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我从监狱里出来后，想与弟弟联系，他却不愿和我通信。他讲像我这样一个过去与西方世界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人，仍然是个"危险人物"。直到一九七六年毛泽东故世，接着"四人帮"被捕，我弟弟才将我邀去北京。我发现他已彻底衰老了。文化大革命中，他因为是一名教授，历尽了残酷的折磨。他和他妻子在五七干校劳动了几年，那里的生活非常艰苦。我实在不忍心再提及他为什么要说我们在南京中山纪念堂国民党旗前留过影。我不忍心让他觉察到我在责怪他屈从了极左派分子，因为他所承受的痛苦已太深，受迫害的时间也太长了。
北京外贸学院在文革期间被迫关闭几年后，又重新恢复了。他和其他几位教授又忙忙碌碌地把外语系重新恢复组织起来。似乎在停止了多年工作之后，能再做些有意义的事，已经令他很感满意了。他那小小的一套公寓里总是宾客满堂，大家一起商洽工作。我不愿令他再回忆起文革。然而就在我离开北京的前几分钟，他自己突然提起这件事。
他说："一九六二年你是寄过一张照片给我的吗？""我寄给你一张母亲的放大照片，那是在上海万象照相馆冲印的。"我跟他说，"一九六二年我就只寄过给你这么一张照片。""只有一张母亲的照片？我记得还有一张了。那些造反派坚持说是在中山纪念堂国民党旗前照的，他们讲得那么肯定，煞有其事的。我对照片之事是一点印象都没有，但他们反反复复地这么说，我似乎也就稀里糊涂地印上了这么个印象，最后就觉得或许真有其事。""没有！"我怒不可遏地说，"根本没有这回事。我们根本没去过中山纪念堂。造反派都是骗子。他们存心要揪斗我们，因此就拚命把我们打成效忠于国民党的人。如是，就可以惩办我们了。"他将手搭着我肩，显出一派随遇而安的神情，低头对我说："别激动，也别发火。对他们发火又有什么用呢？横竖是他们说了算了。如果他们说有这件事，就顺着说算啦。反抗顶什么用？我从自身经验中已悟出了这条。我想你在监狱中，也肯定已学会了。""不，我什么也没学会，我也不想学这一套。
"你慢慢会接受的，我们同样也应该这样处世。我见过许多人都是这样的。我也是这样。你慢慢也会这样的。""我不愿我自己变成这样。""听你这么说，我感到很遗憾，十分遗憾。我怕你会再度遭难受苦。"后来我弟妇进来了，告诉去机场的出租车已等在外面了。在我和弟弟道别时，我只感到全身颤抖不止。不知是因为对我们置身的可怕环境感到愤怒，还是为了我们除明哲保身，忍气吞声之外，再没其他路可走而伤心。我在车里转身向我弟弟挥手告别时，他已经进屋了。我想他对我也有些失望，因为我没有像那些精明的中国人那般，学会了"逆来顺受"这套本事。
一九八四年三月，我到美国亚利桑那州去与我弟弟见面。他是以交换学者身份由北京外贸学院派遣至美国国际关系研究院讲学的。这时，他已是个患有肺气肿病的老人了，看上去比他的实际年龄要大十岁。当他向我介绍着自己的近况时，双目闪过一丝几曾消失的诙谐和幽默。他说他总算恢复了经济系教授的职称，到美国来讲授中国的新经济政策。我问，要是共产党的政策又向左拐，就像在过去三十年中由左向右，又由右向左，如是左右替换，那该怎么办呢？他只是深深地叹了口气，过了一会，说："我身体有病，政策每变一次，得好几年。我们都希望再一次变更来临时，我己眼不见为净了。"
