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青年满脸铁青，只见他脸色一沉，指着审问室的门暴跳如雷："滚出去。我要把你枪毙了！"他恼羞成怒地步步向我逼来，我赶忙离开了审问室。但走廊里不见那要押我回囚室的看守，我只好在一边等着，一边极力克制着自己会笑出来。我想在这种不通人性的地方纵声大笑是不合适，也不慎重的。他们或许会真的以为我是疯了，从而堂而皇之，名正言顺地把我往精神病院一送。
然而，嘲讽任何富有权力的上级，总归是不合算的。到了次日，我算彻底明了这一点了。
我刚吃完上午那顿饭，就被召去审问室了。向毛泽东像鞠了躬后，还是那个青年，给我一本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翻到《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那是毛泽东于一九四八年十二月起草的一封信。当时国民党军队在长江北岸、国民党首都南京附近，被共产党军队包围了。那封信提示了国民党，他们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敦促国民党将领还是投降为好。
"大声读这封信。"那青年命令我。
我把那篇文章读了一遍，读完后，我想把书还给他。他却说："再读一遍，把每个字都印入你那不可救药的脑袋瓜里。"我又读了一遍。待我又一次读完后，他说："对里面所说的都领会了吗？你意识到你自身也已进入四面楚歌之境了吗？你已像国民党将领那般被包围了。没有任何人可以帮你忙，唯一的出路就是--投降。"我默然不作声。他双目火冒冒地盯了我一会，随后又大吼着："再读一遍！把这些话语都深深吸进你那花岗岩似的脑袋里。"那天我就在审问室里站了整整好几个钟头，一遍又一遍地读着那篇文章，直至我头晕目眩，嗓音暗哑，两脚浮肿。傍晚，我已精疲力尽，嗓音虚弱得几乎出不了声。读出的字句也是断断续续的。渐渐地，我已能把那篇文章全部背出来了，根本不需要看书本，只需闭上眼睛，慢慢念出来就是了。再后来我拿书的两只手都无力地垂了下来，但每当我停顿或歇息一下之时，那青年就会大喝着："你准备交代吗？"然后等着我回答。我不去睬他，他就又大声吆喝着："接下去读。"刚开始读时，那青年还死盯着我，后来，我发现他自己也厌腻了，把头靠在交叉着的手臂上，像是在打瞌睡。他仃两人轮班出去吃饭，而我，只得空着肚子站着一遍一遍地读。饥饿和疲惫令我眼目昏花，喉头干灼得声音都发不出。但每逢我一遍背罢，那青年便喝道："再读！"每日都折腾到天黑才准我回囚室，虽说我算不出确切的钟点，但我相信起码每天有七小时以上，我得反复不断地读毛泽东的这篇文章。那天没人为我留存饭食，打从早晨去审问室直到晚上回囚室，整整一天，只是靠着白水度日。为了取得一些营养，我只得大把大把地吞服鱼肝油和多种维他命丸。
这种折磨持续了三天。只是在第二日和第三日两天里，才准许我在下午晚餐前回囚室吃饭。女监狱的看守和那青年勾结好，延长了晚上上床前的那段室内活动时间。看守就守在我囚室外面，监视着我，是不是在那一小时活动时间内，不停地在房内兜圈子。待我上床后，夜班看守又几次来到我囚室门口，大声启关着那扇小窗，或用她的皮靴猛踢牢门来搅乱我的睡眠。半夜里虽然有好几次被她惊醒，但总的说来，我还是唾得很好。
如是连续折磨三天后，我虚弱得几近昏厥。我想那两个青年心里可是十分明白的，因为在第三天临近傍晚时，他们两人问了：
