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辆老式的救护车，一路上呜叫着飞速地行驶着，很快就进入市区。我躺在搁在车厢地上的担架里，看守坐在一只折叠椅上养神，车厢里倒比较干净。我紧闭着双眼，一来因为不愿看到那近在咫尺的看守的脸，二来也希望能静静地思索一些问题。
盼望已久的审讯刚刚开始，正进入关键性时刻，却来了这么一次大出血，我觉得很扫兴。我怀疑自己是否得癌症？我开始想到死亡，但也不觉得恐惧。因为既然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必然也无法避免死亡。不管怎样，出于一个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我相信，我个人的死亡，只是整个无尽的生命运动中一个休止符号。我的孩子，孩子的孩子，世世代代，子子孙孙，会连绵不止地生息下去，就像一条潺潺而流的小溪永无尽头。这一来我又想到女儿了，只觉得一阵尖利的穿心疼，我放心不下她。她现在怎么过呢？文化革命结束后，她的前途又会怎样呢？
救护车猛地煞住了。远远地，传来扩音机的声响："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当我被从救护车里抬出来时，看到一群剃了光头的犯人，扛着泥铲煤锹，挑着大箩筐，肩上用绳子挂着毛泽东语录牌，在一个看守带领下穿过医院，好像是到监狱后面去"深挖洞"的。毛泽东的指示必须雷厉风行，立即执行。他们一个个憔悻不堪，瘦骨嶙峋的，我都无法想象，他们哪来的气力还可以做这样的重活呢？只见他们一个个惨然沮丧，耷拉着头，蹒蹒跚跚地移着步子。蓦地我意识到：或许我自己，根本也就是这么一副模样了；一个失却人权，无法掌握自己命运的可怜虫。我扭转头，不忍再看见他们这种惨不入目的样子。我想到，亏得我的囚室里没有镜子，以至我还自以为自己还像从前那样，充满那种自尊自重的气概，从而陶醉在一种虚假的幻境之中。
我被送进一间挤满了床铺的外科病房，两床之间仅只有几英寸阔的空隙。我的床位就靠在门口，一股冷风混杂着血腥气，尿臭及消毒水味，还有腌臜的人体味拂过。我边上一张床上，一个半昏迷状态的女人在不住呻吟着，显然，她刚从手术室里出来。我很惊讶，他们怎么把我和动手术的病人住在一室，难道监狱医院里的医生，要给我开刀吗？想到这里我十分恐慌。因为在心胸狭窄的极左分子掌权的社会里，对政治犯的医疗待遇，肯定是绝对低劣的。
尽管几天来，对我只施行针刺麻醉，出血倒已经控制住了。因为卧床休息，还有伙食的改善，我的体力也有所恢复了。晚餐时，供应一只黄黄的小香蕉。我自己也弄不懂，怎么会对那么一只烂香蕉持如此大的兴趣？我津津有味地品尝着它。
出血停止后，那位在一九六七年给我诊疗过肺炎的女医师，来查病房了。她把我带到一个小办公室里，告诉我她曾设法主张送我去市立医院进行妇科检查，但那时上海的医院，都受红卫兵及造反派控制，．不准给阶级敌人治疗。
"你看我得的是什么病？"我问她。
"可能生了什么瘤之类，但也可能什么也没生，只是绝经朔的反应。""会不会是恶性？""没有经过切片检查，就很难说了。"她说。
"我倒不怕死，"我说，"但在我的问题尚未澄清之前，我一定不能死。我不能把我的问题不明不白地悬在那儿，从而影响着我女儿一生，这会毁了她的终身幸福的。此外，我还想再跟她见见面，我很挂念她……"说到这里，我哽咽了，再包说不下去了。
她把手轻轻拊在我手臂上，以示同情："我会向第一看守所汇报，让他们给你增加营养。""医生，请告诉我，怎样可以延长我的生命？"我问她。
"把给你吃的东西全部吞下去，即便是难以入口的，也多少总归有点营养。另外，要放宽心，乐观一点。"我悲恸欲绝，却欲哭无泪，倒是那位医师，含泪轻轻对我说："愿上帝保佑你！"一星期后，我又被押回第一看守所。每天供应我两顿大米饭。上午那餐除米饭外，还有青菜和一块肉或鱼，那块猪肉通常是肥肉，有时在肉皮上，还沾着许多毛没被拔净。鱼，从来就没有新鲜过。但我牢记着那位医师的忠告，把什么都吞下肚去。看守所里的青年医师，开具证明，准许我用自己的钱买一点维生素。那男看守拿了我的存折，给我买来了鱼肝油丸及复合b。维生素c对治疗牙龈出血有特效，但那时上海各处各地都根本无货可买。
