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个愉快的前景。有些在华外国资本家认为这是发疯。但是也有其他的人坦率承认，已有千百万中国人成了日本的亡国奴，在这样的情况下，就不能怪中国人现在宁死也不愿再未经一战就放弃他们的自由。
至少红军有充分决心要抗战，而且认为一打仗他们就首先上前线，这一点不仅可以从他们的领导人的热烈言论中，从军队严格的实际训练中，从他们提出要同他们十年宿敌国民党组成“统一战线”的建议中可以看出，而且也可以从苏区到处看得到的紧张宣传活动中看出。
在这种宣传教育活动中起着一个带头作用的是许多叫做人民抗日剧社的青年组成的剧团，他们在苏区不断地巡回旅行，宣传抗战，在农民中唤起尚在沉睡中的民族主义意识。
我首次参观红军大学后不久就去看了这个令人惊异的儿童剧社的一场演出。
①一八六六——一九四六年，著名英国小说家。②罗斯福的一个新政机构。——译注
五
红军剧社（上）
我同一个邀我前去看红军剧社演出的年轻干部出发时，人们已经纷纷朝着那个用古庙临时改建的露天剧场奔去了。 那天是星期六，距日落还有两三个小时，保安似乎已经倾城而出。
学员、骡夫、妇女、被服工厂和鞋袜工厂的女工、合作社职工、苏区邮局职工、士兵、木工、拖儿带女的村民，大家都向河边那块大草地涌过去，演员们就在那里演出。很难想象有比这更加民主的场合了。不远的网球场上甚至还有几头羊在啃草。
不售门票，没有包厢，也无雅座。我看到中央委员会书记洛甫、红军大学校长林彪、财政人民委员林伯渠、政府主席毛泽东以及其他干部和他们的妻子都分散在观众中间，像旁人一样坐在软绵绵的草地上。演出一开始就再也没有人去怎么注意他们了。
台上挂着一块红色的绸制大幕布，上面有“人民抗日剧社”几个大字，还有拉丁化的新文字拼音，红军大力提倡拉丁化来促进群众教育。节目有三个小时，有短剧、舞蹈、歌唱、哑剧——可以说是一种杂耍表演，共同的地方主要是两个中心主题：抗日和革命。节目充满了明显的宣传，一点也不精致，道具都很简单。但是优点是从锣鼓铙钹和假嗓歌唱中解放出来，采用活的题材而不像腐朽的中国京剧那种没有意义的历史故事。最后，演出生气勃勃，幽默风趣，演员和群众打成一片，这就弥补了一部分细腻精美的不足。红军剧社的观众似乎真的在听着台上的说话：同那些神情厌烦的京剧观众相比，这真使人惊奇，因为在中国，看戏的把时间主要花在吃水果、嗑瓜子、聊天、把热毛巾扔来扔去、到别的包厢里去访客上面，只是偶尔才看一下台上的戏。
第一个短剧叫《侵略》，以一九三一年满洲一村庄为背景，幕起时日军到达，把不抵抗的中国军队赶走。第二幕中，日本军官在一个农民家设宴，把中国人当作椅子坐，喝醉了酒侮辱中国人的妻女。下一幕是日本毒贩在叫卖吗啡和海洛因，强迫每一农民买一份。一个青年拒绝，就被叫出来讯问：“你不买吗啡，你不遵守满洲国卫生条例，你不爱你的‘圣上’溥仪，”拷打他的人这么说。“你不好，你是抗日的匪徒！”那个青年就马上给处决了。
接着一场戏是农村集市，有些小商人在太平的气氛中叫卖货物。突然来了日本兵，搜查“抗日匪徒”。他们要当场察看身份证，忘记带在身上的就被枪决了。接着两个日本军官大吃一个小贩的猪肉。吃完后他要他们付钱时，他们奇怪地看着他说：“你要我们付钱？可是蒋介石把满洲、热河、察哈尔、塘沽停战、何应钦一梅津协定、冀察委员会都给了我们，也没有要一个铜板！为了一点点肉，你却要我们付钱！”他们立刻把他当作“匪徒”用刺刀捅死了。
当然，最后村子里的人忍无可忍了。商贩们把货摊和遮阳的大伞推倒，农民们拿起长矛，妇女儿童拿起菜刀赶来，大家都宣誓要同日本鬼子“血战到底”。 这个短剧很幽默风趣，用了本地方言。观众不时哄堂大笑，或者对日本人表示厌恶和仇恨的咒骂，他们情绪很激动。对他们来说，这不仅仅是政治宣传，也不是滑稽戏，而是深刻的真理。演员大多数是十几岁的少年，而且是陕西和山西的本地人，但是观众由于全神贯注于剧中的思想，就把这一点完全给忘记了。
这场以滑稽戏为形式的表演所蕴藏的残酷的现实意义，并没有因为剧中的风趣和幽默而模糊起来，至少对一个在场的年轻战士是如此。他在演剧结束时站了起来，用感情激动的嗓子大声喊道：“打死日本强盗！打倒杀害中国人民的凶手！打回老家去！”全场观众都齐声高喊他的口号。我后来打听到这个少年是个东北人，他的父母都被日本人杀死了。
就在这个时候，漫游的羊群引起了哄堂大笑，缓和了气氛。原来它们正在满不在乎地啃球网，那是开场前忘记收起来的。一些学员赶去追逐羊群，把文娱部门这一重要财产抢救下来，引起了观众一阵哄笑。
