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京当了两个月“地老鼠”
说起来这还是很近的事了。2001年初，我在北京有过一段“走麦城”。2月的情人节一过，一个严峻的事实摆在我面前。前提是：我必须以一千元的支出水准，在北京城这“居大不易”的繁华地待上两个月。没有任何人能够支援我。我在北京倒是有些哥们儿，平日里都是胸脯拍得山响的：有什么难处找咱哪，你的事哥们儿全包了！但我知道，此时此刻若真去找他们，他躲都躲不及。这些鸟人！要好的姐们也有那么一个，搞的是中国的麦肯锡，个人年入七十万，外加一个私人公司年入一百万。我张嘴乞借，她不会犹豫。但我坍不起这个台。好家伙，人模人样的，怎么混到了乞讨的份上了？姐们只要这么损我一句，我就得臊得去跳地铁沟。
怎么办？得想法儿活呀。我在京城东南角的松榆里找到了一家地下室旅馆，一间房月租220元。这要搁在平常，就等于白住。看房子那天，对我是个巨大的考验。北京的高层住宅小区，都有地下人防工程。有不少居委会为了创收，就把地下工程改成了一个个小房间，租给外地人开旅馆。从外面看，不过就是小区院子里的一座小平房，走入地下，则别有洞天，通过长长的走道，然后是住宿区。每个屋子约有六平方米，大多没有窗，白天也要开灯。屋内仅一床一凳一灯而已。有公厕，公共厨房，公共淋浴间（另外收费。但天冷，基本没人用）。当然，设施很简陋。房间里看看倒还干净，要命的是没有暖气，寒气逼人。
站在这监狱似的小屋子里，我头脑中翻江倒海。想老子也是曾经阔过的，住别墅，坐皇冠，潮州菜吃到不想吃，一进歌舞厅，三陪小姐都齐声欢呼。想不到老了老了栽到了这北京城。但又一想，老子年轻时也是吃过苦的，掏过大粪，起过猪圈，卖过西瓜，扛过麻袋，露天野地里也睡过一个月。眼下这算什么？民工盲流能住，我怎么就不能住？我一咬牙，把200多元租金交给了旅馆主人。
住下来后，我开始留意这里的住客。大致是两类：郊区进城做小买卖的农民和外地来京混饭吃的年轻人。居然还有拖家带口在这儿住的，每天在公共厨房用燃气炉子做饭，中午晚上两次油烟弥漫。三教九流里，就我这么个戴眼镜的体面人混迹其中。这些人，都在京城见过世面，对我这另类盲流并不特别注意。
我有个脾气，倒驴不倒架子，到哪儿都得像模像样活着。这个小区处在城市边缘，附近就有个市场。除了卖菜之外，还卖假冒伪劣日用品。我买了被褥，暖瓶，电褥子，台灯，基本都是伪劣品，总共也没花多少钱。安顿好住处，还得来点情调。把随身带的迷你音响打开，床头柜上摆上心爱女友（过去的）的玉照，墙上有个水泥搁架，正好放书。于是乎，这黑牢里居然也有了点小资气息。
房门不大隔音。一日，我听到隔壁有两个小伙子在说话。慢慢地，听出了点名堂来。这是两个唐山郊区来的后生，在北京做保险推销员，没有底薪。初入道，业绩也没有，生活遇到了困难。一个大的就在教训小的：你愁什么愁？能愁来钱吗？适者生存，得跑啊，拉下脸去，哪有门就往里进。困难怕什么，没吃的，去买三斤土豆，煮了，能不能吃？还当你是老太爷啊？你明儿要是再这么愁眉苦脸的，看我扇你嘴巴子！我听着，为之动容，这真平生所听到的最生动的一场市场经济教育课。
过了一会儿，声音没有了。我拿了一张CD放起来，是科岗演奏的勃拉姆斯小提琴协奏曲。白天里走廊空空，有回声，因此非常好听，回肠荡气。听了大约四十分种，我关了音响，开门出去，却见那年龄大些的唐山小伙正立在门外。我俩同时一楞。小伙忙说：你是新来的？你这音乐真好听，好听！我都听了半小时了，嘿嘿，没打扰你吧。我竟一时语塞，好一会儿才说：你要不要再听。他连忙摆手说：不啦！说完，回身进他的屋了。
住处解决了，接下来就是吃的问题了。我不能想象自己买个劣质煤气罐，跟那些农村妇女挤在狭小的厨房里一块儿抡马勺。于是出去转了转，发现附近的这个大市场真是太方便了，聚集了差不多有十家小饭馆。我按照口味，挑了一家内蒙人开的北方餐馆作为我的伙食点。估计了一下荷包里的存量，我给自己定了一个标准：每餐六元，一点不能多。五元一份炒菜，带一点肉，一元一份饭，够了。菜不算实惠，但用的油多，强于盒饭，再说附近也没有卖盒饭的。亏得这边缘地带有这么便宜的炒菜，不然这个标准连个囫囵的汉堡包都吃不上。当然，要是想再便宜一点的也行，素炒土豆丝，三元一份，还可以省点儿。但看着老板一家的热情笑脸，我还真是拉不下脸来这么扣门儿。老板好像把全家人都从内蒙动员来了，老伴儿，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个个都那么热情爽直。