对我在看守所里待遇的改善，各个看守反应不同。那个极左军人看守，对领导批给我购买维生素和增加营养，表现非常不满。一有机会，便威胁我，或用粗暴蛮横的态度来对待我。
有时趁我跨出囚室去放风或受审时，冷不防从后面搡我一把，让我绊倒在地上。或狠扭我的双臂，踢我的大腿。当我要求购买维生素时，总是不允而且还要训斥我："你是想把维生素当饭吃？""你把这里当疗养院了？"而那些属于温和派的看守，则遵循医生嘱咐，每当我的维生素吃光后，就二话不说，再让我去买。但每次只能限购一、二瓶。少数看守，或许属刘少奇保守派的，他们值勤的话，每次都给我买上好几瓶。偶尔有那么一二次，竟给我买了几袋葡萄糖，他们迅速地将那一大堆东西往我囚室里一塞，不让其他看守看见。
在我从监狱医院回来的当天，那位值勤看守就给我一张纸，一支笔和一瓶墨水。她说："继续写你的交代，审问员等着呢。"我拿过那叠纸，它和一九六六年要我写自传的纸不一样。上次的纸是空白的，这次，在第一页上印着毛泽东语录。在印有"最高指示"的标题下，是一只红线划成的方框，里面印着："只准他们老老实实，不准他们乱说乱动"。下端一般为犯人签字的地方，印着"罪犯签名"字样。
我首先就对"罪犯"两字很恼火，决心就不在它后面签字。我想了一下后，决定要巧设妙计来趁机反击这些极左派。
在毛泽东的语录下，我也划了个方框子，写上一段毛的语录。那段语录不是摘自语录本里，而是从毛泽东著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都矛盾的问题》中选出来的。那节语录为："哪里有反革命，我们必定进行镇压；我们做得不对，就立即改正。"然后我写了伴丈夫一九五六年去欧洲的经过，把访问各国期间能回忆起来的一切活动，以及所接触过的人的姓名都详细写上。在写到谈话内容时，尽量写些不涉及政治的内容。待快写完时，我突然想到，我们在英国时，世界上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件是一九五六年的匈牙利事件和苏伊士运河战争。对于前者我很难作评论，但对后者我没有什么顾虑。因此我就将这段事，作为我与朋友之间谈话的内容，因为这件事与中国及共产主义是风马牛不相干的。然后在印有"罪犯签名"的下面，加上"一个无辜者"几个字，然后签上自己名字。
我把写好的材料交给看守。当天下午，我又被召去受审了。
除了那个解放军外，还是那原班人马，个个紧蹙着双眉。他们这种神态早在我决定与他们争辩我是无罪之时，我就已有所准备了。不及审问员挥手，我便向着毛泽东的画像鞠了躬。这次审问员选择的语录为："反对帝国主义及其一切代表地主及国民党反动派利益的走狗。我们必须对他们实行全面的专政，只许他们老老实实，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审问员面前搁着我的交代。我坐定后，他拍了一下桌子瞪着我看，随后又拍了一下桌子大声对我训斥着："你看你做了些什么？"他指指那份交代，"你以为我们在和你做游戏吗？"我缄默不语。
"你的态度不够端正。"那老师傅说。
"如果你不端正态度，别想离开这里。"那青年工人说。
不及我开口，那审问员就把我写的那份交代往地上一甩，天女散花般飞了一地，然后"霍"一下站了起来，说："回牢房去重新写！"门口一个看守喝叫着："出来！"我随着他回到囚室里。他给的那卷纸和上次一样，第一页上印着语录，用线划了个方框，下面也印着"罪犯签名"。因为我已着手把这里作为反击的缺口，我就得坚持斗到底。因此我毫不犹疑地将上次那段语录再抄了一遍，同样在自己的签名前加上"一个无辜者"。我的记性很好，所写的内容和上次基本相同。第三天我就把它交给了看守，之后，我立即又被召去受审。那审问员还是把我写的那份材料往地上一扔，还是散得个满天飞，又要我重写。
如是又重复了一次，那审问员对我说："你疯了吧？我们要把你送到精神病院去，和疯子铐在一起。""我没有疯。假如你们认为我写的有什么不妥，你们可以指出，我愿意改正。""你为何在印好的语录下面，再写上一段语录？又为什么要在签名前写上这样一个称呼？"那审问员问。
