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式的民主
1988年1月1日，在蒋经国的指示下，当局正式结束对报纸的限证（维持在29家）、限张（维持在三大张）的禁令，数天之内，就有200家左右新出版物向当局办理登记，街头立刻出现许多新兴画报。同时也有60多个政治团体申请註册成立政党。后来，包括民主进步党在内，共有20个政治组织获得通过，正式成立政党。虽然已有上述种种自由化措施，对当局及领导人积郁的怒气依然未消，许多新报纸、新政党强烈反对国民党，全岛陷入政治詬骂风潮。当年头四个月发生7000多起街头群众示威活动，几乎全都唱著反对国民党的调子。“立法院”内的民进党籍委员，强烈反对通过新的“集会游行法”，在国会议事堂内首度爆发肢体冲突。
1月12日，“国会”改革专案小组通过由马英九主稿的结束大陆人掌控台湾政治过程时代的草案。马英九计划翌日晋见蒋经国，报告这个好消息。13日当天上午，蒋经国抱怨身体不舒服，虽然医生一时找不到他不舒服的原由，还是替他注射静脉点滴。蒋经国要见见他的长子孝文。孝文见过父亲后，向母亲表示，父亲病容满面。下午1时50分左右，蒋经国在午睡中，突然发生胃肠道严重大出血。血液阻碍呼吸，使他陷入休克状态。由于他身上装置的心律调整器把心跳维持在每分鐘70，他的心臟无法快速供应氧气到全身各部位，医生还来不及把他送到医院施救，就已经撒手人寰。熊丸医师记得，当天下午天气晴朗，阳光和煦。
“行政院新闻局”在4个小时后公佈了蒋经国辞世的消息。当天夜里9点鐘，李登辉宣誓就职，成为“中华民国”（行宪后）第四位“总统”。“中华民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没有了强人，可是倒也似乎没起任何涟漪。翌晨，行政院例行院会，花了两个小时讨论河川污染防治问题。13年前，蒋介石逝世时，新闻界及高级官员使用过去帝王宫廷的生花妙语来追述撒手人寰的领袖之伟大事功。但是经国之死，不见传统的溢美讚颂和半宗教性质的諛辞。新闻媒体的评论和个人的悼词，都集中在蒋经国平凡的一面。
蒋经国与他父亲不一样，刻意不留下“治国”遗嘱。高阶官员认为必须导正此一过失，指示经国的侍从秘书王家驊起草一份文件，表达蒋经国希望国民“坚守反共国策，贯彻民主宪政”的心愿。行政院新闻局还特地发表声明，说明蒋经国1月5日当著数位大老及孝勇的面前，口述这份遗嘱，并且签字认可它。
国民党在他死后，为了詆毁反对党，故意放出消息说，12月25日“国民大会”发生的事故，加速了经国先生的死亡。不过，蒋经国亲信副手表示情况并非如此。他曾经对他们提醒，民主政治会有紊乱脱序，有时甚至有令人不愉快的状况发生，尤其也会有让领导人不舒服的乱象发生。
蒋经国不会喜欢这些文字游戏。但是他若地下有知，一定很高兴，康宁祥和民进党若干领袖也到“忠烈祠”悼祭。尽管国民党和党外政敌彼此不合，经国却留下一个稳定的民主政治的关键条件——竞争者之间要维持某种程度的风度与节制。民进党和另一个小党劳动党，宣佈在30天的治丧期间，停止一切政治示威活动。1月16日，高等法院对两名被控直接、公开鼓吹“台湾独立”的反对人士判处重刑。民进党大为不满，但是依然推迟就此一判决举行街头示威抗议活动。
次日，李焕召集他的3位副秘书长马英九、高铭辉、宋楚瑜在上午10点鐘到他办公室开会。李焕表示，在7月份召开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前，必须先推选出党的代理主席。李焕宣称，他认为李登辉应该像蒋经国一样，兼具党、政领导人身份。他的三位副手也都同意此一看法。马、高、宋三人立即分头拜访各位中央常务委员，报告李焕秘书长此一建议。翌日，他们回报李焕，所有外省籍中常委都接受以李登辉为党主席的建议，反倒是若干位台湾籍中常委持保留意见。李焕分别向他们进言，使他们也都接受拥护李登辉为党主席之议。
“行政院长”俞国华以资深中常委身份，将在中常会中提名李登辉为党主席。不料，元月24日，俞国华接到宋美龄一封信。宋美龄表示，最好不要选举一位代理主席。在宋美龄及蒋介石的一班老臣心目中，让一个本省籍人士兼具“总统”及党主席职位，形同敲响国民党历史角色的丧鐘。俞国华把这个情形告知李焕；李焕表示，依他的意见，中常会应该逕自推举李登辉为代理主席。李焕说，稍后他将辞职，并致函宋美龄道歉，未能遵奉她的指示办理。俞国华也同意这么做。李焕旋即晋见李登辉，出示宋美龄的信函，并说明个中局势。李登辉瞭解，他必须采取低姿势。1月22日一大早，李登辉身著深蓝长袍、黑色马褂，亲自主持蒋经国遗体由“荣民总医院”移灵至“忠烈祠”的仪式，并在“忠烈祠”主持安灵仪式。然后，他和治丧委员会大员轮班，24小时守灵。同一时候，参谋总长郝柏村和国防部长郑为元也发表声明，声称三军部队将坚守先总统经国先生遗志，并支持李登辉领导。
