎不承认回民的单独的民族性，都说他们都已汉化了。实际上，国民党肯定是在实行一种同化政策，甚至比对蒙古人还更加直接（不过也许不那么有效）。中国对回民的官方态度似乎是，他们是“少数宗教”而不是“少数民族”。但是，凡是在西北回民地区中看到过回民的人无不很清楚，他们要求种族统一和作为一个民族地位的权利从事实上和历史上来说，不是完全没有实际根据的。
中国的回民据说有二千万，其中至少有一半现在集中在陕西、甘肃、宁夏、四川、青海和新疆。在许多地方，特别是在甘肃和青海，他们是多数民族，在有些面积很大的地方，与汉人的比例高达十比一。他们在宗教上的纯正性，一般视一定地方人数多少而异，但是在甘肃北部和宁夏南部回民占多数的地方，完全是伊斯兰教区域的气氛。
事实上可以这么说：在中国的少数民族中，其教士和主教除了在宗教生活中以外，也是世俗生活中的真正仲裁者，而且宗教对他们的文化、政治、经济仍起决定性的作用的，回民是其中人数最多的一个少数民族。回民社会是绕着盟王和阿訇（政、教领袖）转的，他们的可兰经知识和突厥语或阿拉伯语（尽管一般很少）知识是他们的魔力和权威的凭借。西北的回民每天在许多修缮整洁的清真寺中做祈祷，按伊斯兰礼俗过开斋节和戒斋节，遵守婚丧礼仪，不吃猪肉，看到猪狗就认为是受到冒犯。到麦加去朝圣，是人人的想望，但常常只是有一人和阿訇才能实现这个奢望，后者由此而加强了他们的政治和经济权力。
尽管如此，汉族的影响还是很显著的。穆斯林穿着象汉人一样（除了男人戴的白圆帽或逢年过节戴的圆筒帽和女人的白头巾），平时都说汉语（虽然有不少人略知一些可兰经上的话）。虽然他们中间突厥人的脸部特点仍很普遍，但大多数人的外貌已与汉人分不清了，因为他们许多世纪来与汉人通婚。由于他们的法律规定汉人与回民结婚不仅必须改信回教而且也必须入赘或嫁入回民家庭，与原来的家庭断绝关系，因此通婚所产子女长大以后往往认为自己是与汉族亲戚不同的一个族类。
①英国作家（一六六七——一七四五年），《格列佛游记》作者。——译注
②《格列佛游记》中的有人性的马国，“霍亨亨姆”取英语“马嘶”（Whinny）一词的谐音。——译注
③现称维吾尔。——译注
④第五马是马仲英，但由于部落政治和国际阴谋，现已分势。斯文·赫定在《大马逃亡》（一九三六年纽约）一书中对他作了颇有趣味的介绍。
⑤五大民族是汉、满、蒙、回、藏。
三
四大马（下）
今天中国三派回民的斗争有些削弱了他们的团结，为中国共产党造成了方便之机，可以在他们中间做工作。这三派就是老教、新教、新新教。老教和新教最近结成了一种“统一战线”来反对异端的新新教。后者名义上主张放弃伊斯兰教的许多仪式和习惯，提倡“科学”，但其真正目显然是摧毁阿訇的世俗权力，因为四大马认为对他们起掣肘作用。由于新新教得到国民党的支持，许多回民认为它的目的是所谓“大汉族主义”——由汉人对少数民族实行同化。在西北，四马是新新教的领袖。他们在周围纠集了自己的附庸、官僚、有钱的地主和牧主，他们的政权就是建筑在这个基础上的，但是四大马并不是会在那个地区领导宗教改革运动的人。
以马鸿逵为例，他大概是四大马中最有钱有势的一个。他有许多妻妾，据说宁夏城里百分之六十的财产是他的，并且在鸦片、盐、皮毛、捐税、自印纸币方面发了一笔大财。但是在一个意义上来说，他还是够新派的，那就是他最近选他有名的“照片新娘”的时候。他从上海雇来一个秘书，叫他收集受过教育的合格美女照片，从中选美。价格定在五万元。老马选定了以后就包了一架飞机，在北国的尘土中起飞，到苏州接了后宫新欢，一个基督教的东吴大学毕业生，然后又飞回宁夏，象阿拉丁在他的飞行地毯上一样，引起一时轰动。
对一个西方人来说，这也许是很吸引人的。但是马鸿逵的农民或者士兵是否能够充分欣赏这件事的浪漫情调，则很可怀疑，因为农民们知道这五万元从何而来，士兵们也觉得奇怪，既然大马能够出巨资买个基督教徒做新娘，为什么开不出他们的军饷。不到几个月后红军向西挺进，打入宁夏南部和甘肃北部马鸿逵的地盘时，马部很少抵抗，尽管他吹嘘他们要歼灭“匪军”，这就一点也不奇怪了。这是完全有道理的。
