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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梁羽生 当前章节:14978 字 更新时间:2026-6-29 02:03

  最少亦可望见朗月朦胧。

  上帝指定我们制造苦味,

  但我们自生了智慧和孤高,

  心上亦敲着相同的音节,

  配合了翡翠一般的美貌。

  至上的恋情常常霉锈,

  大地那无衰老的一天,

  你还在怨艾着什么呢?

  难道想到那青幽幽的烟。

赵戎的评论说得好:“诗人以苦瓜自比,多么谦逊与虚让,这和晋陶渊明以傲霜的秋菊自比,是有异曲同工之效的,因为同样地有着‘一份矜持和沉静’,‘智慧和孤高’。……这素来不登大雅之堂的为高人雅士所轻视的植物,正显出其质朴无华的高洁,比起春兰秋菊之类,更大众化更有意义得多了。‘因为要在这片土地生长,便不能说为寂寞所啮痛!’这些话不但代表诗坛,也是代表整个文坛的。”

(一九八八年八月写于悉尼)

尤今就是尤今

作者:梁羽生

在新加坡年轻一辈的作家中,尤今是很受人注目的一位。她可以说是新加坡文坛的一颗新星,一出现就光彩夺目。

在大学读书的时候,她已经开始有作品发表,其中一篇小说《飘》,曾获得新加坡“全国五大专短篇小说创作比赛”第二奖。新加坡作家谢克给她的评语是:“尤今是这批文艺新兵中很受注意的一位。……有很好的旧文学根柢,驾驭文字的能力不在一些老作家之下,作品不多,却很有深度。”

谢克这篇文章发表于一九七六年《新加坡文艺?创刊号》,题为《新加坡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华文文艺》,距今已有十二年了。十二年前的“当时”,尤今不过是个二十多岁的少女,大学毕业才三年,刚刚转入《南洋商报》工作(在此之前,她是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的图书管理员)。当时她的“作品不多”,而现在则是“很多”了。

从一九七八年,她的第一部作品《社会鳞爪》(这是她在《南洋商报》担任外勤记者期间所写的“新闻特写”结集)开始出版算起,到现在为止,她已经出版的著作(未结集的不算)就有:新闻特写集《社会鳞爪》;短篇小说集《模》、《面团与石头》、《沙漠的噩梦》;游记《沙漠里的小白屋》、《南美洲之旅》、《奇异的经验》;游记散文集《缘》;小品文集《玲珑人生》九部之多。在上列简表中可以看出,在她的著作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以“异国风光”作题材的,她和新加坡的老作家柳北岸年龄虽然相差四十多年,但却都是同样酷爱旅行。

尤今的著作,主要可分两类:游记和小说。作品的形式虽然不同,但却有个共通点,善于通过人物(在小说中是虚构的,但却是有典型性的人物;在游记中是作者所接触的真实人物)来探索社会的问题和反映多样化的社会面貌。如游记散文集《缘》共收十九篇作品,作品的背景包括沙地阿拉伯,埃及、印度、印尼、澳洲、菲律宾等地;人物包括来自各种不同阶层的警官、店东、侍役、马车佚、船主、农场主人、海外华侨等等,通过他们,当地的社会面貌也就呈现在读者面前了。小说集《模》写来自不同层面的五个女性;小说《面团与石头》则对爱情与婚姻、老人与社会等问题进行了敏锐的探索。

短篇小说集《沙漠的噩梦》则是比较特别的,它收录了九篇以沙地阿拉伯为背景的小说,“本质”当然是“小说的”,但也有“游记的”异国风情。古人说王维的诗是“诗中有画”,我们似乎也可以说尤今的小说是“小说中有游记的”。九篇小说都是尤今以第一人称的手法写成,每一篇都包含了一个动人心弦的故事。

《沙漠的噩梦》是去年出版的,是尤今最新的小说集;她的第一部游记《沙漠里的小白屋》也是以沙地阿拉伯为背景的,出版于一九八一年一月,曾获新加坡的“华文最优秀作品奖”。她之所以常用沙地阿拉伯作背景,那是因为她的丈夫曾在沙地阿拉伯工作之故。一九七九年她跟随丈夫在红海之滨的吉达市住了一年多。

我欣赏尤今的小说,也欣赏她的游记。就个人的爱好而言,也许喜欢她的游记更多一些。新加坡和台湾两地的文评家,对她的游记都给以很高的评价,综合来说,文评家指出的她的游记有两个特色:一、善于通过敏锐的观察力,清新细腻的文笔,写她所见所闻、所思所感;二、理性的剖析和感性的描绘兼而有之。其实,这两个特色,在她的小说中也是具备的。台湾著名女作家琦君则用“文艺的语言”写下她对尤今作品的读后感:“幽默处令人莞尔,沉重处令人叹息。”我亦有同感。

