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忿恨不已，竟然也冲上去对着倒们擂桌子。他们都猛地楞住了，"嗖"地一下全站了起来。
那位军人从枪袋里拔出了手枪，将枪口对着我大喊着："你知道你在干什么？"我站定在房间正中面对着他说："要是你有确实的证据证明我是有罪的，你可以立即枪毙我。"我们两人就这样面对面地相持不下，这时，其他人都呆若木鸡般地在一边看着，谁也没开腔。
"镇静一点，早就听说你是个患有癫痫狂的神经质女人，控制一下自己，回到你位置上去，假若你再挪开那椅子一步，我就用铁链把你绑起来。"那提审员把手一挥，令我回到自己座上去，那个解放军也把枪收回了，但两眼还是虎视眈眈地盯着我。
在这场混乱中，唯一保持沉着冷静的，就是那个老工人。
他近乎同情地打量一下我，可能他也开始相信，我真的是无辜的。
我回到座上坐下，那审问员开始严正地训话了：
"包庇中央决议公布的打倒者，是严重的政治错误，凭这点就可以判你几年刑。但我们考虑到你没有机会全面了解文化大革命的进展，因此思想跟不上形势，所以饶了你这一次。
"我们伟大舵手毛主席领导下的革命造反派，有决心把社会上隐藏的敌人揭发出来，不论他们地位有多高，伪装得多么巧妙，你必须看清这一点，你要丢掉一切幻想，要知道你是混不过去的。"那审问员说。
"我对形势很了解。我认为对真正的敌人，确实应该加以惩罚。但你们不能把根本没有反政府的无辜者错认为敌人。我要求你们全面彻底地调查我的案情，假如你确有证据表示我不老实，真的犯下了反政府反党的罪行，你们可以判我死刑。但假如你们发现我是无罪的，那么政府必须向我道歉，并且应在报上刊登道歉启事，公之于众。"我正色说道。
"道歉启事？"那年青工人一脸讪笑嘲弄之情说，"你以为你是谁？别把你自己看得太重要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虽然我不是当官的，但我是一个中国公民。""你又在重提修正主义的论点了，怪不得你要保刘少奇，他确是你的后台老板。人类不可能平等，自人类划分成互相敌对的两个阶级，得胜的阶级就得将他们的意志强加于被征服的阶级。只要存在阶级，便不会有真正的平等。"那审问员说。
"你的意思是，你根本不愿顾及法律，就会惩办一个无辜的人，仅仅是因为那人是资产阶级？""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假如有必要，就得这样。资产阶级是我们的敌人，但我们希望对大部分的资产阶级分子实行改造，使他们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而那些拒绝改造还要反对我们的，当然就要叫他们灭亡。不管怎么，无产阶级制定的法律，就是为本阶级利益服务的。""既然如此，那很简单。因为你们已把我列为资产阶级的一分子，我又年老体弱，无力再以劳动来自食其力。那么，你为何不干脆枪毙我以一劳永逸呢？还花什么时间来审问？""我们要你交代，是因为你的问题还涉及到其他一些人。你个人不足为奇，我们才不管你是死还是活呢。"那审问员冷漠无情地说。
还牵涉刘其他人？他们是指谁昵？我感到更加迷惘不解了。
"涉及到一些人？你是指亚细亚上海办事处那些旧职员吗？""当然不是。他们算什么？和你一样微不足道。我们要了解的，是那些指使你和其他像你一般的家伙，为了帝国主义的利益来暗中破坏我们国家安全的幕后策划者。""你们这是指谁？刘少奇？我保证我从未见过他。""刘少奇是其中之一，但现在他已不起作用了，不过还有其他人依然在打着红旗反红旗！他们尚未被揭发出来，是他们制定的政策，让你们的阴谋得逞，为帝国主义利益来从事反对我们国家的活动。"真不可思议！原来他们对我进行迫害，对亚细亚指控，却不是因为排外主义，或执行阶级报复。情况比我想象的要复杂得多。看来他们的对象，是制订准许外国公司在中国营业的政策的共产党领导干部。假如他们把我和其他类似我的人，给打成外国间谍，那么他们就可断言，准许外国公司在中国经营业务，就是为外国代理人进行间谍活动提供据点和温床。不管怎样解释，我已成了共产党内部势不两立的政策交战中一个人质了。在我与他们抗争辩解时，我是在维护共产党内部某些我既不认识他们，他们也根本对我毫无所知的高级干部。这种微妙的状况不禁令我啼笑皆非。这就好比是一幅印象派画像，只有知晓其中奥妙的人才会悟出。
