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帝国主义强国是南京反对共产主义的客观盟友，而共产党希望从世界无产阶级那里得到的援助却没有实现。虽然在《共产国际纲领》②中明确地承认，象中国那样的半殖民地国家，无产阶级运动要胜利，“只有从已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即苏联]得到直接援助才有可能”，可是苏联事实上并没有给予中国同志这里所保证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援助和支持”，在程度上与其需要相符。相反，在一九二七年以前苏联给予蒋介石的相当于干涉程度的庞大援助，却有援助国民党中最反动的分子上台的客观效果。当然，在一九二七年以后，直接援助中国共产党与苏联所采取的立场是不相容的——这是苏联国家政策的眼前需要同世界革命眼前需要发生矛盾的著名例子，因为这有引起国际战争、危及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整个纲领的危险。尽管如此，必须指出，这个因素影响中国革命至巨。
中国共产党人被剥夺了外国盟友，继续孤军奋战，要争取“资产阶级革命的领导权”，相信国内外政治的深刻变化会带来有利于他们的新力量。他们完全弄错了。结果是引起一场长期的大动乱，给中国人民大众带来了政治分娩的一切痛楚，最后却没有生产子嗣。
南京的力量在大城市中仍相对牢固，原因已如上述，但在农村中，发展却很慢。矛盾的是——其实也是辩证的——资产阶级的农村贫血症的来源也可以推溯到南京在城市中的力量——即外国帝国主义。因为虽然帝国主义很急于要“进行合作”，防止或镇压城市暴动，或城市暴动的可能性，但同时它却在客观上——主要通过日本，远东这个制度最大表面张力的焦点——为这种服务勒索高昂的代价，其形式就是并吞新的领土（东北、热河、察哈尔、冀东），胁迫作出新的让步，劫夺属于中国的新的财富。帝国主义侵略的这个最新阶段压在南京政府身上的负担，使国民党不可能在农村地区进行必要的资本主义“改革”——商业信贷、改进交通、集中收税和警察力量等等——其速度可以对付农村不满和农民暴动的扩散。而共产党由于执行土地革命的政策，可以满足很大一部分农民群众的要求，掌握中国一部分农村的领导权，甚至在一种几乎纯农业经济的基础上建立好几个有力的根据地。但是同时，他们在城市中却不得发展，而他们的敌人则继续以城市为根据地。
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认为，国民党进攻苏区妨碍中国人民实现他们要驱逐日本人的“民族解放”使命，国民党自己不愿保卫祖国证明资产阶级领导的破产。共产党的革命论点由此可见是言之有理的。但国民党老羞成怒，反唇相讥说，共产党企图推翻政府，才使他们不能抗日，而在严重的民族危机的前面继续在内地采取“赤匪”行径，妨碍了国内改革的实现。有趣的是，而且也是辩证的是，这两种说法都是对的，也都是错的。中国革命现阶段的这个奇特的僵局，这个根本的软弱性，基本上就在这里。
在过去这十年内，帝国主义压力日益严重，帝国主义为了在城市中保护中国买办阶级利益所索取的代价这么高昂，颇有冲淡资产阶级和地主的政党国民党与工人和农民的政党共产党之间的阶级矛盾之势。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也因为本书前章所述及的当前形势——国民党和共产党因此在十年不停内战后，能够重新联合起来，这表现在共同抵抗日本帝国主义这个更高的基础上的必要团结。这种团结由于它的内在矛盾，不是稳定的；不是永久的；只要国内矛盾超过了日前对外的矛盾，它就可能破裂。但是这种团结的实现，肯定结束了革命战争的时代，而揭开了一个新的时代。
这十年政治经验的主要意义是什么？从理论上来说显然是：共产党不得不暂时放弃他们的“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资产阶级民主运动才可能发展起来的论点。今天，它承认，只有“一个各阶级的联合”才能实现这些目标。其实际意义是，它清楚地承认国民党在民族革命中的目前领导——在这里与政权是同义词。对共产党来说，这当然可以认为是从江西时代的“一个大后退”，就象毛泽东坦率地承认的那样，因为在江西时代，他们努力要“巩固工农专政，把它扩大到全国，动员、组织、武装苏维埃和群众打这一场革命战争。③”马上夺取政权的斗争是停止了。今天共产党的口号改为：拥护中央政府，在南京领导下加速和平统一，实现资产阶级民主，组织全国人民抗日。
但是在这种时期里，列宁写道，“有必要把对共产主义思想的严格忠实同作一切必要的妥协、‘转变航向’、达成协议、迂回、后退等等的能力结合起来”。因此，虽然在中国共产党人中间发生了这种战略大转变，他们仍相信，现在他们有可能在一种比以前更加有利的气氛中进行竞赛。正如毛泽东所说，双方“互相作了让步”，这种交换是“有具体限度”的。
