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逝去的，是荐也回不来了，却是难以忘怀的。此刻，我的思絮，又回到了一九六六年七月，那是个酷暑难熬的晚上。'那是在我上海故居的书房里。找女儿，正在她自己房里睡得香着呢。佣人们，也都在各自房里忙他们自个的事。我独自一人呆在书房里，只听得吊扇在我头上嗡嗡作响，空寂又单调。因着那恹恹的暑气，括在乳白色乾隆古瓶里的朵朵康乃馨，都垂头丧气，一副萎靡不振的样子。沿墙一排书架，满是中外经典名著。幽暗的灯光，将大半间居室，都笼罩在一片阴影之下，但白沙发上一对缎面的大红绣花靠垫，却还是鲜亮夺目，扎眼得很。
我的一位老朋友，是个英国人，曾声称我这个家，是这个色彩贫乏的城市中一方充满幽雅高尚情趣的绿洲。这话倒也不过分。我的居所，虽则称不上华厦美屋，但就是以西方标准来说，也可属于趣味高雅的了。唉，为了这个家，我真是费煞心思了，我力求让它成为我们母女俩一个温馨舒适的安乐窝，以使我们得以在这个越来越无产阶级化的城市里，多多少少还可以按照我们自己的品味度日。解放以来，在上海这么个拥有数百万人口的城市之中，仅仅只有为数不多的几家，方能维持着旧日的生活方式，诸如住在原来的宅第，家里雇有几个仆人。
当然，共产党悬从来不会强制命令，以划定人们该如何生活的模式。但事实上，自一九四九年以来，为着解决社会失业问题，雇主是不可以解雇自己雇员的，但不间断的各种政治运动，又使一些过去富裕之辈逐渐陷入日趋贫困之境。当他们成为多次运动的对象时，他们或被克减工资，或被课以大笔罚款，不少私方人员，不得不携带家眷离开上海，迁至内地边疆。而我依然能一切照旧，这不仅因为我具备有维持我旧有的生活方式的经济实力，而且也因为，我是统战的对象。但不管怎么说，我和女儿，还是谨慎小心、安分守己地过着日子，我们深信共产主义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我们愿跟随历史车轮共同迈步。
一九六六年七月三日午夜前那段时光，竟是我们母女俩持续多年的宁静温馨生活的最后的几个小时了，难怪我的思絮，常常会回到那个时光。那晚，整个城市闷热异常，即使敞开门窗，也不见半丝凉风。我的脸颊和手肘都是汗涔涔粘乎乎的，衬衣汗湿得粘贴在脊梁上。我俯身逐句逐字地琢磨着报上的文字，每一次政治运动前夕，报上都会登载一些语气激烈、措词强硬的文章，它们是为着制造宣传舆论，用以武装群众的头脑。我经常琢磨细读这些文章、社论，因为从中可捉摸和分析出每次运动的目的和它们所针对及打击的对象。在这以前，我从未被牵连进任何政治运动之中。因此那时，我竟一丁点都未意识到，事实上，我巳面临着一场空前的大难了。不过与往常一样，那些社论中的措词和强硬极端的语气，令我感到十分的不安。
老赵，我家的男佣人，手持托盘端来一杯冰镇红茶。我呷，日冰茶，将目光投向我丈夫的遗像。虽说他离我而去已有整整九个年头了，然而因失却他而感到的空虚和寂寞，时时还萦绕在我的心头。每逢我在政治上受到缺乏安全感的骚扰时，我总会觉得自己是那般孤单无靠，我需要他的庇护和依傍呀。
我们是一九三五年在伦敦相识的。那时，他正在苦读博士学位。婚后，我们于一九三九年回到抗战时期的国民党陪都重庆，他就在国民党外交部任职。上海解放时，他是国民党外交部上海办事处的负责人，当时前来接管的共产党代表章汉夫：仍然聘留他，请他任陈毅将军--即过渡时期新任的上海市长--的外交顾问。次年，他获准辞职，即就任亚细亚石油公司上海分公司的总经理。与汇丰银行、渣打银行及帝国化工厂等…样，亚细亚也是英国跨国贸易公司的机构。亚细亚公司当时仍然希望能保留驻中国的办事处。为着亚细亚是唯一的一家仍愿意留在中国大陆经营的西方石油公司，本着和西方国家发展贸易的原则，政府当局对该公司还是十分优待照顾的。
一九五七年，我丈夫因患癌症故世，公司由一位英籍总经理继管，我遂被聘为总经理顾问，以后一直任此职，直至一九六六年。
新任的英国总经理，通过我，代他们解决一些在那个时代资方经常会遇到的一些棘手的麻烦及种种困难。我得周旋于公司与政府之间，既不能损害亚细亚公司的尊严和威望，也得顾全中国方面的面子。我的任务是管理职工，是总经理和公司职工工会之间的联绺员。我需分析工会提出的要求，调解各种纠纷，用中文起草公司和中国政府机构之间的重要文件。每当总经理休假或去北京谈判时，我就代理总经理职务。我为能胜任这么一个世界著名公司的女主管职务而觉得幸运。