那审问员打断了我的思索。"现在你回忆一下，在一九四九年共产党解放上海之前，在怎么样的情况下，国民党命令你丈夫留在上海的？他们是否唆使他潜伏在人民政府内部，从而伺机破坏？""我丈夫之所以留在上海，是因为他希望人民政府能把久经战火折腾的中国，从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中摆脱出来，为中国人民建立一个富强的新中国。我和丈夫都是唯心主义者，对阶级斗争也毫不理解。毛主席的文章在上海，只是在地下党中传阅。有些文件，我们在大学任教的教授朋友，也曾给我们阅过，其中似从没提到过阶级斗争，毛主席只提出过要组织统一战线，联合所有爱国的中国人。"我向他们解释着。
"那个时期这种政策是正确的，目的是团结资产阶级从而暗中摧毁国民党统治。待国民觉彻底失败后，自然那样的政策就不适用了。不管在怎样情况下，我们总要先团结次要的敌人以集中精力打击主要的敌人。当主要敌人被打倒之后，那次要敌人便被上升为新的主要敌人。所以斗争是长期存在的。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我无言以答。我从前没有能看到这点，是我自己的过失。过了一会，那审问员问："你丈夫计划留在上海的打算，有没有和他人商量过？可能他曾经和外国人商量过？""没有，那完全是他自己的主张。一九四九年初，我和女儿在香港，我丈夫要我们回上海。我回来后，他告诉我他已决定留下了。好像他是受民主党派中一个大学时期的老同学影响。你们都知道，民主党派成员都拥护共产党，都紧密团结在共产党周围。他们协助共产党在知识分子及国民党政界中宣传民主思想。我知道当时之所以有许多知识分子决定留在中国，是因为受民主党派中一些主要人士的影响颇深。"我说。
"民主党派是美帝国主义者的工具，他们的头目妄想在中国建立议会制度，与共产党分割统治权，他们是痴心梦想。没有军队，政治家会有什么作为？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中，众多民主党派领导都沦为右派，他们罪有应得。""一九四九年，他们曾为共产党做了不少工作。"我提醒那审问员。民主党派一些领导人的命运，正是极左分子"有事有人，无事无人"的干部政策的一个典型，让人听了不寒而栗。
"情况是在不断变化的。"那审问员又开始宣扬辩证唯物主义了。
"我明白这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我飞快地打断了他，免得再听那番陈词滥调。
"我们的结论是，国民党命令你丈夫留在上海，从而让一个帝国主义分子在人民政府的外交部潜伏下来。""在解放军进入上海后，章汉夫，后来调往北京任外交部副部长，他接替了我丈夫在上海的职务。当他将去北京上任副部长的新职务时，他曾邀我丈夫同去北京外交部工作。我丈夫拒绝了章汉夫的邀请。假如我丈夫有心想潜入外交部，那为什么在一九五零年却拒绝去北京呢？"我问他们。
这时，我回忆起有少数国民党外交官去北京外交部工作。后来，原国民党驻缅甸的大使以反革命罪锑铛入狱，其他各人均在历届政治运动中难逃厄运。我想真亏得丈夫拒绝了章汉夫的邀请。
"章汉夫是刘少奇反党集团的成员。解放前他被国民党逮捕了，出卖了共产党的机密，现在他已被捕了。"他所披露的消息令我吓了一跳，因为我知道，章汉夫是周总理的下属。
"但他邀请我丈夫去人民政府外交部工作之时，他是外交部副部长。我丈夫没有接受，也是有案可查的。若我丈夫真的想潜入外交部，他会拒绝去北京吗？"我提出的问题显而易见，十分符合逻辑，因此那审问员一时语塞了。我趁此又讲了几句，干脆将这个问题彻底了结掉。
"事实上留在上海不去台湾，是我丈夫对共产党怀有好感的表现。他是国民党官员，但他没有服从命令，因此应该，由台湾国民党来抄他的家，把我们投入监狱。但现在他们已没有权利这样做了，倒是你们，却代替他们这样做了。如此看来，到底是谁在为国民党效劳？"造反派被谴责为替国民党效劳，这可是个了不得的侮蔑，眼见那审问员脸色泛白，太阳穴的青筋都鼓起来了，他尽力压抑着那股往上冒的怒气，可那位军人却跳了起来，又摆出一列拔枪的架势。
