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没有作出结论。不过从八五年开始，中国对武侠小说已是大开绿灯，金庸的作品以及其他港台作家的作品，都可以在大陆通行无阻了。
把武侠小说推到一个新高度
大陆近年兴起越来越旺的武侠热，不但有广大的读者，也有越来越多的作者。从严禁到武侠热，这是很大的变化。大陆评论家大都认为，引起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是由于受到港台武侠小说的冲击。
在谈到“港台冲击波”的时候，也大都提到了金庸、梁羽生以及另一位已经去世了的台湾武侠小说家古龙的名字。我顶多只能算是个开风气的人；真正对武侠小说有很大贡献的，是今天在座的我们的嘉宾金庸先生。限于时间，我只能说一点我认为是他的最大的贡献。他是中国武侠小说作者中，最善于吸收西方文化，包括写作技巧在内，把中国武侠小说推到一个新高度的作家。有人将他比作法国的大仲马，他是可以当之无愧的。
对接班人问题感到乐观
最后谈一谈我对武侠小说的展望。有些人对接班人的问题感到忧虑，我倒是比较乐观的。
中国有超过十一亿人口，有那么多武侠小说的读者和作者，他们碰上的又是一个丰富多彩的、千年难遇的、新旧交替的时代。这些因素加起来，虽然也不一定就能产生伟大的武侠小说作家，但根据数学上或然率来推算，它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我想起一首中国的诗：“李杜诗篇方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十年。”原来的诗句是“各领风骚数百年”的，因为现代人的生活节奏比古人快得多，因此我改了一个字，改“百”为“十”。这也是我对年青一代中国武侠小说作者的期望。
（演说发表于一九九四年一月二十三日）
中国武侠小说略谈
作者：梁羽生
中国的武侠小说，有资格列入一般文学史的，我大致看过。外国的武侠小说，也看了一些。还有一些是未曾看过原书，而仅从文学史的间接评论，知道它的大概内容的。我不敢妄谈中外武侠小说的比较，但就我看过的而论，我觉得中外的武侠小说各有特点，我个人是更喜爱中国的武侠小说的。
中国的武侠小说最早是作为“传奇文学”的一支，起源于唐代中叶安史之乱之后、藩镇割据的时期，算起来也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
但关于“武侠”的记载，则还要早得多。远在汉代，司马迁《史记》中《刺客列传》里的荆轲、聂政，《游侠列传》里的朱家、郭解，就都是“武侠”一流人物。但这些“列传”属于“传记”体裁，并非小说写法，所以还不能称为“武侠小说”。不过，唐代的武侠小说，也颇有受到《刺客列传》与《游侠列传》的影响的，因此叙其渊源，顺带提及。
武侠小说在唐代藩镇割据时期兴起，这是有其历史原因与社会背景的。
唐代的“藩镇”可以比作民初的军阀，各占地盘，互相攻伐。因为天下扰乱，藩镇专横，所以，人们希望有一种能够替他们打抱不平的侠客出来。“武侠小说”的兴起，便是这种心理的反映。
另一方面，由于割据的军阀互派刺客，刺杀政敌，刺客的本领被渲染夸大，演成很多神奇的传说。这也是唐代小说的另一社会因素。
中唐之后，暗杀之风非常兴盛，在“正史”上也可窥见一斑。例如《通鉴》一一五记载说：“（李）林甫自以多结怨，常虞刺客，出则步骑百余人为左右翼，金吾静街，前驱在数百步外，公卿走避。居则重关复壁，以石甽地，墙中置板，如防大敌。一夕屡移床，虽家人莫知其处。”防备如此严密，想象中的刺客，当然是有神出鬼没的技能了。唐代武侠小说中空空儿、精精儿就是这一类被军阀所雇用的职业刺客。
由于这两方面的因素，唐代武侠小说中的“游侠”也就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老百姓幻想的侠客，为百姓打抱不平的；一种是军阀所蓄养的“游侠”，为军阀作保镳或职业刺客的。后一种其实只是统治者之间争权夺利的工具、看门的鹰犬，实在不能称为“游侠”。还有一种更复杂的是本来依附于军阀，而所做的事情，也有符合于当时百姓的愿望的，如《红线传》中的红线，以节度使婢女的身分，凭个人的能力，制止了两个藩镇的割据战争。
唐代著名的武侠小说有《红线传》、《虬髯客传》、《刘无双传》、《昆仑奴传》、《聂隐娘传》等等（空空儿、精精儿则是附在《聂隐娘传》中）。《虬髯客传》与《红线传》这两篇尤其写得出色。
