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报上常有关于这类的报导。说是医院里那些没受过专门医学训练的公务员，在掌握了毛泽东教导之后，能为病人施行外科手术并取得成功。当医院里要为患者施行手术时，造反派为了想立竿见影地证明毛泽东的言论的神通广大，就让那些没受过训练的"医生"，在手术房里与病人作，"生死搏斗"，自己则围在边上朗读毛泽东语录。可是当极左分子领导得病时，却非但要他们自己的私人医生治疗，还要用飞机，把著名的医学专家接到北京为他们治病。这些专家，多为解放前由国外大学毕业的。要是这时，这些专家正逢下放在农村劳动，那就立即可以调回城市了。
那位青年医生，将我带到装有火炉的看守办公室，我顿时就感到舒服多了，也不再打哆嗦了。他打开医疗箱，拿出注射器，将我棉袄脱掉，然后卷起我袖子准备打针了。但待他把针头插入我手臂时，却找不到静脉。试了几次都没成，我皮下都给扎出血了，手臂阵阵作痛：看得出他很着急，满头大汗，手都在颤颤发抖。
我为这可怜的家伙难受，因为他在从事自己力不能及的工作。我知道要是我不在这时给他讲几句宽心的话，我的手臂还要吃苦头了。
"我的静脉很细；医生们都说，要给我抽血真难。"我说，以尽量鼓起他信心，至少使他的手，可以不那么直打哆嗦。
他朝我看了一眼，可以说，那是充满感谢的一瞥。然后我又屏气让他再试一次，最后好歹找到了血管。
又是几天过去了，我的热度已高得令我感觉不到囚室里的冷彻骨髓的寒气。看守允许我躺在床上。那在这里劳动改造的女青年，在看守的监视下，一天两次给我送稀饭和热开水。大部分时间，我都昏昏沉沉地睡着，做着奇奇怪怪的恶梦，觉得自己有如神仙那样，飘飘然地，从装着铁栏杆的牢窗里袅袅飞了出去……一天早展，那青年又来了，对我说："你没患肝炎，可能得的是肺病。许多犯人都患有肺病。现在把衣服穿起来，送你去医院进行x光透视。"虽然明知自己没肺病，但我也十分乐意去医院检查一下。
下午，一个女看守开了囚门把我带出去了。我的双脚摇摇晃晃的，无法自持，全身软绵绵的。幸好她没大声吆喝，也没催我快走。在看守所出口处，一个男看守拿着副手铐在那里等着我，只听那女看守对他摇摇头，轻声说："病得太重了。"我不懂她那意思是，因为我病太重以致不可能中途逃窜，所以不必上手铐；还是我的病太重，不上手铐以示照顾。反正，那男看守把手铐拿走了。
一辆黑色的吉普，在二道门口等着，那女看守和我一起上了车。
与十六个月前那个夜晚，我被带入看守所时比，这条车道的变化有多大！那里灯火通明，到处都见忙着干活的人丛，车道两侧的杨柳树边，支着一块块红色木牌，上面写着毛泽东的有关阶级斗争的语录。那些语录是用黄色油漆写的。木牌面对着大门入口处，可能是给那些进看守所的犯人制造一些恐怖气氛。在军营屋顶上，悬挂着一面大红旗，上面用白漆写着三条语录："打倒美帝国主义分子！"，"打倒苏联修正主义分子"和"一定要解放台湾"。几个供射击练习的靶人，都穿上洋装给悬挂在木杆上，它们衣襟上分剐写着美国总统，苏共总书记及台湾国民党头目的名字。那些解放军，就对着它作作刺杀练习。当其中一个战士一个箭步迎上去，将刺刀杀向靶子时，全体战士都屏声呼出一个震耳的"杀"字。
幽幽的夜色之中，上海街道几乎不见人影。从看守所到提篮桥监狱医院，路相当长。一路上，只见到稀疏的行人，紧裹着棉大衣，顶着呼啸的西北风，在人行道上踟踯而行。我虽然病得厉害，可因为已有好久波看见上海的街道了，所以我还是打起精神，想借此机会，观察一下这个城市究竟有了怎样的变化。我还希望，能从中推测体会一下，女儿在现今的生活。