第二个节目是《丰收舞》，由剧社的十几个女孩子优美地演出。她们光着脚，穿着农民的衣裤和花背心，头上系着绸头巾，跳起舞来动作整齐优美。我后来知道，其中有两个姑娘是从江西一路走过来的，她们原来在瑞金的红军戏剧学校学习舞蹈。她们是真正有才华的。
另外一个独特而好玩的节目叫做《统一战线舞》，表演中国动员抗日。我不知道他们是用什么魔术变出这些服装来的，忽然之间有一群群青年穿着白色的水手服，带着水手帽，穿着短裤——先是以骑兵队形，后来以空军队形，步兵队形，最后以海军队形出现。中国人是演哑剧的天生艺术家，他们的姿态十分写实地传达了舞蹈的精神。
接着是一个叫做《红色机器舞》。小舞蹈家们用音响和姿势，用胳膊、大腿、头部的相互勾接和相互作用，天才地模拟了气缸的发动、齿轮和轱辘的转动、发动机的轰鸣——未来的机器时代的中国的远景。
在演出之间，观众中不时有人叫喊，要请别人即兴唱歌。在大家的要求下，五六个陕西本地姑娘——工厂女工——唱了本省的一个古老民歌，由一个陕西农民用土制琵琶伴奏。另一个“点名”演出是一个学员吹口琴，又有一个学员唱一首南方人爱唱的歌。接着，使我感到完全手足无措的是，有人要求外国新闻记者独唱！
她们不肯放过我。天晓得，我除了狐步舞、圆舞曲、《波希米》和《圣母玛丽亚》以外，什么也不会，而这些乐曲对这批斗志昂扬的观众来说是很不合适的。我甚至已记不起《马赛曲》是怎么唱的了。他们仍继续要求。我在极度尴尬的情况下终于唱了《荡秋千的人》。他们很有礼貌。没有叫我再来一个。
看到幕布升起演下一个节目，我这才感到心头一块大石落地。这个节目是一个有革命主题的社会剧——一个管账的同他的房东太太谈恋爱。接着又是舞蹈，舞蹈之后是一个关于西南方面新闻的活报剧和儿童们合唱《国际歌》。从灯光集中的一个圆柱上拉出绳子来挂着万国旗，周围伏着许多舞蹈演员。她们慢慢地跟着歌词抬起身来，挺立着，最后在歌声结束时高举着紧握的拳头。
演出结束了，但是我的好奇心仍旧未减。因此第二天我去访问人民抗日剧社的社长危拱之女士。
五
红军剧社（下）
危女士于一九〇七年生于河南，参加红军已有十年。她原来参加“基督将军”冯玉祥的国民军的宣传队，一九二七年冯玉祥 与南京的政变妥协以后，她就同许多年轻学生一起离开那里，在汉口加入共产党。一九二九年共产党派她去欧洲，在法国学习了一个时期以后又到莫斯科去，一年后回国，闯过国民党对红色中国的封锁，开始在瑞金工作。
她把红军剧社的历史向我作了一些介绍。演剧团体最初是在一九三一年在江西组织起来的。据危女士说，在那里，在瑞金的著名的高尔基学校里，从苏区各地招来了一千多名学员，红军训练了大约六十个剧团。他们在各个村子里和在前线巡回演出。每个剧团都收到各村苏维埃要求去演戏的邀请。农民们由于文化生活贫乏，对于任何娱乐都是很受欢迎的，他们自动安排交通、吃饭、住宿的问题。
危女士在南方时任副社长，到了西北以后负责全部戏剧工作。她在江西参加长征，使几十个经历长征而仍活下来妇女之一。在南方的军队到西北之前，陕西苏区就已有了剧社，但在江西的演员到大以后，戏剧艺术显然有了新的生命。危女士告诉我，现在一共约有三十个这样的巡回剧社，甘肃也有一些。我以后旅行时还会碰到。
危女士继续说：“每个军都有自己的剧团，几乎每个县也都有。演员几乎都是在当地招来的。我们从南方来的有经验的演员现在都已成了导演了。”我遇到好几个少年先锋队员，他们还只有十几岁，可是已经过长征，现在负责组织和训练各个村子里的儿童剧社。
“农民们老远来看我们红军演出，”危女士自豪地告诉我。“有时，我们临近白区边界，国民党士兵偷偷地带信来要求我们的演员到边界的集市上去。我们去后，红军和白军都不带武器前来集市看我们表演。但是国民党高级军官如果知道是绝不答应的，因为国民党士兵一旦看了我们演出后就不愿再打红军了！”
这些剧团使我奇怪的不是他们向世界提供什么有艺术价值的东西，他们显然没有，而是他们设备这么简陋，可是却能满足真正的社会雷要。他们的道具和服装都很少，但就是能够用这种原始的材料演出逼真的戏剧。演员们除了伙食和衣着之外，所得生活津贴极微，但是他们象所有共产党员一样天天学习，他们相信自己是在为中国和中国人民工作。他们到哪儿就睡在那儿，给他们吃什么就愉快地吃什么，从一个村子长途跋涉走到另一个村子．从物质享受来说，他们无疑是世界上报酬最可怜的演员，然而我没有见过比他们更愉快的演员了。
红军的剧本和歌曲都是自己写作的。有些是多才多艺的干部给他们写的，但是大多数是宣传部门的作家和艺术家写的。有些短剧是成仿吾写的，他是一个著名的文学批评家，三年前参加红军，另外一些是中国最著名的女作家丁玲最近写的，她现在也参加了红军。