"你准备交代吗？"我张开嘴，却全身软绵无力，喉咙干裂得只能发出一些微弱的嗓音。
"说得清楚些，你准备交代吗？"那个衣冠楚楚的青年问。
我竭尽全身力气，挣扎着说："没有罪。""一定要枪毙你。"他狂怒地走出审问室，把门砰然关上。我坐在椅子上，等着看守来领我回囚室。
那青工紧蹙着双眉打量着我，忽地说；"你在转什么念头？你打算怎么样？"我默不作声，一个看守进来把我水出去了。
一连好几天过去了，没人再来召我去提审。我总是反复寻思着，有关提审时发生的一切，及我与那些提审者，包括那个农冠楚楚的青年交锋的结局。我一遍一遍地回忆着他们所问及和我所答的，琢磨着我能否处理得再好一些？是否还可采取其他手段？我从中得出一个结论，虽然有时，他们似乎想要了解一些发生过的事实真相，但归根结蒂，他们审讯我的最终目的，还只是企图定我的罪。他们的提问，不过是想从我这里挖得一些材料，从而用以作为整我之用。同时也是利用审讯的机会，以显示一番他们的威力来胁迫我投降。但他们又觉得，审讯似攻不破我，因此唯一的办法，就是通过肉体的虐待来对我沲加压力。事实上，我已无望再被提审了。
气候日趋和暖，我的健康状况，也略有好转。我分几次洗涤了我的羊毛衫和羊毛袜，将它们一一晾干，又把棉袄的领口和袖子刷清贮好，准备铁了心在看守所长年呆下去。我曾对自己说："只要活着不死，总有出去的一天的。"老子说过：物极必反。我一定要有所信、有所望。每天积极地做操，背诵诗词，我时常将"毛选"置在膝头，好像在潜心苦读，其实此时此刻，我脑海里却是充满了李白和杜甫的诗句。
一九六九年四月，我被捕二年半之后，久经盼望的共产党"九大"在北京开幕了。报上报道了林彪在大会上作政治工作报告，颂扬了文化大革命，还强调要把阶级斗争进行到底。在与会的一千五百个代表中，大部分都是他在海陆空各部的亲信。在新制定的党章中，公开指定，林彪为毛泽东的接班人。林彪和江青，又将二百七十九个同僚拉入新的中央委员会。许多老资格的著名的共产党领导干部，都被排挤掉，唯有少数如周恩来总理及外交部长陈毅，仍保有他们原来的职务。但从整体来说，那些老革命的权力已被大大削弱控制了。报上载出的照片上，毛泽东站在中间，左边是左派领导人林彪和江青，右边则是以总理为首的一些老干部。
在"九大"召开期间，每天报上是连篇累牍的报道，吹嘘着群众对"九大"的支持。在看守所里，犯人被迫从早到晚收听广播及新闻报道，其中包括一长列新委员的名单。这里，熟悉的名字都听不到了，陌生的名字却大批涌现。这反映出共产党领导内一套新班子已搭好了。在林彪做政治报告那天，所有犯人都被从睡梦中唤醒，命令起身穿好衣服收听广播。
有一天，当我正准备吃上午那碗饭时，牢门打开了，一个男看守喝叫着："出来！"我只作不听见，满口满口地往嘴里扒着饭粒，连咀嚼都顾不上。
"出来！"他又叫了，但没有闯进来。
我的筷子飞速地划动着，把饭粒扫进嘴里。为了面对新的挑战，我首先要装饱肚子。我怀疑他们老延长审讯时间，就是要让我吃不上饭。
"出来！"他第三次高声叫道，并走了进来，不声不响地把我装饭的杯子拿走放在一边，"你回来再吃好了。"他说。
我匆匆用另一个杯子往面盆里舀了一满杯水嗽了口，将残留在食道里的米粒冲下肚中。
"快点！怎么这样磨磨蹭蹭的。""请你出去一下，我要用一下厕所。
他不得不避开，让另一个女看守进来监视着我。我洗了手抹了把嘴，正要去拿那本毛泽东语录，那个较为和气的女看守对我摇摇头，低声说："不用带。"我就把它放回床上，跟着她走了出去。