李焕召集中常会在元月27日开会。26日清晨3点鐘，蒋孝勇打电话到俞国华家里，强调宋美龄不希望中常会通过这项人事案。翌日，中常会开会前不久，俞国华告诉李焕，宋美龄一再要求之下，他若是遽然拒绝她，恐怕相当不礼貌。其他中常委抵达会场，瞭解到这一情势，大部分都说应该逕自提名李登辉为代理主席。然而，郝柏村与少数几位中常委则认同俞国华的看法，认为可以稍缓再通过此一人事案，以示对宋美龄的尊重。宋楚瑜却突然向中常会宣佈，俞国华同志将提名党的新任主席。俞国华踟躇，会场一片尷尬的静默。宋楚瑜对中常会不能立刻决断，大表遗憾，起身退席。
余纪忠此时起身发言：“党主席继任问题关系重大，要向前看，要重团结”。俞国华才同意提名李登辉代理党主席。全体中常委都投下赞成票。李焕立刻以电话向李登辉报告这个消息。
翌日，李登辉率领国民党领导人晋见宋美龄，保证继续奉行蒋介石、蒋经国父子的遗志。李登辉旋即驱车再到“忠烈祠”，向拔擢他承担此一历史性角色的蒋经国再度致敬。此时，已经有120万名民众到忠烈祠瞻仰遗容。元月30日上午，蒋方良率领孝文、孝章、孝武、孝勇对这位故世的领导人、父亲、丈夫做最后的诀别。孝文也能依古礼，以孝子身份三叩首行礼。只有家属及李光耀等少数贵宾得以执紼，陪著经国遗体到慈湖附近的头寮这个暂厝之地。一路上，上百万民众沿路致哀。上午9时左右，全岛2000万人除了极少数人士之外，全都暂时停止工作；火车、巴士全部停驶；全岛寺庙、教堂鐘鼓齐鸣，向蒋经国做最后的敬礼。
邓小平好几个月以来就担忧蒋经国的健康，深恐他这位老同学一旦撒手人寰，台湾局势可能变得益加复杂。听到经国逝世的消息，他立刻召集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听取了台湾事务办公室和对台工作小组的报告后，邓小平表示，中国的统一是一件世界大事。
邓小平宣称，当蒋经国依然健在时，“中国的统一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困难和复杂。国民党和共产党过去有过两次合作的经验。我不相信国共之间不会有第三次的合作。可惜，经国死得太早了”。
邓小平又说，蒋经国恪遵他亡父“一个中国”的立场，可是中国共产党多年来丧失许多机会，和国民党领导人和平解决若干问题。他感叹说，直到最近，北京才找到正确的路子即“一国两制”。他暗示，其间已有可能产生真正的进度：“虽然国民党似乎对我党这项提议冷漠相对，他们毕竟已经认真思考它！国民党内部意见已经出现重大分歧！”
邓小平是对的。天若假年，让蒋经国多活几年，他或许就会“推动统一的原则”。 很可能，蒋经国脑子里的一些想法，包括台湾当局往后数年采行的若干措施：快速扩大海峡两岸之间的文化、经济交流，包括贸易、通讯、投资和旅游往来。最有可能的是，蒋经国也预期两岸会成立半官方的委员会来讨论两岸事务。除了这些务实的交流之外，蒋经国显然至少也预见到，两岸可能成立初步通盘协议，可以稳固两岸长期的和平关系，让台湾永久遵守“一个中国”的原则，可是同时又从学理和实务上强化台湾是个“自主、实质的主权体”。蒋经国麾下一位年轻的留美政治学者魏鏞，曾经公开主张“一国两府”，我们或可猜测，蒋经国可能会遵循此一路线，探寻与北京达成协议，包括让台湾“重新加入联合国大会”。很显然，蒋经国与邓小平都相信，他们两人若是携手，最能就两岸协议达成妥协方案。
蒋经国和邓小平在80年代中期都把眼光投向未来的历史，他们不是以旧式的大汉中心统治者角度去看，而是以现代的爱国人士与务实者角度去看。他们俩人都盼望本身的历史地位得到认可。两人希望留给后人的遗绪大致雷同——给予人民繁荣、声誉与和平，又能维持中国大一统的原则。可是就蒋经国而言，台湾的安定和进步，需要落实民主政治，亦即势必要台湾化，可是台湾化对统一的原则却有潜在的威胁性。因此他相信海峡两岸放宽、加深交流，然后“带动大陆中国社会自由化”，乃是敦促台湾民主化与中国统一原则相容的惟一途径。因此蒋经国的一切目标，均以自由、开放的政治体系作为关键中心。
蒋经国或许可以更早推动民主政治，譬如在他父亲过世后不久，甚或是他在1978年正式出任总统之后，都是一个时机。他的亲信副手则说，若是这么做，恐怕欲速而不达，反而会失败，激发军方或右翼的政变，也可能爆发内战。其次，他们又说，如果当时举行真正公平的民主投票，国民党可能就不会得胜，一旦由倾向“独立”的台湾人胜选，可能会激恼中国大陆而爆发战争和民间冲突，把美国拖进漩涡，也会改变历史的进程。