一九七九年,尤今出版她的第一部小说集《模》时,写了一篇自序,从序文中我们可以了解这位女作家是怎样成长的。

一九七三年她在南洋大学中文系毕业,同年进入国家图书馆工作。序文说:“我跃入了一个更广阔的书海,在那儿浸了整整三年……书本为我的精神世界开拓了一个又一个新境界。”其后,“进入南洋商报,是梦的实现。这个梦,不是苍白无光的,而是绚烂多彩的。从广阔的接触面里,我吸收了许多书本所无法给予我的知识,这些活的知识,不但充实了我,启发了我,有好些还给我利用作为小说的题材。《暮》这篇小说,就是我多次到老人院采访新闻,逐渐搜集材料而写的。”图书馆的工作和记者的职业给她打下了良好的写作基础。前者充实了她的书本知识,后者扩大了她的生活面。八十年代初,她离开报馆,从事教育工作,现在执教于新加坡的华义中学。

尤今是在一九七九年七月随同丈夫前往沙地阿拉伯的,当她离开新加坡的时候,报馆的同事给她饯行,席间就有人“开玩笑地”对她说:“你这回去沙漠居住,不是可以变成新加坡的三毛吗?”

三毛是台湾的女作家,成名较早,七十年代中期,她以撤哈拉大沙漠为题材的一系列游记,已经出版。除了同事将她们相提并论之外,新加坡的“三毛迷”(同时也是尤今的读者)也曾“拜托”她去探望三毛。

尤今说:“说这些话的朋友,不知道我和她所去的地方虽然同属沙漠地带,但地理位置却相差很远!她去的是北非,我的目的地是沙地阿拉伯,中间隔了一道红海,两地不论在政治背景、风土人情、社会习俗、语言宗教上都迥然不同……”(《我到沙地阿拉伯去——写在出国之前》)两人所去的地方不同,所写的游记题材也是不同的。

这段话是尤今九年前说的,如今她不但去了沙地阿拉伯,也去了世界其他许多地方,所写的游记,论质论量,比起三毛,都是不遑多让了。或许因此,文艺界的朋友还是往往喜欢把她们相提并论。但尤今却是不喜欢这样相比的,她常说“三毛是三毛,尤今是尤今”。不错,她们都是各有自己风格的作家;而且尤今除了写游记之外,还兼写小说。我们不能说“尤今是新加坡的三毛”,也不能说“三毛是台湾的尤今”。不过,有一点相同的是,她们都是同样具有爱心,爱家人,爱朋友,爱她们笔下那些质朴善良的土人。

(一九八八年九月悉尼)

音符碎在地上

作者:梁羽生

我喜欢读尤今的游记,尤今每有新书出版,也必定寄一本给我。不过,我最近才有机会拜读的一篇新作,却不是她寄给我的,而是我自己“发现”的,因为还没有结集出版之故。她今年暑假有东欧之行,这一篇“近作”是南斯拉夫的游记,发表于今年(一九八八)八月十七日台湾《中央日报》的副刊上,题名《音符碎在地上》。我发现她的游记是写得越来越好了。

“音符碎在地上”,多有诗意的篇名,是不是?不错,尤今游记的特色,就是“理性的剖析和感性的描绘兼而有之”的,这一篇也正可以作为典型的代表。我就比较“完整”地介绍它吧。

“那条石板路,不算长,不算阔,但是笔直而美丽。路的两旁,树影婆娑。树下,一间连一间的,是餐馆,是手工艺品店。

“白天,这条被称为‘士卡达丽亚’(skadarlija)的街巷,像个睡公主,沉沉静眠。傍晚七点过后,夕阳去,夜色来,‘睡公主’便在杂沓的脚步声,喧哗的谈笑声,还有悠扬的音乐声中,霍然醒过来。

“说来好笑,我在南斯拉夫的首都伯尔格德(belgarde)待了四天,每天晚上,都是在这儿消磨的。

“伯尔格德是个沉静的大都城,问当地人晚上有什么好去处,就算你问一百个人,你依然只能得到一个答案:‘士卡达丽亚街。’”

写游记必须抓住最有特色的地方,尤今的手法也正是这样。

罕见的浮雕

地方有特色,这个地方的人和物也有特色,尤今就是抓着这些特色,来观察南斯拉夫的现状,甚至深入它的社会本质的。

“第一次去,好奇;第二次去,喜欢;第三和第四次再去,却是为了我刚结识的南斯拉夫朋友高丹娜——我去找她谈天。

“高丹娜在士卡达丽亚街租了一个小摊位,卖手工艺晶。不是大批生产、粗制滥造的那一类。摊上的每一件成品,都好像是有个性似的,它们各各通过不同的原料、不同的形态,努力向你表达它内蕴的思想。”

从好奇到喜欢,到为了新相识的朋友而去,“层次”是逐渐提高的,这亦说明了作者的观察已是突破了旅客的“猎奇”。作者那新相识的朋友就是个有特色的人物,但作者却故意留待后面才说,先说“物”(新朋友摊位上摆卖的工艺晶)的特色。

