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这意思。”他用自己洁白的手帕擦拭落在桌上的奶嘴，“你知道，医生把菲比的实情告诉我的时候，我有多绝望。”
“多绝望？”
亚当凄惨地将脸仰起，像是说：还用问？他再次把橡皮奶嘴塞进菲比嘴里，菲比再次拒绝。两人不声不响地顽固着。
“就让她去咬。这有毒？”我抖抖手里基本散架的“松鼠”。
“不能让她养成这毛病！什么都往嘴里放……”
“哪个孩子没这毛病？”
“在其他孩子就不算毛病。菲比看不见，抓着什么都往嘴里放，还了得？”
亚当语气极轻，像任何时候一样，充满道理，有头有绪。
菜上来了。我们也像餐馆其他人一样，吃得安安静静。中国餐馆的热闹是食欲而致，而食欲是滋味而致。这里就不一样了，滋味、食欲都是比较低档的东西，对人没有实质的益处。当你冷静地想到益处，滋味和食欲就是贬义的了。
“就因为在菲比的处理上产生了分歧，你们分手了？”我对他俩的惋惜还是真挚的。也许从M和我的分手，我自如地借题发挥。
“菲比的情况我还没有完全告诉你。”亚当说，“菲比可能活不长。她的免疫系统弱极了，但她不是艾滋。请你冷静。我的痛苦不亚于你。”
“是医生这么说的？”我看他点头点得清晰有力，同时准确地在杂粮面包上涂一层薄透的非奶油。“医生没说，是什么原因？”
亚当正要咬面包，看我一眼，把面包放下了。他看出我等不及他咬下面包，然后细细地咀嚼，然后再吞咽干净。他觉得这种情形下先说话后咀嚼的顺序更好些。
“医生只说那场无缘无故、伤及大脑的高烧就是免疫系统失败而造成的。但什么导致免疫系统的失败，是个谜。你看，我的健康几乎十全十美，你，我们也做过彻底检查，不对吗？你我的家族史里，也没有特别不健康的基因，神秘就神秘在这里。”他微蹙眉头，悲哀地朝菲比笑一下。
我正在吃力无比地喂菲比吃意大利面。亚当指导我，把小块的西红柿皮挑出来，菲比的胃有时不接受这类东西。他欠起身，用菲比的餐刀将面条切得一寸长短。我注意到了，他无论是纠正菲比还是爱护菲比，都是温和而局外的，没有慈父般的愤怒和溺爱，就是一副耐心极大的样子。他所作所为都是为菲比好，而真正的父亲不见得做得到桩桩事情都为女儿好。真正的父亲时不时会纵容女儿的弱点。因此亚当的表情举止，对于菲比，是“非父亲式”的。起码在我看来，是这么回事。
“我不知你肯不肯来帮帮我。”亚当说。
我想，糟了。我等他说下去，他却一心一意嚼起面包来。
“我很差劲，连你的现况都不问问。你怎样？好吗？”他看着我，希望我别发出那种不够善良的笑容。我没有，菲比果真很惨，比预期的还惨。我一时感到这惨感染了我，还有亚当。这惨感染了周围的气氛；视野中所有人的音容笑貌，百合和鸢尾花的白色与紫色，都被菲比的惨给感染了。
“我吗？老一套：上班下班，交男朋友。”我老老实实地说。
“有男朋友了吗？我是说，值得你想到婚姻二字的？”
我抿嘴一笑。他马上明白事情很困难。
“我放弃学位了。我发现女博士大多数都不性感。不过这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亚当你策划的这场堕落。也许不能叫它堕落，是非堕落，或者非上进。“你呢，亚当？你也交了新伴儿？”
“有了菲比，就像隔着一个世界在和他们交往。可能你不信，我感到最亲近的人，是你。你同我一个世界。”
我正为菲比擦下巴上的金红色番茄汁，听他这样说，手停了动作。我没抬起头去看他的眼睛，看他是不是在胡扯。
“别误会我。不是那种意义上的亲近。”他接着说，“但我确实想念过你。那段日子，你刚刚生了菲比。那段日子是不是很棒？”
“很棒，没错。”简直乱真了。就因为我们几乎将它信以为真，我们才害怕起来。因为出发点不对，本质变不了，我们才知道那样的亲如一家不是什么好事。我才急于离开，亚当才急于打发我。
“假如你当时不走，留下来，菲比也许不会生那场病。”他欠身过来，阻止菲比伸向我盘子的手。
“医生说菲比能活多久？”
“非常当心，不让她生病、过敏，也许她能活下去，”他说，“不让她生病，过敏，又几乎是不可能。所以，如果你肯帮帮我的话……”
我看他一眼。他眼睛早已等在那里。我们到了相依为命的地步了？或说同病相怜？