一九六六年春天，亚细亚公司经过谈判，和人民政府有关机关签订了资产负债清理协议书。我们上缴了上海公司的全部财产，政府机关接管了全公司的职工，并对他们另行安排了工作或支付退休金。但我不包括在内。这里仅指属予亚细亚公司上会的职员。该工会是上海市总工会的分支机构，我则属于经管人员。
在协议签定以后，我那在上海电影制片厂当演员的女儿，适逢赴华北巡回演出。我原来计划等她回沪后，去香港跑一次。岂料就在等她回上海期间，文化革命爆发了。我女儿的演出队当即被奉命召回上海，回到厂里参加文化大革命了。我知道，每次遇到政治运动，政府官员总是不肯轻易签署任何申请的；与此同时，各项工作即使不致全面停顿，也会因此推延阻搁了。因此，我决定不去申请赴港出境证了，以防吃个闭门羹。因为一旦你的出境申请被撤回，公安局则要将此列入档案记载之中，以后再申请的话，就会有些麻烦了。因而我们决定留在上海，自忖文革将和以往历次政治运动一样，至多不过折腾一年就会过去的。
呷了几日冰茶，通身似感到沁凉了些，我就到隔壁自己卧室里躺下。虽然还是觉得闷热异常，却也睡着了。蒙拢中，只感到有人使劲在推醒我，那是我的房间娘姨陈妈。
我看看床头的钟，才清晨六点半，但窗外已是骄阳高照，室内的气温，也已升高。
"戚和另一个你的同事来了。"陈妈说。
"有什么事吗？"我瞌睡蒙陇地问。
"他们啥都没说，不过，似不大客气。他们自说自话就闯进客厅，往沙发上一坐，不像从前那样候在过道里。"陈妈说。
"那么，那还有一位究竟是谁？"我一边问她，一边走进浴室。戚是工会的副主席，因为工作上的关系，我与他有过几次接触交往。他为人还是比较正派和通情达理的。
"我不知道，这个人从未见来过。他会不会是个保安人员？"陈妈说："这个人长得瘦瘦长长的。"据陈妈的描摹，我猜想，那人可能是亚细亚工会里的激进分子之一。我们机构里没有党员，但从工会一些活动迹象来看，他们是受工会委派来监察我们办事处的。我向来与他们无直接交往，他们多数是保安人员。
老赵在外边轻轻叩叩门，然后递给陈妈一只托盘，并在门缝中说："他们催太太要快点。""知道了，"我吩咐老赵："跟他们说我就下来了，你先招待他们一些冷淡和香烟。"我有意识地磨蹭着，我需要时间好好考虑一下，来应付即将面临的一切。他俩这次大清早来访，凶多吉少。不管怎么说，在中国，当需要大家参加某次会议或听政治报告，很少是在事先个别通知的。领导要求每个人自觉立时放下手头一切事务，去出席各种会议。不知他们究竟要我参加什么样的会？据我所知，上海市总工会已对亚细亚公司的原职工一一划档对号了，以使他们以后能在我们政府机构安排下，与其他老百姓一样接受低工资标准的待遇。
我一边呷着红茶，吃着烤面包，一边再次将亚细亚公司解散前后的种种情况，在脑子中细细回顾一番；同时，也自省了一番自己在公司和政府机关谈判时的表现。我自认每次开会星然是陪伴总经理一起去的，但我本人，并未参与任何讨论。我的任务，是在回到公司后，再与总经理一起细细讨论并提一些建议。我暗晴打定主意，如果一旦他们问及我有关亚细亚的一些事，我就与他们打拉锯仗，让他们直接去伦敦调查好了。
我套上件自衬衣，一条灰布裤，并穿上双黑布鞋，这是中国妇女出入公共场所时的流行装束，以此避免使自己在众目暌、睽之中太显眼注目。在我下楼时，我已考虑到，这两位大清早就闯入的不速之客，或许会有意为难我，要从我身上找什么碴，因此，我故意把步子放得悠闲缓慢，极力做出镇静自若的神态。
当我步入客厅门口时，那两人正岔手岔脚地瘫坐在沙发上，各人跟前的一杯冰镇果汁，却是原封未动。看见我，戚习惯地弯身而起，那另一位，却依旧纹丝不动，这时，戚显得颇有点尴尬，涨红着个脸，又讪讪地重新坐下了。我走到他们跟前，那一位激进分子依然故我，岿然不动。看来，这是一种有准备的失礼。一九四九年解放不久，我居住地公安局一位负责人，初次在我家进行察访时，也是这样。他一进大门，就粗鲁地把老赵一把搡在一边，自说自话踩入我的客厅，并且"卜"一下，把痰吐在地毯上。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的以粗鲁的行为显示自身权威的人。以后，我曾目睹有的基层干部，也经常如此，故意用过度粗鲁的行为来掩饰自己内心所滋长出的那种自卑。
我佯装对戚的狼狈与那一位的无礼浑然不觉，在一把安乐椅上坐下，轻声细气地发问："你们两位大清早这般赶来，到底有什么事吗？""我们通知你去参加一个会议。"戚答。
"你如此磨磨蹭赠的，我们要迟到了。"那一位则接嘴说，并立时霍一下站起来。