那个军人看守从走廊里过来，气喘吁吁地嚷着："你在做什么！怎么这样慢？"我随她出了女监，来到院子里，还有一个男看守手里拿着副手铐在那边等我，那军人女看守把我手向后一扭，扣上手铐，然后将我猛力一推，令我趔趔趄趄地站不稳，待刚刚立定，又重新猛力把我一推，如此踉踉跄跄地来到看守所入口处。还是那同一辆白色小轿车，一个司机已在里边坐着了。他手按喇叭，断断续续发出尖厉的呜叫声，直到看到我出来。那个衣冠楚楚的青年在那边踱着步，老师傅也站在一边。
看见我出来，他们就走过来了。那青年的面部表情让我估出，今天他们要对我的抗争进行惩罚了。只见他咬牙切齿地说："现在你要去参加庆祝九大胜利闭幕及中央新委员的产生的会议。你要严肃对待，不能再摆出那副狂妄自大的腔调，否则，造反派会把你砸烂的。"他嘘了口气，好像造反派真已将我砸了个稀巴烂似的，使他觉得幸灾乐祸。
"我们第一看守所对待犯人是讲政策的，因此向来对你是宽宏和气的。出了这大门，情况就不同了。那些造反派们都是讲到做到的，你要当心点，讲话不要太过分。你只有表现得听话点，否则他们真会把你整死的。许多人就是这样活活被他们整死的。"那老师傅说。
我想他们倒不是真的怕找会被整死，他们不过是怕让人批评没有把犯人制服罢了。可能这次会议还会有上级领导出席，他们希望能给领导一个好印象。
"你明白了吗？"那青年问我。
"只要他们不再触怒我，我也就不作任何争辩。"我跟他说。
"看来，在我们出发之前，还真该先教训你一顿。"他说着一边捏紧拳头在我眼前晃了一下。
"你们应该明白，皮肉之苦是封不住我的嘴巴。你们越是要触怒我，我越要反驳。""那好吧，就让群众来教训你。等着吧，假如你不服气，就让他们把你活活整死。""照你的意思，就是要我死不开口，即便有人问我也不开口？"我想摸清一下情况。
"对，只要你低头认罪。""我宁死也不承认根本不存在的罪名。""那就一声也不要出，不管他们怎么说都不开口。"那老工人说，看来两个人中，还是他比较善良一点。
"好吧，我会闷声不响的，不管他们怎么说。但那不等于我已经认罪了。""群众并不能评定你有没有罪。"那老工人继续稳住我。
那青年令我上车，我和老工人，还有另外一人坐在后座，那青年坐在司机边上。当汽车拐出马路时，另一辆车，里面坐着最近一次参加提审我的那些人，紧跟着也驰了出来。
上海的四月，是个十分美丽的季节。街道两侧绿荫葱葱，老是氤氲在一团浑沌呛人的污染之气中的这个工业都市，顷刻显得清新沁人，处处呈现着一派严冬过后的万象更新。车窗敞开着，黄绸的窗帘，随着微风摇曳着，透过窗帘，我看见我们的车正穿过市区往北驶去。好几次，车被路上庆祝"九大"闭慕的游行队伍给阻住。马路上那些到处林立的红旗和五颜六色的标语旗，喧杂的锣鼓声及毛泽东的画像，都与文化革命初时那派景象一模一样。但我又觉得，那些参加游行者，已与三年前完全不同了。他们缺乏过去那股热烈、主动的劲头，表现出一股倦意和厌烦。只见他们懒懒地拖着步子慢慢走着，口号也呼得有气无力，敷衍了事，还有人竟然不跟着一起呼。他们似乎已为持续三年的阶级斗争的疲劳轰炸，给拖累了。更有可能他们对文化革命前景，已不抱任何幻想了。他们中多数人的子女都当过红卫兵，现在这批红卫兵都被驱去农村插队落户了。他们必得将食物和衣着邮寄去资助他们。另外一些人可能感到文化革命造成社会的日趋混乱和物资供应的缺乏，已令他们觉得负担日益沉重。
在过去正常日子里，上海街头总有许多逛街散步的行人。但现在这风和日丽的春日，除了一列一列的游行队伍之外，再不见那种悠闲自得的看热闹者了。我对此很想不通，因为我不曾料到红卫兵和造反派的暴戾蛮横，已把芸芸众生逐出了大街小巷；各派之间的殴斗常会出如伤人的流弹，红卫兵造反派为了维护自己的威严，可以随便动手打人。