《虬髯客传》写隋朝末年，杨素当权，书生李靖以布衣进谒，愿献治世奇策。杨素傲慢无礼，李靖直斥其非，侃侃而谈。杨素身边一个执红拂的婢女对他甚为注意，当晚李靖回到旅店，红拂便来私奔。二人途中遇虬髯客，意气相得。虬髯客本有争霸天下雄心，后来见了李世民，认为李才是“天下真主”，遂把所积的资产送给李靖，让他去辅佐李世民统一中国，自己则到海外称王。
红拂、李靖、虬髯客这三个人物都写得非常生动，性格鲜明。后世称他们为“风尘三侠”。但这“三侠”的“侠”的表现，却又各各不同。虬髯客豪迈绝伦，红拂是豪爽脱俗，李靖则在豪侠之中带了几分书生气。小说中旅舍遇虬髯客一段，寥寥数笔，就写出了他们性格的分别（引文及评论见《与武侠小说的不解缘》一篇）。
红拂作为一个女奴，而敢鄙视权倾朝野的杨素，认为杨素是“尸居余气，不足畏也”。而且毫无顾忌地走出相府（杨素官位司空，相当于宰相），选择自己的自由幸福。这反映了反封建束缚的要求，是《虬髯客传》进步的一面。
但《虬髯客传》在思想上也有极大的缺点，那就是认为“真命天子”是不可抗的正统观点。试看像虬髯客那样非凡的英雄，见了唐太宗尚且推枰敛手，甘拜下风，不敢逐鹿，自己到海外另辟事业。至于李靖那就更等而下之，只配让李世民打天下了。作者的立场，显然是在歌颂“天子圣明”，维护李唐王朝的。
《红线传》的主角红线，是潞州节度使薛嵩的婢女，小说写另一个节度使田承嗣想吞并潞州，薛嵩忧惧，无法可想，红线便自告奋勇，替他去探虚实。一个更次，往返七百余里，将田承嗣床头的金盒取回为信。薛嵩遣使者送返金盒，田承嗣惊恐非常，赶忙和薛嵩修好，一场战祸，遂得避免。
小说的主角是个婢女，以奴隶作为小说的主角，在封建社会中确是大胆之作。但写红线是为了对薛嵩“感恩图报”，才去取金盒，弭战祸。尽管这符合于当时百姓厌恶军阀混战、要求和平的愿望，但把一个“女侠”变成了军阀的工具，这却未免大大减弱了作品的价值，也损害了作者所要着意描写的“女侠”的精神面貌。另外，小说中的佛道迷信思想，如说红线前生本为男子，因犯过错，而“陷为女子”，现在为百姓立了这场功德，就可以“复其本形”，重为男子等等，这也是小说中的糟粕。
唐代的武侠小说都是短篇，如《虬髯客传》、《红线传》都不到三千字。在这么短的篇幅中，写故事，写景物，写性格，每一方面都写得很精采，这确是极不容易的事。从这里也可见到它的艺术功夫了。
到了宋代，民间“说书”（讲故事）的风气盛行，民间艺人（宋代称为“说话人”）根据传说编造的故事称为“话本”。说话人所讲的故事，大都是英雄豪侠的故事。最著名的《水浒传》中的许多英雄故事，就是宋代“说话人”的集体创作，早就在民间流传了的。元末明初施耐庵将这些故事经过艺术的加工和整理，成为现在通行的《水浒传》。
《水浒传》是我国最受重视的文学遗产之一。它是一本写“官逼民反”的农民起义小说，把它作为“武侠小说”那是不适当的。但其中一个个的英雄豪侠故事，如“林冲雪夜歼仇”、“武松打虎”、“李逵与众好汉劫法场”、“鲁智深三拳打死镇关西”、“大闹五台山”等等，都具有武侠小说的色彩。后世的武侠小说，受《水浒传》的影响最大。所以谈到中国的武侠小说，还是不能不提及《水浒传》。
《水浒传》的英雄已是比唐代武侠小说的“侠客”进了一步，他们并非只凭个人的力量，而是结成一股集体的力量反抗统治者的了。在艺术性方面，人物性格的刻画，也远远超过了前人。《水浒传》的一些主要人物，如宋江、卢俊义、林冲、鲁智深、李逵、阮小二等等，各有各的性格，而且都是与他们的出身相吻合的。注意人物出身与性格的关联，这是《水浒传》的一个艺术特点。
但《水浒传》也并非十全十美，毫无瑕疵，和其他文学遗产一样，它也是有精华，也有糟粕的。它一方面写了农民的起义，一方面又贯串着要接受“招安”的妥协思想（以宋江为代表）；它反抗的统治者只是贪官污吏，却不是皇帝本人。同时它对其他的农民领袖，如方腊、田庆、王虎等诬为盗寇，而宋江等人虽是被迫上梁山，却还是要“替天行道”的。这一个“道”，一方面是替百姓“打抱不平”，一方面又是替“天子”维持正统。所以才有了后来宋江接受招安，替朝廷“征四寇”之举。因此尽管它写了农民起义，还不能说是站在农民立场的。
不过尽管如此，在封建社会中能出现这样一本小说，也是难能可贵的了。同时，它虽然以宋江为代表人物，贯串了要维持正统的妥协思想，却也描写了“下层”出身的李逵、朱贵等人蔑视皇帝的思想。如李逵几次提出要推倒大宋皇帝，被宋江压下，就是一例。因此，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我们还是应该承认《水浒传》是封建社会中的一部应受重视的作品。