这里我不想开列统计表格，但宁夏发表一项政府公报，其中一篇有意义的文章①值得一提，开列了马将军在该省要征收的捐税：销售税、家畜税、骆驼税、运盐税、用盐税、烟灯税、养羊税、商人税、脚夫税、养鸽税、土地税、掮客税、粮食税、特别粮食税、附加土地税、木材税、采煤税、皮税、屠宰税、船税、灌溉税、磨石税、房屋税、磨面税、秤税、礼仪税、烟税、酒税、印花税、婚税、蔬菜税。这张单子还没有囊括所有的苛捐杂税，但足以说明，对比之下人民对共产党是没有什么可以害怕的。
马鸿逵的食盐专运专销办法可谓举世无双。盐不仅专卖，而且规定每人每月必须买半磅，不管用得了用不了。买了不能转卖；私自卖食盐要处以鞭笞，或者甚至处死。其他措施使人民不满的还有出售牛、羊、骡要征百分之三十的税，养羊一头要征百分之二十五的税，杀猪一头征税一元，卖麦子一石征税四角。
但是最令人强烈不满的措施，也许是马将军的征兵了。他共有军队四万（加上马鸿宾的），还有数目不限的守城门的“门卫”。这些人几乎都是强征而来。每个人家凡有儿子的都要当兵，否则就雇人代替，价格已涨到一百五十元。穷人可以到当铺去借钱，年息百分之四十到六十，而这些当铺都是四马之一开的。当兵的不仅没有军饷，而且得自供衣食。显然马鸿逵除了在新娘身上以外，什么地方都不乱花钱的。
苛捐杂税和欠债累累迫使农民卖牛卖田。大批大批的土地被官僚、税吏、债主以廉价收购，但大部分都弃置荒废，因为捐税和地租太重，找不到佃户耕种。土地、牲畜、资本加速集中，雇农人数猛增。在一个县进行了调查②后发现，百人之七十的农民欠债，百分之六十的农民靠借粮糊口。在同一县内，据说百分之五的人有地一百到二百亩，骆驼二十到五十头，牛二十到四十头，马五头到十头，大车五到十辆。贸易资金一千到二千元，而百分之六十的人口有地不到十五亩，除一两头毛驴外没有别的牲口，平均欠债三十五到三百六十六磅粮食——比他们的土地价值高得多。
最后，马鸿逵有阴谋争取日本支持反共的嫌疑。宁夏城里已有日本军事代表团，马鸿逵将军允许他们在城北修一个机场，那是在蒙古族的阿拉善旗境内。有些回民和蒙民担心日本真的武装进驻。
要是红军到达时情况不是这样，他们在回民中间是否能打开局面也是可以怀疑的。但是马鸿逵的军队根本不想打仗，抵抗起来只有百分之五的人才有什么好处。但是共产党仍需克服回民天生不愿与汉人合作的心理，向他们提出一个合适的纲领。对此，共产党在进行艰巨努力，因为回民地区的战略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西北的这个宽阔地带控制着通向新疆和外蒙的大道——也控制着同苏俄发生直接联系的大道。
按共产党自己的看法：西北有一千多万回民，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我们目前的任务和责任是要保卫西北，在这五省内建立抗日根据地，使我们能够更加有力地领导全国的抗日运动，为争取立即与日本作战而努力。同时随着形势的发展，我们可以与苏联和外蒙取得联系。但是如果我们不能把回民争取到我们的势力范围和抗日统一战线上来，我们的任务就不可能实现。③
共产党在好几年以前就在西北对回民进行工作了。早在一九三六年，红军经过宁夏和甘肃向黄河挺进，年轻的回民先遣人员就已在宁夏部队中进行宣传，鼓动推翻“国民党走狗”和“伊斯兰教叛徒”马鸿逵——他们有几个人为此而掉了脑袋。共产党向他们提出的诺言是：
取消一切苛揖杂税。
协助成立回民自治政府。
取缔征兵。
取缔欠债。
保护回族文化。
保证各派宗教自由。
协助创建和武装回民抗日军。
这对几乎每一个回民大概都是有一些吸引力的。甚至有些阿訇也认为这是除掉马鸿逵的一个机会（因为他放火烧了老教和新教的清真寺）。到五月份，共产党说他们已经完成了怀疑派认为办不到的事。他们自称已经创立了中国回民红军的核心。
①《宁夏公报》（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宁夏市）。
②刘晓：《预旺县调查》，刊《党的工作》（一九三六年八月三日保安）。
③《连队讨论材料》：《回民问题》，第2页，一军团政治部，一九三六年六月二日。
四
穆斯林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一天早上，我同徐海东参谋部里一个能说英语的参谋人员去访问十五军团所属的回民教导团。该团驻扎在一个回民商人和做官的家里，这是一所墙头很厚的房子，摩尔式的窗户的外面是一条铺着石块的街道，驴、马、骆驼、行人络绎不绝。
