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情况，很快反馈到了黄一平那儿。他知道，东方公司通过各种关系打听两位办案人员，主要目的是要显示其广泛而特殊的后台背景，意在吓退这边不再深入调查，动机倒也单纯。然而，于树奎他们得知了信息，情况就发生了变化——一旦他们知道了事情真相，明白是廖志国在组织专案调查，那就有可能打草惊蛇，促使其订立攻守同盟、串供翻供，或者寻找关系人进行阻挠破坏，甚至会让案件查处半途而废，其后果相当严重。现在，事情真相没有查明，证据没有到手，一切都还只是个未知数。因此，在对情况进行了一番冷静分析后，他马上果断采取了两项措施——
其一，请纪委书记何长林来出面，直接对市检察院检察长说明真相，由他负责统一对外发布有关消息，稳住于树奎一伙。
其二，通知坐在东方公司的二位同志，立即撤离省城返回省城，同事要做出较低姿态以麻痹对方。
市院检察长是一位从省院下来的干部，平时与阳城官场各派均无多少牵连，只与纪检书记何长来暗中交往密切。其原因一是彼此皆由省里下来，有些共同话题；二是纪委与检察院时常联合办案，交往较多，且后者多收前者领导与节制。
何长来将情况同检察长概略说了，道：“这个事情有你出面解释更利于案件查办。”
检察长知道纪委书记话的分量与意图，马上对外说明：“这个事情本来我们也不想查，是海北有出租车司机向检察院反映，说是一批汽车催在质量价格问题，可能涉及国家公职人员受贿渎职，因此我们就向纪委汇报了，两家联合派人出去了解一下情况。现在事情大概也清楚了，没有查到贪污与渎职问题。事情查到这一步，我看可以收手了。”
省城东方公司那边，两位专案人员也主动找到经理，以半是告别半是抱歉的语气说：“对不起，误会了。既然大家都有共同朋友，那彼此也就都是朋友了。下次到了阳城，一定来找我们!”
于树奎们看到事态急转直下，本来还心存些许疑惑。后来，看到纪委处长与反贪副局长果然回到阳城，知道检察长所言不虚，这才放心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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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一平密捕任潮涌的方案，得到廖志国的首肯后，照例报与朱玉、何长来知晓，便马上付诸实施。
这本是一个无奈之举，事情过后回头再看，却又是一着收效甚为奇妙的高招！
任潮涌乃北海县交通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虽然排名靠后，却因为深得局长吴少红信任，实际上是局里的二号实权人物。此公与吴少红一样，也是县委书记于树奎的亲信。
本来，按照黄一平与身边高参的商议，“419”专案按照由外而内层层剥笋的方式，应该能够循序渐进地查明真相，收到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效果。可是，调查东方公司受挫，又差点惊动于树奎，使黄一平进一步意识到此案的极端复杂性。现在看来，按部就班并不适用于这个特殊案例。于是，他接受了专案组专家的建议，反其道而行之，直接从北海这头入手，采取直捣黄龙术，以期尽快获取到关键证据。
追根溯源，海北是事件的源头，参与者与知情者不少。之所以选择任潮涌，黄一平也是经过了反复斟酌。
据黄一平在海北的多条眼线汇报，海北这批出租车的更换，从开始到制定方案、确定车型，到后来的接洽谈判、签订合同，以及再后来处理司机群访、办理补偿手续，任潮涌皆是海北官方的主要代表，并直接参与了各环节的具体办理。令人奇怪的是，就是这个官位仅为副科的任潮涌，将事情办得如此糟糕，令县里被动不说，还让于树奎遭遇前所未有的尴尬，竟然照样升官、得宠，未受到丝毫责难与挫折。由此不难推断，这个任潮涌一定掌握其中的秘密，即使不是全部，至少也是大部，而且距离核心不会太远。此为拿任潮涌开刀的主要原因。
当然，任潮涌成为第一个倒霉鬼，还有一个因素，就是他的职务较低，性格较外露，平时屁股后面也不太干净。职务低，不必惊动很多人，也无需办理太多繁杂的手续，话说直接一些，即使出点什么小纰漏，也不至于闹出很大动静。性格外露的人，按照纪委、检察院里办案老手的经验，可能开始时是块硬骨头，不太容易下手。可这种人一旦突破了，往往就非常配合，交待起问题来会痛快很多。至于屁股后面是否干净，对于处置此类事件作用很大。因为从目前情况看，任潮涌在出租汽车事件上到底是否主谋、有无问题，还没有任何有力证据。现在将他弄过来，诈与赌的成分占比很重，万一得不到想要的东西，至少还可以从别的地方找补一些，总不至于搞得这边下不来台，反倒让于树奎那边抓住把柄。
按照常规，拘押一个副科级的县交通局副局长，只要纪委这边随便打只电话、捎个口信，要求某时来到某个规定地点，在规定时间将什么什么问题说清楚，这就算是江湖上传说的“双规”了。至于在指定地点待多少日子，那就由不得你做主了，有时甚至连个像样的理由都不需要找。此种形式，乃今年纪检部门所独创，不少好事者、尤其某些官员谓之“非法”，但广大普通百姓却拍手称好。事实也充分说明，此案对震慑于打击领导干部职务犯罪效果极佳。当然啦，由堂堂阳城市纪委“双规”区区副科级干部任潮涌，显然是拿高射炮打蚊子，有些小题大做了。何况，如果公开宣召，也容易引起于树奎们的关切，还是不免打草惊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