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泉
山泉的路是曲折的，它要越过许多障碍才能走到山下去。
穿过草丛，绕过山石，山泉缓缓地走着曲折的路。
暴风雨后，山泉很快地越过障碍，向山下奔去，向大海奔去。
瀑布
谁说对自己热爱的工作全力以赴会有一天形枯力竭呢？
我想起了瀑布……
谁说对人倾心而谈会有一天把所有的倾尽呢？
我想起了瀑布……
青春
青春向每一个人告别。
但青春对那些热爱生活的人说：“我一定会回来！”
每个片段，都含有一点“哲理”。篇名《浪花》，它的文字则是闪耀着智慧的火花的。
（刊一九八二年九月二十七日新加坡《南洋商报》）
铿然一瓣莲花去
作者：梁羽生
——谈舒巷城的诗
连日滂沱大雨，想起舒巷城的一首小诗《雨伞》：
（一）
有人雨阻归程
在渐沥声中羡慕
一个手中有你的行人
啊，你撑起满天银雨
在一个晴朗的日子前。
（二）
在谁家沉睡的门外
雨伞，你在雨夜中绽开
如一朵水中的睡莲
哦，你穿过灯下的迷濛，
去时，越过路上的泥泞
归时，携着一个无尘的梦
这首诗的“意象”很美，如“撑起满天银雨”，“如一朵水中的睡莲”，“归时，携着一个无尘的梦”等等，都是很新鲜，？很有“诗境”的构思。他并不刻意押韵，但在音韵上也予人以一种和谐的美感，是一首经得起咀嚼的好诗。
舒巷城的好诗常有“神来之笔”，再举他的一首《邮简上的诗》为例：
（一）
远航的窗外，云在天涯
踏千层白浪而来
人向东行，又是向西飞去
而西飞却是向东行
谁知道我耳畔的机声
响过了多少
鲤鱼门海峡的潮音
（二）
此时在遥远的东边
正是万家灯火
这里，客中的时间
巳渡过了昨夜的银河
但你可曾想到，我的思念
竟象星光一样飞奔
向着前一夜陆地上
抬头与我共看星星的人从“耳畔的机声”，突然联想到“鲤鱼门海峡的潮音”，堪称“飞跃的联想”。从这首诗可以领悟到“时空交错”的写法。
舒巷城能写新诗，也能写旧体诗，选录他的三首七绝如下：
看羽毛球比赛（两首）
铿然一瓣莲花去，如雪飘飘眼底明。
白羽翻飞千变化，横空急鸟挟风声。
峰回路转轻盈过，看似闲云却不停。
各挽天河分界上，龙腾鱼跃扑流星。
乒球曲
横空跃马银球转，去也蹁跹急前催，
直到旋光奔似电，四方霹雳爆春雷。
写球类比赛，一要写出该种球类的特点，否则若是只用泛泛的形容词，就可能弄到羽毛球和乒乓球不分了。二要写出“动态”之美，一般而言，“动态”是比“静态”为难写的。作者在这里用上新奇的比喻，比喻又十分贴切，这就能够具体生动的写出了。例如羽毛球之如“铿然一瓣莲花去”，之如“横空急鸟挟风声”，都是设想奇特的比喻，尤其在“一瓣莲花”上用上“铿然”二字，本来是静态的莲花，也就显出“动态”了。这也可称为飞跃的联想吧。他的旧体诗和他的新诗一样，都是风格清新，时有神来之笔的。
谈罗孚的两首诗
作者：梁羽生
１９８７年６月２５日，上海新闻界和《文汇报》为名报人徐铸成的８０大寿举行庆祝活动；徐铸成是上海《文汇报》的创办人，和上海新闻界的关系最为密切，因此“官式”的庆祝活动在上海举行。北京方面，徐氏一些新闻出版界的朋友，则因未能来沪参加庆祝，在他寿辰之前一个月，趁他还在北京的时候，联合欢宴他。香港《新晚报》前总编辑罗孚也是参加欢宴者之一，并即席赋诗二律，为徐氏祝寿。
罗孚这两首诗从北京传到香港，香港报纸的专栏作者亦有几位谈过。不过由于传抄之误，报上刊出的诗有一两个错字；同时由于诗中涉及一些《大公报》的故实，外人不易明了，解释亦难详尽。最近有友人从北京来，他在北京时曾与罗孚晤谈，罗孚为他解释诗意，并录原作给他。因此，特为转述。
先说第一首。诗云：
金戈报海气纵横，六十年来一老兵。
早接瓣香张季子，晚传词赋庾兰戍。
大文有力推时代，另册无端记姓名。
我幸及门惭堕马，京华众里祝长生。
今年既是徐铸成的８０大寿，也是他从事新闻工作６０周年。故罗孚以“六十年来一老兵”誉他，至于“金戈”二字，除了是作为“报海气纵横”的形象化形容词之外，还有切合徐铸成身分之处，“金戈”是徐氏在香港某报写的文章的笔名。
在“六十年来一老兵”之下，有罗孚自注云：“张季鸾先生晚年作文，署名老兵。”这个注解是和第三句“早接瓣香张季子”有连带关系的，同时还有另一个意义。