他继续说：
共产党在苏区和红军问题上保持领导权，在同国民党关系中保持独立性和批评自由。在这些问题上是不能作让步的。……共产党永不放弃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目标，它们将通过资产阶级革命阶段达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阶段。共产党保持自己的纲领和自己的政策。④
这种让步所带来的实际好处，前文已有述及。但是要保持这些好处，共产党有什么保证呢？维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诺言，执行抗日政策有什么保证呢？
显然国民党也会充分利用共产党对自己实行新政策的好处。由于南京的权威得到中国唯一能够与之抗衡的政党的承认，蒋介石可以继续在一些军阀势力的很强大的边缘地区，例如广西、云南、贵州、四川，扩大自己的军事和经济权力。他在共产党周围改善了自己的军事地位以后，就可以同时从共产党那里得到政治上的让步作为他暂时容忍的交换条件。最后，他希望靠巧妙地兼而采取政治和经济策略，在政治上削弱他们，在时机成熟可以最后要求他们完全投降（他无疑仍希望做到这一点）时，他可以把红军孤立起来，利用他们的内部政治分歧来分化他们，把顽固的残部作为纯粹地方军事问题来加以解决。
对此，共产党丝毫不抱幻想。他们同样的也并不以为自己如不积极争取，“民主”的诺言或者反帝运动就会实现。他们决不会放弃实现充分民主和反帝的口号，他们在维护这两个口号时，不惜作出政治上的小让步，因为他们相信，他们的根本政治基础是摧毁不了的。当然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独裁政党出让过一点点政治权力给人民，除非是在极大的压力之下，国民党也不会是例外。如果不是由于这十年来存在着共产党反对派，要实现现在快要在望的那种程度的“民主”也是不可能的。的确，如果没有这种反对派，“民主”就没有必要，现在中国出现的那种程度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也是不可想象的。因为民主政体的发展，就象现代国家本身的成长一样，是一种需要获得权力和体制的表现，以便在这种权力和体制之内调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上不可调和的矛盾——基本阶级对立。这就是资产阶级民主的最简单的说明。
①但是即使在一九三〇年，红军攻占长沙这样一个对外国帝国主义并不十分重要的内陆战争，他们也在英、美、日炮舰的猛烈炮轰下被迫放弃。②一九二九年伦敦。③《红色中国：毛泽东主席……》第11页（一九三四年伦敦）。④向共产党作的报告（一九三七年四月十日延安）。
六
红色的天际（下）
这种矛盾在中国并没有消退，而是在迅速增长，只要这种矛盾保持尖锐化，国家就不能忽视。国内和平的实现本身就必不可免地使得南京方面要更广泛地有各社会阶层的代表，如果这种国内和平要继续保持的话。这并不是说国民党可能真诚地实现资产阶级民主，允许共产党在公开竞选中同自己竞争，这样签发自己的死刑判决书（因为到处都承认，单单农民的选票就可以使共产党获得压倒优势的多数），尽管这是共产党和其他政党的要求，他们并且会继续这么进行宣传鼓动。但是这的确意味着，一小撮垄断国家经济和警察力量的少数人不得不承认大多数人的一些要求。同意苏区代表作为一个地区出席国民大会就是一个迹象。
经济、政治、社会利益的向心发展，所谓“统一”的过程——产生这个制度的一些措施本身——为了本身的存在，同时也要求越来越来的集团把注意力集中于中央，以解决不可解决的难题——阶级利益的日益加深的冲突。南京越是具有代表全国不同的更加广泛的阶级利益的倾向——它越是接近于实现民主——它越是要被迫寻求一种通过恢复国家主权以求自保的办法。
因此，共产党扩大影响、防止将来受到围剿的保证，在共产党人看来，是中国的经济、社会、政治有机关系中所固有的——正是这种关系才造成了目前这样的形势。这些保证首先是在武装的和非武装的群众中间普遍地要求继续保持国内和平，改善生活，实现民主，争取民族自由。其次，共产党的“保证”在于它能够对全国争取实现这种要求的运动继续提供领导，在于共产党的实际军事和政治的战斗力量。第三，它依靠中国人民这十年来的政治经验，这经验证明，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反帝斗争中需要从历史上暂时埋葬阶级分歧。
