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别又像跟那个什么亚当，辛辛苦苦过了一年，最后还过不到一块儿去，落下那么个孩子。”他其实是说：落下那么块疤痕。
我说亚当是亚当。跟律师，我是一步步稳稳地走过来的。一步一步，了解基本完成。我和亚当的真实关系，只有我和亚当知道。我对任何人都无法启齿。尤其对M无法启齿。他只知道我和亚当合不来，生了菲比后两人的关系持续恶化，眼下的唯一联系，是又聋又瞎的菲比。M把我和亚当想得正常多了，只是婚姻的又一次坏运气。
“好了好了。”M说。
我说：“什么好了好了？什么他妈的好了？”我抹了一把泪，同时往菲比刚磕破的脑门上涂碘酒。这类磕碰是小意思，菲比非常习惯。因为她讲不出痛，她把痛作为正常感觉的一部分来接纳了。她的正常感觉范围很大，包括让门缝或抽屉夹了手指，挨麦片粥或汤的烫，沿着楼梯一路滚摔下来。我一面听着M在厕所里给我做高参，一面把菲比搂进怀里，往那块伤口上轻轻吹气。我知道这是给正常孩子的哄慰，对菲比全无必要，但我每次仍情不自禁，照例地做。我怀疑我做这些其实是为我自己。
M的策略是死不认账：既然我在意律师，打算再碰一次婚姻的运气，我得把谎撒得更彻底、更圆满。世上有几个人能吃得消真话？这是M这场谈话的总体精神。他认为他失去我我失去他都因为我俩那时不懂这一点，误以为相互受得了彼此的真面目。爱情需要真实，婚姻需要技巧，这是M在厕所里跟我窃窃私语的总结。
晚上九点，我准时给菲比换了优质纯棉睡衣，把她放到床上。然后我花了时间轻轻搔她的发根。这是另一种较灵验的催眠术。十点，我给自己煮了杯无咖啡因的咖啡，加了非糖非奶，往绒布摇椅上一坐。这张可躺可坐的椅子是亚当家里唯一不好看却舒适的椅子。其他家具都极具展示价值，都是一个个设计大师的心血来潮，因而过分精美，缺乏人道。你是可以用它们的，但更主要的是它们用你。
我把绒布椅放置到最好的角落，这样躺上去既舒适又大模大样，给予自己主人公的姿态和心态。我已大致准备就绪，给自己的撒谎布置了一个宽松的氛围。电话拨通了。
“哈罗。”律师说。铃声只响了一下。他这三天都在守株待兔。
接下去我舒舒服服地扯谎，告诉他我如何忙，会议日程、参访日程、采购日程。我绝口不提那天晚上使我和他不欢而散的那个哭闹孩子。
他也像忘了他心里窝了三天的大疑团。他说到他的案子，他如何毁了他在法庭上的对手。他还谈到那场《蝴蝶夫人》，原本该我去坐的座位，紧挨着他空旷着。他照例说起午餐食谱：各种方式烹调的火鸡肉。他认为火鸡胸肉是对人体害处最小的肉类，脂肪低到近乎零点，无胆固醇，含高蛋白。对了，还有个优势：高纤维。它的口感和滋味稍次，但那不重要。人应该选择进食的目的，而忽略进食过程中的乐趣。久而久之，一种食物的益处将会改变人们对它的滋味的恒定看法。
律师不紧不慢地说着。他急火火地等待我的电话，急切地一把抓起话筒，就为了慢条斯理告诉我这些推断和认识。
我们彼此道了晚安。就像我在他身边的所有夜晚，和他并排躺着，他在困意袭来时抓紧时间以最后的清晰口齿对我说：“晚安，亲爱的。”我也会说：“好的，晚安。”时常是在此刻，我突然来了谈兴。但“晚安”之后是不该再起任何兴致的。我对律师在沉重的困意中还保持完好的礼貌而钦佩不已，并微微感动。正如他在听完了我所有谎言，并确定我仅仅在一个路口之外的一所房子里同他胡扯之后，仍然可以保持严谨的礼貌。然后他开始用他的律师手段、律师的便利条件，在二十分钟内就找到了我所在地址的准确、具体方位。
我正在看晚间新闻，门铃叮咚一响。十一点差五分，我绝不期待任何人在这个时分造访。从窥视镜里，我看见来访者是律师，一身运动服装，扎着荧光腰带，以使汽车不撞到他身上去。即使酒徒开车，老远也看得见这根腰带的警示。我只得打开门，我还能怎么办？
他和我一个门里一个门外地相顾无言。三十秒钟的相顾和无言足够省略掉他揭露性的开场白。然后他微微一笑，我的知罪认罪似乎在他看来很好玩。
“不欢迎我？”
我笑笑。很狼狈很狼狈。我做了个“请进”的姿势，也许我咕哝了一声“欢迎”。总之，我很快发现他已在展览馆一般的客厅里，看着德库宁和杰克逊·波洛克的画，手里捧了杯矿泉水。然后他看着画面上厚厚一层颜料的泥泞开了口。