“我可以付你工资。每月五千块，听上去怎么样？”
“听上去蛮公道。亚当，你得知道，我正在最关键的年龄，错过了，就很难去有个真正的家庭。我需要真正的丈夫。”
“那，六千块？”
“亚当，你看，我是个正常的女人，需要女人的乐趣，精神的、肉体的。”
“我不妨碍你那些乐趣。我们可以把时间安排好，需要我隐退的时候，你告诉我一声。”
我想了想，说：“我需要婚姻。”
他想了想，把手伸过来，搭在我的手背上：“这个我能办到。你看，我至少是喜欢你的，你至少不讨厌我。再说，菲比很明显地像你，也像我。你说呢？”
在我们过分专注地洽谈婚姻这桩正经事时，菲比不知何时操起了叉子，戳痛她自己，大声哭了起来。很险，伤在两眼之间，稍偏一点就扎到眼珠子上了。当然，扎不扎到眼珠都没什么大区别。菲比哭得惊天动地，因为她听不见自己哭得惊天动地。我抱起她，晃着、拍着，拿脸去贴她的脸，同时向所有停下了耳语的雅致食客们歉意微笑。我不知不觉又开始用那种婴儿语言同她呢呢喃喃，是亚当的目光使我意识到，我本性难移，明知菲比什么也听不见，我自顾自还要说。像个小姑娘和她的洋娃娃说话。他轻蔑和怜悯地笑了。
那个晚餐结束后，我和亚当落实在六千五百元的工资上。我每星期在他那儿住五天，直到我和谁真的去结婚。我们讨论了亚当和我成婚的可能性，那样会带来不少方便。但不便也会不少。我们还算了笔账，婚姻使我能得到亚当的部分财产，但我的牺牲也颇大：我得牺牲真正婚姻的可能性。他也可能有牺牲，除了损失部分财产，他得牺牲长久性的伴侣；而没有长久性的伴侣，安全系数就大大减低，尤其在这艾滋横生的时代。所以我们通过了“非婚姻”的协议。
M那里我不想撒谎。我对他还剩一些真情。他对我还没有完全心灰意懒。他说话时透出一种语气，我和他是“自己人”，余下的整个人类，包括他妻子，都是“那帮人”。我不知他在我这里的信用还有多少，不过我选择相信他。大概是从亚当那儿学的，亚当动不动就用“选择”这词：我选择不去赌博，我选择不去理会邻居对同性恋的恶感，我选择去喜欢低盐分的菜汤。
我和M在路上漫步。我在电话里把我和亚当是怎么回事告诉了他。他便赶了过来。他看见我推着菲比在门前等候他，满脸阳光地朝他扬扬手，他吃惊坏了。我居然化着淡妆，穿着浅米色的名牌开司米毛衣，V字领十分自信地开得极低。我简直比西单菜市场带鱼摊子前的我还苗条轻盈，还无所谓——对吃亏的无所谓。他以为会是个臃肿、邋遢的女人，不三不四有了个孩子，孩子又是麻烦百出……总之，他一路都在想：她还不知是什么见不得人的样子呢。
我们闷声闷气地你看我，我看你，都不甘心事情就那样完结的。都在刹那间想到，凭什么它就完了呢？他走过来，手按在我的手上。像买带鱼之后的那个傍晚。他有苦难言似的笑笑。我想起最初就是他这双伤心的眼睛，永远有苦难言的这双榆树叶形的眼睛，是它们惹起的一切。
“你可别哭。”他说。
“你他妈的。”我说。
“我以为你缺安慰呢。你这么精神，我都要不行了。”
我只是抹着泪一笑。
我们走着说着，他一只手，我一只手，推着菲比。
“这孩子真像你。她三岁多了吧？”他伸手去拍拍菲比的小脑瓜。聚精会神在自己聋哑和盲视的世界里的菲比给他拍得一恼，回头“白”了M一眼。
“她知道是个生人的手。”我伸手过去，摸了摸M刚才拍过的小脑瓜，去掉让她不适的陌生。“菲比要不生那场病，会特别聪明。”谁知道？
“听说可以开刀，恢复视力，起码一部分视力。再过一些年，这种手术可能会普及。”
我没接话。能打听的亚当全打听了，哪来的这种手术？
M在编瞎话安慰我。M在给予女人安慰方面，是很慷慨的。我想，他有这份心，强似没有。现在我看许多问题都是这态度：有幢漂亮的大房住，比没有强。有个亚当隔山隔海地做伴，比没有强。有一份六千五的月薪，太好过没有了。有这么个给点小甜蜜小痛痒的M，也胜过没有。然而，时不时地，又会兜一圈回来，回到一个“何必”上。喝不含酒精的酒，比不喝强，可是何必？