张季子即张季鸾，曾长期担任《大公报》总编辑；徐铸成３０年代入《大公报》受张季鸾赏识。“早接瓣香张季子”云云，意即谓徐铸成得传张季鸾的心法也。有人以为这一句是罗孚自咏，认为辈份不对。其实不是。这首诗前面六句都是说徐铸成的。只有最后两句是罗孚说他自己。
罗孚在给徐铸成的祝寿诗中插入“张季鸾晚年作文，署名老兵”一事，除了是含有以徐铸成可与张季鸾比拟的这层意思之外，还有一个“掌故”。
１９３５年，张季鸾５０岁，于右任写了一首《寿张季鸾》诗。诗云：
榆林张季子，五十更风流。
日日忙人事，时时念国仇。
豪情托昆曲，大笔卫神叭。
君莫谈民主，同人尽白头。
（注：季鸾为《民立报》旧同事。）
“张季子”之称，就是首见于于右任此诗的。张季鸾虽然署名“老兵”，其实年纪并不很老，他卒于１９４１年，享年不过５６岁。当然，论起张季鸾在报界的资历和贡献，足可称为老兵；但若论年纪，则徐铸成从事新闻工作６０年，是“实指”的。于右任给张季鸾写祝寿诗，罗孚给徐铸成写祝寿诗，两事相类。
“晚传词赋庾兰成”，庾兰成即南北朝时代梁朝的文学家庾信。杜甫有诗云：“庾信平生最萧索，暮年诗赋动江关。”这一句是把徐铸成比作庾信。不过我以为这个比拟略为牵强。
不错，徐铸成的“平生”，固然也可用上“萧索”二字；但他晚年的作品，却不是以“词赋动江关”，而是以他愈老愈辣的文章名闻中外的。
“大文有力推时代”也有双关意义，即“大文”二字，固可解释为徐铸成的“大文”；但也可以作为《大公报》和《文汇报》的缩写，徐铸成在抗战胜利后离开《大公报》，在上海创立《文汇报》，其后又在１９４８年来香港办港版《文汇报》，任总编辑。“大，文”二报推动时代的进步是有贡献的。
“另册无端记姓名”，说徐铸成在“反右”及文革的遭遇，人所共知，不细述了。第七句“我幸及门惭堕马”，才是罗孚自述。“堕马”二字，用得很妙。
再谈第二首。
桂岭何曾鬓有丝，巴山长夜史如诗。
江南风雨挥戈际，海角欢呼奋笔时。
万里神州欢五亿，廿年恶梦痛三思。
老来一事尤堪羡，依旧冰河铁马姿。
报上刊出的这两首错了两个字，一是“鬓”字作“髯”，一是“如”字作“为”字。
先说“本事”，４０年代初，徐铸成任《大公报》桂林馆的总编辑，其时罗孚刚入《大公报》不久，他们就是在桂林相识的。但徐铸成当时不过三十五六岁，怎能“鬓有丝”呢？原来这个“丝”字不是指白头发，面是徐铸成有个笔名叫做“银丝”。他曾用这个笔名在《大公报》副刊写文章。（徐铸成用“虬髯客”，错作“髯”字更不可解了）
桂林沦陷后，罗孚、徐铸成先后到重庆，又同事于《大公报》重庆馆，“巴山长夜史如诗”说的就是这段时间事。其时是抗战的最后阶段，是黎明前最黑暗的一段，但也是长期抗战的壮丽诗篇。罗孚与徐铸成巴山夜话，都感到这个长期抗战有如壮丽史诗。若把“如”字改作“为”字，虽亦可通，但徐铸成和罗孚都没有把抗战史写为诗篇之事，就无实事可指了。
“江南风雨挥戈际，海角欢呼奋笔时”，说的是１９４８年，１９４９年两年，他们在香港的事。１９４８年，《大公报》香港版复刊，罗孚任副刊编辑：同年，徐铸成来香港办《文汇报》，任总编辑。其时是大陆“解放战争”的后期，１９４８年下半年的“淮海战役”共产党取得决定性胜利，１９４９年４月解放军总司令朱德下令渡江，徐、罗写的文章都曾为解放军的胜利欢呼。
“万里神州欢五亿，廿年恶梦痛三思。”这就说到“四人帮”垮台之后的事了。“四人帮”垮台之后，徐铸成获得“平反”。从１９５７年的“反右”算起，约数是２０年。２０年恶梦虽成过去，惨痛的教训，还是值得三思的。
“老来一事尤堪羡，依旧冰河铁马姿。”徐铸成近年已７０多岁的高龄，依然“奋笔”为文，言人之所不敢言，故罗孚以“依旧冰河铁马姿”赞他。“冰河铁马”云云，说的既是品格，亦是文格。罗孚此诗亦堪称“善颂善祷”了。
罗孚本是擅长写杂文、散文的，写旧体诗似乎是７０年代以后的事。就我曾见过的而论，以这两首诗写得最好。
从两首诗看徐訏
作者：梁羽生
《鬼恋》的序诗
名作家徐訏已于本月五日病逝，终年七十二岁。他写的小说很多，其中如《风萧萧》、《吉布赛的诱惑》、《荒谬的英法海峡》等等都是流行一时的小说。他的处女作则是《鬼恋》，处女作亦成名作，《鬼恋》的“知名度”是不在上述三部小说之下的。《鬼恋》最初在林语堂编的杂志《宇宙风》（一九三七年元月及二月号）发表，出单行本时，徐訏在卷首写了一首诗：