“为什么骗我？”
他目光不转向我。我骗他骗得太狠，连他都不好意思。“是的，我骗了你。”你别磨蹭了，审我吧。
“我得告诉你我怎样知道了真相。”他转过面孔，神情中完全看不出他下一步将拿我怎么办，“你难道不想知道我怎样发现真相的？”
“你怎样发现的？”
他又微微一笑。这是一个不太得意的笑，甚至有了点痛楚在里面。他就近坐在了最受洋罪的沙发上，以免全面垮掉。
“我在那天晚上就在电话上添置了一项服务，就是那种——任何人打进来的电话，都会被它录下号码的那种。”他顿住了，又笑了笑，意思是：你看，你把一个好好的律师逼成了一个三流私家侦探。“是你的电话号码背叛了你。”
“噢。”
“我已经知道这房子的主人是谁了。这不难侦察。”
“是吗？”
“想知道我怎样侦察的吗？”不等我表态他又说，“很简单——他是这一带小有名气的阔佬。他父亲崇拜弗兰克·劳埃德·赖特，和建筑师交往不浅。弗兰克·劳埃德·赖特为他父亲设计过不少房子。这是其中一栋。没发现常有人在这幢房子周围转悠？那都是外地来芝加哥的人，专门来参观弗兰克·劳埃德·赖特在这个地区的建筑设计。”说到此处他站立起来，四周望一眼，“果然很厉害。”
我不知他是指弗兰克·劳埃德·赖特的设计还是我的骗局。
他转脸对我说：“带个路吧。”他的意思是要我做导游。我只得领他走进宴会室、便餐室、书房、起居室。他的眼睛评估着所有的藏画藏书、古董、家具，口中数落着我的欺骗。我什么也不说。
我还有什么可说的？
他在楼梯口停住了脚步。
“我最好不要吵醒孩子。”他一只手扶在楼梯扶手上。阶梯上有个时装娃娃，衣裙被剥去，赤裸裸的。他对着这个娃娃开了口：“其实我并不计较你有孩子。我不会过问他是非婚生的孩子。他是非婚生的吗？”
“是她。”我纠正道。
“管他呢——他也好，她也好，我都不计较。”他是说他只计较孩子的父亲。
“你爱他吗？”律师问。他声音中的冷静毫无破损，而他的感觉已破损得难以修补了。我却必须修补。
“他是同性恋。”我说。这是我头一次以搬弄是非的形式背后谈论亚当。
“这正是我不忍心告诉你的。”律师说，“你是在有了孩子之后发现的，一定是这样。据说他魅力十足？”
“他和我之间已经没有任何关系……”
“我知道。”他的手一直留在包了柔软皮革的楼梯扶手上，“我知道。你曾经爱过他吗？”
我想，天哪。
律师马上说：“好了，我不该问。曾经不能算数。不能算数，对吧？”
他简直拿他的高尚来欺负人了。
这时，楼上传来砰的一声。我心里直祷告：可别，可别。菲比一身白色睡装，出现在楼梯顶端。然后她微微仰起脸，像是从空气中嗅出了一份陌生。我一时不知该拿这局面怎么办。小小的白色幽灵两手准确地抓住楼梯扶手，一个阶梯一个阶梯朝我们走来。她的动作属于一个自然的盲者，已经十分娴熟地把握了黑暗。我看出律师大吃一惊，但他很好地掩饰住了。
“简直是个天使，不是吗？”律师嗓音中有一种慈爱，是美国文明所要求的一个高尚人士必备的、理智冷静的慈爱。“她叫什么名字？”
“菲比。”
他马上朝白色小幽灵张开两手。
“菲比！”他没有得到任何反应。
立刻，他的美国文明对他有了进一步要求：慈爱必须再放宽些，接纳这孩子的另一项残疾。律师不大撑得住了。他想，这可怎么了得——难道我今后必须间接地和这个失明失聪的天使打一生交道吗？
菲比准确无误地避开了这个向她张开双臂的陌生人，走向我。她的嗅觉进化是超常的、超现实的，这嗅觉领她走向安全、熟识。我怀疑她嗅得出这陌生人的慈爱中有多大成分的容忍，以及这容忍所含的永久陌生。我甚至觉得她嗅得出律师的善意是一个文明社会的姿态：人可以不爱健全的孩子，但人不得不爱一个残疾的孩子。整个社会的施舍式慈爱此时全在这中年男子的身上，他张开的双臂，已收不回去了。菲比细小的身心，承受不下这份抽象而巨大的慈爱。她宁可躲开它，走向我。她两手抱住我的脖子，脸上带有排斥。她不要这张开双臂的人——这社会和公众之爱的载体——来麻烦她。她的身体畏缩着，奇长的两排睫毛不断哆嗦，拼命忍受这只摸到她手上来的陌生的手。
律师的手抚摸着菲比柔软的头发。头发是从我腹内带出来的，从来没有经过修剪，因而发梢上仍是那些胎发的柔弱无力的拳曲。