到处都是破坏留下的痕迹；烧焦的大楼里，嵌着一只只黑窟窿似的窗口。路上不时能见到连根拔起的树木，被丢弃在一边的汽车。垃圾随风四扬。垃圾堆边，徘徊着几个影影绰绰的人影，那是觅宝的拾荒者。交通灯已停止启用了，建筑物巳贴满各种标语语录，有的都贴到公共汽车和卡车身上。也有用粉笔写在人行道上。解放军代替民警在马路上巡逻。几辆满载着头戴钢盔，手持铁棒的造反派的卡车，风驰而过，他们一边还高喊着口号。
提篮桥是上海市区的一个地名，上海市监狱所在地。时问一长，"提篮桥"三字便成为"监狱"的代名词了。整个监狱的空间很庞大，占有好几亩地。那些经过市里几个看守所审讯后，并已判刑的犯人，便送往这里服刑。其中有政治犯，也有一些认为不适宜送往劳改农场的一般犯人，他们可能是因为体弱年高，已不适宜体力劳动，或是因为有什么特殊才能可以发挥。没有人确知整个监狱关押有多少犯人，但估计，约有二万以上的男女囚犯，在各个监狱工场里劳动。这里生产有算盘、纽扣等产品，有些产品还远销至国外。
监狱医院，就设在提篮桥监狱内部，保卫制度比第一看守所要严格得多。吉普车经过两个关卡，都检查锝十分严密，仔细核对过证件后才准许车子驶进有众多解放军守卫的大铁门。那些看守都挂有手枪。
整个监狱大院看上去很荒漠，不见一棵树木，只听到众多工场里，传来突突的机器声。那一长列标着各类小牌牌的房子，是审问室和办公室，沿墙也贴满各种打击敌人和督促犯人改造、自新的标语。远处一道高墙后，围拦着六幢大楼，窗上都装置着半截黑木板，就和我囚室里的窗户一样。我猜想，那些大楼，都是犯人的生活区。
看守将我带进医院大楼，那里也是贴了满墙的标语、语录，还有一张巨幅毛泽东画像。那布置环境的人，可真谓"别具匠心"连窗玻璃上也画上毛泽东的头像。有的头像下端，还画着一颗插着箭头的红心。其他的画像边，都写着一个"忠"字。
监狱医院的候诊所，可谓为地狱一角。虽然没有人会被猛兽吞灭，在烈火中焚烤，或被丢入汹涌的大海之中，但它却是个惨不忍睹的痛苦的无声的地狱。那些裹着褴楼衣衫的憔悴不堪的病人，消瘦的脸上显出极度的痛苦，好像只是在延挨着等着死神的到来。不知是因为病魔的折磨，还是因为饥饿，或者两者都有，将他们摧残成现在这个样子。即使是医术超众的医生，也未必能恢复他们的健康。我听说过有关提篮桥监狱的惊人死亡率，现在亲眼目睹的这些病人，立即就会进入下一批的统计数目之中。
一些犯人伛偻着坐在木条凳上，边上还有许多病人，裹着棉被，就躺在搁在水泥地上的肮脏不堪的帆布架上。一个秃头老人，就躺在我面前，深陷的双目紧闭着，蜡一般的脸庞上，紧绷着一层近乎透明的皮，除了那张着的嘴巴还在痉挛地喘着气外，已是完完全全像个死人了。
室内的窗户都紧闭着，空气混浊得令人窒息得喘不过气来。
我紧紧地闭着眼睛，以躲开那让人压抑难过的惨象，屏声息气地等着医生的传唤。
"一八零六！"一个穿着一身脏得近乎黑灰色大褂的护士，在候诊室门口叫道。
我跟着她走进就诊室，那女看守，已在那里与一位中年医生说着什么。房间颇大，正中生着一只火炉，一壶开水在咝咝作响。一张张小桌围炉而置，医生们就坐在各自座位上看病。这里根本不顾及中国的传统礼仪，毫无遗掩，男男女女的病人，就当众脱下衣服，在众目睽睽之下接受检查。医生和病人之间扯着喉咙大声讲着话，一片喧哗。当时我只以为这种不文明的行为，不过只是对犯人而已。不料待我释放之后，才知道，在文革中，全上海的医院都是这样一个局面。