这时我和M把菲比推到了儿童乐园。我拿出一副小墨镜，为菲比戴上。M懂得这是为了不让别的孩子看出菲比的盲视。他很轻地叹了口气，然后他看我抱着菲比登上了滑梯，我坐后，菲比坐前，我俩嗖地一下滑下去。菲比开心了，大声笑起来。由于她不会说话，她的发声器官发出的笑声很奇怪。M就那么看着我们重复攀登、滑落、笑，他看着看着便叹了口气。他看见了，我的一天天就是这么过的。曾经要做诗人，要做服装设计师，要做比较文学的学者，就这样过着一天又一天。
回去的路上，他为我提起亲来。
“他是我的朋友，挺不错的一个律师。比你小一岁，不过你俩站一块显不出来。”他有条有理地说到他的教育背景、性格、工资。
“你想，不好我能介绍给你吗？那帮人里没劲的太多了，我跟你一个德行：不怕没事，就怕没劲。看看那帮人，一个个的，哪个有劲？”他换成英语俗话，“把屎都能烦出来！”我特别喜欢听M讲英文，卷舌音过火了，成了个讲英语的侉子。
正是他老实巴交的侉子英文使他憨厚无比，使我听信了他。我在周末便去见了律师。律师基本上没任何显著的可憎之处。爱看球类比赛，集邮，没事在电脑上看五花八门的消息，包括男找女女找男的讯息，在电脑上搜集政治笑话和色情笑话，再义不容辞地将这些笑话发散给每一个熟人。他最可取的一点是有幢房子，也在亚当那个“高尚”住宅区。我和他没有什么道理不开始约会。在第三次约会后，我就和他上了床。这时不上床，没有这个道理的。
M又醋意又得意地问我们的进展。
我说：“有点进展。”
“他挺帅的吧？”
“过得去。不像你吹的那样。”
“你那个什么亚当，一般男人长成那样，那么俊，多半不对头，多半作怪，不是这癖就是那癖，变态什么的！”
我突然觉得M很讨厌。
“你搞女人他妈的不算变态？”
“你还为同性恋辩护？”
“同性恋惹着你什么了？至少他们不祸害女人！”一面大声控诉，我心里一面纳闷：我火什么？亚当跟我有什么相干？退一步，整个世界整个人类跟我有什么相干——既然我只剩了一丝疼痛，牵在我的菲比身上。
十个礼拜是比较正常的时间跨度，这以后可以暗示婚姻，或者，散伙。律师倾向婚姻，我是两可。不过为了一切生怕我受罪的人（如M，我父母兄姊）和一切生怕我享福的人（如劳拉之类），我想就嫁了吧。M要我在婚姻既成事实后再告诉律师有关菲比的情况。也可以彻底瞒住律师，全在我。我当然不会否认菲比。每天下午，菲比都那样半仰着小脸，等我推着小车，载着她去儿童乐园，滑那个陡峭的滑梯。她就活在那一刻，就那一刻的笑声能抵消她漫漫无边的寂寞。那寂寞多么纯粹啊，没声音，没形状，没颜色，没逗号句号也没段落。
我在晚餐后对亚当说：“我在约会了。”
亚当看着我说：“我知道。”
“我以后每天早上八点来，下午六点走。走前我把晚饭做好，把菲比的澡洗好。”
他说可以。
我从沙发的一端挪过去，挪到他身边。不知为什么，亚当此刻抱着菲比的样子显得无辜极了。他和菲比就要这样形影相吊、孤父寡女地生活下去。我的手先抚摸着亚当的脸，然后又落在菲比脸蛋上。
亚当说：“你九点钟来就可以了。八点，你得多早起床？”
我迟疑一会儿说：“我八点来。你别管我多早起床。菲比习惯一早就见到我。”又一阵迟疑，我说，“我住得不远，他的房子离这儿只有一个街口。”
亚当脸上出现一点刻薄，笑了笑：“这不是你找他的主要原因吧——为离菲比近些？”
“不是主要原因，但是次要原因。”
我们一时没什么可说了，就那样并肩坐成一排，面对着巨大的电视画面。连菲比也觉出什么不妙来，她一手抓住我的手，另一只手抓住亚当。
“我的工资你可以扣除两千。”我说。
“那不是工资。”他说。
“我夜里不能照顾菲比了，你理所应当减低我的薪水。”
“如果你把它看成薪水，我就照你的意思办。”
我第一次看到亚当眼中有一层类似受伤的神色。
“你怎么了亚当？”难道你给我的钱是丈夫给妻子和孩子的赡养费？难道你我她三人的关系比它本身要丰富、复杂？
“你到底怎么了，亚当？”别想让我内疚，馊主意全是你出的，“我很抱歉，但我不能永远在这里……这样……”
他说他知道。他把手臂延长，这样我和菲比就都在他的怀抱中。
我和律师同居六个月，双方都感到火候差不多了，可以结束同居了。一天他问我，我需要多少张婚礼请柬，给我的朋友同事。我想这人居然从来不问，我从哪里挣钱。
我说：“二十张吧。”
他似乎大吃一惊：“你只有二十个同事加朋友。”
我耸耸肩，笑笑，为自己混出这么个人缘来表示无奈。我想二十张邀请柬一定用不完。