律师告辞了。菲比的突然出现使整个局势发生了重大转折。事先他心理上毫无准备，他准备的一副对于我的高姿态在这个突如其来的转折面前派不上用场，甚至文不对题。他得马上走开，必须想出个新对策来。在此之前，他绝不能轻易表态。他这时慷慨不起，大度不起，因为后果会极昂贵。他得恢复思维的秩序和独立性，好好看清他的慈悲是否足够宽绰，能否容纳我的欺瞒，以及这个过分异常的孩子。
他在门口对我说：“你知道，我是非常爱你的。”
这话的真实意思是：永别了。
我点点头。谢谢你，心我领了。
他看着我，门外进来了风，他稀疏的浅黄头发飘摇起来。他受不住气氛中了结的意味。嘴角用着一股悲壮的力，使他的面容不至于出现任何没出息的垮塌。他在我们这场交往中投资的时间和感情是不小的。他还是没绷住。
“我需要一个拥抱。”他说。
我放下怀中的菲比，按按她的头顶。她明白它的意思：乖些，我去去就来。我走到他面前，给了他一个永诀时该有的紧紧拥抱。是个蛮好的男人，我似乎已开始回忆。
亚当回来了。肤色和精神都还是牙买加海滨浴场的，赤脚在房内迈着大而懒的步子，沙滩的步子。他丝毫没看出我在他度豪华假期的时候经历了什么。又一场dump。他在书房里待了很久，有四五个小时。出来之后度假的痕迹荡然无存。他看我正喂菲比吃捣碎的意大利面条，看我从一个屋追到另一个屋。他走过来，双手扳住了我的肩，迫使我的面孔正面朝向他。
“你还好吗？”
“你从监视器里不是都看见了？”
他把我的头慢慢按到他自己的胸口。
“对不起。”他说。他像真的一样把我越抱越紧。是那种葬礼上的拥抱。
“我没事。我被dump惯了。”我真的没事。有点遗憾，就像去逛商场，错过了一桩很合算的购置。
亚当认为我绝对需要这个拥抱。这拥抱的长度和紧密表示他和我共同承担这份哀悼。他必须给我足够抚恤。整整两天，他用眼神、姿态、声调抚恤我。第三天，他告诉我：“你可以回去了。”
“回哪里去？”我无家可归啊。
“回律师那儿去。我和他谈了两个小时……”
我暴跳起来：“谁要你找他谈？你算谁？”我以为我早已过了暴跳的成长期。“你还嫌这桩事不够恶心吗？还嫌你害我害得不彻底——我本来可以高尚一回，为一个孩子！他可以起码尊重我的高尚，我牺牲，起码像个烈士一样牺牲！”我不知我在说什么。
“他这下了解了你的高尚，尊敬你的烈士行为……”
我猛烈凶恶起来了：“你是谁？我倒要问问，你从哪儿得到的权利？越过我去跟他接触？”我的英语突然贼溜，愤怒给了我口才，“你去告诉他什么？我俩仅仅通过一支注射针管做爱？你通过电视监视器欣赏我的裸体？你付了一大笔钱让我做菲比的‘非母亲’？”我在每句话里都加了个“操”。
“你听我说完……”
“你告诉他菲比以后不会打搅他？或者，告诉他菲比是活不长的，是吧？”
他两眼一黑，最后的这句话被我猜中了。
“我什么也没告诉他。”他在牙买加海滨浴场养出的健康一下丧失了。他变得非常虚弱，“我只说，菲比是个偶然，她能活到今天是个奇迹。就这些。”
“就这些？”一个冷笑如伤口一样在我脸上绽开，“这些还不够——在这个非婚姻里，我们这对非男非女进行了非性交，养出了一个非生命，组成了这个非家庭。就跟我们的非生活一样：喝非咖啡，加非糖非奶，往面包上抹非奶油，所以一切都可以不算数。菲比也可以转眼间不算数。非生命转眼间可以被取消，这些还不够？”
泪水在我眼里聚起，又迅速被蒸发。
菲比嘴里含一大口意大利面，忘了吞咽。她瞪大眼，什么也看不见，但她很清楚亚当和我在激烈冲突。她突然哇的一声哭了，满口食物的烂泥翻动几番，终于落在斑马皮地毯上。
我搁下碗，奔进厨房，拿了块纸巾，清理了呕吐物。然后我把菲比一下搂进怀里，以脸去贴她满脸滚热的泪。她已哭出汗来。我的喃喃低语又来了，一个个含混不清的字热乎乎地喷吐在她的耳畔。这些无意义的字句是有触感有温度的，菲比以皮肤以神经接住了它们。她安静下来了，攥着我的食指。她总爱攥着我的食指，有时她想弄痛我似的攥得极紧，牙关紧咬，身体也跟着微微哆嗦。
亚当始终看着我们。他不想让我看出他的长吁短叹。
晚餐时我们像真的一家三口，围坐一桌。还有伴奏，昆西·琼斯不断地在歌里心碎。
亚当谈起他的大型庭院设计中了标。他语气家常，我也表示了适当的兴趣。做到这一步，两人都是十分努力十分当心的。
“这个设计如果被很好地实现，该会留下来。”