我用餐的规格明显与我的装束气质不符，但老板一家从没有慢待过我。一见我进门，就连忙招呼倒茶。“来的都是客”——这样的平等精神真的很让我感动。五元一份的炒菜就只有几种，后来熟了，老板就主动替我点，一顿一样，换着来，无非是白菜，土豆，胡萝卜。我甚至觉得老吃这样便宜的菜，简直有点对不住这一家子的服务了。某个礼拜天（尽管对我来说这日子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我被窗外的悠闲气氛所感染，决定为这家人增加一点生产总值。便要过菜谱，狠狠心，花八块钱，点了一个内蒙面食——“面鱼鱼儿”。虽然我问过了，但还是不能具体想象它是个什么东西。老板娘只爽快地说：你放心，保准好吃！少倾，上来了热腾腾的一个笼屉，里面是满满一笼……。怎么形容呢？好比是用极薄的面皮捏的一个个空心小笼包，黄黄的，精巧极了。蘸着酱油吃，果然是美味。
午晚两餐就是这样了，早餐就更好办了。每天早八点，我走出地下，来到市场，这里光是卖烧饼的摊子就有七八家，其中一家，牌子上居然写的是“上海烧饼”，好家伙，与时俱进呀！我每次购芝麻烧饼一枚，耗资五毛。刚出炉的，又香又热乎，隔着一层纸还烫手哪，拿回屋里吃正好。一口烧饼一口热水，爽啊！可惜我不会唱＜秦琼卖马＞，否则定要喊他一嗓子！每天如此，卖烧饼的老头都认识我了，一见我，就豁亮地吆喝一声：烧饼一个，芝麻的！他的儿媳妇（想必是吧）就掀开苫被，从笸箩里飞快地夹出一个来递给我。这五毛钱的交易，让人心里很舒服。
不知诸位住过地下没有？住在地下室，室温要比室外低五度，阴森森的，不好受。其实寒冷还在其次，最令人恐惧的是没有昼夜之分，仿佛太阳永远不会再升起来了。人们像暗中蹑足行走的动物，不可能有健康心态。我当时最渴望的，是恨不能马上住到地面上去。某个白天，我到小区一栋塔楼第四层的一个家庭理发店去剪头。老剃头匠原先是国营理发店的职工，理发店在发廊的冲击下倒闭了，他也就退了休，利用余热，在家里开了个店，为本小区的人服务。他的房子满大的，家中朴朴素素，也就是八十年代初的水平吧。理完发，我走到窗前，忽然看见了院子里一派鲜活的景象，人来人往，颜色分明。白天的阳光是多么好啊，我活了几十年，从来就没有感觉白天有这么好！那一瞬间我想，人生在世，更有何求？哪怕就是这么一套未经装修的房子，一个普普通通的家，只要能看见白天，能看见阳光，就行了啊。
那位退休的理发店老职工，在那两个月的地下岁月里，是最令我羡慕的一个人。
白天上班，住旅馆的人们都出去谋生了，旅馆较为安静。周末也是这样，盲流们的生活是没有周六周日的。只在中午晚上各热闹一阵。因为厕所，厨房，水房，淋浴间是挨在一起的，所以这地方就显得熙熙攘攘。比较有意思的是，如果有人要求淋浴，就要通知老板。老板是个四十来岁的精细汉子，他先收五元钱洗澡费，然后放人进去。洗澡的地方跟厕所一样，是用木版间隔起来的三个小间，有燃气热水器，各一个喷头。进去脱好了衣服后，拧开水，就要通知在外面等着的老板调水温。如果是女同志洗澡，那情形就比较滑稽，老板隔着板墙和那女浴客一递一声地喊着：怎么样？再高点！这回呢？不行呕，太烫。来回要喊几遍，才能完事。
某日，我正在水房洗衣服，嗵嗵嗵地过来了一个小伙子，穿得油光水滑。我也算是经过时尚熏陶的，搭眼一看，就知道，这小子身上穿的都是地道的真货。正在纳闷：这样一个小帅哥，怎么也落难到此了？不想那家伙先发话了：哎，这不是个老总吗？老总也自己洗衣服了？女秘书到哪里去啦？他妈的，一听这就不是好话。虎落平阳啊，奶毛未褪的小崽子，也敢来讽刺大爷了。我便反唇相讥道：你一个帅哥，不也如此吗？女朋友哪？跟别人走啦？从此，我俩只要在走廊上一见面，就要互相讽刺一通。帅哥的挖苦还在其次，他看着我的那种眼光，比城里人看盲流还要轻蔑。我无法证明自己比他高明，只好忍着，气得七窍生烟。
地下室的晚上最难打发，冷，无聊，烦躁。到地面上去转，街上又空荡荡的，也是冷和无聊。方圆一公里内，只有一家肯德基晚上还开着，灯火通明，乐声悠扬。在这儿，我找到了一个可以偶尔消遣长夜的办法，我是说，可以消遣得起的办法。大大方方走进去，要一杯热咖啡，才五元钱，可以坐两个多小时。带一本书慢慢看，还不错。毕竟这里窗明几净，有点全球化的味道，能使人暂时忘记恐怖地下室。肯德基的小姐笑容可掬，那是没说的，训练有素，只是她们每次都要问我两遍：还要什么吗？要个汉堡吗？我摇头，每次都要在心里骂：要你个头！假模假式的，当我是老年痴呆了？尽管那些女孩也就是我儿女一般大，我还是要忍不住这样心里恨恨。这种职业化的微笑真太可恶了。跟内蒙饭馆那一家子的热情比起来，真伪立见。