在60年代末期至他辞世的16年当家做主期间（译者按：由1972年出任行政院长算起），数百人因为从事民主国家相当正常的政治活动而遭到入狱服刑的命运，刘宜良和林义雄家属等少数人更不幸赔上性命。然而，整体而言，论者不能不接受温克勒（Edwin Winkler）的结论：这是一个“软性威权制度”（Soft Authoritarianism）的时期。甚且，至少从60年代末期起，蒋经国和他的政治班底已承诺要奉行真正的多元民主政治理念。他们的改革不是只求减缓压力的策略。
蒋经国在1978年可能认为自己还有十年以上的时间，可以完成台湾的民主转型。台湾和美国、世界的关系起了震撼，不仅是一股强大的刺激力量，也是迈进改革的大好藉词。事实上，蒋经国竟能把台湾在国际上的受挫转化为优势，一方面消除台湾本省籍人士心目中的“独立”意识，一方面又可用以说服外省人交出权力。他相信，尼克松和卡特的震撼，反倒产生基本上的正面冲击。80年代中期在中国、苏联和其他地方发生的种种事件，使蒋经国相信，几乎不敢想像的事也有可能实现。这些因素，加上他本身健康日益走下坡，使得他决心放手推动民主进程。当他逝世时，民主转型的工作仍有许多地方有待进一步推动。大体而言，到了1988年元月，“民主政治”虽然未臻完善，也相当粗糙，却已在台湾软着陆。
尾 声
1998年1月12日，亦即蒋经国逝世前一天，中央情报局潜伏在台湾的间谍张宪义，偕同妻儿子女秘密前往美国，改名易姓过日子。华府再度要求台湾停止核子武器计划，拆毁有关设备及材料。台湾当局取销核武计划，但是可想而知，仍把蓝图保存起来。
？同一年，台湾当局释放已被软禁33年的孙立人将军。孙立人要求守卫留下来，因为多年来彼此已培养出感情。这位美国维吉尼亚军校毕业生在1990年过世。
1990年，“少帅”张学良恢复自由，携赵四小姐飞往檀香山。苏士比负责拍卖他珍藏的艺术品，得款好几百万美元，他住进希尔顿夏威夷村一栋公寓。在20世纪行将落幕之际，这位当年绑架蒋介石、改写了中国历史的东北军首脑，依然坐在房里远眺威基基海滩的蓝天绿波（译者按，张学良今年刚过百岁诞辰，但赵一荻女士已先走一步）。
蒋孝文1989年喉癌不治，逝于台北“荣民总医院”，享年53岁。
汪希苓以谋杀刘宜良罪名，被判处无期徒刑，但是只坐了6年牢，在1991年与竹联帮帮主陈啟礼都获得假释出狱。陈啟礼现在经商，腰缠万贯。（译者按：陈啟礼出狱后从事营造厂生意，后为避开台湾扫黑，避居柬埔寨）。
蒋孝武皈依佛教，与章孝严、孝慈也建立友好关系。1991年他却在台北突然暴毙，死因显然是心臟衰竭和糖尿病，得年只有47岁。
蒋方良1992年飞到旧金山探视蒋孝章、蒋孝勇。2000年，她的3个儿子相继往生之后，寂寥地住在七海新村。
1993年东吴大学校长章孝慈前往中国大陆桂林，给母亲扫墓。当年蒋经国送给章亚若的定情物——化妆镜，交到他手里。可是在大陆期间，孝慈突然中风，被送回台北。1996年章孝慈逝世，仅有54岁。
1970年在纽约广场（布拉萨）大饭店门口行刺蒋经国未遂的黄文雄，在1996年回到台北时已经59岁。他在记者会上宣称，并不后悔当年企图刺杀蒋经国的决定。
？蒋孝勇成为李登辉的政敌。他和家人移民加拿大，再迁到旧金山。1996年他到大陆治疗癌症，到过溪口和北京。同年12月，他在台北“荣民总医院”病逝，得年48岁。
王昇在台湾干了将近50年的头号“反共”大将，于1996年访问上海，见到中国海协会会长汪道涵。
蒋孝文和徐乃锦的掌上明珠蒋友梅，也就是蒋经国钟爱的长孙女，在伦敦嫁给一位保险业主管，1997年，友梅生下女儿Zoe Maria Chiang MacLellan。这位蒋介石的外玄孙女是华1/4人、1/8苏联人、1/8德国人、1/2英国人。
蒋纬国成为强烈反李登辉的“反主流”大老，提议把父、兄遗体迁葬溪口老家。纬国死于1997年。他在过世前不久出版一本回忆录，其中又提到他在1996年曾经告诉本书作者的一则不太可信的话。蒋经国跟他都不是蒋介石的亲生骨肉。
1998年，50多年前在大陆选举出来的退职资深“中央民意代表”，仍有300多人还在领取退职金，其中有13人已经是年龄逾百的人瑞。
李焕在李登辉之下担任了一年的行政长。1999年李焕已经高龄81，依然达观、活泼。
钱复终于做了“外交部长”，不过据传，他并不赞同李登辉处理对美、对大陆的外交策略。钱复转任“国民大会议长”，旋又改任监察院长。
宋美龄在纽约欢度102岁华诞，李登辉派人送给她一盆兰花。
