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一九六七年冬天我患了肺炎后，健康情况开始恶化了。由于长期缺乏营养、日光和新鲜空气，我的体力无法全面恢复；而且，我已无法长时间集中精力来研究思考问题，再要想对事物作出正确的逻辑推理，已甚感累人。我开始体会到，为什么赤贫，会导致目光无神和行动迟钝。我十分明了，精神及体力的衰竭所引起的一系列症状，令我的键康状况趋向崩溃边缘。但思索能力的衰退，较之大把头发脱落和牙龈出血，及体重的大幅度下降，更令我感到恐惧。还有，那因彻底隔绝人世而引起的心理变态，也在为我敲起警钟。我既感到绝望，还受饥饿的折磨，但那种粗劣的伙食，又实在令人难以下咽。
监狱大墙之外的情况，依旧一片混乱，虽然军队参加了文化大革命，但红卫兵和造反派的暴行及派性斗争，仍不间歇地一直持续到一九六八年，好像红卫兵和造反派被批准掌权之后，北京中央已无力控制他们了。混乱的形势没有缓解，即如看守所，也无法纳入正规之道。没有人负责认真地处理我的问题。我只能呆在牢房里等待着。我真担心，自己会熬不到问题解决之时。这已成为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
一天，那个在这里劳改的女青年给我送来一盆冷水，但我已无力将装满水的面盆，从小窗口里端到两英足以外日常置脸盆之处。我两手像筛糠一样哆嗦不已，脉搏急速，两条腿摇摇晃晃地，我只能把脸盆就地一搁，跌坐在床上。
我坐在床沿上直喘气，心想如果我决心要活下来的话，必须进行体力和脑力的锻炼。决心下定以后，我便站起身子，可眼前一片漆黑，就像瞎子一样。我只能重新坐下。但就从那天后，我自编了一套操练动作，它能令我从头项到脚尖，都得到全面的活动。我每天操练两次。开始，完成这套操练令我很乏力，我只能做做歇歇，而且还得提防被看守发现。因为一在囚室里，除了每天饭后的规定活动以外，其他一切活动都是被禁止的。即便如此，我依旧每天按时锻炼。如是几个月后，我的体力居然有所恢复，自我感觉也有了好转。
至于对脑力的锻炼，我就采取背诵毛泽东的一些文献。我认为此举可以帮助我了解他的思想。如果我以后再被提审时，就可以熟练地运用它们来进行辩论。我最喜欢读有关他论述游击战争的文章，他反复强调无论处于何时何地，都必须争取主动、先发制人的重要性。只有如此，才能使装备简陋落后的游击队，击溃先进的正规军队，以取得胜利。虽然他那错误的经济政策，曾几次使中国的经济趋向崩溃的边缘。但他那有关游击战争的学说，令我不得不承认，毛泽东是位才气横溢的战略家。他那有关游击战争的论点，我想是以共产党军队的作战经验为基础，用敏捷清醒的思维能力完成的。但话又得回过来说，每天花费几个钟点来阅读毛泽东著作，对我这样一个受迫害者来说，多多少少是不那么舒畅的。
因此，我就改背学生时代背诵过的唐诗。令我惊异不已的是，我竟然述能把荒废了几十年的诗词，从记忆深处重新挖掘出来。收寻原先以为早已忘记的诗句片断，再将它们拼成一首完整的诗词，真是十分令人振奋的。唐代大诗人的不朽之作不仅加强了我的记忆力，并使我得以在幻想中，摆脱囚室的残酷现实，朝着另一个美好的自由天地翱翔。
我为着精神的健全所作出的种种努力，是一种十分成功的措施。但有时，饥饿及忧伤对身心的吞噬，会动摇我争取生存的信念。每逢这种时候，我就不得不依赖与看守之间的矛盾，来刺激自己的抗争精神。
"报告！"我走到牢门边使劲叫着。
"什么事？"看守慢吞吞地踱到我门口，懒洋洋地说，"跟你说过几次了，不要大声叫喊。""还得等多久政府才会调查我的案子？把一个无辜的人关在监狱里，是犯法的，也是违反毛主席的教导的。"其实在他的四卷著作里，从未提过这方面的话。但我确认这些半文盲看守根本不会全面读过毛泽东著作。
"嘘！不要大声喧哗。国家会依次处理你的案件，监狱里又不是只有你一个人。""但我在这里已呆了很久了，我要求见审问员。"我故意放开喉咙说。
"轻点！你不能大声喧哗。审问员很忙。"其实我很清楚，根本没有审问员在工作，她也明知我了解这一情况，但大家只是心照不宣。
周围是一片反常的肃静，我们的声音传遍大楼四角。我知道，其他犯人都在倾听着我们的对话，因为这是她们唯一的消遣。我也深知，当她们听见有犯人在向看守挑衅时，会觉得高兴的，因为我自己也有同样的感觉。这样做，我会觉得，在精神上．我与她们已结合在一起了，从而不再感到是孤单一人。这种无言的共鸣鼓励了我。虽然我会因为大声叫嚷而觉得疲乏，但我仍坚持鼓足精神。