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没有比红军剧社更有力的宣传武器了，也没有更巧妙的武器了。由于不断地改换节目，几乎每天变更活报剧，许多军事、政治、经济、社会上的新问题都成了演戏的材料，农民是不易轻信的，许多怀疑和问题就都用他们所容易理解的幽默方式加以解答。红军占领一个地方以后，往往是红军剧社消除了人民的疑虑，使他们对红军纲领有个基本的了解，大量传播革命思想，进行反宣传，争取人民的信任。例如，在最近红军东征山西时，成百上千的农民听说随军来了红军剧社，都成群结队来看他们演出，自愿接受用农民喜闻乐见的形式的戏剧进行的宣传。
总的来说，这是把“艺术搞成宣传”到了极端的程度，很多人会说，“为什么把艺术扯了进去？”但从广义来说，这就是艺术，因为它为观众带来了生活的幻觉，如果说这是一种简单的艺术的话，那是因为它所根据的活的材料和它作为对象的活的人在对待人生的问题上也是简单的。对中国的人民大众来说，艺术和宣传是划不情界限的。唯一的不同在于：什么是人生经验中可以理解的，什么是不能理解的。
你知道在某种意义上你也可以把整个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史看成是一个盛大的巡回宣传演山，与其说是为了保卫某种思想的绝对正确，不如说是为了保卫这种思想的存在权利。我现在也很难说，但是这很可能是红军最有永久价值的贡献，即使他们最终遭到失败和打垮。已有千百万年轻的农民听到了这些嘴上无毛的青年所宣传的马克思主义福音，即使这些青年已有成千上万的人如今已经牺牲了，对这些农民来说，中国古旧文化的禁忌束缚是决不会再那样有效了。不论命运使这些红军颠沛流离到什么想象不到的地方，他们都有力地要求进行深入的社会改革——对此，农民是不可能用其他方法知道的——而且他们给穷人和受压迫者带来了必须行动起来的新信念。
不论他们有时犯过多么严重的错误，不论他们的过火偏向造成了多大的悲剧，不论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或那个问题上的强调或重视有多么夸大，但是他们真诚的迫切的宣传目标始终是要震撼、唤起中国农村中的亿万人民，使他们意识到自己在社会中的责任，唤起他们的人权意识，同儒道两教的胆小怕事、消极无为、静止不变的思想作斗争，教育他们，说服他们，而且没有疑问，有的时候也缠住他们，强迫他们起来为“人民当家作主”——这是中国农村中的新气象——而斗争，为共产竞心目中的具有正义、平等、自由、人类尊严的生活而斗争。农民阶级经过两千年的沉睡以后在觉醒的状态下逐渐站起来，由此而产生的这种越来越大的压力，较之南京方面所通过的一切口头上十分虔诚而实际上毫无意义的决议，更加能够迫使在中国实现巨大的变化。
这种“共产主义”究竟意味着什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由于突然得到大量的科学知识，引起了伟大的梦想，开始“回到民间去”，到他们国家的基层乡土中去，把他们新获得的知识“启示’一些给知识上贫乏的农村，给生活在黑暗中的农民，争取他们的联盟，一起来建设一种“比较富裕的生活”。一个更好的世界是能够创造的，而且只有他们才能够创造这样一个世界，在这样的信念的鼓舞下，他们把实行的方案——公社的理想——带到人民中去，征求他们的认可和支持。他们赢得的支持似乎达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他们通过宣传和具体行动使亿万人民对于国家、社会和个人有了新的概念。
我置身在红军之中常常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仿佛我是在一批过着暴力生活的学生中间，只是因为历史所造成的奇怪的缘故，这种暴力的生活对他们来说，较之踢足球、教科书、谈恋爱，较之其他国家中青年的主要关心的事情，似乎更加重要得多。有时我几乎不能相信，只是由于这一批坚决的青年，有了一种思想的武装之后，竟然能够对南京的千军万马进行了群众性斗争达十年之久。这种不可置信的战斗友谊是怎么产生的呢?是用什么连结在一起的呢？它的力量来自什么地方?也许可以说，它毕竟还是没有成熟，但这是为什么？它看来基本上仍旧象是一种有力的示威，象一种青年运动，这又是为什么？