许信良这位脱离国民党，涉及1977年中场事件、1986年中正机场闯关事件等党外抗争活动的人物，成为民进党主席。不过1998年，家庭惨遭巨变的前高雄事件被告林义雄，取代许信良成为民进党主席。（译者按：许信良在1999年脱党参加公元2000年的“总统”大选，但为民进党候选人陈水扁击败，林义雄也在该年月交卸党主席）。
出生在1900年的陈立夫住在北投，虽然已近乎全聋，却对73年前担任蒋介石青年助手的往事，保有鲜明的记忆。
蒋经国惟一还在世的儿子章孝严，官运亨通，历任“外交部长”、“行政院副院长”、“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1999年转任“总统府秘书长”。但是今年初，在总统选战战火炽烈之际，传出章孝严婚外情之后，辞职下台（译者按：章孝严在2000年9月赴溪口蒋家祖宅，认祖归宗。不过宋美龄和蒋孝勇遗孀都不以为然）。
宋楚瑜成为超人气的台湾省长。根据反李登辉人士的说法，就是这个原因，李登辉力阻国民党提名宋楚瑜角逐2000年3月18日的总统大选。宋以独立参选人身份投入选战，得到第二高票，与胜选的民进党候选人陈水扁差距十分接近。李登辉选定的国民党候选人连战学历高，资历完整，却没有群众魅力，得票落居第三。台湾自从1945年由日本人统治下光复以来，国民党第一次失去“中央”执政权。原本计划留任国民党党主席的李登辉，也被迫辞职下台（译者按：连战在6月份膺选为国民党主席，规划党的改造工程；宋楚瑜4月间成立亲民党，出任主席，力图东山再起）。
？台湾公元2000年总统大选期间，中国大陆再次严重警告不得有走向“台独”的动作，甚至继续推迟两岸统一的谈判也不行。陈水扁原本强烈主张“台独”，宣佈台湾“已是主权独立的国家”，没有必要正式“独立”，也不必就“台独”议题举行“公民投票”。他又说，如果当选，他愿开放对大陆直接通商、通航，也愿意到北京访问。陈水扁以39%强的得票率当选之后，继续释放“善意声明”，并提名国民党籍的“国防部长”唐飞（外省人、前空军总司令、参谋总长）出任行政院长。
千禧年开端之际
台湾国民人均所得14200美元，外汇存底超过1千亿美元，是全世界人均值最高的地区。台湾每18人就有一家企业公司。只有21%的人民认为子女未来会有比他们差的生活，美国则有60%的父母有此想法。
蒋经国执政时期订下的外汇交易、资本流动及金融活动的管制，使得台湾安然稳渡90年代末期的东亚金融风暴。
台湾生产全世界绝大多数的电脑扫瞄器、半数以上的显示器、主机板，以及将近半数的笔记型电脑。
高达32000家台商企业在大陆投资逾150亿美元，签订的投资意向书总额还有340亿美元。台湾居民寄到大陆的汇款每年高达10亿美元。两边贸易虽然照官方规定还是间接往来，金额已达70亿美元。
由台湾到大陆旅行的人次已达1300万人次（有位外省籍计程车司机告诉我，他去了次7次）。由大陆来台访问人数是直56000人次。
台湾有2500个民间团体，各地分支单位或小组达25万个，会员总数逾1000万人。
中国的浙江省，有一座距重新修葺过的蒋经国祖母王太夫人墓不远的雪竇寺，每年有数千名台湾进香客。台湾人捐钱修缮、修护，也供奉寺僧生活费用。有个小贩在走廊贩卖塑胶小菩萨佛像。一摇它，胖墩墩的小佛像就大笑。据溪口镇长说，这就是蒋氏老家人民最喜欢的弥勒佛，永远笑口常开。
铭谢感言
陶 涵
1995年我在台北与时报出版公司签约，撰写一本蒋经国的传记。合约里有一条重要条款，载明作者将对英文版、中文都有“充分、完整的写作与编审独立自主权”。
我和台北的《中国时报》董事长余纪忠先生会晤时，强调我会客观记述蒋经国的一生事跡，正、反面评价和争议性评价，都会兼容并包。我提出警告，写作中可能会呈现出蒋氏的若干瑕疵。与蒋经国相识相交多年的余先生回答说，他完全理解，也接受我们的条件。余先生和时报出版公司从未试图影响我的研究，甚至连提议修改书稿的情形都没有。显然当年签约时的要求，实在是多余的。哈佛大学出版社后来答应要出版这本英文《蒋经国传》，它并与时报出版公司协议，由时报出版公司根据哈佛版本出版不做改动的中文版。
关于蒋经国在苏联的生活，莫斯科的远东研究中心拉林（AlexanderLarin）教授和前任驻中国大使李多夫斯基（AndreiRedovsky），提供给我宝贵的协助。台北“中央研究院”余敏玲博士与我多次会晤，慷慨把她在莫斯科档案里整理出来的成果，分享给我得知。通过亲自到中国访谈，以及经常的电子邮件往来，当年主持中国现代史研究的杨天石教授，给我相当宝贵的支持。南京第二国家档案馆收藏的蒋介石日记，就是杨教授热心提供的。我也要感谢南京档案馆负责人马成都（音译）和上海市档案馆负责人陈正卿（音译）的协助。奉化的研究学者王宣志（音译），曾经针对蒋经国的早年生活写过若干文章，他协助我到奉化、溪口访问调查，也提供了罕见的材料。