"我是无罪的，我从未犯过罪，我从未做过反人民反政腑的事。你们无权囚禁一个守法的公民！我要求恢复名誉，要求向我赔礼道歉！"我放开喉咙呼喊着。
"你疯了？安静点。"看守火冒三丈地吆喝着。
"我没疯，那将我送进监狱的人才是疯子。""你捣乱要受罚的。"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响过，另一个看守来帮腔了。他说："你现在进行捣乱，就是犯罪！""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说过：'摆事实，讲道理，'我是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我是无罪的。我没有犯罪。"我高声争辩着。
"出来！"那青年看守打开牢门，把我押到监狱大楼那头的一间房里，这样，我们的争辩声不致会传到别的犯人那里。有时当我实在感到疲惫不堪之时，就只能作些让步而停止开口。但也有时，我的持久力已超过看守们的忍耐心了，这时，她们就用暴力来制服我，拳打脚踢的。她们叫我为"疯老婆子"。她们也常因为我的"疯病"而头疼。但她们却从未了解我向他们寻事挑衅的真正目的。在我囚禁的六年半里，每当由于过度的焦虑而折磨得无法食眠时，我便会借故向看守们挑起争端，渲泄一通！
虽然因此我的手臂被扭得青肿疼痛，双腿被大皮靴踢得伤痕累累，但在与看守的争端之际，我从中体会到一种富有幽默性的快感，心情也就会平静下来。但慢慢的，情绪又会重新变得焦灼不宁，我渴求着与人交往，即便与看守争端闹矛盾，也比彻底与他人隔绝要好受一点。另外，抗争，也是一种积极的举动，比忍耐、压抑，都容易振奋人的精神。这是中华民族的一个优良品格。我的许多友人，在文化革命中，就是仗此战胜了红卫兵和造反派的迫害，他们活下来了。对我个人来说，也只有以积极的抗争，作为兴奋剂来激励自己的意志。
八月六日，是个特别闷热的暑天，报纸迟迟没来。只听到那送报纸的男看守跟值班看守在说："今天有重要新闻！"究竟是什么新闻呢？但我只有等到临睡前，才能读到报纸。
那天的报纸头版是套红特大号的横贯整个版面的标题，报道了毛泽东送了一篮芒果给进驻清华大学领导学生革命的工农代表。这篮芒果，原是来访的巴基斯坦外交部部长送给毛泽东的礼物。那些工农代表收到芒果后，受宠若惊。欣喜若狂。他们高呼口号，激动得热泪盈眶，高唱毛泽东的语录歌以表示对领袖的忠诚。
虽然我并不知道，就在几天以前，毛泽东曾在北京召见红卫兵组织的头头，否认了自己与他们之间的"红司令"关系，并批评了他们的强横行为。但我认为毛泽东公开把芒果送给工农代表，有其重要的政治意义。他将工农代表派驻进以好斗、野蛮的红卫兵组织而闻名的有名学府清华大学，为的是去抑制那里的青年造反派。向工农送礼而不向红卫兵送礼，这无疑是给清华大学红卫兵一个显然的警告，无非是耍他们坚守纪律，接受工人阶级对他们的疏导。
在以后几天，报纸都连篇累牍地报道了全国各地组织"工人农民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情况，刊发着他们进驻各大学及其他学校的照片。虽然名为"工人农民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其实里面没有农民，只有少数工人。主要成员还是复员军人及极左分子认为是忠诚心腹的共产党干部，像毛泽东的妻子江青及国防部长林彪等一类的。
当左派分子控制住红卫兵之后，北京政府的上级领导继续努力组织省级及市级的革命委员会，并向他们指派了新的头头。报上常见发表文章，表示要从速建立这种机构，以大好形势迎接第九次党代会的召开。我认为，这是大权已在手的极左派，迫切企求谋得领导地位，从而被选为中央委员或政治局委员，以避免失去已掌有的大权。
时光渐渐过去，又是秋天了，每下一次雨，气温就往下跌几度，我仍坚持以锻炼脑力、体力为养生之道。但我的健康状况，还是、在迅速地恶化。一种新的症兆给我打击很大：我每次行经时总要大量出血，而且间隔越来越短，后来逐渐发展到每隔十天，便要出血几天。为此我有些发慌。因为上次那位毫无医疗常识的青年"医生"的医术，我还是记忆犹新的，所以我也不敢要求治疗。我又一次觉得沮丧和绝望，晚上经常做恶梦，醒来时满身大汗，气喘吁吁。