一九三七年春，日本对南京压力稍减，侵略内蒙暂停，英日开始会商“在华合作”，英国政府希望调停中日争执和在远东导致“基本和平”，这使有些人寻思，共产党对政局估计是否错误。把整个战略建筑在中日马上必战中心前提上，是否冒险了？他们认为，现在中国既有国内和平，共产党既已停止企图推翻国民党，日本也就真的向南京表示和解了。日本帝国主义者已认识到，他们要中国资产阶级走上投降道路操之过急，推之过远了，结果中国的内争已消灭于普遍仇日之中。他们现在已经认识到为了使中国资产阶级可以再次放手去搞国内冲突，对它实行友好新政策是明智得策的。东京和南京这样修好就能消除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因为后者过于依靠抗战了。
但是根据力学原理，历史的洪水必须找到排泄口。它是不能强制倒流到发洪水前的渠道上去的。日本要关上闸门为时已太迟了。共产党人了解即使日本最能干的领导人认识到暂停的必要性，日本也不能在中国转而采取静止政策。共产党的这一预见，在七月八日似乎已得到芦沟桥事变的充分证实。因为在这里，日本改变心意的暂时假面具给戳破了。日本军队在北京以西十英里处的宛平县中国领土上进行“午夜演习”（这是完全非法的），自称受到中国铁路警卫人员的枪击。这一事件给了日本军队借口；它再一次表示了它的真正必要。到七月中，日本已赶调一万名左右的军队到了京津一带，并且提出了新的帝国主义要求，如予同意，等于是接受在华北成立日本的一个保护国。
共产党对这一形势的看法，对这一形势所必然引起的一触即发的事件的看法是，全国日益要求不仅在这里进行抵抗，而且在所有发生新侵略的地方进行抵抗的压力，都会逼使蒋介石政权采取除了战争没有别的出路的立场，如果日本不改变政策、改正过去错误的话。这意味着除了战争没有别的出路。请记住，共产党认为这样一个战争不仅是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而且是一种革命运动，“因为在中国打败帝国主义意味着摧毁它的一个最强大的根据地”，而且因为中国革命本身的胜利“与中国人民反对日本侵略的胜利是一致的”（毛泽东语）。战争可能明天就开始。也可能一两年内还打不起来。但不会拖得太长了，根据共产党对日本、中国和全世界政治经济上达到爆发点的紧张形势的分析，他们认为人类命运不可能再长期拖延不解决了。
共产党的预见是，在这场战争中，将有必要武装、装备、训练、动员千百万人民参加一场能够起到一举而割除帝国主义外瘤和阶级压迫内癌这一双重外科手术作用的斗争。照他们的看法，只有最广泛地动员群众，发展一支高度政治化的军队，才能进行这样一场战争。而且这样一场战争只有在最先进的革命领导之下才能获胜。它可以由资产阶级来发动。但只有革命的工农才能完成。一旦人民真正大规模武装和组织起来，共产党将尽一切可能来实现对日战争的决定性胜利。只要资产阶级领导抗战，他们就同资产阶级并肩前进。但是只要资产阶级发生动摇，变成“失败主义”，或有愿意屈服于日本的表现——这种倾向他们认为战争一开始遭受重大损失以后一定会马上出现的——他们就准备把领导权接过来。
南京政权当然也充分了解共产党的这些目标，就象中国一切有权有势的人一样，因此他们会寻求一切可能的妥协道路；只要能避免在国内产生后果，他们就会向日本作进一步的让步，至少在暂时是如此，除非条件十分有利，南京政权不仅能有力量开战，而且在战后仍能保持这一力量完整无损，而国内革命仍遭压制。但是共产党充分相信他们自己对于历史发展的分析，认为他们为未来航程所选择的航道是正确的，将来的事件会迫使南京为求自己的生存而战。他们预料南京可能继续动摇，日本可能继续多方玩弄各种手段，视当时情况需要，软硬兼施，一直到从外部来说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利益与中国的民族利益之间，从内部来说是中国和日本的群众与他们豪绅地主统治者之间的对立达到了极其尖锐的程度，一直到所有实际的克制和压迫都到了绝对不能容忍的地步，历史的障碍终于被冲垮，帝国主义所哺育的巨灾大祸，象科学怪人弗兰肯斯坦①一样，终于冲了出来摧毁帝国主义，象洪水般滚滚向前，一发不可收拾。
因此，只有帝国主义会摧毁帝国主义，因为只有一场帝国主义大战——这场大战几乎肯定具有世界大战的性质——才会把力量解放出来，使得亚洲的各国群众得到他们的武装、训练、政治经验、组织自由、国内警察力量的致命削弱，这都是他们为了要在较近的将来革命成功取得政权所必要的条件。即使到了那个时候，“武装起来的群众”是否会跟随共产党的领导走向最后胜利也取决于许多可变的不可预料的因素——首先是国内的因素，但是也有象美、英、法、德、意等国的东方政策这样的因素。
但胜利也在极大程度上取决于苏联是否参战，在战争的各个阶段中，它的无产阶级政权力量投在哪一边。这就是说，中国革命的胜利可能要决定于苏联（在它当前立场极度紧张和极为矛盾的时候）是否能够把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纲领过渡到所有国家建设社会主义，过渡到世界革命，而又不致在它目前的国界之内发生自我毁灭的反革命。