"什么会？"我问："是谁主持的？谁让你们来通知我参加这个会的？""你没必要噜噜苏苏打听这么多。没有上级的指示，我们也不会来的。反正全部亚细亚的旧雇员，都必须参加这个会，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会议。"那位激进分子没好声气地叨叨说着，顿了一下，又加了一句："你晓得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了。""但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在贸易公司工作，又不是文化单位。"我说。
"毛主席讲过，每个中国人，都要参加文化大革命。"戚说。
这时，他们都不耐烦地催着："快点了，我们要来不及了。"戚也站起身了。我看看壁炉架上的钟，正是八点一刻。
陈妈拿着我的手提包和一顶浅蓝的丝质折叠伞，在过道上候着我。我在接过它们时，对她笑了笑，她却没有笑，只是默默地看着我，看来，她在为我担心。
"我回来吃午饭。"我宽慰着她。
她只是点点头，依然默不作声。
老赵垂手侍立在敞开的大门边，他也在为我担心。但他什么也没有说，只在我们跨出门口后，悄然把大门关上。
他们对我的担扰，是可以理解的。众所周知，十七年在极左路线干扰下的历次政治运动中，有的人就这样跨出了自己的家门，却没再回来。
路上行人并不多，公共汽车里却很拥挤，乘客们的神情都严肃拘谨。如是一路上颠颠簸簸的，直至九点才到达。
会议借第一技校礼堂作会场，许多青年男女学生，早已聚集在门口了，看见我们，有人就叫牙了："来了来了。"这时，里面走出一个人来，颇不耐烦地对那两个带我来的人说："怎么搞的？去了这半天，会议定在八点开始的。"他俩朝我扫了一眼："你去问她吧。"就扔下我匆匆进入大楼。
那人对我说："过来！"我就随他进入会场。
宽敞的会场已已挤得满满的，前排长条凳上，坐着亚细亚的医生及高级职员。至于司机、门卫、开电梯的、工友、小职员及一大群学生，则坐在后排，那些年轻人可能是技校的学生。还有许多人立在过道上及后排的空位上。火辣辣的阳光从窗口逼入，但在这样闷热窒息的会场里，却很少有人煽扇子，空气中，充满一种紧张和观望以待晦气氛。
我们大家在同一办公室里共事有九年了，几乎可说是天天见面的，但当我与前排的高级职员擦肩而过，进入被指定的座位时，没有一人与我打招呼，大家好像都成了陌路人似的。他们中多数将目光避开我，少数人与我对视了一下，我从中看出，他们正处于困境之中。
我不知道在亚鲴亚宣告结束几个月来，他们是如何度过这段时光的。事实上，他们是真正的牺牲品。在他们之中，多数人为亚细亚服务多年，有的是在二十年代就进入该公司了。在日军占领上海的沦陷期问，不少职员长途跋涉，辗转来到抗战时期的陪都--重庆的亚细亚公司工作，却把自己的家眷留在沦陷区。而留在上海的职员，则宁可忍受各种经济困难，也拒不为日本人所接管的亚细亚--当时易名为日本石油公司服务。许多公司职员而今已年届花甲，进入退休年龄了。政府当局为接受亚细亚所缔结的资产负债协议书中洋细申明，他们将由中国政府机构分配工作，但却未提及她们能否分配到与亚细亚地位相当的工种及待遇。事实上，他们仅只能当当小职员，或者一般翻译，领取低薪或低额退休金。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敢反对协定，因为这是政府要求他们接受的。最后的一任总经理和我，都曾试图要求工会提出保证，保证他们离开本公司后能得到相应的待遇，但他们告诉我们说，每位职工都乐于接受协议所规定的精神。
在最后一次亚细亚公司工会会议上，工会主席话对我说："每位职工都为能从外资公司服务的不平等地位中解放出来后韵光明前途，而感到欢欣。他们都愿当国家机关的职工，为社会主义作出贡献。"这种官方的提法，是难以使所有的人相信的。在公司后期，到我办公室来的一些高级职员都无奈地摇摇头："没有办法。"会议从上午九时开到中午，大约要休会了，此时已足足开了三个多小时，会场内气温随着正午的到来而升高，我想必须保存精力，等待会议主持人的发言。那狭狭长长的条凳，与抗战时重庆防空洞内的长凳一般令人不舒服，我已满头大汗了。 我打开拎包去掏手帕，同时瞥见陈妈放入包内的一把檀香扇，绢面上是我的美术老师画的一幅芍药花，我用扇子驱散一些室内的汗气和人气。。
突然后面一阵骚乱，只见几个男子，穿了短袖衬衫，过膝的粗布短袄，从后面门口走进来，径自登上台，其中一人走到铺上白布的主席台前，另几个，就坐在他身后一排椅子上。在中国，没有人能从某人的服饰来判斯他的生活情况，因为每人都穿得像无产阶级。中国人解释无产者为"一个没有财产的人"。有的中国人认为，在当时表现得寒酸贫困，是既安全又时髦的。因此我不能肯定那位会议主持者是属于哪个级别、何等地位，但我想，他大半是工会的总领导。