我十分紧张，思忖着，要是医生让我也要在毫无遮拦之中脱衣服，我该如何应付她呢？这时，她递给一支体温表，幸而没有其他要求了。量过体温后，她对那女看守说：她的体温很高，最好住院治疗几天。病房在五楼，怕她走不上去。还是用张担架把她抬上去吧！
"还是我自己走上去吧！"我恳求她。因为我实在不愿意躺在那腌瓒的担架上，那实在令人受不了。
那位医生满脸皱纹，两鬓已斑白了。她的目光详和又善良，似乎她很理解我的心思，知道我不愿碰那肮脏不堪的担架，因此她对看守说："你们可以乘职工专用的电梯，这样反比担架要快一点。她确实病得不轻，可能是肺炎。"那女看守再押着我来到五楼病房。除了警告我不准与其他犯人患者议论各自案情外，还告诉我，我所需的脸盆和毛巾，以后会由其他送犯人来院的看守给我捎来。随后，她把我交代给一位衣襟前挂着个劳动改造牌牌的年轻女人。那边，还有一个值勤的解放军，在一边监视着我们。
窄小的病室里安着五张床。靠近门口的那两张已有病人了，我的那张床就靠着墙，中间隔着两张空床。那位正在服刑的女人，让我脱下衣服躺下。
我浑身躁热，四肢酸痛，现在能躺在一张真正的床上，多舒服呀！没有漂白过的床单虽然很粗劣，但却很干净。房里虽然还是冷，但被褥还是比较厚暖。我脱掉了棉袄棉裤，穿着羊毛衫裤躺下。那个年轻女人又抱来一床被子，压在我身上，我很快就入睡了。
在以后的几天里，我一直昏迷不醒，有时恍惚能对四周环境有所辨认，但大部分时间，还是沉陷在昏昏沉沉的迷梦之中。待我终于苏醒过来后，发现我的手臂上插着输液管。这几天就是靠着输液来维持营养的。那位劳改女青年把体温计塞进我嘴里量体温。发现我已清醒了，便将我的输液管之类全拿走了。我虽然已苏醒过来，却还是觉得手足无力，依然想睡觉。
过了一会，她给我送来一碗热流质："把它喝了！"她说。
我抬起僵硬的，像不属于我的手臂，居然还能把碗端稳，那碗流质全给喝下去了。它的味道很特别，后来才辨出，那是加进大量食糖的豆浆。因为我已好久没尝到糖的滋味，因此，不能即刻作出"甜"的反应。
现在感觉要好多了，头昏眼花也没有了，我觉得轻松多了。伸手摸摸自己的额头，烧已退了，额头略略有些汗蒙蒙的。那年轻女人手持一只小小的注射器，里面灌满了牛奶似的药水，要来绐我注射。她让我侧过身去，我很有点紧张，因为对看守所里那年轻军医的注射技能，我尚记忆犹新。不料这次，我却一点也未觉得疼痛，因为她的注射技巧十分娴熟，又快又好，简直是个专家。我肯定，她原先可能就是个职业护士。我很为她难受，她何以会来到这里劳动改造的呢？
晚上，她又送来一碗松软的米饭，一盆蔬菜，上面覆着一条油氽红烧鱼，还加着青葱和大蒜。鱼并不大，约六英寸左右长，但其味鲜美无比，全让我吞下肚了。我的盥洗用具已放在床边椅子上，地上还搁着一只扁马桶。我很想起身擦擦身子。
待那年轻女人把空碗收掉后，一个解放军就将病房的大铁门上了锁，然后走开了。这时，那另一张床上的女人，便踅过来了。
"你昏迷了六天，他们以为你要死了。现在好点了吗？"她消瘦得像根芦柴棒，两颊深陷，皮肤惨白干瘪，但一双眼睛却闪烁发光。她身上那件棉袄，已是补钉缀补钉了。看样子，她已有六十开外了，但那嗓音听上去，只像三十来岁。她讲得很轻，还不时往门口张望着。
我对她颔颔首微笑着。有她与我作伴，我感到很高兴，但我的体力，还令我无精神与她交谈。她挨着我床沿坐下。
"你刚转到提篮桥？是什么时候判的刑？"她问我。
记得女看守关照过我，不要与任何人谈及案情，所以我什么也没说，只是又笑了一下。