十月的一个夜晚，当我正在和健康搏斗时．看守挨门挨户地命令犯人静坐收听广播。一个男人的声音，在扩音机里宣读了一项令人震惊的公告，说是在毛泽东亲自主持的中央委员会上通过了一项决议，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开除出党，并撤消其一切党内外职务。
刘少奇长期来为共产党重要领导人之一，在党内的她位仅次于毛泽东。三十年代当毛泽东在革命根据地井冈山进行武装斗争时，刘少奇则在白区领导党的地下工作。
一四九因九年后，毛泽东身兼两职，担任了党中央和国家的主席。刘少奇为共产党副主席。他们两人亲密共事，没有任何迹象表示刘少奇要夺取毛泽东的领导权。在一九四五年七次党代会时，刘少奇以党的副主席身份，在作报告时创定了"毛泽东思想"这个名词。一九六零年大跃进失败后，中国的脆弱的经济制度，已被推向崩溃的边缘。毛泽东放弃了国家主席的职务，让刘少奇来担任。
当时，刘少奇及时地制定了一系列措施，挽救了在衰退中的经济趋势。这祥一来，他在全体党员及老百姓中的威信提高了。
文革期间，各人有其不同的遭遇。实质上，是以毛泽东为首及刘少奇为代表的两条路线之间的斗争。富有戏剧性的是，虽然刘少奇被打倒整死了，但在他死后，邓小平领导中国沿着二十多年前制订的经济开放路线迈步，而且走得要比任何中国人或世界各国人民所想象的还要远。
中央委员会通过的决议，宣布刘少奇是"大叛徒"、"大特务"和"大工贼"，然而对他的罪行却没有提供确凿的证据。自中央委员会公布打倒刘少奇之后，共产党的宣传机器就开始动员群众对他揭发批判了。每天，报上都刊发文章揭发他的"罪行"。最严重的一条，似乎为一贯"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政策。"报上还报道了全国各地人民召开群众大会表示要"坚决"支持"决议"，声讨刘少奇的"罪行"。我认为之所以要制造这种声势，主要是对那些可能对刘少奇持同情之众进行威吓，使他们不致为刘少奇辩护。因此，虽然从报上看来，全国人民都对刘少奇嫉恶如仇，但我知道事实并非如此。我相信全国大部分民众，对究竟是毛泽东掌权还是刘少奇掌权，都颇觉得无所谓，无特别要求。但对除那一小摄极左分子以外的广大共产党党员来说，刘少奇的被打倒，无疑令他们觉得羞愧。
刺骨的朔风又呼啸而临了，隆冬的寒夜，令牢窗的铁栅栏上，凝结起一层熠熠放光的水汽。这时，一支工农宣传队，进驻第一看守所，来协助军管会领导文化革命了。但他们与解放军接管这里时不一样，广播喇叭没有公开宣布。然而在我们放风时，我见到监狱各处，目之所及，都是五颜六色的彩色纸，上面写着欢迎他们进驻的口号标语。"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一个马克恩主义的口号被广为引作欢呼工农宣传队进驻每个组织之用--显得最为夺目。
几星期后，又有犯人被召去提审了。我满怀希望地盼等着。一天，当那已听熟了的插上牢门门闩的咣啷声又照常那样晌过一次后，我就要求看守，准许我写信给工宣队。本来我估计她会拒绝费的要求的，但出我意料之外，她给了我一张纸、一支笔还有一瓶墨水。我写了一封措词十分有礼的信，要求他们调查我的案子。并在上面抄录了毛泽东语录。当时，这是一种表示书写者正确的政治立场的例行常规。报刊上每篇文章首端，也都是这样的。我把信交给看守，等待他们来对我继续提审。
一天，我又开始大量出血。我的内裤金沾满了血。当我在洗涤裤子时，一个女看守来到窥孔处。
她打开小窗问我："怎么啦？你裤子上怎么满是血？？""我来月经了。""怎么这么多血，这正常吗？"她打开牢门走进来。马桶里全是满沾着血的手纸，我本准备用洗裤子的污水冲掉它们的。
"你为何不报告！"她站了一会，就关上门走了。
过后她带来了那位最早的青年医师，似乎她又重返这里工作了。问过了我的年龄后，她就说："这可能是更年期的关系，但也有可能生有异物。你需要作妇科检查，但现在这里没有妇科，先给你打一支止血针。"注射后效果很好，但我担心会生上肿瘤之类东西，而且有可能是恶性的。我再没有比此刻更迫切想离开看守所。
这是一九六九年一月最寒冷的一天。离一九六六年对我的第一次提审，已有两年多了。我的处境开始有了变更。