（一九六五年五月）
只因藏拙创新招
作者：梁羽生
写武侠小说三十年，往往有人问我：“写武侠小说难不难？”我的回答是：“说难不难，说易不易。”如果只想吸引读者的话，虽然那也需要高度的技巧，但还比较容易；如果“认真”来写的话，那就难了，因为武侠小说的内容，几乎可说是“上下五千年，纵横九万里”，无所不包的。作者的知识面越广越好。但生也有涯，知也无涯，一个人懂得的东西总是有限的。比如拿我来说吧，有关兵器的知识，就是我最弱的一环。
记得我初写武侠小说时，有一处地方写到判官笔，判官笔是怎样的，我根本没见过，怎么办呢，只好从前辈名家的作品中“偷师”写判官笔的。找是找到了，但总不能“照搬”吧，于是我在自己认为"无关宏旨"的地方，改动了一些文字，力求和自己的风格配合，描写也就不自觉的“夸张”了一些。哪知一在报上刊出来，立刻就有行家指出：照你这样说的来使判官笔，非但根本刺不着对方穴道，反而会弄伤自己。后来我才知道，那位前辈名家也是不懂技击的，他的“十八般武艺”，其实也只是纸上谈兵而已。
碰了这个钉子，我开始涉猎一点有关古代兵器的知识了。不涉猎还好，一涉猎更令自己心慌，几乎有难以下笔之感。
形式不同 剑法也不同
武侠小说中的兵器，最常见的是剑。就拿剑来说吧，春秋战国时中国的铸剑艺术已是盛开的奇葩，有名剑干将、莫邪、龙泉、太阿等等（鲁迅有一篇小说《铸剑》，写铸剑师之子为父报仇的故事，颇有武侠小说味道。其中关于铸剑技术的描写甚为详细）。论剑之书，自汉以来，无代无之，举其著者，如梁华阳道士陶弘景著的《古今刀剑录》，唐虞世南撰的《北堂书钞》中"武功部"的《论剑》，宋《太平御览》（李昿等奉敕撰）卷三四二《兵部?论剑》，明李承勋著的《名剑记》等等。除了论剑质之外，还旁及剑上的铭文、装饰、花纹。战国名剑刃上的“糙体天然花纹”是极有艺术价值的，即《越绝书》所谓“捽如芙蓉始出，烂如列星之行，浑浑如水之溢于塘，岩岩如琐石，焕焕如冰释”是也。至于清代阮元著的《古剑镡腊图考》【注一】，则更是专门著作了。
注一：“镡”是剑之向下凸隆之圆盘形剑首；“腊”是“剑格”，大都作长针方形，或心瓣形。参考书：《中国兵器史稿》。
剑的使用方法也因其形式（单剑、双剑、长剑、短剑等等）的不同而有分别，例如双剑（俗称鸳鸯剑）因合体入鞘的关系，其刃之一面，平而无脊；柄之一面，亦平而不凸；他面则刃柄皆有脊外凸，故合之可以成为一体，入鞘后形同单剑，但用时却不如单剑便利。其优点固然可以扩大攻击面，其缺点则因分神多劳，用力不专，若非其技特精，则反予敌人可乘之隙了。
事事求真 难以落笔
在武侠小说中，暗器也是非有不可的。暗器种类繁多，只以最常见的“镖”而言，就可分为金钱镖、脱手镖两大类。金钱镖是锉磨有孔大制钱的圆边成刃，专伤人面部眼目及手腕，易制难练。脱手镖以十二枝或九枝为一槽，有三棱五棱及圆筒等形式，一般长三点六寸，重三百克至三百五十克，能于四十步外中敌。其种类又可分为带衣镖、光杆镖和毒药镖，用法也是各各不同的。
对中国古代兵器的研究，已经成为一种专门学问了。近代学者周纬著的《中国兵器史稿》就用了整整三十年功夫，我写武侠小说也才不过三十年呢。如果要我“认真”来写，“言必有据”的话，如何能够落笔？
再说即使能够“如实”描写，普通兵器的招式固然可以参考坊间的书，兵器的形式及性能也可找一些“插图本”来参考，但这么样一招一式的写出来，只怕未得专家的称赞，已经先给读者讨厌了。
无可奈何，只好改“写实”为“写意”，自创新招。
古诗词中找灵感
由于我完全不懂技击，所谓着重写意的“自创新招”，只能从古人的诗词中去找灵感。例如“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我就把它当作“剑法”中的招数，前一句形容单手剑向上方直刺的剑势，后一句形容运转剑圈时的剑势。又如在杜甫的《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中有这么几句：“霍如羿射九日落，矫如群帝骖龙翔，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虽然“剑器”非剑【注二】，但我也从其中找到灵感，引用为描写“剑意”的形容辞，不辞通人之诮了。