只有当你了解中国的历史在过去四分之一的世纪中所经过的那种突出的孕育过程的时候，这个问题才能得到答复。这一孕育的合法产儿显然就是现在这支红军。几百年来，中国的文人一直要努力凌驾于人民之上，侪身于高高在上统治人民大众的一小批官僚阶级之列——所凭借的手段就是把象形文字和仅有的一些知识据为已有，以此来作为控制乡村的愚昧的武器，而不是用来启蒙。但是新的孕育却产生了一种现象——这个婴儿不但要同“愚昧的大众”共享知识，而且甚至要把大众理想化。
我在保安的时侯常常暗自思量，我怎么才能够把这震撼中国胎盘的极其自然的动荡解释清楚。我怎么才能够把这缓慢的受孕、临产的胎动、产时的阵痛、产后的结果描写出来?我可以一一列举简单的历史事实；但我无法表达它对人造成的苦难剧痛。这时，毛泽东开始向我谈到他的一些个人历史，我一个晚上接着一个晚上，一边写着他的个人历史，一边开始认识到，这不仅是他的个人历史，也是共户主义——一种对中国有实际意义的适合国情的共产主义，而不是象有些作者所天真地认为的那样，不过是从国外领来的孤儿——如何成长，为什么能赢得成千上万青年男女的拥护和支持的记录。这种个人历史，我后来在红军许多其他领导人身上也会不断听到，只是细节上有很多的不同。我想读者要想知道的，就是这样的故事。下面就是这个故事。
第四篇
一个共产党员的由来
一
童年（上）
我交给毛泽东一大串有关他个人的问题要他回答，我为我的爱追根究底感到很不好意思，几乎就像一个日本移民官员应该——然而却没有——为他的无礼唐突感到不好意思一样。对于我在不同事情上提出的五、六组问题，毛泽东一谈就是十几个晚上，但很少提到他自己或者他个人在谈到的某些事件中的作用。我开始以为，要想他给我谈谈这方面的详细情况是不可能的了：他显然认为个人是不关重要的。他也象我所遇见过的其他共产党人一样，往往只谈委员会啦、组织啦、军队啦、决议案啦、战役啦、战术啦、“措施”啦等等等等，而很少谈到个人的经历。
有一段时间，我以为这种不愿详谈私事，甚至不愿谈他们同 志们的个人功绩，也许是出于谦虚，或者是对我有所顾忌或怀疑，或者是考虑到其中许多人头上悬有赏格的缘故。后来我才发现，与其说是出于上述的原因，而不如说是因为他们大多数人实在不记得那些个人琐事了。当我开始搜集传记材料的时候，我一再发现，共产党人是能够说山青少年时代所发生的一切事情的，但是一旦他参加红军以后，他就把自己给忘掉在什么地方了，如果你不是一再地问他，就不会听到更多关于他自己的事情，你所听到的只是关于红军、苏维埃或党的故事——这些名词的第一个字母都是大写的。他们能够滔滔不绝地谈每次战役的日期和经过，他们进进出出别人从来没有听说过的无数地方的情况；但是这些事件对他们只有集体的意义，不是因为他们作为个人在那里创造了历史，是因为红军曾经到过那里，而在红军后面的是他们为之战斗的那个意识形态的整个有机力量。这是一个有趣的发现，却造成了报道的困难。
一天晚上，当我的其他问题都得到答复以后，毛泽东便开始回答我列为“个人历史’的问题表。他看到“你结过几次婚”这个问题的时候微笑起来。后来传出谣言说我问毛泽东有几个老婆，但是他毕竟是主张实行一夫一妻制的。不管怎样，他是不大相信有必要提供自传的。但我力争说，在一定程度上，这比其他问题上所提供的情况更为重要。我说：“大家读了你说的话，就想知道你是怎样一个人。再说，你也应该纠正一些流行的谣言。”
我提请他注意关于他的死亡的各种传说，有些人认为他能说流利的法语，有些人则说他是一个无知的农民，有一条消息说他是一个半死的肺病患者，有的消息则强调他是一个发疯的狂热分子。他好象稍为感到意外，人们竟然会花费时间对他进行种种猜测。他同意应该纠正这类传说。于是他再一次审阅我写下的那些问题。
最后他说，“如果我索性撇开你的问题，而是把我的生平的梗概告诉你，你看怎么样?我认为这样会更容易理解些，结果也等于回答了你的全部问题。”
“我要的就是这个！”我叫道。
在以后接着几个晚上的谈话中，我们真象搞密谋的人一样，躲在那个窑洞里，伏在那张铺着红毡的桌子上，蜡烛在我们中间毕剥着火花，我振笔疾书，一直到倦得要倒头便睡为止。吴亮平坐在我身旁，把毛泽东的柔和的南方方言译成英浯，在这种方言中，“鸡”不是说成实实在在的北方话的“chi”，而是说成有浪漫色彩的"ghii”，“湖南”不是“Hunan”，而是“Funan”，一碗“茶”念成一碗“ts’a”，还有许多更奇怪的变音。毛泽东是凭记忆叙述一切的；他边说我边记。我在上文已经说过，我记下的笔记又重译成中文，加以改正。除了对耐心的吴先生的句法作了必要的修改以外，我并没有把它作文学上的加工，下面就是这样做的结果：
一
童年（中）
“我于一八九三年生在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我父亲叫毛顺生，我母亲在娘家的名宁叫文其美。我父亲原是一个贫农，年轻的时候，因为负债过多而只好去当兵。他当了好多年的兵。后来，他回到我出生的村子，做小生意和别的营生，克勤克俭，攒积下一点钱，买回了他的地。