“日本式庭院，现在挺时尚的，是吧？”
“我不在世了，它还会存在下去。”
“亚当，你一生设计了多少个庭院？”
“这样规模的？”他认真想了一下，“这是第一次。”
菲比的盘子一再往桌子边上跑，我一再把它追回来。亚当替她把三文鱼切成小块。亚当要菲比尽量在餐桌上独立。10％的独立也是好的。剩下的90％就是我和他的手忙脚乱。
“亚当。”我说。我不知要不要把它讲下去。
“嗯？”
“没事。”
“我听着。”
我重整旗鼓：“亚当，如果我问你很隐私的事，你会怎样？”
“问问看。”
“……你这次不是一个人去牙买加的吧？”
“当然不是。”
“他会跟你长期做伴吗？”
“我没想过这一点。”他手上的刀叉慢下来，然后又快起来。他看一眼菲比，欲语又止。我大致明白：有菲比存在，他的一切都是走一步说一步。
“你刚才说到你这次设计，说到它会留下来。”
他看着我，刀叉完全僵在那里。
“你讲到‘留下来’。”我强调。
他懂得我的强调。他懂我在强调什么：没被挑明的，无法说穿的。进化论派的心理学认为人的行为无非有两个基本动机：活下去，留下来。吃为了自身活下去，性为了自身的延续留下来。而亚当的第二个动机并不同于一般人，他这类人的恋爱和色欲与传宗接代的动机并没有关系。就是说，他们的爱与性不是功利的，没有那个繁衍自身的基本目的。
“是的，从七八年前，我母亲去世后，我开始感到恐惧。什么是我留下的再作为我留下去？没错，人做什么，都是在实现永生。生儿育女是永生的一个形式，这个形式没我们的份儿……”
“你策划制造菲比。”
“别打断我。不管有意识无意识，人都在为实现永生而吃喝，而交配。”他还没完全想透，或想透了又无法说透。他叉起菲比落在盘子外的鱼肉，送进菲比嘴里。他一手托住菲比的脸颊，提醒她食物来了。菲比便张大嘴，一只永远待哺的幼鸟。
我拿起餐巾替菲比擦嘴。我们两人的配合已像样起来。这套动作并没有使我和亚当的交谈受到耽搁。
“因此，你们这样的人中间，艺术家就很多。”我知道我的立论推理站不大住。不过我怕什么？没了功利性，我和亚当问谁都不会得罪谁。“很多大艺术家是你这样的人。最近才知道伯恩斯坦也是同性恋。他用音乐实现了永生，这永生大概比他繁衍的那些后代更可靠。”
亚当想了想，微微一笑。被迫认同的、傲慢却宽容的一笑，使他英俊得要我命了。
“可能的。”他过了好一阵才说，“我们对待艺术要专注得多。近乎绝望的专注。可能这就是我们潜意识里，也同你们一样，需要繁衍，要达到另一种形式的生命延续。你看，米开朗基罗实现了永生，他把他自己输进一代人又一代人，于是代代人都成了他的后代。浩大永恒的繁衍。”
我冷笑一下。
他明白我笑什么——菲比辜负了他繁衍的愿望，基本报废。因而他以绝望的专注投入了那个大型日本庭院设计，它以另一种形式，使他不至于断子绝孙。
当晚我开始收拾行李。不知是不是亚当的谈话使律师开了窍，他打来电话，说他不会放过我，婚礼暂时不会取消，再给我们双方一点时间，再相互试一试。他是极守信用的人，邀请两百多人来参加婚礼，不到万不得已，绝不让人扑空。我想，好吧，为了信用就为了信用吧。
但我还留了一手，把行李箱留在了亚当家，放在我卧室的床上。万一势头不妙，我马上撤回来。所谓不妙，就是律师对我的态度一旦出现壮烈的感觉，那种居高临下的收容和救济的壮烈感，我拔腿便离开他。生活中人太难找到机会表现崇高，因此人有时是乐得做一次烈士的。但等他明白过来，他会拿那份崇高来压制你，永久占你上风。他的这次牺牲他会同你慢慢清算。
我和律师的关系复原了。我们一同吃晚餐，一同散步、看电视，做爱的间距为两天一次。我尽量给他满意的服务。他依旧客气地要求我：“能请你再变个姿势吗……请把腿再抬高些。好的，谢谢。”客气是客气，把我弄痛的事比过去频繁了。不过别去想别的，只去想他添了些激情，更放得开了。他照例在事后睡去，不紧不慢地打着呼噜。我想，正常的生活多么好，有个男人在身边打呼多么好。存心挑，我也难挑出什么不好来。我时时拿M的话勉励自己：能够凑合，是一种成熟。我要积极地凑合，婚姻，做爱，当主妇，再去把剩余的博士学分凑合拿下来。有了凑合，什么都可以一桩一桩拿下来；再拿下一份工作，拿下一个大致体面的家庭和社会地位。