"我只是要使我写的东西能真实反应事实。"我说，"我要提醒你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曾说过，我们要善于改正错误。我希望你们能执行毛主席的指示，改正对我案子的错误处理。至于在签名前加上这么一个称呼，我认为是很恰当的，因为我没有犯罪。假如你们一定要称我为'罪犯'，那么，我就是一个没有犯罪的罪犯。""你不老实交代罪行，还要费尽心思诡辩。"那审问者说，但已经不再咆哮了。
"我从没犯过任何罪行，你一定要这样说，那你必须用证据核实。""当然我们要核实。但我们要给你杌会交代，唯有这样你才可得到从宽处理。""我不是已经重复多次，我没有犯罪？我不是已经写了字据，证明一旦查出我真犯了罪，你们可以枪毙我？""别耍无赖！你也不用焦急，到了一定时候，我们会枪毙你的。"那青年工人对我叫嚣着。
"回牢房去，重写。"那审问员说。
那记录员又给我一卷纸，我跟着那看守回到囚室。
我打开那卷纸低头一看，发现第一页是张白纸，既没有印上语录，也没罪犯签名这一栏。我又写了一份情况报告。两天后交给值班的看守。
在那些没有和极左分子较量过的人看来，我与他们这种持久不息的抗争，或许会认为是无用又无谓的。但事实上这些人骨予里都是欺软怕硬的。假如我任他们随心凌辱我，他们就会得寸进尺，我在看守所的度日，将会更不呵设想。而且，我在审问室里所说的话，一字一语都录了音。我永远是个乐观主义者。我盼着有一天，会有一个公正的人来调查我的问题。那所有我说过的，可能都会协助他给我作出一个正确的结论。
又是几天过去了，我每天都在等着那审问员来提我去继续审问。但老不见人来提我。终于一天早晨，那个曾踢过我的军人看守走到我牢门口，把门敞开大声喝着："出来！"待我俯身去取语录本时，那女看守跟着走进来，冷不防将我狠狠一推，我没思想准备，几乎给她推倒在地。
"你去的地方不需要这个。"她一把将语录从我手里夺去，往床上一扔。然后把我双手反剪向背后，那男看守进来抱一副手铐锁在我手腕上。那女看守又把我推了一下，我打了个踉跄，待我刚站稳，她又是一下。
"快点，快点！"她喝叫着。
我随着那些看守走出女牢，穿过大院子，来到大门进口处。那审问员和青工，还有另一个男人，都等在二道铁门口。车道上停着一辆白色小轿车，车上的引擎还在嗡嗡作响。
"进去！坐中间。"那审问员说。
我上了车在中间坐下，因为我的手给铐在背后，我只好挺着身子坐着。当下第一个感觉就是，汽车的座位非常软，我已有好久没坐沙发了。
审问员和青工分别坐在我两侧。还有一个人和司机，坐在前边。车子缓缓启动后，即加快车速驶出监狱大门。
他们要把我带往哪呢？是否为避免再与我交锋而把我送入精神病院？我肯定他们不会把我送去枪毙。因为死刑，往往就在监狱附近方圆之内悄然执行的。而且假如他们把我杀掉，便无法从我这里弄到认罪书了。可能他们存心让我活着受折磨，我看，送我去精神病院极有可能。但在那里我很难再继续抗争了，精神病患者的号叫声会令人意气消沉的。然而，我很快就发觉，车并没有往郊外的精神病院行驶。透过轻轻飘动的小窗帘，我看到汽车正穿过市中心闹市区，向西郊方向驶去。那里行人稀少，车辆也不多。这些熟悉的街道，唤起我对旧日生活的回忆。我们驶过一个马路拐角，我的家就已经近在咫尺了。那是第一医学院，一九六六年夏天，当我第一次见识过文化革命那个批斗会的当天傍晚，就在这里遇见薇妮，从这扇大铁门里闪出来。这一切如今对我来说，已如隔世了。我不知薇妮现在怎么了？有无被送去五七干校？
车缓缓驶进我参加第一次批判大会的那所技校，我也是从那里，在一九六六年九月廿七日，被送入第一看守所的。如今，已是一九六九年三月上旬了，二年多来，我一直戴着反革命那顶根本不存在的罪名的帽子。
几个男人，聚立在慵倦的初春的阳光之下，其中一人过来开了车门，把我带到一个小房间去，后面的人则猛将我的头揿下，因此，我目之所及，只能是前面那人向前移动的两条腿，一进门，他们便让我一人呆在里面，把门一锁。
那是间布满尘埃的空房间，里面只孤零零地搁着一张木条凳。窗上糊满了纸，根本看不到窗外。四堵墙面从地板到屋顶，铺天盖地妁贴满了大字报，在屋角还有一大堆。墙上那些大字报不是最近的，有些根本已撕破了，有些乱七八糟地一张张重叠着。待后来他们打开房门唤我出去时，随着门外吹进一阵大风，哗啦啦地又刮下了好几张大字报。