"住嘴！"他大吼着。
唯独那位老工人却和气地说："你可以摆出你的观点。毛主席说过：'摆事实，讲道理'，我们准许你申辩，但你不可以诽谤造反派，说他们为国民党服务。"那位审问员看看时间，低声与周围的人交换了下意见，然后转向我说；"现在你先回牢房去，下午再继续审问。"我是空着肚子被召来受审的，因此这时已是饥肠辘辘，周身无力。在我起身站起来时，只觉得一阵昏眩，房子都在打转，眼前一片漆黑。我只好用手扶着椅子背，两条腿就像筛糠一样直打哆嗦。我担心我已不能昂首稳步地走回囚室了。但我不能让他们觉察到误以为我是神经太紧张之故。所以我指了下肿胀的脚脖子说："我要向昨晚踢我的看守提出抗议！""胡说！看守是不允许踢打犯人的。""但那看守肯定踢过我了。"我一跛一趔地跟着那男看守出了审问室，一边嘟哝着。
我已讥饿难挨，又担心着会错过那一天仅有的一顿米饭。
因为晚上那顿山芋，常常令我吃了不消化。待我回到囚室时，那值班的女看守告诉我，我的那份米饭已给我包裹在毯子里保暖了。她还说如果我需要的话，她还可以给我一些热开水。
虽说我一直认定她是最和气的一个看守，但我还是为她那富有人情味的关怀而觉得受宠若惊。一盒白饭和青菜给包在一块毛巾里，再塞在毯子里，还有点微温。过后那看守又拿来了热水瓶，就着小窗斟给我一杯开水。我在床沿边坐下，一边吃饭一边回忆分析着上午的一系列情况。
看来他们五人中，那审问员的文化水平最高，也最机敏。只消看他那副自以为是的腔调，就可推知，他是个共产党的老干部，但他是否真正的左派人物，我倒也无法确定。但身为审问员，无疑就必定是为左派所重用的。那老工人不会是真正的左派。可能他只是代表工宣队的。因为他是个工龄较长的产业工人，选他这种人当工宣队代表，不过只是装装门面而已。那做记录的青年，则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我看他仅是把记录员当个职业而已；因为当我在为刘少奇辩护时，他一点没表示出丝毫怒气。唯有那个青年工人和解放军，才是真正的"左派"。他们的外表和举止，都是典型的极左时代的青年。他们出身于贫苦的家庭，经过长期的政治熏陶，已失却了自己全部独立思考的能力。
而女监值班看守的举止最令我生奇。我拚命回忆，究竟早上做了些什么而令她对我产生如此的好感？我一边咀嚼着又生又硬的菜皮，一边苦苦地思索着这令我颇感困惑乏事。我想我所做的唯一较为突出的事，就是为可怜的刘少奇讲了一些话。她如此厚谢我，是否因为我讲出了她自己--一个监狱看守不可以讲的--心里话？
回顾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传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共产党人也不例外。当一位共产党领导失却他的尊严时，那些长期为他工作的人，不管他们的关系怎么疏远，也会觉得不体面的。自从市公安局被极左分子彻底砸烂之后，在第一看守所中，肯定存在一批人，因着他们的命运与刘少奇的路线联系在一起，从而对他产生同情。假如因为维护刘少奇而能在监狱里得到较好的待遇，以及一种出于人道的关心，那倒是很值得这样做的。如是可以争得一个较好的机会来保持我自己肉体的生存，这对我来说，是眼前的头等大事。但当我出于种正义感的冲动，为刘少奇辩护时，并没有想到会这样的。
下午，我又被召去审问室。那审问员向毛泽东画像挥挥手，我就对它鞠了个躬。然后他选了一段毛泽东的语录令我读."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这时，审问员从抽屉里拿出一大叠文件浏览着，另外两个人仔细察看着我的脸部表情。那审问员每掀过一页，就频频摇头对我表示不满，好像从文件中觅到一些令他吃惊的信息。我就知道他在装腔作势，故弄玄虚。他假装阅看的那些文件，或许就是我已听熟了的那套老皇历而已。所以我采取一种无所谓态度，静候他再开腔。
这样过了一会，他搁下文件，说："你们公司其他职员的觉悟都比你高，他们知道怎样做才对自己有利。他们已全面交代了问题。"他指指那堆文件。