春天我葬落花，
秋天里我再葬枯叶。
我不留一字的墓碑，
只留一声叹息。
于是我悄悄的走开，
听凭日落月坠，
千万的星星陨灭。
若还有知音人走过，
骤感到我过去的喟叹，
即是墓前的碑碣；
那他会对自己的灵魂诉说：
“那红花绿叶虽早化作了泥尘，
但坟墓里终长留着青春的痕迹，
它会在黄土里放射生的消息。”
徐訏是北大哲学系毕业生，此诗颇有“哲理”味道。
章士钊赠徐訏诗
章士钊的《南游吟草》中有赠徐訏的五古一首。诗云：
茀氏创心解，本隐以之显。
孤光洞万源，无幽不开阐。
徐生精是术，照澈穷与变。
料量儿女事，不审自成谳。
发意写说部，四角流英眄。
万点酸辛泪，流向无言辩。
早岁读君书，晚年识君面。
得心真应手，圜视一轮扁。
而翁苦用心，阴何自流衍。
稍忆徐卿雏，孔释并善遣。
“茀”指开创近代精神分析学的心理学家佛洛伊德，“茀”“佛”译音不同而已（若用“佛氏”可能引起误解为“佛教”之佛）。“弗氏”心理学的精义在阐发“潜意识”的重要。此说把人类的意识比喻为一座飘浮在大海上的冰山，冰山有十分之九藏在水底，只有十分之一露出水面。藏在水底的那十分之九即是潜意识。徐訏的爱情小说擅长心理描写，故章赞他“徐生精是术”。徐訏的父亲是章的故友（此诗原有注云：尊君曼略为吾畏友）。“阴何”指南北朝时代南梁的诗人阴铿与何逊，他们的风格是擅于炼句修辞，杜甫诗有“颇学阴何苦用心”句。
（一九八零年十月十九日）
梦谶的解释
作者：梁羽生
研究梦的书，有一章专讲“梦的分类”，其中最怪的是“预告的梦”，相当于中国所说的“梦谶”。即所梦的事，带有一种“预兆”性质。据说有人做梦搭飞机，机场人员一个个叫唤旅客名字，叫到他时恰好是第十三个。他正想上机，忽然见着十几具烧焦的尸体被抬出来，心中一惊就醒了。他本来第二天要搭飞机到某地的，因为有此怪梦，临时改期。结果这一班飞机当真失事，死了十二个人。但即使真的有人做过这个梦，也不含有神怪成分。心理学家的解释是：因为一个人常会梦到他所关心的事，会做着各种各样的梦，好的坏的都有，这样便可能有偶然的巧合。他自己相信这是一种“预兆”，别的人也相信了。但须知人的心理都是好传播奇怪的事的，其实更多的梦和以后发生的事并不相符，不过没人“津津乐道”罢了。
我们也常会听人说起这类的梦，儿女在异乡接到家书，知道父母生病，于是做了“怪梦”，梦见父母死去。结果他的父母真的是在他做此怪梦的那晚或第二天死去。因此怀疑至亲至爱的人，大约心灵上有冥冥的联系。其实这也不过是一种巧合。儿女关心父母是极自然的事，得知他们的病后，在所做的“好梦”和“恶梦”中，又必然是“恶梦”占大多数，这就有可能真应了“梦谶”了。
梦和人的年龄、生活经验等等也有关系。心理学家吉敏斯（kimmins）曾详细研究了好几千个梦，发现许多梦都随着年龄而变换其内容。例如做神仙的梦最多是在儿童时代；爱情的梦是在青春期。贫苦孤儿常常在梦中见着他的父母和得到玩具；老人的梦常是往事的重现。“不同的人，不同的梦。”这两句话倒是真的。朋友，你昨晚做了什么样的梦？
梦境是一片胡言？
作者：梁羽生
流行时代曲有句歌词：“梦境是一片胡言”。其实关于梦的研究，有不少心理学者写过专著，其中最著名的当推弗洛伊德的《梦的解释》（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
据他的理论，每一个人的精神领域中，都有“潜意识”存在。所谓“潜意识”，简单的解释就是不敢表现出来，埋藏在心底的一种意识。例如性的欲望，想偷东西的欲望，憎恨父亲的思想——诸如此类不容于道德习俗的东西。这些欲念由于受到压抑，平时是想也不敢想的。弗氏把人类的意识比喻为一座漂流在海中的冰山，冰山十分之九藏在水底，只有十分之一露出水面。那藏在水底的十分之九，就是潜意识了。