我坐在木条凳上，粗粗浏览一下那些大字报，我发现，他们把两年半来的旧大字报一一展览出来，只是为了对我展开一种心理攻势。签名的都为亚细亚的旧职员，有些是一个人写，有些几个人联名写，内容大都为揭发亚细亚，揭发我已故的丈夫和我自己。所列的"罪行"颇多，多为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有些只是他们个人的臆断而已，我们的朋友和三个在我丈夫故后来沪接替他的英国经理，都被指控为与我有密切关联的"外国间谍"。好几张大字报里都点到斯谷特和奥斯汀的名字。那位我们公司聘用的白俄女秘书被揭为英国和苏联的双重间谍。我闭上眼睛，不愿再看见那些令人生厌的大字报。枯等了好一阵．我不知外面又是怎么回事，便倾耳听着，听得门外有脚步声，我就敲敲门。
"你要于什么？"-个男人的声音问。
"我能上厕所吗？"一个女人来开了门，把我带往后面一个院子里，经过一溜宿舍似的平房，里面挨挨挤挤地排着一列双层床。后来我才知道，自一九六六年开始，那里就是隔离亚细亚旧职员的地方。
他们在那边办学习班，作永无止境的交代，一边还要劳动。但此刻，里面却是空无一人。远处隐约传来有人在做报告的声响。我想这功夫，里边的人大约都给驱去开大会了。
从厕所出来，我没再被带回那间满是大字报的小房间，而给带往一九六六年斗争亚细亚的会计主任和我自己的那个会场里。这时，后面的人猛力往下揿我的头，另外两个女人分别抓着我的双臂把我往前推搡着，令手腕上的手铐勒得我好痛好痛。这种暴戾的行为，是某些中国女性为着突出革命化的表现。
他们把我像只麻袋一样，半推半扔地弄进了会场，因为我仍被揿压着头，所以无法四下环顾一下周围环境。待我被令坐在地上时，她们坐在我后面，还是使劲地揿压着我的头。
在我坐下之前，从眼角里瞄到，地上已坐了满满的人。这个做法，是侮辱人权的。照中国的传统，只有奴隶，服刑的罪犯，或俘虏，才是坐在地上。会场上此起彼落的口号，也就是那早已听熟的一套。整个会场气氛，就意味着要把我打倒在地，踩个粉身碎骨。然后一阵脚步声，有人踱到会场前面，口号声渐渐停止了，一个青年后生开始主持会议。
"就是她！"他声色俱厉地叫着，我想这时，他一定手指着我被揿压着的头。"我们今天把她带来了，把她的真面目置于光天化曰之下。我们要她明白，我们对她这张底牌是摸得一清二楚了。你们这些人，都参与帝国主义在中国破坏社会主义的阴谋。所以，你们不同程度上都是有罪的人，你们也曾经为在二十世纪初就侵略剥削中国的帝国主义服务。亚细亚公司是个特务组织，是专为帝国主义收集情报。但是各人犯罪的深浅，是依据你们在公司的职位及为帝国主义效劳的多少而有所不同。地位越高，罪行就越重。我们造反派是绝对公正的；假若你犯了百分之三十的罪，我们是不会判你百分之五十的。当然我们有量罪的标准，它是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来决定的。
"两年半以来，我们给你们集中办了学习班，改造思想，同时再参加劳动。你们中间有许多人都有了进步，提高了觉悟，不再抗拒改造，敢于站出来揭发敌人，那是值得表扬的。但还有一些人，犹豫不决，像挤牙膏一样，挤一点，就出来一点。挤得重，就出来得多一点，我们不挤，它就什么也没有。好吧，要是你们仍负隅顽抗的话，自然我们就耍施加压力挤得更紧，直至全部挤光。
"很快，我们就要允许你们中一些人回家。这对你们来说，是个好消息。但你们要记住，只有那些我认为可以批准的，才许可他们回家，其他的还要继续学习。什么时候你被准许回家，或者还要继续留在这里办班劳动，那就完全取决于你自身。"那人一味信口雌黄，扯着嗓门叫嚣着，看得出他是个没有文化的工人，只为着紧跟极左派而成为有些声望的造反派，这些家伙最拥护文化大革命。因为文化大革命给他们带来了梦想不到的个人飞黄腾达。他们把左派领导人如江青等奉为救世主，因为正是他们，将其从碌碌无能的平庸的现实生活中提拔出来。
扶他发言之中我明白了，坐在地上的一溜大都为公司过去的旧职员，现在正是鼓动他们起来揭发和批判我，以此来挽救他们自己。大家虽然都表示愿意这样做，但我知道一切早已事先安排好的。发言的一些人，都是经造反派物色并授意他们发言的内容的，发言稿会前都经造反派核准。即便在文革前，在中国，任何大会发言都得经过本单位组织核准。