这样，我一点困意也没了。我轻轻爬起来，下了床，尽量不打乱这鼾声单调、均匀的节奏。我把做爱前扔了一地的衣服一一拾起，抱在怀里，一点响动也没有地走出卧室。我在主卧室和次卧室之间的走廊上，穿好衣服。我不知道在半夜三更把自己穿得整整齐齐是干什么。我开了前门，又用钥匙把门锁好，让律师安全地打呼噜。
我只知道我想散散步。我来到亚当楼下时发现自己非主观地想来这里。有七天没见菲比了。我从另一只衣袋里掏出钥匙，打开门。夜里的客厅更像个展览馆，每件展品下的照明设备各异。亚当书房的灯还亮着，他还在电脑上设计日本庭院。一股淡香飘在空气中，是大麻。我不知我到这里来干什么，据亚当说最后这位罗马尼亚老太太不错，对菲比说得过去。据说亚当事先把监视器摄下的所有磁带都放给她看了，假如这老太太心存百分之一的不老实，看了录像带也百分之百老实了。据说她争取让监视器录下她对菲比如何地死心塌地。亚当告诉我，现在看菲比的了，只要她能嗅惯老太太的罗马尼亚气味。眼下菲比还不行，老太太一接近她就开始尖叫和拳打脚踢。这些是亚当前一天在电话里告诉我的。
我的屋原封未动。我不开灯也知道它原封未动。那个手提箱原封未动地搁在床上。我在床沿上坐下来，犹豫至极。我怕菲比影响我“凑合”的积极性。我怕看她熟睡的小样儿：像正常孩子那样闭着眼，垂下两排长睫毛，嘴唇仍依稀保存吮乳的形状。也像一切孩子那样，做或恐怖或快乐的梦，为那些梦而突然出来一些奇怪的动作、表情，就像在胎膜中的那些不可解释的手舞足蹈……菲比熟睡时是个正常的孩子。我却怕意识到这一点。我怕自己意识到那个黑暗的希望：菲比若永远睡去，她便是一个什么也不残缺的孩子。
因而我不知该不该去看熟睡的她。我花费了很长一段时间来犹豫。
在我决定悄悄回律师那儿去的时候，亚当出现在门口。楼下的灯光使我们的两个影子不那么黑暗。
“我以为是菲比。我正要去睡，听见这里有声音。”
“我这就走。睡不着，想过来取这个箱子。”我不知怎么感到这两个对面立着的黑影给了我一点感动。就是我们的影子也沟通得不错了。
“能不能不把箱子拿走呢？”
“我和律师还行，基本安顿下来了。”
他的影子欲语又止。
“怎么了？”
“我开车送你吧。提着箱子走夜路，不太安全。”他说。
“怎么了？”我继续追问。
“没什么。菲比半夜常常会自己跑到这里，摸摸你这个箱子。”下面的话他不必说了：菲比只要摸到这只箱子，她就相信我没走，走也没走远，走远了也还会回来。
亚当的影子看我的影子慢慢走回去，打开箱子，从里面取出一件短大衣，那件惹出后来连锁后果的红色短大衣，它已不再红得那样绝望，已妥协或放弃了。我接着又取出两件毛衣和一套睡衣。亚当的影子再次出现，手里一只轻软的手提包。他两手替我张着包口，让我把东西放进去。他果断地拉上拉链。
走到楼下，亚当问我要不要喝点什么，坐一会儿。
我马上答应。见他领我向酒吧走去，我说：“还有大麻吗？”
他怔了一怔，我很认真地看着他。不久，我和他在便餐室不声不响抽着同一支大麻烟卷。我没告诉他，这是我生平第一次。
抽的时候，我知道他在想什么，他也知道我在想什么。“你是需要菲比的，你知道吗？”
“很可能。”
“不要对自己太生硬。”
“亚当，我才三十六岁。”
不知从何时起，我们能够这样对话。我们时常继续的其实是一场尚未开始的交谈。
亚当坚持要开车送我。我说一共一个街口，东西又不重。他坚持说不安全，坚持说他这样放我走是我存心破坏他的绅士做派。我只能顺从了。停下车，他替我把包提到门口，看我用钥匙打开门，走进去。然后我们相视一笑。
我回到卧室，躺回床上，律师鼾声的节奏丝毫没变。对于他，和亚当共度的这个凌晨从来没有存在过。我今后要好好待他，因为对他来说，我这里暗中发生过的、正在发生的，或将要发生的许许多多的事，从来就没发生过，或将不发生。
律师决定延长我们婚前的交往。他说这样能把一切事更好地计划。他一封一封的信发出去，取消婚礼邀请，为自己失了一次信用而致歉，同时请大家等待他下一次邀请。一些提前到达的贺礼，他和我一同去邮局退还。
圣诞过了，新年也过了。复活节步步逼近，律师吃了晚餐后出去买鸡蛋回来染。他过万圣节刻南瓜，过复活节染鸡蛋，我对这些挺傻的事渐渐也少了些嘲意。
我计划给亚当打个电话。从那次和他凌晨一别，已快半年没见他和菲比了。所以我向律师告假：不陪他一块儿去买鸡蛋了。电话却是清洁工索拉接的。