我和奉化的一批研究人员聚会研讨，受益良多。这些人士包括：奉化文艺协会副秘书长王丘石（译音）、奉化县长斯端伦、奉化台办干部胡元福、竺家惠、夏明曦以及毛炳岳等蒋家远亲。
我第一次到台湾收集资料的得力助手是狄可（HalimaDick）小姐，后来，沉筱綺小姐的协助至为重要，筱綺不方便时，郑雅玲小姐迅速地顶替了她。蒋经国的旧部楚崧秋、王绍堉以及东吴大学张中训博士，在我赴台期间的协助，至为铭感。美国方面，弗吉尼亚大学若干研究生在研究工作上提供相当重要的协助，他们是刘德彬、贺松柏。杜智平则从一开始，就是十分积极的好助手。蔻妮莉雅？李（Cornelialevin）的生花妙手把一千二百页的初稿，修删成为不至于太过芜蔓的版本；犬子约翰，接续完成最后的定稿。
我要感谢许多朋友与学者，审阅不同阶段的稿本，提供宝贵的批评与建议。他们是：张旭成、高立夫、丁大卫、傅建中、贾浩伟、许倬云、柯伟林、冷绍烇、李洁明、班立德、楚崧秋、杜智平。当然消息来源和评阅人士有时候对事情会有不同的解读与詮释。身为作者的我，对于它们的呈现方式与内容，必须独当责任。最后，我要感谢内人贝蒂的爱与支持，旅途中，她更义无反顾担负起伴侣、顾问和调度管理的工作。
2000年9月写于华盛顿
附 录 一
《蒋经国传》的由来
傅建中
蒋经国的英文传记即将问世，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分别在美国和英国发行出售，中文译本也同时由台北时报出版公司推出。蒋氏死后不过十二年光景，就有一本评价他一生功过的客观传记，而他那位曾经统治台湾的父亲蒋介石逝世二十五年后，在西方还没有一本盖棺定论的传记，两相比较，蒋经国的声誉已盖过他那名满天下、谤亦随之的父亲了。
《蒋经国传》能够诞生，有两位关键人物，一是前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丁大卫，另一是台北的《中国时报》董事长余纪忠。1988年，蒋经国去世不久，当时担任美国驻台湾代表的丁大卫就已产生为蒋立传的念头，而且无时或忘，目前是蒋经国基金会顾问的丁氏，却从一开始就抗拒由基金会出钱替蒋经国写传，因为那样的一本传记，在西方学界和媒体眼中，会被定位为官方斥资赞助的传记，也就是所谓的“授权的”（anthorized）传记，其客观性和可信度均将大打折扣，与其出版这样的传记，还不如不出为好。
丁大卫对余纪忠先生一向敬重，两人友谊颇篤。丁氏亦深知余董事长与蒋经国从大陆时代即已开始的不寻常关系，故他早即属意由余氏出面赞助英文《蒋经国传》的写作，但又不愿唐突啟齿，因而数度向笔者表露此意，经笔者转达后，余先生表示此事可做，丁大卫遂于1994年底赴台出席蒋经国基金会董事会议之便，亲访余董事长，口头提出请余氏赞助《蒋经国传》之事，蒙余氏慨允。
丁氏返美后，即于1995年1月初正式驰函请余先生支持撰写英文《蒋经国传》计划。初步计划以两年为期，聘请一位专职作家从事《蒋经国传》的材料收集和撰写。写作期间，由余氏提供作者的生活及旅行访问费用。丁氏一度有意找中国通鲍大可（已故）或前《华盛顿邮报》的亚洲专家卞诺执笔。但鲍因健康欠佳，卞诺正在写书未果，最后丁氏郑重推荐他在国务院长期共事的老朋友陶涵（Jay Taylor）承伐其事，陶氏欣然受命，并经余先生同意，整个写作计划于1995年夏天开始。
同年8月陶涵专程去台北，持丁大卫的介绍信访问蒋经国生前的门生故旧如李焕、王昇、蒋彦士、钱复、宋楚瑜等数十人。8月19日，余纪忠特别为陶涵来台访问展开《蒋经国传》写作，在《中国时报》召开会议，俞国华、郝柏村、李焕、马树礼、秦孝仪、章孝严、宋时选、熊丸等均应邀出席了会议。余纪忠在这次会议中，宣佈他决定支持陶涵撰写《蒋经国传》的计划。
余先生在会中指出，他决心赞助美国作家陶涵写《蒋经国传》，目的在于突破中国传统传记的格局，让陶涵放手去写，为蒋经国的生平志业留下一部中外皆能接受的信史。
与会人士俞国华首先发言，强调余先生这样做，真可以说给蒋先生以“公正”（justice）。郝柏村接著说，余先生完全是“道义之举”，他也感念丁大卫以一位美国人能主持正义，主动提议为蒋经国写传。李焕说，余先生以新闻界备受尊敬的鉅子地位，赞助此传，相信将来必会有一本“真实而能为人接受的《蒋经国传》”。马树礼则在会中意味深长地说：“蒋经国的传由外国人写，远比中国人写有意义”。他举了日本《产经新闻》多年前连载《蒋介石秘录》的例子，说明他的观点。
秦孝仪、章孝严、楚崧秋、宋时选、胡佛、李云汉亦相继发言，他们相信书成后，可传诸后世，不仅是中国近代历史的重要记录，对中国政治亦将有其深远影响。