“我一件一件细细的、慢慢的看。爱不释手的,是一件罕见的浮雕,雕的是一条牛,身上怪异地长了一双翅膀。叫人难忘的,是这只牛脸上的表情。它嘴巴略张,仰头看天,圆睁的眸子,不可思议地流出一种极端无奈的悲哀。据我猜想,这头牛大约是被生活沉重的担子压得透不过气来,它很想飞。然而它却生活在一个‘即使有翅膀也飞不掉’的环境里,所以,脸上便不由自主地留下了被痛苦地煎熬的痕迹。”

这里,作者用浪漫的笔触来写这罕见的浮雕,警句不少,在给人以美感之外,也令人沉思。

表达它内蕴的思想

这件牛的浮雕不但“好像是有个性似的”,它还“努力向你表达它内蕴的思想”。作者是从自己的猜想转移到老牛身上:

“它使我想起了臧克家的老马,然而,它的痛苦比老马来得更深沉。老马在‘抬起头来望望前面’的时候,心中还存着一丝‘挣脱命运残酷摆弄’的希望;但是,浮雕上的这只老牛,却明明白白地知道:自己是‘插翼难飞’的。”

按:臧克家是中国著名诗人,他写过一首题为《老马》的诗,那头老马,在受鞭打的时候,常“抬起头来望望前面”。作者从浮雕的“老牛”,联想到臧克家诗中的“老马”,而又从她所领会的“老牛”努力向她表达的“内蕴的思想”,感到“老牛”比“老马”更为可哀。这一段有关浮雕的描写(包括上篇的引文),可说是典型“尤今式”的“感性的描绘”。

尤今描写了这件“物的特色”之后,然后才回转到“人的特色”。这个女摊主和制作这浮雕的人,原来都是“颇不寻常”的。

“正当我捧着这件浮雕痴痴地看着时,一直站在我身畔的女摊主,突然开口说话了:‘制作这个的,是大学一名文学系的学生。我觉得它是我整个摊子里最好的一件东西。’

“她说的,是流利的英语,真叫我喜出望外。‘实在做得很出色。’我点头赞同,指了指摊上其他的东西,我又说道:‘平心而论,你这儿卖的,每样都很有特色。’”

大学生成个体户

下面就是从对话中揭露出来的社会现象了:

“她很高兴,毫不吝惜地把她整排刷得雪白的牙齿暴露给我看,笑意甚至飞溅到她的声音里:

“‘全都是大学里的学生做的。她们做好了,便拿来这儿,托我卖,赚点额外的零用钱。’

“‘这么说来,你所经营的,算是自由买卖哕?’(目前流行的说法是“个体户”)

“‘是的。’她坦然承认:‘不过,这也只是我的副业而已。’

“‘那你的正业是……’

“‘我是大学商科毕业的,白天,我在一家银行工作。’

“‘在南斯拉夫,兼职的现象是不是很普遍的呢?’

“‘只要有办法,人人都兼职。’她坦白地说:‘我们的收入低,偏偏物价一天天上涨,更要命的是货币时常贬值,生活的压力,令我们喘不过气来。’

“在这种情况之下,南斯拉夫的‘家庭副业’非常盛行,许多人都利用工余之暇,学习手工艺品的制作,然后,把成品拿到商店或货摊寄售。也有一些人,白天当文员,晚上呢,当店员或侍役。

“‘最糟的是,有些人以非法的手段来赚取外快。’她悻悻然地说:‘他们以观光客的身份到西欧各国旅行,大量地购买各种消费品,好像手表啦、电器啦、衣服啦,回国以后,再以高价转售出去!”

大吃大喝的少年

尤今说:“这一番话终于解开我心中的一个疑团。”她的这个疑团是由于数日前,在一个小城餐馆所见的现象而产生的。虽是小城餐馆,装璜却很华丽,吃的也是名贵海鲜。因为那个小城是在南斯拉夫著名风景区,傍着蓝色多瑙河而建的诺维萨(novisad)。在那个餐馆里,她看到四个衣着异常时髦的少年,她说:

“引起我注意的不是他们异常时髦的衣着,而是他们桌上的食物。才四个人,但是,居然叫了足够八个人吃的东西;还有葡萄酒,大瓶的,红的白的,都有。算了算,六瓶,足足六瓶哪!……当他们结账时,我特别加以留意,他们总共付出了十一万丁那(合共美金五十五元)。”

初时尤今以为他们是外国游客,后来和他们交谈,才知“他们是土生土长的南斯拉夫人,由首都伯尔格德来这儿度假”的。引起尤今疑问的是:“在一个大学教授月薪只有仅仅五十万丁那的国度里,这四个青年,居然一餐便花去这么一大笔钱,而且更叫我吃惊的是,他们走后,桌上的盘子里,还‘豪气’地留下许多吃不完的鱼和虾。他们到底是何方神圣?为什么能够如此肆无忌惮地挥霍金钱,浪费食物?”现在她懂了,在南斯拉夫,是可以通过“捷径”赚钱的。除了“捷径”,还有“正途”,那就是“做生意”。女摊主告诉尤今:“最近十年来,政府鼓励人民经营私人企业,所以,国内好些人因经商而致富。”