"同志们！"他说，"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起并领导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有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我们将战无不胜。我们无产阶级形势一片大好！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我们努力深入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空前绝后的大好机会。这样能提高我们的政治警惕性，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分清人民和敌人。
"社会主义的敌人是非常狡猾的。有些人打着红旗反红旗，有些人笑中藏刀。他们勾结国外帝国主义和国内资产阶级，反对社会主义，妄想让中国人再吃二遍苦，受二茬罪。你们能允许他们成功吗？不！当然不答应，一百个不答应！
"上海解放十七年了，然而直到最近，外资公司仍留在市内。他们的办事处，占据了最好的地方，他们的汽车，在我们的马路上奔驰，外国人和少数忘了自己国籍的中国人，为他们服务，还傲慢地四处吹嘘他们的丰功伟绩。我们知道这些公司都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他们希望能继续在中国进行剥削。我们中国人民是不能容忍这些的，因而，我们关闭了他们的公司，赶走了外国人。这个公司的许多中国职员都被他们腐蚀了，他们的思想混乱不堪，我们必须看清。事实上，他们之中，有些是绝对反动的。我们的任务是落实毛主席的教育改造他们的政策。几个月来，我们为他们办了政治理论学习班，但没有人能接受改造。进行自我批评和认罪是改造的第一步，假若他本人不面对事实，并承认自己的罪行，那么，为了让他更好地进行自我批评，必须首先接受他人的批评。今日召开的大会是对陶方进行批判，并由他自己作自我检讨。
"大家都知道陶方是何许人？三十五年来，他一直是亚绀亚公司的走狗，这家公司是一家大型的跨国公司，世界每个角落都有它的机构在牟取暴利。用列宁的话说，这是资本主义企业中最凶恶的一种剥削方式。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是水火不柏容的，作为社会主义中国的公民，陶方不能为资本主义国家企业的利益服务。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帮助他，希望他能看到光明的一面……"当我听到我们公司过去的会计主任陶方，是这次大会的对象，感到非常意外。因为我一直认为，他们对陶方的印象是比较好的。他的大儿子曾在五十年代，被派往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留学，后来又加入了共产党。我知道每个送往国外学习的青年，必须对其家庭出身进行全面审查，其中也包括他父亲的工作及政治观点。对陶方必然在他儿子出国时就通过了审查，我不懂为何现在要揪出来批判。
解放以来，我曾仔细阅读马克思的著作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写的一些理论文章。我感到，社会主义在中国，似乎只是摸索试行的阶段，尚未形成一套固定格式。我想或许是共产党的政策经常在变动，致使它像天平上的砝码一般，一直在左右移动着，当情况走向极端化而发生问题时，北京方面就执行一些调整的措施，然而有时也会矫枉过正，便再进行调整。但其关键在于，吃大锅饭的经济制度阻碍了生产力发展，而中央的经济计划，又顾不了基层的实际情况，从而影响了群众的积极性。
当上面的政策发生了变化，价值标准也就有所政变，昨天认为是正确的东西，今天可能就不对了，如此摇摆不定。因此，基层领导的指示和措施，仅能在一个时期内有效。所以我认为这次会议并不很重要，作报告者，不过是一个中层领导干部，嚣派往亚细亚公司原职工中领导文化革命的。在我眼中，这场运动不过是场左倾运动，过不多久，当其过分激烈时，上面调整的措施就会下来的，老百姓将有数月或数年的安定，直至下一次运动。北京有人深信，政治运动是促使人类前进的动力。因此我想，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有如那连绵不断的各次政治运动一样，不过是其中之一罢了。