“亚当刚送菲比去医院！”她口气紧急，“菲比从前天夜里开始发烧！”
我急忙要下医院地址，要来计程车。五分钟后我坐在计程车内后悔，没给律师留个字条。又一想，去它的。
菲比全身武装，各种仪器、管子缠绕着她，围在她床边。亚当看见我进来，微微点了点头。亚当脸上没有太多焦虑，只有来自失眠的迟钝。
医生护士散开之后，亚当告诉我，这是半年来菲比第三次这样如临大敌了。我问他为什么不告诉我。他说都是为了我好。我说谁给他权利“为我好”，他说趁现在还来得及，抓紧时间培养和律师的感情，然后，趁早生个孩子，生个正常的孩子。
“谢谢你！”我说。我咬牙切齿，两拳紧握，却只是说了个“谢谢你”！
“不要这样。”亚当说，“我们应该习惯了，菲比的六年生命，让我们准备了六年。就是为了今天，为这个时刻准备的。我以为你已经准备得差不多了，大致就绪，像我一样。”
我仍是咬牙切齿，却没有一句回敬他的话。还有什么可回敬他的？我也不知道。亚当更加瘦削，轮廓锋利起来。我们坐在菲比身边，两人的眼光都定在心脏监视器的荧光屏上。亚当问我一直在断断续续写的小说是否完成了。我说，完成了。亚当又问他给我寄的一份小说新手竞赛的启示我是否收到。我谢了他，告诉他我不想花一百元竞赛费而邀请人们来否定我；我实在没剩多少让别人去否定了，我剩的这点只够自己慢慢否定：英文语法毛病、用词不当、结构愚笨。大概最后剩下的，就只是个赤裸裸的故事。
“它叫什么名字？”
我看亚当一眼，目光马上又回到荧光屏上。他的兴趣是真的。我说：“名字不重要。”他倒是懂行的，换个人问我“这小说是写什么的”就讨厌了。
“名字为什么不重要？名字很重要。”
亚当不愧交了不少文学爱好者的朋友，他不问内容，就问名字，名字所泄露的，就足够他去猜测。
“名字暂时叫‘何必’。”
他看着荧光屏，点点头。
不知他猜出了多少。
“你不写诗了？”
“你看我还能写诗吗？”
他沉默了，他同意我放弃诗。
早晨六点十五分，菲比的神志大致恢复了。我和亚当站在床两侧。菲比睁大没有视觉的美丽眼睛，支着没有听觉的耳朵，鼻翼翕动，像只小猫咪。她嗅出了亚当和我。我伸出右手，她准确地攥住了食指。却攥得相当软绵绵，一点儿力量也没了。半年中的三场大病，死里逃生的菲比真的像天使一样惨白。
我就那样一直让她的小手攥在我的食指上。她领我去她记忆中的所有地方：滑梯、沙地、客厅、餐室、卧房——那遍布着披头散发、赤身裸体的时装娃娃的卧房。她看不见那些尸横遍野的赤裸裸的娃娃，她只把它们做仅有的玩伴儿。菲比整整一天都温存地攥着我的食指，领我到她可怜的记忆中那点可怜的属于她的领地，那里没有声响，没有颜色，没有形状。
第二无凌晨，菲比攥着我的手抽搐起来。荧光屏上的光波极乱，氧气管在她的抽搐中扭动不已。我看一眼亚当，他正静止在一个奔跑的动作上：他的本能已开始了狂奔——奔出去找医生来急救——但他的理性却制止了他的本能。他奇怪地僵在那里，奇怪地看了我一眼。我毫无表示，并不对他叫喊：“你还等什么？快去喊医生！”
我只一心一意感受菲比攥在她小小手心里的食指。她一定以为我在跟着她去，跟她去随便什么地方。
我也以同样奇怪的目光看着亚当。他收回了这个一触即发的狂奔。仍是两个合谋者，我们默默在尚未被唇舌印制出的协定上达成了共识。他在我这里看见了“同意”，我也同样看到了他的“同意”。
荧光屏上的线条不再急乱，氧气管也停止了痛苦的扭曲。我和亚当完成了我们的合谋。
菲比的小手却一直攥在我的食指上，比活着的时候反而攥得紧些。她一定认为我同她一起走的，起码，一部分的我是被她拉走的。
她这样认为没错。
一年后我和亚当相约，到菲比小小的坟茔前来看她。一块白色大理石墓碑上有菲比一张照片，是她四岁生日那天照的。从照片上看，谁也不会看出菲比的失明与失聪，只是看上去比一般孩子严肃。
她攥住我食指的感觉，至今还那么真切，成了一块不可视的伤口，不知我的余生是否足够长，来养它。
亚当和我坐下来。墓地很大，一望无际的花。我们漫无边际地谈着，谈到亚当的日本庭院设计，谈到我和律师的好聚好散。从医院出来，我便打电话到律师的办公室。他说他很抱歉菲比的去世。我告诉他：“我想我们应该停止相处。”