这时我家有十五亩田地，成了中农，靠此每年可以收六十担谷①。一家五口一年共吃三十五担——即每人七担左右——这样每年还有二十五担剩余。我的父亲利用这些剩余，又积蓄了一点资本，后来又买了七亩地，这样我家就有‘富’农的地位了。那时候我家每年可以收八十四担谷。当我十岁家中只有十五亩地的时候，一家五口人是：我父亲、母亲、祖父、弟弟和我。我们又买了七亩地以后，祖父去世了，但又添了一个弟弟。可是我们每年仍然有四十九担谷的剩余，我的父亲就靠此渐渐富裕起来。
我父亲还是一个中农的时候，就开始做贩运谷子的生意，赚了一些钱。他成了‘富’农之后，就用大部分时间做这个生意了。他雇了一个长工，还叫孩子们和妻子都到地里干活。我六岁就开始干农活了。我父亲做生意并没有开铺子，他只是从贫苦农民那里把谷子买下来，然后运到城里卖给商人，在那里得到个高一些的价钱。在冬天碾谷的时候，他便多雇一个短工干活，那时我家就有七口人吃饭。我家吃得很俭省，不过总是够吃的。
我八岁那年开始在本地一个小学堂读书，一直读到十三岁。早晚我到地里干活。白天我读孔夫子的《论语》和《四书》。我的国文教员是主张严格对待学生的。他态度粗暴严厉，常常打学生。因为这个缘故，我十岁的时候曾经逃过学。但我又不敢回家，怕挨打，便朝县城的方向走去，以为县城就在一个山谷里。乱跑了三天之后，终于被我家里的人找到了。我这才知道我只是来回兜了几个圈子，走了那么久，离家才八里路。可是，我回到家里以后，想不到情形有点改善。我父亲比以前稍微体谅一些了，老师态度也比较温和一些。我的抗议行动的效果，给了我深刻的印象。这次‘罢课’胜利了。
我刚识了几个字，父亲就让我开始给家里记帐。他要我学珠算。既然我父亲坚持，我就在晚上记起帐来。他是一个严格的监工，看不得我闲着；如果没有帐要记，就叫我去做农活。他性情暴躁，常常打我和两个弟弟。他一文钱也不给我们，给我们吃的又是最差的。他每月十五对雇工们特别开恩，给他们鸡蛋下饭吃，可是从来没有肉。对于我，他不给蛋也不给肉。
我母亲是个心地善良的妇女，为人慷慨厚道，随时愿意接济别人。她可怜穷人，他们在荒年前来讨饭的时候，她常常给他们饭吃。但是，如果我父亲在场，她就不能这样做了。我父亲是不赞成施舍的。我家为了这事多次发生过争吵。
我家分成两‘党’。一党是我父亲，是执政党。反对党由我、母亲、弟弟组成，有时连雇工也包括在内。可是在反对党的‘统一战线’内部，存在着意见分歧。我母亲主张间接打击的政策。凡是明显的感情流露或者公开反抗执政党的企图，她都批评，说这不是中国人的做法。
但我到了十三岁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同我父亲辩论的有效的方法，那就是用他自己的办法，引经据典地来驳他。父亲喜欢责备我不孝和懒惰。我就引用经书上长者必须仁慈的话来回敬。他指摘我懒惰，我就反驳说，年纪大的应该比年纪小的多干活，我父亲年纪比我大两倍多，所以应该多干活。我还宣称：等我到他这样年纪的时候，我会比他勤快得多。
老头儿继续‘聚财’，这笔财产在那个小村子里已被认为是笔大财了。他不再买进土地，但他典进了许多别人的地。他的资本增加到了两三千元。我的不满增加了。在我们家里，辩证的斗争在不断地发展着②。有一件事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大约十三岁的时候，有一次父亲请了许多客人到家里；我们两人在他们面前争论了起来。父亲当众骂我懒而无用。这激怒了我。我骂了他，就离开了家。母亲追上前来，竭力劝我回去。父亲也赶来，一边骂一边命令我回去。我跑到一个池塘旁边，恫吓说如果他再走近一步，我就要跳下去。在这种情况下，双方都提出了停止内战的要求和反要求。父亲坚持要我磕头认错。我表示如果他答应不打我，我可以跪一条腿磕头。战争就这样结束了。我从这件事认识到，我如果公开反抗，保卫自己的权利，我父亲就软了下来；可是如果我仍温顺驯服，他反而打骂我更厉害。
回想起来，我认为我父亲的严厉态度到头来是自招失败。我学会了恨他，我们对他建立了真正的统一战线。同时，他的严厉态度大概对我也有好处。这使我干活非常勤快，使我仔细记帐，免得他有把柄来批评我。