这，我认为就是共产党对未来局势的看法。人们不一定会全部同意种看法，但是至少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列宁在二十多年以前写过的话仍是有效的：“不论伟大的中国革命——各种各样的‘文明的’鬣狗都在磨牙——的命运如何，世界上没有力量能够在亚洲恢复以前的农奴制度，也不能够在地球的表面上抹去亚洲和半亚洲国家人民群众的英勇的民主政体。”
还有一点看来也是肯定的。中国已有成千上万的青年为了民主社会主义思想捐躯牺牲，这种思想或者这种思想的背后动力，都是不容摧毁的。中国社会革命运动可能遭受挫折，可能暂时退却，可能有一个时候看来好象奄奄一息，可能为了适应当前的需要和目标而在策略上作重大的修改，可能甚至有一个时期隐没无闻，被迫转入地下，但它不仅一定会继续成长，而且在一起一伏之中，最后终于会获得胜利，原因很简单（正如本书所证明的一样，如果说它证明了什么的话），产生中国社会革命运动的基本条件本身包含着这个运动必胜的有力因素。而且这种胜利一旦实现，将是极其有力的，它所释放出来的分解代谢的能量将是无法抗拒的，必然会把目前奴役东方世界的帝国主义的最后野蛮暴政投入历史的深渊。
但是在这里如果读者认为这个结论太“令人惊惶”，笔者欢迎他不妨重读一下本章开始部分的引语，从中可能找到辩证的安慰——这是不能拒绝的——因为在预测的领域里，主观力量自然是十分活跃的。
①英诗人雪莱的妻子玛丽·雪莱于一八一八年所著同名小说中的一个科学家，他制造了一个怪物而毁灭了自己。——译注
附一：《西行漫记》新译本译后缀语
董乐山我译书没有写前言或后记的习惯。但是出版界似乎有这样的传统。有一阵子尤其流行“出版者说明”，仿佛每一本书（特别是翻译的书）都非有这么一篇“说明”不可，其中毫无例外地以这么一句收尾：“本书的作者是个资产阶级作家，书中有不少资产阶级的观点，请读者在阅读时注意分析批判。”如今大家的思想解放了，这种生怕有人抓辫子说你“赎卖资产阶级私货”的顾虑似乎可以消除了，但是“出版者说明”却被“作者评介”所代替。当然在介绍一部作品的时候，从译者的感觉出发，写好一篇“作者评介”，对于读者来说未始不是一件有益的事。但是在很多的情况下，这种“作者评介”不过是变相的“出版者说明”，只是字数长一些而已，其逃避“罪责”的用意则一样，因为到末了还是以上面这一句套话收尾。按我个人的脾气，我是宁可不出书也不愿写那样的“说明”的。这倒并不是因为我的胆子有多大，骨头有多硬，不怕承担“罪责”，而是觉得这是对读者的侮辱。因为书的内容就是最好不过的说明，读者自有能力分析鉴别，无需别人代劳。可是我们之中总是有人喜欢把读者当阿斗，仿佛没有他的“指导”，读者就会变成迷途的羔羊似的。其实历史上的迷途，多半是在错误的指导下发生的。至于要想凭这短短的一篇“说明”逃脱“罪责”，则完全是自欺欺人的梦想。凡是经历过历次运动的人心里都很明白，运动一来，在劫难逃，任何“金蝉脱壳”之计都是不能奏效的。既然如此，那么我为什么还要写《西行漫记》新译本的这篇“译后缀语”呢？而且是在此书出版的五年之后？这是因为在出版后的这段时间里发生了一些有意思的事情，不妨记下来做个历史的注脚。其实，这篇“译后缀语”我早在出版后的次年即一九八○年就写成了。当时寄给了香港《大公报》的潘际坰兄，供他在该报副刊《大公园》中采用。接着我就去了美国，几个月后回来时，翻阅家中积压的信件，并没有发现寄来的剪报，以为是丢失了，一时没有在意，也没有写信去问。直到这次编集出书，才想起这篇文章来，托了几位朋友遍查有关单位的书库里的旧报，却无论如何找不到这篇文章了，看来是我寄稿途中丢失的。事隔五年，我已无法详尽确切地回忆那篇文章的内容，再把它重写出来。不过我记得当时写那篇文章的目的，并不是想逃避“罪责”，或者是倚老卖老以“指导者”自居，而是因为此书出版以后收到了一些读者来信，需要作一些名副其实的说明。首先是此书所记述的事件或人物的历史评价问题。这个问题在开始翻译时就遇到了。当时有两种处理意见，一是在译文中根据现在的“定评”，对原文作个别的修改；二是一切悉照原文，不加改动，只有在必要的地方添个译注附在页尾。我是坚持第二种办法的，理由是什么，我想现在已不言自明，不用多说了。可是在当时（要知道那还是在一九七六年）要坚持这一办法，还是费了一番唇舌的。幸而三联书店的几位领导都是开明之士（否则，他们是不会在阴霾未散的日子就来约我这个名列另册的人译这本书的），他们欣然同意了我的意见。但是有些顾虑不是没有根据的。书出之后，果然接到读者来信，有的还是过来人，或者与当事人后来有了接触，指出书中有些叙述不符事实，甚至指摘译者译错了，要求更正。这才使我终于理解到，出版者坚持要写一篇“出版者说明”的苦心和必要，只是为时晚矣。我在寄给《大公报》的文章中大概是这么说的：任何高手译书，都难免有错，我不是高手，更不例外，因此欢迎读者指正和批评（事实上有些译错和不妥的地方，后来我已在新华出版社的《斯诺文集》版中逐一作了更正）。但是若是作者误记或写错，则除非征得作者同意，译者无权改动。