注二：清沈德潜注：“辞有剑器、胡旋、胡腾等名，则知非舞剑也。后人用误者多。”见沈德潜选注的《唐诗别裁》。
兵器方面，我也完全虚构，根本是世上所无的。例如玄铁剑，重量比同体积的普通铁铸的剑重十倍，其灵感得自物理学上“比重”的观念。“重水”因氢氧分子构成的比例不同，比普通的水重得多。虽然直至现在为止，科学家所发现的只有“重水”而无“重铁”，但也未尝不可把"玄铁"设想为一种似铁非铁，而比重要比普通的铁高得多的金属。
武侠小说中的武功有正常与特异之分。特异是比较接近神怪的。不过有些特异功能，亦可以有合理的解释。此处不拟详论。
在我的武侠小说中，“冰魄寒光剑”和“冰魄神弹”是最为特异的，其灵感则一半是来自还珠楼主的小说。还珠楼主笔下，有“亘古不化”的寒冰，甚至可以令大海变成坚厚的冰层，比起他来，我只把冰魄寒光剑设想为可以用寒气伤人的剑，其幻想能力是差得多了。另一半灵感则来自中国探险队攀登珠穆朗玛峰的《登山日记》，日记中有冰塔群、冰蘑菇等等描写。那些可以作为建筑材料的坚冰，也是异乎寻常的。
我在兵器和技击方面的知识，初写武侠小说时固然是等于零，到现在也还是不合格的。迫于无奈，自创“新招”，实是藏拙而已。
达摩?禅宗?密笈
作者：梁羽生
由张鑫炎导演、李连杰主演的电影《少林寺》爆冷胜出，实收一千六百多万，打破香港武打片卖座纪录。该片有几个武术冠军领衔主演固是卖座主因，少林寺实景的搬上银幕也是吸引观众的一大因素。“天下功夫出少林”，这是流传已久的一句老话，谁都想看看这个武林胜地。
或许就因为少林寺在“武林”中的崇高威望，在民间传说中，少林寺的“名人”达摩大师就成为少林派武术的“鼻祖”了。其实达摩的本来面目和一般武侠小说中的达摩是两回事，真正的达摩是否懂得武功都是疑问呢。
史籍并无达摩懂得武功的记载，他是中国禅宗的鼻祖倒是真的。禅宗对中国文化的影响甚大，其影响甚至远及亚洲诸国，尤以日本为最。禅宗鼻祖的地位是绝不逊于武术鼻祖的。
达摩是少林寺知名度最高的人物，但他并不是第一代。第一代是印度僧跋陀，少林寺就是北魏孝文帝为他建的（公元四九五年）。达摩大约迟跋陀五十年来华，他的佛教“辈份”若从印度的佛祖释迦算起是二十九代。但他在中国开创禅宗，却是禅宗初祖。
他来华时，正是崇信佛法的梁武帝在位之时。梁武帝礼聘他到宫中请教，问他：“朕建寺养僧，有何功德？”此一问也，当然是想达摩拍他马屁的，哪知达摩毫不识捞，直言答道：“并无功德！”这就失欢于梁武帝，只好回转少林寺面壁去了。
世俗流传少林寺有两部武功秘笈，一名《洗髓》，一名《易筋》，此两经据说是达摩遗著云云。达摩之所以被捧为少林派武术鼻祖，和这个传说大有关系。其实这个传说非但无稽，而且简直可以说是厚诬古人，达摩祖师倘若地下有知，恐怕也会给这个传说弄得啼笑皆非。原来这两部“经”乃是明代无聊文人的杜撰，满纸淫词，不堪入目，经中教人所练的“内功”，是用来增强性能力的。“挂羊头，卖狗肉。”与其说是什么武功秘笈，毋宁说是更近乎“性经”一类。广州出版的《武林》杂志第二期，有一篇《少林寺与少林武术》的文章，在细说少林武术形成的由来之余，也为达摩祖师的受诬作了辩正。
据那篇文章的说法，少林寺的武术是在乱世中发展起来的。有的人为了避难，到少林寺出家，避难者中，不乏本来就懂得武艺的人，也有少林寺的僧人在外面学会了武功回来的。继承达摩衣钵的二祖慧可，晚年（公元五七四年）时就曾碰上北周武帝的“灭佛”之祸，寺院被占，佛像被毁，经典被焚，僧侣流散。在这种情况下，僧人是非学会防身的本领不可的。有信史可考的是：“五代十国时，高僧福居邀集十八家武术名手来少林寺演练三年，各取所长，汇集成少林拳谱。”到了宋代，少林寺才渐渐变成了出名的会武场。
说达摩有武学著作是假的，他对佛学有贡献则是真的。最大贡献是“禅宗四圣句”。四圣句是：“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不立文字是说禅的本质不需文字解释。“教外别传”和“直指人心“是重在师徒之间的以心传心，无所谓特定的教学体系。“见性成佛”是在找回真我。总的精神在一个“悟”字。当然这只是简单的解释。一说这本是释迦佛祖的“语录”，由达摩加以解释。
（一九八二年五月）
魔女三现 怀沧海楼
作者：梁羽生
“一剑西来，千岩拱列，魔影纵横。是魔非魔？非魔是魔？要待江湖后世评！”这是我在《白发魔女传》中写的“题词”。在我的想象中，白发魔女是来去如风，在群峰之中出没的“神奇女侠”，但她并不是“神”，所谓“神奇”，只是由于她在旁人眼中那种“超凡”的本领，只是由于她被某些人所不能理解的特殊强烈的性格。