与往常一样，我坐在床沿上阅读毛泽东著作。这时牢门打开了，进来两个在劳改服刑的女青年，后面跟着那个曾搜查我囚室的军队女看守。她没有进来，只是两手撑着肥胖的臀部，立定在门口虎视眈眈地监察着。另一个看守只是跟着她屁股打转。那两个在服刑的女青年，把我原先搁在另外两张叠在一起的床铺上的东西都搬到地上，那里我原是当桌子用的。然后又把上面的床铺搬下来，置在窗口。
"把你的东西拎起来，是否还想等你的老佣人来帮你拎？"那军队女看守讥诮地冲着我吼着。
待我把东西放回那张空床铺时，那些劳改女犯搬着一床铺盖和面盆等进来了，后面跟着个三十来岁的女犯人。她聋拉着脑袋慢吞吞地移着步子，这是监狱里规定犯人所持的态度。她手里还捧着一些零星衣物。
那些女犯出去后，看守就把门关上了。
我被隔绝了这么久，我渴求着与人交往作伴，正如沙漠上的迷途者渴求水源一样。那新来者的出现给我第一个反应就是，我顿时感到精神一振，并准备作出欢迎的反应。但我即刻意识到，极左派向来热衷于声东击西，因而提醒自己不要光看表面现象，这样一想，就重新坐回原处，低头看自己的书，一边在心里思忖着这一突发的情况。因为强制执行军管后，文化革命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看守所的工作量有所松懈，很少再有大批犯人被投送进来。我估计，看守所里的犯人人数只有在减少。因湖在室内活动时，我已听出，楼上囚室里的脚步声也已显然减少了。而在这个时节，却要将一个犯人塞进我的囚室，看来并不是意味着因为犯人太拥挤了。因此，我必得耐心等待，以期真相大白。
那位新来者一边整理着自己的东西，一边却不时偷偷地看看我，好像希望能与我的目光相触。
"你来这儿有多久了？这里还可以吗？他们打人吗？"她终于压低嗓门说着走过来，在我身边坐下。
她所说的令我困惑不解。她不像个吃得饱饱的过得好好的新入狱的囚犯。看她的脸色白里透灰，说明已被囚禁了相当长的时间了。由于缺少蛋白质，她的头发疏少稀薄，且枯焦得像稻草似的。她的衣服，披在与我一样的让饥饿给掏空了的躯体上。一双黯淡无神的眼睛中，偶尔迸出一丝奸诈和惧怕。
"我们不可以互相交谈，这是不允许的。"我跟她说着，便向门上窥孔张望了一下，蓦地，孔后一只黑眼睛忽闪过去了。我顿生疑团：为什么那看守明知她坐在我身边而不开窗责骂她？
晚饭时，她狼吞虎咽地吃完了自己的那份山芋，看到我只从中拣了几片放入自己杯中慢慢地咀嚼着，就一把夺过饭盒，把剩下的山芋都倒入自己碗内，一边吃一边自言自语地咕哝着；"我们不可以浪费粮食。"我没阻拦她将我剩下的那份也拿去吃。这个细节证明，她最初表示自己为刚入狱的，根本是在骗人。她正饿得发慌呢。
假若我对监狱内幕十分稔熟的话，其实即刻就可以识破她演的把戏。但只是在好几年后，我才了解，按公安局规定，是不可以在一个囚室里关两个犯人的。集体囚室中，至少得关三个人。因为监狱当局认为，三个人谋反较之两个人，要难一点。
我继续坐在床沿上，冷眼等着看她下一步的表演。可是她除了揩油用我的手纸和肥皂外，就再也不试图与我搭讪了。
次日早晨，听过新闻广播之后，她又坐过来了。
"我恨死这个可怕的文化大革命了。你恨吗？可恶的红卫兵抄了我的家，你家被抄了吗？"我常从扩音机里听说，许多人就是为了批评文化大革命及红卫兵的革命行动而被判长期囚禁，所以我知道这种言语，是十分严重的罪行。她这样随便暴露自己的观点，是不正常的，除非看守授意她如此，以作为诱饵引我与她产生共鸣。因此我只是回答道："不要发牢骚，你为什么坐在这里讲个没完，而不去学习"毛选"呢？要是给看守发现了我们在互相交谈，她们会惩罚韵们的。"我往囚室四下打量一番，发现她根本没有"毛选"。自文化革命以来，"毛选"已成为每个中国人必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与他的衬衫裤子一样的重要随身物品。而且，它也成为一种必要的防身护品。因为有无毛泽东著作，已成了测试每个人政治可靠与否的试金石。
另外，记得我刚来看守所的那个晚上，看守就让我念读监规，其中一条就提到，每个犯人必须学习毛泽东著作。她怎么可能在送入狱中时，会不带上"毛选"呢？
"你的'毛选'呢？你进看守所时，难道没有人叫你带上？他们怎么可以这样大意呢？"我将情况解释给她听，她的脸一下涨红了。我愿意把书借给她，她却推开不受。