"既然你们已得到了所需的材料，为何还硬要我作虚无其事的交代呢？""你们各人都需讲清自己的问题。""你要我讲，我就只能讲事实。亚细亚是个贸易公司，它与政治无关。亚细亚留在上海营业，是要和中国进行贸易。总而言之，它之所以留在上海，是因为得到人民政府批准的。我与丈夫都持有与我们有联系的北京负责干部的盖章文件，以证明人民政府要求亚细亚在上海设立分公司。""这正是事实。党内走资派需要一个外国特务组织来掩护他们自己。这是很清楚的。"审问员这么说。
"我劝你讲话要慎重点。亚细亚留在上海，是经过国务院批准的。"我只是差点没有点出，准许亚细亚留在上海的决定，是周恩来总理批准的。而审问员肯定是已觉察到这一点了。我真想知道，周总理是否是极左派要打倒的领导人之一？但只要周总理仍担任国务院总理，估计他们岂不敢公开攻击他。
"亚细亚是个跨国公司。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它是资本主义企业发展的最高形式。它剥削了许多国家的工人。这种公司在政治上是最反共也是最反动的。全国解放后，决不能容忍他们留在上海。"审问员说。
"我不同意你的说法。当美国对中国实施禁运政策时，让英国石油公司留在上海，是非常明智的做法。它瓦解了敌国阵营，还有什么比这样做更聪明？我从毛主席著作里学习到，他提倡在敌人阵营中制造瓦解和分裂的战略方针来进行阶级斗争。"我说。
那青年工人插嘴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要自力更生，我们不需要外国公司的援助。""伟大领袖毛主席说过：'我们不反对外援，但主要依靠自力吏生。'他并没有反对友好的援助。""你不能把与亚细亚进行贸易说成是友好援助。"审问员说。
"几年来亚细亚从未和台湾有过贸易往来，也没在那边设立办事处，还有什么比这样更友好的呢？""你口才倒不错。你先是为刘少奇翻案，现在又为反动国际贸易组织辩护，即使你没其他罪行，根据你今天在这审问室里的表现，就足以给你判刑了。"那审问员说。
"我所讲的都是事实。你们所说的，全是凭臆断和想象的诬告。你们是代表人民政府和共产党的英明的造反派，而我不过是个日落西山的老太婆而已。"我那番话又令那审问员火冒三丈，他重又拍了下桌子："别把你自己的生辰八字忘了，这是无产阶级专政机关的审问室！""起来！站起来！给我站着。你污蔑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对你严加惩罚。"那青年工人也气势汹汹地帮着腔。
我站了起来。
"交代你丈夫参加英国特务组织的经过。"那审问员说。
"你这么说，我就无法回答你了。""你很谨慎，是吗？帝国主义把你训练得很能干，是吗？你还顽抗。"那审问员说。
那位老工人说："你先回答审问员提出的问题。有关英国特务组织的问题，我们现在暂且不提。""完全正确！经过调查研究才可以下结论嘛。这也是毛主席教导我们的，他说过：'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我对他们说。
那审问员又拍着桌子大吼着："轮得上你来教训我们？你太嚣张了，你忘了你是个犯人，而我们是代表人民政府的。""希望人民政府的代表讲道理，遵守法律，把我的问题调查清楚。"我说。
"这正是我们要着手做的，但你不交代。""我不能做不负责任的假交代。我不相信一个不符事实的交代会对政府和他人有价值，它只会增添混乱。我没做过任何违法的事，我要讲事实真相。假若我说谎隐瞒什么，你们可以对我严加惩办。你们假如同意的话，可以给我一张纸，我情愿签字为证。"我说。那记录员和审问员商量了几句后，就递给我一张纸。我走到写字台前写道："我是一个爱国的中国人，也是个守法的公民。我从未做过反对人民政府的事。假如政府查出我曾试图向全国任何人窃取秘密情报，我愿承担死刑。假如调查结果，证明我的确无罪，那么人民政府必须给我彻底澄清事实，登报声明，向我道歉，恢复名誉。"我签好名，写上当天日期，然后交给审问员。他自己看了一下，再传给其他人看。那老工人拿出老花眼镜擦了擦，戴上后也看了看那纸条，一边点头表示同意，然后他指了指那张犯人的专座，对匏说："坐下！坐下来！"那青年工人和军人，却拒看我的保证书。那个青工冷言说道："你就像个玩'沙蟹'的家伙那样，摆出一副虚张声势的吓人架势。"审问员把我的保证书交给记录员，由他放入文件夹里。