读者若有不同意见，尽可以发表文章，详加考证，立此存照。因为斯诺毕竟是个记者，他在当时那么艰难的条件下进行采访，全凭口授笔录，没有档案可查，离开苏区后成书时也无法找人核实，因此记述不免有所失误，我们不能过于苛求。何况他写的终究是新闻报道，我们大可不必把它当作正式党史来读。如果要出党史，我想也不会请一位外国记者来写的，不管这位记者对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抱着如何同情的态度。《西行漫记》新译本竟会引起这样的指责和反响，确是我始料所不及的。尤其是后来又有几件事情，更加说明了我们长期不出斯诺的著作（以及推而广之，其他一切应出的书）所造成的愚昧的后果。要是他的书早就都译成中文公开出版，有些同志的无妄之灾，本来是可以避免的。这里我想只举书中“王牧师”一人后来的遭遇就行了。另外一个后果是，许多历史事实，由于长期湮没，甚至在当事人还在世的时候，就发生了穿凿附会。比如有些小报竟把我同初版中译文译者胡愈之同志并列为主持初版翻译的人，实在叫我愧不敢当。胡老是我国翻译、出版界的前辈，而我当初读到刚出的《西行漫记》时还是个中学生。如果说我还可以同这本书的译者套近乎的话，我很高兴地指出，其中有一位译者是我当时中学教师。我还记得他在课堂上撇开正课不讲，忍不住要评论抗战时局，这对我的政治启蒙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附二：斯诺在西北苏区的摄影采访活动
斯诺在西北苏区的摄影采访活动董乐山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埃德加·斯诺不仅是一位闻名世界的作家、新闻记者，而且是一位拍摄了许多珍贵历史文献照片的摄影记者。他在二十二岁的时候，即来远东采访，在上海担任《密勒氏评论报》的助编，后又任英美各大报纸的常驻记者，前后七年，采访过当时历经天灾人祸兵燹的旧中国人民的苦难。一九三六年六月，他为了要打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向全世界人民报道中国红军和苏区的真相，只身冒险前往陕北苏区采访。他在陕北保安（今志丹县）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同志，回来以后，写了震动世界的名著《红星照耀中国》。（当时为在国统区出版方便，易名为《西行漫记》）斯诺当初去陕北，是通过当时在华北做地下工作的徐冰同志，得到了华北局批准的用隐色墨水写的给苏区政府毛主席的介绍信。当时要到西北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国民党的封锁暂且不谈，仅是时疫，在西北就有五六种之多：天花、伤寒、霍乱、斑疹伤寒、鼠疫等等。斯诺没有顾虑这些，他打了几针预防针，带着笔记本、照相记、胶卷等新闻记者必备的装备就出发了。到了西安以后，他住在旅馆里等待一位王牧师（后来在红十字会工作的王化人同志）的来访。王化人同志以牧师身份在西安做统战工作。王化人同志把斯诺介绍给当时在西安做张学良工作的邓发同志，安排了去陕北的路程。斯诺越过两军之间的无人地带进入苏区以后，跟随他的只有一个带路的骡夫，负责把他和他的简单行李——铺盖卷、一点吃的、两架照相机和二十四卷胶卷送到红军的第一个前哨。谁知一进入苏区，就被白匪——民团——尾随上了。一个少年先锋队队员侦知以后，误以为斯诺是白匪头子，跑了好几里路，筋疲力尽地到了安塞，报告赤卫队长。赤卫队长马上率领一队骑兵，抄了近路，在一个山谷中把这帮民团打退，当时他们离斯诺只有两里地！经过了这场险遭不测的插曲，斯诺在白家坪见到了周恩来同志，安排了在苏区采访的旅程。原来初步定为九十二天，斯诺还嫌太长，但实际上后来却长达四个月。离开苏区时他还依依不舍，心里感到很难过，觉得不是在回家，而是在离家！斯诺在苏区的采访活动，《西行漫记》已有详尽的记载，这里只想大致介绍一下他的摄影活动。斯诺一共带了两架照相机和二十四卷胶卷到苏区。他拍了不少关于苏区和红军生活的照片，尤其难得的是一些领导人的照片，为当时的历史留下了生动的记载，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他所摄的照片，大致可以分成这几类：（一）一些领导人的照片，如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徐海东等同志。最脍炙人口的一张，当推毛泽东同志的半侧身像，在抗日期间流传国内外。毛泽东同志戴的八角红星帽还是斯诺自己临时从头上摘下来的，后来在斯诺逝世后，又由斯诺夫人送回来留念；（二）苏区生活的照片，如邮政局、供销合作社、书店等；（三）红军的照片，有行军、集会、骑兵生活等；（四）苏区文化生活和少先队的照片，这在《西行漫记》一九三七年英文初版中最多。