房子里面很凉快、整洁。每间屋子里砖地中央是个水池，下通排水沟，供洗澡之用。虔诚的回民一天要洗五次澡，但是，这些战士虽然仍信伊斯兰教，显然只是偶尔使用这些水池。我想他们大概不相信把一件好事做过头。但是他们仍是我在中国看到的习惯最清洁的士兵，没有随地吐痰的恶习。
共产党在前线组织了两个回民教导团，基本上都是从前马鸿逵和马鸿宾的部队中来的。他们比汉人身材高大、结实、胡须深、肤色黑，有的人长得很英俊，明显地有突厥人的外表，杏眼又黑又大，高加索人种的特点很突出。他们都带着西北的大刀，熟练地给我表演了几下，能够一举手就砍下敌人的脑袋。
他们的营房里墙上贴满了漫画、招贴、地图、标语。“打倒马鸿逵！”“废除马鸿逵的国民党政府！”“反对日本造机场，绘地图，侵略宁夏！”“建立回民独立政府！”“建设自己的回民抗日红军！”共产党的一些回民拥护者就是靠这些主张招来的，回民战士在关于他们为什么参加红军问题上给我的答复也以此为他们的中心问题。
由此可见，马鸿逵将军部下士兵对他是有不满的（无疑有些被共产党夸大了），宁夏的农民似乎也是如此。我记得有一天早晨在路上向一个回民老乡买瓜，他种了一山坡的瓜，是个态度和蔼的乡下佬，满面笑容，脾气随和，还有一个长得实在美丽的女儿——在这些地方这是十分不可多见的，因此我迟迟不走，买了三个瓜。我问他，马鸿逵手下做官的是不是真的象共产党所说的那么坏。他滑稽地举起双手表示气愤，一边嘴里吐着西瓜子。“哎呀！哎呀！哎呀！”他叫道。“马鸿逵，马鸿逵！征的税叫我们活不了，还抢我们的儿子，又烧又杀！妈的马鸿逵！”最后一句话的意思是你可以奸污马鸿逵的母亲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种直白的解释中国国骂的方式……），这还便宜了他。院子里的人看到这老头儿这么激动都笑了。
参加红军的回民战士原来都是在马鸿逵军队中进行颠覆宣传所争取过来的，也是他们投到红军阵营以后听的政治课所争取过来的。我问一个指挥员他为什么参加红军。
“为了打马鸿逵，”他说。“在马鸿逵统治下，我们回民的生活太苦了。没有一家是安全的。如果一家有两个儿子，一个儿子必须到他那里去当兵。如果有三个儿子，两个儿子必须去当兵。没有出路——除非你有钱，可以买替身。哪个穷人出得起？不仅如此，每个人还需自己带衣服，家里给他付粮食、柴火、灯油钱。一年要花好几十元钱。”
这两团回民红军组织起来才不到半年，看来已经有了相当的“阶级觉悟”。他们读了，或者听人家读了《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的简单介绍，每天关于回民当前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政治课。这些课不是汉人给他们上的，而是共产党中回民党员给他们上的，后者上过共产党的党校。马鸿逵部队百分之九十是文盲，参加红军的回民在刚来时一字不识。现在他们每人已识几百个字，能够学发给他们的简单的课本。共产党希望这两团人中能培养出一支大规模的回民红军的干部，来保卫他们梦寐以求要想在西北建立回民自治共和国。这些回民中已有将近百分之二十五的人参加了共产党。
关于自治的口号，回民自然是会同意的；因为那是他们多年来的要求。但是他们之中大多数人是不是认为共产党说话是算数的，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我对此是怀疑的。中国军阀的多年压迫和汉回之间的仇恨，使他们对一切汉人的动机都理所当然地深为怀疑，共产党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消除回民的这种怀疑，令人难以置信。
这种回民与共产党合作，也许有他们自己的理由。如果汉人愿意帮助他们赶国民党，帮助他们创建和武装一支自己的军队，帮助他们实现自治，帮助他们剥夺有钱人（他们无疑是这样对自己说的），他们就准备利用这个机会——如果后来共产党食言，他们就再把那支军队用于自己的用途。但是从农民的友善态度和他们在共产党领导下愿意组织起来这两点来看，共产党的纲领有明显吸引人的地方，他们小心翼翼尊重伊斯兰教风俗习惯的政策即使在最多疑的农民和阿訇中间也留下了印象。