乐声的呼应

高丹娜说:“在伯尔格德,有好几家著名的大餐馆,都是私人经营的。他们有机会赚取美金和德国马克等外汇,生活过得非常的舒适。”

这是南斯拉夫社会的一面,那另一面又是如何呢?“忧愁与饥饿”是否存在大多数人之中?对此,尤今不能无所怀疑。在她离开那小摊子的时候就怀疑了。她写道:

“我不想妨碍高丹娜做生意,所以,买下了那件令我爱不释手的浮雕以后,便向她告辞了。

“已经是深夜十一点多了,可是,士卡达丽亚街的人潮依然川流不息,乐声也依然飘扬不绝。芬芳的酒味与烤肉的香味,强烈地散在墨黑的夜空里。

“啊,南斯拉夫的这条‘不夜街’,忧愁与饥饿,是不存在的。但是其他的地方呢?”

她来的时候,是“傍晚七点过后”,士卡达丽亚街是在晚上才热闹的,所以她把士卡达丽亚街形容为“睡公主”,这个睡公主是在傍晚时分,方始在“悠扬的音乐声中,霍然醒过来”的;去时是深夜十一点,“乐声也飘扬不绝”,前后呼应得好。由于她心有所疑,于是第二天晚上,再到那条不夜街找高丹娜聊天。这次,仍以“乐声”开头:

“刚下过雨,石板路湿漉漉、滑溜溜的。时间还很早,游人不多,站在街首第一间餐馆前的一名乐师毫不起劲地拉着他的手风琴,音符跌跌撞撞地从手风琴里掉落出来,碎在地上。”

爱好音乐的南斯拉夫人

南斯拉夫人是爱好音乐的,“乐声飘扬不绝”象征他们追求美好生活的一面,那么,“音符碎在地上”是不是象征希望幻灭了呢?耐心读下去吧,会有答案的。

高丹娜问她的游踪,她告诉高丹娜:“早上,去看卡列梅格丹古堡,那气势,啧!雄伟!”尤今朝她翘起了拇指,“下午嘛,到多瑙河畔坐了一阵子,又到市中心去逛。你猜,我见到了什么?”每一个人都是喜欢别人称赞自己的国家的,尤今写道:

“她耸耸肩,双眼发亮地等我继续叙述。

“‘市中心的广场,穿着传统服装的男女老幼,载歌载舞,一群又一群,看得我眼花缭乱。’

“‘哦!,她轻快地笑了起来:‘这是我们夏天传统的消遣。由五月到八月的这四个月份里,每逢周六,大街小巷里,总是有歌也有舞。奏乐跳舞的那群人,既娱人,也自娱。’

“此刻,整条士卡达丽亚街都浸在美丽的乐声里。每一间餐馆都有乐师或乐队奏乐以助兴。由不同餐馆、不同乐器里奏出来的乐声,在空气里活泼地撞来撞去,形成了一种凌乱的和谐。

“‘在南斯拉夫,我们有着很丰富的精神生活。音乐节、舞蹈节、电影节、戏剧节,全年不辍。歌与舞,都变成了我们工余之暇所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了。’”

把南斯拉夫人的爱好音乐描写得淋漓尽致,这就更加能够突出后文描写的“音符碎落”的悲哀意义。这是文学上的欲抑先扬手法。

通过文艺反映现实

接下去尤今写道:

“我听说许多南斯拉夫人都利用年假外出旅行,问高丹娜这到底是事实还是传闻。不知怎的,她的脸色,立刻变得很黯淡。好一会儿,才开口说道:

“过去,社会的经济状况比较稳定时,人民的确是常常出国旅行的。我自己也曾到过美国和西欧的好些国家去观光。可是最近这几年,百物飞涨,许多人都必须束紧腰带来过日子,出国旅行,已成奢望。’

“她并没有言过其实。

“记得有一天,我去参观旧宫殿,有一名文质彬彬的青年主动找我攀谈。他肄业于医学院,很为毕业后的前途担心。他说:‘目前,南斯拉夫失业的浪潮,汹涌澎湃,我很想到国外去找工作。’

“优秀的医科学生,尚且担心工作无着,其他没有专业资格的更不必说了。”

尤今是今年夏天,到南斯拉夫作暑假旅行的(文章见报的日期是八月十七日),才不过几个月光景,十月十七日,南共中央召开一个要求“从基本上更新社会主义”的会议,承认南斯拉夫目前存在着严重的经济危机和社会问题:通货膨胀率高达二百一十七,失业率高达百分之十五,外债也高达二百一十亿美元。官方的报告是用数字来说明问题,尤今的文章,则是通过具体的事例(她在南斯拉夫的所见所闻,包括高丹娜所说的情况),来反映南斯拉夫的现实。文学所反映的现实往往比数字所反映的现实,令得读者的印象更深刻。《音符碎在地上》这篇文章就是一个例子。