被压抑的欲望虽然不敢在意识中表现出来，但却常常在梦中出现。可是由于道德习俗所加于精神的“制裁作用”，即使在梦中，这些欲念也不可能赤裸裸地按照本来面目出现。弗氏把这种压制精神活动的道德观念比喻为“心灵的看门人”，梦也要经过看门人的检查，没有问题才能通过。因此表现潜意识的梦，都要经过“化装”，要通过“检查”。这就是梦的现象，常常稀奇古怪，难以解释的理由。根据这种理论，据说在梦中和猛兽搏斗，常常就是表示憎恨自己的父亲，因为父亲是代表一种令人害怕的威严；梦中上青天去摘月亮，则据说是一种性的欲念。
有一种梦叫“前征的梦”，梦中的内容常常和以后的事相符。有人梦见他患了盲肠炎而被开刀，割口在腹上，很痛。过后不久，他果然真的患起盲肠炎了。原来人在睡眠中神经最易知觉，炎症发生的最早期常在睡眠中出现，因此刺激而成梦。“前征的梦”意思就是代表一种将要到来的“征象”。这种梦境，更不是“胡言”了。
从《雷雨》到《阿当》
作者：梁羽生
少年时候，我曾是话剧的爱好者，没想到来到雪梨，也能够看到华人演出的话剧。雪梨话剧社是澳洲首个华人话剧团体，演员大都来自香港，对我来说，尤其感到亲切。
话剧这种艺术形式是“五四”时期从西方引进的，从民初春柳社演出的《茶花女》算起，到抗战时期演出的曹禺的剧作《雷雨》、《日出》、《北京人》……夏衍的剧作《上海屋檐下》、《法西斯细菌》……到大陆近年演出的《潘金莲》和《过客》，前者运用时空交错的表演手法，把古今人物置于同一舞台，后者类似西方的“荒谬剧”，题材可说是多姿多采，和西方话剧发展的潮流也是配合的。
中国大陆如此，香港亦然，香港各个话剧团体曾经上演过表现社会现实的《三十六家房客》、移植自《北京人艺》表现“历史的荒谬”的《小井胡同》，甚至还有取材于武侠小说的改编自金庸作品的《乔峰》和改编自我的《还剑奇情录》的同名话剧——角色是中国古代的人物，但却运用了西方剧坛的表演手法。
我之所以要简单提一提大陆和香港的话剧发展史，只是想说明两点：一、中国近代的话剧是中西文化的结合（在各个不同地方演出的又有其各自不同的地方特色）；二、它的题材是日益趋向于“多样化”的。从《雷雨》到《阿当》，看来也正是表现了这两点。
《雷雨》，人所共知，是曹禺先生的第一部剧作，它是明显的受了希腊悲剧的影响，而且谨守着西方古典戏剧的“三一律”的。有人说中国的话剧是陶瓷瓶子装上威士忌或白兰地，但尽管如此，这威士忌和白兰地也是“中国的”了。在提倡“多元文化”的澳洲，陶瓷瓶子装上白兰地，也是合乎观众口味的。
《雷雨》是表现旧中国的家庭、社会悲剧，看后令人心情沉重；《阿当的故事》则是城市轻松喜剧，可以令人捧腹大笑。一个悲剧，一个喜剧，却都有其现实意义。这也说明了雪梨话剧社是可以“不拘一格取题材”的。城市喜剧目前在西方剧坛也相当流行，如在伦敦演出的《women law》，以半抽象的景物演出三个女娃的故事，剧评家就认为“它能带出问题而不说教，使种种妇女的忧郁在轻松的感觉中表现出来”。相信《阿当的故事》也是能令观众在大笑之余引起思考的。
喜剧免不了“艺术的夸张”，但却是“更高的真实”（higher reality）。它的题材来源自“生活的现实”，但经过提炼、集中，却往往更具“典型化”，这就是“更高的真实”了（其实不仅喜剧如此，其他文艺作品亦然）。这不仅是西方的文艺理论，中国古代对于戏剧的看法也有这样观点的。例如下面这副“戏台联”：
想当年那段情由，未必若此
看今日这般光景，或者有之
上下联自问自答，用观众的口气说出来，即戏中的“事”虽未必符合史实，但比对今日“这般光景（现实情况）”，却令观众感到是会有的了。此联虽然是针对“历史剧”的，但也未尝不可用于反映现实生活的戏剧。
从《雷雨》到《阿当》，我作为观众的一份子，谨祝雪梨话剧从各个不同方面的题材，取得一个连接一个的成功！
（一九九二年十月）
《啼笑姻缘》题诗
作者：梁羽生
张恨水是近代写“通俗小说”的一大名家，他的每一部作品都很流行，尤以《啼笑姻缘》为最。只以在香港一地而论，就曾经三次改编成电影（张瑛、梅绮主演的同名粤语片，葛兰、赵雷主演，电懋改编的《京华烟云》，和李丽华、关山主演，邵氏改编的《故都春梦》），并且改编成电视片集（陈振华、李司棋主演）。
这部小说，在结尾处有张恨水自己写的一首诗：
毕竟人间色相空，伯劳燕子各西东。
可怜无限难言隐，只在拈花一笑中。