这地方偏僻，晚上九点以后，人就渐渐少了，只有些中学生模样的小子在泡妹妹，跟咖啡厅的气氛差不多。五元的咖啡，跟我平常喝的咖啡比，只能叫鸟咖啡了。鸟咖啡也得要一杯，孔已己还得要一碟茴香豆呢，我安慰着自己。
一日，正埋头读＜浮士德＞，忽然有人打招呼。原来是那帅哥，还有一个跟他差不多年纪的小子。在全球化的环境里，我们虽然仍是“老总”，“帅哥”的彼此叫着，但似乎都没了讽刺的意思。帅哥说：哈哈，你也发现了这里好？我说：是啊，看书正好。你干什么来了？帅哥说：我搞了一个项目策划，请朋友来商量商量。他把一份装订的很像样的策划书递给我看。一面说：老总，指教指教。这原来是个品牌连锁餐厅的策划。项目名称叫“西部牛仔”牛扒城，里面还有电脑制作的效果图。翻过一页，居然还申请了专利！我问：什么人搞的？帅哥说：我啊。我问：有钱投资吗？他说：就是没有钱嘛，有钱跟老总你就没缘分认识啦！我来了兴趣，让他和他的朋友坐下来聊。原来帅哥姓宋，湖北十堰人，他三十来岁，白净面皮，性格外向，老坐不稳的样子。这创意是他发明的，专利也是他自己跑下来的。不过是一种仿冒的美式西餐厅，标识倒还行，是个可爱的老牛仔头像，挺有亲和力。目标市场是大都市的高级白领，情侣什么的。小宋有一整套想法，在北京也还有可行性。只是他必须说动一两个有钱的老板来投资。由小宋管理，三七分成。总投资额并不大，六十万而已。我是商界里混过多年的老油子了，粗粗一看，就给他提了几点修改意见。小宋一听，神色大变，知道遇到真人了。便敛容屏息，要我认真谈一谈。我说：像你这样怀揣着想法在北京找钱的人，恐怕有十万人。你创意再好，没用。关键在怎么能套住一两个有钱的傻冒。你着重往这方面想。不用再完善你的创意了，哪怕你这就是个鞋拔子，老太太乐（一种竹制的挠痒用具）的设计，也是一样能弄钱。只要他钱一投入，就由不得他，你小宋就成功了。明年这时候，你就请我住贵宾楼吧！小宋嘻嘻一笑说：小意思，去巴黎也没问题！老前辈，咱们相见恨晚哪！从此，我跟小宋就成了朋友。互相一串门儿，我才知道，这家伙比我还惨，住的屋子里什么也没添置，房租也欠了一个半月的，完全在硬撑。我问他怎么吃饭，他的策略跟我差不多，只是能省一顿就省一顿。他说：多喝水啊，能抗饿。
我心里叹一声，不再问了。某日，吃饭时我去叫他：走，不要问为什么。我请你吃顿饭。他慌忙谢绝：老前辈，哪里敢！我说：我平时吃什么，今天就吃什么，多一份菜而已。吃饭时，我说，咱们今天不图别的，吃个饱，你不要客气。小宋有一点点感激的样子，笑笑说：嘿，老总，老总，这怎么好意思！这次他口中所称的“老总”，听起来却是一点讽刺意味都没有了。
本来北方冬天的阳光就少，住在地下室里，晒太阳的机会就更少了。人得不到日照，就缺钙，症状就是腿发软，走路像踩了棉花，站不稳。可我那时不知道是这原因，只知道肯定是住地下室住的。再者说，就算知道，也不会舍得钱去买钙片，一瓶金施尔康，三十块！五顿饭钱哪。我仗着闯过江湖，就那么干挺着。每天一出门，脚非得拐两下，耳边就仿佛高秀梅在叫“拐啦！拐啦！”
为了打发时间，也为了不至于陷入信息真空，我算计了又算计，每天可挤出五毛钱来买一份＜北京晚报＞。于是每天下午五点，天色已昏时，我就出门去买报。某日，我来到十字路口，为了躲自行车车，一分神，脚下就站不住了，咧趄了几下，生生的就摔倒在马路边上了。只听得周围人们一齐惊叫，有人马上围了上来。我躺在冰冷的地面上，看所有的人都那么高大。人们七手八脚把我扶起来。一个系红领巾的女孩脸都变白了，着急地问：“老大爷，您怎么啦？”我一楞，看了看她。近二三年来，叫我老师傅的人有一些，叫我老大爷的这还是头一回。小女孩圆圆的脸，大大的眼睛，红领巾特别显眼，双手始终紧紧搀着我的胳膊。我一下子思绪万千，眼泪在眼框里打转，嘴唇哆唆着说不出话来。女孩更着急了，连连说：“老大爷，您别急，我送你上医院！”我挣扎着挺了挺身子，一句连我自己都没想到的话冲口而出：“闺女，老大爷我……没事儿，老毛病了。你赶快家去吧！”我试着走了两步，还可以。众人见我确实没事，慨叹了一回，就散了。小女孩不大放心，一步三回头。我冲她扬了扬手，她才走远了。唉，这个人丢的，丢到首都北京来了。人们晚饭又该有谈资了：松榆里路口那块儿，一老同志当街摔了个大马趴！你看这人丢的。
小女孩扶我那会儿，我是一下子想到了自己小时候，也戴那么个红领巾。白衬衣蓝裤子，要多精神有多精神。新年晚会上给大人演出诗朗诵，在千人礼堂往台中央一站，声震屋宇啊——“灿烂的毛泽东时代，成长起我们幸福的少年一代……。”喝喝，这才多少年，这才多少年，我成老大爷了我！