律师突然想起来了，问我：“你每天去哪里上班？”
“噢，不远。”
“不过你七点四十准时出门……”
“是吗？”我并不知道自己那么准时。
“没错。因为我每天早上七点四十正好结束淋浴，我一停水龙头，就听见前门‘砰’的一声，我就想，她上班去了……”
“为什么你必须在七点四十结束淋浴？”
“因为我需要二十分钟刮胡子、选西服、搭配领带的颜色图案，二十分钟喝咖啡、吃早点、读报，三十分钟开车到办公室……”
我怕他被“办公室”提醒，再次回到实质的疑点上，马上说：“我希望我为你煮的咖啡浓淡正合适。”
果然，我的打岔奏效。他说他正在考虑喝“非咖啡”，滋味可能有些差异，不过对于滋味他完全能够妥协。他中了我的计，没有再问过我上班的地点和工作的性质。既然我有收入，他就放心了——婚后的开销是两人分摊。这年头谁喜欢经济上的“拖油瓶”？
我问他请柬发出去后，是不是就不可以反悔了。
他猛地向我抬起微秃的头：“你要反悔？”
“说不定你要反悔呢？”我看上去在耍贫嘴，其实心里极其严肃。
“请柬已经发出去了。我们要计划一下才能反悔。反悔或确认至少要提前一个月打招呼。”律师一张法庭脸，我唬得一笑。“我就是开开玩笑。”这件事我和他都开不起玩笑。
没有反悔。我想不想反悔呢？为什么一切都这样有去无返？一张单程机票？我看着四岁零两个月的菲比这样想。尤其菲比，一场重感冒，一场严重过敏，对于她，完全没有返程。现在是初夏，儿童乐园里唯有菲比还穿着厚厚的开司米。她一身是桃红的，上衣带小小的裙摆，裤子是连袜的，衬着她的白色皮肤黑色头发，菲比像刚刚从一部卡通片里走出来，鲜艳美丽，但不知怎么有点失真。我现在只需把她领到滑梯前，她自己会摸索着一步步爬上去。我已经把所有孩子都拉拢了，以巧克力、炸薯片、廉价玩具。他们不再占她上风：揪她一把头发，或扯扯她的衣服就掉头跑开。
菲比仍是不敢单独滑下去。她往往只是在滑梯顶端站上一会儿，自豪一会儿，便沿着阶梯一步步摸索下来。无论我怎样鼓励，她只是揪着我的食指，央求我像从前那样抱她滑下来。我耐心足够，相信她总能过这一关的。
这天下午，亚当到儿童乐园来找我们。我看出他心事不轻。他第二天要出门，去圣路易斯参加一项大型庭院设计投标。从那儿，他将去一趟南美。都是不得不去的。他需要我向律师撒谎。
“十五天，你指望我怎么混得过去？他总不能一回电话都不跟我通吧？”
他在我旁边坐下来，眼睛看着他那童话般的女儿。菲比站在滑梯顶端，双手紧抓着栏杆，努力让自己不挡别人的道。一个个孩子从她身旁挤过去，呐喊着从陡峭的滑梯冲入沙池。
亚当说：“你没有选择。”
我扭脸看着他优美的侧影：“你是说，我在挣着你的一份钱？”
“我是说，你没有选择。”他说，“我也没有选择。”
我觉得我们俩眼下的对话不是很接茬：“你有选择——可以花钱雇个人来上夜班。很简单。”
“我试过。没有一个人可靠。”亚当眼睛始终跟随菲比，“当着我的面和背着我的面完全是两个人。都这样。有一个居然在菲比卧室里抽烟！还有一个更混账，自己泡在澡盆里睡着了。菲比整整一个小时被圈在厨房栅栏里！连索拉都不可靠，她背着我给菲比吃什么你知道吗？麦当劳的炸鸡块！”
我问：“你怎么知道的？既然她们背着你？”
“这有什么难的？”他耸耸肩，“我可以安装监视器。”
“你可以什么？”你居然用这种下等间谍手段！
“我说我可以。”他阴冷地笑一下。
这一笑我全明白了：“你够卑鄙的，亚当。”
“所以我知道没有一个人可靠，除了你。到底是不同的，你看。”亚当转脸看我，眼睛里是嘲讽还是忧愁，不好说。或是两者兼有。尽管我看上去一是一、二是二，挣他的钱一点儿不比别人手软，他还是看透我的。他那样笑是笑我，是为我发愁，我这样和他一道陷下去，将来无法收摊子的。我已不在本分地挣钱干活，我已超越了规范的雇佣关系，把我、他、菲比的关系搞得越来越不三不四。
我想，我必须认识到眼下局面最恼人之处。我必须愤怒。
“就是说，你从监视镜里比较过我和其他的保姆？”我聚拢目光，使它具有较高的压力；我把嘴唇和牙齿挤紧，声调压低并拖长，使每个字脱离我唇齿时都形成一个爆破。我要的就是不祥和狰狞的效果。“这是犯法的，你知道。”
“没错。你连淋浴的时候都把菲比放在浴室里。”