"别怕，我不会去报告的。你知道，我们囚犯之间要互相保护才是。"她对我说。停了一下，她又问："你得肺病了？这是肺病病房，因此我们的伙食较好。但明天我就要回牢房了，因为我已经不再吐血了。待我的病情再恶化吐血时，他们还会让我转这儿来休养，注射一些肺病特效针剂。他们给我们治病倒是不嫌其烦的。因为他们也不愿我们死掉。"说着，她深深叹了口气。
"真不幸，你得了肺病……"我对她的病深表同情。
"这样的地方，每个人迟早会患上这种病，那是无法避免的，我们互相交叉传染；想想看，二十个人挤在一间牢房里，睡觉时，互相挨得紧紧的，怎能不传染？伙食又这么差，劳动量那么重！""你要参加劳动？你干些什么呢？"我好奇地问她。
"缝纫。每天劳动十小时以上。一周六天，我都在缝羊毛背心扣子，开纽扣洞。因为这些产品都要出口的，因此要求很高。我每月可以挣得几块钱，买点肥皂草纸。我丈夫没有能力再支付我的零用钱。我们有三个孩子。"谈到自己的境况，她不禁悲从中来。只见她低垂着头，几乎要哭出来了。但她还是坐在我的床边。我知道，她是希望有个人跟她谈谈心，对我来说，被隔离了这么久，有她在我身边作伴，也觉得很是安慰。
"我原是一家工厂的会计，我丈夫是同厂的技术员。那工作蛮不错，但我自己不小心，把它弄丢了。"她幽幽地说。
"是在管理银钱出入时犯错误了？"我问她。
"不，我不做那样的事。我只是批评了我们的党支部书记。后来有人去报告了，他们就把我揪了出来。我不但不向支部书记道歉，还不服气，与他们抗争，又批评了他几句，我真太不懂事了！那支部书记发火了，把我的名字列入厂里的反革命名单里。我被判了十二年。""你可以向上级法院上诉吗？批评党支部书记并不是太严重的错误，十二年的徒刑太长了。""这又有什么用呢。上级法院所做的，只是把案子再推到我们支部书记那里。公安局总是和支部书记站在一边的。你知道，古话说过：官官相护嘛。""你在这里已很久了，待刑期满了，你们依旧可以全家团圆的。"我试着安慰她。
"我已快满刑了。希望再见到他们时，孩子依旧还认识我，丈夫也没有其他女人。""在规定探望日子，他们来探监吗？"我知道己判刑的囚犯送至提篮桥后，每月准许家属来探望一次的。正因为如此，许多长期搁在看守所的囚犯，宁可作假交代而判刑，至少他们可以见到自己的家属。
"没有。我判刑之后，自己立即就要求他们与我划清界限。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丈夫保住他自己的职务，保护我们的孩子。你知道，他们对待反革命家属是十分残忍的。我和丈夫感情很好，我们是自由恋爱结合的。当我提出要他即刻与我离婚，并不要他来探望我时，他哭得很伤心。他说我们就假离婚吧，其实他在等着我。"我实在为她难过，但不知该说些什么才能安慰她。她沉浸在自己的悲哀之中，久久没有出声。然后，她转了话题：
"你遇到那个女医师看病，那真是你的运气。她的医术很好。听说她毕业于美国一所世界闻名的医学院。这位医生十分和气，也体贴病人。我初进来时，她也是这里服刑的一个犯人。刑满后，她又回到这里来工作。听说她是自愿要求来的。在这里呆过的人，在外边是很难做人的。人们都不愿和刑满释放分子交往，单位领导也不敢分配他们合适的工作，更没有提升的希望，他们已成为一个有污点的人，总得受人歧视受人詈责。一旦成了反革命，便永远是个反革命。在监狱中受苦煎熬，出了监狱，也是无尽头的受苦煎熬，家属也陪着一起受罪，我在厂里冷眼见过这种情况，现在，我自己也置身其中了。有时，我真害怕离开这里再回到外边世界去。"听说那女医生原也是提篮桥的犯人，我大吃一惊。真没想到，她那善良的外表后面，竟蕴藏着这样一个悲惨的故事。不讨现在想起来，她的双目中除了温和与善解人意外，的确还深藏着一种别样的目光。对人生，她似有着一种独特的理解，这令她表现得超然的睿智及宽容。