"你丈夫是怎样当上亚细亚上海办事处的总经理的？"审问员问。
"亚细亚在二次大战后制定的一项政策，就是必须在开设分公司的所茌国，聘任一位当地国籍的总经理。"我告诉他们。
"是否他们认为．，像你丈夫那样的中国人，比英国总经理容易获得更多的情报？"他问。
"我丈夫当总经理比英国经理适合的唯一优点，就是他识中文。当他和中国政府进出口公司的代表进行谈判时，不需要用翻译。"我告诉他说。
"你丈夫曾几次往返香港，你们俩还在一九五六年到过英国及欧洲。"那审问员说，"我们对你俩去欧洲很重视，因为我们了解，你们在英国特务组织总部接受过任务。""你这是胡说。我们去伦敦，是去与亚细亚总公司联系业务，然后我们去了荷兰首都海牙的分公司，因为亚细亚公司总公司的分部就设在那里。我丈夫和那里的董事讨论了有关在中国开展业务的计划。北京进出口公司和化工公司，都迫切要求他去那里联系，他们要向亚细亚公司定购许多货。中英贸易前景似很有希望，许多英国专家被聘来中国帮助进行研究工作。但我们回来不久，反右就开始了，后来又是大跃进，于是一切都搁起来了。北京领导太忙，无暇再对这一切事作出决策。已启程来中国亚细亚公司的专家，不得不中途打回票。于是我们无法再进一步开展工作了。"我告诉他们。
"你是怎样弄到护照的？谁批准你去欧洲？一般说来，以私人身份是不准出国的。"那审问员说。
"我丈夫是向上海外事处申请护照的。我们能批准，可能是因为政府认为他的出访对中国有利。"我说。
我记得当北京进出口公司邀请我丈夫去讨论有关向亚细亚公司购买灭虫剂及化肥时，我曾伴他一起去北京。那时节正逢毛泽东意欲大幅度提高粮食产量，以证明一九五五年成立的农业合作化的初级形式农业合作社的优越性。在我们回上海的前一天，当我丈夫最后再去进出口公司联系时，那位与我们进行了一星期顺利谈判的负责人告诉我丈夫，说我们的护照已批下来了，我们可向上海外事处联系。然后，他又很慎重地对我们说："你们的护照是总理亲自批准的。"一般情况下一个党员干部对我丈夫这样一个党外人士谈话时，总是把涉及范围缩小到最低限度，越简单越好。我们想这次他所以要特别点明我们的访问是周总理亲自批准的，是鼓励我丈夫尽力向伦敦亚细亚公司争得北京进出口公司所需要的全部物资。
那审问员曾经强调我们去伦敦，是"访问"英国特务组织总部，并去接受任务的。假如事实真是如此，而我也被迫作了交代的话，那么周总理亲自为，我们签批护照这一事实，就是说得轻一点的话，也等于支持了特务活动。极左派难道在怀疑周总理？我看完全不可能，也是不合情理的。但对刘少奇的批判，不也是同样不可理解不合情理的吗？那审问员曾说过，他要我交代，是因为其他人也与本案有关，他还讲过，有"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其他领导人。他是否将周总理也包括在内了？我只能猜测，但我想我永远也得不出答案。但我却是未曾想到，林彪和毛泽东的妻子江青，竟要排挤周恩来。每个中国人都知悉，江青痛恨周恩来，林彪可能认为，周总理是实现他自己野心的障碍。
审问员的声音，又把我的思路扯回到审问室。他在对我说："你们出访英国，对中国政府没有起啥积极的作用。""我丈夫在北京听接见他的领导讲，要是他能向亚细亚购得中国所需要的物资，就是为中国服务了。他们还说与外国通商对中国是有利的。"我说。
"那是党内走资派制定的策略，是违反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的。"审问员说。
"你们不能要求我们党外人士什么都能知晓。对我个人和我丈夫来说，人民政府和代表人民政府的干部，都是应当信任和服从的。"豹说。
"把你访问英国及其他欧洲国家所进行的一系列活动如实交代出来，并交代你所泄漏出去的情报。""我丈夫走访了英国及海牙的亚细亚公司，见了几位董事及其他一些与远东地区有业务来往的人员。他也参观了工厂等一些装置设备。我们还与几个老朋友见了面。""你们有无拜访过任何英国官员？""有的。我们有些老朋友是外交官。""他们有无向你问及中国的情况？"那审问员问。