我一面昕着长篇大论的充满火药昧的发言，一边四下打量着会场，只见墙上挂着"打倒帝国主义走狗陶方"的横幅，在他名字上打了两个红叉，这表明他已是敌人了。但我在刚刚进入会场时，并未注意到这条横幅。因为墙上挂满了各种标语口号。宣传，在中国人民生活中极其重要。它们歌颂毛泽东、共产党、社会主义，宣传人民的义务。它们鼓励人民努力工作，学习毛泽东思想，听共产党的话。每次的政治运动一开始，这些口号便作为打击敌人之用。自文化革命开始以来，到处都张贴着数以万计的标语口号，人们不可能一一都能看到，也有些人对它们视而不见。
发言者提到，陶方的糜烂生活，是因长期与资本主义共处而致。看来，他的罪状是生活方式：过度酗酒，讲究吃喝，及种种领导看不顺眼的散漫表现。对这些罪行名目，我并不惊讶。因为我知道，一旦某人被揭发出来，他会一无是处，而任何错误表现，都是算在受资本主义影响这笔账上的。
发言者全面深刻地批判了陶方的私生活，并强凋这是资本主义对他的腐蚀。之后，他的语气态度反而更加严厉。他的目标，开始转向帝国主义及其对中国的侵略历史。对他来说，陶方的错误，并非因为他缺乏自制力，而是因为他曾在一家百年前侵略过中国的一个如此罪行累累的国家所属的公司里工作。他提到一八四零年的鸦片战争，其口气就好像它们就刚刚发生在去年。
虽然他的措词铿锵有力，掷地有声，闻或把音量提高到声嘶力竭的地步，但他的发言，却是冗长的，慢节奏的。他不时停下来喝口水，或看发言稿。他知道这里有一批被强迫参加的听众，没人敢在结束前擅自离开，他的讲话再冗长，听众们也不得不洗耳恭听。室内闷热难熬，听众也渐渐感到不耐烦了。我看看衰j已快十二点了。可能发表高论的那人感到累了，且也饿了，他突然结束了发言，宣布休会，下午一点三十分再继续开会。话音刚落，大家都起身涌向出口处。
外面，正午的烈日，火辣辣地硒着马路。树荫下停着一辆三轮车，我跑过去请他快快把我送到家去，我愿意加倍付钱给他。
早晨带我去的那个人，突然从大楼里冲出来，大声喝令我停下。他要我在学校的食堂吃中饭，这样我下午就不会迟到了。他那么猴急地要扣住我，竟牢牢抓住三轮车的把手不放。我再三保证我一定准时赶回来，他这才悻悻地放了手。
我那幢可爱的小楼，，窗上有帆布篷遮，凉台上垂挂着绿色的竹帘，与那热不透风的会场相比，这里简直成了我的避难所。我的衬衫已全部汗湿了，粘粘地贴在背脊上，我马上冲了个淋浴，喝了杯冰镇茶，并享受了一餐厨师为我准备的可口的午餐，再在床上闭目养神约半小时左右，便坐了那辆预先让他停着等我的三轮车，再返回会场。
待我赶到会场时，还稍稍早了一点，但我已是最后一个报到的了。我在第二排一个靠着柱子的座位上坐下，如是我坐累了还可以有个靠处。我又随身带了一个大挎包，里面放着一瓶水，还有茶杯，另外还有两块巧克力。因有了这一切准备，我心里似乎也踏实了，静静地等着那人继续他的发言。
会场渐渐满了。到两点钟，还是那儿个人，又登上了主席台，依次坐下。蓦地，那发言者突地向后面的人做了个手势，出乎意外地，陶方被带入会场，戴着用白纸糊的高帽子，上面写着"牛鬼蛇神，，要不是他那悲戚的表情，那就活像个小丑。
在中国神话传说中，牛鬼蛇神，是指那些专门伪装起来作祟的魔鬼，一旦他们被人识破了，便会原形毕露。在文化大革命中，它被用来代表所谓黑九类：一九五零--九五二年土改中划为地主的，一九五五年合作化时划为富农的，一九五零年镇反和一九五五年肃反被揭发为反革命的，共产党执政后，各时期被逮捕的坏分子，一九五七年反右时被揭发的右派、叛徒（即曾被国民党逮捕的共产党员中被疑叛党投敌或泄露组织机密者）、特务（与国外间谍机构有联系的男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即共产党员中，在工作上不坚决执行极左路线政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及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
"牛鬼蛇神"简称"牛"，在文革中被消除出来的九类人被集中监禁的地方，称为"牛棚"，当运动的范围扩大时，每个单位都设有牛栅，而每个组织的革命群众，都有权处理这些"牛"，惨无人道的待遇再加上残酷的逼、供、信，使许多"牛"的生活，比普通监狱里的犯人更恶劣。