他愣了一会儿说：“可能你是对的。”
“谢谢你。”
“别客气。”
以后每隔三四个月，我就和亚当一同来看菲比。亚当有了不少白发。我们总是挺愉快的。我对亚当讲的实话，已远远超过对M讲的。有时我们在墓园里散步，心里真是挺愉快的。
一天我说：“亚当，告诉我你的真名字吧。”
他表示惊讶：“我并没有假名字啊。你呢？”
我笑了，告诉他，伊娃这名字从认识他之后就成了我的真名字。从那以后我认识的人，都叫我伊娃。这么多年下来，它理直气壮地获得了重新命名我的权利。它有足够的理由使我承认它，作为一个永久性的名字。
这时候，他拥抱了我。
“假如我说你是我最亲密的朋友，你会怎样？”他说。
“说出来，看看我会怎样。”
他告诉我，他和我的亲密大大超出了他的意料。
我们这个拥抱很长。这在我现在的生活里是罕见的时刻——我心里没有出现“何必”这个词。
Attractive Actor 魔旦
从图片册里的照片上，我完全辨不出阿玫的性别。图片册是六十年代印的，收集的照片是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移民。阿玫属于三十年代唐人街的显赫人物，当时是十六岁。棕色调的黑白照片上，阿玫模糊得只剩了些特点：眼睛奇大，嘴巴奇小，下颌从两颊刹不住地往下尖，成了张美女漫画。阿玫身后，睡莲苑所有的生旦净末丑都在，更不清楚，当时的镜头焦距是对准阿玫一人的。照片下面有一行英文评说，大意是：看这个小美人儿，能相信她是个男孩吗？
我问看守展览馆的老人：这是个名角儿吗？老人说：阿玫吗？这是我第一次听到阿玫名字的时刻。
有了名字好多了，我不必混乱于英文的“她”和“他”之间。我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凡是学英文晚的人，比如晚过二十岁的，常在讲“她”和“他”时不用心，“他”和“她”随心所欲地颠倒，让听众很吃苦。
老人叫温约翰。这名字写在他胸前别的小白牌子上。温约翰说像阿玫这样的奇物，唐人街历史上有过三个。因为前面两个都让戏班子时来运转，所以才会千难万险地找来个阿玫。阿玫这样的人是存在的，并且一定都长得大同小异，也有相仿的心智、性情，只不过要多少年才能出一个阿玫。老人问我怎么会突然想起来翻找阿玫。我说，是你告诉我有关阿玫的；我迈进这个展览馆时一点儿也不知道来找什么。老人有了种上当的微笑。
展览馆有一个大客厅的尺寸，还有两截走廊，两个拐角，都做展厅用，排着图片和实物。整个空间的拼凑使丰富的阴影更加浓重。它的门比街道矮一层，是那种租金最低廉的公寓改建的。看见“中国移民历史展览馆”的招牌时，要么你错过它的入口，要么你就像落进了陷阱一样落了进来。错过它的人是绝大多数。我就是一脚踩虚落进来的。后来来多了，才觉出阶梯的存在；阶梯是那样陡地一拐，在你认为是下水道出口的地方拐入了展览厅。
阿玫登上旧金山码头时十二岁，只有三年戏龄，手向外一伸，根根指头的功夫都到了。看了阿玫的兰花指，别人的就没法看了。阿玫穿一身白竹布长衫，让移民局的人丝毫不怀疑他同整船的中国农夫毫无关系。移民局长官说话手势很大，阿玫两只乌黑的大眼睛就跟着他的手转。对于中国戏剧中的“远眼”，移民局长官是不懂的。他觉得这个眼神美丽的孩子有点可疑。他想阿玫必是个女孩，扮男装是因为女孩极难入境。“排华法案”排的主要是女人。没有女人的一族人好办，生不了根的。
阿玫不懂一个字却被说话的人深深吸引。他跟随人动作表情的眼睛出神至极，让人感到他是懂的，是更深的一种会意和体谅。这是一切美好误会的最初始。阿玫不肯脱光衣服，三个高大个头儿的洋妇人把阿玫哄着吓着，认为这孩子是懂装不懂。阿玫磨到了最后也没让她们把衣服给剥光。后来阿祥来了。阿祥是戏班的领班，他一看见阿玫就愣了：阿玫明明是三十年又来走一遭的阿陆。阿祥很有手腕，当然让阿玫不损一根纤毫地出了移民局检查站。他拍胸脯担保阿玫不是女的，是女的他阿祥头一个退货。他这样担保时移民局长官们使着一种眉眼笑起来，好像恍然大悟的样子。中国有几千年的太监传统，对于中国人的性别，他们给予例外的理解。
十二岁的阿玫很快成了照片上的样子：腰缠得两个虎口掐上去会指头碰指头；眉毛也拔齐了，只有一线细的影子；嘴巴抿上已够小，涂了色就成了一粒鲜艳欲滴的红豆。