解放后，北京通俗文艺出版社重新出版《啼笑姻缘》，由编者加上内容提要：“《啼笑姻缘》是张恨水先生的旧作。这本书写三十年前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一个杭州的青年樊家树到北京上学，与天桥一个唱大鼓的姑娘沈凤喜的恋爱故事。……今天来看这部小说，对于描写旧社会青年男女的恋爱悲剧，暴露当时封建军阀的丑恶腐朽，仍然有着现实的意义。”但上述那首诗则已删去。我觉得此诗不过是表达作者对他所写的“爱情悲剧”的感慨而已，给新一代的读者看也并无“害处”，其实是不须删去的。
章士钊的南游诗
作者：梁羽生
一九五六年章士钊南来香港，五六、五七年间写了古近体诗一百多首（包括在广州所作的在内），分为《广州集》、《香港集》和《怀人集》三部分，总名为《南游吟草》，由刘伯端辑印，并为之作序。一九五七年三月在香港出版。刘伯端字景唐，广东番禺人，晚年定居香港。他是和章士钊平辈论交的老词人（已故），著有《沧海楼词钞》。现在中文大学当研究教授的刘殿爵就是他的公子。
这本诗集是非卖品，但由于章先生交游广阔，分赠朋友的为数不少，经朋友复印送给朋友的朋友的那就更多了。我得刘伯端分赠一本，应朋友之情，就曾复印了几十本之多。所以，这本诗集虽然不是公开出售，但流传之广，恐怕还是在许多正式出版的诗集之上。
《南游吟草》以赠友人诗最多，章士钊交游遍天下，得他赠诗的友人包括了许多当时还健存的台湾军政要员在内。也许这就是这本诗集只能作为“非卖品”的原因之一。
港澳知名人士得他赠诗的也不少，如最近在报纸上有人提及的他赠何贤的诗就是其中之一。诗云：“区区赌国海南偏，骰子生涯不记年。隐隐扶余记人物，张坚怎抵一何贤。”张坚即唐人传奇中杜光庭所写的虬髯客。
另外，当时在香港的文化界名人，如左舜生、熊式一、费彝民、陈君葆、雷啸吟、黄雨亭、徐吁【注】等人，他也都有诗相赠。不过最出名的则是他写给萧芳芳的三首诗。“莺鸳好好到当当，一例双文壮盛唐。回首萧关千载后，万人抬眼看芳芳。”“婷婷嫋嫋已逢场，小小年华九度霜。待到梢头含豆蔻，琵琶学得更当行。”“一星曙后吐孤光，金相飞扬色相庄。一段登场儿戏事，慎将书札问萧娘。”萧芳芳曾得过亚洲影展童星奖。章死于香港，出殡时，她曾以义女身份往吊。
刘伯端在序文中说：“先生以其高怀硕抱发为声诗，笔落韵随，无特点定，自臻神妙。友好等爱以所得先生古近体诗共一百余首亟付剞劂，颜曰章孤桐先生南游吟草，属序于余，余愧未学诗，无以窥其堂奥，然千虑一得，私谓先生古体有韩之豪，近体又得苏之趣，散原海藏而后，海内诗人，谁与争先，吟咏乃先生余事，一字一句，已足令读者低徊于无穷也。”把章士钊先生拿来与近代两位大诗人陈三立（散原）、郑孝胥（海藏）相提并论，亦可云推崇备至矣。章士钊对他的词也是极为欣赏，《南游吟草》中有他给刘伯端的《沧海楼词钞》的题诗三首：
不出里门黎简民，百年同调二刘亲。【注一】
仲容更擅青云器，海内词坛后劲人。
注一：二刘者，刘伯端与乃叔子平。
温情细楷浣溪纱，珠泪抛残对月华。
自录陈词自欣赏，再看微有梦魂加。
先后三家壮五羊，百年词客共飞扬。
海绡玉蕊虽飘散，沧海楼高日月长。【注二】
注二：陈述叔《海绡词》，黎季悲《玉蕊词》并伯端《沧海词》为后三家。
刘伯端乃报以《踏莎行》一词答谢：
镜里花枝，梦中蝴蝶，唾壶敲碎清歌歇。高楼日日倚斜阳，等闲过尽芳菲节。
吏部文章，翰林风月。云烟落纸成三绝。摩娑老眼看题词，只君知我肠千结。
章士钊在北洋政府时代曾任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故刘称之为“吏部文章，翰林风月”。
两偈?顿渐?陈寅恪
作者：梁羽生
达摩是禅宗初祖，五传而至弘忍，是为五祖。弘忍挑选接班人的办法可有点特别，他要弟子作一佛偈，看谁的偈语最合禅的精义，就把衣钵传给谁。他的大弟子神秀作的偈语是：“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偈成，同门同声赞美，但有个舂米的僧人慧能却说：“这偈语少了一点东西。”他亦作一偈，偈曰：“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弘忍认为慧能的偈说得更好，就把衣钵传了给他，是为六祖。