我赤裸着已有些松垮的身体，不雅地鼓着由于孕育而落下褐色斑纹的腹部，还有两个被菲比呷喝了一个月、由菲比的嘴唇和柔软的牙床最后塑出的乳头；永远失去了新鲜的颜色、流失了一些质量和形状的乳房，一一被摄录下来，一一被亚当过目。我应该愤怒，应该感到被羞辱被侵犯被猥亵的愤怒。一个女人，在完全不设防状态中感到的安全、适宜，那种状态中的松散无形，那种对自己肉体失去乐趣从而导致对于它的忘却和放弃，这些都给一一摄录下来。接下去，是这漠视自身的女人的面孔，它一刻不松懈地扭向身边的那个残疾女孩。她面孔的特写：一股近乎是幸福的感觉出现在那略显焦虑稍带痛心的眼睛里。这双眼睛的特写：它们可以属于一只母猫或母狗或任何母畜，既温存又愚蠢，并有着随时会扑出去撕咬，把性命交出去而保全身边这崽儿的危险。我想象亚当从镜头中看着那一个个特写。他怎么也该受一记大耳光。我并不因为自己的裸体给他偷看了去而受不了，我受不了的是我裸露给他一双完全无所谓的眼睛，这裸露的毫无价值、毫不切题使我受不了。我继续追究着使我受不了的理由，让这些理由一点点进入我的右臂，如同枪膛中一点点压紧的弹簧，把一记耳光满满地抵上去。我所有的精神与神经都集中在这记耳光的准备过程中，亚当所有的辩解与赔罪都擦过我的耳朵，随春天傍晚浅绿的风而逝去。
这时，菲比成了唯一的孩子，站在高高的滑梯顶端。其余的孩子呢？大概都随母亲们回家了。没有母亲来领走菲比。菲比孤独极了。孤独的菲比使我分了心，不，这穿一身不合时宜的桃红毛衫的小女孩紧紧抓住了我。我发现自己走向她，把手伸给她。菲比像吮乳的时候那样，拳头攥着我的食指。然后她一点点下蹲，最后坐在了滑梯口。她突然闭紧盲视的眼睛，痛下决心了。我的心顿时提到喉咙口。我听自己又开始喃喃低语。菲比用力闭紧眼皮，鼻梁上起了细小皱纹。我自言自语的鼓励越过她坏死的听觉，直接进入了她的理解。
亚当也跟上来。起码在别人眼里，我们三人是完好的，我们的组合一点破绽也没有。父亲慈爱地看着女儿，再去看满嘴甜蜜傻话的女儿的母亲。父亲觉得这位母亲有些可笑，有些可爱，便也随着甜蜜起来。任何局外人，都不会看出这其中有任何不幸。
“你看上去完全是真的。我是说，一个美丽的母亲。”亚当对着我说，每个字酥痒地进入我的耳朵眼。
这时，菲比决定性地松开了我的手。
我对亚当说：“去你妈的。”一点儿力量也没有。菲比沿着螺旋滑梯滑下去，同时发出一声尖叫。那种哑人的奇怪尖叫。许多日的踌躇后，菲比头一次独自完成了滑落。
我冲到滑梯端口，菲比已落入沙池。她的叫声由于不含任何语言意识而成为纯粹的欢乐符号，号角一样。
我发现自己和她一块儿尖叫，也不要语言了。我发现我把泪流满面的脸藏进菲比的小小胸怀。怎么会泪流满面？亚当，你得逞了，你把我耍弄成这样。
从那之后，我们三人都不再怀疑：我没有选择。我对我的未婚夫毫无愧意地撒谎：我出差去了。和另一个女同事共一间旅馆房间，所以你不便打电话给我，以免打搅人家。律师说：“好吧，你会打电话给我吗？”
“当然。我每天会给你打个电话。”
他觉出这事有点不地道，有些蛛丝马迹。但他的注意力主要被我的无纪律无规划的做事方式夺去了，他主要想不开的是：“你怎么可以在最后一个星期才通知我？你怎么可以这样临时、即兴、缺乏计划？难道我不配提前一个月得到你出差的日程安排吗？出这样的远门，十五天的旅行，难道我不够资格和你预先做一番安排吗？”
我忙说：“够格，够格。”
他没有高起嗓门什么的。他是个好律师，天生雄辩而绝不用大嗓门。我想，这是该我吻他一下的时候，只要那个吻能导致做爱，事情就解决了。果然很准，他在我吻他时眨了眨眼，像是忘了他与生俱有的坚强逻辑。我知道吻得不错，他已开始解衬衫袖口的纽扣，先是左，后是右。不久我们已在床上。他做爱热烈却也非常礼貌。他会说：“能请你翻个身吗？这样很好。我不介意你头发扫在我脸上。我喜欢你这样。是的，很好。是的，好极了。”
我们忙完之后各自躺着。他的眼睛直直望着天花板上的圆形顶灯，以及它周围的石膏凸形图案。我也一样。他说他很高兴，我说我高兴他很高兴。我们都是负责任的人，都把对方的高兴看成责任。
“你还在服避孕药吗？”我说是的。