我父亲读过两年书，认识一些宇，足够记帐之用。我母亲完全不识字。两人都是农民家庭出身。我是家里的‘读书人’。我熟读经书，可是不喜欢它们。我爱看的是中国旧小说，特别是关于造反的故事。我很小的时候，尽管老师严加防范，还是读了《精忠传》、《水浒传》、《隋唐》、《三国》和《西游记》。这位老先生讨厌这些禁书，说它们是坏书。我常常在学堂里读这些书，老师走过来的时候就用一本正经书遮住。大多数同学也都是这样做的。许多故事，我们几乎背得出，而且反复讨论了许多次。关于这些故事，我们比村里的老人知道得还要多些。他们也喜欢这些故事，常常和我们互相讲述。我认为这些书大概对我影响很大，因为是在容易接受的年龄里读的。
我十三岁时，终于离开了小学堂，开始整天在地里帮长工干活，白天做—个全劳力的活，晚上替父亲记帐。尽管这样，我还是继续读书，如饥如渴地阅读凡是我能够找到的一切书籍，经书除外。这教我父亲很生气，他希望我熟读经书，尤其是在一次打官司时，由于对造在法庭上很恰当地引经据典，使他败诉之后，更是这样了。我常常在深夜里把我屋子的窗户遮起，好使父亲看不见灯光。就这样我读了一本叫做《盛世危言》的书，这本书我非常喜欢。作者是一位老派改良主义学者，以为中国之所以弱，在于缺乏西洋的器械——铁路、电话、电报、轮船，所以想把这些东西传入中国。我父亲认为读这些书是浪费时间。他要我读一些象经书那样实用的东西，可以帮助他打赢官司。
我继续读中国旧小说和故事。有一天我忽然想到，这些小说有一件事情很特别，就是里面没有种田的农民。所有的人物都是武将、文官、书生，从来没有一个农民做主人公。对于这件事，我纳闷了两年之久，后来我就分析小说的内容。我发现它们颂扬的全都是武将，人民的统治者，而这些人是不必种田的，因为土地归他们所有和控制，显然让农民替他们种田。
我父亲毛顺生早年和中年都不信神，可是我母亲信佛却很虔诚。她向自己的孩子灌输宗教信仰，我们都因为父亲不信佛而感到伤心。我九岁的时候，曾经同母亲认真地讨论过我父亲不信佛的问题。从那以后，我们好几次想把他转变过来，可是没有成功。他只是骂我们，在他进攻之下，我们只好退让，另想办法。但他总是不愿意和神佛打交道。
可是，我看的书，逐渐对我产生了影响，我自己也越来越怀疑了。我母亲开始为我担忧，责备我不热心拜佛，可是我父亲却不置可否。后来，有一天，他出去收帐，路上遇到一只老虎。老虎猝然遇见人，慌忙逃跑了。可是我父亲却感到更加吃惊，对于他这次脱险的奇迹，他后来想得很多。他开始觉得，是不是得罪 了神佛。从此，他开始比较敬佛，有时也烧些香。然而，对于我越来越不信佛，老头儿却不加干涉。他只有处境不顺当的时候，才求神拜佛。”
①一担和一百三十三磅又三分之一。②毛泽东在追忆这些事情的时候，幽默地笑着应用这些政治名词来说明。
一
童年（下）
“《盛世危言》激起我想要恢复学业的厚望．我也逐渐讨厌田间劳动了。不消说，我父亲是反对这件事的。为此我们发生了争吵，最后我从家里跑了。我到一个失业的法科学生家里，在那里读了半年书。以后我又在一位老先生那里读了更多的经书，也读了许多时论和一些新书。
这时，湖南发生了一件事情，影响了我的一生。在我读书的那个小学堂外边，我们学生看到许多豆商从长沙回来。我们问他们为什么都离开长沙。他们告诉我们城里闹了大乱子。
那年发生了严重的饥荒，长沙有成千上万的人饿饭。饥民派了一个代表团到抚台衙门请求救挤。但抚台傲慢地回答他们说：‘为什么你们没有饭吃?城里有的是。我就总是吃得饱饱的。’抚台的答复一传到人们的耳朵里，大家都非常愤怒，他们举行了群众大会，并且组织了一次游行示威。他们攻打清朝衙门，砍断了作为官府标志的旗杆，赶走了抚台。这以后，一个姓庄的布政使骑马出来，晓谕百姓，说官府要采取措施帮助他们。这个姓庄的说话显然是有诚意的，可是皇上不喜欢他，责他同‘暴民’勾结。结果他被革职，接着来了一个新抚台，马上下令逮捕闹事的领袖，其中许多人被斩首示众，他们的头挂在旗杆上，作为对今后的‘叛逆’的警告。
这件事在我们学堂里讨论了许多天，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多数学生都同情‘造反的’，但他们仅仅是从旁观者的立场出发。他们并不懂得这同他们自己的生活有什么关系。他们单纯地把它看作一件耸听的事而感兴趣。我却始终忘不掉这件事。我觉得造反的人也是些象我自己家里人那样的老百姓，对于他们受到冤屈，我深感不平。
不久以后，在韶山，秘密会社哥老会①里的人同本地一个地主发生了冲突。这个地主到衙门里去控告他们。因为他有钱有势，所以很容易胜诉。哥老会里的人败诉了。但是他们并没有屈服，他们起来反抗地主和政府，撤到本地一个叫做浏山的山里，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山寨。官府派兵去攻打他们，那个地主散布谣言说，哥老会举起义旗的时候，曾经杀死一个小孩祭旗。起义的领袖，是一个叫做彭铁匠的人。最后他们被镇压下去了，彭铁匠被逼逃走，后来终于被捕斩首。但是在学生眼里，他是一个英雄，因为大家都同情这次起义。