我在街心广场向人们打听阿玫。早晨这里有七十岁左右的老人拉琴吊嗓子。这些老人都很热心地告诉我，他们并没听说过阿玫，而和祥戏院是知道的。和祥戏院改过几次名，但模样基本还是阿玫那年头的。温约翰却坚持说七十岁以上的人没有不知道阿玫的。那时中国人没几样好东西，除了茶、大烟，就是阿玫。早先的赌和窑姐倒是好东西，都给禁了，怎么会不记得阿玫呢？老人温约翰有些着急，为阿玫冤枉，觉得我从头次进了展览馆就没说过实话。他说：再说阿玫闹了那么大一场事！
我问：什么事呢？
他不吱声地擦着陈列柜玻璃上的灰尘。掸帚是化纤兽毛做的，摩擦中起着细小的静电。他把掸帚小心拿到门外，在空中用力挥打。似乎这是种有益的运动，他一直重复这样的动作。我说可以用袖珍吸尘器处理掸帚上的灰尘。他说当然可以。我想我们俩之间肯定有一个人在讲废话。
闭馆的时间到了，我从下水道冒出来，对下面霉兮兮的暖和依依不舍。上面是旧金山的冬天，雾在下午四点就从海上过来了，只有唐人街的雾不厚，街两边的铺子门脸儿挨门脸儿，密集的人群破坏了雾的沉积。
华盛顿街口有个小食铺，简陋得无以复加，里面客人却不少。我猜它一百二十年前就这样简陋。阿玫的前辈、俊美无比的阿三那夜戏完之后在这里吃消夜。就是几次唐人街大扫荡中的一次。食铺老板来同阿三打招呼，说阿三你还不回去，一会儿乱到这里就走不通了！阿三付了账把辫子往头上一缠，长袍一角掖在腰上。他走出铺子不久就碰上了人群。人群举着火把，顺路点了一些他们看不上眼的食摊、房屋、旗幡一样垂吊在楼上的广告，等等。还有，晾在公共视野中的衣服、裹脚条子、尿片，店家招牌上拼错了的英文字母，都要拿火去点。
阿三被追到一个垃圾场。追他的三十多个美国汉子都很熟悉阿三。他们叫喊要到阿三两腿之间去摸一摸，证实了就好。阿三是男孩？这太拿他们取笑了。阿三已没路再逃，等死那样等着他们上来。他们就把垃圾场包围起来。阿三突然发现垃圾场是以一棵树为中心而形成的。一棵白杨，直而高，立在垃圾峰峦正中。阿三在一条带毛的臂膀伸向他时一蹿，就上了树干。那个人摸到他光滑阴凉的赤脚，一阵心颤，让那脚溜出了掌心。
阿三爬到了谁也够不着他的树梢。轻盈的阿三仅让树梢添了些扭摆，没有折断的意思。三十多个人就那样仰着脸和阿三谈判，说他们只想证实，仙女一般的阿三是不是中国佬玩的一个噱头。阿三在这场谈判中一直沉默。远处一点又一点的火在阿三的高度看是连成一片的。三十多个老少汉子七嘴八舌对阿三说，他们全着了阿三的魔，阿三要真像戏班子广告上说的那样，是个男孩，他们会彻底倾倒，绝不继续麻烦阿三，调头撤退。
阿三像被说服了，一点点滑到大树杈上。这里他可以站直身体。阿三把长袍内的裤带一松，裤子降落到树下，他叉开腿雄赳赳地朝等待答案的面孔撒了泡尿。阿三撒尿的态度和姿势不仅是男孩的，而且是乡下到处捣蛋、惹祸的野男孩的。三十多个汉子不但不守诺，心情更激动了。
我现在当然认识到，旧金山是同性恋大本营，阿三的麻烦在证实他性别后才正式开始。
六十年之后阿玫听说了前辈阿三的惨剧。阿玫的大黑眼珠凉阴阴地盯着领班阿祥。阿祥把阿三的结局已高度戏剧化了。就是通常意念上的“民族仇恨”—— 一族人和另一族人之间莫名其妙的敌意，在这样戏剧化的重复转述中渐渐变成了不可推翻的历史。阿玫记住了那个结局：前辈阿三坚贞地不肯从树上下来，人们便半带玩笑地点燃了垃圾。白杨树成了一柄巨大的火炬。阿三整个地着起来，从树上坠落到一片火海里，闪闪发光地翻卷。听到此处，阿玫身上一阵疼痛。
阿玫在旧金山落了户，开始上台唱戏了。他先是唱一些边角的角色，但他的样子，一招一式实在太出众了。领班阿祥也顾不上等他嗓子完成变音再委派主角给他。这就是为什么阿玫后来的嗓音总有些尴尬，在真嗓和假嗓的门槛上。好在一个人注定要出名，什么瑕疵都挡不住。观众听阿玫上来两句唱有点别扭，有点人不人兽不兽的怪腔，很快就习惯了。似乎某类特殊的辛辣味道，只要一适应它就再离不开了。阿玫对于人们，无论白人还是中国人，有近似“瘾”的功效。阿玫在十四岁就有了阿三和阿陆十六岁才得到的头衔：“金山第一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