《蒋经国传》作者陶涵是前美国国务院资深官员，通晓中国语言及事务，1962至1965年曾任职台北“美国大使馆”，负责政情报告与分析。在此之前，在台中接受了将近两年的华语训练。美国与中共建交后，陶在北京当过美国大使馆的政治参事，又曾任职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堪称是一位经验丰富的中国及亚洲事务专家，且著有专书数种，在学界亦有声誉。
陶氏接受丁大卫的邀约撰写《蒋经国传》，事前提出详细的写作大纲与研究计划。余纪忠先生阅后，认为颇为周详，决定赞助此计划，并授权笔者代表时报出版公司于1995年7月下旬和陶涵在华盛顿签约，预定两年后由作者完成《蒋经国传》的初稿。陶在邀约中要求有“充分和完整的写作与编审独立自主权”。如今书成，陶涵在“铭谢感言”（acknowledgements）中回忆，他当初做此要求，实在是多余的，因为余纪忠自始至终完全让他放手去写，从未干预，遑论过问。余先生唯一做的是在经济上支持他的写作。关于他的写作自由，陶涵有如下一段话：“余先生和时报出版公司从未试图影响我的研究，甚至连提议修改书稿的情形都没有”。
陶涵在1998年杀青《蒋经国传》初稿后的一座谈会上回顾，他第一次（1995年8月）和余纪忠在台北见面时，曾向余先生表明他心中的犹豫，不知能否把饱经苏联训练的特务头子写成一位“正面人物”（apositive figure），余先生以鼓励的口气安慰他：“你会发现蒋经国是一正面人物”。现在陶涵完全赞同余的先见之明。事实上，书成后，陶在1998年7月8日给余先生的谢函中欣喜地说：“写这本书是一种富于挑战而又极有收穫的经验，蒋经国确是20世纪非常重要且有吸引力的人物”。
《蒋经国传》原定两年完成，但由于与蒋经国有关的资料的人物分散于中国大陆、台湾地区和俄罗斯，查证这些档案，访问相关仍在世的人物耗时费钱，以致写作和赞助期限均延长一年。全书用了三年时间方才竣事。余先生则始终独力支持，直到完成。
为了完成此书，陶涵访问了和蒋经国有直接关系的人士超过一百六十人，专程去台湾三次、大陆两次，到过台北、北京、南京、宁波、溪口、奉化、南昌、赣州等地，寻访蒋经国当年的遗跡和逸事。
本书的特色之一是通过大量引用莫斯科以及美国国家档案局迄今未公开的资料，发掘了不少以前不为人知的有关蒋经国的秘密。蒋于1945年7月随宋子文访俄密会斯大林时，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分析蒋为人和意识形态的备忘录，也是不曾见过的最新文献。此外，陶涵还运用“资讯自由法案（FOIA）”，要求美国中情局、国防部、国务院等单位提供涉及蒋经国而尚未解密的文件。所以《蒋经国传》引用资料之多、之广、之新，几乎说是空前的，英文版的《蒋经国传》，单单註解和索引即多达九十页。
本书英文初稿八百多页，哈佛大学出版社认为太长，超出一般传记的篇幅，陶涵分别请了两位专业编辑浓缩删减成现在的四百三十五页，以符合哈佛大学的要求，但有些宝贵内容不得不因此割爱，至为可惜。哈佛大学同意出版《蒋经国传》之前，极其慎重地委託哈佛的史学教授兼历史系主任柯伟林（William Kirby）从学术观点评价此书是否值得出版，哥伦比亚大学的政治学教授黎安友（Andren Nathan）也受托审查本书，他们给哈佛出版社的报告是：无论从史学或政治学的观点来看，《蒋经国传》都是极其精闢之作，建议出版。尤其柯伟林，1998年10月在华盛顿威尔逊中心所举办的《蒋经国传》讨论会上，更是对《蒋经国传》的讚扬溢于言表。他说这本书对20世纪的中国政治，“是一个很重要的贡献”，他虽然专治中国历史，读了陶涵所写的《蒋经国传》书稿后，都觉得“获益匪浅”。
柯伟林指出，在西方关于中国近代人物的传记，多以思想及知识界的领袖人物为主，如胡适、丁文江、梁漱溟、李大釗等人的传记，但写政治人物的传记，迄今连像样的蒋介石和毛泽东的传都付之闕如，陶涵的《蒋经国传》可以说是开山之作。柯伟林认为《蒋传》的取材立论和文学的笔触都是可圈可点的。他说，蒋经国是一个很复杂的人物，不易像鸽子笼式的（pigeon hole）
加以归类，陶涵能根据访谈，使用档案资料，写出一本“独一无二”（unique）的《蒋经国传》，极为难得。
参加讨论《蒋经国传》的民进党籍“立委”张旭成表示，尽管外界都认为蒋经国是台湾民主化的奠基人和催生者，他却不认为蒋是西方人心目中的民主人士（democrat），甚至在他身边工作或被他咨询过的受美国教育的学者们，对蒋的民主素养与认识，也不曾发生作用。张旭成认为反倒是《中国时报》的余纪忠先生，对蒋经国的影响很大。他相信蒋经国最终决定走民主的道路，余纪忠居功甚伟。张旭成形容余是美国的保守派，但有浓厚的自由色彩，这在威权时代的台湾，已是难能可贵的报人了。