这是禅宗著名的两偈，代表两种不同的修行方法。神秀的偈语重在按部就班，尘埃是扫不完的，所以必须不断去扫，才能保持清净。他这修行方法在佛学中称为“渐悟”。渐悟的观点是把烦恼和领悟对立起来，再慢慢地把迷惑拂拭，以求达到原来所望的领悟。慧能却不作这种假设，“本来无一物”，把一切拘束完全祛除，和“佛”直接沟通，重在一个“悟”字。他这修行方法在佛学中称“顿悟”。他的偈语可说是对“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诠释。
对六祖的偈语从来都是只有赞美，没有批评。直到四十年代，才有陈寅恪写的一篇文章提出与众不同的见解。他直率指出六祖偈语有两个毛病，一曰譬喻不适当，一曰意义未完备。何谓譬喻不适当？因印度禅学往往比人身于芭蕉等易于解剥之植物，而菩提树则为永久坚牢之宝树，不能用来比作变灭无常之肉身。何谓意义未完备？偈文是将身心对举的，心的方面偈语是将它的本体作用（明镜台的光明普照）说了，身的方面，则仅言及譬喻，故可谓只得文意一半（详见陈氏所作之《禅宗六祖传法偈之分析》一文）。陈寅恪精通梵文，对佛学也是很有研究的。我是外行，不敢置一辞。但对陈氏的敢于提出创见，则是衷心佩服。
敦煌学是伤心史
作者：梁羽生
敦煌宝藏的发现，说来甚为有趣。敦煌县东南有座鸣沙山，山麓有三个界寺，寺旁有石室千余，旧名莫高窟，俗名千佛洞，以四壁皆佛像也。清光绪二十六年（公元１９００年）；有个姓王的道士扫除积沙，于复壁破处见一室，内藏书甚丰，都是唐及五代人手写本，珍贵无比（当然这个王道士是不知道的）。其后，陆续有所发现，至今的莫高窟，已发现有４９６个石窟，保存着２４００多个彩塑佛像和无数五光十色的壁画。敦煌也早已成为举世知名的中国艺术宝库了。
发现，说来有趣；发现之后，却就不怎么有趣了。王道士不知是宝，叹为废物，随便送人。清政府知道此事，也不加重视，不派专人保管。识宝的反而是外国人，英人斯坦因，法人伯希和，日人橘瑞超，美国人华尔纳等等，先后跑到敦煌，大批大批的捆藏而去。敦煌文物，流落在外国的恐怕比保存在中国的更多。
最早研究敦煌学的当推陈垣，第一个创立这个名辞的则是陈寅恪。陈垣的《敦煌劫余录》出版于１９３０年，陈寅恪替他写序，他感慨于当时国人治敦煌学者人数甚微，反不如国外，因有警句曰：“敦煌者，我国学术之伤心史也广！”
敦煌学涉及的范围甚广，研究中国古代的历史、地理、宗教、文学艺术、民族关系等等，都可以从敦煌文物文献中吸取资料。敦煌学亦已成为国标性学科了。尤以日、法、英，美等国研究成就显著。但中国则至今尚未成立一个专门研究机构，说来也是大堪慨叹的事。或许有鉴于此吧，北京目前正在推行连串活动，准备在今年内召开敦煌学座谈会，成立敦煌文物文献委员会，展览从未公布过的敦煌文献文物，并举办国际敦煌学会议等等，力争要“夺回敦煌学中心”！但愿能够实现。
饶宗颐与敦煌学
作者：梁羽生
１９８２年３月，饶宗颐获得香港大学颁发的名誉文学博士学位，在颁发学位典礼中，校方所作的介绍是：“饶教授是杰出的古文字学家，所出版的权威著作极丰，尤其在甲骨及楚辞方面的研究。港大颁发名誉文学博士学位予饶教授，用以表扬他显赫的学术成就，特别是他在古文字学方面的出色研究。”
这个介绍虽然表扬了饶氏显赫的学术成就，但却漏了最重要的一项，饶氏在敦煌学方面的贡献。饶氏的学术贡献主要有三方面，甲骨、楚辞、敦煌学。国际学术界对他的敦煌学最为重视，他获得法国的汉学奖，主要就是由于他一部敦煌学的著作。饶氏本人的意见也认为他在上述这三方面研究中，是以敦煌学为第一的。港大对他的介绍，只是指甲骨和楚辞，未免有点“疏失”了。