当汽车驶入有各大学集中及军用飞机所在之处的那个郊区时，一支空军的游行队伍向我们这边走来。走在队尾的，是一支由全身戎装的漂亮又苗条的姑娘组成的队列。她们看上去，就像是电影里扮出来的女空军战士，而不像是真的解放军。后来在我出去以后，林彪被公开批判了，我才对这些女青年有所了解。他们说，林彪要让他的二十五岁的儿子林立果任中国空军副司令，那时，林立果还刚刚从专为高级干部的子女创办的军事学院毕业。林彪的爪牙就在全国各地挑选美女送给林立果，欲建立"美女三千"的后官，就像古时皇帝选妃子进宫一样。他们对这些女孩子，以在空军服役为诱饵，因为部队的人员都能保证有很高的荣誉和优厚的待遇，且家属还能得到照顾，因此这些女青年都迫切要求参军入伍，却并不知晓她们其实是选去供林立果玩弄的。她们被带到上海，在那里，林立果有一所精心设计的秘密住所，这些女青年通过所谓的"体格检查"，以分门别类，那些林立果不感兴趣的女青年，便被留在空军部队分配工作，这些就是我在游行队列里见到的那些女孩子。
汽车拐入由几座红砖大楼环绕的院落。大门口并没有什么标志说明这是什么机关，也没有站岗放哨的解放军，只一个人等在那里。汽车开进大门后，他就把门关上，然后跟着汽车一起进去。里面的气氛很神秘，我细细往四周观察一下，觉得他们似乎不愿让我知道，自己被押往什么地方。
驶过一片修剪得很整齐的草坪和一排绽着嫩叶的杨柳树，汽车在其中一幢大楼前煞住，两个身穿军装，手臂上箍着造反派袖章的健妇已在那儿等着。其中一人打开车门，老师傅先跳出来，我正准备下，那两个健妇便十分粗暴地一把将我拉下，然后两手挟持着我的双臂把我拖入大楼，就像我随时都要逃脱似的。我们走进一间小房间，她们猛力把我往屋角一推。
"面壁站着，不许动！"一个女人大声吆喝着。
然后我听到那两个女人一屁股往椅子上一坐，也没人吭声。这样好像过了很久，门被打开，然后是一个男人的讲话声，好像提及什么吃饭的事，只听得他们轻声商量了一阵后，其中一个女人便走离房间，待她回来时，又一个人出去了。我则自始至终一直面壁站着。
在静默中挨了好久，我两脚轮流交替着支撑着自己身子的重量，大约这样轮换了总有百来次了，忽地大门又打开了，一个男人，用一种敬畏又神秘的声气，就像中国高级官员家中的佣人在跟他那有地位的主人说话一样："来啦！"意思似乎谁到达了，听他那语气，仿佛来者是个非同一般的人物。
只听得那两个女人闪电似地从椅子上弹起来，又挟持着我的双臂，半拖半拽地把我带出大楼。我们穿过一个已废弃的篮球场，沿着一条两面夹着绿树的小道，拐进另一所大楼。我几乎给她们凌空挟持着；胳肢窝下，已被那两个女人铁钳似的手指擦破了皮。
我越来越觉得纳闷：这究竟是什么地方？外表看，有点像大学的校舍，但看那整洁的楼面和修整过的草坪，又说明这里并不是普通高教系统的院校。那些押我一起来的人，就在离我前边几步远的地方走着，表情有点拘谨小心。虽则门上并没岗哨，但我敢肯定这里不是政府的机要部门，就是解放军的机关。中国百姓偶尔走过这种充满权威和火药味的地方时，往往要倍加小心的。
我们走进一个会议室，大约已有一百来人聚集在那里了，他们面对面分两组坐着，中间留出一块空间，对墙是一个讲台，一些穿着便服的人在讲台后围成个半圆圈坐着。那些第一看守所来的人，就坐在他们当中。墙上是文化革命中常见的标语，用白漆写在红布上，内容离不了那种对极左分子的歌功颂德和咒骂党内"走资派"的彻底破产之语，并声明富有"历史意义"的"九大"是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发展的伟大胜利。我看到毛泽东的接班人林彪的画像，与毛泽东的画像并排挂着。