旅馆里唯一有暖气的地方，是那个进门处的小平房，其实就是一间收发室。办理登记，同时还兼着小卖部。人们打电话，也得到这儿来。我因为怕冷，愿意常来坐坐，暖和暖和身子再下去。收发室里有张床，挂了个花布帘。有个小姑娘在这儿住。她十六七岁的样子，还没学会京腔呢，带点地方口音。人长得水水灵灵的，有点倔。估计是从农村来的。她在这里的工作相当重要，收钱，管帐，登记，电话收费，管钥匙，卖货，打理得挺麻利。尤其每个住客的天数，在她心里有本帐，连半天都不会差。我至今不知道她的名字，她从山东来，姑且就叫她小鲁花吧。
我跟她没事儿闲聊，知道了她果然是家在农村，才念完了初中就出来了。我问：“老板是你亲戚吗？”小鲁花说：“不是。是我爸的朋友。”我问：“给你多少钱？”鲁花答：“四百。”我问：“还满意吗？”她说：“当然可以了。农村哪里一个月去搞四百？”我问：“还想念书吗？”她说：“想念也念不起了。”我看她床上有几本杂志，就说，：“我那里还有杂志，什么时候拿来你看。”不苟言笑的鲁花有了些欣喜之色：“好啊！”老板是经常待在收发室的，他要是不在，就是出门去了，旅馆的事等于完全交给了鲁花。鲁花的作用相当于老板娘了。
小宋喜欢逗鲁花，鲁花却根本不给他一个笑脸。有一天小宋在收发室，对鲁花说：“小妹妹不要这么凶嘛！”鲁花就说：“先把房钱交清了吧！”小宋仍然嘻皮笑脸：“房钱算什么，我还要请你吃饭哩！”鲁花就拉下了脸：“你烦不烦？有事没事？没有快走！”小宋当着我，面子有点下不来，仍嘻笑着说：“妹妹这么漂亮，干嘛这么大脾气？”鲁花便突然发怒了：“你滚！你滚啊！”小宋讪讪地走了，我心里暗笑，问鲁花：“你怎么对他这么厉害？人家是个帅哥呀。”鲁花余怒未消，说：“他是个流氓！”我笑了：“可不敢随便乱说！”鲁花说：“想赖房钱，不就是流氓？我倒看他跑不跑得掉？”
一日晚，夜已较深，我去收发室买打火机。见里面灯未关，知道鲁花没睡，抬手一碰门，门开了。只见鲁花和衣躺在床上，眼睛红红的，像刚哭过，又像是身体不舒服。老板坐在床沿上，好像正在安慰她。见我进来，那中年汉子不知怎的就有一种鬼鬼祟祟的神态，拿眼扫了扫我。满脸的不自然。我是江湖老手，这情形一看就明白八九分。故意装做什么也没注意，买了打火机就带上门出来了。看看表，是晚上十一点半。
回去躺到床上，思绪就开了锅。老牛吃嫩草，如今这社会已经见怪不怪。不过，小鲁花不过才十六岁，黄花闺女啊，就给了这个家伙？朋友的女儿，也能下得去手？看那老板有一点点斯文相，似是农村会计或小干部一类，居然也热衷于泡妞？而且是……。人哪，怎么就成了这样！但转念一想，也许是我多心吧。鲁花只不过是感冒或痛经，那禽兽也不过真是在安慰她……。但愿如此吧。
过了一段时间，我发觉鲁花心情开朗一些了。与老板之间有了些别人不易察觉的暧昧，言语间也有了调笑意味。我心下明白，这个老色鬼是得手了。一月四百元工资，鲁花还是屈服了。
打那以后，老板见我就显得特别客气，我当然一如既往，装木头人，跟他打哈哈。一天，我给鲁花送杂志，鲁花说：“老板夸你啦！”我问：“他说我什么？”鲁花说：“他说，全地下室就你一个是正经好人。”
这地下室里的日子沉闷平静，其实里面蕴涵着极大的危险性。我当初来看房子的时候就充分意识到了这一点。当时令我感到踌躇的，其实倒不是简陋与寒冷，而是这地下室简直就是个地下火药库。光是在小厨房里就满满当当地摆着八个燃气瓶，还有一些人家干脆是放在屋里的。这些燃气灶具全都是从附近大市场里买来的劣质货，钢瓶厚度和阀门的严密度都成问题。厨房附近的走廊里，整天有泄露出来的煤气怪味。还有一些打工妹是用电炉子做饭的，反正一家一个电表，自己用电自己花钱。有人就在屋里乱扯了一些电线，有的干脆打起了电表的主意，拆了铅封做手脚。所有这些，只要其中一个环节出问题，这地下室瞬间就可葬身火海。
住宿区这一块，布局上呈井字形，通向地面的通道不仅要拐两个弯，还有一些复杂的岔道。走廊里又没有应急灯。万一失火，再一停电，跑都不知该往哪儿跑。
我是有经验的，住进来后，把地形熟悉了好几遍，直到闭着眼睛都能摸到通道出口为止。遇见老板时，我跟他提醒过几次。煤气味太重，那些劣质钢瓶太可怕。老板笑笑说：“那怎么办？有几个能像您老人家天天吃得起馆子的？你不让他做饭，他就不来住了。”我设身处地替老板想了想，为了旅馆的产值，这也是没法儿的事。
我只是暗自小心。一日晚，看书看得困倦了，正要睡去，忽然闻到有焦糊味儿。我心说不好，兔子一般从床上窜下地，把被子拎起来抖了又抖。又弯腰把各个角落闻了一遍，看来不是我屋子里的问题，便开门出去。走廊里的味儿就更大了，好象还有淡淡的烟雾。我在走廊和厨房一带左看看，右嗅嗅，也找不出名堂。拉住走廊过路的人问，大家似乎都很淡漠。“我哪知道啊！”那神情像是个个都修炼成了北京大爷，爱谁谁吧！