"我才不愿看他的书呢。我恨他，他毁了我的家。我认为，国民觉比共产党要好多了。你说呢？"出于本能，我的眼睛往门上的窥孔里扫了一下，那边没人在监视我们。颂扬国民党，是个多么严重的罪行。我已十分肯定，她是受军队看守之命而如此这般行动的。可能那个看守是个左派分子，她迫不及待地欲加罪于我。我说："你不许胡说乱道，我会汇报的。"但她并没觉察到我已有所提防了，还是一门心思地怂恿我讲反动话。
"一九四九年之前你难道不在上海？国民党不是好多了？"她坚持往下说。
"我真的对一九四九年之前上海的情况不了解，那时我在外国。"我说。
"呵！你多福气呵？在外国！我最恨现在的上海！我们没有自由。你恨共产党吗？"她又试探着我。
"我是基督徒，一个基督徒，只能爱人，不能恨人。我们甚至还应该爱我们的仇人。"我跟她说。
我发现她十分不理解我，为什么说还要爱我的仇人。只见她自负地一笑，然后似乎为了争得我的信任，突然冒出一句："我也是个基督徒。""那太好了，我们一起来背诵主祷文吧。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们以你的名为圣……"但她没有跟我一起往下背，却显出一副不知所措的狼狈样。
"你不是基督徒，不用假冒基督徒。"我说，"不过这也没关系，我来教你念主祷文。"她摇摇头，却也没有钻这个空子去汇报我散布宗教迷信。
我想她的文化修养尚没有达到这种水平足以辨别，我教她念主祷文，对这些极左分子来讲，与汇报我有反党言论是有同等价值的，都会使他们感到兴趣。文化大革命初期，对信徒的处罚是十分严厉的。红卫兵的第一项行动，几乎全是捣毁庙宇和教堂，惩罚僧尼和神职人员。
下午，还是那个军人女看守，打开牢门叫着我的同囚室人号码，吆喝着："出来提审！"我焦灼地等着，在她们所设的陷阱没有得逞之后，还会使些什么伎俩。两小时后，她回来了，不住地擦抹着眼睛，好像是哭过了。看到有人掉眼泪，总会让我感到十分不安。我还很同情她，因为我没上她的钩而让她受难了。不过我没有安慰她。我不愿提供她再度耍诡计的机会以诱我无意中讲错话。我估量她会再来试探我的。可是出乎我意料之外，她似再没兴趣来与我交谈。
次日整整一天，她只是一声不吭，只顾双眼怔怔瞪着窗口发呆，但有那么一两次，在她以为我是在潜心读书之际，偷偷地觊觎我一下。
下午她又被叫去受审了，回来时她又哭了。如此持续了三天，第四天她去了就没回来。当那厨房里的女人送晚饭来时，她只发了我那份山芋。我向她再要一份留给我的同室，那女人只是摇摇头。但我还是替她在茶缸里留了些山芋。
广播喇叭又开始号叫了。两个看守相继来到我的小窗洞前，以检查我是否在收听广播。话筒里又公布了一批下午判决的犯人名单。其中有一个宣布为死刑，"立即执行"。那号码与我同住的那个女人的号码一样。喇叭里称她为帝国主义和目民党的特务，在群众中"隐藏了几年"，但在文革中被红卫兵及造反派揭发出来。说他们给她提供机会坦白交代，争取从宽处理。但她不肯交代，妄图蒙混过关。现在，她的下场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将她"砸得稀巴烂"。
开始我的心陡地沉了一下；因为每次宣布死刑总是很可怖的。可是在不经心抬头之际，我瞥见窥孔后，还有一只眼睛在窥审着我。倏地，一个念头在我心中忽闪而过：那女人既非特务，也根本没人指控她为特务，假如我现在表现出紧张或恐惧之情，那些家伙就会当真以为我犯罪了。我泰然地望着牢门，随便、自然地倚靠在被铺上，表现出一副正在集中思想收听的神情。
扩音机关上后，那看守打开小窗把我叫过去。
"你听到宣布的死刑吗？"她问我。
"听到了。""你是怎么想的？""因为她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特务，她罪有应得。"我信口说着。
"你得把你自己联系起来好好考虑一下。"那看守向我推出。
"我看没必要联系，她是个真正的特务。可我不是。我等待政府给我澄清甄别。"我回答。
"你一点不老实。"她说。
"恰恰相反，还有什么比相信人民政府更老实？"我反驳着。
她将小窗关上，但仍在窥孔里张望着。我拎起一本"毛选"，身子也不挪动一下，就静静地看我自己的书了。
睡觉时间快到了，那军人女看守打开了牢门，一个劳改的女青年进来，把那同室囚犯的东西收拾好，再重新将那张床叠起来，然后拿着东西就走了。这说明那个女人还活着。那样的隆冬之夜，如果她不想被冻僵的话，一定需要棉被，所以她们必得替她取回去。