那些我曾与之天天见面、共事有八年之久的老同事，一个个站起来开始了揭发批判，重复着在小房间的大字报里所写过的内容。他们神情沮丧，畏怯惶然，吞吞吐吐所揭示的，都是些荒谬透顶的捏造之事，所用的措词与他们本身是那么不相称。我知道他们内心是很感羞愧和痛苦。那些蛮横的造反派，把这些人逼迫得堕落到如此地步，真令我万分痛心。但我还是仔细地倾听着他们的揭发，为此可以从中测探一下那些极左派人物的真正企图和目的。
地板很硬，我的头还是被后边的人死死地揿压着，令我的头颈好生酸疼。我挪动了一下身子，曲起一条腿，以将我的头，可以倚靠在膝盖上。这样，我就能看见我左边一个穿着蓝色上装的人的一角。因为我并不想把头抬得太高，宁可低垂着头。因此后面的人，渐渐地把揿压着我头的手，缓缓松开了。
那些亚细亚旧职员的发言，越发显得捕风捉影，任何一个对国外世界略有知晓的人，都会觉得他们的发言荒谬透顶，令人无法置信，所有这一切总的来说，不过像是映出一场拙劣的、无头无尾的、无主题的间谍惊险片而已。
我听到那主持会议的青年，在唤我们公司过去的会计主任陶方发言。
我身边坐着的那个穿蓝布上装的人应声站立起来，不知何故，那些极左分子把我安排坐在他边上。
陶方用颤抖不已的声音说："大家都知道，我在文化革命一开始就被捕了，关在第二看守所。在那里，审问员和看守对我都很和气，他们帮助我通过学习来提高社会主义觉悟。我慢慢开始认识了自己的罪行及对社会主义和共产党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我衷心恳求争取宽大处理。正当这时，对我无比关心周到的造反派，又把我带回这里，让我的家属来探望我……"显然他很激动，哆哆嗦嗦的，竟有一阵说不出声。
"我的大儿子和媳妇，都是党员。我儿子受到政府培养，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我们全家都要感谢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恩情。每当我见到我妻子，儿子、女婿及我的小孙子时，我对自己罪行的悔恨，真是无法形容。"他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开始啜泣起来。
全场屏声敛气，寂然无声。淡漠的春日，从敞开的窗户投射而入，映照在我面前，我眼看着那抹光亮缓缓在地上移行着，不知这个无休无止的会要到什么时候才会宣告结束。我只觉得又累又饿，但我暗暗警告自己绝不能松懈警惕。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陶受命的发言，并不是作为一种触动我的典型，因为我没有孩子受到共产党的重点培养。
陶接着往下说，就像个筋疲力尽的人鼓起仅存的一点精力，颤声说："我妻子、儿子及媳妇找我谈过，造反派也找我谈过，代表党和毛主席的干部也找我谈过。他们启发我，除非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否则别无出路。我不能连累他们，我要彻底交代，与旧我决裂，我要回去与家人团聚。唯一的办法，就是作彻底的交代。"他略略停顿了一下，踌躇着，然后，兀地大声又坚决她说："我是帝国主义的特务，我由这女人的丈夫，已故的我们公司陈总经理，介绍加入英国特务组织。他死后，这女人便成了我的上级。文化革命一开始，她就警告我不要交代，并应诺要是我保守秘密，就给了我一大笔钱。"再对陶方表示否认或争辩都无济于事。但我必须制止这场闹剧再演下去了，猛地我仰头进出一阵狂笑。
人们猝不及防，整个会场煞时鸦雀无声。而后，几个人冲到我身边，后面那人又开始猛揿我的头，另一人则大声嘶叫着："笑什么！"又有人帮腔着："你胆敢笑！"会场后面起了一阵骚动，传来抑制着的窃笑声，不久前那种紧张肃穆的气氛，顿时彻底告吹了。
那主持会议的年轻人在一片骚乱中对我大声咆哮着："你为什么要笑？快回答！""假如有人在演滑稽戏，那么观众总归会笑的。这是一种自然反应。"我被低揿着头，对着地板回答着，但却是鼓足了嗓音，清晰无误地吐清每一个字，使会场中每个人，都能听得清楚。我要鼓励我们那些老职员不必惧怕那些"左"派人物。
"把她带出去！带出去！"那青年狂怒地暴跳着，随即又领着全场高呼打倒我的口号。