这样的“奇女子”，倘若没有雄奇的名山来供给她做活动的场所，恐怕就会减少她的魅力了吧？
当然这只是我的构思，但值得庆幸的是，我这个“构思”，如今已经成为事实。
长城公司的《白发魔女传》是在黄山拍摄的！
古人有个说法：“黄山归来不看岳”，把黄山的位置放在五岳之上，可见这座名山的享誉之隆。黄山的云海、奇松、怪石、飞瀑……这种种罕见的景物，不正是足以衬托出这位罕见的魔女吗？
“魔女”的导演张鑫炎是曾经和我合作过多次的朋友，《云海玉弓缘》、《侠骨丹心》，都曾有过令人满意的成绩，对这部更具有特色的《白发魔女传》，我是有信心他能更上层楼的。
在我写的武侠小说中，这部小说是我比较喜欢的一部，也是被改编得最多的一部。曾先后改编成粤语电影、国语电影，和长达四十集的电视剧。
第一个“白发魔女”是罗艳卿，说起来已是廿三年前的事了。一九五七年，李化的峨嵋公司首次将我这部小说改编成粤语电影，由于卖座成绩不错，先后拍了三集，都是由罗艳卿担任主角。
第二个“白发魔女”是李丽丽，她是佳视制作的同名电视剧的女主角。
现在这部正在香港上映的《白发魔女传》，是由长城当家女旦鲍起静担纲的，她是第三个白发魔女。【注一】
注一：八十年代之后，还陆续有“白发魔女”在银幕和荧幕出现。顺序为林青霞主演的《白发魔女传》电影两部（于仁泰执导）；蔡少芬主演的《白发魔女传》电视片集（共二十集，香港无线电视）；黄碧人、黄嫊芳、郭淑贤在《塞外奇侠》电视片集（共廿一集，新加坡国家电视）中分饰的三个白发魔女。（九八年八月一日补记）
魔女三现，各擅胜场。作为小说的原著人，我是十分高兴看到“新魔女”的出现的。
但在喜悦之中，我也有一些伤感。伤感的是，一位很喜欢这部小说的老词人，他也是一位令我获益不浅的老前辈，如今却已是作了古人，看不到这部电影了。
这位老词人就是以《沧海楼词》名闻于世的刘伯端（景唐）。
记得正是《白发魔女传》的粤语电影开始拍摄那年，那时我和刘老尚未则识，他读了《白发魔女传》，特地写了一首《踏莎行》，托百剑堂主送给我。这首词已收入他的《沧海楼词钞》，并有题记，不过《词钞》中有几个字和他写给我的原稿不同，现在我照原稿录下：
踏莎行
（题梁羽生说部《白发魔女传》，传中夹叙铁珊瑚事，尤为哀艳可歌，故并及之。）
家国飘零，江山轻别，英雄儿女真双绝，玉箫吹到断肠时，眼中有泪都成血。
郎意难坚，侬情自热，红颜未老头先雪。想君亦是过来人，笔端如灿莲花舌。
这首词可说是我这部小说最好的“诠释”，小说的故事梗概、人物性格和悲剧的症结所在他都写出来了，令我不能不兴知己之感。他写这首词的时候，已经是七十多岁的高龄，这份热心，尤其令我感动。
过后几天，他约我在“大三元”酒家会面，选择这间酒家，也是有原因的。因为他年老，怕冷气，而在著名酒家中，这间酒家当时是还未装有冷气的。令我惊奇的是，他谈起我小说中的诗词，竟能一字不漏地背出来。他的词是严于格律的，在他的《沧海楼词钞》自序中，他曾说，他对格律，“虽苦其束缚”，“然又病近代词家之漫不叶律者，故一调之中，如古人平仄互用，则宽其限制，至若孤调之无可假借，亦不敢稍有出入，此余之志也”。而我的词是但凭兴之所至，胡乱填的，恐怕比他所“病”的那些“近代词家”更加“漫不叶律”。他和我讨论我的诗词，当时实在是令我有点惴惴不安，心想不知要有多少毛病，给他挑出来了。但另一方面，我又怕他只是和我客气，不肯挑我的毛病，那岂不是令我如入宝山空手回？结果又是颇出我意料之外，他对我竟似“一见如故”，并不因为和我初次相识而对我一味客气，但也不如我担心那样，因为我和他词风不同，“漫不叶律”，弹得我一无是处。他一方面指出我某一首词的某一个字不叶音律，但也“有弹有赞”，我那些胡乱填写的词竟也颇获他的好评。我学词不成，正是需要这样一位精通词学的长辈指点，但他的谬加赞赏则还是令我汗颜的。在那次谈话中，他也和我详论了“才气”和“格律”似矛盾实不矛盾的道理，令我大开茅塞。
只可惜我忙于写小说糊口，不能专心学问，那次畅谈之后，我虽然也曾到过他的家中向他请益，但一曝十寒，自问仍是并无寸进的。相识时，他已年逾古稀，过后几年，他就谢世了。
（一九八零年五月）
凌未风?易兰珠?牛虻
作者：梁羽生
约半月前，我收到一封署名“柳青”的读者的来信，他是某中学的学生，没有什么多余的钱买书，《七剑下天山》的单本，是在书店里看完的。他很热心，看完之后，写信来给我提了许多意见。