第二年青黄不接的时候，我们乡里发生了粮荒。穷人要求富户接济，他们开始了一个叫做‘吃大户’的运动。我父亲是一个米商，尽管本乡缺粮，他仍然运出大批粮食到城里去。其中有一批被穷苦的村民扣留了，他怒不可遏。我不同情他，可是我又觉得村民们的方法也不对。
这时还有一件事对我有影响，就是本地的一所小学来了一个‘激进派’教师。说他是‘激进派’，是因为他反对佛教，想要去除神佛。他劝人把庙宇改成学堂。大家对他议论纷纷。我钦佩他，赞成他的主张。
这些事情接连发生，在我已有反抗童识的年轻心灵上，留下了磨灭不掉的印象。在这个时期，我也开始有了一定的政治觉悟，特别是在读了一本关于瓜分中国的小册子以后。我现在还记得这本小册子的开头一句：‘呜呼，中国其将亡矣！’这本书谈到了日本占领朝鲜、台湾的经过，谈到了越南、缅甸等地的宗主权的丧失。我读了以后，对国家的前逾感到沮丧，开始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我父亲决定送我到湘潭一家同他有来往的米店去当学徒。起初我并不反对，觉得这也许是有意思的事。可是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我听说有一个非常新式的学堂，于是决心不顾父亲反对，要到那里去就学。学堂设在我母亲娘家住的湘乡县。我的一个表兄就在那里上学，他向我谈了这个新学堂的情况和‘新法教育’的改革。那里不那么注重经书，西方‘新学’教得比较多。教学方法也是很‘激进’的。
我随表兄到那所学堂去报了名。我说我是湘乡人，以为这所学堂只收湘乡人。后来我发现这所学堂招收各地学生，我就改用湘潭的真籍贯了。我缴纳一千四百个铜元，作为五个月的膳宿费和学杂费。我父亲最后也同意我进这所学堂了，因为朋友们对他说，这种‘先进的’教育可以增加我赚钱的本领。这是我第一次到离家五十里以外的地方去。那时我十六岁。
在这所新学堂里，我能够学到自然科学和西学的新学科。另外一件事值得一提，教员中有一个日本留学生，他戴着假辫子。很容易看出他的辫子是假的。大家都笑他，叫他‘假洋鬼子’。
我以前从没有见过这么多孩子聚在一起。他们大多数是地主子弟，穿着讲究；很少农民供得起于弟上这样的学堂。我的穿着比别人都寒酸。我只有一套象样的短衫裤。学生是不穿大褂的，只有教员才穿，而洋服只有‘洋鬼子’才穿。我平常总是穿一身破旧的衫裤，许多阔学生因此看不起我。可是在他们当中我也有朋友，特别有两个是我的好同志。其中一个现在是作家，住在苏联。
人家不喜欢我也因为我不是湘乡人。在这个学堂，是不是湘乡本地人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还要看是湘乡哪一乡来的。湘乡有上、中、下三里，而上下两里，纯粹出于地域观念而殴斗不休，彼此势不两立。我在这场斗争中采取中立的态度，因为我根本不是本地人。结果三派都看不起我。我精神上感到很压抑。
我在这个学堂里有了不少进步。教员都喜欢我，尤其是那些教古文的教员，因为我写得一手好古文。但是我无心读古文。当时我正在读表兄送给我的两本书，讲的是康有为的变法运动。一本是《新民丛报》，是梁启超编的②。这两本书我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我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也非常感谢我的表兄，当时我以为他是很进步的，但是他后来变成了反革命，变成了一个豪绅，在一九二五到二七年的大革命中参加了反动派。
许多学生因为假辫子而不喜欢那个‘假洋鬼子’，可是我喜欢听他谈日本的事情。他教音乐和英文。他教的歌中有一首叫做(黄海之战》的日本歌，我还记得里面的一些动人的歌词：
麻雀歌唱，
夜莺跳舞，
春天里绿色的田野多可爱，
石榴花红，
杨柳叶绿，
展现一幅新图画。
这首歌是歌颂日本战胜俄国的，我当时从这首歌里了解到 并且感觉到日本的美，也感觉到一些日本的骄傲和强大③。我没有想到还有一个野蛮的日本——我们今天所知道的日本。
我从假洋鬼子那里学到的就是这些。