饶氏获得法国汉学奖那部著作是《敦煌本老子想尔注校笺》，《想尔注》是道教的一部经典著作，尤其在唐代，几乎是道教徒必读的经典，（道教讲“冥想”，这个“想”就是冥想，“尔”是语助辞。）但说也奇怪，这部在唐代流传甚广的道教经典，却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久已失传了。饶氏摄英国所藏敦煌卷子残本，加以考证、注释，确定为张道陵一家之学。饶氏的《校笺》是１９５６年发表的，现在，早已为法国高等研究院宗教组定为必读的教材。饶氏即因此书和他在甲骨的研究（如同年发表的《巴黎所见甲骨录》），而获得法国学士院颁给的“儒莲汉学奖”。并于１９６４年受聘至巴黎研究敦煌卷子。饶氏对敦煌经卷的研究还有两大贡献，一是《敦煌曲》，一是《敦煌白画》。前者可补王重民、任二北的缺漏，后者利用唐五代画迹对于前代画稿作深入研究，更是为画史开一新页。这两部书都是在法国出版的，《敦煌白画》有中法文本。
饶宗颐初会钱钟书
作者：梁羽生
饶宗颐和钱钟书都是以渊博著称的学者，一在香港，一在大陆。有人曾把钱氏的《管锥篇》与饶氏的《选堂集林》相提并论，誉之为南北的学林双璧。但这两位大师级的学人，虽然彼此闻名已久，却是直到去年８月，方始得到见面的机会。 １９８１年８月，饶宗颐应邀往北京作学术交流，在京期间，曾特地去拜访钱钟书。据饶宗颐说，钱钟书非常健谈，一见面就滔滔不绝的谈论当代治文史各家的得失。月旦同行，本是一种禁忌，对学术界的名人尤其如此。但钱钟书就是钱钟书，他是不讲这套“世故”的。从这方面可以见到钱氏的学者本色，也可见到他和饶氏是如何的惺惺相惜，一见如故了。
饶钱二氏有相同处，也有不相同处。钱氏兼搞创作，是学者而兼作家。他的小说《围城》享誉中外，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对它评价极高。学术研究方面，钱氏的特长是在中西文学和哲学的比较，饶氏的特长则在中国古文史的研究，方面甚广，尤以甲骨学，敦煌学和“楚文学及楚辞”之研究贡献最大。我觉得若就治学的范围和性质来说，将他和陈寅恪相比，似乎更为适当。但饶氏则谦虚地说：“这怎么敢当，陈老是我的前辈，我是不能和他相比的。”
饶氏获得的学术荣衔甚多，重要的有１９６２年的法国汉学奖，１９８０年又获推选为巴黎亚洲学会荣誉会员，这是学术界一项极大殊荣，因为海外的华人学者入选该会会员的只他一人。今年３月港大颁给他以名誉文学博士学位，另外他还受聘为北京的“古籍整理规划小组”的组员，这个小组是直属国务院的，组长是李一氓，组员有５３人，香港的学者，担任组员的除了饶氏之外，还有中大退休教授牟润孙和郑德坤。大陆著名学者冯友兰和周一良也是组员。
丁辑：读史小识
“万岁”从来多短命
作者：梁羽生
在封建皇朝，臣下叩见皇帝的时候，先要三呼"万岁"，这"万岁"二字，等于是皇帝的尊称，其实真是莫大的讽刺！
有史以来，皇帝总是要比普通人短命得多，而且大都是开国的皇帝比较长寿，越到后来，就越是短命。
前几年我无聊时，忽发傻劲，拿中国各个朝代皇帝的寿命，作过一个统计，最短命的是南北朝（例如南朝的宋，在南朝宋、齐、梁、陈四个朝代中，算是最长命的皇朝，共五十九年，而五十九年中，却换了八个皇帝。最短命的齐朝，廿四年中换了七个皇帝）。但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最混乱的时代，皇帝有死于非命的，有被废立的，这个不算。其次皇帝寿命平均最短的是东汉，开国的皇帝刘秀（汉光武帝）算是最长命的了，活到六十二岁。其他十二个皇帝，有四个都是未过十岁，在孩童时代就夭折的。有六个皇帝是三十岁左右就死掉的，只有两个皇帝活上四十岁（明帝和献帝）。十三个皇帝总共的岁数是三百八十五岁，平均寿命不到三十岁。
比较来说，皇帝最长命的是中国最后的一个皇朝--清朝，从入关之后算起至辛亥革命止（公元一六四四年至一九一一年）共二百六十八年，只不过换了十个皇帝，其中还有一位"古稀天子"乾隆，活到八十九岁，算是历代皇帝中最长命的（无信史可考的，传说中的长命皇帝不算）。
清代十个皇帝的平均寿命是多少呢？有数得计：顺治（二十四），康熙（六十九），雍正（五十八），乾隆（八十九），嘉庆（六十一），道光（六十九），咸丰（三十一），同治（十八），光绪（三十八），宣统（六十一）。十个皇帝总共的岁数是五百一十八岁，平均寿命不到五十二岁，亦不过"中人之寿"而已！