我想看守一定很信得过她，所以才分配给她这个任务来引我上钩，她肯定属于那种懦弱无能的人。她们一定应诺她，如果能在我这里抓到些什么错误言论，就可以对她作出一些宽大处理。但她失败了。因此他们只得改变手法，佯称将她判了死荆，以此再对我恐吓威胁。
劳改女青年离开后，那军人女看守就进来了。
"站起来！"她在离我约一尺之地立定，对我大吼一声。
我刚站起来，她就抽了我一个耳光，痛得我眼泪都要出来了，但我竭力不让它们掉下来。我只是两眼漠视着前方站立着，只当什么事也没发生。这更激怒了她，又是一个耳光，还用皮靴猛踢我的大腿。"给我站着不许动，你不会有好下场的！你很聪明，是吗？帝国主义者把你训练得很能干，是吗？但你是逃不掉的，无产阶级要消灭你。站那儿！"她把门一摔，上了锁，噔瞪地踏着步子走掉了。
夜班看守上班了，按常例，一一检查了各间囚房，待轮蓟我这间时；问："怎么还站这里？""我被罚了。""哪个？日班的看守？""不，是另一个。
"别胡思乱想了，快睡吧。"看来，她好像不了解情况，可能她对绐我设圈套之举并不知晓，那或许只是看守所里那些激进分子所想出来的。
"我永远也弄不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我自言着。但我很高兴，总算不用站上一夜了。
我的脚踝上给踢了一脚。因为那里棉裤遮盖不到，因此伤口比较严重，皮给踢破了，伤口突突地直作疼。我脚上的羊毛袜不太干净，另外仅有的一双还晾着未干，我担心伤口会感染。"怎么办呢？"我问自己。我根本无法在这一无所有的牢房里，找到可以用以处理疮口的代用品。忽地，我的目光触到了那支牙膏。我想牙膏有点消毒的作用，因此，我就在伤口上涂上厚厚的一层牙膏，再在上面覆盖着一方从旧衬衫上撕下来的布，用仅剩的一块手帕将伤口扎好。
整整一晚，那阵阵作痛的脚脖子，折磨得我无法安睡，我好几次从梦中惊觉，不是梦见自己成了个无法行走的跛子，便是在梦中又受那个女看守的踢打。
饥寒交迫的煎熬，无望的等待，对自由的渴求，还有对女儿魂牵魄系的思念，以及来自那女看守不堪的侮辱，如此种种，令我悲愤不已。但待次日早上起身时，我已不再感到郁郁寡欢，而只觉得体内积压着什么几乎就要炸裂了。目前，对我来说，那些讲文明的美德，如仁慈、宽容乃至一点点的幽默，都成为我渴求不到的一种奢侈了。那些极左分子煞费心计地在耍诡计，以置我予死地，但我不能束手待毙，我也要想方设法拿出我的对策。
虽因睡眠不足而觉得有点疲乏，但我的思路还是清醒敏锐的。脚脖子肿胀得疼痛难熬，我还是不停地在囚室里来回踱步，按捺不住地想再次向这批极左分子挑起一场交锋。那些家伙在我的身上，我的友人及其他受害者的身上所干下的那些伤天害理的事，令我越想越觉不平。我就是要报复！
忽地牢门开启了，似是上帝此时来临，满足我的渴求，赐给我一个交锋的机会。"出来受审！"一男看守大声喝叫着。
我拿起语录本转身就走，一跛一瘸地跟着走得飞快。
喇叭里正在播放《人民日报》社论，解释着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在我跟着看守穿过楼面时，一路上，都是播音员那敬畏虔诚的嗓音，在诵颂毛泽东的言语："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毛泽东的威严的权力，就像一条严严实实地紧裹着中华大地的毯子，铺天盖地，一处不漏。我暗暗提醒自己要谨慎小心，万万不可流露出任何会被认为是反毛反党及反政府的言论，否则，便会被打成"反革命分子"这样，这些极左分子就会在我身上捞到稻草了。我给自己定下一个策略，就是坚持批评主办我案子的干部，没有按毛泽东的政策办事，而这些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必要时，我可以说些违心之言，即使我不赞成毛泽东，但也要表示出我是支持他的，就像其他中国人一样，为了求得生存，天天都是这样装着假。我再告诫自己，仅仅与他们对抗还不行，一定要智斗巧斗才行。
提审室所在的大楼入口处，挡着一幅蓝色的棉布门帘。那些看守不再是无精打采地倚靠在门口小房间的椅子上，而是肃然挺立着，随时待命。解放军们在走道里巡逻着，几个穿蓝制服的人，在敞着门的提审室里出出进进。看来，这里还刚刚上班，我是第一个被提审的。想到昨夜发生的一切，我预料到这次交锋，凶多吉少。因为那批家伙的阴谋落空了，他们恼羞成怒了。我再次告诫自己既要机灵又要有胆量，无论如何，我要他们自己来暴露自己，暴露得越多，就越容易拆穿他们的西洋镜。因为这其中还有许多问题令我百思不得其解。