《蒋经国传》的部分内容，对台湾的读者而言，可能已经耳熟能详，但书中大量引用了珍贵的解密资料，对读者来说，仍很新鲜，乃至闻所末闻。诚如丁大卫所言：“《蒋经国传》对美国瞭解’中华民国’的政经发展及其未来的远景，确有必要。《蒋经国传》可以达到许多不同的目的，但都将是正面的，有利于‘中华民国’”。
中文读者看这本从英文翻译过来的《蒋经国传》，真正的意义在于认识一位英语世界的美国作家兼外交家，如何评价“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与他在中国及台湾的革命”（英文版书名，最初书名是《蒋经国：改变了中国的人》）。陶涵在书成后写给余纪忠的信说：“蒋经国所处的时代是法西斯日薄西山，民主与繁荣新天所带来的希望交会的时候，我相信，蒋经国在中国大陆和台湾实现这样的希望，所做的贡献是深远的。我盼望您和深知他的人们觉得，我已捕捉到他的精神和所处的时代的重大意义”。
尽管陶涵为写《蒋经国传》，大量阅读中外已有的文献，做了极为细緻的访问和研究，但终究是外国人，犯了一些中国人不会犯的错误，像把林彪说成是黄埔一期毕业生（应是四期）、孙立人案的主角郭廷亮少校的官衔误为上校，所幸这些都是小疵，瑕不掩瑜。如真有缺失的话，那就是蒋经国生命中的两位极其重要的人拒绝接受访问，提供他们所知道的第一手资料。一是蒋经国的夫人蒋方良女士，另一是受蒋刻意栽培提携始有今日的李登辉。对此，陶涵的看法是，蒋方良有她的难言之隐，而李登辉则可能是自己有话要说，以致都不愿接受访问。
2000年9月15日写于华盛顿
附 录 二
《蒋经国传》的推手
丁大卫
陶涵先生的著作《蒋经国传》，中文版权由时报出版公司取得，即将发行上市。这是西方学者针对这位重要的中国台湾领导人，首次撰写的一本宝贵传记。《中国时报》董事长余纪忠先生和我自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就多次谈到，企盼有人对中国现代史加强研究。我试图劝说余先生把他见证中国这段动盪岁月的一生事跡，写成他的回忆录。余先生在中国大陆经历抗日战争、国共内战，来台湾后创办《中国时报》的成功事跡，对台湾的社会正义和政治革新的正面影响，就足以写成好几卷皇皇纪录。我诚心希望余先生肯口述其一生行谊，嘉惠后世。
我和余先生在交谈当中，产生了给蒋经国先生写传记的构想。我们两人都认为，客观记载蒋经国一生功业行谊，饶富历史意义，尤其他对台湾的经济、政治发展，贡献特别重大。余先生非常大方、睿智、有远见。他答应我，如果我能找到一经验丰富、学识渊博的作者，肯投注相当时间、精力，收集资料，从事研究，客观地把蒋经国的生平事跡及对他的影响写成专著，他乐于出资赞助这一个有意义的计划。余先生认为，蒋经国的经验和他在台湾的成就，对于全球华人来说都是一个重要典范。
陶涵先生就是我们中意的上选作者。20世纪70年代初期，他与我在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是同事，他的知识学问、待人处世，均受人敬重。他也写过好几本颇获好评的专著，更重要的是，他对中国政治发展背景有深入的瞭解。陶涵先生亲自在中国台湾、中国大陆和美国，访问了一百六十多位认识蒋经国先生、在蒋先生属下追随任事的朋友、旧部，可谓博采周咨，完成本书。我衷心盼望，本书将是研究许多重要中国政治领导人及其对世界历史影响的系列丛书的开路先锋。
我相信，东、西方的读者都会同意，这本传记忠实地记录下一位改变历史的人物之一生事跡。
（本文作者为美国在台协会前任理事主席）
附 录 三
南方週末专访陶涵
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蒋氏家族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关于这个家族的书籍也汗牛充栋。在众多描写蒋经国传记的书籍中，最为知名的当属江南（刘宜良）先生和陶涵教授的着作。
根据目前得到的史料，人们普遍认为江南是因为发表了《蒋经国传》而在美国被台湾派去的特务暗杀。但平心而论，该书的学术价值并不很高，外界对于江南被暗杀的关注也远远超过他的着作。
陶涵（Jay Taylor）教授系美国资深外交官，上世纪60年代曾在台北为美国提供政治分析和报告，中美建交后，他曾任职美国驻华大使馆，此后任美国国务院情报处副处长，是美国资深中国问题专家，现为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研究员。