《西行漫记》中译本在上海出版时，斯诺又增添了不少照片。另外，斯诺还寄了两批照片给当时美国销路最大的《生活》画报，这对于对外宣传红军的抗日主张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斯诺临走的时候，曾经跟杨尚昆同志开玩笑地约定，出去把照片的稿费所得为红军购置航空队。所以他在保安城外同送行的人告别时，一边给徐特立和谢觉哉两位老人拍照，一边还听到杨尚昆同志再三叮咛：“我们等待着你的航空队！”到了边界以后，斯诺就把他的一架照相机和剩余的一些胶卷交给交通员捎回给陆定一同志，这是他事先同陆定一同志约定的，条件是要陆定一同志把有新闻价值的照片寄给他。但是到了西安以后，又遇到了一件意外事件，几乎使他的采访活动的成果前功尽弃。原来斯诺到当时东北军的防线后面的洛川以后，搭东北军的卡车回西安。到西安鼓楼下车以后，却发现他的行李包不在车上。这个包里有他十几本笔记和全部的胶卷！斯诺在鼓楼下面惊呆了，交通警就在不远的地方好奇地看着。后来终于清楚，为了怕受到搜查，他的行李包被司机塞在东北军待修的枪械包中，一起卸在二十英里外渭河以北的咸阳了！天已黑了，司机表示到明天早上再去取。可是斯诺的新闻记者的敏锐直觉告诉他，到明天不知会发生什么事情。他坚持要司机当晚去。他想：要是行李包被国民党宪兵发现打开，不仅他的一切采访成果付诸东流，而且那辆东北军的卡车和有关的人也都完了。斯诺一夜没有合眼。笔记本和胶卷终于安然无恙全部找回来了。第二天早上卡车一回西安，果然街上就停止一切交通，城门口都遍布军宪岗哨：蒋介石突临西安，全城戒严。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些珍贵的历史照片，就是这样经历了许多意想不到的艰难险阻才拍摄保留下来的。一九七九年二月
附三：斯诺的客厅和一二·九学生运动
斯诺的客厅和一二·九学生运动董乐山重译斯诺的《西行漫记》，翻阅了一些有关材料，发现斯诺与一二·九学生运动的一段因缘，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件饶有趣味的事。根据斯诺自己的说法（见其自传体著作《复始之旅》）——关于这本书的书名，不免又要插上一两句话。原书名直译是《走向起点的旅行》，取意于庄子：“道无终始。消息盈虚。终则有始。”有人把这本书译为《方生之旅》，显然没有找到这个出处，但这是闲话，不提也罢——一二·九学生运动就是在他北京寓所的客厅里酝酿的。甚至游行之议，也是他的夫人海伦·福斯特（笔名尼姆·韦尔斯，《续西行漫记》作者）首先提出来的。斯诺夫妇当时寄寓北京内城东南隅苏州胡同里，靠近城墙根一个叫盔甲厂的小胡同。他们是一九三三年离开上海到北京的。斯诺在燕京大学新闻系教“特写”课，到一九三五年夏因为专任纽约《太阳报》和伦敦《每日论坛报》自由投稿记者，辞去了燕大的教席，从海淀搬到了城里。但是由于他和燕大的某些其他美国教授不一样，没有洋大人的架子，又关心中国人民的疾苦，因此深得同学的爱戴，即使离开了大学，许多进步学生，不论听过没有听过他的课，常常出入他的客厅，同他谈论天下大势、中国时局。他们发现他同他们一样“忧国忧民”。他是外国记者，对于形势比较了解，又同情中国人民，因此很自然地在他的周围形成了一个中国进步学生的圈子，一方面从他那里了解时局的发展，比如当时闹华北“特殊化”，宋哲元态度暧昧，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活动频繁，甚至红军到达陕北的消息，在他的客厅里也能听到。在当时灰色的北京城，他的小客厅成了一个小小的“世外桃源”，不，应该说是个自由天地。同他接近的进步学生，也不仅限于燕大的，也有北大、清华的。比如北大有哲学系的学生大卫·俞（即后来的天津市长黄敬），清华有经济系的学生姚克广（即后来的副总理姚依林），燕大的则有王汝梅（即后来的外交部长黄华）、陈翰伯、龚普生和龚澎姊妹。其中当时有些已是共产党员了。因此究竟是斯诺影响到这些进步学生，还是这些进步学生在影响斯诺夫妇，把他们争取到同情和支援中国人民这方面来，这就很难说了。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斯诺为他们做了不少事情。把自己的客厅自觉地或不自觉地让出来作他们碰头聚会的地方是一桩；在他们为今后“怎么办”感到苦闷的时候，介绍他们写信给宋庆龄女士向她请教又是一桩。宋庆龄女士通过斯诺，亲笔写信对他们发出“你们要有所表示”的期望。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斯诺夫人激动地对他们说：“你们要游行，用稻草扎一个假人，写上华北两字，抬棺游行，表示华北即将灭亡。”这个办法在西方是屡见不鲜的，但在中国，而且在国家存亡这样一个危急关头，毕竟有点不够严肃。他们当然没有采纳这个建议，但是却连续用“平津十校”和“北平各校”名义联合发了两个通电，要求抗日。当时北京的报纸当然没有登，但是斯诺夫妇立即译成英语，发到国外。接下来的就是一二·九和一二·一六两次游行，斯诺夫妇不但参加了采访（他登上前门箭楼，拍了游行的照片），帮助学生在燕京临湖轩开外国记者招待会，并且向纽约《太阳报》发了电报。当时在北京的外国记者，只有他一人发了独家新闻。不管一二·九学生运动的背景如何，斯诺夫妇起了什么作用，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他们的功劳不能抹杀吧。一九七九年十一月