看守打开其中一个房门吼道："进去！"那审问室四壁已经过粉刷，显得光亮干净一点了。窗户两端挂着两幅横幅，用白漆写着两句口号："无产阶级专政万岁！""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墙上还有一幅毛泽东像。
一溜五个男人正对着门坐着，其中一个穿着军装，我想估量一下他的级别。自一九六三年林彪取消军衔后，全体解放军都穿上了一式一样的宽大军服，恢复了游击战争时期的传统，因此，很准在这间阴森森的审问室里，估出这位圆脸青年军人的级别。但他军服上有四只口袋，这说明他是个军官。因为一般的士兵，上装只有二个口袋。他们之中年纪最大的一个，满脸皱纹，双手粗硬，看着是个打工的。我肯定那个军官是代表军管会的，那大年纪的工人和其他几个，是代表工宣队的，还有一个，可能是接管市公安局的造反派代表。
我一一打量着他们五位，这五位都是一九四九年革命成功后的受惠者，他们对毛泽东和共产党的态度绝对与我们不同。但其中也只有那位老工人，是确实吃过旧社会的苦，其他几个根本对旧社会缺乏印象。因此我作好思想准备，他们会将我这个反动政府官员的妻子和富家之女当敌人看待。自一九四九年以来，中国实行了闭关自守，与西方国家完全隔绝。这些人只是从国家的宣传中来认识西方各国，而那只不过是对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的无休无止的批判，其中包括在朝鲜战争及最近的越南战争中对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大肆攻击。要拆除我与他们之间的这种由成见和愚昧无知建起的铁墙，是一十分艰难之举。我几乎有点绝望了。但假如我想争得自由并澄清我的不白之冤，我必须尽力试一试。
进去之后，我沾在犯人专座边，手里拿着语录本等着他们指令以念读语录。岂知那审问员将手一挥，指指墙上的毛泽东像，"向伟大领袖毛主席鞠躬请罪。"他说。
请罪？这是个搅乱他们进程的机会。"我没有罪，我不能请罪。"我理直气壮地说。
"什么？你狗胆包天，竟敢拒绝向伟大领袖毛主席鞠躬！好大的胆！每个中国人早晚都要向伟大领袖像鞠躬，你敢不执行？"那位审问员色严声厉地大喝一声，不觉站了起来。其他人则以吃惊而不以为然的目光盯住我。那天早晨，我第一次感到．浑身舒畅痛快不已。
"你误会了。我只是说我没有犯罪，因此我不能为没做过的事请罪。我没有说不向毛主席像鞠躬。我当然要向他鞠躬、行礼。"我心平气和地说。因为此时，我全身已觉轻松多了。
"那现在就鞠躬。你还在等什么？"那审问员又对我喝道，一边重新坐下。
我向画像鞠了躬，我的抗争见效了，在以后几次审讯期间，再没有人提及要我请罪之说。每次当我进入审讯室时，帮审问员只是一声不吭地将手往画像一挥而已。
那位审问员所选的语录，与我过去读过的一样，是文革中最受欢迎的一节："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读完了这一段以后，他又要我读一段有关军队的语录："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在文革中，也常用这条语录以显示解放军的威力及国防部长林彪的权力。
我在犯入座上坐下。前面几英尺之远就是一张高桌，审问员就坐在后面。台子的嵌板漆成白色，清晰触目地写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毛泽东像两侧，也写了许多促使犯人交代的标语。
我听得身后的小窗被小心翼翼地打开了，只见那审问员越过我肩膀询问地一望，然后会意地点点头，便开始了。
"你写了几封信给工宣队要求谈话，现在，你准备好作全面交代了？""我要求工宣队对我的案子作全面核实，澄清对我的不公正控告。我知道工宣队代表毛主席，我希望你们能按毛主席的政策办事，分清有罪与无罪。我来这里已有两年了，把一个无辜的人在看守所里关押两年，这是吧是太长了？"我说。
