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最终他还是没守住自己为自己设置的防线，他的最后防线被市长的一张纸条冲得荡然无存。第二天张秘书把他约到了市局门外的一个小茶楼上，递给了他韩副市长亲笔写的一张字条。字条是直接对他写的：小林，张高峰一案请在法律范围内酌情处理。
这让他感到有些受宠若惊，堂堂的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亲自给他写条子，简直不可思议。第一眼看到这张条子他还不敢相信，看了好几遍他才确认一切都是真的，他看过韩市长批的文件，绝对不会有错。他不得不重新考虑如何落实市长的这张字条，昨天他还希望、更确切地说是刚刚还希望严惩张高峰一伙，现在他就不那么希望了，主意改变了。他似乎觉得这是个机会，在这个城市，他没有任何后台，没有任何靠山，他很清楚在官场上混上面没人是很难混出个样子来的，甚至根本就没什么希望。他从小就在乡镇机关院内长大，看到的太多了，多少叔叔伯伯不走不送，一辈子原地不动，多少哥哥姐姐钻山打洞找关系走门子而青云直上，说白了都是关系，都是看"娘家"有没有人。乡下他还算有人，父亲大小是个镇长，县里多少还认识些人，关键的时候还能说上话，可进了省城就什么关系都没有了，没人认识他这个乡里警察。林国平很希望找到这种关系，现在有市里的领导直接给他写条子，他能轻易放过这个机会？他不会那么天真幼稚傻乎，他必须牢牢把握住这个机会。
"放心吧，我会酌情的。"他说。
"你怎么酌情？"张秘书问。
"我会找我办案的同事从宽处理。"他说。
"谁能听你的？别那么幼稚吧。"张秘书说。
"那我该怎么办？"他问。
"什么也别办就会办得最好。"张秘书说。
他不明白什么叫什么都不办。
张秘书就如此这般跟他说了一番，他恍然大悟。尽管当时他心里非常矛盾，良心、道德、理想、前途、人情、法律、耻辱、尊严，什么都想过，可一切的一切还是以现实为重。他可以选择秉公、依法、一切都说真话，不理那张字条，可以后还有什么前途？还怎么在官场上混？在这一刻他心里是非常矛盾的。一方面他不忍心违心说假话，把明明看见的东西说成没有看见，不说别的，仅仅凭一个人起码的良心道德他也不应该保持沉默，他也应该大胆地站出来出庭作证--他平时不就是这么跟他的当事人说的吗？不能违背事实说话！可另一方面他又做不到，他可以打发市长的秘书，可不能打发市长的字条--这是多大的一棵树，他不是那种愿意沉默的人，不是那种甘于现状的人，也就是说不会甘心永远做一个普普通通的警察。所以他最终作了另一种选择--不出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