第十三篇
旭日上的暗影
一
论日本的战略（上）
当一九三八年七月[《西行漫记》第一版问世后一周年]，那是共产党神秘地预料着的中日战事爆发以后的一周年。他们对于这次战事预测的准确性也已经可以看出来了。他们对于这次战事的分析，和它所包含的革命的内情的信仰，以及他们对于中国获得最后胜利的信心——一种在战事发生以前被许多中立的观察者认为离奇的见解——都已经被实际的事实所证实了么？
谁是中日战争中的“胜利者”？
从远隔重洋的眼光来观察，这问题对于有许多人民一定仍是显得有些值得讨论的。日本在海、陆、空个方面是否仍是明显地比人家优越？日本有没有三十倍于中国的机械和飞机？日本仍是一个海军的强国，而中国现在竟毫无兵舰么？日本在经济上是稳固的么？它的事业上的基础仍是健全的么？它战时的资源在增加着么？它军民的士气仍是很旺盛的么？
日本已经破坏或攫取了约有四分之三左右的中国新兴事业。减少了中国国外贸易额的一半，侵占了五十万方里以上的中国领土。它的海军现在控制着全部中国海岸。它的军队从长城南下已经到达了黄河，从上海西上直抵了扬子江流域的中心。他们的侵略已经遍及了十省。他们又曾经掠焚毁了一个国都，并且似乎准备要攻击它的继起者。
但这是一种奇论：这种屠杀忍受的愈长久，最后的结果愈变成可疑。日本愈深入到大陆内地，它将来的幻影也愈显得不幸。它战胜的次数愈多，那么事实也愈是明显：这一次的战事决不能就以几个礼拜或几个月的阵地战和争夺战就算了事，而是二大民族拼死竞争的一个长期战争。在这战争中，各自竞争着大陆的盟主权和他们五万万的人口。并且在这个目光远大的透视中，最后的决定将不单靠军备，而是要靠亚洲战略的二个重要因子——时间和空间。
要顾及日本从近位首相所谓的“中国事件”发生以来所获得的成功或失败，我们必须首先了解它的目标。根本上，这是很简单的。事实无需再用疑惑，日本是切望着想征服中国，把白种人赶走，而最后想统治整个亚洲的。不合理的么？不可信的么？我们或许可以这样想。但是在东方住了十来年以后，在这一点上，我已经给日本军阀所说服了。——给他们那种率直的宣言和再三的行动——证明这是他们计划的理论。并且，他们也已经说服了我，说是实现这个小计划的可能性的宗教信心，是日本军阀统治着脑中在二十世纪的中心事实。
但是不论什么事总是逐步进行的。在现阶段的侵略声中，军事上的目标只是在实际上管辖华北，内蒙古，和西北的一部分——约三倍于日本本部的面积——这是日本希望把它们变为像满洲伪国一般的殖民地的。同时在华中和华南方面呢，日本或许只要在他的卵翼之下设立几个伪组织就够了。
在经济上，中国各处严重的实业竞争必须像在满洲国一样的加以破坏，以为一劳永逸之计。日本希望能独占全中国的天然资源，交通和她的人工，劳力，市场。
在政治上，目标已经扩大了。所有实权像近卫首相说的“蒋介石政府”必须推翻，中国的人力和物力也必须复兴起来以便将来在日本的领导之下和西方列强的抗衡中助成中国的征兵制度。这便是日本“亚洲门罗主义”，“中日合作”以及“巩固远东和平”的梦想。
这就完备了。在战略上，靠着这些行动，日军希望把从高丽越过蒙古平原一直到中央亚细亚的国防线都武装起来。把俄国东南部的边疆用堡垒包围起来，这样，便破裂了所有中俄的接壤。并且沿着富饶而直到现在还没有设防的中国海岸，日本海军计划建筑许多炮垒和海军根据地以实现它在西太平洋中最后的野心。这种根据地，一经建立之后，别国想把它从那里驱逐出去，就不能没有重大的牺牲了。日本海军界的激进派早就看到了这一点，他们从那种根据地将来可以攻击或破坏西方各国在南太平洋中的最后壁垒——同时，他们的陆军也可以开始攻打欧洲的门户了。
但是，当然在一九三七年七月日本进犯华北的时候，它并不想吞噬这么大一块像它现在正想一次嚼尽的一样。但是事态的败露使它不得不背信而贪食过度，甚至或许会因严重的不消化症而致死。不能获得它预期的速战速决，它便不得不侵占比它原来的计划更大了许多的土地。时间渐渐地从日本那里夺去了先占土地以制胜敌人的机会，并且无可避免地，它将被牵累到空间的纷扰中去。在那里，战争延长下去的时候，它将无以自拔。
因为空间和时间——在战略中可以讲作出奇制胜的长期 战和扩大战场的全面战——在力量的相互关系上是中国永远占着优势的二个因子。“速战速决”是战争开始时解决一切日本陆军问题的一个答案。