他放心了。他说在结婚后先两人过一年日子，过顺了，再作孩子的计划。这是他押送我去医生那里请他给我合适的避孕药的原因。他说另一个原因他必须对我交代，就是他一直吃抗抑郁症的药，直吃到遇见我。我打听过是什么使他得了抑郁症。他说周围的不少人都在吃抗抑郁症的药，因此他怀疑他也有这个需要。我倒没发现他苦闷，我把这点告诉他了。他的回答很有说服力：“我必须把苦闷控制在苗头的阶段。”
“你会成为一个好妻子。一个很好的做妻子的料。”他说。
我说：“谢谢。”
他说：“别客气。”
我一直想问他是不是很爱我，但我又一想，算了。我总是这样想，算了。我们都是非常负责任的人，有足够的好感和善意，我们会过得不错。如果没有菲比和亚当，如果也没有M，我们的前景真的会相当不错。律师轻声打着呼噜。他就这点儿好，一切都有分寸，都在比例之内，连睡着了都是分寸很好的。
在亚当出门期间，我请劳拉来串门。劳拉的中国名字我忘了。她对我和亚当又搞到一块儿的事实不加追究。她认为亚当那么富有，换了任何一个女人都会像我这样慢慢敲他一笔再离开。我和她坐在便餐室闲扯，菲比不时把她的娃娃衣服剥下来，让我再替它们穿上去。菲比有十来个这样的时装娃娃，头发也可以拆开，不断给它们换发型。菲比要我把娃娃甲的衣服给娃娃乙穿，依次轮替。她摸到一个娃娃穿上了另一个娃娃的衣裙，便会有一刹那的惊喜，长长叹一口气，眉毛向上扬起。然后她又跑到劳拉那儿，请劳拉做同一件事。劳拉做了一会儿就开始偷懒。她觉得和这个无法沟通的孩子每天这样相处，比较腻味。但她知道，要好好敲亚当一笔，这是没办法的事。
“我看你对她挺无所谓的。”劳拉说，下巴指指菲比。
我笑笑。
“她越长越像你。”
“是吧？”我说，“菲比比我好看多了。其实菲比很聪明。你知道海伦·凯勒吗？要是能找到那样的好老师，菲比会是第二个海伦。这样的孩子内心都特别丰富，你看她的表情——你看哪个孩子的表情像菲比这么内向、成熟……”我也老王卖瓜起来，却马上意识到我说服不了劳拉。我说服不了任何人。菲比没剩下多少健全了，劳拉对她的怜悯中明显掺着嫌弃。这个自己和自己永远捉迷藏的菲比，她的存活赖以人们对她的忍受。她在我和劳拉之间重复地来回跑，渐渐发出一股令人难堪的气味。
我赶紧把菲比抱进浴室。近五岁的菲比个头不小，已很难买到尺寸合适的尿布。劳拉恶心地微微龇牙咧嘴。
“怎么还不会用马桶？你该训练她用马桶啊！”
我说这不是菲比的错：我应该按钟点领她去坐马桶。我手脚极其麻利，很快把菲比冲洗干净，又从毛巾柜里取出一条消过毒的浴巾，裹在菲比身上。黑色大理石的浴室地面上，用过的浴巾五颜六色扔了一地。菲比一般每天要用十来条浴巾，每条浴巾都必须绝对无菌，否则她会过敏。我不知道菲比过敏起来会是什么样，但我对此毫无好奇心。因此我只能这样陪着她麻烦百出地活下去。
劳拉靠在浴室门口，脸上还是那个轻微的龇牙咧嘴。她已感到敲亚当一笔不是那么好敲的，或许是亚当在敲我一笔都难说。这样的一天二十四小时，这样的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她看着我手忙脚乱，汗也从鼻头上冒出来。劳拉心里已有了总结：我这口饭不好吃，偌大个美国，原来哪里也找不到一口好吃的饭。
“你们以后打算怎么办？”劳拉问。
我触到菲比的肋骨，她笑起来，两腿蹬动。这动作若发生在不满周岁的婴儿身上，是得体可爱的。我随着菲比笑着，任她两只脚踹在我腹上、胸上。我尽量使它成为一件有趣的事，尤其在劳拉认为我其实挺受罪、为我愤愤不平的这一刻。她和她丈夫的不富足，他们从牙缝里抠出买房的钱，吃减价鸡蛋喝过期牛奶，等等，这一切，同此刻的我相比，仍是优越。劳拉和我所有的女熟人一样，一旦感到自己的不如意便去找个比她境遇更坏的人来，这人的惨状总会给她一番难得的好心情，在美国我常常这样使女熟人们获得好心情。我曾有一度使她们心情不好，那是五年前，她们头次看见亚当的这所大屋，以及屋中大腹便便的我。
劳拉还靠在浴室门口，两条胳膊交叉在胸前。她看着我一块一块地从地上拾起浴巾，扔进洗衣筐，又去处理菲比沉甸甸的污秽尿布。我突然想起刚才忘了在菲比两腿间扑粉，于是搁下手里的活去解那些半分钟之前才扣上的纽扣。劳拉说：“你够利索的，手脚那么快，我看着都头晕。”