在战士中间，有些历史上的民族宿怨看来已经克服，或者说正在逐步蜕化为阶级仇恨。例如，我问到一些回民战士，他们是否认为回汉两族人民能够在苏维埃政体下合作，其中一个回答说：
“汉人和回民是兄弟；我们回民中间也有汉人的血统；我们都属于大中国，因此我们为什么要打来打去？我们的共同敌人是地主、资本家、放高利贷的、压迫我们的统治者、日本人。我们的共同目标是革命。”
“但是如果革命干涉你们的宗教呢？”
“没有干涉。红军不干涉伊斯兰教礼拜。”
“我是说这样的情况。有些阿訇是有钱的地主和放高利贷的，是不是？要是他们反对红军，那怎么样？你怎样对待他们？”
“我们要说服他们参加革命。但大多数阿訇不是有钱人。他们同情我们。我们的一个连长原来是阿訇。”
“但是，如果有些阿訇说服不过来，而参加了国民党来反对你们，那怎么办？”
“我们就要惩罚他们。他们是坏阿訇，人民会要求惩罚他们。”
同时，在整个一军团和十五军团都在进行紧张的训练，教育战士了解共产党对回民的政策和建立“回汉统一战线”的努力。我参加了几次政治讨论会，战士们在会上讨论“回民革命”，这些讨论会很有意思。有一次会上，发生了长时间的辩论，特别是关于土地问题。有的认为，红军应该没收回民大地主的土地；有的反对。接着政委把党的立场作了简洁的介绍，说明为什么应该由回民自己来进行土地革命，由他们自己的、在回民群众中有基础的坚强革命组织来领导。
另外一个连讨论了回汉两族人民交往的简史，另外一个连讨论了发给驻在回民地区全体战士行为守则必需严格遵守的理由。这个守则规定红军战士不许：未经房主同意进入回民家中；以任何方式侵犯清真寺或教职人员；在回民前面骂“猪”或“狗”；问他们为什么不吃猪肉；叫回民是“小教”，叫汉人是“大教”。
这都是争取把全军有意识地团结在共产党的回民政策周围，除了这些努力以外，在农民中间也在不断地进行工作。这方面的宣传由那两个回民教导团来带头进行，但是红军各连也派宣传队去挨家挨户宣传共产党的政策，鼓励农民组织起来；部队的剧团到各村子里去巡回演出，表演回民戏，那是以当地情况和历史事件为根据的，目的是要“鼓动”人民；分发用汉文和阿拉伯文写的传单、报纸、招贴；常常举行群众大会，成立革命委员会和村苏维埃。农民们不论汉回，要避免一定程度的这种灌输，是很困难的。到七月间，宁夏好几十个农村成立了村苏维埃，派代表到预旺堡来与那里的回民共产党开会。
四个月后，四方面军就要渡过黄河，再向西推进二百英里，到达肃州，那是马步芳的辖地，正好在通新疆的大路上。他们有此迅速进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现在同回民建立了良好关系。我 在宁夏的时候就碰到了建立这种关系的一件极有意义的事。早在九月间，宁夏已有足够的进展，可以召开一个大会，有三百名回民代表从红军当时占领下的各村苏维埃选出，还有一些阿訇、教师、商人、两三个地主参加，但大多数是贫农，因为有钱一些的阶级早已在“汉匪”到达时逃出了。代表会议通过决议，要同红军合作，接受它的帮助建立回民抗日军队的建议，并且立即开始组织汉回团结同盟，贫民会，以及群众性的抗日团体。
这个历史性的小小代表会议所处理的最后一项议程——但我认为对那里的农民来说是最重要的议程——是处理一个国民党税吏。此人显然在红军到达以前已民怨沸腾，红军到达后他逃到附近山间农村中一个叫张家寨的地方，在那里继续收税。据说他还增加税率一倍，宣布这是他自称代表共产党政府的新规定！但回民农民了解到共产党并没有派收税的，于是他们出动了六、七个人把这个坏蛋捉了起来送到预旺堡公审。我个人对这件事的反应是，在这样的时候，在这样的地方，有这样的胆略，敢冒充这样的角色，这种人才不可多得，应该保护下来。但是回民们却不那么想。全休代表一致通过把他枪决。
就我所知，他是我在预旺堡两个星期中被枪决的唯一平民。
第十篇
战争与和平
一
再谈马
八月二十九日我骑马到红城子去，那是在韦州县的一个风景幽美的小镇，以盛产梨、苹果、葡萄的美丽果园著称，这些果园都是用灌溉渠里的晶莹泉水灌溉的。七十三师一部分驻扎在这里。不远有一个碉堡扼守的山隘和一条临时的战线，没有战壕，却有一系列小地洞似的机枪阵地和圆圆的山顶碉堡——泥土堆成的矮矮的防御工事——红军就在这里同敌人对垒，后者一般都已后撤到五英里到十英里以外的城里去了。这条战线好几个星期没有发生战事了，红军趁此机会进行了休整，和“巩固”新区。