我被像只麻袋似地拖曳出会场，穿过先前走过的那个院子，然后被塞进一辆候着的汽车里。一-个女造反派，用手掩着我的嘴巴，不准我说话。我被强按在汽车后座上。他们的姿势显得很是尴尬：那女的高高坐在座位边上，那男的，则蹲在前后座．之间那狭长的空隙间。我却感到心情轻松，为破坏了他们精心策划的会场而觉得十分欣慰。我不知道，要是我安静地坐在那里听由着陶方的揭发，那接下去又会怎样？可能陶方会奉命要说服我，承认他所揭发的一派胡言。我想他们指定我坐在他边上，一定是有其道理的。。
真倒霉！当我回到囚室时，正碰上那个军人女看守当班。不必说，她自然不会替我留好那份米饭的。她也没替我的手铐开锁。一打开牢门，她就把我猛力一推，我踉跄着撞入囚室里，瘫跌在床上。不一会，只听到走廊里响过二阵脚步声，接着，上午押解我的那个男看守又来召我受审了。
那男看守步子迈得飞快，我都跟不上他。待我抵达审讯室时，已是气喘吁吁，心跳怦然。
这次共有八个人。小房间容纳不下，四个人就靠墙面对着毛泽东画像坐着，其他则围在审问员四周。
那审问员手臂朝毛泽东画像扬了扬，我鞠了躬，待直起腰时，身子几乎都站不稳了，只觉得天旋地转的，我忙闭上眼睛。
"站着别动！"谁在说，只觉得声音传自远远的地方。
"你自己解释，你为什么要笑！"又是一个远远飘来的声音。
我想开口说什么，却发不出声音。我可能是饿昏过去了。
反正待我睁开眼睛时，我发现自己坐在地上，一个女看守在一边扶着我。我腕上的手铐已除下了，左手的袖口卷起着，那个青年医生正把一个大针筒拔出来。然后他对审问员点点头就走了。那女看守将我一把拉起来，把我往犯人座上一推，然后她也走了。
我仍感到心悸得厉害，嘴唇焦灼，但感觉好多了。
"现在回答我的问题。你刚才亲眼看到了，其他人的觉悟比你高了，他们已站到无产阶级造反派的立场上来了。他们已作了彻底交代。你准备怎样呢？是否准备和他们一样认罪？"那审问员问。
那时我已觉得精力恢复了。那医生不知给找注射了什么？
只是葡萄糖还是其中还加上其他针剂？可能加上了一些兴奋剂了。此时此刻赞只觉得十分亢奋，甚或可以和人打架了。
不及我开口，有人插进来道："你笑什么？你为什么要笑？没有什么可笑的。被人揭为帝国主义特务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这就是那个上午在技校主持大会的那个青年的嗓音，我颇觉好奇地抬眼看着他。
出乎我意料之外，听他的语气及措词，他并不属我想象的那种青工，只见他身穿似陆军军官式样的上装，只是衣领上没有红领章，这说明他不是军人。他的裤子是深灰色的高级呢料，那种每米要售三十元左右的档次，相当予一个工人二十天的工资。他头上搽着发蜡，脚蹬一双擦拭得锂亮的黑皮鞋，左手衬衫袖口下端，露着一只金表。这是个年约二十五六岁，矜夸倨傲的青年。我猜不透他的身份，怎么在文化革命中还穿着得那么讲究，他的衣着完全可被指责为资产阶级化的装扮。他不怕被当作"敌人"？
几年后，我才知道，他的外型，代表了某些军队高干子弟的形象。他的军便上装，是暗示他与武装部队有关联，因此他执有某种法权。他们父亲的官位，又授于这些青年一种特权，令他们有别于其他造反派。他们将家庭背景，作为往上爬的捷径。
这些军队高级将领的子弟，成了中国的"后门人物"，可以与警方交涉押放罪犯的恶讼师。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处理任何问题，从分配房屋到调动工作，直到进出口贸易。因为他们能利用自己的私人圈子内的社交网满足此种要求，而不必经过政府有关部门的批准。即便是香港的商人，为了急于要与中国订立理想的商业合同，也首先得向这些时髦青年"进贡"。一般常见的是给他们安排合适的工作，以使他们可以自由往返香港，走私黄金、白银及出口中国文物，又把电视机、录音机及手表等再贩回中国。
"回答！回答！"那位衣冠楚楚的青年大声叫嚷着。我看看他，又掉眼看看审问员。但后者却只顾盯着自个眼前的文件，看得出那青年中途打断他的话语，令他很不高兴。
"我笑，是因为这事很滑稽。"我说。
"什么滑稽？"他问。