它需要速战速决，第一，因为要使这次战事不致扩大为主力战。第二，因为要阻止中国人民从一致抗战的团结意志下发觉他们的力量。第三，因为日本不但需要在这次战事中保持它一等强国的地位，并且还想从这次战事中表现出它在经济和政治上足够和反对它的列强周旋而有余。第四，因为要保持它的国外贸易，要立刻开拓它征服的土地，以及保持中国的经济基础使足够抵偿它在战事中的赔款。最后，因为要阻止任何国内叛变或社会革命的发生，不得不在日本人民开始感觉到他们可怕的财政负担的痛苦之前，带回去一个完全胜利的结果。
但是在执笔写这篇文的时候，大多数日人认为至多不过延长到六个月的战事，现在却已经是它的第二年了。并且结束的日期还不一定。因为它不能在空间和时间二方面去限制这次战事，日本对于上面列举的最初二点需要已经是无疑的失败了。并且可以预言的，它在第三和第四点上也不会成功。假使它在最后一点上又失算，那么，日本的太阳或许不会在一个新帝国的天空高升起来，却很有可能在它曾经经验过一次的失败上没落。
日本的根本错误是它在军事、政治和经济上的战略不能同时并进，尤其是它的军事战略不能在中国及国际间和它的政治需要相调整。从一种纯粹军事的眼光来看，大多数的观察者都同意：日本的战略在整个上说起来是健全的，有许多地方甚至是很超越的，并且在立即实现它的目标这一点上是相当成功的。但是它最大的错误是：在发展它的军事战略中，日本却没有运用一种狡猾的政治战略，因此便破坏了它出奇制胜的立场。
日本的军事专家，他们自信是十分“了解中国”和中国人的心理的，他们早就想藐视西方人对于中国的智识的，却不能把握政治战略的主动地位以获得东亚战局的决断力。在这一点上，他们显示了一种几乎使人不能相信的愚鲁。从政治的立场上来看，他们像一个生手一样的在从事着运动，不但对于目前的政治环境全不熟悉，而且根本不了解中国内部实力均衡的各种特点，以及最近二十年来的教训。
结果，日本差不多失去了所有内部分裂，地域观念，敌对和嫉妒等等的良好机会。这种机会在战事开始时是任凭一种完美的政治战略所支配的。它又被迫着不得不改变战略，不时改变它的目标，增加它的困难，以及扩大它最后失败的范围。假使有人要为日本陆军目前所遇到的悲剧找出一个单独的理由，他便可以这样说：他甚至完全不能接受南京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在华南作战的教训，更不能在蒋氏克服苏维埃区域的战略中得到什么好处。委员长曾经再三的说过：和中国红军的战事，“只能用三分军事，却需七分政治。”中日战事中的政治成分正和这一样的大；但是日本的参谋机关在计划它的战略的时候，几乎不把这政治的因素看在眼里。
日本政治战略的主要错误根源于一种先见；这便是对于中国人民目前正在推行着的统一，士气，爱国心，——和抗日思想——的深化和普遍性估计得太低。它在和一个不再存在的敌人作战——和军阀时代的中国。对于中国内部的分化里，腐败，叛逆，地域观念和不抵抗等自动的成分估计得太大，它在实际上几乎没有采取什么步骤来使这些阻力尖锐化，但是却因为它的军事行动使每件事情都促成了他们内部的紧张。由于它推测的谬误，对于这些得到一个及时胜利所必需的希望，它已是悲惨的失败了。
所以，即使在华北，它的预料也是毫无根据的。三个北方的行政长官中——河北省的主席宋哲元，陕西省的老督军阎锡山，或山东省意志薄弱的首领韩复榘——一个都没有变为傀儡。日本在这几省中几百万元的贿赂都白白的牺牲了。日本原需要征服他们每一呎土地的，现在却仍旧寸步未动。像北方这样弱的民族精神尚且足够驱策所有当地重要的中国领袖出来抵抗，并且用这惊人的力量来抵抗那种多数中国人都怕他们会出卖领土给人本的人。
一
论日本的战略（下）
在上海尤其在南京，日本在政治和经济的战略方面曾造成了它最严重的错误。现在一般都承认它的进犯扬子江，尤其是进犯南京即使在侵略成功的时候，也是它在军事上时间方面的大错误。我个人的意见以为这或许会铸成历史上一次断然的错误。它的结果和它所希望的颇相径庭。日本希望靠着这次对于华中一个实业，经济，和政治的中心的致命打击能够在表面上“叫中国屈膝”。但是不然，它却使他们站得更稳了。它攻击扬子江下游时的那种恐怖的震动，中国政府往日的经济基础的全部毁灭——所有这些恐怖的和极端主义的计划，产生了在空间上扩展这次冲突的变化，因此，日本才知道在时间上去限制这次战争——这些事实不但没有破坏抗战，却反大大的鼓起了抗战的朝气。
由于它在上海和南京的种种暴行，日本完成了几件它所应该竭力避免的事。它给予当时中国政府里的官僚们以一种经济上的破坏。那些官僚们在客观上都是反对战争的——上海的“买办阶级”，银行家，实业家，大地主的家族，和麕集在上海外国租界里的富商们，他们经济的兴旺大抵都依靠和各帝国主义间的妥协。它竟死命地暗损了他们在南京有力的政治活动，这种活动常是在赞成和日本“合作”的一方面的，并且这种活动仍是继续地存在，直到战事发生时为止，始终想把华南和华北的往来继续维持一个相当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