"一九五六、五七年反右之前，中国形势是很好的。拐们都高兴地告诉他们，经过连年的战争，共产党第一次制止了通货膨胀。第一个五年计划已胜利完成，人民都能安居乐业，局势和平稳定，这些他们也都知道。""或许你还讲了一些他们还不了解的事情，你必须作全面交代。"那审问员说。
"我们可以告诉他们些什么呢？是否你们先调查一下我们在上海所交往的一些朋友，及接触的是哪一类人，那么你们就会了解到，我们没有一个可以向我们泄露重要情报的朋友。因为我们根本无法潜入市府办公室窃取文件，因此唯一的途径只能来自朋友。而我们又根本没有一个朋友是掌握有这类情报的，我们怎么有可能向这些英国朋友泄露任何重要情报呢？我们有这个条件吗？""什么是重要的情报，什么是不重要的，一这由不得你来裁走，这应由我们来判定。你要写一份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五七年去英国访问的整个经过情况，把你所见过的外国人姓名都写下来，并详细交代与他们交谈的内容，我们从中会看出你有否向他们泄露了什么重要资料。
"这我做不到，而且也没什么作用。我怎么可能还记得十年前说过的每一句话呢？再者我又没跟着丈夫一起去公司商洽业务，也没陪他去工厂参观过产油装置。我怎能告诉你说了些什么？你又凭什么来核实我所写的东西？你们不可能将我解到英国去审讯的。因此现在还是先调查一下我与国内的中国人之间的关系，看看我们是否有在中国窃取任何秘密情报的可能性。我可以向你们保证，在我们所熟悉的这些人之中，没有一个人有可能提供我们可以称为'情报'的东西。""究竟是你办案还是我办案？"审问员怒气冲冲地说。
我十分清楚，那审问员就是盼着我一时失言。因为有时明明是正常的申辩，如经过断章取义。就可以被他们捞到稻草，大做文章。而世上有些事，又往往模棱两可，很难说清的。所以我只好说："当然你是审问员。正像你刚才说的，你是代表政府，我总是听你的命令。但你所说的那个法子，只是浪费时间而已。""只要能揪出帝国主义特务，我们是不怕浪费时间的。我们相信一切在中国营业的外国公司，都有双重任务。他们经商是为了赚钱，因为金钱是资本家的上帝。但他们也为自己的政府收集情报。
"资本主义国家从未放弃颠覆中国的企图。因为中国是个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现在强大了，他们没有办法以军事手段来摧毁我们，因此只能寄希望从内部来瓦解我们。你们这班在他们的大学里受教育或在他们公司里工作的家伙，都是他们潜伏在我们内部的同盟军。英国是第一个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国家，它现在还占着我们的香港。他承认中国，但仍与美国结盟反对中国进入联合国。美国是公开支持国民党；而英国则耍两面派，是更危险的敌人，因为这样容易蒙蔽人们。"那审问员说。
"你太偏执了。"我说。
"我看你还是不要为英帝国主义辩护了，这样会对你更不利。"那审问员说。
显而易见，与他进行有关国际关系的辩论是白费口舌。我缄默着，等着他还要说些什么。
"在你写交代以前，首先得端正对刘少奇的态度。你要清楚，走资派已被打倒，他们永世不得翻身，我们还要把那些深藏的走资派挖出来。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政策是所向无敌，战无不胜的。因此你唯一的出路就是坦白交代，站到无产阶级造反派这边来。要是你还想倒退到文化革命前的生活，与国外密切交往，再受走资派包庇，那你就大大地错啦。"那审问员说。
我对当天的审问很满意，因为我有了讲话的机会，也澄清了几个观点。因此我决定乘此机会借着他开头几句话，发挥一下，进一步为刘少奇辩护，以证实在看守所里，除了那批极左派分子外，还有倾向刘少奇一派的人。