"整个会场。""你解释一下。""你看不出吗？陶方在说谎，而且说得很拙劣。但你们却信了他的谎言，还要让他回家去与家人团聚。那不是很滑稽吗？""陶方没有说谎。""没有？那么你意思就是，他果真是个特务了？如此看来，你们不把一个货真价实的特务判死刑或重刑，反倒把他放回家去，那不是更滑稽了？""别去管陶方，管管你自己吧？你想回家吗？""我当然想回家。我要求彻底平反。我要求政府在北京《人民日报》和上海《解放日报》上，刊登道歉启事。不过我不愿说假话，我要根据事实真相来陈述一切。"我细细打量着这个衣冠楚楚，里面却只是一包草的青年，他怎么竟然觉察不到，我纵声大笑只是要破坏他精心策划的会场而已。忽地他跳起来，紧张地嚷叫着："低头，低头！把头低下。我不允许一个阶级敌人，两眼像探照灯那样盯着我。"坐在他边上的男人，肯定是个走狗的角色。他很快站起来，踱到我身边，伸手猛按我的头部。
"我习惯在对人讲话时，一定要看着他。如果我这样让你不自在了，那对不起了。你要我背对着你坐吗？"因为犯人的座椅是固定在地上不能搬动的，因此我只好转过身体，面朝着墙上的毛泽东像。我从眼梢角里瞥到那审问员咬住嘴唇在暗暗好笑。
"现在回答我的问题，你是否英国特务？你愿交代吗？"那青年问。
"我不受任何人指使，我不是特务。我没什么可交代的。"我面对着墙上的毛泽东画像毫不含糊地说。
"你是个特务！"那青年怒冲冲地号叫着。
"我不是。"我摇摇头。
"我们有事实根据，证明你是特务。""那你把它摊出来。"我又转过脸去逼视着他。
"你听见你那老同事今天上午的揭发吗？""他们没有证据，仅是些被迫提出的指控。""你别着急，我们会给你具体的证据的。一点、二点、三点、四点……我们可以举出一长列你的所作所为。但待到那时，你再想要从宽处理，那可就太晚了。""假如真是一个特务，那就不能对之从宽处理。一个真正的特务，不管其交代与否，就是要枪毙。"我表态。
那审问员起身接着说；"现在回牢房去，把上午参加会议所听到的再回忆一下。它们并不全然是谎话，有些是十分严重的问题。这一切并没有什么可笑的。"说着他就出去了，看守再把我带回囚室。
在我回到女牢时，看到那厨房的女人围着白饭单，推着一辆堆得满满的饭盒的小车在送饭，饭盒里装着山芋。两个劳改女犯在一边帮着她。虢看见一片金黄色的山芋盒中，有两盒白米饭铺着青菜夹杂在其中，显然，还有一个囚犯也吃白米饭。
我刚刚回到囚房内，那份白米饭就从小窗洞里推进来。
我齿龈一直出血不止，因此吃饭前总先得嗽嗽口，否则吃进的东西总会有满罪血腥味。咀嚼对我，已是很感困难了。而所供的青菜，一般总是又老又硬，因此吃一顿饭，总要花掉我较长时间。因为还要还碗筷，所以我就在监狱小卖部里买了一只塑料小匙。我坐在床沿边，把米饭和青菜从饭盒里挖到杯子里，将饭盒和筷子洗干净后先还给厨房里的女人，然后开始用小匙，慢慢地享用我今天唯一的一顿米饭，细嚼缓咽着。我一边吃一边回忆着白天发生的一切。
我想虽然今天我接连挨打，还上了铐，但整整一天，我还是有收获的。我了解到过去公司旧职员的遭遇，也对自己的未来比较乐观。遗憾的是，他们中好多人都承受了不堪想象的压力；另外还有一些未见他们在大字报上签字的，也没有出来揭发我的同事，我不知道他们近况怎样？他们是否还活着？
就陶主任来说，他的表现实在太软弱了，不过我会原谅他的。他哽咽啜泣的声音还在我耳边回旋，这是一个受迫害的灵魂，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发出的呻吟。
天气转暖了，我也有好几天不再浑身痉孪哆嗦了。我在考虑，是否要把我那件羊毛衫洗净收藏起来。我得把我的冬衣保管好，因为这些东西在监狱小卖部是无货供应的。上帝知道，我还需在这个看守所里呆多久。我和这些极左分子的抗争，实质上是一场持久战。我不能死。我刚刚躺下，那值班看守来到小窗洞口，她轻轻打开小窗，低声说："你要洗个热水澡吗？"这是个多么出乎我意料之外又令我欣然接受的建议！在冬天，因囚室内用冷水洗澡太冷，犯人被准每月洗一次热水淋浴。我总是在计算着什么时候，又可洗个热水澡了。那天下午，在我受审回来时，整个傍晚，我都看到那些女看守川流不息地出入于浴室，现在看来，她们已全洗完了，所以那看守就让我去利用管道里剩下的热水洗个澡。
我从床上跳起来，抓起肥皂盒和毛巾，就跟着她去淋浴室。我就着热水笼头洗头洗身。奇怪的是，自那天我勇敢地为他们过去的领导人刘少奇辩护之后，有些看守的态度有了显著的变化。我洗完后，就轻轻溜入牢房，不久，那看守就把门锁上了。