音符碎在地上

《音符碎在地上》的象征意义是十分深刻的,它是“文学的语言”,是“感性的描绘”,虽然缺乏“官方数字”,但“理性的分析”已寓于“感情的描绘”之中。

高丹娜和尤今的谈话中还提到了农村人口大量涌到都市来,造成的“许多令人头痛的问题”、青年人道德败坏的问题等等。

尤今说:“我似乎听到了高丹娜心坎深处叹息的声音。”她这篇文章,最后也是以“文学的感叹”来结束的。她写道:

“唉,唉,唉。

“这天晚上,我们的谈话是在一种沉重的心情下结束的。

“沿着士卡达丽亚街走向大路,经过街首的餐馆,那位乐师还在奏乐,只是神情比刚才更慵懒,意态也更阑珊。一个个的音符,继续不断地从他的手风琴里掉出来。我朝下一看,满地都是音符碎片。

“人,无数无数的人,若无其事地坐在音符的碎片上,喝大杯的酒、吃大块的肉。

“今朝有酒今朝醉哪!

“走出土卡达丽亚街,回首望望,裂满一地的音符碎片,在月色的映照下,冷冷地闪着寂寞的微光……”

文章起尾,深具一咏三叹的韵味。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

杜运燮和他的诗

作者:梁羽生

“十年浩劫”结束之后,我也得到一个“意外的收获”,许多久已断了音讯的朋友,好像雨后春笋似的,忽然又“冒”了出来,和我也重新恢复了联系。杜运燮就是其中的一个。

说起来已经是三十年前的事了,《新晚报》创刊那年(一九五零年)他是翻译兼编副刊,和我做了大半年的同事。后来他走了,他编的那个副刊《天方夜谭》就是由我接手的。

虽然是同一个部门的同事,但最初的一个月,我们却很少交谈。他给我的印象是沉默寡言,好像很难令人接近。后来渐渐熟了,发现彼此的兴趣相同,我这也才发现,原来我对他的“表面印象”完全错了。他的热情其实是藏在“质朴”之中。

我是先识其人,然后才识其诗的。他写过一首小诗《闪电》,开头两节是:

  有乌云蔽天,你就出来发言;

  有暴风雨将来临,你先知道;

  有海燕飞翔,你指点怒潮狂飙。

  你的满腔愤慨太激烈,

  被压抑的语言太苦太多,

  却想在一秒钟唱出所有战歌。

这首诗是一九四八年他在新加坡写的,四十年代后期,他曾在新加坡的南洋女子中学及华侨中学教书。他写这首诗的时候,也正是他准备回国的时候。大概他是因为看到当时的那个正处于“方生未死”之间的中国有感而发吧?但这几句诗写的,不也正是有点像他自己吗?

公路满载激情

他最出名的一首诗《滇缅公路》,写于战时,也是充满激情的:

  路,永远兴奋,都来歌唱啊!

  这是重要的日子,幸福就在手头。

  看它,风一样有力;航过绿色的田野,

  蛇一样轻灵,从茂密的草木间,

  盘上高山的背脊,飘行在云流中,

  俨然在飞机的坐舱里,发现新的世界,

  而又鹰一样敏捷,画几个优美的圆弧

  降落下箕形的溪谷,倾听村落里,

  安息前欢愉的匆促、轻烟在朦胧中,

  溢着亲密的呼唤、人性的温暖,

  于是更懒散,沿着水流缓缓走向城市。

  而,就在这粗糙的寒夜里,荒冷

  而空洞,也一样担负着全民族的

  食粮;载重车的黄眼满山搜索,

  搜索着跑向人民的渴望;

  沉重的橡皮轮不绝滚动着,

  人民兴奋的脉搏,每一块石子,

  一样觉得为胜利尽忠而骄傲!

  微笑了,在满足而微笑的星月下面,

  微笑了,在豪华的凯旋日子的好梦里。

袁可嘉评论这首诗的特点是把“静止的公路作为动物来写,使它进入充分的动态”。诗人是以跳跃的想象,歌颂这条为中国争取抗战胜利的公路。

冷静的智者

但杜运燮的诗的风格并不限于表面的激情,他更多的诗是像冷静的智者一样,观察万物,用隽永的语言,用机智和活泼的想象来写。举他两首分别写于少年时期和中年时期的小诗为例:

  异邦的旅客像枯叶一般,

  被桥拦挡在桥的一边,

  念李白的诗句,咀嚼着,

  “低头思故乡”“思故乡”……

  仿佛故乡是一颗橡皮糖。

  (节录自一九四八年他在新加坡写的《月》)