我还记得我是在那个时候第一次听说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都已死去的——虽然新皇帝宣统[溥仪]已经在朝两年了。那时我还不是一个反对帝制派；说实在的，我认为皇帝象大多数官吏一样都是诚实、善良和聪明的人。他们不过需要康有为帮助他们变法罢了。中国古代帝王尧、舜、秦皇、汉武的事迹使我向往，我读了许多关于他们的书。同时我也学了一些外国历史和地理．在一篇讲美国革命的文章里，我第一次听到美国这个国家，里面有这样一句：‘华盛顿经八年苦战始获胜利遂建国家。’在一部叫做《世界英杰传》的书里，我也读到了拿破仑、俄国叶卡德琳娜女皇、彼得大帝、惠灵顿、格莱斯顿、卢梭、盂德斯鸠和林肯”。
①就是贺龙曾经加入过的秘密团体。②梁启超是清朝末年一个有才华的政论家，维新运动的领袖，因此被迫流亡。康有为和他两人是一九一一年第一次革命的“精神之父”。林语堂称梁启超是“中国新闻史上最伟大的人物”。③这首歌唱的显然是在日俄战争终了、缔结朴次茅斯条约之后日本欢庆春节的情况。
二
在长沙的日子（上）
毛汗东接着说：
“我开始向往到长沙去。长沙是一个大城市，是湖南省的省会，离我家一百二十里。听说这个城市很大，有许许多多的人，不少的学堂，抚台衙门也在那里。总之，那是个很繁华的地方。那时我非常想到那里去，进一所专为湘乡人办的中学。那年冬天，我请我的一位高小教员介绍我去，他同意了。我步行到长沙去，极其兴奋，一面又担心不让我入学，我几乎不敢希望真能进这所有名的学堂。出乎意料，我居然没有遇到困难就入学了。但是政局迅速发生变化，我后来在那里只呆了半年。
在长沙，我第一次看到报纸——《民力报》，那是一份民族革命的报纸，刊载着一个名叫黄兴的湖南人领导的广州反清起义和七十二烈士殉难的消息。我深受这篇报道的感动，发现《民力报》充满了激动人心的材料。这份报纸是于右任主编的，他后来成为国民党的一个有名的领导人。这个时候，我也听说了孙中山这个人和同盟会的纲领。当时全国处于第一次革命的前夜。我激动之下写了一篇文章贴在学堂的墙上。这是我第一次发表政见，思想还有些糊涂。我还没有放弃我对康有为、梁启超的钦佩。我并不清楚他们之间的差别。所以我在文章里提出，把孙中山从日本请回来当新政府的总统，康有为当国务总理，梁启超当外交部长！
由于修筑川汉铁路而兴起了反对外国投资的运动。立宪成为广大人民的要求。皇帝的答复只是下旨设立一个资政院。在我的学堂里，同学们越来越激动。为了发泄排满情绪，他们反对留辫子。我的一个朋友和我剪去了我们的辫子，但是，其他一些相约剪辫子的人，后来却不守信用。于是我的朋友和我就出其不意强剪他们的辫子，总共有十几个人成了我们剪刀下的牺牲品。就这样，在一个很短的时间里，我从讥笑假洋鬼子的假辫子发展到主张全部取消辫子了。政治思想是怎样能够改变一个人的观点呵！
在剪辫子事件上，我和一个在法政学堂的朋友发生了争论，双方就这个问题提出了相反的理论。这位法政学生引经据典来论证自己的看法，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但是，我自己和反对蓄辫子的人，站在反清的政治立场上，提出了一种相反的理论，驳得他哑口无言。
黎元洪领导的武汉起义发生以后，湖南宣布了戒严令。政局迅速改观。有一天，一个革命党人得到校长的许可，到中学来作了一次激动人心的演讲。当场有七八个学生站起来，支持他的主张，强烈抨击清廷，号召大家行动起来，建立民国。会上人人聚精会神地听着。那个革命的演说家是黎元洪属下的一个官员，他向兴奋的学生演说的时候，会场里面鸦雀无声。
听了这次演讲以后四五天，我决心参加黎元洪的革命军。我决定同其他几位朋友到汉口去，我们从同学那里筹到了一些钱。听说汉口的街道很湿，必需穿雨鞋，于是我到一个驻扎在城外的军队里的朋友那里去借鞋。我被防守的卫兵拦住了。那个地方显得非常紧张。士兵们第一次领到子弹，他们正诵到街上去。
起义军当时正沿着粤汉路逼近长沙，战斗已经打响。在长沙城外已经打了一个大仗。同时，城里面也发生起义，各个城门都被中国工人攻占了。我穿过一个城门，回到城里。进城后我就站在一个高地上观战，最后终于看到衙门上升起了‘汉旗’。那是一面白色的旗子，上面写着一个‘汉’字①。我回到学校，发现它已经由军队守卫了。第二天成立了都督府②，哥老会的两名首领焦达峰和陈作新被推举为都督和副都督。新政府设在省咨议局的旧址，议长谭延闿被免职了。省咨议局本身也被撤销。革命党人所发现的清廷文件中，有几扮请求召开国会的请愿书。原稿是由现在的苏维埃政府教育人民委员徐特立用血书写的。当时他切断指尖，表示诚意和决心。他的请愿书是这样开头的：‘为吁请召开国会，予[为本省赴京代表]断指以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