回到预旺县以后，我发现部队在吃西瓜庆祝甘肃南部传来的无线电消息，马鸿逵将军的国军有一整师向朱德的四方面军投诚。国民党的该师师长李宗义原来奉令去截堵朱德北上。但是他部下的年轻军官——其中有秘密共产党员——举行起义，带了三千名左右官兵，包括一个骑兵营，在陇西附近参加了红军。这对蒋介石总司令在南线的防御是个很大打击，加速了南方两支大军的北上。
两天以后，徐海东十五军团的三个师中有两个师准备转移，一支南下，为朱德开道，一支向西到黄河流域。大清早三点钟军号就吹响了，到六点钟部队已经出发。我本人于那天早上同两个红军军官回预旺堡，他们是去向彭德怀汇报的，我与徐海东及其参谋部人员从南门离城，跟在那大队人马的末尾，这队人马象一条灰色的长龙，蜿蜒经过一望无际的大草原，看过去没有一个尽头。
大军离城秩序井然，除了不停的军号，悄然无声，给人一个指挥若定的印象。他们告诉我，进军计划好几天以前就准备好了，路上一切情况都已经过研究，红军自己绘制的地图上仔细地标出了敌军集中的地方，警卫人员拦住了越过战线的一切过往旅客（为了鼓励贸易，红军平时是允许越境的，但在战时或行军时除外），现在他们在国民党军队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向前挺进，后来奇袭敌军岗哨，证明此点不假。
我在这支军队中没有看到随营的人，除了三十几头甘肃猎狗，它们紧紧地挨在一起，在平原上前窜后跳，追逐偶然在远处出现的羚羊或野猪。它们高兴地狂吠着，东嗅西闻，蹦蹦跳跳，显然很乐意到战场上去。许多战士带着他们喂养的动物一起走。有的绳子上拴着小猴子，有一个战士肩上停着一只蓝灰色的鸽子；有的带着白色的小耗子，有的带着兔子。这是一支军队吗？从战士的年轻和长长的队伍中传来的歌声来看，这倒更象是中学生的假期远足。
出城没有几里路，突然下达了一个防空演习的命令。一班班的战士离开了大路，躲到了高高的野草丛中去，戴上了他们用草做的伪装帽，草披肩。在大路边上多草的小土墩上支起了机枪（他们没有高射炮），准备瞄准低飞的目标。几分钟之内，整条长龙就在草原上消声匿迹了，你分不清究竟是人还是无数的草丛。路上只有骡子、骆驼、马匹仍看得见，飞行员很可能把它们当作是普通的商队的牲口。不过骑兵（当时在打先锋，我看不到）得首当其冲，因为他们唯一的预防措施是就地寻找掩护，找不到就只好尽可能分散开来，但是不能下马。空袭中无人驾驭，这些蒙古马就无法控制，全团人马就会陷入一片混乱。在听到飞机嗡嗡声时给骑兵的第一道命令就是“上马！”
演习令人满意，我们继续前进。
李长林说的不错。红军的好马都在前线。他们的骑兵师是全军的骄傲，人人都希望提拔到骑兵师去。他们骑在三千匹左右的漂亮宁夏马上，从体格上来说是全军最优秀的。这些快骑比华北的蒙古马高大强壮，毛滑膘肥。大多数是从马鸿逵和马鸿宾那里俘获来的，但是有三足营的马是将近一年前与国民党骑兵第一军司令何柱国将军作战时夺取过来的，其中一营的马全白，一营全黑。这是红军第一骑兵师的核心。
红区外面的人在红军进入甘肃和宁夏的时候曾经预言，回民骑兵会把他们打得溃不成军。结果却不然。一九三五年在陕西办了一所骑兵学校，由德国顾问李德训练红军骑兵的核心，李德是个驰骋能手，曾在俄国红军骑兵中服过役。不象不会骑马的多数南方人，陕西和甘肃本地人有许多都是生来就学会骑马的，因此从这些本地人才中很快就训练出一支精锐的骑兵。他们在一九三六年上战场，西北就出现了新式的骑兵战。
回民是驰骋能手，但不善在马上开枪或挥刀，汉民骑兵也是如此。他们的战术是与步兵配合，疾驰前进，两翼包抄，如果这样还不能击溃敌军，就下鞍蹲地射击，这样就失去了机动性。李德训练红军骑兵使用马刀，这是红军兵工厂土制的，质地粗劣，不过足以应付需要。红军骑兵挥刀冲锋，很快就声誉卓著。在短短的一年内，打了几场胜仗，俘获了不少新军马。