  一年年地落,落,毫不可惜地扔到各个角落,

  又一年年地绿,绿,挂上枝头,暖心窝。

  无论多少人在春天赞许,为新生的嫩绿而惊喜,

  到秋天还是同样,一团又一团地被丢进沟壑。

  好像一个严肃的艺术家,总是勤劳地,耐性地,

  挥动充满激情的手,又挥动有责任感的手,

  写了又撕掉丢掉,撕掉丢掉了又写,又写,

  没有创造出最满意的完美作品,绝不甘休。

  (《落叶》,一九六二年写于北京)

新奇的比喻,机智活泼的想象,在这两首小诗中可见一斑。

九叶诗人

三十年前有九个年轻诗人出了一本他们在四十年代所写的作品选集,名《九叶集》,杜运燮就是其中之一。也因此,他和另外八位诗人——穆旦、陈敬容、郑敏、王辛笛、杭约赫、唐湜、唐祈、袁可嘉被人称为“九叶诗人”。艾青在近作《中国新诗六十年》中曾这样评论他们:“日本投降后……在上海,以“诗创作”为中心,集合了一批对人生苦于思索的诗人,王卡笛、穆旦、杜运燮……等,他们接受了新诗的现实主义的传统,采取欧美现代派的表现技巧,刻划了经过战争大动乱之后的社会现象。”有一个尚未为外界知道的“佳话”是,艾青这篇文章原是在一九八零年六月在巴黎举行的“中国抗日战争时期文学研讨会上”宣读的论文,在这段评论“九叶诗人”的文字中本来还有一句“这是属于四十年代后期的像盆景似的园艺”的,后来有人对他提出不同的意见,艾青重读《九叶集》也发觉这句评论是不大符合事实,因而当他把此文交给北京的《文艺研究》刊出时,就把这句话删了。

杜运燮是一九一八年在马来西亚吡叻州出生的“华侨作家”,在当地读完初中回国就学,毕业于战时昆明的西南联大外文系。一九五一年从香港回到北京,初时从事新闻工作,后来到设在临汾的山西师范学院外语系任教。“文革”期间和许多遭受迫害的文化人一样,被送入“五七干校”接受“改造”,实则是被打入“牛棚”。有位朋友告诉我一件在当时被目为“大胆之作”的事,他在受批斗之余,闷极无聊,居然敢写信去给当时也被打入“牛棚”的巴金,问巴金借一部《陆游诗集》。陆游虽然是宋代的爱国诗人,但在“文革”期间,陆游也是被列为“右派分子”的。(此事甚趣,原来因为陆游写的一首《钗头凤》词中有句云:“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东风恶”犯了大忌,因而古代诗人亦不免获罪矣)巴金也居然寄了给他。

令人气闷的朦胧

欧美现代派的技巧之一是诉之于直接的感觉,要求意象更加鲜活,想象更加瑰奇。因而读者的“联想”如跟不上作者,就往往觉得不可解。杜运燮去年写的一首诗《秋》被人“批”为“令人气闷的朦胧”,原因恐怕就在于此。现录此诗第一节作为例子:

连鸽哨也发出成熟的音调,

过去了,那阵雨喧闹的夏季。

不再想那严峻的闷热的考验,

危险游泳中的细节回忆。

评者认为第一句就莫名其妙,“鸽哨”的声调有什么成熟与不成熟之分呢?而第二句据评者说,他和另一个写诗的朋友研究了一个多小时,才明白“那阵雨喧闹的夏季”是暗喻“十年‘文革’的骚乱”。因此认为其立意虽好,表现手法则未免写得过于深奥难懂,因而是“令人气闷的朦胧”了。

批评的文章出来后,杜运燮写了一篇《我心目中的一个秋天》替自己辩护:“诗歌同其他一些艺术作品一样,也容许读者(观众)在欣赏时进行再创造,可以有和作者不同的联想、想象和体会。”这也就是古人所说的“诗无达诂”的意思吧。

替杜运燮辩护不仅只他自己,名诗人卞之琳也是替他辩护的。上月卞之琳来香港讲学,在某次一个关于中国新诗的演讲,就提出杜运燮这首《秋》作例子,也评论了对它的评论。卞是肯定此诗的艺术价值的,限于篇幅,他的论点我就不想详加引述了。

香港报刊上也有为此诗辩护的,引其中一个意见为例:“如果我们设身处地想一想,在秋季里,诗人来到田野上,被周围成熟的自然景物所迷醉,天上传来鸽哨,这声音也包围在成熟的气氛中,当时他自然会感觉到那声音也是成熟的,而不能去分析这声音是嗓子发出的,抑或是从发声器中发出。这是鉴赏者起码应该有的认识吧?”(作者怀冰)

诗的好坏,见仁见智,各人的鉴赏能力也有不同。杜运燮那首诗是否“令人气闷的朦胧”,还是让读者自行判断吧。

(一九八三年一月)