走廊里的焦味越来越大，烟也越来越明显，过往的人仍是毫无感觉，大不了捂住鼻子骂一声：“谁呀？干嘛呢这是！”然后钻进自己的小屋里，重重地关上门，哪管他外面天翻地覆。爱谁谁吧。
着急的只有我自己。我急忙跑到收发室，告诉老板：“下面有什么东西烧糊的味儿，还有烟。你快去查查！”老板一听，脸变了色，一向行动迟缓的他，此刻反映也是机敏得像个兔子，忙叫了鲁花还有一个水电工，直奔下面去了。我跟着到了地下，只见他们三人正分头挨家砸门，边砸边喊：“快看，有失火的没有？”这时，地下的人们才稍稍醒悟，有的拉开门看动静，有的走到走廊上东张西望：“怎么事儿？怎么事儿？”乱了一小会儿，忽然有个尖利的女声喊起来：“唉呀妈呀！快跑吧，失火啦！”
走廊里顿时炸开了锅，人们没头苍蝇似地挤成一团，有往东跑的，有往西跑的，有两边往中间跑的。情况眼看要失控。103室里冲出了两个风尘女子，其中一个大概正在屋里抹澡，赤身裸体，拿毛巾捂着胸脯就出来了。慌乱中竟也没有人注意她们。老板有些急了，怒喝了一声：“都给我站住！再跑我就拉电闸。我让你们都死在这儿！”人们稍稍一愣，老板又喊：“你们现在都是安全的，各自回屋去，看看自己什么东西烧了？”这时终于有人发现了烟雾的来源——108室。门是紧关的，门缝里有缕缕白烟渗出。只见老板此时甚是神勇，吼了一声：“去拿水！”一脚就把门踹开了。里面的灯是亮着的，一屋子白烟，没有人。原来是床上的被子烧着了，还好火没燃大。小电工和其他的人提来了水，连着两桶泼上去，火就熄了。老板还不放心，又叫拿水：“泼，多泼！”
人群中议论纷纷，有人吹着刺耳的口哨。小宋挤在人群中起哄：“看啦，火烧圆明园啦！还有裸体运动啦！”人们这才注意到那两个坐台小姐。年轻的后生们齐声怪叫。那裸露天胸的小姐倒也不慌，只说了句：“没见过你老妈的？缺德！”说完，从从容容地分开人群，回103室去了。
火灾的原因后来查清楚了，原来是郊区的一个农民，挺大个老爷们儿，在家里受了老婆的气。气不过，跑到这儿避风来了。他老婆靠坐台养活家，是家庭里唯一的经济支柱，平时颐指气使惯了，不大把老公放在眼里，又养了个小白脸，公然给丈夫戴了绿帽子。老公想要维权，却被掴了一巴掌，连带被老婆骂到了祖宗三代。这汉子一气，揣了二十块钱，就住店来了。晚上生着闷气，抽了不少烟，抽完还是气，就跑出门去遛大街。走时一个烟头没掐灭，掉在了床上，就惹出一场乱子。
老板把那汉子骂了个狗血喷头：“妈的，什么乌龟王八也来住店？滚，快滚！”当晚就把他撵走了。
当时正值石家庄爆炸案刚刚发生，通缉令都贴到了收发室门上。北京众多的地下生活区也受到了特别关注。居委会几个挺有身份的干部也下到地下来检查了。老板事前就通知了大家，把屋里乱接的电线全都拆掉，电炉，热得快与电水壶一律藏好。又坚决停了厨房的伙，不允许再用煤气做饭了。一番整治完毕，待居委会大员下来时，地下室早已是河清海晏，一丝违规的迹象都没有了。居委会领导很满意，指示说要坚持某某精神，发扬某某作风，完善某某机制。老板一脸谄笑地跟在后面，说一句应一声，敷衍过去了。回头跟我发牢骚：“娘的，让我装锅炉烧水，要让我白白为人民服务啊！你们点你们的电炉子，不怕！”
火灾中那个做光身运动的坐台小姐，不知怎么的就注意到了我。一日，在收发室，小宋正对她挑逗，我恰好进去。那小姐对小宋冷冷的。见小宋絮叨得烦了，就说：“行了，挣你的钱去吧。挣完了钱咱们再说话！”小姐看到我进去，神色稍显诧异，露出亦惊亦喜的样子，倒跟我搭起话来：“哦？老师住这儿多久了？”小宋一见自己没戏，偷着朝我挤了个眼，走了。
我虽不是雏儿，但也不是柳下惠。几个月不接触女人了（鲁花不能算），有女人聊聊也好。那小姐红健硕丰满，前后都挺好，再加上穿着打扮，谁也不会搞错。但我只是抱定宗旨，务虚不务实。食色虽都是性也，但现在不是好色的时候，捂牢了钱包才是硬道理。两人不咸不淡地聊了一阵儿，各自交流了一些真真假假的履历。她忽然从手袋里摸出一张名片来。我一看，哦，又是保险公司的，业务主办，露露。这名字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露露是个自来熟，挺亲切的，说：“我住103房，有空来玩儿吧。”我连声诺诺，心说：意识形态倒很想去，但经济基础不让啊。
又过了几日，在水房和走廊里常碰见露露。仍是点头一笑，星眸传情。露露虽经风尘濡染，但还是能看出是从农村来的，取了个洋名儿也掩不住内质。美则美矣，稍俗，一笑门齿尽露，大家闺秀没有这么笑的。我只当是逢场做戏，不要说我去敲她的门，她不敲我的门就谢天谢地了。