我在甘肃随红军骑兵骑了几天马，或者精确地说，随红军骑兵走了几天路。他们借给我一匹好马，配有俘获的西式鞍子，但是每天行军结束时，我觉得不是马在侍候我，而是我侍候马。这是因为我们的营长不想让他四条腿的宝贝过累了，要我们两条腿的每骑一里路就要下马牵着走三、四里路。他对待马好象对待狄翁尼家的四胞胎①一样，我的结论是，任何人要当这个人的骑兵得首先是个护士，而不是马夫，甚至最好是个步行的，不是骑马的。我对他爱护牲口表示应有的敬意——这在中国不是常见的现象——但是我很高兴终于能够脱身出来，恢复自由行动，这样反而有的时候真的骑上了一匹马。
我对徐海东有点抱怨这件事，我怀疑他后来要对我开一开玩笑。我要回预旺堡时，他借给我一匹宁夏好马，壮得象头公牛，我一生骑马就数这次最野了。我在草原中一个大碉堡附近同十五军团分手。我向徐海东和他的参谋人员告别。不久之后我就上了借来的坐骑，一上去之后，就如脱缰一般，看我们俩谁能活着到达预旺堡了。
这条道路五十多里，经过平原，一路平坦。这中间我们只下来走过一次，最后五里是不停地快步奔驰的，到达终点时飞跑过预旺堡大街，把我的同伴甩在远远的后面。在彭德怀的司令部门前我纵身下马，检查了一下我的坐骑，以为它一定要力竭晕倒了。可是它只轻轻喘着气，身上只有几滴汗珠，但除此以外，这畜牲纹丝不动，若无其事。
问题出在中国式的木鞍上，这种木鞍很窄，我无法坐下，只能双脚夹着木鞍，走了全程，而又短又沉的铁镫子又使我伸不直腿，麻木得象块木头。我只想歇下来睡觉，却没有达到目的。
①当时加拿大一妇女一胎生了四个婴孩，轰动了全世界。——译注。
二
“红小鬼”
一天早上，我登上预旺堡又宽又厚的黄色城墙，从上面往下看，一眼就望得到三十英尺下的地面上在进行着许多不同的、却又单调和熟悉的工作。这仿佛把这个城市的盖子揭开了一样。城墙有一大段正在拆毁，这是红军干的唯一破坏行动。对红军那样的游击战士来说，城墙是一种障碍物，他们尽量在开阔的地方同敌人交锋，如果打败了，就不固守城池消耗兵力，因为在那里有被封锁或歼灭的危险，而要马上撤退，让敌人去处于这种境地。一旦他们有充分强大的兵力可以夺回那个城池时，城墙拆了就容易一些。
在开了枪眼的雉堞上刚兜了一半，我就遇见了一队号手——这时总算在休息，这叫我感到高兴，因为他们的响亮号声已接连不断地响了好多天了。他们都是少年先锋队员，不过是小孩子，因此我停下来对其中一个号手谈话时就采取了一种多少是父辈的态度。他穿着网球鞋、灰色短裤，戴着一顶褪了色的灰色帽子，上面有一颗模模糊糊的红星。但是，帽子下面那个号手可一点也不是褪色的：红彤彤的脸，闪闪发光的明亮眼睛，这样的一个小孩子你一看到心就软了下来，就象遇到一个需要友情和安慰的流浪儿一样。我想，他一定是非常想家的吧。可是很快我就发现自己估计错了。他可不是妈妈的小宝贝，而已经是位老红军了。他告诉我，他今年十五岁，四年前在南方参加了红军。
“四年！”我不信地叫道。“那末你参加红军时准是才十一岁啰？你还参加了长征？”
“不错，”他得意扬扬有点滑稽地回答说。“我已经当了四年红军了。”
“你为什么参加红军？”我问道。
“我的家在福建漳州附近。我平时上山砍柴，冬天就采集树皮。我常常听村里的人讲起红军。他们说红军帮助穷人，这叫我喜欢。我们的家很穷。一家六口，我的父母和三个哥哥，我们没有地。收成一半以上拿来交租，所以我们老是不够吃。冬天，我们烧树皮汤喝，把粮食省下来作来春的种子。我总是挨饿。
“有一年，红军来到漳州附近。我翻过山头，去请他们帮助我们的家，因为我们很穷。他们待我很好。他们暂时把我送到学校去读书，我吃得很饱。几个月以后，红军占领了漳州，来到我们村子上。地主、放债的和做官的都给赶跑了。我家分到了地，用不着再缴税缴租了。家里的人很高兴，都称赞我。我的两个哥哥参加了红军。”
“他们现在在哪里？”
“现在？我不知道。我离开江西时，他们在福建的红军里；他们和方志敏在一起。现在我可不知道了。”
“农民喜欢红军吗？”
“喜欢红军？他们当然喜欢。红军分地给他们，赶走了地主、收税的和剥削者。”（这些“红小鬼”都有他们的马克思主义词汇！）
“但是说实在的，你怎么知道他们喜欢红军呢？”
“他们亲手替我们做了一千双、一万双鞋子。妇女给我们做军服，男子侦察敌人。每户人家都送子弟参加我们红军。老百姓就是这样待我们的！”
不用问他是不是喜欢他的同志；十三岁的孩子是不会跟着他所痛恨的军队走上六千英里的。