室内每一件陈设都是讲究整洁的，这说明这幢大楼是属于一个经济宽裕、纪律严密的组织，这只能是解放军部队。我冷眼打量一下在座那些人的衣着，似都比大街上的普通群众要高级一些。许多人穿着呢料或纯涤纶的上装及裤子，不像上海普通那种会上，看上去尽是一片蓝海洋。
那两个女人把我押至面对讲台的扩音器前，其中一人把我的头往下一揿，因此我只能见到一片地板，唯一能看到的，只是扩音机里拉出来的条条凌乱不堪的电线。我想其中一根电线肯定就是通向喇叭，但其他那些众多电线又是通往何处呢？是否别的房间里还有人在参加这场斗争会呢？他们又是谁呢？又为什么显得如此神出鬼没？是不是他们不愿在我面前露脸呢？解放后除了里弄里的户籍警及负责上海工商局和外国公司联系的一个青年外，我只与几个国家干部有过几面之交。有几次我曾应邀出席过上海驻外使节的招待会，在那里我曾见过一位上海市副市长和一些外事处干部。现在上海市政府已被砸烂，他们肯定也成为迫害对象了。因此唯一可理解的是，林彪一派的人已接管了我的专案，那些听广播斗争会的是在职解放军，他们不愿让我看到的或许并不是他们的脸，而是他们的军装罢了。
全场都在振臂高呼口号，并挥动着小红书，一次一次地欢呼"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随后是"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这一切依我看，不仅反映出"九大"以后，林彪的身价陡增，也足以证明这次会议的组织者确实无疑为林彪的亲信，目的在于急速制造对林彪的个人突出。
我只能看到他们的两条腿。一个男人站在我前面发言，他报了我的家庭出身，个人生活经历。我早就领教过了，但凡每次造反派在报道我的情况时，总要添油加酱一番，把我描摹得更富有，生活方式更腐朽更奢侈。现在这场闹剧已演到异想天开，捕风捉影的高潮了。因为我曾答应他们不回击，所以就一味站那儿装哑巴。这与一九六六年的斗争会相比，倒觉得更轻松自在了。然而当那发言者告诉他们，我是帝国主义的特务时，那些与会者都从他们座位上跳起来，围着我施尽凌辱，以示他们对我的仇恨和愤怒。
如此的恶毒诽谤和羞辱，实在令我难以忍受。出于一种本能，我下意识地抬起头来。那女人却蓦地猛烈扭了下我反扣着的双手，顿时肩胛处关节一阵剧疼，就像已被撕裂似的。我只得俯下头往前弯着身子以减轻一些痛苦。当其他人上前指控我时，我一直只得保持着这个姿势。只有在他们高呼口号时，才准许我把两臂放下。后来我才知道，他们这是在对我施行"喷气式"。这是造反派发明的用以摧残他们认为是顽固不化的受害者的一种方式，这样可以强制他们低头。
另一个人接下去发言，他指责我"对抗代表共产党的造反派的命令"，抗拒交代。这时我才明白，我拒不认罪，就是反党的表现。此时，那些与会者更表现得忍无可忍了。看来，是否反党的罪行比特务更为严重？我未来得及自己作出回答，已被推倒在地，那几个强壮得巨人般的悍妇，又把我拖了起来，拉回到原来的地方。
第三个人又接着发言，揭发我为刘少奇翻案。自从中央委员会发布了打倒刘少奇的决议之后，一直在大肆宣传决议的英明正确，因此"刘少奇"这个名字显得十分敏感，那些不愿在政治上遭麻烦的人，一旦要表现他那并非出自内心的感情时，必然会更加夸大其辞，而那些在场的听众当然也不例外。那两个女人此时倒显得十分灵敏，随时准备着把我两手往背后架起来。有几次，她们竟动手殴打我。