第二天下雨了，既不是冬天那种刺骨寒碜的阴雨，也不是暑天里电光闪闪的雷雨，而是那种烟雾蒙蒙的涓涓细雨，它悄然无声地滋润着大地，唤醒了沉酣的绿原。它告诉人们，大地春回。我最喜欢一场春雨过后，大地散发出的那阵芬芳之气，它带来了新的希望，意味着潋滟芳馨的鲜花和萋萋幽幽的碧草。冬天向我道别了。稍为好转的伙食、维他命丸及看守态度的改善，令我感到处境在转危为安。我为自己能战胜迫害而存活下来而欣慰、乐观。对前景我已不像过去那般忧郁了。
这种舒畅的心理感受一直维持到第二天，当我又被召去审讯时，我精神抖擞地跟着看守走了。这次唯有那个青工与那衣冠楚楚昀青年坐在高台后面。
我进入审问室后，看守就把门关了。那青工向毛泽东画像挥挥手，我鞠了躬。他要我读下面这段语录："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你爱英国胜过中国吗？"他问。
"我是中国公民，自然更爱中国。"我回答。
"假如我们不涉及'公民'这个词，你还是更爱中国？""我血管里流的是中国人的血，当然我更爱中国。我一直是个爱国的中国人。""一九四零年你在美国？""是的，我在那里呆了几个月。""你在那里演讲过吗？""是的，我作了几个有关日军侵华的讲座。""我占有材料，证明你曾在那里做过颂扬英国战绩的报告，你是在纽约电台演播的。你燕京大学的朋友听到了你的演播，现在他们对此作了交代，并提供了我们这些材料。可能你还在其他地方作过这方面的演讲。在你回到重庆后，在国民党电台里也做过宣传。你声称英帝国主义为英雄，他们在没有取得最后胜利前绝不投降。是否是英国政府授意你为他们作宣传的？是否在一九四零年，你已被他们召募入伍了？回答！""我自英国搭乘英国客轮去纽约，众多旅客在电台节目中联谊会见。那些会见者问及我有关英国的问题，自然我就如实作答了。"我说。
"你为英国人作宣传。""二次大战时，中英是同盟国。""那不是在一九四零年。那时候，英国还协助日本人呢。你所做的一切说明，自一九四零年来，你已经是个英国：特务了。""胡说。我当时不过只是一个深为英国人抵抗希特勒企图征服整个欧洲的野心，而孤军作战，付出代价和毅力所感动的一个中国旅游者两已。""谁会相信你这一套。你那时就是一个英帝国主义宣传机构的应声虫，我们认为你爱英国要胜过中国。""你要这么想也就只能随你。但你必须要有证据来证实对我的控告是成立的。""会有证据的。我们会证实你并不爱国，不过只是借此来掩盖你的罪行。"他从桌子里拿出一只小小的深棕色的文件夹开始翻阅着，我只能看到文件夹的背部。我很纳闷，他这么聚精会神地到底在看什么。突然他一下子把文件夹转过来对着我，我看见里面夹着一张黑白照片。那是五十年代初，我和一位瑞士朋友，在上海法国夜总会跳舞时照的。当时法国夜总会尚未停止对外营业，有个失业的摄影师为夜总会的客人摄了许多镜头，以每张一元钱的价格出售，为了帮助这个失业者，我们都买下了这类照片。在红卫兵抄家时，他们大约也带走了我的影集。我那位瑞士朋友的舞艺很是高超，会跳好几种花色舞步，照片上，他正在教我跳一种新的舞步，我俩都在开怀大笑。
"你能说，这就叫爱国吗？"那青年神情严正地说着，好像我被人勾引在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丑事似的。
"跳舞和爱国主义之间有什么关系呢？"我真的有点糊涂了。
"你和一个外国人跳舞，而且你看上去，好像兴高采烈的，那就证实你并不爱国。""和外国人跳舞就是不爱国？"他这种攻击可真把我吓了一跳。不过我立刻镇静下来了，忖思着怎样与他争辩才能使我自己转为优势。我接下去说："我不知道，与外国人跳舞就是不爱国。但你是个英明的马克思主义者和造反派，我一定接受上级的批判。但是，即使你认为我是不爱国，我这个人还是有那么一点利用价值的。这对我来说，还是很荣幸的。""什么利用价值？"盯哎呀，'你刚才不是说了吗？和外国入跳舞是不爱国的。那么我与瑞士朋友一起跳舞，不就是在促使他这个瑞士人不爱国了吗？因为对他来说，我也是个外国人呀。假如我能用跳舞这种轻而易举的活动而令他人可以不爱国，那不是证明我还是很有利用价值的吗？假如行得通的话，你们只需把我送出去，和世界上与中国为'敌的外国人跳舞，令他们都不再爱国了，这样就可以不费一粒子弹，把他们全部解决掉，还有什么比这个办法更灵呢？"我按捺不住内心涌起的得意，激动得最后几个字都吞吐不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