"你确是来这里已有两年以上了，但你的态度毫无改善。你仍想蒙混过关。要知道，无产阶级造反派已取得了伟大胜利，现在的形势，与你第一次提审时已大不相同了。你难道没有听到中央关于刘少奇的决议吗？即便是刘少奇也无法在无产阶级造反派手中漏网，更何况你！""我没有任何隐瞒之处，我请你们摆出事实。"我说。
"我们会把你的事实公之于众的，就像对刘少奇一样，他是海外帝国主义、台湾国民党和中国资产阶级的代理人，是头号走资派，也是你们的总后台。你现在成该放明白点，所有企图破坏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阴谋，业已破产了。
"谁要破坏中国社会主义？我不知你在说些什么。"我说。
"你们这些属于资产阶级范畴的家伙，都是现行的或潜伏的帝国主义及国民党的代理人，刘少奇一伙则是混入党内的暗藏的代理人。"那审问员说。
他的争辩那般荒唐，对刘少奇的控诉又是那般可笑，令我听了都恶心。那些极左领导要求中国人民相信当时的中央委员会对刘少奇作出的决议，是对人民智慧的侮辱。为了刺激他们，我佯装不知趣地说；"我一直对刘少奇主席很尊敬，我不能分肯定他真有这些罪行。可能其中弄错了。大家都知道他曾不惜生命安危，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及资产阶级进行过斗争。"十分高兴我那番佯装愚昧迟钝的话语，当场起了颗炸弹的作用。他们开始暴跳如雷："你竟敢包庇共产党的叛徒，竟敢对抗中央决议！你竟敢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从造反派的立场来说，他这样做是正确的。但奇怪的是，只有那个青年工人和解放军军官，似乎是真的动怒了，其他三人，只是好奇又感兴趣地看着我，显然他们并无动怒且也不对此加以反对。我想，他们是听到我在为刘少奇辩护而感到有点快意。同时，他们对像我这样一个反党犯人，竟会对刘少奇怀有这般深厚的感情而好生奇怪。
我发现即使极左分子的骨干，也有人仍对刘少奇心怀同情的。这引起我极大的兴趣。我决定将我们之间的对话拖延下去。"我不反对中央的决议，也不反对毛主席，谁敢这样做呢？我只是建议，打倒刘少奇主席的材料必须完全可靠。"我说。
"闭嘴！不准把'叛徒'呼为'主席'。"那青年工人激烈地大叫着。提审员和记录员只是两眼凝视着自己跟前的文件，而那位老工人，似对目前的场景颇为欣赏，在他嘴角闪现出一抹狡黠的微笑。
"你不可以把中央委员会揪出来的人称为'主席'。"那审问员说。
"那是因为我叫惯了，刘主席--"只见那审问员瞪眼盯着我，而那个青工已怒气冲冲地站起来，我就改口道："刘少奇。"我继续说下去："长期来他在中国人民眼中是位革命英雄，对党的各项工作都有着伟大贡献，包括对社会主义建设及对党员的培养，毛主席的著作里也曾几次表扬了刘少奇。现在一下子要转过弯来，把他想得很坏很坏真不容易。可能他只是犯了一次错误，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希望毛主席会原谅他，不管怎么说，这么多年来，他们都是好朋友呀！""别做梦了，毛主席永远不会原谅他！"那青年工人说。
"现在国外可要嘲笑我们了。怎么几十年来，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这么一位重要人物，忽然被发现竟是一个叛徒。人家都不会相信他竟会瞒过所有的领导人包括伟大英明的领袖毛主席本人。这真是不可思议了，这样不是也让毛主席很失面子了？"我问他们。
"我们才不管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他们会怎么说，他们反正是不会讲我们好话的。中国的内政与他们无关。"那青年工人越讲越来劲，"包庇刘少奇就是犯罪行动，他是反革命！因此你也是反革命！"'"我知道我不是反革命，我拥护人民政府和共产党，我最最尊敬伟大领袖毛主席了。我要求你们彻底澄清我既没反党反政府之行动，也没有这类言论。"我坚定又冷静地说。
"你想威胁我们，以达到蒙混过关的目的？别在这里耍花招了。你是什么人？可以向政府提出质问？即便你从未犯过罪，你也是个吸取劳动人民血汗的可耻剥削者。反正我们已掌握了确实的证据，证明你是帝国主义的特务。"那位审问员说着，一边擂着桌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