陶方完全变了一个人样！当他和我在一起办公时，他总显得非常自信，现在却变得如惊弓之鸟，颓废萎靡，人也瘦了一圈，与过去几个月相比，似老了好几年。后面几个青年人，却在窃笑。当陶方被带到台上时，后面的人都站起来看，把长凳都推倒了。于是，有人把一张椅子搬到台前，令陶方站在上面。陶方爬上椅子，戴上高帽子，神情卑怯慌乱，后排的几个青年却不禁纵声笑了起来。
这时，有人从后面角落站起来，这自然是事先组织的，他们手里高举毛泽东红宝书，那是每个人必须随身携带的，需要对，作高举时用。他领导全体群众高呼口号：
"打倒陶方！""打倒帝国主义走狗陶方！""……！""……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霎时，一切喧闹声笑声都煞住，大家都起身高呼口号，手中挥着语录本。我没带语录本，生怕被人发现，只得讪讪地慢吞吞拖延着。令我深觉不解的是，陶方竟也跟着与反对他的人一起举手高呼口号。这时，我便把我身边的扇子、提包、水瓶、杯子等一一收拾好，放在长凳上，然后站了起来，其时其他人已停止喊口号并坐下来了。所以，我只得重新把那些杂七杂八的东西拿起来，方可坐下。挨着我坐的一个人看不惯我的样子，把身体挪开我一点，好像怕我的不良行为会玷污他似的。
当群众开始愤怒地声讨并斗争犯罪分子陶方时，他被一把揪下椅子，在他低头下来时，不慎把那顶高帽子丢落在地上。那些学生又发出哄堂大笑。陶方恐惧地看看主持会议的人，显然，他怕被指责为故意的。当另一个人把帽子拾起放在桌上时，他才松了口气。
那会议主持人，鼓动公司其他职工，包括早晨来我家的两位，及其他一些在陶方所在的金计科工作的低级职员上来发言。他们依次上台表示他们对陶方的愤怒和仇恨，重复了上午会议主持者对陶方所揭发的一些内容。我知道，批判的范围和内容，事先都是领导指示的，他们只是不加思索地按上面布置的去说，如讲不同的内容，便是批判不深入。中国人已得到一个经验，就是自己不假思索，仅照上级的指示办事，那么上级就会更相信他们、赏识他们。那些老职工对陶方批判了好长一段时间。所有获准发言的都是工人和低级职员，我们这些高级职员，则没有一个人有资格参加，他们只是低头静静地坐着。
最后，会议主持人又发言了。他告诉大家，陶方经过运动积极分子几星期的教育帮助，最后已承认了错误，他是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受害者。说着他就转过身去，对着陶方，以一个粗暴的教师训斥一个顽劣的学生般口气对他说："这是事实吗？是帝国主义者用高薪收买你当他们的奴隶？你为了他们给你的高薪和金钱，出卖了你自己的灵魂，为他们干了不少肮脏的勾当，是这样吗？"会场顿时安静下来，等着听陶方的回答。但他并未痛哭流涕表示悔改，只是沮丧地点点头。
我认为他承认自己是"以金钱出卖了灵魂"实在太愚蠢了，这样，将引来他们要求更高的揭发，最终使他自己无法解脱。我认为最好是实事求是地给他们解释，亚细亚公司在共产党解放中国后，之所以能依旧按从前的薪永支付给上海职工，只是因为当时政府对此不加干涉，当然公司也就不对职工削减薪水。他还可聪明地说（如此对方就难以反驳了）：为外资公司服务，也和国家机关企业其他职工一样，并不影响个人为人民服务的权利。
"现在，陶方作检查。"那人宣布道。
陶方仍是那沮丧不振的样子，眼睛也不往人丛扫一扫，从口袋里拿出几张纸，毫无表情地低声读着准备好的检查。他虚心地承认了大会对他所揭发的全部罪行，也承认他之被打倒，是因为他缺乏社会主义觉悟。他痛悔为外资公司工作了三十五年，他们毁了他的一生。他为受帝国主义分子的宣传所蒙蔽，为受亚细亚公司优厚待遇的奴役而感到羞愧。他恳求无产阶级的宽恕，并给他改造的机会。他也提及，他儿子是党员，是国家培养他出国深造的。他自己生活的堕落，是对政府忘恩负义的表现。他向大会表示，决心认清外国资本家及帝国主义者反对共产党中国的阴谋，并努力揭发他们的卑劣手段，以实际行动表示他痛改前非的决心。他说他正在写一份详细的认罪书以交代他在亚细亚公司所犯下的罪行。
他在发言中过分强调了对自己错误的谴责。她的嗓音是时时颤抖的，有时张开了嘴，却说不出一个字。当他翻动发言稿时，双手在索索发抖。我相信他这样的紧张并非因为恐惧，因为他自己心里明白他并未犯啥罪，毕竟亚细亚公司在中国设立机构，是政府允许的，而且也是需要的。同时我也清楚，我们公司是谨慎正确地按照中国政府的法令办事。对这点，陶方也是十分明白了您的。我看他主要问题是在精神体力上已过度虚脱，致使他完全屈服了。我肯定那得归功于"帮助"他的人花了几天甚至几星期的昼夜不息，对他不断的审问及施加压力。大家都知道，当一个人处在体力瘫痪、精神崩溃之际，什么都会招认的。这种逼供方式被称为"疲劳轰炸"。