红军里有许多象他一样的少年。少年先锋队是由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的，据共产主义青年团书记冯文彬说，在西北苏区一共有少年先锋队员约四万名。单单在红军里谅必有好几百名：在每一个红军驻地都有一个少年先锋队“模范连”。他们都是十二岁至十七岁（照外国算法实际是十一岁至十六岁）之间的少年，他们来自中国各地。他们当中有许多人象这个小号手一样，熬过了从南方出发的长征的艰苦。有许多人是出征山西期间加入了红军。
少年先锋队员在红军里当通讯员、勤务员、号手、侦察员、无线电报务员、挑水员、宣传员、演员、马夫、护士、秘书甚至教员！有一次，我看见这样一个少年在一张大地图前，向一班新兵讲解世界地理。我生平所见到的两个最优美的儿童舞蹈家，是一军团剧社的少年先锋队员，他们是从江西长征过来的。
你可能会想，他们怎样能经受这样的生活。已经死掉或者被杀的，一定有不少。在西安府污秽的监狱里，关着二百多名这样的少年，他们是在做侦察或宣传工作时被捕的，或者是行军时赶不上队伍而被抓的。但是他们的刚毅坚忍精神令人叹服，他们对红军的忠贞不贰、坚定如一，只有很年轻的人才能做到。
他们大多数人穿的军服都太肥大，袖子垂到膝部，上衣几乎拖到地面。他们说，他们每天洗手、洗脸三次，可是他们总是脏，经常流着鼻涕，他们常常用袖子揩，露着牙齿笑。虽然这样，但世界是他们的：他们吃得饱，每人有一条毯子，当头头的甚至有手枪，他们有红领章，戴着大一号甚至大两号的帽子，帽檐软垂，但上面缀着红星。他们的来历往往弄不清楚：许多人记不清自己的父母是谁，许多人是逃出来的学徒，有些曾经做过奴婢，大多数是从人口多、生活困难的人家来的，他们全都是自己做主参加红军的。有时，有成群的少年逃去当红军。
他们英勇的故事流传很多。他们并没有得到或者要求作为小孩照顾，许多人实际参加了作战。据说在江西，红军主力撤离以后，许许多多少年先锋队员和共产主义青年团员同成年游击队员并肩作战，并且甚至跟敌人拚刺刀——因此白军士兵笑着说，他们能够抓住他们的刺刀，把他们拖下壕沟，他实在太小太轻了。在蒋介石的江西共匪感化院里，许多被俘的“红军”是十岁至十五岁的少年。
少先队员喜欢红军，大概是因为在红军中，他们生平第一次受到人的待遇。他们吃住都象人；他们似乎每样事情都参加；他们认为自己跟任何人都是平等的。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他们当中有谁挨过打或受欺侮。他们做通讯员和勤务员当然“受到剥削”（许多命令从上而下最后传到一些少先队员，这是使人惊奇的事情），但他们也有自己的活动自由，有自己的组织保护他们。他们学会了体育运动，他们受到初步的教育，而且他们对简单的马克思主义口号有了一种信仰——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口号对他们来说只是意味着帮助他们开枪打地主和师傅。显然，这比在师傅的工作台旁边一天工作十四个小时，侍候师傅吃饭，倒他“妈的”夜壶要好。
我记得在甘肃碰到的这样一个逃跑的学徒，他的绰号叫山西娃娃。他被卖给山西洪洞县附近一个镇上的一家店铺，红军到来时，他同另外三个学徒偷偷爬过城墙，参加了红军。他是怎样认为自己属于红军一边的，我可不知道，但显而易见，阎锡山的一切反共宣传，他的长辈的一切警告，已产生了同他们的原意相反的效果。他是一个圆滚滚的胖孩子，长着一张娃娃脸，只有十二岁，但已经很能照顾自己，这在他越过晋陕边境进入甘肃的行军中得到了证明。我问他为什么当红军，他回答说：“红军替穷人打仗。红军是抗日的。为甚么不要当红军呢？”
又有一次，我碰到一个十五岁的瘦少年，他是在甘肃河连湾附近的一所医院里工作的少年先锋队和共青团的头头。他的家在兴国，那是红军在江西的模范县，他说他有一个兄弟还在那里的游击队里，他的姊姊是护士。他不晓得他家里的人怎么样了。是的，他们都喜欢红军。为什么？因为他们“都懂得红军是我们自己的军队——为无产阶级作战”。我不知道向西北的长途中跋涉在他年轻的脑海里留下甚么印象，但是我没有能够弄清楚，对这个一本正经的少年来说，这整个事情是一件小事，只是徒步走过两倍于美国宽度的距离的小事情。
“很苦吧，嗯？”我试着问道。