与会者的情绪变得歇斯底里了，他们的叫嚣已压倒发言者的讲话声，还有人在我身后猛力推搡。我一个踉跄，把扩音话筒都撞倒了。有个女人想把它拣起来，却被电线绊倒了，连同我也一起被拖倒在地。因我双臂被手铐反锁在身后，因此跌在地上的姿势十分不雅，脸部贴在地上。许多人在这场突发的骚乱中，都接二连三地绊倒在我们身上，顿时全场一片喧杂凌乱。凡分钟后，我又被拉起来。
我己精疲力尽了，直盼着大会快点结束。但发言者还是一个接一个，川流不息的，似乎台上那些围着讲台的人，都想表现一下自己。对我的揭发批判好歹总算停止了，随后，他们开始争相唱着歌颂林彪的歌曲，以这些满是溢美之词的歌曲，来对林彪竭尽吹捧之能事。我想，唯有在林彪的亲信此刻正在某隐蔽处视察着，他们才会显得如此狂热及忠心耿耿，否则这过分的狂热似是无法解释的。
忽地我身后门一开，一个男人关照着："走啦！"意思是有人离开会场了。这简单两个字像是闪电一过，那正在发言的即刻中止了讲话。因为在另一处观察这一切的重要人物己走了，因此这场戏也不必再演下去了。有些人已站起来了，也有些在开始收拾他们的上衣和提包。那发言者就匆匆忙忙地领着他们呼口号，但现在他已被大大地冷落了，只有少数人，一边离开会场一边敷衍地跟着他叫了几句。看起来，似乎他们对我的怒气也已平息了，虽然他们没有对我微笑，但飘来的目光已是完全不一样了。我不过是他们所参加的多次批判会中的一个受害者而已。他们已完成了上级布置的任务．现在，这一切都已告一段落了。当有人从我身边擦过不慎碰了我一下时，后面的人竟会伸手扶挡我一下。
只一会儿功夫，会场里的人几乎都走空了。那些人边走着，互相还在聊着天："这天还有点冷，你说呢？""晚上在哪吃饭？""天下雨了吗？"等等，就好像他们刚刚看完戏，或是电影散场一样。
有如气球"啪"地一下漏了气，反正一下子四处都弥散着这种松垮的气氛。那两个悍妇把我押往那等候着的车里，这次，她们都不再捉住我双肩，让我一个人拖着疲惫的步子走着。对她们来说，她们的戏也结束了。
对"九大"的庆祝，持续了有好几个星期。每隔几天，我就要被带去参加各个斗争大会。有几次大会，都不如那第一次的组织工作这般好。有时碰到的与会者过分狂热积极，我便要多吃苦头了。然后，再被召去提审，反复盘问我是否准备交代。我不是说"没什么可交代"的，就是"我没有罪"，或者索性一声不吭。而他们，则又带我去参加另一个批斗会，这种反复轮回的批斗会，称为"游斗"，是一种麻痹神经的体罚。就这么一天天地，我耳里灌满了愤怒的声讨声，眼前老恍惚晃动着一张张敌视的嘴脸，因着戴手铐及肉体的凌辱而致全身疼痛不已。我觉得自己已经不像个人，只是个没有生命的东西，有时，我似觉得自己的灵魂已脱离了我的躯壳，以一种超然客观的目光，注视着眼前所发生的一切。虽然过后，我又会清醒地回到眼前的现实中来，但我从不因此而感到慌乱和害怕。
以我个人的体会，"游斗"虽说是十分痛苦，但较之其他，还属比较"温和"的。一九七六年毛泽东死后，群众都开始自由谈及自己在文化革命中遭遇。我曾听得一位枯瘪的老人，幽默又不以为然地谈及自己在文化革命中的遭遇，他告诉我，他曾被斗达一百次以上，常常在头颈上被套上一条粗铁链，这是用来对付那些拒不低头的受害者的。唯当他提及他的一些朋友和同事，就是在斗争大会上当场一命呜呼时，他才脸露蹙容。当我与他谈到"喷气式"时，他则摆出一副毫不足道的神情说："这是每个挨斗者都尝过的味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