要是仅从我个人方面来讲，这次会上的一切表演，可以说对我是无关紧要，毫不相干的。但即使如此，却也令我发指。这次"斗争大会"对我产生的第一个想法是，以如此野蛮的手段来对待一个人，竟发生在我可爱的有着五千年文化历史的祖国，这让我感到恶心和羞耻。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感到自身的堕落！
还有人在继续呼口号，但大家都已涌向门口。
刚刚企图阻止我回家吃午饭的那人又在走廊里等我。他对我说："你来一下，有几位同志要和你谈谈。"我跟他们来到一间教室，那里课桌椅都给翻堆在一个角落里，那会议主持者和另一人坐在讲台边，那边还有一只空椅子，他们示意我坐下。
"刚才大会的内容都听到了吗？"那会议主持者问我。
我点点头。
"你对大会有什么看法？我想你是第一次参加这类会议的。"虽然我不能对他们说实话，但我也不愿说阿谀他们的违心之言。所以我就问："我能向你们请教一下我今天一天所想的一些问题码？"看上去他有点不快了，但嘴上却说："你讲！""你们代表哪一个组织？是谁授权你们召开这样的大会？除了过去公司的职员参加之外，还有哪些人参加？"显然他对我问及的"权利"而感到不悦，但还是努力克制着。他回答："我们代表无产阶级。这会议是上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领导委员会授权召并的。"我要他解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他说这是一场清除中国社会中阻碍社会主义前进的一切阻力的大革命。他重复了经常运用的毛泽东话录，并告诉我：每个中国人必须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能有例外。
"你必须老老实实，像陶方那样，好好改造自己。"他说。
"我并未觉得我有啥不对。"我说，在我的语调中，表示出对他这样的话的惊讶。
"可能你再三考虑后就会改变态度的。"另一个人说，"假若你要包庇帝国主义分子，不会有好下场的。""这有什么可包庇的？帝国主义的每项活动都记载在我们的史册里。"我回答。
那人提高嗓门说："你这是什么话？我们不管过去的事，我们只谈目前，关于你供职的公司，陶方已承认一切罪行。我们知道，亚细亚上海办事处就是挂羊头卖狗肉；我们也知道，你在这场肮脏的交易中所扮的角色。别把我们当作傻瓜。""我真不明白你所说的。"我说，"据我所知，我工作的这家公司，从未做过违法的或不道德的事情。中国有公安部门，要有什么错误，当然早就会被发现了。"他俩蹬大眼睛看着我，几乎同时叫出来："你想包庇帝国主义分子！"我愤怒地说："你们误会了，我不过把事实讲讲清楚，我了解他们。我为何要包庇他们？亚细亚公司上海办事处已关闭，英国总经理也已走了，没有人需要我庇护。""是呵，英国总经理已走了，但你仍在。你像他一样了解一切情况。你丈夫当了多年的总经理；他死后，你接替他入公司，你肯定知道一切内情。""正因为找了解公司上海办事处的各种情况，所以我讲他们从未做过任何不妥之事。"我说。
另一人打断了我的话。他说："我建议你现在回家好好想一想，我们再要找你时，会通知你的。告诉我你的电话号码。
我给了他电话号码，就离开了。
外边，已是暮色苍茫的傍晚时分了，一阵微风迎面拂来，令人十分舒适。我决定步行回家，这样既可活动一下身子，也可思考一下问题。
当我走过第一医学院时，我看见我的朋友薇妮，从半闭着的大门中挤出来，后面跟着一大群她的同事。我们互相招呼了一下，她与我一起结伴回家，因她就住在我家附近。
"这么晚了，你怎么还出来？"薇妮问。
"我刚才去参加一次批判会。我被责令参加文化大革命了。""是否因为亚细亚公司上海办事处已关闭的原因？快说给我听。""说来话长，上我家和我一起吃晚饭吧？"我问。我很想听听薇妮的意见。她已经历过多次政治运动，对于如何应付这些情况，是很有经验的了。
"好吧。我等一下在你家打个电话回家，这几天亨利都回来很晚。每来一次政治运动，他当教授的，总得付出代价。教授永远是运动对象。"薇妮说。亨利是她丈夫，在同济大学建筑系当教授。
"亨利有啥麻烦了吗？"我急切地问。