她又说：“那时你跟M，怎么没要个孩子？”
我笑笑。她的心情真好啊。
“我和M还常常碰头。”我突然说。我干吗和M还常常碰头？是他需要我还是我需要他？我干吗跟这女人说这个？我仔仔细细在菲比两腿间扑粉，把她翻过去、倒过来。菲比喜欢粉的清凉感觉，一动不动了，脸呆下来，全神贯注地享受。这期间劳拉在说M新夫人的坏话，说M常常有种受够了的眼神。劳拉是想让我的心情也好一下。我不信她的话，但我爱听它。我的心情确实为此好了一下。
劳拉走后我想到每晚九点跟律师通电话的约定。
“你好吗？”我说。
“还好。我今天想到过你，两次。一次是在吃午饭的时候，一次是在下班的路上。”
“我也想念你。”
“你忘了带维他命，亲爱的。”我打了个哈欠，错过一句回答。
“今天的午餐够呛，”律师又说，“火鸡胸肉的三明治和面条鸡汤都差劲，火鸡上涂了一大层沙拉油，汤咸得恐怖。”他没太大火气，但指控完全成立，“我原来打算吃那家墨西哥馆子，但墨西哥饭卡路里比较高。我爱吃卡路里高的食品，这个倾向不好。”
“对，这个倾向不好。”
“你不问问这几天我的案子有没有进展。”
“噢，你的案子有没有进展？”哪个案子？
“你简直不能相信，我的宝贝儿，一点儿进展也没有。”
“真不能相信。”究竟是哪个案子？
“你想好蜜月到哪里去度了吗？去我父母那里还是去欧洲？去哪里都要好好计划。别忘了，我们离婚礼只有半年了。”
“随你便。去欧洲不错，不过去你父母家也蛮好。”
律师有条有理分析去欧洲和去他父母家的利弊。我不断地拂开菲比摸到我嘴唇上的手。她听不见，但她知道我在做一件把她撇在局外的事。她不喜欢我做这类事。她开始揪我头发，因为她知道只要拿起这个叫作电话的玩意儿，她就会被撇下相当长的时间。我拿下巴夹着电话，一只手将菲比抱起，送到她的床上。我把她的脑袋轻轻按在枕头上，然后去捻她柔软欲化的耳垂。这是我发明的十几种催眠术中奏效较快的，一个失聪失明的孩子最难办的是哄她睡觉。律师仍在电话里讲着半年后的蜜月，我在适当的时候说上一句：“真的？”“哦，好极了！”“太诱人了！”
菲比第四次挣脱我，坐起身，摸索着过来抓我的电话。我对着话筒说：“我正在起草一份文件，明天一早要用……”菲比两手死扯住电话，命也不要地往她怀里拉。“我明天再和你通话……”
“你说什么？”
他和我的声音都给菲比扯得忽大忽小。“我说明天……”
电话被我用力一挣，敲在我身后的墙上，菲比全部体重都吊在电话上，这一来便向后四仰八叉地跌到地上去。电话筒里的律师给我撞在墙上撞得不轻，语气有些光火。
“你那边到底在发生什么？”
菲比的号啕和他的质问同时发生。我撂了电话就去抱菲比，马上又想起律师在电话里刚给我一撞，再来这一撂，下面的情形可能对我不利。果然，他来了句“操”。他只有在高速公路上碰到堵车或蛮横超车的人才用这类痛快辞令。我忙把掌心捂在话筒上。要不怎么办？我总不能去捂菲比的嘴。
“操，你那边到底在搞什么名堂？”律师语气里还剩50％的冷静。
我连忙道歉，说女同事的孩子在哭。我没意识到我的手仍然捂在话筒上，把我自己的声音捂得严严实实。
“你怎么不说话？哈罗……到底见的什么鬼？”我这才挪开捂话筒的手。
“对不起，亲爱的……”我的嘴甜起来。不遇到这么紧急的情况，我肯定为此类恋爱用语起一身鸡皮疙瘩。“实在对不起！”
“我以为你正在起草文件！哪来的见鬼的孩子？”律师的冷静恢复了，他那能够治罪能够赦免的冷静。我感觉自己在被告席上冷汗淋漓、面色如土，面对如此的冷静，我心里来来回回只有两个字：完了。
“不是……不是……”
“不是什么？”
菲比委屈冲天，身子直打挺，哭声爬上更高的调门。她一点儿也听不见自己的哭声，这越发使她委屈，令她疯狂，菲比的哭声可怕起来。我完全给这石破天惊的哭喊震住了。律师似乎也给菲比震得目瞪口呆。我打赌他从没听过这样嘹亮的、完全没有潜在语词的、非人的哭声。
半晌，我听他惊叹一句：“我的天！”不过我可能听错了，他也许什么也没说，只是呆呆叹服这哭声的不同寻常。它的纯粹的悲愤，纯粹的委屈、恐惧，它超越言语表达的一切表达，使它成为哭的抽象。因而它把它应含的所有意义变得全无意义，全无具体意义，成了啼哭自身。我发誓没人听过比它更纯粹的啼哭，世上不可能有比它更绝望、悲惨的啼哭。这哭声要把菲比撕成碎片，要么就是菲比把这哭声撕成碎片——似乎只能有这两个结局。