如此又是几日。某日下午，有人敲我的门，敲得挺文静。平日来敲我门的只有小宋，他是个毛躁脾气，敲门不是这个风格，而且还要在门外猛喊“老总”。我放下手中的书，掀开被子倏地坐起，心里骤然起疑：莫非来人是露露？
说曹操，曹操就到。我的第六感觉没有错。拉开门一看，果然是露露站在门外。她好象是刚刚洗过热水澡，容光焕发，脸庞白里透红。由于没上浓妆，让我看到了本色，其实也是挺不错的一个北方女孩，只不过眼神里带点狡黠。露露嫣然一笑，说：“你不请我进去？”看来，今天这场考验算是躲不过去了。不过我心说，你是老江湖，我也是江湖佬，咱们今儿就斗一斗吧。
我一让，露露一闪身就进了屋。我把破椅子上的书和烟缸挪到了搁架上，请她坐。露露倒底是年轻，不怕冷，穿得挺单薄。还是件低胸衫，胸前的两只珠穆朗玛峰滚来滚去的，我不好意思盯着，又忍不住要扫两眼。露露倒根本没在意，她东张西望地观察着屋里的环境，一面就说：“老师，您这屋里收拾得不错啊！”她一眼就发现了我前女友的那张照片，凑了过去细细地看。这还是十二年前，我在深圳为女友亚倩照的一张室外照，亚倩那时才24岁，含苞欲放。我当时是个穷小子，情况不比眼下好多少。这场恋爱无疾而终，最后，亚倩嫁给了一个比我还大两岁的男人，那人的存款才不过15万。这件事，是我心头永远的一个痛。露露看着，就问：“老师，这是你女儿吗？”我不知该怎么回答，就顺势说：“是啊。”露露回过头来，有点惊奇地说：“你女儿都这么大了？”我说：“我结婚早。”她又瞟了一眼那像片，感叹了一句：“你女儿真挺有福气的！”我说：“有什么福气？在外打工，混饭呗。”这谎看来就得这么一直撒下去了。露露却毫无察觉，反驳说：“咋没福气？您瞧您多喜欢她，走这么远还把像片放在身边。我老爹可赶不上您。”不知怎的，露露的这话，我听了有点难受。她是风月场上混惯了的，不能想象一个男人会把十二年前的女友照片始终摆在身边。是啊，像我这么痴情的男人，能有多少？当然，也不完全是痴情。还有那十五万。十五万，是我心头永远的痛处。
两人一时沉默，我为了摆脱尴尬，想了半天，才说：“你，工作还忙吧？”露露一笑，又恢复了她那风尘作派，叹起苦来：“忙！昨晚忙了一晚上，赚了个”打的“的钱。老板们现在也抠门儿了。”露露此时离我很近。狭小的屋子里本来就没多大空间，露露又是个满不在乎的女孩，坐在那儿不安分。衣服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东拽拽，西扯扯的，眼看那珠穆朗玛峰就要真相大白了。我知道这样下去，很难估计后果，如果让露露身上的女人香再熏上一小会儿，难保我那钱包里的资产不会流失。于是，我咳嗽了一下，说：“姑娘，我这个……。眼下周转还有些困难……。”露露不解地看看我，忽而明白了，嘿嘿笑起来：“老师，您可别想歪了。我怎么能……。嘻！老师，您可太有意思了！”我一下闹了个大红脸，连忙掩饰说：“我算什么老师啊，跟大伙儿一样，来北京混呗。”露露向我挤挤眼睛道：“那可不对，您是您，满地下室就您是个人物。”她又朝四周看看，注意到了搁架上放的书，便起身去看：“妈呀，这么多书！”我无论出差到哪里，随身总要带20本书，再加上最近到了北京以后买的，搁架上总共有30本书的样子。露露挨本看着书名，随手抽出一两本翻翻。然后问：“这么多书，一年能看完吗？”我说：“这些呀，最多两个月就看完了。”露露十分吃惊：“真的吗？那您家里有多少书啊？一两百本吧？”我心说，姑娘，我要说我家里有七千本书，你是不能想象的。真实的情况在某种场合说出来，就跟谎言的效果一样。我只能点头道：“差不多吧。”露露吐了吐舌头，放好书，又盯住我女友的小照看了看。回身来坐好，把衣服领口往上拉了拉。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我知道危险已经完全过去了，就说：“喝水吧，露露。我烧了开水。”露露叹息了一声，说：“老师，您别客气了。您真是个大学问人。还要住一段时间吗？”我说：“不好说，可能要一俩月吧。”露露便起身说：“老师，不好意思了，打搅您了。您看您的书吧，我以后不会来了。”我连忙说：“哪里话，没事就来坐嘛。”露露转身拉开门，有点依恋地望了望我的房间，说了声：“天暖和点儿了，您勤上去走走吧，晒晒太阳！”我应着，将她送到走廊上。露露的拖鞋声在走廊里回荡，渐渐远了。屋子里还残留着她身上的洗发露香味儿，化解着屋子里的寒冷。我忽然有些心酸，靠在床上，什么书也不再想看了。