我很欢喜像他这样的读者。我读中学的时候，也常常到书店“揩油”，好多部名著都是这样站着看完的。他怕我笑他，其实，正好相反，我还把他引为同调呢！《七剑》第三集出版时，我一定会送一本给他的。
当然，我更感谢他的意见。他看出凌未风（《七剑》中的一个主要人物）是牛虻的化身，因此很担心，怕凌未风也会像牛虻一样，以英勇的牺牲而结束。
他提出了许多理由，认为凌未风不应该死，并希望我预先告诉他凌未风的结局。
我很欢喜《牛虻》这本书，这本书是英国女作家伏尼契的处女作，也是她最成功的一部作品。写的是上一世纪意大利爱国志士的活动，刻划出了一个非常刚强的英雄像。
那时我正写完《草莽龙蛇传》，在计划著写第三部武侠小说，《牛虻》的“侠气”深深感动了我，一个思想突然涌现：为什么不写一部“中国的牛虻”呢？吸收外国文学的影响，利用或模拟某一名著的情节和结构，在其他创作中是常有的事，号称“俄罗斯诗歌之父”的普希金，许多作品就是模拟拜伦和莎士比亚的，以中国的作家为例，曹禺的《雷雨》深受希腊悲剧的影响，那是尽人皆知的事；剧作家袁俊（即张骏祥）的《万世师表》中的主角林桐，更是模拟《good-bye mr．chips》（也是译作《万世师表》）中chips的形像而写出来的，他的另一部剧作《山城的故事》，开首的情节，也和女作家迦茵?奥斯登的“傲慢与偏见”相类，同是写一个“王老五”到一个小地方后，怎样受少女们的包围的。
在吸收外国文学的影响上，最应该注意的是：不能单纯的“移植”，中外的国情不同，社会生活和人物思想都有很大的差别，因此在利用它们的某些情节时，还是要经过自己的“创造”，否则就要变成“非驴非马”了。
在写《七剑下天山》时，我曾深深考虑过这个问题，因此我虽然利用了《牛虻》的些情节，但在人物的创造和故事的发展上，却是和《牛虻》完全两样的。（凌未风会不会死，现在不能预告，可以预告的是，他的结局绝不会和《牛虻》相同。）《牛虻》之所以能令人心弦激动，我想是因为在牛虻的身上，集中了许多方面的“冲突”之故。文学评论家勃兰兑斯（brandse）说过一句名言：“没有冲突，就没有悲剧。”我想这句话也可以引用到文学创作来。这“冲突”或者是政治信仰的冲突，或者是爱情与理想的冲突，而由于这些不能调和的冲突，就爆发了惊心动魄的悲剧。
在《牛虻》这本书中，牛虻是一个神父的私生子，在政治上是和他对立的，这样就一方面包含了信仰的冲突，一方面又包含了伦理的冲突，另外牛虻和他的爱人琼玛之间，更包含著错综复杂的矛盾，其中有政治的误会，有爱情的妒忌，有吉普赛女郎的插入，有琼玛另一个追求者的失望等待等等。正因为在牛虻的身上集中了这么多“冲突”，因此这个悲剧就特别令人呼吸紧张。
可是若把《牛虻》的情节单纯“移植”过来却是不行的，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在西方国家，宗教的权力和政治的权力不但可以“分庭抗礼”，而且往往“教权”还处在“皇权”之上，因此《牛虻》之中的神父，才有那末大的权力。若放在中国，那却是不可能的事。在中国，宗教的权力是不能超越政治的权力的。
《七剑》是把牛虻分裂为二的，凌未风和易兰珠都是牛虻的影子，在凌未风的身上，表现了牛虻和琼玛的矛盾，在易兰珠身上则表现了牛虻和神父的冲突。不过在处理易兰珠和王妃的矛盾时，却又加插了多铎和王妃之间的悲剧，以及易兰珠对死去的父亲的热爱，使得情节更复杂化了。（在《牛虻》中，牛虻的母亲所占的份量很轻，对牛虻也没有什么影响，但杨云骢之对易兰珠则完全不同。）可是正为了《牛虻》在《七剑》中，望更多的读者，不吝惜他们宝贵的意见。
可是正为了《牛虻》在《七剑》中分裂为二，因此悲剧的冲突的力量就减弱了--这是《七剑》的一个缺点，另外，刘郁芳的形象也远不如琼玛的凸出。《牛虻》中的琼玛，是十九世纪意大利一个革命团体的灵魂，在政治上非常成熟，在十七世纪（《七剑》的时代）的中国，这样的女子却是不可能出现。
武侠小说的新道路还在摸索中，《七剑》之接受西方文学的影响，也只是一个新的尝试而已，更可能是一个失败的尝试；不过，新东西的成长并不是容易的，正如一个小孩子，要经过“幼稚”的阶段，才能“成熟”。在这个摸索的阶段，特别需要别人的意见，正如小孩子之要人扶持一样；因此我希望更多的读者，不吝惜他们宝贵的意见。
（一九五六年十月）