“不苦，不苦。有同志们和你在一起，行军是不苦的。我们革命青年不能想到事情是不是困难或辛苦；我们只能想到我们面前的任务。如果要走一万里，我们就走一万里，如果要走二万里，我们就走二万里！”
“那末你喜欢甘肃吗？它比江西好还是比江西坏？南方的生活是不是好一些？”
“江西好。甘肃也好。有革命的地方就是好地方。我们吃甚么，睡在哪里，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革命。”
千篇一律的回答，我心里想，这个年轻人从某个红军宣传员那里把答话学得很好。第二天，在红军士兵的一个大规模集会上，我十分惊奇地发现他是主要讲话的人之一，他自己就是个“宣传员”。他们告诉我，他是军队里最好的演说家之一，而在这次大会上，他对当前的政治形势，以及红军要停止内战并同一切抗日军队成立“统一战线”的理由，作了一番很简单而又充分的说明。
我遇见一个十四岁的少年，他曾经是上海一家机器厂的学徒，他同三位同伴历尽各种危险，到了西北。我见到他时，他是保安无线电学校的学生。我问他是否惦记上海，可是他说不惦记，他在上海没有什么牵挂，而他在那里有过的唯一乐趣是望着商店橱窗里的美味食品——这他当然买不起。
但我最喜欢的是保安一个当外交部交通处处长李克农通讯员的“小鬼”。他是一个约十三、四岁的山西少年，我不晓得他是怎样参加红军的。他是少年先锋队中的“花花公子”，对于自己的那个角色，态度极其认真。他不知从哪里弄到一条军官皮带，穿着一套整洁合身的小军服，帽檐什么时候发软了，总是衬上新的硬板纸。在他的洗得很干净的上衣领口里面，总是衬着一条白布，露出一点。他无疑是全城最漂亮整齐的士兵。毛泽东在他旁边也显得象一个江湖流浪汉。
由于他父母缺少考虑，这个娃娃的名字恰巧叫做向季邦（译音）。这个名字本来没有什么不对，只是“季邦”听起来十分象“鸡巴”，因此别人就老是叫他“鸡巴”，这给他带来无尽的耻辱。有一天，季邦到外交部我的小房间来。带着他一贯的庄重神色，喀嚓一声立正，向我行了一个我在红区所看到的最普鲁士式的敬礼，称我为“斯诺同志”。接着，他吐露了他小小心灵里的一些不安来。他是要向我说清楚，他的名字不是“鸡巴”而是“季邦”，两者是完全不同的。他在一张纸上细心地写下他的名字，把它放在我面前。
我惊奇之下极其严肃地回答他，说我只叫他“季邦”，从来没有叫过他别的名字，而且也不想叫他别的名字。我以为他要我选择军刀还是手枪来进行决斗呢。
但是他谢了我，庄重地鞠了一躬，又向我行了那个十分可笑的敬礼。“我希望得到保证，”他说，“你替外国报纸写到我时，可不能写错我的名字。要是外国同志以为有一个红军士兵名叫‘鸡巴’，那是会给他们留下一个坏印象的！”在那个时候以前，我根本没有想把季邦写进这部不平常的书里来的，但经他这样一说，我在这件事情上别无选择，他就走了进来同蒋总司令并排站立在一起了，尽管有失历史的尊严。
在苏区，少年先锋队员的任务之一，是在后方检查过路旅客，看他们有没有路条。他们十分坚决地执行这项任务，把没有路条的旅客带到当地苏维埃去盘问。彭德怀告诉我，有一次被几个少年队员喝令站住，要看他的路条，否则就要逮捕他。
“但是我就是彭德怀，”他说。“这些路条都是我开的。”
“你是朱总司令我们也不管，”小鬼们不信说。“你得有个路条。”他们叫人来增援，于是有几个孩子从田里跑来。
彭德怀只好写了路条，签了字，交给他们，才能够继续上路。
总的说来，红色中国中有一件事情，是很难找出有什么不对的，那就是“小鬼”。他们精神极好。我觉得，大人看到了他们，就往往会忘掉自己的悲观情绪，想到自己正是为这些少年的将来而战斗，就会感到鼓舞。他们总是愉快而乐观，不管整天行军的疲乏，一碰到人问他们好不好就回答“好！”他们耐心、勤劳、聪明、努力学习，因此看到他们，就会使你感到中国不是没有希望的，就会感到任何国家有 了青少年就不会没有希望。在少年先锋队员身上寄托着中国的将来。只要这些少年能够得到解放，得到发展，得到启发，在建设新世界中得到起应有的作用的机会。我这样说听起来大概好象是在说教，但是看到这些英勇的年轻人。没有人能不感到中国的人并不是生来腐败的，而是在品格上有着无限发展前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