为完成《蒋经国传》，陶涵访问了马英九、钱复、李焕、王升等160余名和蒋经国有直接关系的人，并多次专程前往台湾和大陆，到过台北、北京、南京、宁波、奉化、赣州等地，遍访蒋经国遗迹和经历。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陶涵在写作《蒋经国传》时，引用了大量莫斯科和美国档案局尚未公开的材料，还充分运用“资讯自由法案”，要求美国中情局、国防部等提供涉及蒋经国而未解密的文件。
因为该书，陶涵被认为是对蒋经国研究最为透彻的学人之一。在台湾纪念蒋经国百年冥诞时，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专门接见陶涵，一起研讨蒋经国历史价值。
此外，作为一名外国学者，陶涵对蒋经国的评价也被认为中立而客观。为此，《南方人物周刊》专访了这位蒋氏研究者。
人物周刊：您是《蒋经国传》和《蒋介石传》作者，也在台北和北京都做过外交官，为什幺会花如此多时间去研究两蒋历史？
陶涵：20世纪的中国处在一个令人激动的梦幻年代。两蒋父子为重新评价中国20世纪风云变幻的历史提供了重要史料。我们很难想像，在这个世纪的头10年，中国还是一个落后的帝国，女人们在裹小脚，男人们还拖著长辫子，外国势力可以肆无忌惮地侵犯这个古老文明国度的一切权利。
在一系列的革命、对内和对外战争之后，中国变成了强大而繁荣的国度。尽管现在台湾和大陆仍处分裂当中，但「一个中国」已经成为政策基石，当然两岸还是需要灵活、耐心、民主的方式来谈判。吸引我的是这段波诡云譎的历史。
人物週刊：您在台北曾担任过美国外交官，和蒋经国先生有过多次互动，我想知道他当时给您的印象是什么？在您看来，他和他著名的父亲之间有什么不同？
陶涵：在1960年代，我和很多在台的美国外交官对他印象并不好，他是管“国家安全”的“影子人物”，而且他还要为国民政府来台后的白色恐怖负责。应该说两蒋都是坚定的爱国者和中国现代化的实践者，蒋介石是一脚留在历史、一脚踏进现代的政治人物，更强调的是秩序和控制。
评点蒋经国，我们必须要看到他的时代里，台湾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长期稳定和平的社会、国民健康显著提升、教育水平飞速发展、工业社会形成、经济高速增长、金融实力为世界瞩目，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均富理念得以体现。
人物週刊：蒋经国先生在大陆还是一个耐人寻味的话题，在您看来他的价值是？
陶涵：蒋经国先生逐步意识到，民主价值是台湾与大陆健康发展的核心，这也是未来两岸达成共识，以及在一个中国原则下实现和平共存的基石。
蒋经国意识到，在台湾实行民主化进程有很大阻力，他花了20年时间让这个体制逐步改善，而在他的晚年，民主进程迅速被他加快。
1969年他批准选举中实行演讲制度，候选人被允许通过演讲申明自己的政策。对于台湾和大陆这样文化复杂的地方，开放民主要包括演讲自由。事实上，不论在政策上，还是在长期实施过程中，这都被证明卓有成效。
人物週刊：蒋经国身上有很强的苏联元素，您如何看待他早年留苏经历对他政治生涯的影响？
陶涵：终其一生，蒋经国先生主张人人平等。他的亲民态度，得益于在苏联12年的经历，而他这种观念形成是自发的，并不是什么力量强加于他。在苏联的时候，他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但并没有被斯大林主义洗脑。
他一直对苏联保有正面评价，直到1939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他的态度才发生改变。
人物週刊：今天大陆很多学者都在研究蒋经国为何会在晚年选择解严政策，您认为是哪些因素造成了他的这个选择？
陶涵：应该说是若干因素，驱使他最后作出了加速变革和自由化的决定。首先是他年岁已高，而且健康恶化。这加深了他对国民党内保守派的恐惧，他很担心一旦他去世，党内的保守派会反攻倒算，这其中就包括了蒋宋美龄女士。他很害怕自己的改革会被停止，甚至开历史倒车。
我们还必须考虑到美国的因素，华盛顿已经中断了与台湾在外交和军事（除军售外）的联繫。（註：根据中美协议，美国与台湾断交，而且撤军。）蒋经国认为，台湾如果实现民主，美国国会与公众舆论就会更加反对大陆对台湾动武，这也会让台独势力不会煽动改变现状闹独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