注：《凌未风?易兰珠?牛虻》一文，最早是发表在香港《大公报》的“三剑楼随笔”专栏上的，学林出版社曾以《三剑楼随笔》为名结集出版该专栏的全部文章。此文随后又在新加坡《星河日报》的“笔?剑?书”专栏发表过，该专栏的文章已被百花文艺出版社以《笔?剑?书》为名结集出版。以上两种版本的《凌未风?易兰珠?牛虻》结尾是完全相同的。但是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笔花六照》中，该文章却被腰斩两节，在“……不吝惜他们宝贵的意见”处结尾。
有才气 敢创新——序卢延光的《武侠小说插图集》
作者：梁羽生
延光兄的《武快小说插图集》即将在国内出版，我虽然远在南半球的澳洲，闻此佳音，也不禁和他同感高兴。因为在这本画册里，他画的都是我小说中的人物，对我来说，是分外有“亲切感”的。因此，给他的插图集插文（作序），在我，自也是“义不容辞”的了。
对画，我是外行，我只能说说我的感觉。
我写武侠小说写了三十年，为我作过插图的名画家也很不少。论合作的历史，延光兄是最新的一位；论年龄，他也是最年轻的一位。但若问我最喜欢哪一位画家的插图（过去常常有人这样问我，我答不出来），我现在是可以毫不迟疑地回答了，是廷光兄的插图。我这样说，井非认为他已是“后来居上”，每一位成名的画家都是有其特色，很难定出高下，也无须强分高下；我这样说，只因在艺术作品中，我最喜欢有才气的
作品，而他的画，是我觉得最有才气的。论画，总不免是带有主观性的，因此，我说我最喜欢他的插图，当然这也只是基于我个人的爱好。
“才气”是很抽象的东西，捉不到，摸不着，它只是诉之感官的，难于具体说明。无已，只好作个比喻吧。我觉得画的“才气”就等于文章的魅力，有些文章内容很好，却不吸引读者，那就是因为缺乏魅力的原故。魅力固然来自文字的生动，也来自作者感情的投入。我看得出延光兄的作品是很“投入”的，他的画不只画出人物的形象，且能掌握人物的性格和在某一行动时的情感和动态，因之人物内在的“神韵”也就出来了。“亦狂亦侠真名士”的张丹枫，“一剑西来，千岩拱列”、既野且真的白发魔女，在小说的文字中只能凭想象的，也在他的画中表现出来了。
线条运用的巧妙，我觉得也是廷光兄画作的特色之一。他用的线条不但勾勒出人物的形象。甚至连衣饰的特点也都表现出来。例如《江湖三女侠》第二十三回的插图，加上的那许多线条，就表现出了女侠冯瑛那衣袂飘飘的美感。或许，我也可以这样说，他是非常擅长于用线条来表现“动感”的画家。上述插图中表现的“飘逸感”，就是属于“动感”之一。
除了“动感”，我觉得他的画还给人一种“现代感”。人物是“古典”的，感觉是“现代”的，这并不矛盾，相反可以吸引更多现代读者。我不知道廷光兄过去学画的历史，我是只凭我的感觉，他的画是将西洋画的某些技法和中国画的技法结合的，结合的巧妙，堪称“融合无间”，在基事上可说是“古典的”。武侠小说中，融会西洋画的效巧，以线条来表现“动感”和“现代感”，这也可以说是延光兄的大胆创新。我是很欣赏的。
我喜欢才气，也欣赏创新，“门外谈画”就到此为止吧。祝延光兄的画能够不断的自我突破，创造更新境界。
（一九八八年一月二十日于雪梨）
乙辑：师友忆往
弄斧必到班门——在伯明翰访问华罗庚教授
作者：梁羽生
“班门弄斧”，这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一句成语，是对不自量力的“拙匠”的讪笑。
但你可曾听过“弄斧必到班门”这句话？
这句话是举世闻名的数学家华罗庚教授说的。说话的地点是他在伯明翰（birmingham）寓所客厅，只有主客二人，主人是他，客人是我。这句话是他的为学心得，我觉得他这句话比原来的成语更有意思。
一九七九年八月下旬，我来到英国北部的伯明翰旅行，意外地获得了一个和华教授见面的机会。整整一个下午，他谈了他的平生经历，也谈到了他目前的学术活动。
话题就是从他在伯明翰的学术活动开始的。
那年五月，世界解析数论大会在伯明翰召开，华罗庚应邀出席。
在单独访问华老的前一天晚上，我曾经在一个宴会中听到一些有关华老出席这次大会的“趣闻”。这个宴会的主人是伯明翰侨胞的知名人士冯律潮，主客是华老，陪客有来自香港理工学院的张思伸教授以及华老的两个学生和秘书，有关华老的趣闻，就是他的秘书告诉我的。
参加这次大会的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八十位数学家，华老出席的消息传开，登时引起全场轰动，相识的与不相识的都争来问候。有一个印度数学家，见了华老，竟然感极而泣，用印度传统的表示最大敬意的行礼方式，向华老致敬。他说他是从华老的著作学数学的，想不到有机会可以见到华老。原来有许多人因为消息隔膜，以为华老已经死了，或者虽然未死却尚在“牛棚”。华老的出现，给他们带来了意外之喜，也消除了他们的疑虑。