制作者注:在 百花文艺出版社 出版的 《笔?剑?书》 中的同名文章里,最后一部分“令人气闷的朦胧”以及本文的写作日期均被删除了,取而代之的是这么一段话:

最后要说一说杜运燮的“近况”,他在北京出版的一本以介绍国外知识为主的杂志《环球》担任编辑工作。上月(一九八零年九月)廿三日,他接受西德有关方面邀请,赴西德访问。定期半月,这两天大概正在回国途中。

舒巷城的文字

作者:梁羽生

舒巷城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作家,熟悉香港的小市民生活,他的作品可说是最有香港的“乡土”特色。但在这里,我只想谈他的文字的特色(“艺术性”和“思想性”的全面评论我是不够格的,留待文艺批评家去发挥高见吧)。

我认为他的文字最少有三个特色:一、不事堆砌,朴实自然。他和徐迟的喜欢用夸张的描写不同,和何其芳(少年时代)的“唯美是尚”也不同,但却正如一个无须藉助脂粉的美人,自然而然地显露了他的文字简炼和优美。二、他善于观察事物,因此不论是写人物的内心或周围的风景,笔触都很细致,而人物的内心和周围的风景也是作有机的配合的。三、他对新旧文学都有相当造诣,这就是说他的“基本功”打得很好,因此在文字技巧的运用可说已是可以挥洒自如,你很难在他的文字里找到一粒“沙石”。

还是举一些实例吧。他有一篇题为《鲤鱼门的雾》的短篇小说,写一个在筲箕湾(面对鲤鱼门)长大的水上人,父亲某次出海捕鱼,消失在鲤鱼门的大雾中,他在父母双亡之后,出外飘泊了十五年,又回到了故里。回来那天,恰好又碰上大雾。

《鲤鱼门的雾》

请看舒巷城是怎样写《鲤鱼门的雾》:

雾喘着气,在愤懑地吐着一口口烟把自身包围着。……那包围的网像有目的地又像漫无目的地循着一个大的浑圆体抛开去,扩展着,缠结着,或者来来去去地在低沉的灰色的天空下打滚,一秒一秒地把自身编成一个更大更密的网。偶尔碰上了大浪湾外向上喷射的浪花时,它,雾的网,便会无可奈何似的,稍一回避,似乎让开一条路来了;但很快地,等那兀突而来毅然而退的浪花由白色的饱和点——那颗颗向上溅起的水点——随着一阵哗啦的哀鸣而败退下来还原成海的一部分——蓝——的时候,雾,喘着一口口气的雾,又慢慢地向海的平面处降落,伸出,开展……

从四面八方,雾是重重叠叠地滚来的呀——

从清水湾,从将军澳,从大浪湾,从柴湾,从九龙的山的那一边,雾来了;雾集中在鲤鱼门的海峡上,然后向筲箕湾的海面抛放出它的密密的网——它包围着每一只古老的木船,每一只身经百战满身创痕的捕鱼船……它包围着每一只上了年纪而瘫痪在水浅的地方的可怜的小艇,连同那原不属于筲箕湾海面的仅有的几只外来的舢舨……

如在雾中的迷失感

这段文字,是我所曾读过的写雾写得最细致的文字,而且他不是泛写一般的雾景,而是具有浓厚地方色彩的鲤鱼门的雾景。被雾包围的古老的木船,瘫痪的小艇,满身创痕的捕鱼船,不属于筲箕湾海面的几只外来的舢舨……既是鲤鱼门特有的景物,也象征了主角梁大贵飘泊了半生的坎坷命运。

“雾喘着气,在愤懑地吐着一口口烟把自身包围着。”一开头就是把雾“人格化”了的,这个“雾’不也可以理解为主角的化身么?和生活搏斗得遍体鳞伤的主角,仍然好似被浓雾包围那样找不到出路,不也会感到无可奈何的“愤懑”么?

在读了全篇小说之后,我们还可以理解得到主角那种“如在雾中”的迷失之感。他飘泊了十五年,回到故地,是既感到熟悉又感到陌生的。因此有一个老妇人向他问路,他只能回说:“阿娘,我也不知道哩,我是刚来的……”小说最后一段是这样写的:

他把头抬得高高,他做梦似的望着鲤鱼门海峡上那还没有完全散去的雾。

……啊,雾,去了又来,来了又去的——唔,十五年啦。

“嗯,我是刚来的……”他迷惘地自己和自己说。他的嘴唇在微微地颤抖着。

唱歌人仔几时还

雾,去了又来,来了又去。人,也是去了又来,来了又去。梁大贵回到了既熟悉又陌生的旧地,最能够唤起他的回忆的是埗头小艇一个姑娘唱的“咸水歌”:

日出东山——啊

云开雾又散

但你唱歌人仔

几时还呢?……

这首咸水歌,他的母亲唱过,他儿时的女友唱过,而现在他也是唱着这首咸水歌又再离开鲤鱼门的。依稀景物似当年,只不过并没有如歌辞所说“云开雾又散”,而是令得他在离开的时候,还要“做梦似的望着远处鲤鱼门海峡上那还没有完全散去的雾”。