如果十年前有人对我说，到了21世纪我还得过一段挨饿的日子，就是打死我，我也不会信的。即使是在1960年，我也没经历过这考验。那时我家是高知，没有多的粮食，但是有钱，经常从自由市场买这买那的，把饥荒对付过去了。如今这一次，我可是没有办法了。尽管内蒙餐厅一家对我挺热情，但人家是在做买卖，要按经济规律办事。吃一碗饭收一块钱。我吃一碗不够，吃两碗嫌多。眼下实在是浪费不起，一碗就一碗吧。心直口快的老板娘曾经问过我：“这位老师傅，一碗能饱吗？要不再来一碗？”我只有打哈哈说：“够够，我这岁数，吃多了撑得慌。”老板娘也就再没言语了。
下午三点的时候，比较难熬。地下室里冷，热量消耗大，一到这时就感觉饿。我耐不住，就遛达出来逛市场，以分散注意力。
这个市场是北京城区边缘地带比较有特色的地方。周围的松榆里小区好象都是拆迁户，消费水平不高，老人又多。市场就是面对这些人的。早上六点就开市，早午和下午三次高潮，人头涌涌，甚为壮观。商品主要以食品为主，有北京的老点心，天津的大麻花，山东核桃仁和摊煎饼，东北松仁。也有卖蔬菜水果和劣质衣服鞋帽的。小商人们动用了各种宣传手段，有小喇叭，录音机，也有扯着嗓子喊的，敲马勺吸引人注意的，不一而足。几个河北来的县级食品厂每天都开来大卡车，高高挂起晃眼的横幅，风头甚健。市场选址选得再好不过了，天天都有手头钱不多的退休老头老太太在这儿转，踅摸一些便宜的老式点心，回去解谗。因此这市场一到高潮时间，是总是沸反盈天，摩肩接踵，永远不用愁有萧条的时候。
我在市场上发现了一个好东西——冰糖葫芦。说起糖葫芦，还要提起我小时候的一个情结。糖葫芦是北京特产，别的地方也有，但不如北京的地道。北京的山楂又红又大，糖葫芦做出来一串有一尺半长，有的还去了核，切了口，里面夹了山药片。手艺师傅支起大锅，把糖稀熬得稠稠的，将葫芦串浸到里面，拿出来就是金黄的一层透明糖衣。往铁錾子上一放，吱吱直响。小时有一次，跟母亲到北京去串亲戚，看见金光闪闪的糖葫芦，谗得不行，想让母亲买。不知她老人家（其实那年她只有33岁，比我现在可是年轻多了）当时是怎么想的，是节约还是嫌不卫生，就是不给我买。那印象可是太深了，刻骨铭心啊！这一晃儿四十多年过去了，当年的那种受挫感至今未消。在市场里逛，我次次路过糖葫芦摊，都要垂涎三尺。有一次忍不住，买了一个来尝。从此计划经济也不顾了，让位给无理性消费，每天下午三点钟来买一个。也别说，糖葫芦的糖分多，也能顶饿，两顿饭中间来一支，还真是解决了一定的问题。做葫芦的师傅是个河北乐亭来的汉子，熟了以后，我每次就借他的凳子坐一会儿，慢慢地把糖葫芦吞咽下去了，舔舔嘴唇，再心满意足地走回地下。我留意过，满市场没有一个老头儿买糖葫芦吃的，都是少妇买给小孩的。我不管那许多了。仓廪足而知荣辱，我这仓廪不足的，还管他什么形象不形象？乐亭汉子有点憨厚，不大像是从那地方出来的，我去得多了，知道他也是农村来的，做个小买卖养家，主要是供儿子念中学。“什么人什么命啊！像您老人家就好喽，享清福啊。”他老是这么念叨着，不胜羡慕之意。
一天，我正品尝得过瘾，有人轻轻拍了我一下肩膀。回头一看，是露露！露露见我拿着尺多长的糖葫芦，很惊讶：“老师，您怎么还吃糖葫芦啊？”我尴尬地笑笑：“那个什么……。上年纪了，嘴苦。”露露就找了个凳子坐下来，我示意她要不要也尝一个，露露指指她画得很精心的唇线，说：“不成，吃不了。”她看看我，眼神里好象有一种怜惜之意，又说：“老师，您闺女咋不把您接去呀？”我笑笑说：“我闺女还没傍上大款哪。”露露就说：“哎哟，您可别叫您闺女傍大款。老板哪有一个好的呀！可惜了那么好一个女孩，您可千万不能！”我心里深深叹息了一声，一时说不出话来。这时，露露手包里的BP机令令地响了起来，她连忙掏出来看，看过后，脸上有欣然之色。我当然知趣，赶忙对她说：“你有工作，快去忙吧。”露露见我波澜不惊的样子，脸倒红了，说了声：“那我……。上班去啦。”我向她摆摆手：“快去吧，小心着点！”露露起身，又叮嘱我一句：“这糖葫芦没去核，您可小心别崩了牙。”说毕，飞快地走了。
乐亭汉子忙完了一锅，也凑过来坐下，点了烟来抽。一面就问我：“那女子是您学生？”我一怔，吞吞吐吐地说：“是啊……。教过她小学。”汉子就慨叹：“瞧您多好啊，学生都这么大了。上着班呢，还掂心着您，怕您老把牙咯了。知书达理啊！”我心里苦，嘴上却附和着说：“就是，现在这些孩子，不错啊！”
从市场转悠出来，刚走到小街上，就见小宋从外头回来了，脸上喜孜孜的，拿了个纸条正低头在看。小子！大概是有好事了，我走到他前面，故意挡了他一下。小宋下意识地躲了躲，没躲开，抬头刚要发火，一见是我，大喜，一把抓住我胳膊，拉我到院子里下象棋的石桌旁坐下。
