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带那医生去见她外，你还与她一起去北京旅游。你在那里干了些什么？见过谁？""一九五九年，北京明朝皇帝的万历墓对外开放了，一九六零年我们去那儿参观。与外国人一起旅游，可以住宾馆，假若以中国人身份出游，就只能住三级招待所。所以我就和奥斯汀太太与另外一位英国女朋友结伴同去。对她们来说，与我为伴她们也方便不少，因为我对北京很熟悉，我自幼长在北京，且我能为她们作翻译。""你在北京，还有否将她介绍给其他人？""没有。我自己在北京认识的人也不多。""你哥哥昵？我们知道他来旅馆见过你。""我哥哥来那天，那两个外国女人恰巧去逛卧佛寺了，我没有与她们一起去。我哥哥不愿遇见她们。"此时，我背后发出一种轻微的声响。那提审员往我肩后张望了一下，又看看表，与那记录员轻声交谈了几句后，他就起身说：
"你可以回囚房了。我们下次要你谈谈你为亚细亚工作的情况，还有你们为何要聘用那个苏联间谍白俄女人当秘书。我想你总不会否认你曾在亚细亚工作这个事实吧？"他略略停顿一下，又接着说："再仔细想想你与斯谷特的关系。记住，我们已掌握他利用你收集情报这一材料，我们也十分了解你对他们所说过的一切。""我不会把我自己也不知道的东西告诉别人。我自己都什么也不知道，怎可能给他利用？""好吧。不过，我认为他来上海看你，是有其目的的。一次是在你去港之前，又一次是在你回上海之后。要不是另有企图，他是不会这样做的。"一个看守打开了门，那提审员叫我回去。我知道在那小窗后的人离开之后，他是不愿再把审讯拖延下去的。
回到囚室，我继续在看守的暗中监视之下。一阵尖锐的痛苦啮噬着我内心，我觉得，那可怜的老人之死，我是有责任的。唉，要是我从未遇见过斯谷特或奥斯汀之类，那有多好！难道他们真的是英围间谍吗？就算他们都是间谍，也没理由把我关在监牢里呀。在上海的外籍侨民及外资公司的高级职员，经常受他们家中的保姆及其他中国方面人员的监视。而在办公室等公共场所，不仅常有公安人员或武装军人值勤，还有便衣及喜欢打小报告的极左分子注意着。上海和世界各地城市不一样，上海不存在个人隐私自由。假如政府真的对我和斯谷特或奥斯汀的关系有所怀疑，他们准可在几年前就开始有所行动。确实，我对许多事也不甚了解。那提审员很可能把我的外国朋友名单审阅一下后，就把他们认作秘密特务。斯谷特和奥斯汀，只是提出来恐吓我的两个为首人物。我已涉足泥潭之中，得步步小心谨慎，以免越陷越深。
自从关进第一看守所后，我常绞尽脑汁寻思，究竟为什么我会遭此逮捕？是谁在背后指使这一行动的？他们是真的疑心我犯罪，还是仅仅只是恐吓，逼迫我作出虚假的交代，以供给他们打击我的材料？薇妮似乎以为，因为亚细亚停止了上海分公司的业务，因而我必需受惩罚。她的分析对吗？
我细细回忆着与提审员舌战的幕幕场景，不禁想起我听说过的那些无辜受害者的种种传说。他们或被判刑或服苦役，这样一想，我的勇气动摇了。我感到非常恐怖。不仅因为害怕我将担当的罪名，也害怕自己再无法与提审员据理力争了。
夜晚，趁着这静寂的时刻，我作着每天的祈祷。但那提审员恶声恶气的嗓音似乎总在我耳边干扰着。我只觉得失望且伤心，。似乎连上帝，也弃我而去了。
那晚，我做了个恶梦。那是我入狱后第一次做恶梦。我梦见自己，站在海边陡削的悬崖上，滔滔的海浪，一浪高过一浪地向我袭来，欲把我卷走。天，是黑漆漆的，我孤身一人站在那里，就像岩石那样，一动也不动……我把被子拉起掩着脸，惧怕得暗暗地哭起来。过后待我重新睁开眼睛，只见那盏灯泡，从上面眼睛般地盯着我，用来遮眼睛的那块布，也掉在地上了。蓦地，我想起那看守会老往那窥孔里审视我的，我立时就控制住自己的惧怕之情。这时，听见楼上有移动插销的声响，这才知道这功夫，那看守正在别处押解犯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