这种现象，看似奇怪，实是理所必然。我们平常也可看到，劳动人民多是健康长寿，而富贵人家娇生惯养的子弟，却常常都闹毛病，经不起风吹雨打。富贵人家尚且如此，何况"贵为天子"的皇帝。皇帝的家庭是与社会隔离的，也是与大自然隔离的，他们过着皇宫的阴暗生活，又哪里会长命？而且更大的原因是，荒淫的生活方式本来就等如慢性自杀，就是健康的人也受不了，更何况那些皇帝在遗传上已经是体质脆弱的呢！
溥仪的身体本来也很弱，据《末代皇帝》一书说，他的许多毛病，还是由于在俘虏营中的时候，一方面得到适当的医疗，一方面从事合乎体力的劳动，因而才转弱为强，健康起来的。
【制作者注】以下是这篇文章的另一个版本，见于 湖南文艺出版社《笔?剑?书》之同名文章。
“万岁”从来多短命
做了皇帝想升仙，神仙做不成，就想“万寿无疆”，皇帝喜欢臣下称他为“万岁”，大概就是这种心理表现吧。其实用“万岁”来当做皇帝的尊称，可真是一个莫大的讽刺。有史以来，皇帝总要比普通人短命得多；而且大都是开国的皇帝比较长寿，越到后来，越是短命。
有人曾拿中国历代皇帝的寿命，做过一个统计，最短命的是南北朝，例如南朝的“宋”，在南朝的宋、齐、梁、陈四代中，已经算是最长命的皇朝了，共五十九年，却换了七个皇帝，最短命的“齐”朝，只二十三年就换了五个皇帝。但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最混乱的时代，皇帝有死于非命的，有被废立的，这个不算；其次皇帝平均寿命最短的是东汉，开国皇帝刘秀（汉光武帝）算最长命的了，活到六十二岁，其他十二个皇帝，有四个都是未过十岁，在孩童时代就夭折的。有六个皇帝是三十岁左右死掉的，只有两个皇帝活上四十岁（明帝和献帝）。东汉十三个皇帝总共的岁数是三百八十五岁，平均寿命不到三十岁。
比较起来，皇帝最长命的是中国最后的一个皇朝——清朝。从入关之后算起至辛亥革命止（公元一六四四至一九一一），共二百六十八年，只不过换了十个皇帝，其中还有一位“古稀天子”乾隆，活到八十九岁，算是历代皇帝中最长命的。但清代十个皇帝的平均寿命还不到五十二岁而已。
溥仪死于一九六七年，虚龄六十一岁，不算短命，但也不过比“中寿”稍微好些。不过有一点要知道的是，溥仪是经过“劳动改造”的，特赦之后，有一个时期，还在北京植物园做管理员。如果他是一直处于深宫，纵欲无度，一定活不到这个岁数。据潘际炯写的《末代皇帝》一书说，他的许多毛病，就是在俘虏营中从事体力劳动结合适当的医疗冶好的。
圣明天子半庸才
作者：梁羽生
皇帝自称“天子”，自认是“天生圣人”，除了喜欢人家叫他“万岁”之外，又喜欢人家称颂他是“圣帝”"明君"，其实这也是一个讽刺。
可惜古代没有“智力测验”（当然，即使有也没人敢去测验皇帝）。但从史实上看，在中国二千多年约三百个皇帝中，至少有半数以上，乃是庸才。
举几个著名的例子来说。如晋惠带就是位典型的白痴，有一次他听说老百姓都穷得没饭吃，许多人都饿死了，他就说既然如此，“何不食肉糜”呢？又一次他游御花园，听得蛤蟆叫，又问左右道：“此鸣者为官乎？私乎？”
南北朝时，南朝的宋，有一位皇帝刘昱，五六岁时，就常常爬到一丈多长的帐竿上，学做猴子。十多岁时，常常夜晚跑到寺院去偷狗肉吃，还和左右商量，想毒死太后。左右说，你毒死她便要做孝子，要守灵，不能再跑出宫去胡闹了，他这才不敢。
南朝的齐，有一位做过皇帝、后来被废掉的东昏侯，夜晚捉老鼠捉了一个通宵，他觉得捉老鼠比什么都好玩。
再举一些比较有名的皇帝为例。宋徽宗时，金人入侵，已经包围京师了，他不想法子抵抗，反而相信一个道士郭京的话，说可以施用“六甲法”，招来天兵天将退敌，结果做了金人的俘虏。明宪宗朱见深专讲“房中术”，搜罗淫僧妖道，各赐官号，如僧继晓，擅长“秘术”，受封“通玄翊教广善国师”。上有好者，下更甚焉，他的宰相万安也精研此道，尝收集各种房中术，密封一小箱，进呈朱见深。朱见深见太不成话，这才遣一个太监去问他道：“这是大臣该做的事么？”
又有一个进士侯进贤，自称善医阳萎，曾自煎汤药亲手给宰相薰洗，得升御史，人称“洗鸟御史”。朱见深此人又是个“瘾君子”，尝令内监到市上去收买鸦片。他做了二十三年皇帝，从不见朝臣，仅成化七年，召见大学上万安、彭时、商辂一次，说了几句话，万安就叩头呼万岁退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