《唐诗三百首》中有一首贺知章写的《回乡偶书》:“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以白描手法,表达了游子回乡的怅惘心情,成为传诵千古的名诗。但若论起感情的“层次”,它还是比较“浮面”的。《鲤》文的层次则似乎更深。当然,我这样说并非是认为《鲤》文的艺术性比这首诗更高,《鲤》文是写特定的人在特定的环境的表现,这首诗则是写“一般”的游子,它的感情是更有“代表性”的。

人景时空交叠融化

“香港文学研究社”出版的《舒巷城选集》,编者在《前言》中也曾特别谈及这篇《鲤鱼门的雾》,评曰:“作者通过自出机杼的艺术处理,将人、景、时、空,现场与回忆,环境与心境,交叠、融化,前后呼应,成为一篇感人的出色作品。”这评语我认为是很恰当的。

这篇短篇小说是舒巷城在一九五零年用另一笔名写的,当时他大概只有二十多岁吧,文字的功力已是颇见不凡了。如果要勉强挑剔的话,有些句子似乎稍嫌长了一些(我个人是把三十个字以上的句子就当作是长句的),但舒巷城的“长句”也是写得流畅自然,不能说是“含有沙石”的。

二十四年之后(一九七四),舒巷城写了另一个短篇小说《雪》,写一个香港的“新界少年”(新界是香港的郊区)到英国谋生,也是用细腻的笔触,写出离乡别井的感情。文字则是比《鲤鱼门的雾》更加简炼和优美了。

下面是摘录自《雪》中的一两段写景的文字,是写那个新界少年在航机中作鸟瞰所见的景色。和《鲤鱼门的雾》一样,这里的写景也是和人物的身分以及心境配合的。

云点云块 豆芽白菜

转眼间,窗外的下面是沉睡的海,山,远方有淡淡的云,明灭不定的星星,跟着,云过后,亮着一颗特大而孤单的星子。童年时在新界的乡下,他白天看过离群独飞的鸟儿,夜晚呢常常看过这一颗离群的星子——它像一盏盏低挂的火油灯,亮在门外,榕树前。现在它却在窗外伴着他,很久很久都没有失落。

……

他吃了一惊,睁开眼睛拉开窗帘看时,天已渐亮了。云点云块像鱼鳞像豆芽像白菜似的铺在铅灰色的天角那边。他能望到的机翼下的灯光不知什么时候隐去了。放眼望去,前面有一些奇形怪状的山峰从茫茫的云海里钻出来。霞光开始在青褐色的起伏的山峦间镀上一层黄金。然后他看见云海上映射着一阵眩目的光辉。接着,是满窗的红霞。他身旁的旅伴也醒过来了。余华道过早安之后,怔了一下,只见对方的脸颊一下已一片墨黑,那些密密麻麻的胡子几乎像新界乡下的野草一般粗,仿佛突然在他的睡梦中长起来似的……

切合身分的形容词

这两段文字,好像画家的速写,勾画下航机所见的景物。但并不是一般的“所见”,而是一个特定人物——“新界少年”余华的所见,文中一些“特别’的形容辞,如把一颗离群的星子形容为“一盏低挂的火油灯”,把云点云块,形容为“像豆芽,像白菜”;把旅伴一夜间就长得密密麻麻的胡子形容为“像新界乡下的野草一般粗”等等,都是切合这个特定的人物的。

舒巷城是一位有多方面才能的作家,写诗,写散文,写小说,都有他自己的风格。我在上面摘录的是他小说中的文字,现在,再介绍他散文中的一些佳句。他有两篇题为《小流集》和《浪花集》的散文,形式比较特别,是用三言两语,来表达一种“意念”,来说明一个“人生哲理”,或只是像摄影机一样“捕捉”下一个有美感的镜头,既是散文,而又具有诗的韵味,我很欣赏这两组散文诗,就在其中摘录一些片段吧。

隽永的文字

如果生命停留不进,连美丽的清溪也将是一堆发臭的烂泥。这世界将会满身肮脏。

流吧,小河。

自高自大的人来自盲人国。

他把别人想象得比他矮许多小许多。

我站在窗里,你站在窗外。

一片薄薄的玻璃把我们隔开。你向我招呼着,微

笑着走了。

我打开了窗。

然后把你的微笑关在窗里。

深沉的夜。

沉睡在群山。沉睡的树林。静。

我们听夜潮拍岸。

寂寞间,有月亮升起。

这些片段,是摘录自舒巷城的《小流集》的。从这些片段,你可以品味到舒巷城文字的隽永。

智慧的火花

《浪花集》和《小流集》一样,都可以当作一组散文诗来读。不同的是,《小流集》是“无题”的散文诗,《浪花集》则是在每个片段之前,都加上题目的。这里摘录三段,以见其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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