他把那张纸条递了过来：“跑了一天大钟寺，累坏了。你看，从老和尚那儿求来的。”我展开纸条，只见上面写了一句偈语：“不宜大动，只宜缓动，缓缓而动，百发百中。”我默念了两遍，冷笑一声，问他：“忙一天，就求来这个？”小宋表情充满期待地问：“怎么样，老总？你给解释一下吧，这什么意思？”我问：“是老和尚给你的吗？”小宋说：“没错儿。”我说：“你不是……。从厕所门上抄来的吧？”小宋眨眨眼睛，忽然明白了我是在讽刺，便抢过纸条说：“老总，我要抗议啊。你对我是不错，但也不能侮辱我呀！”我笑了，问他：“饭都吃不上了，还搞这个。花了多少钱？”小宋说：“不贵，十块钱。节食两餐，就出来了。人总得有点信仰啊。”我说：“你给我十块钱，我到公厕去给你抄十条回来。”小宋说：“老总又拿我开心了。”我正色道：“日子不好过，搞点正事吧。”小宋连忙辩解道：“正事也搞着哪，正跟一个东北女老板接触，你就等着好消息吧。”这时天已渐渐黑下来，我约小宋一块儿去吃饭，他说不吃了，要把今天的求签钱找补回来。
几日过去，小宋的事业不但没有进展，跟旅馆老板的关系反倒是越来越紧张了。一天晚上，露露急火火跑来敲我的门，告诉我说，小宋跟老板在收发室吵起来了。
我赶到收发室，见两人正在对峙。小宋见我来，就说：“你说说，我跟鲁花开两句玩笑，他还不乐意了。他吃的哪门子干醋？”我心下明白，形势已今非昔比，小宋不知内情，冒犯了人家的禁脔了。却听老板气咻咻地说：“一来我就知道是个牛逼匠，整天吹吹呼呼。房钱交不起，搞什么搞？等你那牛扒城搞起来，北京城的老牛都让你吹死完了。”小宋指着老板鼻子说：“咱们一码是一码啊。我欠钱不欠人格，再说不好听的，我废了你！”老板轻蔑地一笑，说：“又吹牛逼！你个九头鸟，爪子长齐了没有？”“你他妈的山东棒子，我今儿就把你齐根儿撅了！”“我日你妈的！”“我操你奶奶！”老板大怒，一把揪住了小宋的意大利夹克衫：“你他妈的今天就给我滚！”小宋心疼衣服，抡拳就要打。我见势不好，连忙抓住小宋的手腕，喝住两人：“都是出门在外，干什么呢！”将两人扯开后，我推了小宋一把：“快回去吧，胡闹！”小宋愤愤地说：“我操！人他妈落难，连农民都来欺负。”老板反唇相讥道：“有种的你别住农民的店，马路上睡去！”我吼了一声：“行了！都歇会儿吧！”
打架期间，鲁花也在屋里，却纹丝不动，坐在柜台后，埋头用圆珠笔在一本杂志上写写划划，一副泰山崩于前而不变色的样子。小宋莫名其妙为她打了一架，局外人只有我知道原委。我心想，哪天要点拨一下小宋才行，不然还不知道要惹出什么祸来。小宋走后，老板坐到床沿上，犹自意难平，跟我唠叨着：“你说说，如今这小年轻的，怎么没人性？正事不干，就知道撩骚！我好几次跟他说，让他学学你老，人家露露送上门都不要。干事就得有干事的样子！”我哭笑不得，只好说：“你消消气。年轻人火力旺。你也体谅一下。我不同，我基本上就算是哑火了。”一句话，把老板说乐了，连埋头写画的鲁花也偷偷掩着嘴笑。一场风波就此过去。
隔了几日，老板在走廊里遇见我，把我拉到一个角落，悄悄问我：“咱们都是老同志了，我就不耻下问了啊。你知不知道有什么药治这个不举的？”我心里暗自诅咒，嘴上却说：“我也不清楚。我的法子就是少办事。”老板露出一丝遗憾神色，忽而又想到了什么，便凑近我，用几乎耳语的声音问了我一句话：“我可没有歹意啊，你老是不是……。练功的啊？”我愣了一愣，哈哈大笑：“你想到哪去了？我倒是想练童子功呢！”老板略显尴尬，赔着笑说：“不是就好，不是就好。这两天派出所可能要来查。”
应该承认，本文从“露露来访”这一节开始，我用了一些文艺笔法。然而，所有的情节都是有事实根据的。小宋，露露，鲁花，老板，甚至那两个商量着要每天煮土豆度日的唐山小伙子，在真实世界中都实有其人，至今我眼前还能清晰地浮现出他们的各种表情。在那个阴暗的地下室里生存，人们苦熬着冬日。鲁花与老板的情况要好一些，但他们并没有脱离底层的那张网。真正的太阳并没有照到他们心里。尽管事情已经过去两年多了，但我在写下这篇文字的时候，不知为什么仍有一种悲愤感。地下的生活使我体会到一种巨大的不公平。我无法从头到尾用刚开始的那种平静笔调把生活记叙下来。有一种东西，棉絮一样，拥塞在我心头。似乎我不用文艺的笔法，不在文字中加些调侃，浓重的悲情会使我这叙述戛然而止，难以为继。我只是竭力想使气氛稍轻松一点，为了自己，也为了读者。因此就有了这个奇特的跨文体的文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