"没有！谢谢上帝，还没有。"薇妮回答着，从提包里摸出把梳子梳梳头发。"你的佣人看见我这样蓬着头发来吃饭，会吓昏的。"她虽已年过四十，有了三个儿子，但仍保有一个苗条的身材。虽说她穿着一身与她极不相称的人民装，然而仍显得十分俏丽。她必须把自己装扮得像一位医学院的英文和拉丁文教师那样。她自获得新英格兰女子文学院的英语文学学士学位后，便和她丈夫，英国剑桥大学毕业生，在抗日战争结束后回到中国。亨利被聘为同济大学建筑系教授，后来升为系主任。但在当时高速度的通货膨胀下，教授的工资无法赶上物价的上升，为了贴补家庭开支，薇妮经常给上海的欧洲侨民教授中文。他们切身体会到，国民党政府无力管理战后的经济问题及学院的改革。因而他们由衷拥护一九四九年共产党解放中国，以求获得安定和平。
在那时，因为国民党封锁共产党解放区的真实情况，因此上海人很少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一九四九年年前，有关解放区的消息唯一来源，就是不时访问延安的西方记者和作家对解放区的光辉报道。他们中多数是民主人士。他们被共产党领导人诚恳态度及严肃纪律所感动。解放前，在国民党统治区，共产党地下党大力宣传，许诺要在解放以后进行和平建设，建立全国统一战线及一个民主的政府。这一切和国民党的腐朽统治形成鲜明的对比。中国知识分子热诚地接受了共产党的宣传。
上海解放后，政府鼓励妇女出来工作，一九五零年薇妮便担任了医学院的教师。次年，为了统一管理大学，开展了思想改造运动。薇妮和亨利突然醒悟过来了。虽然他们两人在这次运动中未受牵连，但他们必须忍气吞声地反省他们的家庭出身、所受到的帝国主义教育，亨利还要对建筑设计中表现出来的世界观及教育思想进行自我批评，他们反复写批评性的自传。经过这一阶段的惩罚和屈辱的考察，亨利被认为不适宜继续任建筑系主任。因当时全面采用苏联教材讲课，中国的一些传统工作方法及西方的建筑设计，被藐视地称为封建的和腐朽的。
虽然思想改造运动在一九五一年结束了，但大学各级组织都派驻了支部书记。他们全面管理教工的工作和生活，他们中大部分没有受过多少教育，也从未当过教师。亨利和薇妮住在分配给他们的房子里，接受了他们支付的薪水，按照党领导的指示工作。这两位受过高等教育、活跃又富有想象力，对共产党的领导充满信心的青年，在极左路线对知识分子的怀疑迫害下，变成了一对教育机器。但他们还属幸运儿，全国有许多大学教师，情况比他们还恶劣，有的被送去劳动改造，有的竟被清除出学校。
朝鲜战争结束后，周恩来总理觉察到知识分子的困境，想改善他们的处境，试行比较开明的政策。薇妮和亨利得以分配到一层较宽敞的公寓，该公寓就在我住处附近。工作上也少了些约束。薇妮经常来我家，借阅一些我能从香港及英国办事处进口的杂志和书籍，或来我处享受一番立体声音乐唱片。
一九五六年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各级领导都鼓励人民群众向党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改进工作。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及人民群众，向共产党提出了建议，也有发牢骚的。但薇妮和亨稍却克制着，他们什么也没说。因此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时，未被波及。当时，不少提意见的成为右派分子，其中许多人失去公职，作为敌人被送去劳动改造。有些人降级降薪，这使全体知识，分子胆颤心寒，使中国的文化实质上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
当薇妮和我抵家时，未及我举手打铃，门已开了，原来老赵一直在门口焦虑地等着我。他告诉我，我女儿已来过电话，说是不回家吃晚饭了。
"请关照厨师，黄太太今晚在此吃晚饭。"我吩咐老赵，一边带了薇妮上楼去了。
老赵在餐桌上安排好两人的西餐，桌上铺着白亚麻绣花台布。餐桌中间，是一瓶白颜色的荷兰石竹花。
"厨师说，菜是炸鲑鱼和新鲜色拉，可以吗？"老赵问我。我通常中西菜轮换着吃，以厨师在菜市上能买到什么菜决定当天的菜谱。
我转向薇妮征求她意见，她说："太好了，我就喜欢吃'鲑鱼'。"当我们在餐桌前入座时，薇妮望望我那幅浅蓝色的大幅油画，那是位名画家、原浙江美术学院院长林风眠的作品。这幅油画，是我那以蓝白色为基调的餐厅中的中心装饰。它在外形和色彩上，都和我陈列在餐具橱里的蓝白青花瓷器及康熙花瓶相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