我的喃喃低语又来了。我把仿佛正在碎裂的菲比捧起，把她泪汗交加的小脸贴在胸口。电话和律师一起被撇在一旁，我只是用那些我和菲比之间的语言悄悄劝慰这个孩子。她听不见这语言，她的理解力直接接收它。
话筒里沙沙沙的声音当然是律师逻辑缜密的追问，但我不去理会它。我只是想着菲比的不幸，我和菲比分承的不幸。我不能不让菲比把这巨大而抽象的不幸感发泄出来。我得让她好好发泄，她有这权利。我得给她的发泄以出路。我抱着哭得抽搐的菲比，世上其余的事都是扯淡，都没有一盎司的重要性。我知道律师会跟我没完，他还在电话里条条在理头头是道地追审着我，他一定冷静得要命，冷静得阴森。他冷静的质问成了听筒里沙沙沙的细小噪音，奇怪的是，它听上去不冷静，而是歇斯底里。
“……你必须给我解释——你为什么说谎？”
我说：“我马上给你打回来。”
他以结冰的嗓音说：“不，别挂断我。我请你立刻解释。我有资格请求你吗？”
“你有。”我干巴巴地说。
“那么我请求你立刻解释。”
彻底缴械投降算了。但不行，律师是个蛮好的丈夫人选，缺乏弱点，绝无大毛病，收入可观。我口气很甜很糯，真像专门给男人亏吃的那类女人。
“亲爱的，听我说……”
他打断我：“原来你并不像你看上去那么单纯。”
我看上去单纯？好事坏事？我瞒住了离婚，瞒住了和亚当合作生出的菲比，看来瞒得挺成功。反过来一想，经历了一场又一场勾当，被人祸害亦祸害别人，看上去仍“单纯”，这是不是挺没救……我接下去不知说了些什么，大概是无法自圆其说的自圆其说。我只需一个喘息，整顿整顿，再进行反扑。
律师却绝不给我整顿的机会，让我持续地溃不成军。“你必须马上原原本本告诉我真话。”
“什么真话？”
“你现在到底在哪里？”
我咕咚咽了口唾沫，然后用块纸巾替菲比擦着满脸满脖子的泪。她已止息了哭声，一会儿一个凶猛无声的抽噎，感觉像干呕。
我不知自己又说了些什么，大不了是另外一串谎言。反正债多了不愁。
这时律师突然说：“我爱你，你该知道。”
我一下子哑住了。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他和我似乎相互赠过若干次，但这一次显出如此的不祥。
“你呢？”他说。他可不能白赠我这句话。
“我也爱你。”我求饶地说，枪口抵在我脑门上了。
我的心一沉。大概是类似感动的那种心理感受出现了。我想，我要每次都这样有所心动地说这句话，我和律师间的现状大概会不同。
一夜我都在想如何“解释”。因为始终想不出个较理想较圆满的解释，我拖延着给他打电话的时间。一拖就是三天。亚当该回来了，我突然感到我很盼望他回来。我却打了个电话给M。
“不是让你打给劳拉吗？她会转告我的。”他在电话中同我交头接耳。
“你的小夫人在家？”
“你怎么了？”他声音稍微正常了些，“怎么了你？”
“噢，她就那么大个心眼儿？她挖了我的墙脚我这还留了一个大耳掴子等着她呢……”
“好了，你有事说事。我现在在厕所里。”我只配听他在厕所里跟我说话。
“还有个先来后到没有——我跟你说话都不行？这小蹄子，她要跟你过不去让她来找我！不然我打上门去，我不怕费事！”
M笑起来。他知道我只剩下他了：真实的坏脾气，真实的不讲理唯有他还看得见。
“那你打上门来吧。我正好跟她过得差不多了。”
“把你家地址告诉我。”
我自己也忍不住乐了。我长话短说地把我和律师的局势告诉了他。他在厕所里静静分析着。然后他说：“你对那律师真有感情？”
“我还能找到比他好的吗？”
“他有那么好吗？”
M心里不是味了。他说不定想起了我们那些充满缱绻、充满吵闹、充满恶语相向最终又抱作一团的年月。我们那时年轻。真年轻啊——好和不好都是真心实意，爱和怨都是乐趣，都是兴致。我们那时哪来的那么大的兴致，吵啊闹啊，相互刻薄，不依不饶。好像真值得那样生死一回似的。我心里也开始不是味，眼睛、鼻腔有了肿胀感。
“你总不见得看我这样……这样下去吧？”我说，眼泪一下淌出来。
M听见泪水哗地淌出我的眼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