"她是响应人民政府号召由美国回来为人民服务的。她在那里本有个很好的职位，但她放弃了它回国了。我初见到她时，她讲话仍像外国人一样坦率。像她这样，当然会有麻烦的。"她说。
一九五零年初，人民政府通过海外华侨中的代理人及同情者，秘密动员居住在美国的中国知识分子回国参加祖国建设。结果这一号召广泛地激起了海外各地华侨知识分子的爱国热情，特别在美国。各行各业都有相当一部分人士响应了号召。他们放弃了很为理想的职业及舒适的生活回到了中国。岂知事实上，他们并不受欢迎。有些领导对有"海外关系"的人，猜忌怀疑，对知识分子持有偏见。这样的政策，使回国的知识分子顿陷困境。由于华盛顿与北京之间的紧张关系，不可能让他们再回到美国。因此，他们唯有尽力适应中国的情况。有少数人去了香港，但大部分还是留在中国，接受了分配给他们的工作。许多人在反右运动中受到打击。即使在反右中幸免于难的，到了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也被一网打尽。只有部分幸运者在周总理的力所能及的保护下才免于遭难。这是极左分子为政治而牺牲个体的人的实例。
我们默默地坐着，各人想着自己的心思。还有一张床上的病人，开始呻吟和咳嗽了。远远地，又传来开门的声响。那位坐在我床沿边的犯人有些害怕了，她转身对我道了晚安，就溜回自己床上了。
我睁大双眼躺着，思念着我的女儿。现在，她在哪里呢？她是否能安然地应付这错综复杂的大革命局面呢？我祈求上帝引导她，保护她。
次日早晨，我的脚一触及地面，依然感到虚弱无力，走动时只觉得气喘吁吁。此后我每天坚持走几步，后来可以在房里随便走动了。营养和药物令我的健康逐渐得以恢复。
那时，病房里只有我和那会计俩，另一个病人病得很厉害，一直不能起身。一次我走到她床边，但她眼皮也没睁一下，好像毫无觉察。在她枕边，放着半罐痰血。她的脸色，就像一张揉皱了的牛皮纸。她躺在那儿一动也不动，除了咳嗽。午饭时，那个来劳动改造的女青年，用汤匙喂她。
我从未对那来劳改的女青年打听过她的问题，她也不敢冒险与我交谈。但我们互相以微笑来表示友善。虽然她每次给我送来营养菜，一但我发现她自己吃的，仍是一般囚饭或白水煮山芋。她衣衫褴褛，而且看上去衣不胜寒。见她的嘴唇冻得发紫，双肩耸缩着，我想把自己的一件毛衣送给她。那天事先我就把毛衣脱下，等她进来时就塞给她。因为有解放军在监视着，我也不准备与她说什么。然而她却怵然惊起，紧张地看看病房那端那个忧伤不已的会计犯人一眼，慌张地把毛衣退还给我。
一年后，我又因重病再进来时，她已不在了。但愿她己在上海的普通医院，手拿注射器敏捷地穿行在病床之际，为病人服务。
又过了一个星期，我的体温正常了。医生告我，可以回看守所了。她说话时，柔和的双眸满含着友好之情。或许我身上不经心地流露出的某些气质，令她有几曾相识之感吧。这位女人具有一种崇高的品格。我不相信她重返监狱医院行医，仅仅是为了自己是刑满释放分子而不能与外界人共处；我相信她之所以要回来，是因为这里的犯人需要她，她找到了可以贡献自己毕生精力的位置。虽然她的地位并不光彩，在世人看来也不值得褒扬，但她似乎持有非凡的精神依仗。显然，她所承受的苦难，令她更善良更完美。
几天以后，当一个看守将另一个犯人带进医院时，同时也把我押回第一看守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