我又扮出一副不识时务的愚钝样子说："老实讲，我仍想不通为啥刘少奇所做的是不对的？毛主席为什么又要惩罚他？在'毛选'里，毛主席几次表扬了刘少奇，这我在学习'毛选'时统计过的。我希望毛主席能原谅刘少奇，你们说，这不是对我们国家和共产党更有利吗？另外，难道不正是刘主席首次创造了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并敦促共产党员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这就表示他是忠于毛主席的。""不准称叛徒为主席！""不准为刘少奇翻案！"他们都吆喝着。
待他们安静下来后，我说："假如刘少奇确有其罪，我自然没这个胆量为他翻案。但我怀疑中央的决议所依据的材料是否可靠确切。要知道，有些人很容易受胁迫写假交代的。依我看，这种事随时都会发生。"我禁不住挖苦着他们，这不过是我对他们的一点小小报复而已。我这话是击中他们的要害了，这从他们显出的惊惶之态就可以知道。看上去，他们巴不得封住我的嘴巴。由此看出，我敢断定，他们也觉察，至少是怀疑那些所谓的刘少奇的罪证，真有可能是极左派编造出来的。
（一九七六年毛泽东去世后，江青立刻就被捕了，中央正式发了文件向中国人民公布，江青及国防部长林彪确实曾经组织了一个专案小组，专门编造刘少奇的罪证，那文件中提及江青与林彪的亲信们，还围攻了刘少奇的一些朋友和共事者，对他们进行迫害，施加压力，威逼他们提供有关刘少奇婚罪证。这些黑爪牙为了能向江青林彪表功，竟对这些受围攻者进行逼、供，信，对他们上刑，还把他们受刑时的惨叫声录了音，播放给江青和林彪听。）"闭嘴！闭嘴！你疯了？"那审问员惊恐万分地高声喝叫着，似乎对我出口的一些耿直之言猝不及防。他接着又说："刘少奇有罪，你也一样有罪！
"我可青定我没有罪。对刘少奇主席，我也觉得他没有罪。"我说。
"闭嘴！闭嘴！闭上你的嘴！不准你再开口。"那审问员命令我。
这时，只听得身后"啪"一响，那是身后关小窗户的声响，这次不再像以往那般轻手轻脚，不易觉察了。看来，那位监听者对审问已经厌倦了，他猛力关上小窗是表示他也动怒了。那审间员急忙起立走出去。
待他再进来时，没有回到自己座上，只是交给我一卷稿纸。
"回去把你访问英国及欧洲其他国家的经过一一写下，把所接触过的一些人及你们之间谈话内容都写下，作个全面彻底的交代。"一个看守已等在门口了，我跟着他出去了。
在我不在囚室时，热开水已给我留好了，跟上午的米饭一样，也给裹在被里暖着。这种体贴和周到真是非常难得的。我想，这是否因为我为刘少奇辩解了？还是那些激进分子，想以此作诱饵来感化我，以达到他们的意图？我一边坐在床沿上喝着开水，一边飞快地转念思索着。在一般情况下，一杯热开水是不足为奇的，但在这滴水成冰的囚室里，这一杯热开水，就显得特别可口。忽地，门上的小窗打开了，那个年轻医生在外面问："过来！你的脚踝怎样了？"他问。
真稀罕！因为我从没听说过，犯人未提出而医生却主动来关心的。我常听到一些犯人要经过几次苦求才能得到医生的诊疗。那看守也站在外面。我告诉医生，脚脖上有个伤口，看样子发炎了。那看守打开房门让医生进来了。化检查了我的肿胀发炎的脚踝，说：
"骨头没有伤着，只是有点感染而已。我给你一些纱布绷带和药膏。"后来，那看守给我一管金霉素药膏和一卷绷带，这真令我有受宠若惊之感。不及我回过神，晚餐又送来了米饭和青菜，而不是平素的蒸山芋。待我把碗筷还给厨房送饭女人时，她轻声对我说："医生通知让给你送米饭的。"入夜之时，我再把一天的经过及审问室种种细节反反复复思索了几次，感到很得意。我猜那审问员可能是个党员干部，而不是上次那种职业政法干部。就各种迹象来看，他也并非属那种蛮不讲理之众，至少他还能听完我的申辩，而且全部作了记录。虽然我深知，极左分子会利用他们的权力，施尽诡计追我交代并不存在的问题，但令我感到有望的是，至少那些尚不属花岗岩头脑的积极分子会及时悟出我是无罪的。临睡前，我体会到一种好久未曾有过的安宁。然而白天一整天紧张的受审和争辩，令我虚弱的体质不能负担。当晚，又是一次大出血，我从未有过这么厉害的大出血，一下子，我身边所有的手纸和毛巾都用完了，到处都沾上了血迹，连水泥地上都沾上了。我急得连声呼唤看守，她很快就把医生请来，医生给我打了一针，然后叫我仰卧在一块塑料布上。天亮后，一辆救护车载着我，又开往监狱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