“华老是这次解析数论大会中最受尊敬的数学家之一。”华老的秘书潘承烈这样告诉我。
但这样受到尊敬的数学家，却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谦虚。
大会闭幕之后，他接受伯明翰大学之请，在该大学讲学。
“讲学，我不敢当。”华老说：“不能好为人师，讲学以学为主，讲的目的是把自己的观点亮出来，容易接受别人的意见，改进自己的工作，精益求精。”（羽生附注：这几句话华老怕我听不清楚，他特地写在一张纸上给我，此处是照录原文）
当我问及他准备有些什么学术活动的时候，他微笑道：“我准备弄斧必到班门！”
原来他到目前为止，已经接到西德、法国、荷兰、美国、加拿大……的许多间大学邀请前往讲学。
“我准备了十个数学问题，准备开讲。包括代数，多复变函数论，偏微分方程，矩阵几何，优选法等等。我准备这样选择讲题：Ａ大学是以函数论著名的，我就讲函数论；Ｂ大学是以偏微分方程著名的，我就在Ｂ大学讲偏微分方程……”
我正在心想：“啊，这可真是艺高人胆大！”他好像看破我的心思，说道：“这不是艺高人胆大，这是我一贯的主张，弄斧必到班门！”
接着他详细解释：“中国成语说：不要班门弄斧。我的看法是：弄斧必到班门。对不是这一行的人，炫耀自己的长处，于己于人都无好处。只有找上班门弄斧（献技），如果鲁班能够指点指点，那么我们进步能够快些。如果鲁班点头称许，那对我们攀登高峰，亦可增加信心。”（这一段话也是他写出来给我的）
武侠小说中有所谓“找高手过招”，练成绝技，是非和高手“印证”不可的。“弄斧必到班门”，如果把“过招”改为“请教”，恐怕就是这个意思了吧？这可要比害怕到“班门弄斧”，积极多了。
当然我们也不免谈及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他告诉我一个故事，一个“笑话”。
故事是有一次他被“招待”到人民大会堂看样板电影，座位是正中间的六排二号，他见左右无人，像是“虚席以待”什么“首长”的样子，心里就知不妙，赶快和后面几排一个相熟的京剧女演员换位。过不多久，果然就有一个“首长”进场，在他原来位置旁边的六排一号坐下，这个“首长”就是江青。
“好险！”华老说：“我不知江青是否想笼络我，但我若不避开，麻烦可就大了。”
对江青他是采取“避之则吉”的态度的，但可惜“避之”却仍“不吉”。“或许江青因见我不受笼络吧，她竟然叫人指使陈景润诬告我，说我某一个科学研究是窃取陈景润的研究成果。幸好陈景润很有骨气，他说华罗庚是我的老师，只有我向他请教，他怎会窃取我的研究成果？陈景润在‘四人帮’当道时期郁郁不得志，可能也与他这一拒绝作假证的事情有关。”
“在‘文革’期间，我曾被抄家，也曾受过红卫兵斗争。但比起其他高级知识分子，冲击还不算大。”华老说。
笑话则是他在七三年间，在中国各地讲优选法，最多听众一次，在武汉有六十万人听讲（通过广播）！“四人帮”竟然指责他讲统筹、优选是游山玩水。
不仅如此，在周总理关怀下，他讲的优选法拍成电影，张春桥看了电影说：“搞优选法电影是引导青年走资产阶级道路。”姚文元更“妙”，他竟说“优选法不是科学”！
“张春桥懂得什么是优选法？姚文元的科学知识又有多少？他竟敢宣判优选法不是科学，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华老哈哈笑了起来。
好在这些荒唐的故事，荒唐的笑话，如今都是“俱往矣”了！但愿以后也不会再有。华罗庚教授现在的心情如何呢，我还是引他的一首小诗作答吧。
他说：“‘四人帮’打倒后，有人用曹操的诗鼓励我：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我深有所感，也胡乱写了几句：老骥耻伏枥，愿随千里驹。烈士重暮年，实干永不虚。”
华罗庚传奇
作者：梁羽生
何日重生此霸才
一百四十一年前（一八三九年），清代大诗人龚自珍路过元和（今江苏吴县），写了一首诗，怀念当地一位以博学著称的学者顾千里，中有句云："湖山旷劫三吴地，何日重生此霸才？"顾千里最长于"目录学"，但史称他"读书过目万卷，经史训诂，天文算学莫不贯通"。当然，这"霸才"二字，只是指在学术方面的才能而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